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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斯大林的壓力和鐵托的抵制
分裂:斯大林的壓力和鐵托的抵制
沈志華     阅读简体中文版

  斯大林召集南保領導人談話的目的是向他們施加壓力,迫使南共和保共服從莫斯科的指揮,回到共產黨情報局已經確定的統一路線上來。如果鐵托像季米特洛夫一樣表示順從,蘇南分裂局面本來是不會形成的。然而,南共對斯大林在2月10日會談中做出的決定采取了抵制的立場,這是蘇聯絕對不能容忍的。
  這次會談[1]的中心議題是指責南保兩國在簽訂南保條約、發表關于東歐國家聯邦的聲明以及向阿爾巴尼亞派駐軍隊這三個問題上所犯的原則性和政策性錯誤,其根本原因在于南保兩國在采取這些行動前沒有預先征得蘇聯政府的同意,從而違背了共產黨情報局波蘭會議所形成的互相協商、統一行動的決議。問題的性質在于南保兩國的政策與蘇聯的政策存在著嚴重的分歧。因此,斯大林要求南保兩國在會談后分別與蘇聯簽署一份關于在所有對外政策問題上必須經過雙方協商的文件。
  檔案文獻充分表明,斯大林所担心的,就是美國和西方對此做出強烈反應,采取更加強硬的政策,從而使莫斯科在國際舞臺上和處理蘇美關系時陷入被動局面。斯大林批評季米特洛夫的聲明是在幫助美國的反動派,“當前美國正在進行大選前的斗爭。對我們來說具有重大意義的是,那里將會出現一個什么樣的政府。”如果美國反動財團在大選中重新進入政府,“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們和我們的行動過錯造成的”。在談到阿爾巴尼亞問題時,斯大林說,“如果鐵托向那里派去一個師或僅僅一個團”,美國和英國“就會大喊大叫說,阿爾巴尼亞被占領了”,“就會充當阿爾巴尼亞獨立的保護者的角色”。莫洛托夫則以戰前國聯因蘇芬沖突宣布蘇聯是侵略者為例,担心美英“可能使聯合國走到反對我們的地步”。總之,這些“共青團員式”的“左”派熱情將為國際反動派提供借口,而給蘇聯造成不利。[2]
  正是出于這種担心,斯大林指出:希臘問題是可能導致一場全面戰爭的“國際大問題”,因此,對于阿爾巴尼亞只能派出教官,提供武器裝備,如果遭到侵犯,“讓他們自己保衛自己的獨立”,這樣美國人就很難發動進攻了。對于希臘游擊隊,既然他們沒有可能取得勝利,就需要收縮那里的游擊運動。如果我們幫助游擊隊,英美就會插手,英美想在希臘建立軍事基地,不能為他們提供借口。至于馬科斯政府,應該讓與希臘相距較遠的國家首先承認,而周邊國家最后承認。
  此次談話中最令人費解的是斯大林關于巴爾干聯邦的說法,雖然幾個材料的用詞不同,但都記錄了斯大林如下的意見:只有三個聯邦是可能的和自然的,即南保聯邦,羅匈聯邦,波捷聯邦,但所有這些國家成立一個聯邦是不現實的。斯大林還反復強調,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立即實現聯合,然后阿爾巴尼亞再加進去,而且條件已經成熟,不能拖延。如果愿意,明天成立也可以,首先可以從政治聯合開始,這樣別人進攻阿爾巴尼亞就困難了。就目前的材料看,還很難對斯大林這番話的真實用意做出肯定的判斷:真是考慮到巴爾干的局勢,還是遷就南斯拉夫的意愿,[3]或者像南斯拉夫人后來斷定的那樣,莫斯科企圖通過聯邦這種形式,通過俯首聽命的保加利亞人,加強對南斯拉夫的控制和影響?無論如何,斯大林這種強加于人的做法,特別是會談前后蘇聯在經濟和軍事援助方面采取的消極態度,使南共領導人產生了對立情緒,并對斯大林的意圖做出了最壞的估計。他們決定實行抵制。
  南斯拉夫領導人到莫斯科本來是準備商談在軍事工業和貿易方面經濟合作問題的。吉拉斯來莫斯科時特意率領了一個軍事代表團,在1月15日與斯大林和16日與布爾加寧的會談中,蘇聯對于吉拉斯提出的關于援助軍事工業設備的要求滿口答應下來,但卻就是拖著不辦。在吉拉斯之前來莫斯科商談續簽換貨議定書的外貿部副部長茨爾諾布爾尼亞已經等了三個星期,當他和吉拉斯終于見到米高揚時,得到的還是一張空頭支票。經濟談判毫無進展,莫斯科顯然是要首先解決蘇南對外政策的分歧。[4]果然,2月10日的會談根本沒有涉及經濟問題。在會議結束后給鐵托的電報中,南斯拉夫代表團失望地報告說:“我們沒能提出任何一個我們的經濟問題。為此,卡德爾想拜會莫洛托夫。我們將盡快回國。”[5]卡德爾在11日夜晚非常不情愿地簽署了蘇南兩國“有義務就涉及兩國利益的所有重要國際問題進行相互協商”的議定書[6]后,向莫洛托夫提出了“盡快解決軍事供應問題,以及為南斯拉夫的軍事工業提供設備的問題”,并抱怨說,“在莫斯科的南斯拉夫代表團已就這些問題工作了數星期”,莫洛托夫推說不了解情況。對于卡德爾提出的6000萬美元借款的要求,莫洛托夫也只是同意向政府通報。第二天莫洛托夫答復,軍事供應的問題需要研究,至于借款則蘇聯無能為力。[7]2月26日,蘇聯外貿部副部長克魯季科夫通知茨爾諾布爾尼亞,他代表蘇聯政府宣布,現在不能簽訂1948年5月至年底的貿易議定書,南斯拉夫也沒有必要派遣貿易代表團來莫斯科。[8]
  不過,事情也并不完全是南斯拉夫人回憶錄給人們留下的那種印象,似乎莫斯科只是靠高壓手段迫使南共就范。斯大林在會談中對季米特洛夫譏笑、諷刺、辱罵、挖苦,而對南共領導人則顯得客氣和寬容得多,這一方面是因為南共的天下是自己打出來的,在社會主義陣營中是有一定地位的;另一方面也說明斯大林確實不想過份刺激桀驁不馴的鐵托,以免撕破臉皮,把南共推向自己的對立面。當卡德爾轉告莫洛托夫鐵托打算親自來莫斯科作正式訪問,“以便消除同蘇聯政府相互關系中的各種誤會”后,莫洛托夫答復:“斯大林同志和其他同志都很高興與鐵托同志會面,時間按卡德爾講的在3月或4月”。[9]此外,2月23日吉拉斯回國后曾向拉夫連季耶夫提出,為何蘇聯不發表鐵托在人民陣線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在收到拉夫連季耶夫關于吉拉斯所提問題的電文后,巴爾干國家司征得副外長佐林的批準,于3月初建議國立政治書籍出版社立即把鐵托的上述報告收錄進鐵托文選和演講集里,該書那時已經譯成俄文準備出版。[10]可見,莫斯科此時并沒有想到分裂,而是力爭使貝爾格萊德聽從自己的勸告和要求。然而,鐵托對蘇聯壓力的抗爭和抵制終于使斯大林失去了耐心。
  鐵托對2月10日會談的反應首先表現在他2月13日給吉拉斯和卡德爾的電報中,他對“在阿爾巴尼亞問題上沒有取得任何具體的結果”表示不滿,因為會談的結論“束縛了我們的雙手”,以至無法在“邊境防御方面采取有效措施”。鐵托通報了阿爾巴尼亞最近的困難局勢,希望他們能以此為由繼續談判,以得到莫斯科對一旦“阿爾巴尼亞遭到進攻”應如何處理這一問題的“具體答復”。[11]南斯拉夫代表團回國后,在2月19日南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報告了莫斯科之行的詳細情況,會議認為,由于蘇聯在保加利亞的特殊影響,建立聯邦可能成為對南實行控制的手段,因此應當拒絕同保加利亞就聯邦問題進行磋商。會議還確定了繼續維持南在阿優勢地位的方針,并決定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蘇南關系問題。2月底至3月初,在南斯拉夫的影響和推動下,不了解2月10日莫斯科會談情況的阿爾巴尼亞領導人再次向蘇聯提出了因存在著希臘威脅而讓南軍隊進入阿的必要性,同時還提出了南阿統一的建議。[12]
  最令克里姆林宮震驚的是貝爾格萊德傳來的南共中央政治局3月1日擴大會議的情況。鐵托在會上指出,蘇聯和南斯拉夫的關系走進了死胡同,并且特別強調,蘇聯推遲簽訂貿易協定是對南施加經濟壓力,其目的是使南斯拉夫處于從屬地位。至于南保聯邦,南共領導人指出,由于保加利亞在政治上黨內派別紛爭,在經濟上貧窮落后,目前聯合的條件尚未成熟,而蘇聯極力主張立即實現聯邦,是在使用“特洛伊木馬”的計策。鐵托最后強調,這場爭論關系到“南斯拉夫的獨立問題”。會議一致通過對蘇聯采取強硬立場,只有政治局委員、財政部長茹約維奇默不作聲。會后,他把一切情況向蘇聯大使館做了匯報。[13]
  3月11日拉夫連季耶夫奉召緊急回國,[14]此后蘇南兩國便開始在推遲簽訂貿易協定、調整盧布和第納爾的匯率、拒絕海軍和軍火工業的援建等具體問題上互相指責。3月18日莫斯科通知鐵托,鑒于南斯拉夫經濟委員會違背協議,拒絕向蘇聯貿易代表列別杰夫提供他所需要的經濟資料,蘇聯決定撤回全部在南的蘇聯專家和工作人員。[15]與此同時,聯共(布)中央對外政策部向蘇斯洛夫提交了關于南斯拉夫所犯錯誤的長篇報告。報告首先指出,“南斯拉夫在對內對外政策上犯了極大的政治錯誤,具有反馬克思主義的性質”,接著從忽視馬克思主義理論、忽視蘇聯作為民主和社會主義陣營的決定性力量、過高地估計南斯拉夫在發展社會主義道路中的成就、過低地估計農村的階級斗爭和富農的危險、對共產黨在人民民主國家體制中的地位和作用采取機會主義和取消主義態度等五個方面,詳細闡述了南共的錯誤表現及理論根源。[16]正是在這個報告的基礎上,3月27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派專使向鐵托遞交了一封對南共進行全面指責的信。斯大林把蘇南關系惡化的原因完全歸咎于南共所采取的反蘇政策的立場和對馬克思主義的背叛。[17]
  鐵托收到信后的最初感受,用他自己的話說,好像遭到雷擊一樣,但他很快鎮靜下來,并召集卡德爾、吉拉斯等人商議對策。他們一致下決心接受莫斯科的挑戰,并決定召開中央全會討論如何回復斯大林的指責。在4月12日秘密召開的中央全會上,代表們慷慨陳詞,異常激動,紛紛表示擁護南共領導人抵制蘇聯壓力和指責的立場。會議嚴厲指責了茹約維奇的親蘇態度,還對他是否向蘇聯使館提供情報的事情提出質問。第二天繼續召開的會議通過了給莫斯科的復函,并決定成立專門委員會調查茹約維奇和赫布朗反黨案件。[18]在4月13日發出的回函和關于南共中央全會決定的通報中,鐵托首先把蘇南爭論的起因歸結為茹約維奇和赫布朗向蘇聯提供的虛假情報,然后逐一駁斥了蘇聯的嚴厲指責。[19]南斯拉夫不肯屈服的行為激怒了斯大林,他不再像同志和兄弟那樣參與爭論了。5月4日和22日,以聯共(布)中央名義發出的信措詞更加激烈,態度更加嚴厲,表明了斯大林與鐵托徹底分手的決心。[20]
  斯大林決心整治南共,除惱怒于鐵托的反抗態度和頑固立場外,更担心以鐵托的威望和影響力,東歐各黨會紛紛仿效,打出獨立的旗幟,從而引起社會主義陣營分崩離析,破壞蘇聯的戰略部署。莫斯科已經看到了這種危險的信號。2月19日匈共總書記拉科西訪問蘇聯時提出,經與南共和捷共領導人磋商,他建議召開情報局會議,討論承認希臘臨時民主政府的問題,并表示匈共已經接受了馬科斯和鐵托的代表的要求,同意“把支援希臘民主軍的工作部門移到匈牙利”,為此將每月從預算中撥出200萬福林。[21]還在2月中旬的時候,日丹諾夫和蘇斯洛夫就在與奧地利共產黨領導人的談話中得知,南共建議奧地利共產黨人分裂奧地利,即在蘇占區建立一個由共產黨執政的單獨政府。3月22日拉科西又來信說,在3月15日同奧共領導人談話時,匈共主張,現在要讓“鄰近的人民民主國家”幫助“奧地利的同志在共同行動計劃的基礎上改變奧地利的局勢”。拉科西還說,匈共和南共領導人都支持意共領導人正在討論的計劃:如果美國干預將于4月份舉行的選舉的話,意共打算在意大利北部發動武裝起義,并奪取政權。[22]在莫斯科看來,這些都是冒險主義行為。聯共(布)中央對外政策部在3-4月間提供的關于東歐各黨獨自行動的一批材料,更使斯大林感到不安。這些材料批評大多數匈共領導人可能担心被指責為是“莫斯科的代理人”,因而對蘇聯冷漠。“這表現在共產黨領導人在匈牙利不僅不宣傳也沒有興趣宣傳蘇聯和蘇聯文化,而且容忍許多粗暴歪曲蘇聯現實和包含有赤裸裸反蘇內容的書籍和出版物進入匈牙利”。材料還指責波蘭領導人試圖“證明自己道路的特殊性”,“對蘇聯不友好,特別是對蘇聯的社會主義經驗和成就視而不見”,沒有同波蘭民族主義的各種傾向進行斗爭,害怕被人指摘為“使波蘭蘇維埃化”。至于捷共領導人,材料說他們“以民主改造捷克斯洛伐克的共同綱領把自己同資產階級政黨聯系在一起”,使民族政策“服從于同資產階級實行民族統一的利益”。“他們篤信同資產階級政黨‘密切’合作的可能性,實際上滑向了對反動的資產階級一味讓步和妥協的道路”。[23]
  顯然,如果不采取措施迅速扭轉這種被動局面,一旦鐵托的分裂行動在東歐各黨當中產生連鎖反應,其后果不堪設想。斯大林決定發揮共產黨情報局這一機構的組織力量,在打擊南斯拉夫的同時,震懾社會主義陣營其他各黨。為此,斯大林把3月27日斥責南共的信件抄送東歐各黨,并針對南共在復信中提出的邀請聯共(布)代表到貝爾格萊德解決分歧的建議,在5月4日的信中提出將召開情報局會議討論這一問題。最初,只有匈共在4月8日的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了激烈譴責南斯拉夫人的決議,并且將決議寄給了聯共(布)中央。大多數情報局東歐成員黨的領導人在接到蘇聯3月27日給南信件的復本后,并沒有立即對此做出蘇聯所希望的那種反應。保共政治局于4月6日通過了與蘇聯立場保持一致的決議,但并不認為有必要將決議報送莫斯科,而波、羅、捷各黨則認為沒有必要就蘇聯的信件通過一個專門的決議。哥穆爾卡在開始時甚至表示對南斯拉夫人的指責不可信,并認為莫斯科所采取的行動是過分的。但是在莫斯科的壓力下,東歐各黨紛紛開始效法匈牙利的做法。4月18日和19日,季米特洛夫和哥穆爾卡分別把他們通過的決議寄給了聯共(布)中央。4月22日,莫斯科收到了羅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關于同意蘇聯指責南共的決議。4月23日,又收到捷共中央主席團在4月19日通過的決議。隨后,聯共(布)中央便將這些表示支持蘇聯立場的決議全部轉寄給南共中央。在4月底和5月上旬,法共中央政治局和意共中央書記處也分別通過了相應的決議。不知道是莫斯科的授意,還是出自對南共的同情,或許二者兼而有之,東歐各黨領導人紛紛對鐵托進行說服。5月6日,保共中央政治局決定讓季米特洛夫“給鐵托寫了一封私人信函,向他指出南共所走道路的危險性”。5月16日喬治烏-德治在同南駐羅大使談話時說,如果南斯拉夫人不參加會議,將使南共與其他黨的關系進一步復雜化,這只能“對敵人有利”。他勸告南斯拉夫領導人哪怕是部分承認“錯誤”,派鐵托為首的代表團去莫斯科同聯共(布)中央進行直接談判,以調整兩國關系和停止沖突。[24]
  在這種氣氛中,5月18日蘇斯洛夫致函鐵托,正式通知他:聯共(布)中央建議6月8-10日召開共產黨工人黨情報局會議,以討論南共黨內的現狀問題。但莫斯科很快就接到了鐵托的回函,南共拒絕出席會議。[25]5月22日由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署名的致南共中央的信告知,會議改在6月下旬,信中還強調,“無論南共中央的代表是否出席”,會議都應當舉行,而拒絕出席情報局會議意味著南共中央走上了“脫離人民民主國家與蘇聯的社會主義統一陣線的道路”。[26]或許真是要做最后的努力,哥穆爾卡5月25日致函南共中央進行勸說,希望南共相信蘇聯所說的話,即不參加會議“不可避免地會導致”“脫離世界革命運動的后果”,并表示準備于6月5-10日同波黨政治局委員貝爾曼一起來貝爾格萊德。但鐵托拒絕波蘭人來訪,對于6月8日德共主席皮克提出的6月17-18日在索菲亞與他會晤的請求,也沒有應承。根據南斯拉夫從駐蘇使館和派駐聯共(布)中央的南共中央代表那里收到的各種報告來看,在5月底到6月初的時候,蘇聯方面曾經暗示,只要南斯拉夫部分地承認“錯誤”,沖突就有可能解決。[27]但同時也有證據表明,蘇聯此時早已做好了在情報局會議上批判南共的準備。從4月下旬至5月,根據蘇聯領導人的指示,聯共(布)中央對外政策部開始查閱30年代與鐵托及南共活動有關的共產國際文件。日丹諾夫利用這些材料起草了會議報告和情報局《關于南斯拉夫共產黨情況的決議》。6月初提交給斯大林的第一份草稿后來根據斯大林的指示作了修改。6月7日日丹諾夫把新的草稿遞交斯大林。斯大林審閱后又對這份草稿做了很大的修改,主要是加重了對南領導人的指責。[28]
  無論如何,在鐵托看來,如果出席情報局會議就意味著投降——無條件的投降,而南共中央則意識到鐵托若出席會議,其人身安全沒有保障。[29]1948年6月20日,南共中央發表了拒絕出席情報局會議的聲明。[30]實際上,蘇聯人已經估計到這種結局,他們甚至不需要對會議的報告和決議做任何修改,因為在編寫這些材料時,“已經考慮到了南斯拉夫人拒絕出席情報局會議這種情況”。[31]于是,很自然的結果就是本文開始所說到的,鐵托被斯大林逐出了教門。
  可以做出的簡短結論是:斯大林和鐵托都不想、也沒有想到蘇南兩黨會分道揚鑣,徹底決裂;蘇南沖突的背景在于蘇聯對外政策和安全戰略因冷戰乍起而發生了重大變化,而鐵托對這一變化的實質產生了錯誤的理解;斯大林要求社會主義陣營絕對服從莫斯科統一指揮和鐵托堅持要保證南共在巴爾干的特殊地位使蘇南沖突成為必然結果;斯大林堅決制裁鐵托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統一東歐各黨政策,節制對西方過分和過早的挑戰,但蘇聯-東歐集團的強化反過來恰恰加劇了對抗,凝固了冷戰格局。美國副總統華萊士的一句名言對蘇南沖突做出了形象的總結:“馬克思是共產黨人的上帝,列寧是共產黨人的耶穌·基督,斯大林是共產黨人的第一任教皇,鐵托是共產黨人的第一個馬丁·路德”。[32]不過應當指出,所謂鐵托的獨立道路是蘇南沖突的結果而不是它的起因。
  [1] 關于2月10日會談的史料,過去有吉拉斯、卡德爾的回憶錄和德迪耶爾在《鐵托傳》中的記述。目前新發現的有保加利亞部長會議副主席、外交部長科拉羅夫關于這次會談的記錄和吉拉斯關于這次會談給南共中央的報告(見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7,№4,лл.96-102,102-109,英譯本見CWIHP Bulletin, Issue10, March 1998, pp128-134。由于政治原因,吉拉斯在寫回憶錄時未能使用他的報告)。此外還有當時蘇方的記錄(АПРФ,ф.45,оп.1,д.253,лл.20-21),可惜筆者至今尚未得到這個檔案文獻。盡管在細節上有一些出入,但在所談問題的提法和原則上,南斯拉夫人的回憶與檔案文獻還是比較一致的。所不同的是,檔案文獻中的記載更加全面和細致,而回憶錄中有不少場面和心理的描寫。以下對會談的記述綜合參考了這些材料,因此,除檔案文獻新增加的內容外,不再注明出處。
  [2]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7,№4,лл.98-99.
  [3] 據卡德爾的回憶,在談到聯邦形式時,令他感到意外的是,斯大林竟同意南共的主張,即只能是七個成員平等的聯邦,而不是兩個國家的聯邦(《卡德爾回憶錄》,第127頁),但在其他材料中沒有這樣的記述。
  [4] 《同斯大林的談話》,第114-115頁;《鐵托傳》,第107-108頁;《蘇南沖突經歷》,第144-145頁。
  [5] Arhiv Josipa Broza Tita, F.KMJ, I-3-b/651, pp45-46.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7,№4,лл.111.
  [6]АПРФ,ф.3,оп.66,д.908,лл.151.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7,№4,лл.109. 參見《卡德爾回憶錄》,第133-134頁。
  [7]АПРФ,ф.3,оп.66,д.908,лл.149-150; АВПРФ,ф.6,оп.10,п.79,д.1106,лл.1-2. 參見《卡德爾回憶錄》,第134頁。
  [8]АВПРФ,ф.6,оп.10,п.76,д.1106,лл.57-61.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2,№4-5,лл.124-125. 并參見《蘇南沖突經歷》,第144-145頁。
  [9]АПРФ,ф.3,оп.66,д.908,лл.149-150; АВПРФ,ф.6,оп.10,п.79,д.1106,лл.1-2.
  [10]АВПРФ,ф.144,оп.32,п.128,д.8,лл.107; д.18,лл.7-8.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1,лл.160.
  [11] Arhiv Josipa Broza Tita, F.KMJ,I-3-b/651,pp.53-54.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7,№4,лл.113.
  [12]РЦХИДНИ, ф.17,оп.128,д.472,лл.78-79,84-86.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1,лл.160.
  [13] 《鐵托傳》,第122-125、137-140頁;《卡德爾回憶錄》,第273頁。現在的檔案材料證實了南共領導人當時的猜測,茹約維奇確是拉夫連季耶夫的情報員,他以前不止一次地把政治局會議的情況,特別是南共領導人在小范圍內表露出來的對蘇聯的不滿情緒透露給蘇聯大使。АВПРФ,ф.144,оп.30,п.118,д.15,лл.112-113; д.16,лл.75-76.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1,лл.160.
  [14]АВПРФ,ф.202,оп.5,п.110,д.1,лл.17頁.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2,№4-5,лл.130.
  [15]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2,№4-5,лл.125.
  [16]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163,лл.9-24.
  [17]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2,№4-5,лл.127-129.
  [18] 《鐵托傳》,第127-130、132-140頁。赫布朗因黨內矛盾于1946年6月已被貶職。
  [19]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2,№6-7,лл.158-164,164-165.
  [20]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2,№10,лл.141-151,154-155.
  [21]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165,лл.59-62.
  [22]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100,л.6;ф.17,оп.128,д.1165,лл.69-79.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2,лл.164;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1945-1948)",лл.102.
  [23]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165,лл.64-65; д.1161,лл.2-5; д.1162,лл.61,45-46.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1945-1948)",лл.103-104.
  [24] "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1,лл.165-167.
  [25] Arhiv Josipa Broza Tita, F.KMJ,I-3-b/651,pp1-2.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2,№10,лл.152-153.
  [26]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2,№10,лл.154-155.
  [27] "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1,лл.166-167.
  [28]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163,лл.52-68;ф.575,оп.1,д.411,лл.1-146;ф.77,оп.3,д.105,лл.49-50;ф.494,оп.277,д.21,лл.329a-329,330-337;ф.77,оп.3,д.104,лл.1-26.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2,лл.168.
  [29] 《蘇南沖突經歷》,第176-177頁;《鐵托傳》,第105-152頁。
  [30] 聲明全文見《蘇南關系》,第375-377頁。
  [31]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106,л.21.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лл.488.
  [32] 引自《蘇南沖突經歷》,第279頁。

2013-08-27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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