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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黃埔軍校 軍校籌建工作“頭三腳”
中國黃埔軍校 軍校籌建工作“頭三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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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校籌建工作“頭三腳”(1)
  萬事開頭難,何況軍校在籌建之初,一無所有。但軍校創辦工作在孫中山的領導和共產黨人的積極合作下,踢開了“軍校選址、校長風波、招生考試”的頭三腳。
  黃埔島上雖然有幾處房屋,但因年久失修,已是敗瓦頹垣,且由于遠離市區,水陸交通皆艱難,不便到島上辦公。籌備處在開始時的近半個月里,沒有地方可安置,孫中山只好把乘坐的“大南洋號”船停靠在江邊,作為臨時辦公地點。后在南堤2號(今廣州沿江中路第239號對面)尋找到一座西歐古羅馬圓柱式小樓房,年租金200元白銀。2月6日,設籌備處于此樓,正式開始籌建軍校的工作。這座古建筑,矗立于珠江岸邊,南瞰滔滔江水,后臨八旗二馬路,全樓高約15米,是一幢中間3層、后進2層的西式樓房,建筑占地面積約700平方米。當時,這里是市區最熱鬧、最繁華的地方之一,賭館、妓院比比皆是,幾家著名的百貨公司大樓林立于附近。南堤2號古樓最早卷動了黃埔軍校的歷史風云,自1924年初黃埔軍校籌備委員會駐節這里開始,黃埔軍校駐省辦事處、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黃埔軍校同學會都曾在這里辦公。因此,這里又被稱做是黃埔軍校的祖宗之圣地。
  廣州《民國日報》刊登的黃埔軍校考試委員會啟事軍校籌備委員會登岸入住南堤2號古樓后,在門前掛起了籌備委員會辦事處的名匾,張貼出第1期招生公告,公開打出了創建軍校的旗幟。
  南堤2號古樓2樓中間會議室的會議,在廣州早春的和風中是一個接著一個地開,晚間樓內燈火通明。在籌備會開張初期,會議由蔣介石主持,后由廖仲愷代行其責。參加會議的除大元帥府任命的原大本營高級參謀王伯齡、原粵軍第8師師長兼西江善后督辦李濟深、原粵軍西江講武堂總教練林振雄以及俞飛鵬、宋榮昌、張家瑞6名正式委員外,還有經王伯齡剛從粵軍第6旅邀請來的原參謀長葉劍英、粵軍驍將鄧演達以及營長嚴重、原保定軍校炮兵隊長錢大鈞、建國粵軍軍部參議劉峙、原東路討賊軍總部副官顧祝同等。會議的內容,主要是決定有關軍校開辦事宜,實施各項創校工作。
  這一時期,由籌委會委員討論決議的各種工作繁多,初步安排的主要工作有8項:訂立校章,修理校舍,任免教職員,招考學生,審查員生資格,決定第1期學生教練計劃,決定全校員生必須加入國民黨,決定服裝、教材書籍之樣式種類及購置辦法。在籌備軍校體制過程中,初定設立教授、教練、管理、軍需、軍醫5個部,由各籌備委員暫行分工主管。先期各級辦事人員則從各軍軍事學校在職人員中選拔,經嚴格挑選后再通過考試擇優錄用。
  孫中山手書的國民黨中執委候補委員名單關于學生來源,籌委會決定在全國19個省進行招考。2月10日,擬定招生名額為324人。分配各省區招考學生名額:直隸、山東、山西、陜西、河南、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廣西14省每省12人,計168人;東三省、熱河、察哈爾計50人;湘、粵、滇、豫、桂軍5個軍各15人,計75人;國民黨先烈家屬20人;留有9個人的名額作為機動。另招備取生30人至50人。
  廖仲愷作為大元帥府的財政部長,受孫中山的委托,一直參與軍校的籌備工作并傾注了極大的熱情。他在校務籌備會上說:“創辦本黨軍官學校,近日在剛剛結束的全國代表大會上獲一致通過。這次大會,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各項政策。中國革命的高潮已經來到了,軍官學校的籌辦,將是涌于潮頭最引人注目的一朵浪花。在這次會議結束時,已經提請兩黨同志回去后在全國各地為本校招生。我們一定要把那些優秀的、忠實于本黨主義的人才集合到本黨的旗幟下。現在,這里的各項籌備工作要抓緊,加快落實。南堤2號,現已經成了全國關注的中心,諸位一定要不辱使命。”
  南堤2號門前自掛出了黃埔軍校籌備處的牌子后,門里門外開始忙碌起來,人群絡繹不絕。與此同時,市內的大街小巷也貼出了黃埔軍校的《招生簡章》。招生條件要求“明白主義”,學歷上要求中學或相當于中學畢業,身體要求“強健”、無眼病、無肺病和性病。考試要求筆試口試,考試內容是作文、政治和數學。黃埔軍校招生雖說是全國性的,但實行起來困難很大。在國民黨有一定影響的幾個省份和地區,可以在《民國日報》上登幾則啟事。但在軍閥盤踞的多數省份,卻不能公開招生,甚至有的省份的軍閥竟下令學生不得出省一步。那時的國民黨組織松散,對在全國招生無能為力。眼看著各地報考工作要落空,孫中山焦急萬分,廖仲愷急忙找到中共總書記陳獨秀。陳獨秀召集在國民黨中任職的中共黨員譚平山和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決定以中共中央和共青團中央名義向各地組織發電,沖破軍閥障礙,挑選優秀分子赴廣州應試。
軍校籌建工作“頭三腳”(2)
  1924年,毛澤東在廣州。幫助黃埔軍校招收人才,最不遺余力的還有時年31歲的毛澤東,他精力過人,膽大心細。查閱《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第一至第四隊詳細調查表》,可見在學生親筆填寫的“入校介紹人”一欄中,有5名湖南學生的入校介紹人中都有毛澤東的名字,這5人是:新田縣的蔣先云,耒陽縣的伍文生和李漢藩,衡山縣的趙楠,醴陵縣的張際春(非后來的解放軍第2野戰軍副政委張際春,兩人同名同姓同鄉,考入黃埔軍校第1期的張際春畢業后曾任國民革命軍團長,在蘇聯學習兩年回國后到上海中央軍委工作,曾担任上海總工會糾察隊副總指揮,1933年病逝)。1924年3月,由毛澤東出面在軍閥孫傳芳的眼皮底下,在上海秘密組織了一個黃埔軍校分考場。所謂分考場是指整個長江流域各省份的考生先到這里集中,經過篩選,再赴廣州參加總考。毛澤東在這里給許多人發放了路費和證明,送他們登上南下的火車和輪船,多年后這些熱血青年還記得,在送別的時刻,毛澤東都會說一句“讓我們相會在廣州”,都記得毛澤東在碼頭上那清瘦的身影和真誠的祝愿。
  廖仲愷在1924年的題詞籌備軍校的各項工作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中,自然也就涉及到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這就是關于校長的人選。本來軍校校長是由孫中山本人兼任的,但是他考慮到自己的身體狀況等原因,不適宜做具體的校務工作,于是最初決定讓程潛担任校長一職,而以蔣介石、李濟深為副校長。誰知蔣介石不愿在程潛之下,對孫中山的這一安排大為不滿。本來由孫中山任校長,蔣介石無話可說,但當孫中山透露出不兼任校長之職時,蔣介石則對校長一職志在必得,他耍起了政客的慣用手段。2月21日,蔣介石未經孫中山和廖仲愷的同意,就宣布軍校不辦了,并擅自發給教職員離職津貼,企圖解散籌委會。他寫了一份辭職書,說“籌備處已移交廖仲愷先生代為交卸”,便不辭而別。孫中山與廖仲愷對蔣介石的行為十分不滿。廖仲愷當即對籌委會的工作人員說:“辦黃埔是黨要辦的,而且一定要辦成。”“蔣介石不要辦,或因此辦不成,蔣先生要開罪于全黨。”
  蔣介石辭去軍校籌備委員長職務后,擅自離開廣州,跑到上海消極對抗。他給廖仲愷的信中托詞說明他為什么要離廣州回上海的原因:一是對孫中山的政績不滿,二是對廖仲愷的財政不滿,三是對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不信任。另一方面,蔣介石又委托張靜江找孫中山說情,明言他想當這個校長。
  孫中山在蔣介石的辭職書上批復:“務須任勞任怨,百折不回,從窮苦中去奮斗,故不準辭職。”為了不影響軍校籌備工作的進程,2月23日,孫中山立即任命廖仲愷兼理籌委會委員長之職,同時邀請鄧演達、葉劍英等一道辦理招生建校工作。廖仲愷忠心耿耿,積極進行籌備工作,同時竭力催促蔣介石回廣州復職。孫中山后又電催蔣介石回粵復職,責問:“辭呈未準,何得拂然而行?”廖仲愷也電催蔣介石南歸,責令“毋負遠來考者,以損黨譽”。3月14日,蔣介石復函廖仲愷,表示不相信國共始終合作。對蔣介石的如此要挾,孫中山和廖仲愷仍是苦口婆心地勸說,3月16日孫中山發表《中國國民黨孫總理勉勵同志文》,再次闡述聯俄、聯共的必要性。
  為了切實做好招生工作,孫中山指示軍校籌備委員會成立入學試驗委員會,仍公布以蔣介石為委員長,王伯齡、鄧演達、彭素民、嚴重、錢大鈞、胡樹森、張家瑞、宋榮昌、簡作楨等9人為委員,經孫中山批準于3月21日成立。因當時蔣介石離職,指定李濟深為代理委員長。
  軍校籌備工作日益繁忙,蔣介石卻逍遙地由上海返回了浙江奉化老家。這一期間,廖仲愷連日電催蔣介石南歸,3月26日詢問:“歸否?俾得自決。”表示作最后通知。3月30日蔣介石致電廖仲愷,借口懷疑軍校經費不足,黃埔軍校校黨代表廖仲愷表示對軍校失去信心。廖仲愷復電表示,經費不乏,盡可安心辦學,惟請即來。然而,蔣介石未達目的,哪肯罷休,仍以種種理由不歸,暗中也在四處探聽孫中山對校長一職的安排。為了革命大業,孫中山委曲求全,又特派許崇智專程到奉化勸說蔣介石回校,并說明如果蔣介石再不回廣州,軍校之責就只好另請別人了。4月21日,蔣介石在感到再拖下去恐怕兇多吉少的情況下,他這才重返廣州。
軍校籌建工作“頭三腳”(3)
  蔣介石回廣州后,在未正式下達校長命令前,仍是對籌委會的工作橫挑鼻子豎挑眼。當時,籌措辦校經費是一大困難,蔣介石對此十分不滿,質問廖仲愷:軍校費用“是否另有指定?”廖仲愷為使蔣放心,對他說:“軍校款,弟不問支出,兄亦不問來源。”實際上,從籌備到辦校,廖仲愷為解決軍校經費問題,常常不得不以極大耐心同控制了廣東財政收入的西南軍閥交涉,甚至要跑到楊希閔的鴉片煙床前耐心做工作,才能夠從他們霸占的稅收中得到一點撥款。廖仲愷扶持軍校的苦心,使師生深為感動,譽稱他為“黃埔慈母”。同時參與軍校籌備工作的葉劍英后來就此事評價說:“當時真正懂得中山先生建軍思想的是廖仲愷先生,而不是蔣介石。”(1956年11月10日《文匯報》)
  蔣介石不顧大局,鬧個人意見,孫中山欲想換人,但權衡之下又找不到更合適的人選,于是想出了一個妥協而又明智的巧妙辦法:決定讓出校長一職給蔣介石,另設軍校總理一職由自己親任,仍位駕于校長之上,并設校黨代表由廖仲愷担任,以制約校長。5月3日,簽署了“特任蔣中正為陸軍軍官學校校長”的任命;5月9日,簽署了“特派廖仲愷為駐陸軍軍官學校中國國民黨代表”的任命。
  籌備處自2月6日成立,至5月9日本校開課,軍校辦事機構在黃埔島正式開張,南堤籌委會改為軍校駐省辦事處。籌委會歷時3個月,共召開籌備會議32次。這一時期,蔣介石在籌委會僅工作了很短的時籌辦軍官學校的報道間,許多重大事情是廖仲愷負責籌劃的。然而,蔣介石卻如愿以償地當上了黃埔軍校校長,這里面既有蔣介石的投機成分在內,也是由多種因素組合造成的這一歷史必然。首先是國民黨內缺乏軍事人才,其次是蔣介石先期要求出使蘇俄,造成了先入為主、舍其無人的態勢,從而迫使孫中山最終做出了這一決定。
  孫中山對黃埔軍校十分重視,他作為軍校總理與校長、黨代表3人組成校本部,這是軍校的最高領導機構。校本部之下,除原設5個部外,為加強對學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決定增設政治部。另設教官室主管戰術訓練工作。后又增設教育長一職。建校之初,政治部以戴季陶為主任,張申府(當時是共產黨員)為副主任;教練部以李濟深為主任,鄧演達為副主任兼總隊長;教授部以王伯齡為主任,葉劍英為副主任;管理部以林振雄為主任;軍需部以周駿彥為主任,俞飛鵬為副主任;軍醫部以宋榮昌為主任,李其芳為副主任;以何應欽為戰術總教官。教育長則先后由胡謙、王伯齡、何應欽、鄧演達等担任。后又增設參謀處,以錢大鈞為處長。
  黃埔軍校以造就革命軍干部為目的,所以教練部特別注意各級官長的人選,以作為學生的楷模。籌委會規定,凡是由各方舉薦的人員,先填寫履歷表,再經過詳細考察,然后任用。3月24日,軍校在廣州市文明路高等師范學校內舉行下級干部考試,對各方舉薦人員嚴格考察。各學生隊分隊長、副分隊長則從廣東警衛軍講武堂和西江講武堂畢業生中挑選。籌委會負責人在對下級干部考試中講話,贊揚他們來校為黨犧牲的決心,要求本校教職員必須明了黨紀、軍紀及自己的地位和責任。建校籌備工作至4月1日基本結束。
  共產國際和蘇聯政府對創辦黃埔軍校給予大力支持。在蔣介石訪蘇期間,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專門討論創辦軍校的問題,并讓蘇聯顧問鮑羅廷與廖仲愷等人負責籌辦。國民黨“一大”閉幕后,鮑羅廷隨即將首批蘇聯軍事顧問推薦給孫中山,幫助規劃黃埔軍校。蘇聯又應孫中山的要求,為黃埔軍校派來了以切列潘諾夫為組長的第一個軍事顧問小組,參加軍校的籌建工作,還給軍校贈送了武器和經費。隨后,蘇聯又派遣軍事顧問團,團長加倫將軍率領40多位蘇聯軍事專家在黃埔軍校工作。蘇聯顧問的工作中心就是創建黃埔軍校,他們都直接或間接地為創建軍校作出了貢獻。這是黃埔軍校培養革命軍事人才能在短期內收效的一個重要原因。
軍校籌建工作“頭三腳”(4)
  黃埔軍校宣告成立后,面臨著多方面的困難,由于經費拮據,武器奇缺,孫中山曾批準發給黃埔軍校300支毛瑟槍,但兵工廠最初只能發給30支,勉強夠衛兵放哨用。這時,蘇聯政府給予慷慨援助,在人力、物力、財力等方面施以無償支援,幫助黃埔軍校渡過難關。據統計,第一次撥交學校開辦費10萬盧布,同年,又給廣東政府45萬盧布,作為編練新軍的費用,蘇聯先后無條件地撥交黃埔軍校的開辦經費共達250萬盧布。第一次運給軍校的槍8000多支,子彈400多萬發,以后逐年增加。先后6次為軍校運來了大批的槍炮彈藥,計有步槍51000支,子彈57400萬發,機槍1090挺等,從根本上保證了軍校之訓練、建軍及其軍事斗爭的順利進行。與此同時,蘇聯政府派來了由軍事政治干部組成的顧問運送武器的蘇聯水兵和黃埔師生舉行聯歡團協助軍校工作。先后來黃埔軍校担任顧問的有:政治總顧問鮑羅廷,軍事總顧問加倫,首席軍事顧問切列潘諾夫,步兵顧問白禮別列夫,炮兵顧問加列里,工兵顧問互林,政治顧問喀拉覺夫等人。
  黃埔軍校深受蘇聯紅軍的影響,無論是編制體制還是軍事教育訓練,都深深地打上了蘇軍的烙印。黃埔軍校顯著的教育成績,是與蘇聯顧問在教學實踐中的幫助分不開的。他們幫助制定教學計劃,提供蘇聯紅軍最新資料,修訂各科教程,在教學中親自示范和教練,為軍校培養出大批軍事人才提供了保障。
  在參照蘇聯模式后,軍校以孫中山提出的“創造革命軍,來挽救中國的危亡”為宗旨,采取軍事與政治并重、理論與實踐結合的教育方針,為國共兩黨培養造就軍事政治人才。為此,國共兩黨對該校都極為重視,皆選派重要干部到校任職。孫中山親自兼任校總理,中國共產黨人周恩來、熊雄先后担任軍校政治部主任。正是孫中山試圖通過黃埔師生為紐帶,團結兩黨共同革命的寫照。
  黃埔軍校突出政治教育的特征,是孫中山“以俄為師”的辦學方針的具體體現。從黃埔軍校開設的政治課中,也可看出深受蘇聯的影響。在蘇聯顧問的直接參與下,軍校開辦內容豐富的政治課,對學生積極進行孫中山革命的三民主義教育,同時也注意向學生灌輸馬列主義思想。
 

2013-08-27 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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