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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國出兵朝鮮決策的是非和得失—50年后對朝鮮戰爭歷史的考察和反思
論中國出兵朝鮮決策的是非和得失—50年后對朝鮮戰爭歷史的考察和反思
沈志華     阅读简体中文版

沈志華文章
論中國出兵朝鮮決策的是非和得失—50年后對朝鮮戰爭歷史的考察和反思
  朝鮮戰爭爆發及中國出兵朝鮮至今已經整整50年了。就在十幾年前,由于缺乏資料,關于中國介入戰爭的研究還是一個令國際學術界感到頭疼的問題。[1] 然而,從1987年起,中國關于朝鮮戰爭的檔案文獻、研究著作及回憶錄不斷問世,特別是1994年以來俄國檔案解密增添的大量鮮為人知的史料,[2] 為各國學者重新開啟了研究之門。于是,中國出兵朝鮮的原因和過程立即成為國際歷史學界的熱門課題,有關的研究論著相繼涌現。[3]
  在利用和分析檔案文獻和口述材料的基礎上,本文試從決策學的角度對中國出兵朝鮮作戰的決策動機、戰略方針及其所付出的代價做一番歷史考察。
  中國被迫出兵朝鮮的合理動機
  以往對于中國出兵動機的考察,歷史學家已經做過很多推斷和論述,其中比較有說服力的觀點大體集中在兩個方面。一種看法認為毛澤東主要是出于對國家安全利益的考慮,為了保護東北的工業基地,免除反動勢力的威脅,中國必須進行一場御敵于國門之外的戰爭。[4] 另一種看法認為毛澤東的舉動主要是出于革命的信念和意志,及其渴望戰勝美帝國主義的激情,并以此作為繼續革命的動力和提高中國國際地位的手段。[5] 從目前掌握的材料看,應該說毛澤東對出兵朝鮮的考慮的確包含了這兩方面的因素,而不僅僅是出于某一方面的考慮,但也不是這兩種因素的簡單綜合。面對當時中國所處的復雜環境和條件,毛澤東的決策動機并非如有些國外學者認為的那樣“混亂不清”,[6] 而是由多種因素構成的,且隨著朝鮮局勢的變化而逐步臻于成熟。
  第一,由臺灣問題引發出對抗美國的革命激情
  由于錯誤地把朝鮮人民軍越過三八線的行動視為共產黨國家在全球范圍內展開總體進攻的序幕,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開始,美國政府的反應迅速而強烈。然而,令人驚訝的是美國對朝鮮戰爭的第一反應竟是派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7] 也就是說,在朝鮮戰爭爆發后,杜魯門卻首先把中國而不是朝鮮擺在了美國的對立面。對此,毛澤東做出了激烈的回應。人們應該注意到,對戰爭的突然爆發,除了進行新聞報道以外,中國政府在最初幾天并沒有發表正式宣言或聲明。而對于美國將在臺灣海峽采取的武裝行動,中國則立即提出了嚴正抗議。27日毛澤東的講話,28日周恩來的聲明,29日《人民日報》的社論,以及隨后的各民主黨派的聲明,全都把攻擊的矛頭集中在美國對臺灣的軍事舉動上。直到到7月中旬,全國的抗議活動都是把臺灣問題擺在朝鮮問題之前。[8]
  當毛澤東憤怒地指責美國撕毀了“關于不干涉中國內政的一切國際協議”時,[9] 的確表明了他心中對美國的怨恨。自國共內戰開始以來,美國至少在表面上保持了對中國內政不干預的立場,在中國革命取得全面勝利的時候,為了分離中蘇,杜魯門1月5日的講話甚至透露出美國將放棄臺灣的信息。同樣,中共雖然宣布了“一邊倒”的方針,且與蘇聯結成了政治同盟,但并沒有斷絕與西方國家的聯系,也沒有存心針對美國采取任何特殊的外交行動。即使僅從保持新政權穩定及其在國際環境中的主動地位出發,毛澤東也需要保留與美國人周旋的外交余地。然而,美國對臺灣海峽的行動毀滅了毛澤東完成國家統一大業的夙愿,使解放臺灣的計劃功敗垂成。而在毛澤東看來,解放臺灣是他前半生可以為中國做的最后一件大事。在毛澤東看來,美國對臺灣的行動,就等于是對中國宣戰。[10] 這不僅是因為第七艦隊的入侵在軍事上阻礙了解放臺灣的戰役,更嚴重的是“臺灣地位未定論”意味著在法律上剝奪中國統一的合法性。毛澤東的確被激怒了,他本性中的革命熱情和好斗精神再次被激發出來。固然,正如西方學者在分析中國出兵的原因時指出的,美國人低估了他們向鴨綠江挺進時中國感受到威脅的程度,[11]但美國政府更應該想到的是,中國領導人對美國的仇恨和接受挑戰的決心早在杜魯門宣布對臺新政策的時候就產生了。從這時起,在毛澤東的心目中,與美國人之間的戰爭已經開始了。
  盡管到7月初毛澤東還沒有最后確定把自己的攻擊力量放在臺灣和朝鮮兩個方向中的哪一邊,但是有三點是十分肯定的:第一,這兩個方面的挑戰或者威脅都是來自美國;第二,毛澤東已經決心應戰美國;第三,按照毛澤東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的一貫戰略思想,他必須在臺灣和朝鮮南北兩個方向上做出選擇。因此,可以得出的結論是,毛澤東后來決定在朝鮮戰場與美國人一決高低的決策,最初起源于在臺灣問題上被美國激發出來的革命激情。后來劉少奇關于中國出兵對蘇聯大使的一番談話,表明了中國領導人決策中的革命因素:“中國革命還沒有結束。為了完成革命,還需要幾年。如果不得不同美國侵略者作戰,那我們完成革命的日期就臨近了,因為我們有堅定的信念,美國侵略者必敗。”[12] 打敗美國,完成革命,無論是對外與帝國主義抗衡還是對內鞏固社會主義政權,毛澤東此時的沖動都可以歸結為一種革命情結。
  第二,根據國際分工為社會主義陣營承担責任和義務
  隨著美國地面部隊卷入戰爭,毛澤東的注意力也漸漸轉向了北方。8月11日中央軍委最后決定將解放臺灣的戰役推遲到1951年以后,到9月底,毛澤東甚至親自指示取消在國慶節慶祝活動中使用許諾限期解放臺灣的口號。[13] 中國軍事部署的調整,首先當然是出于對東北地區安全的考慮,但不僅如此,其中還有更為重要的因素——國際主義的責任和義務。
  早在1949年夏天劉少奇秘密訪問莫斯科時,中蘇兩黨就達成了一種共識,即在國際革命運動中應有所分工。斯大林希望中國今后多担負一些對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屬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方面的幫助。“應當履行對東亞各國革命所承担的責任”。[14] 所以,盡管毛澤東不愿看到在中國北方鄰國發生一場可能導致美國干涉亞洲事務的戰爭,而且一再向金日成表示只有在中國完成統一事業后才能向朝鮮提供軍事援助,但是當1950年5月14日得知斯大林和金日成已經就采取軍事手段解決朝鮮統一問題達成一致意見時,作為東亞地區革命事業的“負責人”,毛澤東還是同意了在解放臺灣之前先解決朝鮮的統一問題,并表示愿意給朝鮮以各種援助。[15] 而現在朝鮮革命真的遇到麻煩了,毛澤東自然要考慮如何履行自己的諾言和義務。7月初,周恩來對即將赴朝工作的柴成文表示,中國要盡力幫助和支持朝鮮人民。同時,中國政府還答應將東北軍區部隊中的200名朝鮮籍干部集中后送回朝鮮,以便加強朝鮮人民軍的干部素質。[16] 顯然,中國領導人考慮到了自身承担的責任,特別是在莫斯科表明要中國介入戰爭的意向后,這方面的因素更加突出了。
  美國軍隊卷入戰爭后,斯大林立即想到應該把中國拉入戰場,隨后又要求中國立即集中9個師于中朝邊境,準備入朝作戰,并答應提供空中掩護。[17] 毛澤東未必沒有想到斯大林是要中國為蘇聯火中取栗,但莫斯科施加的壓力從社會主義陣營分工的角度講顯然無可指責,這進一步促使中國在南北兩個戰場選擇的問題上迅速做出決斷。從7月初東北邊防軍的組建,到8月5日毛澤東關于邊防軍“各部于本月內完成一切準備工作,待命出動作戰”的指示,[18] 充分表明此時中國已經有了出兵朝鮮的打算和準備。如果僅從守衛國土的角度考慮問題,那么當時北朝鮮在軍事對峙中尚無敗跡,中國只需屯兵東北以備不測就可以了。而此時就考慮到出兵朝鮮的問題,顯然包含有為社會主義陣營承担國際主義責任和義務的因素。顯然,一旦朝鮮政權的存亡受到威脅而中國袖手旁觀,那么新中國在社會主義陣營中地位以及中共作為馬列主義政黨的形象,無疑將受到極大損傷。毛澤東和周恩來在 8月4日政治局會議上對此所做的解釋表明,中國領導人已經站在了亞洲革命領導者的崗位上。[19]
  分析毛澤東此時的動機,更多的成份是出于意識形態,而不是站在現實基礎上的考慮。首先,新中國現實的政治狀況、經濟基礎和軍事力量是否能夠保證其戰勝世界上實力最強大的美國。新政權立足未穩,剛剛開始的經濟建設將遭受嚴重破壞,多年戰爭造成的厭戰情緒,中美軍事實力的明顯差距等等,多數中國領導人最初反對介入戰爭的立場正是對這些現實問題的考慮;[20] 其次,如果沒有必勝的把握,那么中國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參與這場可能把革命新政權帶進毀滅深淵的戰爭呢?也就是說,如果中國自身的安全和生存沒有受到威脅,那么非要為了某種信念拿國家存亡進行賭博,這種決策是否明智;最后,這次出兵作戰不像國共內戰那樣,可以由中共隨意選擇戰場,朝鮮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如果沒有提出要中國援助的請求,毛澤東也是無所作為的。[21] 因此,僅僅出于對美國行為的革命義憤和對社會主義陣營的責任感,還不足以促使毛澤東做出最后決策。
  第三,對國家安全和主權完整受到威脅的憂慮
  當麥克阿瑟仁川登陸成功,特別是在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北進的趨勢日益明顯的時候,現實的環境和條件發生了急劇變化,一切因素都允許和迫使毛澤東迅速做出參與戰爭的最后決策:如果中國不出兵,其國家安全和主權完整就將面臨嚴重的威脅。實際上,中國領導人早就把美軍越過三八線的行為作為判斷這場戰爭是否對中國安全構成威脅的標準了,周恩來7月2日與羅申談話時已經提到中國出兵朝鮮的客觀條件就是美國越過三八線。[22] 仁川登陸的第三天,中央軍委決定向朝鮮派出軍事先遣小組,勘察地形,做戰場準備。毛澤東還帶信給高崗說,“看來不出兵是不行了,必須抓緊準備”。[23] 9月25日代總參謀長聶榮臻對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說得非常明確:“中國對美國突破三八線決不會置之不理”。9月30日周恩來又發表演說,公開對美國政府提出嚴正警告。[24] 但此時的白宮和五角大樓已經被勝利沖昏了頭腦,麥克阿瑟正在安排聯合國軍向三八線以北挺進,根本聽不進中國的警告。
  到9月28日,當朝鮮戰場的形勢已經變得極其危險的時候,朝鮮勞動黨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向蘇聯要求空軍支援,同時給毛澤東寫信,懇請中國提供直接的軍事援助。[25] 莫斯科當然不會在這種時候公開介入朝鮮戰爭。在10月1日給平壤的信中,斯大林一方面指示北朝鮮迅速組織三八線防御,一方面提出,“組織人民志愿軍”的問題“必須首先同中國同志商量”。當天,斯大林便以不容商量的口氣向中國提出了派兵援助朝鮮的要求。[26] 接著,金日成的信使也趕到了北京。戰爭發展到最危急的關頭,援救朝鮮的責任終于落到了毛澤東的身上。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即中國的安全利益已經受到實際威脅,而且蘇聯和朝鮮也明確請求中國出兵時,10月2日,毛澤東電令鄧華“隨時待命出動”,并草擬了給斯大林的電報,表示中國同意出動12個師赴朝作戰。[27] 由于領導層意見分歧,毛澤東答應出兵的電報沒有發出。[28] 面對國內極其困難的局面,10月3日周恩來做了最后一次努力:通過印度向美國傳遞信息,再次警告美軍不要越過三八線。[29] 一方面是美國對此置若罔聞,一方面是朝鮮局勢日益危急,中國領導人迫不得已做出了最后決定。彭德懷在10月5日下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關于讓美國占領朝鮮中國無法安心搞建設,不如打爛了再建設的一番慷慨陳詞,無疑反映的是當日上午毛澤東與他談話時表示的決心。[30] 毛澤東甚至做好了打第三次世界大戰和核戰爭的最壞打算。[31] 只是出于爭取蘇聯軍事援助的策略考慮,毛澤東沒有立即將這一決定告訴斯大林,而是派周恩來和林彪赴蘇商談。[32]
  就在10月13日斯大林已經決定在朝鮮實施全面撤退計劃后幾個小時,莫斯科收到了毛澤東決定出兵的通知。[33] 在援助朝鮮的問題上,斯大林要求中國出兵,而毛澤東要求蘇聯提供空軍支援,如果說這是兩個盟友之間的一場暗中較量,那么其結果是斯大林占了上風。不過,毛澤東在軍事上沒有必勝把握的極其不利的條件下,仍然堅決主張派兵赴朝作戰,并非是懾于斯大林的壓力,而主要是出于對國家安全和主權的考慮。在麥克阿瑟叫囂要打過鴨綠江和美國飛機不斷騷擾中國東北邊境城市的情況下,中國領導人對戰爭是否會推進到中國境內的担心是十分現實的。[34] 因此,除了從地緣政治角度對安全利益的担心外,毛澤東很可能還有對中國主權完整受到威脅的更深層的憂慮。問題在于,如果朝鮮按照蘇聯的計劃在東北建立流亡政府,并將其殘余部隊撤到東北休整,那么,因此而將戰火引致中國境內,斯大林便極有可能根據中蘇同盟條約,派幾十萬蘇聯遠東軍進入東北,援助中國作戰。[35] 毛澤東不會忘記,1945年斯大林就是借口對日作戰,出兵東北,從而迫使蔣介石簽訂了損害中國主權的城下之盟。毛澤東更不會忘記,新中國領導人在東北問題上與蘇聯進行了艱苦談判,才迫使斯大林接受了限期歸還長春鐵路和旅順、大連的協定。[36] 很有可能,“東北王”高崗與莫斯科的特殊關系也是毛澤東在考慮東北命運時的心腹之患。[37] 因此,一旦讓戰爭擴大到中國境內,而蘇聯再次出兵東北,那么其結果必然是:無論戰爭勝敗如何,中國都無法保證對東北的主權不受損害。解決這一問題的唯一做法,當然是把戰爭阻止在國門之外了。當然,毛澤東關于國家主權和安全的考慮可能還有更多的內容,比如臺灣問題、日本問題等等。斯大林在10月初勸說中國出兵時就談到,其后果將迫使美國“向有蘇聯盟國為其后盾的中國做出讓步”,朝鮮就不會成為美國或日本反對中國的軍事基地,美國最后不僅會“被迫放棄臺灣”,而且還將“拒絕與日本反動派單獨締結和約,放棄復活日本軍國主義的活動和使日本成為他們在遠東的跳板的計劃”。[38] 即使沒有看到斯大林的這封電報,毛澤東也會想到這些保證中國安全和主權的附帶收獲。
  歸納起來,當時流行的一句口號——“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十分貼切的反映了毛澤東對出兵問題的全部考慮:把美帝國主義作為直接對手的革命情結,對社會主義陣營承担的國際主義責任,特別是保護新中國安全和主權的領袖意識,這三者構成了毛澤東決策出兵的基本動機和目的。所以,盡管從總體上講,中國是被迫卷入這場它并不希望看到的戰爭的,但是當戰局的發展明顯不利于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并威脅到新中國的安全利益時,中國領導人最終下定了參與這場戰爭的決心。如果說在對外戰略決策中應以國家利益為最高原則的話,那么,毛澤東的這些考慮,無論是對他本人,還是對他的黨,乃至對他的整個民族和國家,無疑都是適合的,最終都體現為對美國越過三八線決策被迫做出的合理反應。同時,對中國決定介入朝鮮戰爭決策做出合理性判斷的必然結果是把美國越過三八線看作是一次純粹導致災難的行動。[39] 因為,只要聯合國軍實際上越過三八線,并逼近鴨綠江,那么,無論是美國做出不會威脅中國的保證或提出建立緩沖區的建議,還是以擴大轟炸甚至使用核武器進行威脅,都不足以阻止毛澤東對美軍發動大規模的進攻了。
  毛澤東設定了超越現實的戰略方針
  毛澤東在他第一次決定出兵時就明確地設定了這樣的戰略方針——“在朝鮮境內殲滅和驅逐美國及其他國家的侵略軍”,而且必須速戰速決。毛澤東以其與國民黨作戰的經驗盲目地認定,中國軍隊一個戰役即可消滅美軍幾萬人。[40] 得知蘇聯空軍要在兩個半月以后才能出動的消息后,毛澤東只是調整了入朝作戰的部署,即只與南朝鮮軍作戰,或在平壤至元山以北山區組織防御,爭取時間裝備訓練,等候蘇聯空軍到來后再打。但這并不表明毛澤東改變了戰略方針。因為毛澤東緊接著又指出,“在六個月以后再談攻擊問題”,即在“空中和地上均對敵具有壓倒的優勢條件之后,再去攻擊平壤、元山等處”。毛澤東還提到下一步要“打大仗”。[41] 當戰場的實際情況不允許中國部隊阻擊待援時,毛澤東和彭德懷確定了以運動戰消滅敵軍的策略,但仍然沒有改變整體戰略。在列舉了不應準備進攻的平壤、元山、漢城、大丘和釜山等城市后,毛澤東緊接著便指出:“待我飛機大炮的條件滿足之后把這些城市逐一打開。”盡管毛澤東這時提到了一個與后來戰爭命運悠關的問題,即“迫使”美國與中國進行外交談判的可能性,但他對這種前景似乎并沒有寄予很大期望,在毛澤東看來,美國政策的改變只會出現在幾個美國師被殲滅之后。[42] 總之,不管環境和條件如何,毛澤東在未與美國開戰之前就確定的戰略方針是在最短的時間內消滅或驅逐美國軍隊,而這一方針是中國軍隊力所不及的,也超出了其安全目標需要的客觀限度。
  當中國軍隊帶有某種偶然性地進行了兩次非常成功的運動戰以后,不僅莫斯科和平壤受到極大鼓舞,要求毛澤東按照其既定戰略走到底,就是毛澤東本人也產生了盲目樂觀的情緒。如同仁川登陸成功使美國產生了輕敵思想一樣,志愿軍首戰告捷使毛澤東毫不懷疑其戰略方針的正確性。然而,恰恰是這時,現實環境和客觀條件表明毛澤東設定的戰略方針是難以執行的。作為前線總指揮,彭德懷看到,經過兩個戰役后,部隊疲憊不堪,病員增加,沒有冬裝,彈藥和糧食也接濟不上。因此,他在12月8日的電報中提出,如對敵人“不能給以殲滅性打擊”,即使能夠越過三八線或取得漢城也不宜這樣做,并建議在三八線以北數十里停止進軍,來年春天再戰。[43] 聶榮臻接到彭德懷的電報后,也認為部隊亟需休整補充,況且在第一線兵力上,中國軍隊也不占絕對優勢,因而建議推遲兩個月發動下一次戰役。[44] 但在彭德懷發出電報的同一天,金日成發表了告人民書,號召“向祖國解放戰爭的勝利總進軍”,把“美國武裝侵犯者和李承晚賣國匪幫送進墳墓”。[45] 莫斯科也建議中國應“趁熱打鐵”,繼續進攻。[46] 這時,聯合國及印度、英國、瑞典等國代表不斷探詢中國接受停戰的條件。為了掌握主動,周恩來請示莫斯科,準備以書面方式遞交中國政府擬定的五項停戰條件。[47] 蘇聯政府立即回電,說斯大林“完全同意”中國提出的條件,同時強調“不滿足這些條件,軍事行動就不能停止”。但另一方面,蘇聯又建議中國暫不要提出這些條件,而等美國和聯合國先提出條件。斯大林甚至起草了中國應如何回答這一問題的具體表述方法。于是,周恩來確定對停戰談判采取“他急我不急”的方針。[48]
  在這種背景下,北京當然不可能同意彭德懷暫停進攻的意見。毛澤東命令立即發起第三次戰役,迅速突破三八線。他在給彭德懷的電報中說:“目前美英各國正要求我軍停止于三八線以北,以利其整軍再戰。因此,我軍必須越過三八線。如到三八線以北即停止,將給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民主陣線各國亦必有些不以為然,發生許多議論”。[49] 從毛澤東完全同意越過三八線打一仗后全軍主力就退后幾十公里進行休整的態度看,[50] 他下令越過三八線多少是迫于蘇聯和朝鮮等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壓力,但也必須注意到,毛澤東此時并沒有要改變其整體戰略方針的念頭。當志愿軍攻占漢城后轉入休整時,毛澤東向斯大林解釋說,為了避免重犯人民軍所犯過的錯誤,必須要有兩三個月的休整,如此才能“最終解決南朝鮮問題”,“才能保障取得最后勝利”。[51] 顯然,毛澤東只是等待機會,以實現其內心的設想。正是毛澤東這種非要消滅或驅逐聯合國部隊的心態,使中國軍隊坐失了以勝利者結束戰爭的一次極其有利的機會。
  1951年1月13日,即中國軍隊取得第三次戰役的勝利以后,聯大政治委員會討論并通過了“朝鮮問題三人委員會”在十三國提案基礎上提出的關于解決朝鮮問題基本原則的“補充報告”。該報告建議,立即實現停火;舉行一次政治會議以恢復和平;外國部隊分階段撤出,并安排朝鮮人民進行選舉;為統一和管理朝鮮做出安排;停火之后召開一次由英、美、蘇和共產黨中國參加的會議,以解決遠東的問題,其中包括臺灣的地位和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52] 這個事先幾個小時才通知美國政府的新議案使白宮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境地:正如國務卿艾奇遜指出的,同意這個議案,將“失去朝鮮人的信任,并引起國會和輿論界的憤怒”;不同意則會“失去我們在聯合國中的多數支持”。而國務院最后決定支持這一議案,是“熱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國人會拒絕這個決議”。[53] 對于中國來說,這的確是一次實現停戰的絕好機會。[54] 如果中國軍隊屯兵三八線附近,接受聯合國的條件,開始停戰談判,那么無論在政治、外交還是軍事上,都對中國極為有利。應該指出,毛澤東在確定戰略方針時的失誤,不僅在于超越了現實條件,還在于超越了現實目標。實際上,為解除中國在出兵朝鮮決策時所担憂的三個問題,并不需要在整個朝鮮半島消滅和驅逐美國軍隊。當志愿軍把美國軍隊趕過三八線時,毛澤東賴以決定介入戰爭的三層考慮基本上都已經變成了現實:美國此時接受停戰,就等于是以戰敗者的身份來到談判桌前,毛澤東的革命激情和信念得到了充分展示;北朝鮮政權得以完整地保留,莫斯科所担心的引起美蘇直接沖突的遠東危機也煙消云散,中國履行了其為社會主義陣營所承担的責任和國際主義義務;有北朝鮮作為緩沖地帶,毛澤東對中國安全和主權受到威脅的担憂自然可以化為烏有,甚至臺灣問題和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都有可能得到較為有利的解決。
  然而,正像艾奇遜期望的那樣,中國的答復恰恰是否定了這個聯合國議案,1月17日周恩來宣布了中國拒絕停火的決定,其理由在于“先停火后談判”只是美國尋找喘息機會以利再戰的陰謀。[55] 實際上,需要“喘息”的應該是已經成為強弩之末的中國軍隊,[56] 而中國所謂先撤軍再停火的主張,在執行起來顯然也是不現實的。至于說陰謀,恐怕只是中國拒絕停火的借口。因為不難推斷,同拒絕投票贊成十三國提案的可能結果一樣,美國在朝鮮停戰后再卷土重來所面臨的聯合國及其盟國的壓力也是它承受不起的。退一步講,即使停火失敗,恰如有些研究者指出的,志愿軍也可以合法地占據三八線以南的地盤,并獲得寶貴的時間以重建進攻的潛力。[57] 相反,中國拒絕新的停火建議,一方面導致聯合國立即通過了指責中國為“侵略者”的提案,造成中國在政治和外交上的被動,一方面為美國軍隊繼續進行戰爭提供了合理的借口,使中朝聯軍的軍事處境也十分危急。面對聯合國軍立即發動的大規模反攻,彭德懷立即想到了利用聯合國決議的問題,他于1月27日致電毛澤東說,“為增加帝國主義內部矛盾,可否播發中、朝兩軍擁護限期停戰,人民軍和志愿軍從烏山、太平里、丹邱里線北撤15至30公里的消息,如同意請由北京播出。”但毛澤東對美軍意圖和敵我力量對比做出了明顯錯誤的估計。當筋疲力盡、缺糧少彈的中國軍隊無疑應該力求停火以圖他謀的時刻,毛澤東卻命令彭德懷停止休整,立即準備發起第四次戰役,“其目的是消滅2-3萬美軍和偽軍及占領大田-安東一線以北的地區”,斯大林也表示支持這一主張。[58]
  事實表明,由于敵我軍事力量對比懸殊,在聯合國軍的強大攻勢下,中朝聯軍不得不向北撤退,第四次戰役失敗了。[59] 彭德懷回國面見毛澤東,力陳志愿軍的困難處境,使毛澤東認識到“朝鮮戰爭有長期化的可能”,并決定讓敵人進至三八線南北地區,在志愿軍后續部隊到齊后再戰。毛澤東就此與莫斯科商議,斯大林亦表示贊同。[60] 直到這時,毛澤東還是不愿改變初衷,還以為自己可以實現消滅美軍的戰略方針。其結果是,在此后幾個月的戰斗中,志愿軍雖竭盡全力,并付出了巨大犧牲和嚴重損失,也不過是將對手的進攻制止在三八線附近。[61] 1951年6月,當條件已經變得對中國極為不利的時候,毛澤東不得不請求莫斯科出面提出停戰談判。[62]
  人們會感到奇怪,毛澤東一向具有戰略眼光,在與國民黨斗爭的幾十年中,軍事手段和統戰工作雙管齊下,在東北戰場三國四方的爭斗中也游刃有余,周恩來則在與國民黨的長期談判中表現出杰出的外交才能,為什么在朝鮮戰爭中竟死死抱定一個軍事目標不撒手,而未能同時在外交戰線有所作為?為什么中國沒有在暫時取得戰爭優勢后及時罷手,同時在聯合國為周恩來創造一個施展其外交天賦的舞臺?究其原因,一、中國革命的勝利使得毛澤東在欣喜之余產生了支援世界革命的更為遠大的理想和抱負,不期而遇的朝鮮戰爭和初戰勝利為他提供了這樣的機會;二、美國軍隊意外地“不堪一擊”以及蘇聯空軍的及時參戰[63] 使毛澤東充滿了必勝的信心,從而對戰爭總體形勢做出了錯誤的判斷;三、蘇聯、朝鮮施加的壓力使他無法在眼見的成功面前打退堂鼓;四、剛從山溝走進大城市的中國領導人缺乏在國際舞臺上的外交經驗和知識,如此等等。可以想到的解釋也許還有一些,但無論如何,此時毛澤東心里總算明白了,他為中國軍隊所設定的戰略方針是不現實的。
  為實現同一目標付出的多余代價
  毛澤東被迫采取的長期作戰和邊談邊打的持久戰方針,實際上表明戰爭已經處于他在參戰以前竭力要避免的對中國最不利的僵持狀態。從開城談判,到板門店談判,直到最后簽訂停戰協定,中國基本上都處于守勢和被動地位。無論是最初的停火分界線問題,還是最后的遣返戰俘問題,其結果大體上都是接受了美國的方案。[64]
  至于說到得失,這場戰爭的確使中國在世界上恢復了一個大國和強國的形象。在此前屈辱的一個世紀內,中國對西方和日本屢戰屢敗,不是大量割地就是巨額賠款。而在長達33個月與世界頭號強國美國的戰爭中,中國以弱抗強,竟然能夠堅持到底,且與美國代表平起平坐地簽訂了停戰協定,這不能不令世人對新中國刮目相看。此后,中國在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上“占據了國際舞臺的中心位置”,周恩來又在不久后召開的象征“亞洲和非洲復興”的萬隆會議上扮演了“主角”。[65] 由此開始的進程消除了長期埋藏在中華民族內心的屈辱感,中國人民真正可以自豪地呼喊“從此站起來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統治地位也因而得到了政治上的鞏固。這些都是不可忽視的事實。然而也必須看到,中國為此付出了過于沉重的代價。況且所謂勝利,是指戰爭決策者確定的戰略方針得以實現,但毛澤東顯然沒有實現他把美國軍隊趕出朝鮮半島的戰略方針。當然,就出兵決策的最初動因而言,戰爭的結局并不能證明中國沒有達到其預期目的,不過,如前文所說,這些目標早在兩年半以前就實現了。問題在于中國此后又為重新實現這些目標付出了本不應該付出的多余代價。
  志愿軍在戰爭中陣亡11.4萬人,負傷25.2萬人,失蹤2.56萬(其中被俘2.1萬)人,因傷病致死的3.46萬人。總計損失兵員達42.62萬人,其中僅團以上的指揮員就犧牲了200多人。[66] 比較起來,按保守的數字計算,中國軍隊的損失也遠遠超過了美國,其比例為,陣亡3.39:1,負傷2.47:1,失蹤或被俘5.02:1,傷病致死1.68:1,兵員總損失2.62:1。[67] 需要注意的是,中方的兵力損失絕大部分發生在中國拒絕聯合國議案、美軍發起反攻之后。總結前三次戰役,中朝軍隊和美韓軍隊在戰場直接兵員損失的比例為0.7:1,此時中國軍隊傷亡約5.65萬人,加上凍傷5萬人,僅為整個戰爭兵員損失的1/4。[68] 這就是說,由于未能及時改變戰略方針而使戰爭延長,中國竟付出了三倍于前的人員代價,而付出這兩次代價所達到的目標幾乎是相同的。
  決策方針的失誤并不僅僅體現在軍事方面,戰爭的延長對中國經濟建設的影響更為嚴重。戰爭爆發前,中國政府曾設想在1951年將軍費開支從1950年占預算總支出的43%減少到30%,而用70%來進行經濟建設。[69] 但戰爭的爆發,特別是轉入持久戰,迫使中國把1951年國家預算中軍費開支的比例提高到45.64%。[70] 如果說因情勢緊急,中國決定將蘇聯提供的3億美元低息貸款全部用于購買武器裝備(原計劃僅4000萬美元),[71] 尚屬不得已而為之,那么從1951年起大規模增加軍費開支就完全是戰爭長期化的結果了。當年的總預算因戰爭增加了60%,而總預算中直接用于朝鮮戰場的就占32%。[72] 兩年以后用于經濟建設的貸款仍然很緊張。1952年9月周恩來訪蘇時請求蘇聯在今后5年中再貸款40億盧布,但其中大部分還是用于軍事和國防,購買工業設備的僅有8億盧布。[73] 中國在朝鮮戰爭期間消耗各種作戰物資560余萬噸,戰費開支達人民幣62億元,[74] 其對新中國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是可以想見的。
  中國未能及時改變戰略方針的另一個后果是造成了自身在國際政治中的孤立地位。朝鮮戰爭爆發前,關于聯合國的代表席位問題已經出現了有利于新中國的趨向,特別是與印度建交和與英國進行建交談判的情況,對聯合國其他成員國頗有影響,以至美國國務院也決定不再使用否決權阻撓聯合國接受新中國的代表席位。[75] 直到1951年1月8日英國首相艾德禮還致信杜魯門指出,英國政府歷來反對“由聯合國通過一項譴責中國是侵略者的決議”。[76] 然而,當中國表示拒絕聯合國提案后,一切都變了。十三國提案(特別是補充意見)本來是出于對中國的同情立場,聯合國能夠通過該提案也表明了多數國家對中國的友好態度以及要求和平的愿望。中國決策的根本失誤就在于拒絕了這一提案,而且還指責其為美國的陰謀,結果傷害了許多國家的感情。1月30日聯大政治委員會即以44票對7票(7票棄權)通過了美國提出的控訴中國為“侵略者”的提案,這無疑表明了聯合國多數國家對中國的失望。[77] 盡管其中不乏受美國操縱的因素,但人們由同情轉為反感的心態也是明顯的事實。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問題從此被長期擱置起來。
  不僅如此,5月18日聯合國大會又通過了一項實際上以美國要求為藍本的決議,即對中國大陸實行禁運。[78] 大約半年之后,美國經濟事務助理國務卿索普在一份聲明中宣稱:“已經有43個國家接受和積極貫徹了聯大決議,它們原來都是向中國出口戰略物資的主要國家。”[79] 經濟封鎖的結果是迫使中國在經濟建設方面不得不過分依賴于蘇聯及其東歐衛星國。在中國對外貿易總額中,中國與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貿易額的比重1950年為32.4%,1952年為52.9%,1953年為72%,此后直到50年代末一直保持在70%以上,其中對蘇貿易額占總貿易額的50%。[80] 作為工業發展的基礎,建國初期中國能源和原材料主要產品的生產能力基本是靠蘇聯的50項援華工程實現的。1950——1952年中國全部固定資產實現新增金額合計59億元,而蘇聯援建的部分重點項目建成后將實現新增固定資產即達41.39億元。[81] 蘇聯因素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關鍵作用由此可見一斑,而一旦中蘇關系惡化,過分倚重于蘇聯的經濟紐帶斷裂必然會使中國蒙受重大損害。
  對于新中國的統一大業來說,朝鮮戰爭的延長無疑也起到了決定性的阻礙作用。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臺灣本來是指日可待的,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雖然對此有所延擱,但美國這時仍有意與臺灣的蔣介石政權保持一段距離。如果及時停戰,并按照聯合國建議由英、美、蘇、中四國會議討論臺灣問題,據當時聯合國多數成員國的傾向性意見看,臺灣問題的解決要比后來簡單和有利得多。[82] 但在中國拒絕了聯合國的建議后,情況發生了極大變化,不僅多數國家的立場轉向不利于中國,美國政府也迅速加強了對蔣介石政權的援助。根據國務院的要求,1951年2月杜魯門專門撥出5億美元,作為對國民黨陸軍的無償援助。此外,國防部還為援助臺灣準備好了價值520萬美元的海軍裝備和1600萬美元的空軍裝備。1952年美國又對臺灣提供了大約3億美元的援助。[83] 特別是1952年3月22日由參謀長聯席會議起草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128號文件,標志著美國對臺政策的根本性改變。文件強調了臺灣對美國在遠東的地位的“極端重要性”,還提出了三點政策性主張:第一,在必要時采取單方面行動,確保臺灣能用作美國軍事基地;第二,第七艦隊繼續行使保護臺灣的使命;第三,發展臺灣的軍事潛力。[84] 這種政策性轉變隨著戰爭的拖延而愈加走向極端,直到戰后美臺“共同防御條約”簽訂,兩岸統一終于成為遙遙無期的政治愿望。
  從國際政治格局的更為廣闊的視野觀察,人們發現,戰爭結束以后,世界并沒有得到和平和安寧。朝鮮戰爭大大加劇了以美蘇對抗和兩大陣營對峙為特征的冷戰狀態。中國介入朝鮮戰爭被看作是“國際戰爭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而沖突延長兩年多的結果是助長了在戰爭爆發后出現的一些令人担憂的趨勢,如軍備競賽和北約擴充及其軍事化,同時也無限期地消除了任何殘存的一點恢復中美友好關系的希望。[85] 戰爭使美國對外政策更深地陷入了僵硬的冷戰立場,其結果不僅讓美國最終背上了蔣介石這個它曾經一再想擺脫的包袱,還迫使美國不斷加強軍備,擴大其在經濟和軍事上所承担的義務,并由于實施對華遏制方針而邁出了通向越南戰爭的第一步。與此同時,中國成為人們眼中的世界強國的副作用在于被認定是“蘇聯軍事力量的延伸”。[86] 中國的參戰,特別是頑固地拒絕聯合國議案,被西方認為是社會主義陣營統一指揮的杰作,是莫斯科的命令使然,其結果之一是在西方國家眼中,中蘇確是“鐵板一塊”。[87] 中國終于被牢牢地捆綁在本來是以美蘇對抗為核心的冷戰戰車上,甚至由于毛澤東那被戰爭激發出來的革命沖動而比蘇聯更深地陷入了與美國敵對的漩渦。
  總而言之,中國出兵朝鮮的主觀動機和客觀目的本來是合理的和可以理解的,但毛澤東為此而設定的戰略目標和方針卻是脫離現實條件的;中國決策的根本失誤在于錯過了在有利條件下及時停戰的歷史機會;同美國越過三八線時所犯的決策錯誤一樣,中國失誤的主要原因也是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從實現決策方針的結果來看,中國雖然最后也上達到了就其動機而言的客觀目的,但付出了不必要的過量代價,而最后被迫放棄消滅和驅逐美國軍隊本身,則證明了其戰略方針的失誤。50年后回顧這場代價巨大的戰爭及其結局,如果從軍事上講,人們總結出有限戰爭的概念,那么在更廣闊的政治層面,是否可以說,是朝鮮戰爭第一次告誡了世人:在大國之間,特別是當他們掌握了核武器之后,戰爭是不會有最后贏家的?
  發表于(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2000年10月號
  [1] 有國外學者表達了一種最為悲觀的看法:中國的記載或者已經遺失或者將永遠封存,“要想把北京出兵朝鮮的決策過程準確地描述出來,也許永遠都沒有可能”。轉引自M. Hunt, Beijing and the Korean Crisis, June 1950-June 1951,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992, V.107, №3。
  [2] 筆者幾年來收集的有關檔案即有500余件,并已全部譯成中文,即將由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出版。
  [3] 有關中國出兵問題的檔案文獻和研究論著的詳細介紹參見拙著《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版)一書的導言。
  [4] 艾倫·懷廷早在60年代就依據當時公開的資料做出了這一判斷,見Allen Whiting, China Cresses the Yalu: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1960。現在很多學者根據新史料支持和補充了這種觀點。參見T. Christenson,Threats, Assurances, and the Last Chance for Peace: The Lessons of Mao's Korean War Telegrams,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92, V.17, №1。
  [5] 陳兼在《中國通向朝鮮戰爭的道路》(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New York, 1994)一書中對此有精彩的論述。
  [6] 見M. Hunt前引文。
  [7] 筆者關于這一問題的分析見《美國是怎樣卷入朝鮮戰爭的?》,《世界歷史》1995年第3期;《50年代初美國對臺政策的醞釀和武裝侵占臺灣的決策過程》,《當代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5期。
  [8] 參見1950年6月26-30日和7月15日《人民日報》。
  [9]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以下簡稱毛文稿),第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第423頁。
  [10] 見1950年11月30日《人民日報》刊登的伍修權在聯合國安理會上的發言。
  [11] R. Jervis,The Impact of the Korean War on the Cold War,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80, V.24, №4。
  [12] 1950年9月21日劉少奇與羅申談話紀要,轉引自Б. Кулик,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период становления(1949-1952г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4,№6,л.79。
  [13] 《當代中國的海軍》,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頁。周軍:《新中國初期人民解放軍未能遂行臺灣戰役計劃原因初探》,《中共黨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72頁。《毛文稿》第一冊,第536頁。
  [14] 中蘇兩黨會談的中文記錄參見1949年7月27日劉少奇致中共中央書記處電,李海文整理:《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412頁。蘇方記錄見И.В.Ковале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2г. №1-3, лл.78-79。
  [15] 1949年5月18日柯瓦廖夫致斯大林電;1950年5月14日斯大林致毛澤東電。詳見拙著《朝鮮戰爭揭秘》,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284-288頁。
  [1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51、54頁。
  [17] E. Bajanov,Assessing the Politics of the Korean War, 1949-51,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1995/96, Issue 6-7,pp.88-89;1950年7月1日、7月4日什特科夫致馮西(斯大林)電; 1950年7月5日、7月8日菲利波夫(斯大林)致羅申電。
  [18] 《毛文稿》第一冊,第428、454、469、485頁。
  [19] 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頁。
  [20] 毛澤東在10月2日與羅申談話時就提到“中共中央許多同志”都有這種担憂,見1950年10月3日羅申致菲利波夫電。
  [21] 周恩來提醒高崗“不要向任何方面表示我軍有出國的意圖”( 1950年9月20日周恩來致高崗電)時,顯然是考慮到了參與一場國際戰爭的復雜情況。
  [22] 見E. Bajanov前引文,第88-89頁。
  [23] 柴成文、趙勇田:《板門店談判》,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頁。
  [24] 韓國國防部戰史編纂委員會:《朝鮮戰爭》第一卷,黑龍江朝鮮民族出版社1987年中文本,第28頁;1950年10月1日《人民日報》。
  [25] 1950年9月30日金日成、樸憲永致斯大林電,什特科夫致葛羅米柯電。
  [26] V. Petrov sel. & com.,Soviet Role in the Korean War Confirmed: Secret Documents Declassified, Yu Song-chol Reminiscences,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1994,V.13,№3,pp.60-61。1950年10月1日馮西致什特科夫和馬特維耶夫電,菲利波夫致羅申電。
  [27] 《毛文稿》第一冊,第538、539-540頁。
  [28] 在國際學術界轟動一時的關于中俄分別公布的兩封內容相反的10月2日電報的爭論,筆者曾有詳細的介紹和分析。見《毛澤東派兵入朝作戰的決心——就10月2日電報答俄國學者的質疑》,《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1996年第2期,英文稿見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1997, Issue 8-9。
  [29] 《周恩來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25頁。
  [30] 王焰等編:《彭德懷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403頁。毛澤東在10月13日給周恩來的電報中講述了同樣的理由,見《毛文稿》第一冊,第556頁。
  [31] 《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3-94頁。
  [32] 關于黑海會談和中國出兵決策的反復過程,可參見《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第五章。
  [33] A. Y. Mansourov,Stalin, Mao, Kim, and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1995/96, №6-7, p.104;1950年10月13日羅申致菲利波夫電,10月14日什特科夫致馮西電。
  [34] 1986年9-10月沃倫·科亨訪問韓念龍、黃華等幾位周恩來當年的助手時,他們都堅持認為,中國軍隊的介入是因為美國的飛機轟炸了滿洲,以及美國的地面部隊正在逼近鴨綠江。W. I. Cohen, Conversation with Chinese Friends: Zhou Enlai's Associates Reflect o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1940s and the Korean War,Diplomatic History, 1987, V.11, №.3, p.288。
  [35] 實際上斯大林確實有此考慮,見1950年10月8日馮西致金日成電。只不過,毛澤東當時是否看到過斯大林的電報尚無法確定。
  [36] 詳見沈志華、岡察洛夫:《1950年中蘇條約的簽訂:愿望和結果》,《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2、3期。
  [37] 無論高崗是否真的說過要把東北作為蘇聯的一個共和國,此傳言本身以及高崗與蘇聯的密切關系就是毛澤東的一塊心病,參見И.В. Ковале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1, №6, 1992, №1;李海文,《柯瓦廖夫回憶的不確之處——師哲訪談錄》,《國史研究參考資料》1993年第1期。
  [38] 1950年10月8日馮西致金日成電。
  [39] 盡管對美國政府這種缺乏遠見的舉動有不同的解釋,但許多西方學者的一致看法是,如果美國在三八線前止住,北京的介入是可能避免的,戰爭就會在1950年秋天結束。見W. Stueck, 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Korea, 1947-1950,Chappel Hill,1981,pp.254-255;B. I. Kaufman,The Korean War: Challenges in Crisis, Credibility, and Command,Philadelphia, 1986,pp.83-85;R. Foot, The Wrong War: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Dimensions of the Korean Conflict, 1950-1953,Ithaca, 1985,pp.67-74。
  [40] 《毛文稿》第一冊,第539頁。
  [41] 《毛文稿》第一冊,第556、559-560頁。
  [42] 《毛文稿》第一冊,第588—589頁。
  [43] 杜平:《在志愿軍總部》,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頁;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53-454頁。
  [44] 《聶榮臻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版,第740頁。
  [45] 見1950年12月10日《人民日報》。
  [46] 1950年12月5日葛羅米柯與王稼祥會談日記摘錄。
  [47] 1950年12月7日羅申致莫斯科電。
  [48] 1950年12月7日葛羅米柯致羅申電。《周恩來軍事文選》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5頁。
  [49] 《毛文稿》第一冊,第722、741-742頁。
  [50]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六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45-246、249-250頁。
  [51] 1951年1月15日毛澤東致菲利波夫電。
  [52] 聯合國辯論和投票情況詳見1950年12月17日、1951年1月18日《人民日報》。
  [53] 艾奇遜:《艾奇遜回憶錄》,上海譯文出版社1969年中文版,第381頁。
  [54] 關于停戰談判的時機選擇問題,中國軍方學者持與此不同的見解,見齊德學、劉穎偉:《朝鮮停戰談判時機問題辨析》,《軍事歷史》1998年第2期,第35-38頁。
  [55] 參見1951年1月18日《人民日報》。
  [56] 聶榮臻當時曾向蘇聯顧問說,中國軍隊入朝以來已減少兵員達10萬人,運往前線的物資因敵空軍轟炸損失達30-40%,糧食僅能供應部隊所需的25%。僅第二戰役中便凍傷5萬余人。王亞志:“抗美援朝戰爭中的彭德懷、聶榮臻”,《軍事史林》1994年第1期,第11頁。
  [57] 陳兼提交1996年1月“冷戰在亞洲”香港國際學術討論會的論文:China's Strategy to End the Korean War。
  [58] 《彭德懷傳》,第446頁;1951年1月28日毛澤東致菲利波夫電,1月30日菲利波夫致毛澤東電。
  [59] 1月31日彭德懷就預言:“第三次戰役即帶著若干勉強性(疲勞),此次戰役則帶有更大勉強性。如主力出擊受阻,朝鮮戰局有暫時轉入被動的可能。”《彭德懷軍事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373頁。
  [60] 《毛文稿》第一冊,第151-153頁。1951年3月1日毛澤東致菲利波夫電,3月3日菲利波夫致毛澤東電。
  [61] 詳見《彭德懷年譜》,第481-505頁。
  [62] 《聶榮臻回憶錄》,第741-742頁;1951年6月13日毛澤東致高崗、金日成電,6月24日菲利波夫致克拉索夫斯基轉毛澤東電。
  [63] 斯大林為毛澤東的出兵決定所感動,于1950年11月1日命令駐守在沈陽基地的蘇聯第64航空集團軍出動飛機加入了朝鮮的空戰。詳見拙文:《抗美援朝戰爭中的蘇聯空軍》,《中共黨史研究》2000年第2期。
  [64] 筆者對這一問題的論述見《抗美援朝戰爭決策中的蘇聯因素》,《當代中國史研究》2000年第1期。
  [65] 引號中學者的用語轉引自V. Petrov, Mao, Stalin, and Kim Il Sung: An Interpretative Essay, Journal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1994, V.13, №2。
  [66] 徐焰:《第一次較量——抗美援朝戰爭的歷史回顧與反思》,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0年版,第322頁。
  [67] 美軍的傷亡數字參見《艾奇遜回憶錄》,第556頁;約·格登:《朝鮮戰爭——未透露的內情》,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中文本,第754頁。比例數為筆者計算所得。
  [68] 《第一次較量》,第47、59-60、67頁。
  [69] 《當代中國財政》(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69頁。
  [70] 《1949-195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綜合卷,中國城市經濟社會出版社1990年版,第891頁。
  [71] 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996頁;Sergei Goncharov, John Lewis,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1993,pp.99-100。
  [72] 1951年11月14日毛澤東致斯大林電。
  [73]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第258頁;1952年9月3日斯大林與周恩來會談記錄。
  [74] 譚旌樵主編:《抗美援朝戰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333頁。
  [75] 1950年1月6日美國國務院電報摘要,轉引自華慶昭:《從雅爾塔到板門店——美國與中、蘇、英:1945-1953》,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85頁。
  [7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Vol.7, Part 1, Korea and China. Washington DC, 1983, p.37-38。
  [77] 投票過程參見1951年2月2日《人民日報》。可以與此形成對照的是,1950年6月27日美國提出的解決朝鮮問題的方案在聯合國只獲得7張贊成票,其中一票還是“中華民國”代表投的。
  [78] 參見1951年5月23日《人民日報》。
  [79] 1951年11月12日美國國務院公報,轉引自愛德溫·馬丁:《抉擇與分岐——英美對共產黨在中國勝利的反應》,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第225頁。
  [80] 《1949-195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對外貿易卷,經濟管理出版社1994年版,第499-500頁;《當代中國的對外貿易》(上),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頁。
  [81] 參見《1949-195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基本建設投資和建筑業卷,中國城市經濟社會出版社1989年版,第266、268、270頁。
  [82] 在1950年12月12-13日的聯合國大會上,作為十三國提案發起者的印度政府認為,“臺灣問題應當根據確定臺灣必須歸還中國的開羅與波茨坦兩個協定加以解決”。見1950年12月16日《人民日報》。
  [8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Vol.7, Part 1, Korea and China. Washington DC, 1983, pp. 1584- 1585;愛德溫·馬丁前引書,第226—267頁。
  [84] 資中筠、何迪編:《美臺關系四十年(1949—1989)》,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頁。
  [85] W. Stueck, The Korean War as International History, Diplomatic History, 1986, V.10, №4。
  [86] P. West, Confronting the West: China as David and Goliath in the Korean War,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1993, V.2, №1。
  [87] R. Jervis前引文。
 

2013-08-27 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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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官僚翰林總統
徐世昌(1855年10月24日-1939年6月5日),字卜五,號菊人,又號水竹邨人、弢齋。祖籍浙江寧波鄞縣。清末民初,曾為北洋政府官僚。1918年,徐世昌獲段祺瑞控制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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