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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戰爭爆發的歷史真相—來自俄國解密檔案的新材料
朝鮮戰爭爆發的歷史真相—來自俄國解密檔案的新材料
沈志華     阅读简体中文版

  在對冷戰和朝鮮戰爭的研究中,關于朝鮮戰爭爆發的歷史真相,一直是歷史學家爭論不休、眾說紛紜的課題。在90年代以前,國際學界存在著新舊傳統學派和修正學派之分。[1]  有關朝鮮戰爭的俄國解密檔案陸續公布以后,這些派別之間的界限模糊了,[2] 大多數學者認為金日成發動了這場戰爭,斯大林為北朝鮮開放了綠燈,而毛澤東對此則表示同意和支持。[3]  總體來說,這種分析是接近于歷史真實的,但是如果只是籠統地堅持這種說法,似乎證實了以往“共謀派”的理論。[4] 所以,筆者以為仍然有必要對某些細節進行更為深入的探討,特別是關于北京在發動這場戰爭中所處的地位及其所持的立場。[5]
  本文擬在整理和分析大量俄國解密檔案的基礎上,[6] 對蘇聯、朝鮮和中國在朝鮮戰爭爆發過程中各自的作用、立場,以及三者之間的微妙關系做進一步的分析。
  一、金日成積極策劃戰爭
  1945年10月10日金日成率66名在蘇聯哈巴羅夫斯克受訓的朝鮮軍官乘坐蘇聯“普加喬夫”號貨輪在元山港上岸,不久后被蘇聯軍政府選中,作為北朝鮮領導人。[7] 蘇聯人所以要用金日成替換此前扶植的民族主義領袖曹晚植,與莫斯科對朝鮮半島政策的變化有關。
  戰后初期,蘇聯與美國在遠東地區既有矛盾,又需合作,既要劃分勢力范圍,又要避免直接沖突,朝鮮半島上三八線的確定就是這一狀況的反映。[8] 戰后蘇聯在朝鮮的目標最初是試圖通過托管或其他方式,與美國合作在朝鮮建立一個與蘇聯保持友好關系的統一的朝鮮政府。[9] 與美國矛盾日漸加劇后,則轉為加強朝鮮北方的政治、經濟力量,并在此基礎上促進朝鮮民族的統一,從而保證通過全朝鮮普選建立的統一政府實行對蘇友好的政策。在朝鮮南北雙方先后實行選舉,并建立單獨政府后,蘇聯又提出美蘇同時從朝鮮半島撤軍,而且首先實行了單方面撤軍,其目的無非是為了表示蘇聯在遠東地區的和平愿望,敦促美國撤軍。莫斯科一方面滿足于通過共產黨對北朝鮮的控制,一方面相信金日成有能力對抗南方,因此可以實現其在朝鮮半島遏制美國而不發生直接沖突的設想。[10]
  然而,自從三八線劃定以后,南北朝鮮就一直處于緊張的對立狀態。金日成始終認為只有通過革命戰爭的手段才能解放全朝鮮并實現統一,而李承晚也主張加強軍備,積極北進。特別是朝鮮南北雙方各自成立了單獨的政權機構和蘇聯占領軍撤出朝鮮半島以后,朝鮮半島的形勢更趨惡化,三八線附近的摩擦和交火事件不斷發生。從1949年年初,蘇聯駐朝鮮使館不斷向莫斯科發來有關南朝鮮可能發動進攻的告急電報。[11] 金日成完全明白,要實現自己的目標,必須依賴于莫斯科的首肯和幫助,于是提出了與蘇聯建立秘密同盟的要求。在遭到莫斯科的婉言拒絕之后,金日成便提出直接面見斯大林,以摸清蘇聯的意圖和態度。[12]
  但此時斯大林的戰略重點還在歐洲,一方面斯大林通過組建共產黨情報局和整治南斯拉夫共產黨,構造了以莫斯科為中心的社會主義陣營,意在穩定與西方抗衡的陣腳。[13] 另一方面,面對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強硬立場,斯大林在解決柏林危機的過程中采取了忍讓和退縮的立場,對雙方整體實力的認識迫使蘇聯放棄了與美國公開沖突的做法。[14] 在這種情況下,斯大林自然不會同意在朝鮮半島引發一場可能導致美國干預的戰爭。在3月初與金日成的會談中,斯大林只是輕松地詢問了南北雙方軍事力量的對比情況,以及三八線附近發生小規模軍事沖突的結果,并對金日成充滿信心的答復表示滿意。[15] 至于金日成所要求的軍事援助,莫斯科只是同意幫助裝備在三八線駐防的兩個朝鮮警備旅,[16] 并決定讓蘇聯海軍分隊繼續留駐清津港協助朝鮮進行防御。[17]
  到1949年夏季,南北雙方的緊張局勢進一步加劇,特別是在美國撤軍后,南朝鮮李承晚政權不斷發出戰爭叫囂,并一再對北方進行軍事挑釁和邊界侵犯。[18] 據蘇聯大使什特科夫和金日成的通報,“進攻北方的作戰計劃已經制定”,并將在7月發動進攻。[19] 但斯大林除了應金日成的不斷要求,同意向平壤增加武器裝備的援助,以保證北朝鮮不受侵犯外,沒有采取進一步的行動。[20] 莫斯科甚至批準了什特科夫提出的在美國撤軍后,撤除蘇聯在清津港的海軍基地及在平壤等地的軍用機場的建議,以免這些設施被朝鮮人民軍利用,從而使蘇聯在國際局勢中處于被動地位。[21] 蘇聯此時的主張是在北朝鮮建立祖國統一民主陣線,通過在全朝鮮進行普選實現和平統一。[22]
  金日成不甘心自己的宏偉計劃受阻于莫斯科,于是轉過來試探毛澤東的態度。1949年5月,金日成派人民軍政治部主任金一秘密訪問北平,與中共領導人商談將中國人民解放軍編成中朝鮮師轉屬人民軍的問題,并表露了準備采取軍事行動的意向。毛澤東一向主張“槍桿子里面出政權”,自然會支持金日成的想法。不過,在中國的革命戰爭尚未結束,國家統一尚未實現的情況下,中共很難贊成北朝鮮的計劃。毛澤東答應在需要的時候,可以把中共軍隊中的兩個朝鮮師轉給北朝鮮,如果朝鮮半島發生戰爭,中共“將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特別是上述師的給養和武器”。但是,毛澤東“勸告朝鮮同志”,即使在美國撤軍而日本人也沒有回來的情況下,也“不要向南朝鮮發動進攻,而是等待更有利的形勢”[23]。
  盡管如此,金日成還不死心。面對來自南方威脅,金日成主張變被動為主動,他躊躇滿志地認為這是通過軍事手段實現朝鮮統一的有利時機。為此,在積極調動軍隊進行防御部署的同時,金日成于7月初下令三八線地區的各部隊進入戰斗準備狀態,并“決定將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朝鮮師調回朝鮮:沈陽師配置在新義州,長春師配置在羅南”。[24] 做好準備之后,9月3日金日成的私人秘書文日向蘇聯使館通報,南朝鮮最近企圖奪取甕津半島三八線以北的部分地區,并炮擊海州市的水泥廠。因此,金日成請求準許對南方采取軍事行動,奪取甕津半島及其以東到開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鮮地區,以縮短防線。如果國際局勢允許,還準備繼續向南方挺進。金日成相信,他們能夠在兩周,至多兩個月內,占領南朝鮮。[25]
  蘇聯駐朝鮮使館代辦頓金應維辛斯基的要求對情況進行了核實后,[26] 于9月14日向莫斯科報告了南北朝鮮軍事力量的詳細情況、金日成的考慮以及他本人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報告說,“金日成認為南朝鮮軍隊的戰斗力不強”,北方軍隊“在技術裝備(坦克、火炮、飛機)、紀律、官兵訓練素質,以及士氣等方面,均優越于南方軍隊”。如果進攻順利,“可以繼續向南方挺進”。金日成和樸憲永還認為,當朝鮮發生內戰時,美國不會直接出兵干預。但頓金本人認為,金日成計劃的局部性戰爭必然導致朝鮮爆發內戰,而北方軍隊還未強大到可以足以在速決戰中取勝,同時,“不論在軍事上還是政治上,持久內戰對北方都是不利的”。[27] 不過,什特科夫大使卻表示贊同金日成的計劃。他認為,“南朝鮮政府的政治地位是不牢固的”,朝鮮半島的形勢對北方有利。盡管不排除“美國人將干預這場沖突并給南朝鮮提供積極幫助”的可能性,而人民軍的數量及其擁有的物質力量現在還不能保證完全粉碎南方軍隊和占領南朝鮮,但他仍然認為,“發展朝鮮南部的游擊運動并給予各種各樣的支持和領導是可能的和適宜的”,在有利的形勢下,可以借口“南朝鮮人在三八線上的挑釁”,“占領甕津半島和開城地區”。[28]
  經過慎重的研究和討論,[29] 莫斯科還是否決了金日成的計劃。9月24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做出決議,責成什特科夫嚴格按照決議的文本向金日成和樸憲永聲明:“由于目前北朝鮮的武裝力量與南朝鮮相比沒有占必不可少的優勢,因此不能不承認,現在進攻南方是完全沒有準備好的,所以從軍事角度看是不允許的”。由于南方的游擊運動和群眾斗爭沒有積極開展起來,建立解放區和組織人民起義的工作進行得很少,“從政治方面看,你們建議的對南方的進攻也是沒有做好準備的”。此外,進攻甕津半島和占領開城地區的局部戰役就意味著“朝鮮南北戰爭的開始”,而戰爭的持久性“可能給美國人對朝鮮事務進行各種干涉提供借口”。所以,“目前爭取朝鮮統一的任務要求集中最大力量:第一,開展游擊運動,建立解放區,在朝鮮準備全民起義,以便推翻反動政權和成功地解決整個朝鮮統一的任務;第二,進一步全力加強人民軍”。[30] 顯然,斯大林認為在朝鮮發動戰爭的條件尚未成熟。
  斯大林的決定令金日成感到沮喪,[31] 但他雖然勉強接受了莫斯科的意見,卻還是繼續積極備戰。10月14日,三八線附近又發生了激烈戰斗。北朝鮮第3警備旅對侵入三八線以北1.5公里法音山高地的南朝鮮軍隊展開攻擊,并占領了這兩個高地。由于蘇聯大使和軍事顧問事前參與討論并默許了這一軍事行動,而事后又未向斯大林報告,莫斯科對此極為惱怒,葛羅米柯嚴厲地指責什特科夫沒有“嚴格地、堅定地”執行“禁止未經中央允許而向北朝鮮政府建議對南朝鮮采取積極行動”的指示以及“中央關于防止三八線形勢復雜化的指示”,并對他提出警告。[32]
  看來,金日成想要采取軍事行動,必須等待莫斯科開放綠燈。
  二、斯大林參與策劃戰爭
  然而,僅僅兩個月以后,斯大林便給金日成發放了走向戰爭的通行證。
  1950年1月19日莫斯科收到什特科夫發來的報告,在一次小范圍的宴會后,金日成借著酒意激動地對蘇聯使館人員說,在中國完成其解放事業后,現在的問題就是如何解放祖國南方的人民。“朝鮮南方的人民信任我,并指望我們的武裝力量。游擊隊不能解決問題。南方人民知道我們有一支優秀的部隊。最近我夜不能寐,考慮著如何解決統一全國的問題。如果解放朝鮮南方人民和統一祖國的事情拖延下來,那么我就會失去朝鮮人民的信任。”金日成希望“同斯大林會面,討論南方的形勢和向李承晚軍隊發動進攻的問題”。如果不能同斯大林會面,那么他想去見毛澤東。金日成還指責蘇聯不許可他進攻甕津半島,否則人民軍在三天之內就能成功,“如果發動一場全面進攻,幾天之內就可以進入漢城”。[33] 與蘇聯使館人員采取的回避態度不同,這一次斯大林卻令人感到意外地改變了主意。
  經過一番考慮,1月30日斯大林親自回電說:“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滿,但他應當明白,他想對南朝鮮采取如此重大的舉措,是需要有充分準備的。這件事必須組織得不冒太大風險。如果他想同我談此事,那么,我隨時準備接見他并同他會談。請把此事轉告金日成并且告訴他,在這件事上我準備幫助他。”[34] 在迄今看到的檔案文獻中,這是斯大林第一次表示同意在戰爭問題上幫助金日成。對此,金日成十分滿意,并立即表示隨時準備著斯大林的接見。[35] 那么,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使得斯大林在如此短暫的時間里改變了對朝鮮問題的看法?[36]
  研究者注意到,此間發生了一件蘇聯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即毛澤東訪蘇和中蘇同盟新條約的簽訂,而這次中蘇最高領導人之間談判的結果是迫使斯大林同意重新簽訂中蘇條約,從而使蘇聯被迫放棄其在遠東以中國東北為基礎的政治和經濟權益,即中國立即收回大連港,并在2-3年內收回中長鐵路和旅順港。[37] 把蒙古從中國的版圖中獨立出去,在俄羅斯南部形成廣闊的安全地帶;恢復沙皇俄國在中國東北的勢力范圍,保證蘇聯擁有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這是斯大林確定的蘇聯戰后在遠東的兩個戰略目標,而控制中國長春鐵路和旅順、大連港,正是蘇聯實現其遠東戰略的基本途徑。除了已經既成事實的蒙古問題,莫斯科最担心的事情終于發生了,1945年中蘇條約所保證的蘇聯在滿洲的權益眼看就要被毛澤東提出的新條約斷送掉,斯大林必須采取補救措施。而處于朝鮮半島中部和南部的元山、仁川、釜山和濟州島的幾個港口,早在1945年就是蘇聯外交部注意的目標了。于是,為了保證蘇聯在遠東地區的戰略利益,把整個朝鮮半島納入莫斯科的勢力范圍就是必然結果了。恰在此時,美國總統杜魯門和國務卿艾奇遜發表的關于南朝鮮不在美國防御范圍的演說,又為斯大林實現對朝鮮政策的改變創造了條件。[38]
  毛澤東還沒有離開莫斯科,斯大林便集中精力去解決朝鮮問題了。為了加強北朝鮮的軍事力量以及人民軍的組織和指揮能力,莫斯科同意金日成再組建3個步兵師,并把蘇聯政府將于1951年提供的貸款用于1950年,以便為新組建的部隊購買蘇聯裝備。斯大林還任命瓦西里耶夫中將為朝鮮人民軍軍事總顧問,替代了自蘇聯從朝鮮撤軍后兼任這一職務的蘇聯大使什特科夫。[39] 此后,蘇聯便開始大規模向朝鮮提供武器裝備。3月9日,朝鮮照會蘇聯,“為了給人民軍補充裝備、彈藥和技術器材并加強人民軍,請蘇聯政府于1950年按照以前提交蘇聯政府的申請單向朝鮮提供1.2-1.3億盧布的軍事技術裝備”,朝鮮則相應地保證向蘇聯提供價值1.33億盧布的黃金、白銀和鉬精礦。隨后,金日成提供了所需武器裝備的詳細清單。[40] 莫斯科立即答復,同意朝鮮提前使用1951年的貸款購置武器裝備。斯大林還親自致電金日成,對于“朝鮮人民軍所需裝備、彈藥和技術器材”,蘇聯政府決定“完全滿足您的這一請求”。[41]
  在進行物質準備的同時,3月20日,金日成要求于4月初對莫斯科進行秘密訪問,并提出將與斯大林討論“國家南北統一的途徑和方法”及“經濟發展遠景”等問題。在一份“金日成提請斯大林同志幫助解決的問題”的清單中,明確寫道:“關于統一國家(南方和北方)的途徑和方法,擬采用武裝方式統一”,還提到與毛澤東會晤和同中國簽訂條約的問題。[42]得到同意后,金日成和外務相樸憲永于3月30日起程前往莫斯科。[43]
  關于斯大林與金日成秘密會談的具體內容,目前在俄國檔案中尚未發現任何文字記錄,研究者引用的都是當事人的回憶。據說,金日成在會談中報告,朝鮮北方和南方都正在為統一做準備,但形勢對北方更有利。樸憲永則以熱烈的言語描述了反李承晚政權的抵抗運動形勢,他說:“人數達20萬的南朝鮮共產黨支部已經準備好在北方發出第一個信號時起義,南方人民一直在等待著土地改革和其他在北方已經實行的民主改革。”朝鮮領導人所不放心的只是不知道在統一問題上采取戰爭形式,朝鮮人民會產生怎樣的反應。對此,斯大林講了拉伯雷《巨人傳》中羊群的故事。他說,人民和羊群一樣,他們跟著頭羊,而不論頭羊走到哪里。莫斯科担心的問題是一旦爆發戰爭,美國是否會出兵干涉。據金日成的譯員文日回憶,金日成立即向斯大林保證,美國不會參與這場戰爭,其理由在于,這是一次果斷的突然襲擊,因為將會有20萬南朝鮮共產黨員進行起義,加上南方游擊隊對朝鮮人民軍的支持,進攻將在三天之內取得勝利。這樣,即使美國有心干預,也沒有時間進行軍事準備和部署。[44] 此外,1966年蘇聯外交部曾向勃列日涅夫等領導人提交了一份《關于朝鮮戰爭的背景報告》,其中提到這次會談時金日成向斯大林提出了發動戰爭的戰略部署,即朝鮮政府準備分三步實現他們的目標:(1)在三八線附近集結部隊;(2)向南朝鮮發出和平統一的呼吁;(3)在南朝鮮拒絕和平統一的建議后開始軍事行動。該報告確認,斯大林“對朝鮮人所擬方案的最終認可,是在1950年3月至4月金日成訪問莫斯科期間”。[45]
  總之,完全可以斷定,斯大林是在1950年1月至4月間決定支持并幫助金日成發動一場統一朝鮮半島的戰爭的。顯然,與美國在朝鮮半島采取防御和退守政策[46] 的同時,蘇聯直接參與了戰爭的策劃和準備。
  三、毛澤東接受既成事實
  不過,斯大林和金日成發動戰爭的日程表上,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處理,即在朝鮮半島采取軍事行動必須征得毛澤東的同意。因為就在幾個月前劉少奇秘密訪蘇期間,斯大林建議,在國際革命運動中,中蘇兩家都應多承担些義務,而且應該有某種分工,希望中國今后多担負些對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屬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方面的幫助。斯大林還說,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革命中心由西方轉移到了東方,而現在又轉移到了中國和東亞。因此,中共“應當履行對東亞各國革命所承担的責任”。[47] 斯大林不能出爾反爾。
  然而,在新中國建立之初,全國工作重心已經轉向經濟建設,部隊正準備開始大規模復員,至于軍事戰略目標,只剩一個發動解放臺灣的戰役了。當時,中共在東南沿海集中了16個軍的兵力,而在比鄰朝鮮的整個東北地區,只有幾個担任地方警備任務的公安師和一個集體轉業、開荒種地的第42軍。因此,毛澤東此時無論如何不愿意看到在中國北方鄰國發生一場可能導致美國干涉亞洲事務的戰爭。[48]
  對此,斯大林心里是十分清楚的。早在1949年夏中共中央代表團訪蘇期間,毛澤東就特意讓劉少奇將中共解放臺灣的計劃轉告斯大林,并要求蘇聯提供援助。得知斯大林拒絕了中共的請求后,毛澤東在莫斯科第一次與斯大林會談時,再次婉轉地提出了同樣問題。[49] 而且就在毛澤東訪蘇前夕,斯大林還與毛澤東交換了對朝鮮政策的意見,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出發,都認為北朝鮮此時不宜采取進攻性的軍事行動。毛澤東在去電中說,朝鮮同志想通過武力解決南朝鮮問題,中國領導人曾勸阻他們不要這樣做。斯大林回電說,完全同意中國同志的意見,在朝鮮不應開始一場戰爭,不能用軍事手段統一朝鮮。[50] 正因為如此,盡管斯大林已經考慮了要在朝鮮半島發動一場戰爭的問題,但他對正在莫斯科作客的毛澤東卻只字未提。[51] 出于同樣的理由,斯大林在與金日成討論并決定了將采取軍事行動以后,明知此事必須征得毛澤東的同意,卻不便親自出面,所以只能勸金日成去見毛澤東。[52]
  其實,朝鮮所處的政治地位使金日成比斯大林更懂得在東亞地區采取如此重大的舉措,是一定要得到毛澤東支持的。于是,在斯大林對自己的意向已經表示贊同的情況下,金日成指示朝鮮駐華大使李周淵拜訪毛澤東,提出了訪華的要求。3月底,毛澤東在會見李周淵時,表示同意金日成訪華。估計到金日成可能要談進攻南朝鮮的問題,毛澤東在談話時指出,“如果已經有了統一朝鮮的具體計劃,那么會晤必須秘密進行”。毛澤東還談到,“如果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朝鮮不可避免也要參戰”,因此必須做好軍事準備。當李周淵把會談的情況報告到平壤時,金日成已經起程赴莫斯科了,于是,朝鮮內閣副首相金策委托蘇聯使館將這一消息轉告金日成。[53] 值得注意的是,在李周淵的報告中,并沒有提及會談時毛澤東曾表示同意在朝鮮發動進攻的計劃。但金日成在5月12日會見什特科夫時卻通知他,毛澤東會見李周淵時說:“用和平方式是不能統一朝鮮的,統一朝鮮必須要用武力才行”。[54] 金日成的說法不可信,他這樣做顯然是為了打消斯大林的顧慮,以取得莫斯科在發動戰爭問題上的絕對支持。實際上,金日成對莫斯科謊稱中共支持他采取軍事行動,已經不是第一次了。例如前面提到的關于1949年5月金一與中共領導人會談的情況,聯共(布)駐北平代表柯瓦廖夫報告說,中共支持對南朝鮮的進攻實行反擊,但勸告朝鮮不要主動進攻。而金日成向莫斯科的通報中卻有意含糊其辭,說中共表示將在未來的戰爭中援助朝鮮。[55] 不管金日成有何考慮,毛澤東畢竟到此時還不知道平壤和莫斯科已經就發動戰爭這樣的大事達成了默契。[56]  所以,盡管金日成認為他不需要中國的幫助,“因為他的一切要求在莫斯科已經得到滿足”,但還是要遵照斯大林的指示去見毛澤東,“通報以武力統一國家的意圖和在莫斯科會談此問題的結果”。[57]
  5月13日晚,金日成一行秘密到達北京,并當即與中共領導人進行了會談。目前尚未發現有關這次會談具體內容的檔案文獻,但根據羅申向莫斯科的報告看,第一次會談并不順利,會談在開始進行的當天晚上便中斷了。羅申在電報中說:13日晚23時30分,周恩來到蘇聯大使館,要求立即向菲利波夫(斯大林)報告“毛澤東委托轉告”的事項。“朝鮮同志通知了菲利波夫同志的如下指示:現在的形勢與過去不同了,北朝鮮可以開始行動了;但這個問題必須與中國同志和毛澤東本人討論”。“毛澤東同志想要得到菲利波夫同志本人對這一問題的說明”。電報最后說,“中國同志請求速速回電”。[58] 顯然,鑒于金日成所說情況事關重大,且斯大林不久前還明確表示反對在朝鮮采取軍事行動,中國領導人心有疑惑,故必須要求莫斯科給以證實。[59] 直到這時,斯大林才第一次向中國領導人表明,蘇聯在這一問題上的態度已經發生了變化。5月14日維辛斯基轉來斯大林給毛澤東的電報:“在與朝鮮同志的會談中,菲利波夫同志和他的朋友們提出,鑒于國際形勢已經改變,他們同意朝鮮人關于實現統一的建議。同時補充一點,這個問題最終必須由中國和朝鮮同志共同解決,如果中國同志不同意,則應重新討論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會談詳情可由朝鮮同志向您講述。”[60] 看似平和的話語,卻透著莫斯科的強硬態度。作為東亞地區革命事業的“負責人”,毛澤東自然應支持朝鮮的革命行動。面對斯大林的壓力,毛澤東表示同意在解放臺灣之前先解決朝鮮的統一問題。[61]
  這里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說明。毛澤東在訪蘇期間曾批準中國軍隊中的朝鮮師帶裝備回國,此事難道不是說明中蘇領導人共同策劃了戰爭的準備嗎?[62] 關于戰前中國軍隊赴朝問題,過去因缺乏資料,不甚明白。[63] 現在情況清楚了:就毛澤東的動機而言,朝鮮師回國與朝鮮戰爭沒有關系。在日本占領朝鮮期間,有很多朝鮮人進入中國東北境內,參加了中共的抗日軍隊。內戰時期,中共東北部隊中又增加了許多滿洲朝鮮族戰士。抗日戰爭結束后,便陸續有朝鮮戰士回國,較為集中的是由武亭率領的包括1000名朝鮮籍士兵的一個團。[64] 1949年5月金一到北平時,向毛澤東轉交了一封朝鮮勞動黨中央的信,請求必要時把中國人民解放軍編成中的朝鮮師轉屬朝鮮政府。毛澤東指出,在解放軍的三個朝鮮師中,有兩個駐扎在沈陽和長春,另一個正在南下作戰。中共隨時準備把駐扎在東北的兩個師連同全部裝備,移交給朝鮮政府。另一個師只有等戰爭結束后才能從南方回來。[65] 金一走后,毛澤東便指示在東北的高崗,準備安排駐扎在沈陽和長春的兩個朝鮮師于1949年7—8月回國。這兩個師,即李德山任師長的164師(實員10821人)和方虎山任師長的166師(實員10320人),當時均屬東北軍區建制,于1949年7月進入朝鮮。[66] 毛澤東所說的另一個朝鮮師回國的問題是6個月后提出的。1950年1月初,林彪給正在莫斯科訪問的毛澤東打電報稱,這16000余名朝鮮人組成的部隊在進軍華南后,情緒出現波動,有些人要求回國。因戰爭即將結束,故希望把他們合并為一個師或4—5個團送回國。中國方面隨即與朝鮮聯系,通知金日成,“由于作戰行動結束,中國人民軍隊中現有的朝鮮族部隊正在逐漸閑下來,如朝鮮政府愿意,可以轉交”。金日成提出把中國軍隊中現有的朝鮮人按朝鮮師的編制,在中國組成一個步兵師,下設兩個團,其余官兵用于補充摩托車團和機械化旅,并派人民軍作戰部長金光俠到中國洽談此事。1月11日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同時致電林彪和朝鮮方面,同意朝鮮師回國,部隊由朝鮮來人就地改編,4月間更換夏裝回國。1月28日林彪得到通知,金日成已派人來武漢接收朝鮮部隊。[67]
  從時間上看,在中國處理朝鮮師回國的問題時,毛澤東是反對金日成向南方發動進攻的,斯大林也沒有同意金日成的軍事計劃。因此,中國軍隊中的朝鮮士兵回國,決不能說明中國領導人當時就參與了戰爭的策劃。1949年同意朝鮮師回國,是因為毛澤東担心北朝鮮受到南方的攻擊,從而出于國際主義立場對朝鮮革命政權表示的同情和支持。1950年批準朝鮮師回國,一方面是因為朝鮮戰士有回國的意愿,一方面也是因為中國領導人已經在考慮軍隊復員和減少軍費開支的問題了。[68] 因此,艾倫·懷廷很早以前就得出的結論是有說服力的:這些幫助中國革命的朝鮮士兵回國是很自然的現象。[69] 不過,當最后一支朝鮮師于4月18日到達元山時,[70] 金日成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已經下決心要進行一場戰爭了。因此,從客觀上講,三個經過戰爭鍛煉的朝鮮師回國,對于金日成的突然襲擊能夠成功,的確是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四、蘇朝聯合發動進攻
  至此,通向朝鮮戰爭的道路對于金日成來說已經暢通無阻,需要的只是確認和實施具體的作戰計劃了。
  根據人民軍總參謀部作戰部長俞成哲的回憶,5月上旬蘇聯大量調換了在朝鮮人民軍中的蘇聯軍事顧問,用作戰參謀替換了那些以個人名義在朝鮮負責軍事訓練的軍人,并且為朝鮮軍隊制定了“先發制人的進攻作戰計劃”。[71] 到5月底,朝鮮人民軍總參謀部和蘇聯軍事顧問團聯合向莫斯科報告,朝鮮人民軍向三八線集結的行動已經準備就緒。在金日成的堅持下,軍事行動開始的時間確定在1950年6月25日。接著莫斯科又接到報告說,按照進攻計劃,朝鮮人民軍每天可推進15-20公里,預計主要的軍事行動在22-27天之內完成。[72]
  6月25日,北朝鮮軍隊依照計劃大舉越過三八線,向南朝鮮發動了進攻。現在披露的6月26日什特科夫給斯大林私人軍事代表扎哈羅夫大將的報告,詳細說明了戰爭開始前后的的真實情況:
  人民軍在三八線地區的集中開始于6月12日,結束于6月23日,完全按照總參謀部的計劃進行。各部隊的調動組織嚴密,未發生意外。敵軍的偵察大約已發現各部隊的調動,但各部隊的計劃及行動開始時間均得到嚴格保密。
  各師作戰計劃制定及地形偵察過程均有蘇聯顧問參加。
  戰役全部準備措施已于6月24日完成。6月24日已向各師師長發出“Д”和“Ч”的命令。
  各部隊均宣讀了民族保衛省的政治命令,其中指出南朝鮮軍隊侵犯三八線,挑起軍事進攻;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發布了關于朝鮮人民軍轉入反攻的命令。
  朝鮮人民軍官兵以高漲的熱情聽取了關于反攻的命令。
  各部隊于6月24日24時進入出發位置。軍事行動于當地時間(25日)4時40分開始。進攻前的炮火準備進行了20-40分鐘,其中包括定位瞄準和10分鐘炮轟。隨后,步兵開始行動,迅速展開進攻。在開始的3小時后,個別部隊與軍團已向前推進了3至5公里。
  人民軍部隊的攻擊完全出乎敵軍的意料。
  敵軍僅在甕津、開城與漢城諸方向進行了頑強抵抗。而較有組織的抵抗則在第一天12個小時以后才開始。
  戰斗第一天攻克的城市有:甕津(甕津方向)、開城、松隅里(地圖1:1000000,1943年總參謀部印制)。
  在春川方向,人民軍部隊推進了12公里。
  在東部海岸推進了8公里。
  就在第一天,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海軍即有兩支登陸部隊在日本海沿岸登陸:第一支登陸部隊在江陵地區,包括2個營的海軍登陸部隊和約1000名游擊隊員;第二支登陸部隊在蔚珍地區,包括600名游擊隊員。
  登陸部隊于6月25日5時登陸,整個過程進展順利。
  游擊隊登陸部隊攻占了蔚珍市及其周圍的若干鄉鎮。
  在登陸部隊登陸過程中,人民軍軍艦與南朝鮮軍隊的艦艇曾發生戰斗。戰斗結果有一南方掃雷艦被擊沉,另有一掃雷艦被擊毀。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海軍沒有傷亡。
  6月26日,人民軍部隊繼續進攻,在戰斗中不斷向南朝鮮領土縱深推進。
  在6月26日一天的時間內(從右至左)徹底掃蕩了甕津半島、開城地區;第6師的部隊強渡海灣并攻占了金浦機場方向的居民點。
  在漢城方向,第1、4師攻占了汶山、東豆川等城市,第2師攻占了道府春川市。
  在日本海沿岸一帶,部隊的推進仍在繼續。注文津港已被攻克。
  與在洪川方向移動的第12步兵師、越過松隅里在議政府方向進攻的第3步兵師及機械化旅整整一天沒有聯系。[73]
  以上情況充分表明,蘇聯參與了進攻南朝鮮軍事行動的所有策劃、準備和實施過程,只是為了避免引起美國的干預和遭到世界輿論的指責,斯大林采取了較為隱蔽的措施。戰爭爆發前5天,什特科夫報告說,金日成要求蘇聯提供進攻和登陸需用艦只以及作為駕駛艦只的10名蘇聯顧問。斯大林立即答復,拒絕這些要求,以免為美國進行干涉提供借口。[74] 在進攻開始時,斯大林還下令召回了在朝鮮人民軍前線部隊中的所有蘇聯顧問。當時赫魯曉夫詢問其中的原委,斯大林回答說:“我們不想留下證據被人家指控我們參與了這件事”。[75]
  然而,毛澤東對戰爭的準備過程和具體計劃卻毫不知情。或許是考慮到中國正在加緊準備進攻臺灣,或許是估計到美國不會干涉從而不需要也不希望中國介入,總之,斯大林和金日成對中國封鎖了消息和情報。據一位前北朝鮮高級軍需官回憶,在戰爭爆發前,所有蘇聯援助的武器都是從海路,而不是通過中國鐵路運抵朝鮮的,這樣做的特別目的是不讓中國獲知朝鮮的準備工作。[76] 以至關于朝鮮戰爭爆發的最初消息,毛澤東竟是從外國報紙上得知的。戰爭爆發后第三天,金日成才派了一名校官來北京通報情況。毛澤東對此十分不滿,事后對師哲說:“他們是我們的近鄰,戰爭爆發也不和我們商量,現在才來打招呼。”[77]
  金日成在信心十足、躊躇滿志的時候,顯然不希望中國插手朝鮮事務,而斯大林在考慮改變對朝鮮半島的政策時,對于這位新的盟友有兩點顧忌:既担心毛澤東在事前反對莫斯科的決定,又担心局勢發生困難時毛澤東會置身事外,不聽從莫斯科的指揮。所以,斯大林一方面要中國同意發動戰爭,一方面又對中國封鎖消息。經過這樣周密的安排,不但可以保證蘇聯的戰略決策被順利接受,又可以保證蘇聯的戰略目標得以實現。顯然,如果戰爭進展順利,即使失去東北,其結果還是可以保證蘇聯在遠東的戰略利益;如果出現危機和困難,則有中國這個盟友來承担責任,其結果同樣可以實現蘇聯的既定目標。
  結論一,金日成在1949年就提出通過軍事手段推進革命,完成統一大業。然而,此時斯大林在朝鮮半島的目標是維持三八線現狀,避免與美國發生直接的沖突,因此莫斯科嚴厲禁止金日成發動戰爭。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尚未取得最后勝利的時候,也表示無法援助北朝鮮的軍事行動。
  結論二,1950年初毛澤東訪蘇,迫使斯大林簽訂了新的中蘇條約,其結果是蘇聯將要失去通往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為了保持蘇聯在遠東的戰略目標,斯大林必須實現對整個朝鮮半島的控制,以替代在中國東北喪失的戰略地位。于是,莫斯科決定積極支持北朝鮮發動一場突然襲擊的戰爭,迅速統一朝鮮半島。
  結論三,由于新中國剛剛成立,并且正在準備解放臺灣的戰役,毛澤東仍然不希望朝鮮在此時發生一場可能給中國安全造成威脅的戰爭。但是,作為亞洲革命的負責人,毛澤東又無法拒絕金日成的要求,特別是在斯大林已經表態之后,中國只能接受既成事實。
  結論四,在毛澤東表示原則上同意金日成采取軍事手段之后,朝鮮和蘇聯對戰爭的秘密準備已經接近尾聲,但卻沒有向北京透露其軍事計劃和行動的任何細節。1950年6月25日凌晨,在蘇聯大規模的軍事援助下,金日成發動了后來人們所說的朝鮮戰爭。
  這就是近年來俄國解密檔案給人們勾勒的關于朝鮮戰爭爆發的歷史畫面。
  發表于(香港)《二十一世紀》2000年2月號
  [1]對這四個學派的介紹可見:Kim Hakjoon,North Korean Leader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Pap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ong Kong,1996.1。
  [2] 見沈志華:“朝鮮戰爭研究綜述:新材料和新看法”,載《中共黨史研究》1996年第6期、1997年第1期。
  [3] 有關的國外研究論著有:Д.Волкогонов, Следует Ли Этого Бояться?, Огонёк, 1993г. No.26; А.Торкунов, Е.Уфимцев, Корей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 Новый Взгляд,Москва,1995г; E.Bajanov, Assessing the Politics of the Korean War 1949-51,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fer for Scholars ed.,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1995/96, Issue 6-7; A. Mansourov, Soviet-North Korean Relation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Pap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ong Kong, 1996.1;Park Mun Su, Stalin'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Korean War: History Revisited, Korea Observer, 1994, Vol.25, No.3;V. Petrov,   Mao, Stalin, and Kim Il Sung: An Interpretative Essay, Journal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1994, Vol.13, No.2; K. Weathersby, The Soviet Role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Korean War: New Documentary Evidence,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Relations, 1993, Vol.2, No.4; Soviet Aims in Korea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 1945-1950: 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 CWIHP Working Paper, 1993, No.8; Korean,1949-50: To Attack, or Not to Attack? Stalin, Kim Il Sung, and the Prelude to War, CWIHP Bulletin, 1995, Issue 5.
  [4] 關于蘇、朝、中共產主義集團共同策劃了朝鮮戰爭的“共謀派”理論見Mineo Nakajima(中島嶺雄):The Sino-Soviet Confrontation: Its Roots in the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of the Korean War,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1991,No.1。韓國報紙在發表有關朝鮮戰爭的俄國檔案時,其標題“三惡魔共謀發動戰爭”就說明,編者認為俄國檔案的解密證實了“共謀派”的理論。筆者見到的是中譯本。
  [5] 最早討論這一問題的中國學者的文章發表在香港《明報月刊》1994年7月號和9月號上,即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臺灣的計劃——俄國外交部檔案揭秘”,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攻臺’補遺”。不過,作者當時利用的譯文是根據韓國報紙發表的金泳三訪俄時帶回的200余件俄國檔案翻譯的,從后來俄國公布的檔案情況看,這些文獻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所以,文章的作者對許多問題無法深入展開。
  [6] 筆者近年收集到有關朝鮮戰爭的俄國檔案500余件,其中絕大部分是原檔復印件,并已全部譯成中文。
  [7] 詳見拙著:《朝鮮戰爭揭秘》,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42-46頁。
  [8] 參見《朝鮮戰爭揭秘》第二章中“三八線的劃定及其作用”一節。
  [9] 1945年9月外交部關于日本殖民地和托管地問題的意見,外交部關于朝鮮問題的建議,АВПРФ(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ф.4311,оп.1,п.52,д.8,лл.40-43、44-45。轉引自Soviet Aims in Korea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第9-11頁。1945年12月10日馬立克關于單一的朝鮮臨時政府問題的報告,АВПРФ,ф.0102,оп.1,п.15,д.1,лл.18-21。
  [10] 詳見拙著:《毛澤東、斯大林與韓戰》第二章中“蘇聯在朝鮮半島的戰略和政策”一節,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版。
  [11] 1949年1月27日、2月3日什特科夫致莫洛托夫電,SD00207,SD00209;1949年2月4日什特科夫致莫斯科電,SD00211。由于輾轉復印,筆者收集的部分檔案缺失原始館藏號,在此只能標示自存的編號。
  [12] 見1949年1月19日什特科夫致莫斯科電,SD00206。
  [13] 詳見拙文:《對1948年蘇南沖突起源的歷史考察》,載《歷史研究》1999年第5期。
  [14] 關于柏林危機的最新研究成果見М.М.Наринский, Берлинн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1949гг.(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5г, No.3。
  [15] 1949年3月5日斯大林與朝鮮政府代表團談話記錄,АПРФ(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ф.45,оп.1,д.346,лл.13-23。應該指出的是,從檔案文獻看,斯大林與金日成并沒有直接談到發動戰爭的問題。
  [16] 什特科夫致莫洛托夫電,1949年2月3日,SD00208;比留佐夫致什特科夫電,1949年2月4日,SD00210。
  [17] 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決議第68號記錄,1949年3月18日,SD00223。
  [18] 華西列夫斯基和什捷緬科給斯大林的報告,1949年4月20日,АПРФ,ф.3,оп.65,д.839,лл.13-14。
  [19] 1949年5月28日什特科夫致葛羅米柯和什捷緬科電,SD00234。1949年6月18日、7月13日什特科夫致維辛斯基電, SD00237,SD00242。
  [20] 1949年5月1日什特科夫致斯大林電,АПРФ,ф.3,оп.65,д.839,лл.13-14;1949年6月22日什特科夫致維辛斯基電,SD00238。此時蘇聯向北朝鮮提供的大量武器都是防御性的,武器清單見1949年6月4日緬希科夫和什捷緬科致什特科夫和戈洛溫電,АПРФ,ф.6,оп.9,д.14,л.57。6月25日什特科夫的報告談到,加強北朝鮮軍隊戰斗力的前提是“南方的威脅”。見Торкунов、Уфимцев前引書第20-21頁。
  [21] 1949年7月2日什特科夫致維辛斯基電,SD00241。
  [22] 1949年6月5日什特科夫致維辛斯基電,SD00236;1949年6月24日維辛斯基致什特科夫電,SD00239;1949年6月28日什特科夫致維辛斯基電,SD00240。
  [23] 1949年5月15日什特科夫致維辛斯基電,SD00231;1949年5月18日柯瓦廖夫致斯大林電,SD00232。
  [24] 朝鮮人民軍調動的詳細情況見1949年6月22日、7月13日什特科夫致維辛斯基電,SD00238,SD00242。
  [25] 1949年9月3日頓金致維辛斯基電,АВПРФ,ф. 059a,оп. 5a,п.4,д.11,лл.136-138。
  [26] 1949年9月11日維辛斯基致頓金電,АВПРФ,ф. 059a,оп. 5a,п.3,д.11,л.45。
  [27] 1949年9月14日頓金致維辛斯基電,АВПРФ,ф. 059a,оп. 5a,п.3,д.11,лл.46-53。
  [28] 1949年9月15日什特科夫致斯大林電,АПРФ,ф. 3,оп.6,д.776,лл.1-21。
  [29] 目前見到的莫斯科給平壤的指示至少有4稿,見莫洛托夫給斯大林的報告,АПРФ,ф. 3,оп.6,д.776,лл.33-38。
  [30] 1949年9月24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71號記錄,АПРФ,ф. 3,оп.6,д.776,лл. 30-32。
  [31] 1949年10月4日什特科夫致斯大林電,SD00251。
  [32] 1949年10月26日葛羅米柯致什特科夫電,10月31日什特科夫致葛羅米柯電,11月20日葛羅米柯致什特科夫電,SD00252,SD00253,SD00254。
  [33] 1950年1月19日什特科夫致維辛斯基電,АВПРФ,ф. 059a,оп. 5a,п.3,д.11,лл.87-91。
  [34] 1950年1月30日斯大林致什特科夫電,АВПРФ,ф. 059a,оп. 5a,п.3,д.11,л.92。
  [35] 1950年1月31日什特科夫致斯大林電,АВПРФ,ф. 059a,оп. 5a,п.3,д.11,л.93。
  [36] 顯然,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里,9月24日政治局決議提出的條件根本沒有達到。
  [37] 關于中蘇條約談判的詳細論述,可參見拙文《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簽訂:愿望和結果》,載《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2、3期。
  [38] 關于這一看法的詳細論述見筆者提交“冷戰與中蘇關系”國際學術會議(1997年10月,北京)的論文:《中蘇條約與蘇聯在遠東的戰略目標》,發表于《黨史研究資料》1997年第9期。
  [39] 1950年2月7日什特科夫致維辛斯基電,2月9日維辛斯基致什特科夫電,АПРФ,ф. 45,оп.1,д.346,лл.74-75、76。2月23日什特科夫致華西列夫斯基電,АВПРФ,ф. 059a,оп. 5a,п.4,д.11,л.148。
  [40] 1950年3月9日、3月16日什特科夫致維辛斯基電,АВПРФ,ф. 059a,оп. 5a,п.4,д.11,лл.149-150;АПРФ,ф. 45,оп.1,д.346,лл.133-140。
  [41] 1950年3月12日維辛斯基致什特科夫電,3月18日斯大林致金日成電,АПРФ,ф. 45,оп.1,д.346, лл.141、142。
  [42] 1950年3月21日什特科夫致維辛斯基電,АВПРФ,ф.059a,оп.5a,п.3,д.11,лл.94-95。檔案原件所附清單為手寫稿,沒有簽名和注明日期。根據內容判斷為什特科夫電報的附件。
  [43] 沃爾科格諾夫曾提出,金日成在1950年2月還去過一次莫斯科(見Kim Chull-baum ed.,The Truth about the Korean War, Testimony 40 Years Later ,Seoul,1991),現在看來,這種說法是靠不住的。
  [44] 見Kim Chull-baum前引書第105-106頁;The Soviet Role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Korean War,第433頁。
  [45] 1966年8月9日蘇聯外交部的報告,ЦХСД(當代文獻保管中心),ф. 5,оп.58,д.266,лл.122-131。見The Soviet Role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Korean War,第441-442頁,中譯文見《朝鮮戰爭揭秘》附錄。
  [46] 筆者關于美國此時對朝鮮政策的研究,見《朝鮮戰爭揭秘》第三章。
  [47] 中文記錄見1949年7月27日劉少奇致中共中央書記處電;李海文整理:《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412頁。蘇方記錄見И.В.Ковале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2г. No.1-3, лл.78-79。
  [48] 筆者對這一問題的詳細分析見《朝鮮戰爭揭秘》第294-296頁。
  [49] 1949年7月25日毛澤東致劉少奇轉斯大林電,АПРФ,ф. 45,оп.1,д.328,лл.137-140;Ковале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1г. No.6, л.88;1949年12月16日斯大林與毛澤東會談記錄,АПРФ,ф. 45,оп.1,д.329,лл.9-17。
  [50] 引自1996年7月31日筆者在莫斯科訪問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列多夫斯基教授的記錄。據說,1949年10月中旬毛澤東與斯大林往來的這兩封電報保存在總統檔案館,盡管列多夫斯基未能向筆者展示檔案原件,但他保證說曾親眼看到過這兩份文件。
  [51] 對這一說法的詳細論證見《毛澤東、斯大林與韓戰》第217-218頁。
  [52] 見Kim Chull-baum前引書第105-106頁。
  [53] 1950年4月10日伊格納季耶夫致維辛斯基電,АВПРФ,ф.059a,оп.5a,п.4,д.11,лл.98-99。
  [54] 1950年5月12日什特科夫致維辛斯基電,АВПРФ,ф.059a,оп.5a,п.3,д.11,лл.100-103。
  [55] 1949年5月18日柯瓦廖夫致斯大林電,АПРФ,ф. 45,оп.1,д.331,лл.59-61;1949年5月15日什特科夫致維辛斯基電,SD00231。
  [56] 俄國檔案記載,1950年5月3日斯大林曾通過羅申轉告毛澤東:“朝鮮同志來過我們這里。同他們會談的結果,將于日內專門向您通報。”(АПРФ,ф. 45,оп.1,д.331,л.54。)但斯大林后來沒有進行通報。
  [57] 1950年5月12日什特科夫致維辛斯基電,АВПРФ,ф.059a,оп.5a,п.3,д.11,лл.100-103。
  [58] 1950年5月13日羅申致莫斯科電(檔案原件未注明收報人),SD00278。
  [59] 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斯大林在莫斯科未曾向毛澤東提起過金日成的要求和計劃。
  [60] 1950年5月14日斯大林致毛澤東電,АПРФ,ф. 45,оп.1,д.331,л.55。
  [61] 關于5月14-16日毛澤東與金日成會談的詳細情況見《朝鮮戰爭揭秘》第284-288頁。
  [62] 筆者在講課時多次遇到這種提問。研究者中也有不少人持這種觀點,見Mineo Nakajima前引文中的介紹。
  [63] 旅美中國學者陳兼曾對此做過專門研究,見Chen Jian,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N.Y.1994,第109-110頁。
  [64] 樸明林:《韓國戰爭的爆發和起源》,未發表的博士論文(鄭仁甲譯自韓文);Paik Nak-chung,From the Korean War to a Unified Korea, An interview with Bruce Cumings, Nov. 19, 1991,Korea Journal,1992.Win.;曾克林:《戎馬生涯的回憶》,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頁。
  [65] 1949年5月15日什特科夫致維辛斯基電,SD00231。
  [66] 詳見中國人民解放軍東北軍區司令部編:《東北三年解放戰爭軍事資料》(1949年10月),第76-77頁。參見1949年9月15日什特科夫致斯大林電,АПРФ,ф. 3,оп.65,д.776,лл.30-32。
  [67] 1950年1月8日莫斯科致什特科夫電,SD00257;1950年1月11日什特科夫致莫斯科電,SD00258;《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249-250頁;《聶榮臻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2年版,第744頁。
  [68] 在1949年中國的財政支出中,軍費居第一位。直接用于部隊的約占全部支出的60%,如果加上為支援戰爭而支付的運糧等開支,比例還要更大些。而毛澤東早在1949年12月已經考慮軍隊從事生產問題,1950年4月則提出了開始軍隊復員的工作。見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編:《1949—195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綜合卷)》,中國城市經濟社會出版社1990年,第114-115、120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第182-183、310頁。
  [69] Allen S. Whiting,China Cresses the Yalu: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Stanford,1960。
  [70] 樸明林前引文。
  [71] 關于進攻南朝鮮軍事計劃的具體內容和制定過程的不同說法,詳見《朝鮮戰爭揭秘》第167-171頁。
  [72] 1950年第408號和468號電報,見1966年8月9日蘇聯外交部的報告。
  [73] 什特科夫致扎哈羅夫電,1950年6月26日,見CWIHP Bulletin Issue 6-7, 1997, p39。在軍事上,Д為戰爭開始日的代號,Ч為發起軍事行動的日期代號。至于所謂南朝鮮“侵犯三八線”的說法,顯然是北朝鮮編造的假情報。6月20日葛羅米柯就向斯大林報告了北朝鮮提供的南朝鮮軍隊準備發動進攻的情報,但他指出,什特科夫認為“這件事有些可疑”。 見1950年6月20日葛羅米柯給斯大林的報告,SD05249。
  [74] 見Волкогонов前引文第29頁。
  [75] 見Kim Chull-baum前引書第25-26頁;《赫魯曉夫回憶錄》,東方出版社1988年中譯本,第534頁。什特科夫6月26日的電報證實了這一情況:由于蘇聯顧問的撤離,越過三八線的人民軍在通訊聯系和組織指揮方面出現了混亂局面。
  [76] Sergei N. Goncharov , John W. Lewis ,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1993,pp153、163。
  [77] 李海文:“中共中央究竟何時決定志愿軍出國作戰?”,載《黨的文獻》1993年第5期,第85頁。
 

2013-08-27 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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