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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與鐵托—蘇南沖突的起因及其結果
斯大林與鐵托—蘇南沖突的起因及其結果
沈志華     阅读简体中文版

  目錄
  序言:蘇南沖突與解密檔案文獻
  聯盟:冷戰與蘇聯對外政策的轉變
  沖突:巴爾干聯邦與希臘革命
  分裂:斯大林的壓力和鐵托的抵制
  徘徊:南斯拉夫在困境中的探索
  改革:走上獨立發展的鐵托道路
  結語:斯大林暗殺鐵托的未遂計劃
  有關蘇南沖突的檔案文獻
  序言:蘇南沖突與解密檔案文獻
  1948年上半年,蘇聯與南斯拉夫之間爆發了一場嚴重的沖突。這場沖突在剛剛組建的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引起了巨大震動。隨著南斯拉夫共產黨被作為社會主義的叛徒開除出共產黨工人黨情報局,在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內部便出現了繼蘇聯30年代大清洗之后以清除“鐵托分子”為名的第二次大清洗運動,而這次清洗已經遠遠超出了蘇聯的國界,在東歐各國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人被撤職、被逮捕、被槍斃。從此,各國社會主義便納入了統一的斯大林模式。
  蘇南沖突是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后社會主義同盟的第一次大分裂,其結果對以后幾十年蘇聯、東歐乃至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都具有重大的影響。然而,這場沖突究竟緣何而起?隱藏在意識形態方面舌槍唇戰背后的真實原因何在?鐵托與斯大林之間的分歧是如何導致社會主義陣營走向分裂的?共產黨情報局對南共的處置及對東歐國家“鐵托主義分子”的清洗對于當時剛剛形成的冷戰格局又起到了何種作用?囿于當時的立場和歷史條件,蘇南雙方所發表的文件以及當事人的回憶錄往往是片面的、零碎的,并帶有明顯的傾向性。
  在1948年6月將南共開除出共產黨情報局的布加勒斯特會議上,聯共(布)中央主管意識形態和對外關系的政治局委員日丹諾夫報告說:“近來南斯拉夫共產黨在國內外政策的主要問題上執行的是一條錯誤路線,是脫離馬克斯主義和列寧主義的路線”,“南共領導正在實行一條對蘇聯和聯共(布)不友好的政策”。[1]出席會議的歐洲各國共產黨對此一致表示贊成。[2]以后,這種看法便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在這一問題上的正統觀點,以至在60年代中蘇論戰時,中國共產黨還認為,戰后不久南共就“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走上了修正主義的道路,使南斯拉夫的黨和國家政權逐步地蛻化變質”。[3]
  另一方面,南斯拉夫人的說法則是,蘇南沖突的根源至少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而沖突的原因在于斯大林對南共執行的與莫斯科方針相抵觸的特殊政策不滿。[4]具有各式不同說法的這種解釋在以后幾十年中為許多西方學者所接受。[5]
  無論是突出意識形態(蘇聯),還是側重國家關系(南斯拉夫),上述兩種說法都片面地、過分地強調了蘇南之間的歷史分歧,都認定南斯拉夫在戰后就走上了一條與蘇聯不同的獨立道路,似乎1948年的沖突就是這種長期以來雙方分歧的延續和結果。從歷史哲學的角度看,在一個長時段內,事物的發展總是互為因果的。然而,這并不排除在歷史上一定的短暫的時期內——比如說幾年之內,就事態變化的本質而言,原因和結果是兩個可以分開而且必須分開的邏輯概念。換句話說,究竟是南斯拉夫執行的背離莫斯科的獨立路線導致了蘇南沖突,還是蘇南分裂促使南斯拉夫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這是需要通過歷史研究來回答的問題。
  不過,由于蘇南沖突這段歷史公案的歷史真相一直封存在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秘密檔案之中,歷史研究者似乎很難依據當事各方以往出于政治目的所發表的文件,對此做出準確的和冷靜的判斷。
  80年代末90年代初,隨著蘇聯和一系列東歐國家出現的社會和政治變革,終于有大批歷史檔案文獻抹去塵埃,得見天日了。[6]記得一位美國檔案學家曾經說過:過去檔案文獻創造了“歷史”,而現在檔案文獻又成為歷史的見證。以此來描述蘇南沖突歷史真相與檔案文獻的關系也許是恰當的。隨著檔案文獻的披露,歷史需要不斷地重新認識和闡釋。90年代初,《蘇聯外交部通報》、《歷史問題》、《歷史檔案》等俄文刊物陸續公布了一批關于蘇南沖突的檔案文獻。后來,南斯拉夫、保加利亞等東歐國家公布的檔案中,也有不少涉及這一問題的文獻。此外,還有一些俄國和美國學者在其論著中引用了他們自己在檔案館發現的有關文獻。這就使得人們可以通過梳理比較全面的原始材料來看清蘇南沖突起因及其結果的歷史真相。[7]
  聯盟:冷戰與蘇聯對東歐政策的轉變
  當1948年6月共產黨情報局布加勒斯特會議宣布將南共開除的時候,不僅在南斯拉夫引起了震動,而且也使西方國家感到“大為驚奇”。[8]事情的確來得突然。1948年1月共產黨情報局還在其總部所在地貝爾格萊德召開編輯部會議,半年之后,南斯拉夫共產黨竟然被作為異教徒逐出教門,其間到底發生了什么問題?
  這里首先需要回答:是不是如蘇聯領導人所說,導致這一結果的原因在于南共執行了一條背離莫斯科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或者如南共領導人所說,其原因在于南斯拉夫早就對斯大林的政策和方針采取了抵制的立場?
  歷史文獻表明,實際情況并非如此。直到1948年初,南斯拉夫一直是蘇聯最忠實的盟友,與其他東歐國家相比,貝爾格萊德無論在革命性,還是在社會主義化的程度方面,都緊步莫斯科的后塵。而斯大林對鐵托雖說是心存芥蒂,但對他的期望和利用,也超過了任何國家的共產黨領導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盡管如南共領導人后來回憶所說,在與南斯拉夫國王逃亡政府聯合作戰、與德國軍隊交換戰俘以求得到喘息、承認南斯拉夫解放委員會以及接受國王回國等問題上,鐵托與斯大林之間有不同意見,甚至互有不滿情緒,但是就總體而言,南共與蘇聯的關系是友好的和密切的。
  按照德迪耶爾的說法,鐵托與斯大林之間在戰時所發生的“最嚴重的分歧”涉及到1943年11月29日南共在雅伊策召開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通過的一系列決議。會議決定成立民族委員會作為南斯拉夫的臨時政府,并且做出了關于剝奪王國流亡政府的合法性和禁止彼得國王回國的決議。關于這次會議所做出的決定,鐵托事前沒有同斯大林協商,莫斯科是在決議通過之后,也即是從南共中央11月30日的電報中獲悉的。斯大林對此反應十分強烈,認為“這是在蘇聯和德黑蘭決定的背后捅了一刀”。位于莫斯科的自由南斯拉夫電臺奉命不得發表會議的各項決議,特別是關于不讓彼得國王返回南斯拉夫的決議,甚至南共駐莫斯科代表弗拉霍維奇還受到警告,他為自由南斯拉夫電臺和莫斯科電臺編排的全部節目都將受到檢查。直到英國電臺廣播了這些決議,莫洛托夫才同意讓步。[9]
  不過,被南斯拉夫人著力渲染的這次分歧,并沒有給蘇南關系帶來值得記載的直接后果。幾個月后,南共中央書記吉拉斯訪問莫斯科,受到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熱情接待。據吉拉斯回憶,在會談中,“斯大林雖然沒有許諾承認民族委員會為南斯拉夫的臨時政府,但可以看得出來,他對加強這個政府是很關心的。……顯然,如果時機適宜,即如果蘇聯和英國之間,確切地說民族委員會和王國政府之間能夠尋找出臨時妥協的辦法的話,蘇聯政府會立即承認民族委員會。”與此同時,在援助南斯拉夫軍隊的問題上,當吉拉斯按照鐵托的要求提出借貸20萬美元時,斯大林表現得極為慷慨大度,不僅認為所要數字太少,而且答應立即予以提供,甚至表示援助是無償的。斯大林說:“你們在流血,而我為提供給你們的武器還要向你們要錢嗎!我不是商人,我們都不是商人,你們所從事的事業和我們的事業一樣,我們有責任和你們分享我們所有的東西。”斯大林所要求的只是南共應當同南斯拉夫王國政府的新代表舒巴希奇——他承認人民解放軍是同占領軍斗爭的主要力量——搞好關系,爭取達成某種協議。[10]莫洛托夫在單獨會見吉拉斯時向他解釋說,蘇聯政府與開羅的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關系“純粹是形式上”,蘇聯“正在進行與在開羅的政府斷絕關系的有關準備工作”。至于對鐵托政權的承認問題,莫洛托夫說莫斯科已經為此“采取了準備措施”,只是在等待“適當的時機”。莫洛托夫還做出保證,蘇聯將在軍事裝備和技術上支援南斯拉夫人民解放運動。[11]
  至于在其他細小問題上的矛盾和磨擦,也都得到了及時解決。無論如何,根本上講,南斯拉夫共產黨人在理念和感情上與莫斯科是相通的,他們“把對蘇聯領導的忠誠看成是它的建設和發展的因素”,在南共看來,“斯大林不僅是不可爭辯的和天才的領袖,而且是新社會的理想和希望的化身”。無論發生什么問題,他們總是“想辦法說服自己”,并“把這一切不愉快的事實從自己的記憶中排擠出去”。所以,在整個戰爭期間,南共始終與莫斯科保持著通訊聯系,并接受蘇聯政府的指導和幫助。[12]
  在斯大林看來,鐵托領導的南斯拉夫共產黨和游擊隊對于蘇聯的歐洲戰場,特別是戰后蘇聯安全的保障體系,也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早在1943年共產國際就認為,從軍事和政治意義上說,南共都“應當成為巴爾干國家的核心”。[13]盡管蘇聯本身還通過租借法案向美國尋求軍事援助,但與此同時,莫斯科給予南斯拉夫游擊隊的援助與西方盟國提供的援助旗鼓相當。據卡德爾引用的資料,在1943年10月15日至1945年5月這段時期內,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軍從西方盟國得到了388門火炮,2660門迫擊炮,107輛坦克,13447挺輕機槍以及137000支步槍;而在1944至1945年期間,從蘇聯得到了895門火炮,3364門迫擊炮,65輛坦克,68000挺輕機槍和重機槍以及96000支步槍。[14]
  戰爭即將結束時,斯大林已經看出他在東歐國家中所能依靠的首先是通過武裝斗爭取得國家政權的南斯拉夫共產黨,而鐵托也知道南斯拉夫的安全和發展必須依賴蘇聯的支持和援助。此期,蘇南領導人頻繁接觸,討論戰后政治、經濟和蘇南關系問題。1944年11月,即歐洲戰事結束前半年,訪問莫斯科的南共中央書記卡德爾就建議和蘇聯共同成立聯合股份公司,以便開采南斯拉夫的礦產——銅、汞、鋁礬土。[15]南共政治局委員赫布朗1945年1月訪問莫斯科時,斯大林答應戰后向南提供經濟援助,特別是派出軍事顧問和提供技術裝備,幫助南改編和建立現代化的軍隊。斯大林甚至原則上同意了南斯拉夫戰后對匈牙利、奧地利、意大利、羅馬尼亞和希臘等周邊國家的領土要求,只是建議由當地居民自己提出并入南斯拉夫的請求,并希望南在做出重大決定之前最好征求一下蘇聯的意見。[16]1945年4月,南政府副總理舒巴希奇赴蘇與莫洛托夫討論了蘇南友好條約問題,并就外交、經濟和政治問題交換了意見。[17]4月11日,雙方簽署了“蘇南友好、互助和戰后合作條約”。這是當時蘇聯與東歐國家簽訂的第一個友好條約。
  戰后初期,斯大林的主導思想和戰略目標是保持大國合作態勢,維持與西方盟國在戰時結成的伙伴關系,通過與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合作,鞏固和發展蘇聯在雅爾塔-波茨坦體系中所獲得的政治權益。為此目的,在雅爾塔體系劃定給蘇聯的勢力范圍之外,斯大林主張共產黨放棄武裝斗爭,進入資產階級議會,與其他政黨組成聯合政府。[18]在蘇聯的勢力范圍之內,斯大林在保證各國共產黨占主導地位的同時,反對他們按蘇聯模式建立壟斷政權的企圖,而是勸告共產黨與自由黨人、社會黨人和農民黨結成聯盟,建立聯合政府。
  還在戰爭期間,當1944年9月蘇聯紅軍攻占羅馬尼亞以后,留守后方的內務部部隊接到命令說:“不得破壞羅馬尼亞的國家制度”,不得廢除地主所有制,“在我們的占領區絕對禁止實行蘇維埃化”等等。1945年3月28日,日丹諾夫針對芬蘭共產黨人在告選民書中表露的實行一黨政府,以及“把芬蘭歸并于蘇聯”的愿望,批評他們說:“如果你們不想使自己處于極端孤立的境地的話,你們就不能孤立于議會中的其他黨團之外”,并指出,芬蘭“必須在民主的基礎上建立一個牢固的政府”。1945年秋天,蘇聯駐匈牙利公使普希金批評匈牙利共產黨“脫離了在南斯拉夫、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芬蘭都采取的共同路線。在那里,都建立了經選舉產生的民主力量聯盟。這種符合我們政策的聯盟在匈牙利只存在到市級選舉時為止。共產黨只有通過與民主政黨的聯盟才能鞏固自己在政府中的地位”。并指示他們說,“共產黨不僅要同社會民主黨,而且必須同民族農民黨結成聯盟,還必須同國內最有影響的政黨小農黨結成聯盟”。[19]甚至到1946年9月底,斯大林還明確地向季米特洛夫表達了這樣的觀點:保加利亞不要急于推進社會革命進程,而要根據大局的要求考慮社會革命進程的發展。斯大林解釋說:“我們曾認為蘇維埃的形式是通向社會主義的唯一形式。事實表明,蘇維埃的形式是最好的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20]
  與東歐其他各黨不同,蘇聯雖然也曾表示反對在南斯拉夫實現蘇維埃化,反對由共產黨單獨成立臨時政府,[21]但實際上,對于南共領導人在國內政策方面逐步實施的比較激進的措施,莫斯科很快就采取了默許,甚至贊賞的態度。南斯拉夫于戰后采取了更加緊密地向莫斯科靠拢的方針。盡管鐵托在1945年8月10日答外國記者問時,否認實行了社會主義的社會措施,但后來還是承認在南斯拉夫建立了與蘇聯相類似的政權形式。[22]在戰后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南斯拉夫便使國內農業走上了集體化的道路。1945年8月臨時國民議會通過了土地改革法,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當年底又通過一項法律,取消了農民的一切債務。1946年7月,國民議會通過了合作社基本法,開始向集體經濟過渡。1946年12月通過了全面國有化法令,它在許多方面只不過是把現狀正式肯定了下來。從理論上說,在少數幾個未列入國有化的工商業部門中,私有制仍然允許存在,但是,實際上不過是裝裝門面而已。[23]對此,聯共(布)中央對外政策部在1947年的一份報告中給予了高度評價,贊揚南斯拉夫在東歐國家中率先為新制度奠定了基礎,其政權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對其他國家具有榜樣作用”。[24]在政治方面,南共雖然同意組成各黨聯合政府,但并沒有采取保證各黨權力平等的實際措施。1945年11月南斯拉夫人民農民黨領袖向蘇聯大使薩德奇科夫抱怨南共在制憲會議選舉中沒有遵守與他們達成的精誠合作的諾言,希望莫斯科出面干預。蘇聯大使以不干涉內政為由采取了回避態度。[25]同年12月14日南斯拉夫通過了新憲法,薩德奇科夫在向莫斯科匯報時滿意地指出,它在許多方面都是依據蘇聯憲法制定的。盡管該憲法保留了部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憲法的內容,“但是草案的其他各條均體現出未來階級區化政策的基本路線”。報告中還特別提到,卡德爾在回答蘇聯大使關于社會主義提法的問題時說,南共將在該憲法的基礎上“收拾資產階級”,并且“勢必要走上用暴力鎮壓他們反抗的道路”。至于南共針對反對黨所采取的措施,蘇聯大使也表示滿意,認為“成效已經顯現出來”。蘇聯大使還指出,南共“正確地認為舉行制憲會議選舉和宣告共和國成立是在確立新南斯拉夫外交政策的斗爭中所取得的決定性勝利。他們把這一勝利與蘇聯積極支持新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相聯系。”[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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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日丹諾夫:“關于南斯拉夫共產黨狀況的報告”,1948年6月21日。見Г.М.Адибеков и т.д.,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1947/1948/1949,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共產黨情報局文件資料匯編),Москва,1998,сс.407-417。
  [2] 歐洲各國共產黨代表在情報局會議上的發言,見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сс. 418-447。
  [3] 《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編輯部:“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三評蘇共中央公開信”,載《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62頁。
  [4]關于這方面的詳細論述,見愛德華·卡德爾的《卡德爾回憶錄(1944-1957)》(新華出版社1981年中文版)、米洛凡·吉拉斯的《同斯大林的談話》(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中文版)、茲馮科·施陶布林格的《鐵托的獨立道路》(新華出版社1987年中文版),特別是弗拉迪米爾·德迪耶爾的《蘇南沖突經歷(1948-1953)》和《鐵托傳》(三聯書店1977年中文版)等著作。
  [5]比較典型的論述可見斯蒂芬·克利索德編:《南蘇關系(1939-1972):文件與評注》(人民出版社1980年中文版)一書的概論。
  [6]筆者在“俄國檔案文獻:保管、解密和利用”(載《歷史研究》1998年第5期)一文中,介紹了俄國檔案的保管狀況、解密過程以及國際學術界對這筆寶貴財富開發和利用的情況。
  [7]本文使用的俄國檔案,除引自筆者在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和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收集的檔案復印件外,還轉引自俄文刊物、專集和國外學者的論著。至于東歐國家的檔案,則全部轉引自俄文或英文材料。
  [8] 《南蘇關系》,第377-386、123頁。
  [9] 《鐵托傳》,第5-7頁;《蘇南沖突經歷》,第72-75頁;《同斯大林的談話》,第3-4頁。
  [10] 《同斯大林的談話》,第47-48、56-57頁。1945年3月7日南斯拉夫民主聯邦臨時政府成立時,在28名政府成員中,11人為共產黨人,舒巴希奇出任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這無疑是蘇南兩黨意見取得一致的結果。
  [11]莫洛托夫與吉拉斯談話記錄,1944年4月24日。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АВПРФ),全宗6,目錄6,案宗58,卷宗794,第1-9頁。
  [12] 《同斯大林的談話》,第1、4-5頁。
  [13] 《南蘇關系》,第218頁。
  [14] 《卡德爾回憶錄》,第47頁。
  [15]卡德爾與佐林會談記錄,1944年11月23日。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144,目錄28,案宗114,卷宗4,第220-221頁。見《歷史檔案》1993年第2期第16頁。
  [16]斯大林與赫布朗會談記錄,1945年1月9日。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全宗6,目錄7,案宗53,卷宗872,第8-28頁。
  [17]莫洛托夫與舒巴希奇談話記錄,1945年4月6日。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6,目錄7,案宗53,卷宗872,第29-30頁。
  [18]筆者對這個問題的詳細論述見沈志華、張盛發:“從大國合作到集團對抗——論戰后斯大林對外政策的轉變”,載《東歐中亞問題》,1996年第6期。
  [19]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管和研究中心(РЦХИДНИ),全宗77,目錄3c,卷宗60,第7、40頁;卷宗63,第33頁;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77,目錄27,案宗121,卷宗11,第25頁。轉引自Г.П.穆拉什科、А.Ф.諾斯科娃:“戰后東歐的蘇聯因素”(1945-1985)”(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1945-1985)),載俄羅斯科學院俄羅斯歷史研究所編:《“冷戰”年代的蘇聯對外政策:1945-1985年》(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й Воины":1945-1985),莫斯科1995年版,第76-77、89-90、79頁。
  [20]內·甘喬夫斯基:《季米特洛夫的晚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文版,第106-107頁。
  
  [21]莫洛托夫與吉拉斯談話記錄,1944年4月24日。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6,目錄6,案宗58,卷宗794,第1-9頁。斯大林與赫布朗會談記錄,1945年1月9日。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全宗6,目錄7,案宗53,卷宗872,第8-28頁。
  [22]鐵托答外國記者問,1945年8月10日;鐵托在人民陣線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1947年9月27日,見《鐵托言論選》,三聯書店1963年中文版,第22-23、54頁。在蘇南分裂以后出版的文本中刪去了這句話。
  [23]詳見查爾斯·麥克維克:《鐵托主義:國際共產主義的榜樣》,商務印書館1963年中文版,第106-108、18-19頁。
  [24]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575,目錄1,卷宗41,第1-22頁。轉引自Л.Я.吉比揚斯基:“共產黨情報局在1947-1948年的行動:根據檔案文件”(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1947-1948гг. По архивным документам),載《近現代史》1996年第1期,第164頁。
  [25]薩德奇科夫與約萬諾維奇和日夫科維奇談話記錄,1945年11月12日。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6,目錄7,案宗53,卷宗868,第16-18頁。
  [26]薩德奇科夫給莫洛托夫的報告,1945年12月17日。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144,目錄29б,案宗154,卷宗3,第22-28頁;薩德奇科夫給莫洛托夫的信,1945年12月18日。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144,目錄29,案宗117,卷宗28,第139-146頁。
  在此期間,蘇南進一步加強了經濟、政治合作。1946年1月,鐵托向蘇聯大使提出,根據以前的協商,打算派軍事代表團到莫斯科討論培訓和裝備35-40萬人的南斯拉夫軍隊,并表示可以利用建立蘇南聯合公司的形式使蘇聯能給予南斯拉夫的軍事工業以更廣泛的援助。[2]1946年6月8日,蘇聯對外貿易部部長米高揚和南斯拉夫貿易部部長彼得羅維奇簽署了經濟合作的協定書。規定在南斯拉夫建立8個合營股份公司——開采和加工石油,開采鋁土礦及生產鋁,開采和生產鉛,勘探和開采煤,有色金屬、民用航空、多緇河航運公司,南蘇銀行。并擬定審議建立林業和造紙工業公司的建議。協定書還規定了蘇聯在電氣化、食品、紡織、化學、機械工業、建筑材料生產和農業領域向南斯拉夫提供援助。[3]
  蘇南之間的政治合作主要體現在對馬歇爾計劃的立場和建立共產黨協調組織的問題上。1947年6月5日,上任不久的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在哈佛大學發表演講,提出了一項由美國提供全面援助的歐洲復興計劃。馬歇爾計劃的提出使莫斯科面臨一種兩難選擇:要么冒險讓西方的影響滲入自己的勢力范圍,要么就使東歐與西方脫離接觸,從而違背自己的意愿迅速分裂為兩個對立的陣營。[4]斯大林選擇了后者。蘇聯對馬歇爾計劃的反應標志著斯大林戰后對外戰略的根本轉變,即由大國合作政策轉向集團對抗政策,而為實現這一轉變的首要措施就是建立了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5]與其他所有東歐國家的共產黨不同,在這兩個問題上,南共都是積極和主動向莫斯科靠拢的,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是參與了共同謀劃。
  如果說其他東歐國家都是在蘇聯的壓力下被迫拒絕馬歇爾計劃的,那么南斯拉夫則是在事前即主動與蘇聯進行了協商,并采取了共同立場。由于不了解美國提出馬歇爾計劃的底細,以及蘇聯本身戰后經濟恢復的迫切需要,莫洛托夫應邀于1947年6月27日趕到巴黎,與法國外長皮杜爾和英國外交大臣貝文進行磋商。當時,吉拉斯作為南斯拉夫代表出席了在斯特拉斯堡召開的法共代表大會。在巴黎會談因實施馬歇爾計劃的方式——制定統一的歐洲經濟計劃還是各國分別提出援助要求——出現分歧而宣告破裂后,莫洛托夫在蘇聯大使館接見了吉拉斯,雙方在下面的兩個問題上達成了協議:一、抵制馬歇爾計劃;二、批判法國黨的所謂“民族主義路線”。據吉拉斯回憶,當時莫洛托夫對是否應該同意讓東歐國家參加英法召開的討論馬歇爾計劃的會議表示猶豫,吉拉斯則代表南政府明確表示反對。在莫斯科隨后發來的電報中表示的意見與南斯拉夫的立場一致。此后,南斯拉夫還任命吉拉斯為代表,準備出席莫斯科召開的東歐國家會議,以便集體對傾向參加馬歇爾計劃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施加壓力。[6]7月7日夜晚,莫斯科向東歐各黨領導人發出急電,禁止他們的國家派代表出席將在巴黎召開的討論馬歇爾計劃的會議。而在此之前3天,即7月4日,卡德爾就打電話告訴蘇聯大使拉夫連季耶夫說,“鑒于各方面的新聞記者和外交官紛紛詢問南斯拉夫在詳細擬定美國向西歐國家提供經濟援助的措施方面今后的立場,南斯拉夫政府打算發表一項聲明……:南斯拉夫不能在沒有蘇聯參加的情況下參加擬定這樣的計劃,因為英國和法國政府的建議是試圖形成一種允許某些大國干涉其他國家內部事務的局面,并使小國的經濟依附于這些大國,進而使小國喪失民族獨立。”[7]無疑,南斯拉夫與西方尖銳的對立狀態[8]使莫斯科感到,抵制馬歇爾計劃首先可以得到貝爾格萊德的贊成。而鐵托也認為莫斯科將對西方采取的強硬立場,恰恰是與南共以前的激進主張相吻合的。這里,與其說是鐵托要追隨斯大林,毋寧說是莫斯科需要貝爾格萊德的支持。這一點特別表現在組建共產黨情報局的問題上。
  “建立新國際”的問題最早是匈牙利共產黨總書記拉科西1946年5月17日在匈共中央會議上提出來的。斯大林在6月8日夜晚與鐵托和季米特洛夫的談話中也講到要建立新的國際組織,并建議由南斯拉夫人發起。雖然就新國際的作用而言,拉科西和斯大林都嚴厲指責了第三國際,而強調新的國際組織只是交流情報和經驗,并不是要約束各國共產黨的行動。[9]但是當1947年8月建立情報局的任務真正提到日程上來的時候,斯大林卻感到他所需要的國際機構恰恰是要用來規范歐洲各國共產黨行為的。這一點,從1947年9月共產黨情報局第一次會議形成的決議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東歐各國取消各黨的民主聯合政府,而成立清一色的蘇維埃政權;批判法國和意大利黨仍然固守的合法斗爭策略,而主張通過罷工等革命行動與資產階級政府進行斗爭。特別是蘇聯在會議上提出了“兩個陣營”的理論,更加表明了莫斯科要求各國共產黨行動一致的決心。[10]
  斯大林為這次會議做了充分準備,通過對東歐各黨情況的分析,確定以南斯拉夫作為會議上的合作伙伴。聯共(布)中央對外政策部在會前編寫了關于世界各國共產黨狀況的報告,其中贊揚最多、評價最高的就是南共。在對其個別對外政策提出批評意見——與對其他各黨的批評相比要輕微得多——的同時,報告高度評價了南共在戰爭年代武裝斗爭中的作用和成就,以及在建立和鞏固共產黨政權,建立相應的社會經濟模式中取得的成績。報告特別贊賞南斯拉夫的對外政策,尤其是貝爾格萊德反對西方的堅定立場,稱其是“巴爾干和平和民主的堡壘”。報告也沒有忘記肯定南斯拉夫的親蘇政策:“新南斯拉夫的領導人發表的所有言論”,“證明了與蘇聯的親密友誼,充滿了對蘇聯深深的感激之情”;南斯拉夫在國際舞臺上“始終不渝地支持蘇聯代表提出的所有建議,并且堅持蘇聯代表的觀點”。[11]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在上述報告之后,對外政策部還為日丹諾夫在會上的發言準備了幾份材料,其中對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法國和意大利共產黨提出了批評意見。與不久前的報告相比,在名為《南斯拉夫的經濟和政治現狀》的備忘錄中,雖然也列舉了南共所取得的成績,但是沒有更多的贊美之詞,反而對南共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十分具體的指責:如南共領導人“某些過高評價自己成就的傾向和把南斯拉夫共產黨擺在巴爾干地區某種‘領導’黨地位的意向”;“不顧及其他國家和兄弟黨的利益,表現出民族的狹隘性”;“長期以來一直在的里雅斯特問題上采取錯誤的立場,而無視民主力量在這個問題上同英美兩國進行斗爭的共同利益”,以及“對意大利共產黨的活動及其領導人陶里亞蒂同志的令人不能容忍的尖刻批評”;帶有干涉內政傾向的對保加利亞憲法草案的尖銳批評;對阿爾巴尼亞渴求同蘇聯建立直接聯系十分妒忌,認為阿爾巴尼亞只能通過南斯拉夫政府同蘇聯保持聯系,等等。[12]不清楚到底是對外政策部里對南共存在不同認識,還是政治局要求下面提供兩種可供選擇的材料,但無論如何,蘇聯領導人最終確定把南共作為會議中的依靠力量而不是批判對象。斯大林不僅于會前就有關事宜與鐵托交換了意見,而且還刪去了會議報告草稿中對南斯拉夫批評的段落。1947年9月上半月,日丹諾夫為情報局成立大會撰寫報告草案時,似乎是為了形式上的“平衡”,在使用很多篇幅批評法共和意共的同時,也順便提了一下南斯拉夫在的里雅斯特問題上的錯誤。然而,在會議的正式報告中,連這一點小小的批評也不見了。[13]
  于是,在1947年9月22-28日召開的會議上,南斯拉夫人便成為聯共(布)代表團最積極的支持者。卡德爾在發言中做出了這樣的論斷:“莫斯科-貝爾格萊德聯盟——這是我們取得獨立的主要支柱”。不僅如此,南共代表按照莫洛托夫和吉拉斯巴黎會談的既定方針,并遵照日丹諾夫當時的具體授意,在會議上對法共和意共提出了公開批評。[14]日丹諾夫和馬林科夫滿意地向斯大林匯報說,“吉拉斯非常完整地闡述了法國共產黨領導人的錯誤,自戰爭時期開始評述,批評非常尖銳,論據也特別充分。”[15]對于卡德爾和吉拉斯在會上關于南共情況的報告,日丹諾夫和馬林科夫也給予了充分肯定:“南共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在政治和組織上加強人民陣線。動員黨和人民陣線的一切力量為實現五年計劃而斗爭。正如卡德爾和吉拉斯所聲明的,在這次斗爭中,他們將在所有的方面都采用蘇聯的經驗。南斯拉夫已經走上了工業化的道路,并在新開端的基礎上——即建設社會主義和徹底鏟除國內的,特別是農村的資本主義成分——發展農業。”“卡德爾和吉拉斯的報告得到了極好反響。”[16]會議決定將情報局總部設在貝爾格萊德,這一點也反映出南斯拉夫對蘇聯的支持和斯大林對鐵托的欣賞。[17]此后,情報局編輯部又提出在貝爾格萊德建立一個無線電中心,以便“與所有的情報局成員國共產黨及聯共(布)中央”進行秘密的雙向無線電聯系。對此,南共欣然同意,并責成內務部長蘭科維奇負責,于一個月內與蘇聯合作完成這項任務。[18]
  或許是對斯大林青睞的回報,或許是對莫斯科轉變政策表示支持,情報局會議后南共表現得更加積極。1948年1月28日,聯共(布)中央對外政策部關于情報局會議后南斯拉夫反應的調查報告指出:“共產黨代表協商會議的決議受到南斯拉夫人民的熱烈歡迎。所有的南斯拉夫報紙和雜志,以及南斯拉夫的社會和政治活動家們,都發表文章和演說,高度評價決議是具有重大國際意義的重要文獻。……現在這些決議是南斯拉夫主要的外交政策。”其結果“進一步鞏固和增強了南斯拉夫人民對蘇聯的好感。南斯拉夫人民一致歡迎和贊同蘇聯代表在國際會議上的工作”。“南斯拉夫所實行的對外政策完全符合九國共產黨代表協商會議宣言的原則”。[19]這一評價充分表明,此時蘇聯對南共的表現仍然十分滿意。
  然而,在此時親密的蘇南關系當中,卻隱藏著一種隨時都有可能爆發的危機。危機的根源在于斯大林轉向冷戰政策的實質,以及鐵托對這一實質的誤解。與當時“自由世界”政客們所持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鐵托所持的就是這種看法——剛好相反,斯大林進行冷戰的目的并不是要發動世界范圍內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革命斗爭,[20]他的戰略目標依然是保證蘇聯在雅爾塔體系中劃分的勢力范圍,只不過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已有所改變,即內線發動進攻,外線實行防御。如果說以前斯大林希望通過放松對東歐國家的控制以取得美國的合作,那么現在斯大林則想通過采取強硬路線,迫使華盛頓承認蘇聯在東歐的絕對地位。至于蘇聯勢力范圍以外的地區,斯大林并不想讓那里的革命斗爭影響其在冷戰初期的戰略安排和步驟。鐵托過高估計了莫斯科強硬路線的革命性,他沒有想到南斯拉夫在情報局會議后所推行的革命戰略,恰恰打亂了斯大林的安排和步驟。而斯大林則低估了鐵托的獨立性和倔強性格,他沒有想到南共會在蘇聯提出反對意見后仍然堅持自己的激進的外交政策。這樣,一場沖突就在所難免了。
  沖突:巴爾干聯邦與希臘革命
  蘇南沖突的焦點集中在巴爾干地區。1948年1月,莫斯科得到的兩個消息使斯大林大為震怒:一個是南斯拉夫試圖派軍隊進入阿爾巴尼亞,理由是希臘反動派可能對阿發動進攻;一個是季米特洛夫在羅馬尼亞對記者發表談話時宣稱,一旦條件成熟,在巴爾干和多瑙河一些國家之間將決定成立聯邦或關稅同盟,這些國家是羅、保、南、阿、捷、波、匈,其中還特別提到了希臘。這兩件事情的要害是事先都沒有向莫斯科通報,更沒有得到批準,而其結果則可能在敏感的希臘問題上引起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武裝干涉,導致美蘇直接對抗。在共產黨情報局成立僅僅幾個月后就發生這樣的事情,斯大林無論如何是不能容忍的。于是,蘇聯下令要南、保領導人到莫斯科進行緊急會談。蘇、南、保三國領導人1948年2月10日舉行的著名會談是蘇南沖突的起點,不過,要了解他們在會談中的各自不同的立場和觀點,以及會后所采取的相互抵觸的措施,有必要簡單回顧一下會談所涉及的南保關系、南阿關系以及與此相關的希臘問題的復雜背景。
  關于建立南斯拉夫與保加利亞聯邦的主張,是1944年秋天鐵托與斯大林初次見面時,斯大林親自向鐵托提出的。11月22日會見卡德爾、西米奇和舒巴希奇時,斯大林又催促南斯拉夫人盡快進行此事。當時,蘇聯顯然是想借助與在盟國中享有聲譽的南斯拉夫實行聯合,使處于戰敗國地位的保加利亞得以擺脫英美的控制和監督。于是,南保雙方于12月底和翌年1月初進行了商談。但是南斯拉夫對此態度消極,保加利亞內部對是否成立聯邦也有不同看法,特別是關于聯邦應采取何種形式的問題,雙方意見分歧很大,保加利亞人希望兩國以平等地位進入這一聯邦,而南斯拉夫人則要求保加利亞必須作為南斯拉夫現有六個聯邦共和國之外的第七個共和國加入聯邦,所以會談沒有結果。1月底,莫洛托夫又把南、保代表團召到莫斯科,與蘇聯代表共同做進一步的討論。盡管會談各方一致同意建立聯邦是需要的,但在如何組建聯邦的問題上仍然存在分歧。最后,鑒于時機尚未成熟,決定先不簽署建立聯邦的條約,而起草一個合作互助的條約。后來因英國提出抗議,合作互助條約的簽署也推遲了。[21]
  新的檔案文獻表明,在建立聯邦的原則上,蘇聯是站在保加利亞一邊的。斯大林1945年1月9日接見赫布朗時說,南斯拉夫關于聯邦的條約草案不合適,“這個聯邦的前景是在二元制原則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全聯合這兩個國家”。斯大林強調,必須逐步走向聯合,但只能“是自由結成聯邦的兩個國家的有機聯盟。不能造成想吞并保加利亞人的印象”。蘇聯之所以急于促成聯合,是担心“如果形勢急劇轉變,保加利亞人可能會倒向美國和英國,甚至倒向土耳其”。[22]
  由于得到蘇聯的支持,保加利亞還是希望盡快建立起這個聯邦。1945年10月,保加利亞駐南公使托多羅夫兩次與薩德奇科夫談話,表示保加利亞方面對未能及時建立聯邦感到遺憾。[23]1946年初,保加利亞政府又一再向南斯拉夫領導人和蘇聯領導人提出繼續進行一年以前中斷的談判。對此,南斯拉夫持明確的反對態度。鐵托在與蘇聯大使會談時,“以異常堅決的口氣聲明,他現在不能支持與保加利亞結成聯邦這種思想”,因為保加利亞仍然是真正的君主立憲制國家,特別是因為,共產黨在保加利亞的影響與在南斯拉夫是無法相比的。同時,鑒于保加利亞人可能會重新提出這個問題,鐵托請求蘇聯大使明確一下莫斯科對這一問題的意見。[24]此后不久,在與蘇聯大使商議鐵托訪蘇的議事日程時,鐵托再次提出要討論同保加利亞的關系問題。[25]
  作為給斯大林準備的與鐵托會談的背景材料,外交部巴爾干國家司司長拉夫利舍夫起草了一份調查報告。報告指出,“盡管使南斯拉夫與保加利亞結成聯邦符合兩國的利益”,但是,在締結與保加利亞的和平條約以及解決兩個國家內部的復雜的政治問題之前,無論是結成聯邦,還是締結南保之間友好互助條約,都為時尚早。[26]這份報告使斯大林稍微改變了一下策略。在5月27日蘇南領導人的會談中,當斯大林提到南保聯邦時,鐵托說:“搞聯邦是不會有什么結果的”,并重復了對拉夫連季耶夫講過的理由。斯大林立即反駁說:“這件事應該做”,“開始可以限制在友好互助條約問題上,但實質上應該做得更多一些”。對此,鐵托只得表示同意。[27]隨后,南斯拉夫代表團與同時趕來莫斯科的保加利亞領導人舉行了會晤。6月7日,以斯大林為首的蘇聯領導人與南、保代表團舉行了三方會晤,商妥兩國實行最緊密的合作,但同盟條約要等到對保和約簽字后再行締結。[28]
  顯然,蘇聯當時主張南保以某種形式聯合起來,索菲亞對此表現積極,而貝爾格萊德則采取了消極觀望的立場。但是,一年以后情況發生了變化。一方面,南斯拉夫迅速從戰爭的廢墟中恢復和強大起來,其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都足以使鐵托加強了成為巴爾干地區主宰的欲望和信心;另一方面,南保關系日益密切,鐵托和季米特洛夫的私人交往已經不同尋常。1947年2月10日對保和約在巴黎簽字以后,南保兩國加快了實現同盟和聯邦的步伐,以至鐵托在6月可以雄心勃勃地對保加利亞報界人士宣稱:“自由的巴爾干各國人民”必須建立“一個強大的堅如磐石的統一體”。7月底鐵托邀請季米特洛夫前來談判,并順利地排除了阻礙南保關系發展的馬其頓問題——同意將原屬保加利亞的皮林馬其頓并入南斯拉夫的馬其頓共和國。8月1日,南保領導人在布萊德簽署了4項涉及雙邊關系的條約,并且發表了公開聲明。[29]
  但此時斯大林的心情已經完全不同了。對馬歇爾計劃的猜疑,對德國局勢的憂慮,特別是正在考慮之中的對西方政策的調整,使莫斯科感到必須統一安排和妥善處理所有歐洲事務。因此,當鐵托和季米特洛夫向蘇聯通報即將簽訂條約一事時,斯大林于7月5日答復說,南保條約應當延期到和平條約生效后再簽訂。使斯大林感到意外和氣憤的是,鐵托和季米特洛夫都認為無須等到和平條約的正式批準,可以先草簽南保條約,并將這一消息公之于眾。他們在沒有得到莫斯科首肯的情況下,竟然擅自付諸行動了。8月12日斯大林在給鐵托和季米特洛夫的內容相同的信函中嚴厲斥責了他們的行為。[30]
  這兩位領導人雖然接受了莫斯科的批評,但只是放慢卻沒有停止他們的工作。1947年秋天,鐵托成功地訪問了索菲亞、布達佩斯和布加勒斯特,所到之處受到熱烈歡迎,這無疑使他感到自豪和榮耀。在11月訪問保加利亞時,鐵托發表講話說:“很多人說我們已經形成了一個聯邦。但我們正在創立的是一個關系更密切,范圍更廣泛的聯盟,至于聯邦只不過是個形式而已。”與此同時,他也沒有忘記自己是蘇聯的“忠實朋友”,并說“永遠也不可能有任何力量會把我們同我們的偉大兄弟、同蘇聯人民分開”。11月28日,南保領導人簽署了為期20年的合作和共同防御條約。[31]兩周后,保加利亞部長會議副主席科斯托夫談到,最近的事態發展正在導致“在不久的將來成立所有南部斯拉夫人的聯盟并建立一個共同的南部斯拉夫國家”。[32]正是在這種樂觀的氣氛中,季米特洛夫在與羅馬尼亞簽訂共同防御條約后,發表了前述關于東歐國家聯邦的講話。
  1948年1月22日英國外交大臣貝文對季米特洛夫的講話發出警告,聲稱西歐將聯合起來共同對付東歐的蘇聯化。[33]或許是缺乏政治敏感,或許是出于職業慣例,1月23日的《真理報》未加評論地轉載了季米特洛夫講話的大部分內容。但斯大林對此事則十分敏感。第二天,索菲亞便收到了莫斯科發來的一封含有嚴厲斥責內容的密電,批評季米特洛夫的行為“對新的民主制國家有害無益,使英美更容易反對這些國家”。1月28日,《真理報》又發表了編輯部述評,表示絕不贊同季米特洛夫在聯邦問題上所持的觀點,并認為這種聯邦是“不可靠的和憑空虛構的”。季米特洛夫對蘇聯領導人的激烈譴責立即做出了順從的反應,首先以保通社1月29日聲明的形式,然后又在2月2日祖國陣線第二次代表大會的講話中,公開表示接受批評。他還把保通社的聲明寄給了蘇斯洛夫,讓他轉告斯大林,相信他與蘇聯立場將保持完全一致。但這根本沒能使莫斯科感到滿意,1月30日蘇斯洛夫在回電中對保通社聲明試圖進行解釋和修正的說法再次提出了批評,并責令保共領導人立即前往莫斯科。[34]顯然,斯大林認為事態的嚴重性不僅在于保加利亞人和南斯拉夫人的行動性質相同,而且還在于時間吻合——莫斯科正在為鐵托在阿爾巴尼亞的擅自行動大傷腦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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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關于在南斯拉夫建立彈藥生產基地”的備忘錄,1946年5月27日。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144,目錄30,案宗118,卷宗10,第19-20頁。見《歷史檔案》1993年第2期,第29頁。
  [3]俄羅斯聯邦對外貿易部檔案館,全宗·條法司,目錄11876,案宗55,第14-16頁;第17-19頁。見《歷史檔案》1993年第2期,第30頁。由于在談判中出現矛盾,這些公司后來只建成了兩個。
  [4]沃伊泰克·馬斯特尼:《斯大林時期的冷戰與蘇聯的安全觀》(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The Stalin Years),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頁。
  [5]筆者對這一觀點的詳細論述見沈志華、張盛發:“從大國合作到集團對抗——論戰后斯大林對外政策的轉變”,載《東歐中亞問題》,1996年第6期。關于蘇聯對馬歇爾計劃反應以及共產黨情報局的最新俄國檔案材料可見C.D.帕里什:“走向沖突:1947年蘇聯對馬歇爾計劃的反應”(The Turn Toward Confrontation: The Soviet Reaction to the Marshall Plan, 1947),M.M.納林斯基:“蘇聯與馬歇爾計劃”(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arshall Plan),載《冷戰國際史項目工作報告》第9期(1994年3月);《共產黨情報局文件資料匯編》;“共產黨情報局在1947-1948年的行動:根據檔案文件”,載《近現代史》1996年第1期和第2期。
  [6] 《同斯大林的談話》,第98-99頁。
  [7]拉夫連季耶夫與卡德爾的電話記錄,1947年7月4日。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6,目錄9,案宗82,卷宗1285,第62頁。
  [8]駐貝爾格萊德的美國外交官斯蒂芬回憶說,“在外交領域,南斯拉夫是所有蘇聯衛星國中最堅定,最好戰的一個”。見查理斯·斯蒂芬:“蘇南破裂的緊張時刻:來自貝爾格萊德大使館的個人看法”(The Emergence of the Soviet-Yugoslav Break: A Personal View from the Belgrade Embassy),載《外交史》1982年第6卷第4期,第387頁。
  [9]喬巴·貝克什:“1946年初蘇聯建立共產黨情報局的計劃:匈牙利檔案館的新材料”(Soviet Plans to Establish the Cominform in Early 1946: New Evidence from the Hungarian Archives),載《冷戰國際史研究項目公報》第10期(1998年3月),第135-138頁;《鐵托傳》,第88-89頁;《鐵托的獨立道路》,第49-50頁。在南斯拉夫新公布的關于6月8-9日夜晚蘇南領導人的談話記錄中,提到這一問題時只有一句:“共產國際——沒什么好說的。”見《歷史檔案》1993年第2期,第25-28頁。
  [10]值得注意的是,在日丹諾夫報告的初稿中本來沒有“兩個陣營”的提法,這一概念是在請示了斯大林之后加進去的(參見帕里什前引文)。這顯然說明蘇聯領導人在馬歇爾計劃提出后,下決心放棄過去與西方的合作政策。
  [11]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575,目錄1,卷宗41,第1-22頁。轉引自《近現代史》1996年第1期,第164頁。這樣的記錄總共有37份。關于東歐其他共產黨的報告見全宗575,目錄1,卷宗9、11、14、32、33、39、41。
  [12]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575,目錄1,卷宗41,第18-24頁。
  [13]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管和中心,全宗77,目錄3,卷宗91,第46-47頁;卷宗98,第2-3頁。轉引自《共產黨情報局文件資料匯編》,第15、17-18頁。在公布的報告文稿中,對法共和意共的責難被刪除了。
  [14]卡德爾和吉拉斯的發言見《共產黨情報局文件資料匯編》,第123-142頁。
  [15]謝爾蓋耶夫(日丹諾夫)和鮑里索夫(馬林科夫)給斯大林的報告,1947年9月25日。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77,目錄3,卷宗92,第54頁。見《共產黨情報局文件匯編》第326頁。
  [16]謝爾蓋耶夫(日丹諾夫)和鮑里索夫(馬林科夫)給斯大林的報告,1947年9月25日。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77,目錄3,卷宗92,第46-51頁。轉引自《共產黨情報局文件匯編》第322-323頁。
  [17]日丹諾夫和馬林科夫在9月25日給斯大林的報告中說,捷共和南共都要求把情報局這種具有協調只能的機構設在他們那里。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77,目錄3,卷宗92,第54頁。轉引自《共產黨情報局文件資料匯編》,第326頁。
  [18]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錄128,卷宗1136,第1-3頁。轉引自“共產黨情報局在1947-1948年的行動”,《近現代史》1996年第1期,第162頁。
  [19]聯共(布)中央對外政策部關于情報局會議后南斯拉夫反應的調查報告,1948年1月28日。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575,目錄1,卷宗53,第296-299頁。盡管情報局會議之后,蘇聯駐南使館不斷向莫斯科寄發的有關批評南領導人的情報,但外交部巴爾干國家司司長拉夫利舍夫于10月8曰給莫洛托夫寫了一個報告,堅決反對大使館帶有偏見的描述。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144,目錄31,案宗124,卷宗29,第7-9頁。轉引自“共產黨情報局在1947-1948年的行動”,《近現代史》1996年第2期,第169-170頁。
  [20]可以證明這一點的是,蘇聯沒有邀請中國和希臘共產黨參加波蘭會議,而當時這兩黨正在領導著各自國家的顯然是追隨蘇聯道路的革命斗爭。也許正是由于美國人直接參與了這兩國家的沖突,日丹諾夫在情報局會議上洋洋萬言的報告中,只有區區四行文字談到美國對中國和希臘的干涉,而對于這兩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則只字未提。參見《共產黨情報局文件資料匯編》,第152-181頁。
  [21]詳見《卡德爾回憶錄》,第110-114頁;《南蘇關系》,第106-108頁。
  [22]斯大林與赫布朗會談記錄,1945年1月9日。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全宗6,目錄7,案宗53,卷宗872,第8-28頁。
  [23]薩德奇科夫與托多羅夫談話記錄,1945年10月23日。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6,目錄7,案宗53,卷宗868,第3-4頁。
  [24]鐵托與拉夫連季耶夫會談記錄,1946年4月22日。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144,目錄30,案宗118,卷宗15,第39-41頁、47-48頁。見《歷史檔案》1993年第2期,第31頁。
  [25]鐵托與拉夫連季耶夫會談記錄,1946年5月20日。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144,目錄30,案宗118,卷宗15,第100頁。見《歷史檔案》1993年第2期,第31頁。
  [26]關于南斯拉夫與保加利亞關系問題的調查報告,1946年5月27日。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144,目錄30,案宗118,卷宗10,第13-17頁。
  [27]斯大林與鐵托的會談記錄,1946年5月27日。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АПРФ),全宗45,目錄1,卷宗397,第107-110頁。
  [28] 《季米特洛夫的晚年》,第68頁。
  [29]彼得·卡爾沃科雷西等編:《國際事務概覽(1947-1948年)》,上海譯文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第234頁。
  [30]以上材料出自保加利亞國家中央檔案館和鐵托檔案館,轉引自“共產黨情報局在1947-1948年的行動”,《近現代史》1996年第1期,第168-169頁。有的學者認為斯大林對此事并沒有強烈反應。見《斯大林時期的冷戰與蘇聯的安全觀》,第34頁。
  [31]斯蒂芬前引文,第390頁;《季米特洛夫的晚年》,第186-188頁。條約原是無限期的,在報請莫斯科批準時,期限被改為20年。
  [32] 《國際事務概覽(1947-1948年)》,第235頁。
  [33] 《斯大林時期的冷戰與蘇聯的安全觀》,第37頁。
  [34]以上電報存保加利亞國家中央檔案館,轉引自“共產黨情報局在1947-1948年的行動”,《近現代史》1996年第1期,第160-161頁;第2期,第159頁。關于季米特洛夫的反應,參見《季米特洛夫的晚年》,第219-220頁。
  南阿關系的背景更為復雜,在斯大林看來,也更為敏感。還在戰爭當中,南共就成為阿爾巴尼亞游擊隊的支持者和庇護者,而且兩者都是依靠自己的軍事力量建立起新政權的,所以關系密切。按照赫布朗的話說,“阿爾巴尼亞人是南斯拉夫最好的朋友”。但是在盟國關于戰后勢力范圍的劃分中尚未確定阿爾巴尼亞的地位時,斯大林對南阿關系的發展持謹慎態度。在雅爾塔會議之前,斯大林叮囑赫布朗說,與阿爾巴尼亞的關系問題,“應當慎重”,“必須等一等,斟酌一番”,應當避免在那里與英國人發生沖突。[1]
  戰后一段時期,蘇聯不想因為與阿關系密切而引起西方盟國的猜疑,且鑒于南阿關系的歷史狀況和對南共的信任,所以同意讓阿共接受南共的領導,有關阿共的事務也交由貝爾格萊德處理。莫斯科與地拉那的聯系是通過南斯拉夫人進行的,包括蘇聯提供的武器也是經由南斯拉夫轉交的。[2]隨著南阿關系的日益發展,南共便提出了阿爾巴尼亞加入南斯拉夫聯邦的問題。對于阿黨內反對這一方針的政治局委員謝伊富拉·馬列紹瓦,南共認為有必要對阿爾巴尼亞的政策施加影響,以清除這種站在“機會主義立場”上的人物。1946年2月,阿共中央舉行全體會議,于譴責“機會主義”之后,將馬列紹瓦開除出了領導集團,同時把發展與南斯拉夫“更加緊密而又具體的兄弟情誼”列為黨的任務之一。[3]
  1946年3月27日,南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做出決定,邀請阿共總書記霍查正式訪南,以訂立南阿友好條約。同時,簽訂關于密切經濟合作、簡化(在頗大程度上廢除)兩國之間邊界制度的各項協定,以及關于共同防御的秘密軍事協定。4月初,南阿分別通報莫斯科征求意見。[4]南阿談判的前景引起了莫斯科的嚴重關注。當鐵托在4月22日與蘇聯大使談話時透露出“阿爾巴尼亞早晚應當加入南斯拉夫聯邦”口風后,拉夫連季耶夫接到了緊急指示,應向南斯拉夫領導方面查明情況,同阿爾巴尼亞擬議中的條約可能是針對誰的。4月23日,卡德爾做出了說明:條約是針對意大利的,但既然在條約中規定了在保衛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的領土完整和獨立方面互相幫助的條款,那么間接地也是針對希臘的,因為后者曾經妄想得到阿爾巴尼亞南方的一些地區,如北埃皮爾。[5]鐵托本來已確定就南蘇經濟合作以及請蘇聯幫助援建“軍工生產基地”的問題,親自前往莫斯科參加與蘇聯政府的談判。拉夫連季耶夫根據來自莫斯科的指示通知鐵托說,同意他在巴黎和會以后進行訪問。但5月7日,蘇聯大使通知鐵托說,訪問將安排在巴黎和會之前,即5月下半月進行。同時,蘇聯政府將要同他討論南阿條約的問題。[6]顯然,關于南阿條約談判的消息促使蘇聯方面突然把訪問的日期提前了。
  在鐵托到達莫斯科之前,拉夫利舍夫起草了“關于南阿關系問題”的調查報告。報告稱,簽署南阿友好互助條約是“有益和重要的事情”,但建議在條約中不要直接提及意大利。至于“討論阿爾巴尼亞歸入南斯拉夫聯邦的問題”,報告建議這件事應推遲進行,“以防止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的國際地位復雜化”。報告還建議不簽訂南阿秘密軍事協定,不簽訂專門訂有簡化邊界條款的協定,以免引起英國人和美國人的注意。[7]于是,在1946年5月27日與鐵托的會談提到關于阿爾巴尼亞問題時,斯大林首先指出,“阿爾巴尼亞內部的政治局勢現在還不明朗,有消息說,那里在共產黨政治局和恩維爾·霍查之間出了一些什么問題。傳來的消息說,科奇·佐澤希望在黨代表大會之前來莫斯科,以便觀察、分析、研究某些問題。恩維爾·霍查也表示希望與佐澤一道來莫斯科。”鐵托顯然感到這樣做有損于南阿的特殊關系,因此一方面推說情況不明,一方面表示應該讓霍查先到貝爾格萊德來,待情況查明后再前往莫斯科。莫洛托夫担心鐵托起疑心,解釋說,“我們曾經多次制止阿爾巴尼亞人前來莫斯科的意向,但阿爾巴尼亞人始終堅持這一點。”斯大林則表示同意鐵托的意見,他指出,“阿爾巴尼亞人前來莫斯科,在英美方面可能引起不良的反應,而且這將加劇阿爾巴尼亞外交局勢的復雜化。”接著,斯大林問到霍查是否同意阿爾巴尼亞作為聯邦成員加入南斯拉夫的問題。對此,鐵托作了肯定的回答。這時,斯大林根據會談前蘇方準備的意見提出,“目前要同時解決這樣兩個問題,即阿爾巴尼亞加入南斯拉夫聯邦的問題和的里雅斯特的問題,對南斯拉夫來說將是困難的。”“最好首先討論阿爾巴尼亞和南斯拉夫之間的友好互助問題”,“應該為這一條約找到一種形式,以便使阿爾巴尼亞更接近南斯拉夫。”[8]鐵托順從了斯大林的意見。7月初霍查訪問南斯拉夫時,在莫斯科同意的范圍內與鐵托簽署了條約和協定。不久,阿政府便得到通知,為了“加強阿爾巴尼亞與南斯拉夫的聯系”,蘇聯政府支持簽訂這些文件。[9]
  此后,看似順利發展的南阿關系漸漸露出了危機的苗頭。問題的根源還是在于冷戰的出現。南阿友好互助條約的簽訂在西方和巴爾干地區引起了軒然大波,意大利、希臘和土耳其各大報紙紛紛進行指責,而特別感到憤怒的是希臘人。雅典《論壇報》的一篇社論直截了當地指出: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的條約是對希臘和聯合國的挑釁。這一條約可能成為巴爾干火災的起因![10]西方世界對南阿條約的強烈反應,使斯大林感到必須限制南斯拉夫在希臘內戰中的行動,而南斯拉夫對希臘游擊隊的援助都是通過阿爾巴尼亞進行的。另一方面,當斯大林有心在東歐共產黨中進行整肅,以便于采取統一行動時,南阿之間的親密關系,特別是將阿爾巴尼亞納入南斯拉夫的道路,在莫斯科已經行不通了。斯大林開始關注地拉那了。1947年7月,斯大林邀請霍查和組織書記、內務部長佐澤訪問了莫斯科,此后蘇聯與阿爾巴尼亞逐漸建立了直接聯系。莫斯科不僅派遣蘇聯專家到阿爾巴尼亞勘探石油,而且向地拉那派出了公使。為了安撫鐵托,蘇聯公使丘瓦金通知南斯拉夫人說,斯大林向霍查表示,蘇聯在南阿關系問題上的立場沒有改變,并將一如既往地尊重貝爾格萊德在阿的特殊地位。但是,斯大林在會見霍查時曾聲明,阿爾巴尼亞是獨立的國家,應該獨立自主地發展與其他國家的關系,這實際上暗示了蘇聯對南斯拉夫對阿政策的不滿。[11]
  在這種背景下,阿黨內以政治局委員、經濟部長納科·斯皮魯為首的反南勢力悄悄崛起,并且越來越贏得霍查的信任,而以佐澤為主要代表的親南派則遭到冷遇。阿爾巴尼亞與南斯拉夫的合作消極起來,斯皮魯與丘瓦金的交往卻日趨密切,阿電臺和報紙也不斷出現對蘇聯的贊揚和吹捧。[12]鐵托終于按捺不住心中的憂慮和不滿,在致函霍查提出警告未能奏效以后,于1947年8月直接向蘇聯提出了要求。他向拉夫連季耶夫明言:“在阿爾巴尼亞政府代表團的莫斯科之行以后,某些阿爾巴尼亞領導人開始對南斯拉夫采取了錯誤的態度,并且錯誤地評價南斯拉夫對阿奉行的友好政策。”鐵托指責斯皮魯“奉行使阿爾巴尼亞疏遠南斯拉夫的政策”,對南共扶植起來的霍查采取模棱兩可的立場也表示不滿,同時贊賞佐澤是“最堅定的和始終如一的領導人”。鐵托要求蘇聯同意他非正式地邀請霍查和佐澤訪問南斯拉夫,并認為應當向霍查和佐澤指出,“不能把蘇聯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看成是蘇聯希望阿爾巴尼亞疏遠南斯拉夫的表現,而是恰恰相反,應當將其視為是對兩個鄰國之間親密關系的促進”。同時,南共還打算向阿爾巴尼亞人建議解除斯皮魯的職務。[13]
  自然,鐵托的要求沒有得到回音。至11月,當南共認為阿黨內部反南派的行為已超出限度時,鐵托又發出了一封措詞更加激烈的信件,要求阿共中央政治局弄清事實,做出解釋。鑒于鐵托和南共的威望和影響,霍查只得召開中央全會,討論鐵托的信件和斯皮魯事件。看到霍查再次與佐澤接近以后,斯皮魯感到失望而開槍自殺。關于斯皮魯的死,霍查含糊其詞地向莫斯科解釋說,斯皮魯有反蘇情緒,是帝國主義的間諜。對此,丘瓦金呈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一份長篇報告,認為這種說法沒有證據。據說,斯皮魯是斯大林看中的人,因此,這一事件震動了克里姆林宮,斯大林大發雷霆,指責蘇駐阿使館,怎么能夠允許斯皮魯自殺?怎么可能對這么重大事件毫無防范?然而,鐵托并不知道莫斯科已另有打算。南共于12月初致函蘇聯領導人,提出對斯皮魯的指控,并要求莫斯科同意召回蘇聯駐阿專家和采取措施加強南在阿的支配作用。作為答復,斯大林建議派吉拉斯或其他“非常熟悉阿爾巴尼亞情況”的“負責同志”到莫斯科來。[14]
  1948年1月15日,斯大林等蘇聯領導人會見了吉拉斯。會談中,斯大林雖然表示斯皮魯自殺一事不應發生,但是當吉拉斯試圖進行解釋時,斯大林卻打斷他的話說:“我們在阿爾巴尼亞沒有什么特殊利益可言。我們同意南斯拉夫吞并阿爾巴尼亞!”在不到十分鐘就結束的談話中,斯大林做出結論:蘇南在阿爾巴尼亞的問題上沒有分歧,甚至委托吉拉斯替蘇聯政府起草一封給鐵托的電報,通報這一結論。[15]斯大林這番話的真實用意究竟何在,引起了研究者的疑問。[16]目前尚未發現新的檔案證據可供參考。不過,從事態的發展以及談話時的語氣和用詞可以判斷,斯大林說的是反話。況且,此事直接涉及到斯皮魯與蘇聯的關系,斯大林顯然也有難言之隱。莫斯科在等待徹底解決問題的機會。
  這樣的機會很快就來了。根據南斯拉夫檔案材料,在得到吉拉斯發自莫斯科的關于蘇聯立場的報告后,1月19日,鐵托建議霍查在阿南部提供一個基地,供南斯拉夫的一個師進入,理由是有消息說,存在著希臘在“英國人和美國人”的支持下侵阿的危險。[17]也許如有人認為的那樣,是鐵托誤解了斯大林的真實意圖,以為莫斯科仍然承認南斯拉夫在阿的特殊地位。但更可能是鐵托借題發揮,另有所圖。吉拉斯后來披露,鐵托出兵的真實意圖是為使阿成為南斯拉夫聯邦的第七個共和國做準備。[18]無論是斯大林關于維持南在阿優勢地位的表示鼓勵了鐵托,抑或是斯大林關于南阿不得急于合并的警告刺激了鐵托,總之,鐵托做出這樣的決定時沒有同蘇聯商量,也沒有向蘇聯通報。莫斯科從霍查那里得知這一情況后,激烈地譴責了南領導人的這類行動,并指出在理解南阿兩國關系時,蘇聯同南斯拉夫存在著“嚴重的分歧”。拉夫連季耶夫緊急約見鐵托,要求對方確認是否存在南軍隊將進入阿的決定。鐵托對此予以承認,但申辯說是征得霍查同意的,并強調發生對阿入侵的可能性。鐵托還提出,他不同意莫斯科關于在南軍隊進入阿的情況下,美英除進行輿論攻擊外還會出兵干涉的說法。但同時也表示,既然蘇聯反對此舉,南政府將不會派出軍隊。斯大林對鐵托的答復仍不滿意,要求派“南斯拉夫政府的重要代表”來莫斯科討論“分歧”。[19]
  在南向阿派駐軍隊的問題上,斯大林除了担心南阿關系進一步發展可能對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地位形成威脅以外,更多考慮的則是與阿爾巴尼亞密切相關的希臘局勢。如果說蘇聯對南保關系和南阿關系的政策在冷戰政策確定前后有所變化的話,那么斯大林對希臘革命的態度則始終是謹慎和保守的。因為希臘與阿爾巴尼亞在北埃皮爾地區有領土爭端,根據南阿條約,一旦希臘使用武力,南斯拉夫就有義務向希臘宣戰。但是早在1944年10月與丘吉爾劃分兩國在巴爾干的勢力范圍時,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斯大林就把希臘給了英國。[20]希臘本來就不是蘇聯的勢力范圍,而美國對希臘革命的強烈反應也迫使莫斯科在這個問題上必須謹慎從事。從美國政策的角度看,希臘問題與土耳其和伊朗事件一樣,都是杜魯門主義產生的重要背景,是對西方心目中蘇聯擴張野心和世界革命運動的本能恐懼,而蘇聯的對策則反映出斯大林維護雅爾塔體系的主旨,特別是1947年馬歇爾計劃引起蘇美關系趨向緊張以后,斯大林更不想在巴爾干地區引火燒身。所以,莫斯科不得不“一再以國際形勢微妙而須審慎從事為由”來敷衍希臘游擊隊。據希臘游擊隊領導人馬科斯回憶,莫洛托夫一直為了外交上的原因拖延被編成“外籍軍團”的志愿軍進入希臘作戰,后來答應如果成立“一個正式政府”,蘇聯“將立刻承認”。然而,當1947年底希臘臨時民主政府宣布成立后,莫斯科又答復說,“要等弄清英國人和美國人會做出什么反應,才能承認這個政府”。[21]在這種情況下,鐵托試圖向阿爾巴尼亞派遣軍隊,顯然是斯大林無論如何也不能允許的,何況南共還是背著莫斯科做出這一決定的。
  斯大林對希臘革命和民主政府的態度最突出地表現在2月10日蘇南保三國領導人的會談上,而正是這次會談,成為蘇南走向分裂的起點。
  分裂:斯大林的壓力和鐵托的抵制
  斯大林召集南保領導人談話的目的是向他們施加壓力,迫使南共和保共服從莫斯科的指揮,回到共產黨情報局已經確定的統一路線上來。如果鐵托像季米特洛夫一樣表示順從,蘇南分裂局面本來是不會形成的。然而,南共對斯大林在2月10日會談中做出的決定采取了抵制的立場,這是蘇聯絕對不能容忍的。
  在這次長達3小時的會談[22]中,斯大林態度嚴厲,“怒容滿面”,時常粗暴地打斷南、保領導人的講話,以至他們往往無法明確和連貫地陳述自己的看法。會談的中心議題是指責南保兩國在簽訂南保條約、發表關于東歐國家聯邦的聲明以及向阿爾巴尼亞派駐軍隊這三個問題上所犯的原則性和政策性錯誤,其根本原因在于南保兩國在采取這些行動前沒有預先征得蘇聯政府的同意,從而違背了共產黨情報局波蘭會議所形成的互相協商、統一行動的決議。問題的性質在于南保兩國的政策與蘇聯的政策存在著嚴重的分歧。因此,斯大林要求南保兩國在會談后分別與蘇聯簽署一份關于在所有對外政策問題上必須經過雙方協商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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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斯大林與赫布朗會談記錄,1945年1月9日。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全宗6,目錄7,案宗53,卷宗872,第8-28頁。
  [2] “共產黨情報局在1947-1948年的行動”,《近現代史》1996年第1期,第166頁。
  [3]鐵托檔案館,全宗KMJ,I-3-b/19,轉引自《歷史檔案》1993年第2期,第17-18頁。
  [4]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144,目錄30,案宗118,卷宗10,第1-2頁;卷宗15,第24-25、56頁。見《歷史檔案》1993年第2期,第18頁。
  [5]卡德爾與拉夫連季耶夫的會談記錄,1946年4月23日。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144,目錄30,案宗118,卷宗15,第45頁。見《歷史檔案》1993年第2期,第18頁。
  [6]俄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144,目錄30,案宗118,卷宗15,第31、62、76、100頁。見《歷史檔案》1993年第2期,第17-18頁。
  [7]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144,目錄30,案宗118,卷宗10,第1-3頁。見《歷史檔案》1993年第2期,第31頁。
  [8]斯大林與鐵托的會談記錄,1946年5月27日。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全宗45,目錄1,卷宗397,第107-110頁。
  [9]拉夫連季耶夫與霍查會談記錄,1946年7月24日。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144,目錄30,案宗118,卷宗15,第167-168頁。見《歷史檔案》1993年第2期,第31頁。
  [10] 《霍查政治傳記》,第124-125頁。
  [11] “共產黨情報局在1947-1948年的行動”,《近現代史》1996年第1期,第166頁。
  [12] 《霍查政治傳記》,第132-134頁。
  [13]拉夫連季耶夫與鐵托談話記錄,1947年8月14日。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6,目錄9,案宗82,卷宗1285,第110-112頁。
  [14] 《霍查政治傳記》,第135-138頁;《同斯大林的談話》,第104-106頁;“共產黨情報局在1947-1948年的行動”,《近現代史》1996年第2期,第158頁。蘇南往來信件見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77,目錄3,卷宗99,第1-5、8頁。
  [15] 《同斯大林的談話》,第111-115頁。
  [16] “共產黨情報局在1947-1948年的行動”,《近現代史》1996年第2期,第158頁。
  [17] “共產黨情報局在1947-1948年的行動”,《近現代史》1996年第2期,第158-159頁。按照南斯拉夫人過去的說法,是霍查主動要求南斯拉夫派遣兩個師的部隊赴阿爾巴尼亞的南部,南政府原則上同意了這一要求。見《鐵托傳》,第111頁。但新材料表明,在阿黨政治局討論這一問題之前,霍查曾問過斯大林的意見,而莫斯科立即答復:沒有迫在眉睫的軍事威脅,這種行動是完全不必要的。斯大林還解釋說,“最重要的事情是不要輕易激怒我們以前的盟友們”。見《斯大林時期的冷戰與蘇聯的安全觀》,第38頁。
  [18]見《斯大林時期的冷戰與蘇聯的安全觀》,第37頁。
  [19] “共產黨情報局在1947-1948年的行動”,《近現代史》1996年第2期,第158-159頁;吉拉斯關于蘇南保代表秘密會晤的報告,1948年2月10日。轉引自《歷史檔案》1997年第4期,第102-103頁。
  [20]過去有人對斯大林與邱吉爾的這個協定持懷疑態度,但蘇聯檔案中的新證據說明確實存在這樣一個協議。見俄總統檔案館,全宗45,目錄1,卷宗283,第3-16頁。轉引自納林斯基:“斯大林與多列士:1944-1947年”(И.В.Сталин и М.Торез, 1944-1947гг.),載《近現代史》1996年第1期,第19頁。
  [21] 《國際事務概覽(1947-1948)》,第243頁;《南蘇關系》,第218-219頁。
  [22]關于2月10日會談的史料,過去有吉拉斯、卡德爾的回憶錄和德迪耶爾在《鐵托傳》中的記述。目前新發現的有保加利亞部長會議副主席、外交部長科拉羅夫關于這次會談的記錄(保加利亞國家中央檔案館,全宗147,目錄2,卷宗62,第5-35頁,見《歷史檔案》1997年第4期,第96-102頁)和吉拉斯關于這次會談給南共中央的報告(鐵托檔案館,全宗KMJ,I-3-b/651,第33-40頁,見《歷史檔案》1997年第4期,第102-109頁,英譯本見《冷戰國際史項目公報》第10期,第128-134頁。由于政治原因,吉拉斯在寫回憶錄時未能使用這份檔案)。此外還有當時蘇方的記錄(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全宗45,目錄1,卷宗253,第20-21頁),可惜筆者至今尚未得到這個檔案文獻。盡管在細節上有一些出入,但在所談問題的提法和原則上,南斯拉夫人的回憶與檔案文獻還是比較一致的。所不同的是,檔案文獻中的記載更加全面和細致,而回憶錄中有不少場面和心理的描寫。以下對會談的記述綜合參考了這些材料,因此,除檔案文獻新增加的內容外,不再注明出處。
  檔案文獻充分表明,斯大林所担心的,就是美國和西方對此做出強烈反應,采取更加強硬的政策,從而使莫斯科在國際舞臺上和處理蘇美關系時陷入被動局面。斯大林批評季米特洛夫的聲明是在幫助美國的反動派,“當前美國正在進行大選前的斗爭。對我們來說具有重大意義的是,那里將會出現一個什么樣的政府。”如果美國反動財團在大選中重新進入政府,“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們和我們的行動過錯造成的”。在談到阿爾巴尼亞問題時,斯大林說,“如果鐵托向那里派去一個師或僅僅一個團”,美國和英國“就會大喊大叫說,阿爾巴尼亞被占領了”,“就會充當阿爾巴尼亞獨立的保護者的角色”。莫洛托夫則舉出戰前國聯因蘇芬沖突宣布蘇聯為侵略者為例,担心美英“可能使聯合國走到反對我們的地步”。總之,這些“共青團員式”的“左”派熱情將為國際反動派提供借口,而給蘇聯造成不利。[1]
  正是出于這種担心,斯大林指出:希臘問題是可能導致一場全面戰爭的“國際大問題”,因此,對于阿爾巴尼亞只能派出教官,提供武器裝備,如果遭到侵犯,“讓他們自己保衛自己的獨立”,這樣美國人就很難發動進攻了。對于希臘游擊隊,既然他們沒有可能取得勝利,就需要收縮那里的游擊運動。如果我們幫助游擊隊,英美就會插手,英美想在希臘建立軍事基地,不能為他們提供借口。至于馬科斯政府,應該讓與希臘相距較遠的國家首先承認,而周邊國家最后承認。
  此次談話中最令人費解的是斯大林關于巴爾干聯邦的說法,雖然幾份材料的用詞不同,但都記錄了斯大林如下的意見:只有三個聯邦是可能的和自然的,即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聯邦,羅馬尼亞和匈牙利聯邦,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聯邦,但所有這些國家成立一個聯邦是不現實的。斯大林還反復強調,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應立即實現聯合,然后阿爾巴尼亞再加進去,而且條件已經成熟,不能拖延。如果愿意,明天成立也可以,首先可以從政治聯合開始,這樣別人進攻阿爾巴尼亞就困難了。就目前的材料看,還很難對斯大林這番話的真實用意做出肯定的判斷:真是考慮到巴爾干的局勢,還是遷就南斯拉夫的意愿,[2]或者像南斯拉夫人后來斷定的那樣,莫斯科企圖通過聯邦這種形式,通過俯首聽命的保加利亞人,加強對南斯拉夫的控制和影響?無論如何,斯大林這種強加于人的做法,特別是會談前后蘇聯在經濟和軍事援助方面采取的消極態度,使南共領導人產生了對立情緒,并對斯大林的意圖做出了最壞的估計。他們決定實行抵制。
  南斯拉夫領導人到莫斯科本來是準備商談在軍事工業和貿易方面經濟合作問題的。吉拉斯來莫斯科特意率領了一個軍事代表團,在1月15日與斯大林和16日與布爾加寧的會談中,蘇聯對于吉拉斯提出的關于援助軍事工業設備的要求滿口答應下來,但卻就是拖著不辦。在吉拉斯之前來莫斯科商談續簽換貨議定書的外貿部副部長茨爾諾布爾尼亞已經等了三個星期,當他和吉拉斯終于見到米高揚時,得到的還是一張空頭支票。經濟談判毫無進展,顯然,莫斯科首先要解決蘇南對外政策的分歧。[3]果然,2月10日的會談根本沒有涉及經濟問題。在會議結束后給鐵托的電報中,南斯拉夫代表團失望地報告說:“我們沒能提出任何一個我們的經濟問題。為此,卡德爾想拜會莫洛托夫。我們將盡快回國。”[4]2月11日夜晚,卡德爾在非常不情愿的情況下,簽署了蘇南兩國“有義務就涉及兩國利益的所有重要國際問題進行相互協商”的議定書。[5]此后,他立即向莫洛托夫提出應“盡快解決軍事物資供應問題,以及為南斯拉夫的軍事工業提供設備的問題”,并抱怨說,“在莫斯科的南斯拉夫代表團已就這些問題工作了數個星期”。對此,莫洛托夫推說不了解情況。鑒于南斯拉夫當年的出口能力不夠抵補南斯拉夫為完成其五年計劃而必須的某些貨物(電力設備等)的進口,卡德爾提出了由蘇聯向南斯拉夫提供6000萬美元借款的要求。莫洛托夫對此也只是同意向政府通報。[6]兩天后莫洛托夫答復,軍事物資供應的問題需要再研究,至于借款一事,則因蘇聯財政困難而無能為力。[7]2月26日,蘇聯外貿部副部長克魯季科夫通知茨爾諾布爾尼亞,他代表蘇聯政府宣布,現在不能簽訂1948年5月至年底的貿易議定書,南斯拉夫也沒有必要派遣貿易代表團來莫斯科。[8]
  不過,事情也并不完全是南斯拉夫人回憶錄給人們留下的那種印象,似乎莫斯科只是靠高壓手段迫使南共就范。斯大林在會談中對季米特洛夫譏笑、諷刺、辱罵、挖苦,而對南共領導人則顯得客氣和寬容得多,這一方面是因為與保共依靠莫斯科扶持的發展道路不同,南共的天下是自己打出來的,在社會主義陣營中是有一定地位的;另一方面也說明斯大林確實不想過分刺激桀驁不馴的鐵托,以免撕破臉皮,把南共推向自己的對立面。當卡德爾轉告莫洛托夫鐵托打算親自來莫斯科作正式訪問,“以便消除同蘇聯政府相互關系中的各種誤會”后,莫洛托夫答復:“斯大林同志和其他同志都很高興與鐵托同志會面,時間按卡德爾講的在3月或4月”。[9]此外,2月23日吉拉斯回國后曾向拉夫連季耶夫提出,為何蘇聯不發表鐵托在人民陣線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在收到拉夫連季耶夫關于吉拉斯所提問題的電文后,蘇聯外交部巴爾干國家司征得副外長佐林的批準,于3月初建議國立政治書籍出版社立即把鐵托的上述報告收錄進鐵托文選和演講集里,該書那時已經譯成俄文準備出版。[10]可見,莫斯科還是在力爭使南斯拉夫服從自己的要求,然而,鐵托對蘇聯壓力的抗爭和抵制終于使斯大林失去了耐心。
  鐵托對2月10日會談的反應首先表現在他2月13日給吉拉斯和卡德爾的電報中,他對“在阿爾巴尼亞問題上沒有取得任何具體的結果”表示不滿,因為會談的結論“束縛了我們的雙手”,以至南斯拉夫無法在“邊境防御方面采取有效措施”。為了向斯大林施加壓力,鐵托通報了阿爾巴尼亞最近的困難局勢,希望代表團能以此為由繼續談判,以得到莫斯科對一旦“阿爾巴尼亞遭到進攻”應如何處理這一問題的“具體答復”。[11]南斯拉夫代表團回國后,在2月19日南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報告了莫斯科之行的詳細情況,會議認為,由于蘇聯在保加利亞的特殊影響,建立聯邦可能成為對南實行控制的手段,因此應當拒絕同保加利亞就聯邦問題進行磋商。會議還確定了繼續維持南在阿優勢地位的方針,并決定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蘇南關系問題。2月底至3月初,在南斯拉夫的影響和推動下,不了解2月10日莫斯科會談情況的阿爾巴尼亞領導人再次向蘇聯提出了因存在著希臘威脅而讓南軍隊進入阿的必要性,同時還提出了南阿統一的建議。[12]這對莫斯科來說無異于火上澆油。
  最令克里姆林宮震驚的是貝爾格萊德傳來的南共中央政治局3月1日擴大會議的情況。會議討論了關于莫斯科會談情況的報告、五年計劃、軍隊和軍事工業以及與保加利亞建立聯邦的問題。鐵托在會上指出,蘇聯和南斯拉夫的關系走進了死胡同,并且特別強調,蘇聯推遲簽訂貿易協定是對南施加經濟壓力,其目的是使南斯拉夫處于從屬地位。至于南保聯邦,南共領導人指出,由于保加利亞在政治上黨內派別紛爭,在經濟上貧窮落后,目前聯合的條件尚未成熟,而蘇聯極力主張立即實現聯邦,是在使用“特洛伊木馬”的計策。鐵托最后強調,這場爭論關系到“南斯拉夫的獨立問題”。會議一致通過對蘇聯采取強硬立場,只有政治局委員、財政部長茹約維奇默不做聲,會后,他把一切情況向蘇聯大使館做了匯報。[13]
  不過,鐵托并非決定就此便與斯大林分手。他在3月10日同拉夫連季耶夫談話時激動地表示,“南斯拉夫政府不明白,為什么蘇聯拒絕和南斯拉夫簽訂貿易協議,而同時正在和其他國家簽訂這樣的協議。鐵托接著說,眾所周知,南斯拉夫在戰爭時期是蘇聯的忠實盟友,并且南斯拉夫的民主制度比其他東歐國家更鞏固。蘇聯和南斯拉夫之間沒有貿易協議,這個問題不能像在外貿部聲明那樣向南斯拉夫人民解釋,而這一點又不能向人民隱瞞。”鐵托反復說道,莫斯科的決定讓人不能理解,這個決定與兩國的友好關系是不相容的。“這樣對待南斯拉夫,我們感到委屈。”鐵托還說,也許蘇聯對南斯拉夫有些不滿意,但即使在一個家庭中也有兄弟間的不和。最后,鐵托請求把這一切轉達給蘇聯政府。[14]
  
  然而,關于南共3月1日政治局會議的密報已經使斯大林感到事態的嚴重性,在他看來,鐵托是在有意對抗莫斯科。3月11日拉夫連季耶夫奉召緊急回國。[15]此后蘇南兩國便開始在推遲簽訂貿易協定、調整盧布和第納爾的匯率、拒絕海軍和軍火工業的援建等具體問題上互相指責,矛盾逐漸升級。[16]3月18日莫斯科通知鐵托,鑒于南斯拉夫經濟委員會違背協議,拒絕向蘇聯貿易代表列別杰夫提供他所需要的經濟資料,蘇聯決定撤回全部在南蘇聯專家和工作人員。[17]與此同時,聯共(布)中央對外政策部向蘇斯洛夫提交了關于南斯拉夫所犯錯誤的長篇報告。報告首先指出,“南斯拉夫在對內隊外政策上犯了極大的政治錯誤,具有反馬克思主義的性質”,接著從忽視馬克思主義理論、忽視蘇聯作為民主和社會主義陣營的決定性力量、過高地估計南斯拉夫在發展社會主義道路中的成就、過低地估計農村的階級斗爭和富農的危險、對共產黨在人民民主國家體制中的地位和作用采取機會主義和取消主義態度等五個方面,詳細闡述了南共的錯誤表現及理論根源。[18]正是在這個報告的基礎上,3月27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派專使向鐵托遞交一封對南共進行全面指責的信。斯大林把蘇南關系惡化的原因完全歸咎于南共所采取的反蘇政策的立場和對馬克思主義的背叛。[19]
  鐵托收到這封引起蘇南全面論戰的來信后的最初感受,用他自己的話說,好像遭到雷擊一樣,但他很快鎮靜下來,并召集卡德爾、吉拉斯等人商議對策。他們一致下決心接受莫斯科的挑戰,并決定召開中央全會討論如何回復斯大林的指責。在4月12日秘密召開的中央全會上,代表們慷慨陳詞,異常激動,紛紛表示擁護南共領導人抵制蘇聯壓力和指責的立場。會議嚴厲指責了茹約維奇的親蘇態度,還對他是否向蘇聯使館提供情報的事情提出質問。第二天繼續召開的會議通過了給莫斯科的復函,并決定成立專門委員會調查茹約維奇和赫布朗反黨案件。[20]在4月13日發出的回函和關于南共中央全會決定的通報中,鐵托首先把蘇南爭論的起因歸結為茹約維奇和赫布朗向蘇聯提供的虛假情報,然后逐一駁斥了蘇聯的嚴厲指責。[21]南斯拉夫不肯屈服的行為激怒了斯大林,他不再像同志和兄弟那樣參與爭論了。5月4日和22日,以聯共(布)中央名義發出的信措詞更加激烈,態度更加嚴厲,表明了斯大林與鐵托徹底分手的決心。[22]
  斯大林決心整治南共,除惱怒于鐵托的反抗態度和頑固立場外,更担心以鐵托的威望和影響力,東歐各黨會紛紛仿效,打出獨立的旗幟,從而引起社會主義陣營分崩離析,破壞蘇聯的戰略部署。莫斯科已經看到了這種危險的信號。2月19日匈共總書記拉科西訪問蘇聯時提出,經與南共和捷共領導人磋商,他建議召開情報局會議,討論承認希臘臨時民主政府的問題,并表示匈共已經接受了馬科斯和鐵托的代表的要求,同意“把支援希臘民主軍的工作部門移到匈牙利”,為此將每月從預算中撥出200萬福林。[23]還在2月中旬的時候,日丹諾夫和蘇斯洛夫就在與奧地利共產黨領導人的談話中得知,南共建議奧地利共產黨人分裂奧地利,即在蘇占區建立一個由共產黨執政的單獨政府。3月22日拉科西又來信說,在3月15日同奧共領導人談話時,匈共主張,現在要讓“鄰近的人民民主國家”幫助“奧地利的同志在共同行動計劃的基礎上改變奧地利的局勢”。拉科西還說,匈共和南共領導人都支持意共領導人正在討論的計劃:如果美國干預將于4月份舉行的選舉的話,意共打算在意大利北部發動武裝起義,并奪取政權。[24]在莫斯科看來,這些都是冒險主義的行為。
  聯共(布)中央對外政策部在3-4月間提供的關于東歐各黨獨自行動的一批材料,更使斯大林感到不安。這些材料批評大多數匈共領導人可能担心被指責為是“莫斯科的代理人”,因而對蘇聯冷漠。“這表現在共產黨領導人在匈牙利不僅不宣傳也沒有興趣宣傳蘇聯和蘇聯文化,而且容忍許多粗暴歪曲蘇聯現實和包含有赤裸裸反蘇內容的書籍和出版物進入匈牙利”。材料還指責波蘭領導人試圖“證明自己道路特殊性”,“對蘇聯不友好,特別是對蘇聯在社會主義中的經驗和成就視而不見”,沒有同波蘭民族主義的各種傾向進行斗爭,害怕被人指摘為“使波蘭蘇維埃化”。至于捷共領導人,材料說他們“以民主改造捷克斯洛伐克的共同綱領把自己同資產階級政黨聯系在一起”,使民族政策“服從于同資產階級實行民族統一的利益”。“他們篤信同資產階級政黨‘密切’合作的可能性,實際上滑向了對反動的資產階級一味讓步和妥協的道路”。[25]
  顯然,如果不采取措施迅速扭轉這種被動局面,一旦鐵托的分裂行動在東歐各黨當中產生連鎖反應,其后果不堪設想。斯大林決定發揮共產黨情報局這一機構的組織力量,在打擊南斯拉夫的同時,震懾社會主義陣營其他各黨。為此,斯大林把3月27日斥責南共的信件抄送東歐各黨,并針對南共在復信中提出的邀請聯共(布)代表到貝爾格萊德解決分歧的建議,在5月4日的信中提出將召開情報局會議討論這一問題。最初,只有匈共在4月8日的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了激烈譴責南斯拉夫人的決議,并且將決議寄給了聯共(布)中央,大多數東歐情報局成員黨的領導人在接到蘇聯3月27日給南信件的復本后,并沒有立即對此做出蘇聯所希望的那種反應。保共政治局于4月6日通過了與蘇聯立場保持一致的決議,但并不認為有必要將決議寄送莫斯科,而波、羅、捷各黨則認為沒有必要就蘇聯的信件通過一個專門的決議。哥穆爾卡在開始時甚至表示對南斯拉夫人的指責不可信,并認為莫斯科所采取的行動是過分的。但是在莫斯科的壓力下,東歐各黨紛紛開始效法匈牙利的做法。4月18日和19日,季米特洛夫和哥穆爾卡分別把他們通過的決議寄給了聯共(布)中央。4月22日,莫斯科收到了羅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關于同意蘇聯指責南領導人的決議。4月23日,又收到捷共中央主席團在4月19日通過的決議。隨后,聯共(布)中央便將這些表示支持蘇聯立場的決議全部轉寄給南共中央。在4月底和5月上旬,法共中央政治局和意共中央書記處也分別通過了相應的決議。不知道是莫斯科的授意,還是出自對南共的同情,或許二者兼而有之,東歐各黨領導人紛紛對鐵托進行說服。5月6日,保共中央政治局決定讓季米特洛夫“給鐵托寫了一封私人信函,向他指出南共所走道路的危險性”。5月16日喬治烏-德治在同南駐羅大使談話時說,如果南斯拉夫人不參加會議,將使南共與其他黨的關系進一步復雜化,這只能“對敵人有利”。他勸告南斯拉夫領導人承認哪怕是部分承認“錯誤”,派鐵托為首的代表團去莫斯科同聯共(布)中央進行直接的談判以調整兩國關系和停止沖突。[26]
  在這種氣氛中,5月18日蘇斯洛夫致函鐵托,正式通知他:聯共(布)中央建議6月8-10日召開九國共產黨的共產黨工人黨情報局會議,以討論南斯拉夫共產黨內的現狀問題。但莫斯科很快就接到了鐵托的回函,南共拒絕出席情報局會議。[27]5月22日由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署名的致南共中央的信告知,會議改在6月下旬,信中還強調,“無論南共中央的代表是否出席”,會議都應當舉行,而“拒絕出席情報局會議意味著南共中央走上了“脫離人民民主國家與蘇聯的社會主義統一陣線的道路”。[28]
  或許真是要做最后的努力,哥穆爾卡5月25日致函南共中央進行勸說,希望南共相信蘇聯所說的話,即不參加會議“不可避免地會導致”“脫離世界革命運動的后果”,并表示準備于6月5-10日同波黨政治局委員貝爾曼一起來貝爾格萊德。但鐵托拒絕波蘭人來訪,對于6月8日德共主席皮克提出的6月17-18日在索菲亞與他會晤的請求,也沒有應承。根據南斯拉夫從駐蘇使館和派駐聯共(布)中央的南共中央代表那里收到的各種報告來看,在5月底到6月初的時候,蘇聯方面曾經暗示,只要南斯拉夫哪怕部分地承認“錯誤”,沖突就有可能解決。[29]但同時也有證據表明,蘇聯此時早已做好了在情報局會議上批判南共的準備。從4月下旬至5月,根據蘇聯領導人的指示,聯共(布)中央對外政策部開始查閱30年代與鐵托及南共活動有關的共產國際文件。日丹諾夫利用這些材料起草了會議報告和情報局《關于南斯拉夫共產黨情況的決議》。6月初提交給斯大林的第一份草稿后來根據斯大林的指示作了修改。6月7日日丹諾夫把新的草稿遞交斯大林。但在斯大林審閱后這份草稿又做了很大的修改,主要是加重了對南領導人的指責。[30]
  無論如何,在鐵托看來,如果出席情報局會議就意味著投降、無條件的投降,而南共中央則意識到鐵托若出席會議,其人身安全沒有保障。[31]1948年6月20日,南共中央發表了拒絕出席情報局會議的長篇聲明。[32]實際上,蘇聯人已經估計到這種結局,他們甚至不需要對會議的報告和決議做任何修改,因為在編寫這些材料時,“已經考慮到了南斯拉夫人拒絕出席情報局會議這種情況”。[33]至此,蘇南沖突已經有了結局:鐵托被斯大林逐出了教門。聯共(布)在會議上組織了對鐵托集團的批判。然而,最有代表性的舉動是并非情報局成員的阿爾巴尼亞共產黨做出的。在情報局會議期間,霍查召開了阿共九中全會,并發表了由霍查親自執筆的阿共中央公報。公報說:“阿爾巴尼亞共產黨中央委員一致地、完全地支持共產黨情報局關于南斯拉夫共產黨狀況的決議,嚴厲譴責南共領導人的公開叛變行為。他們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背叛了社會主義陣營,他們公然地、可恥地向光榮的社會主義國家、向光榮的列寧-斯大林黨、向民主反帝陣營宣戰。南共領導人卑鄙的托洛茨基叛徒,他們出賣了英雄的、兄弟的南斯拉夫人民的神圣事業,把他們引向災難。”隨后,阿爾巴尼亞廢除了與南斯拉夫的所有27個條約和議定書,關閉了在地拉那的南斯拉夫文化中心,禁止在地拉那報亭出售南共中央機關報《戰斗報》,命令所有南斯拉夫專家于48小時內收拾行李,無條件離開阿爾巴尼亞。[34]
  美國副總統華萊士曾有一句名言對蘇南沖突做出了形象的總結:“馬克思是共產黨人的上帝,列寧是共產黨人的耶穌·基督,斯大林是共產黨人的第一任教皇,鐵托是共產黨人的第一個馬丁·路德”。[35]不過應當指出,所謂鐵托的獨立道路是蘇南沖突的結果而不是它的起因。
  徘徊:南斯拉夫在困境中的探索
  這里所謂的南斯拉夫獨立道路,包含兩個概念:一是在對外政策方面,南斯拉夫游離于尖銳對立的兩大陣營之外,不僅從地理角度,而且從政治角度,都在東西方沖突之中占據了穩固的中間地位;一是在對內政策方面,南斯拉夫經過自身的試驗,最終走出絕境,拋棄斯大林模式,創造了獨具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管理體制。然而,就其結果而言,無論是不結盟運動,還是工人自治制度,在南斯拉夫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可以說,這是鐵托一生之中所經歷的最艱難的摸索,最痛苦的選擇。
  蘇南分裂以后,南斯拉夫面臨的處境極為艱難。為了徹底孤立南斯拉夫,斯大林首先決定切斷南斯拉夫與所有東歐共產黨的聯系,為此,聯共(布)一方面在1948年6月的情報局會議上組織對南共的批判,一方面準備揭露東歐各黨中存在的親南傾向和民族主義情緒,以此威懾各黨領導人,消除南斯拉夫的影響。在情報局會議籌備過程中,聯共(布)對外政策部就已經起草了東歐各黨要從南共“錯誤”中吸取“教訓”的情報分析報告。收集的材料涉及波、捷、匈、保、羅各黨,甚至已經對波蘭工人黨和哥穆爾卡本人準備好了“組織結論”。[36]一旦發現東歐共產黨內出現鐵托主義的苗頭,這些早已準備好的材料就會立即拋出來。后來蘇聯在東歐挑起的大清洗運動,給這些材料找到了用場。
  情報局還采取了許多沒有公布的組織手段,以加強蘇聯對東歐各黨的控制,割斷他們與南斯拉夫的聯系。如將情報局總部和刊物編輯部從貝爾格萊德遷往布加勒斯特,[37]廢除南斯拉夫人在其中發揮了主導作用的兩個巴爾干地區組織:巴爾干國家工會公約理事會和巴爾干青年理事會,理由是它們妨礙了世界工會聯合會和世界民主青年聯盟的內部統一。[38]特別是通過了從組織上防止出現南共式“異端”、加強情報局各黨統一行動的決議。決議不僅提出必須制定一個共產黨情報局的章程,而且根據蘇斯洛夫的建議確定建立共產黨情報局常設機構書記處。決議規定,書記處由情報局各黨各派一名代表組成,它的基本任務是保障各黨之間的聯系和監督情報局刊物的編輯部的工作。[39]
  隨著蘇南兩黨關系破裂,兩國關系也開始惡化。1948年7月6日,南斯拉夫駐蘇聯臨時代辦費依奇會見蘇聯外交部巴爾干國家司代理司長基爾薩諾夫,通知他南斯拉夫政府決定召所有在蘇聯的南斯拉夫公民回國。基爾薩諾夫則轉達了蘇聯外交部的指示:蘇聯的戰爭殘疾人組織決定不參加南斯拉夫人民陣線戰爭殘疾人協會即將在貝爾格萊德召開戰爭殘疾人代表大會。[40]7月10日和15日,南斯拉夫兩次照會蘇聯外交部,請求“蘇聯提供可能,讓所有的在蘇聯學習和在各個機關工作的南斯拉夫公民返回南斯拉夫”。經請示斯大林,莫洛托夫給予了堅決的批示:“不予答復”。[41]
  南斯拉夫提出這樣的要求和蘇聯拒絕給予答復是出于同樣的理由:莫斯科開始在南斯拉夫黨內和國內組織所謂“健康力量”。蘇聯最早看中的是南共領導層里的親蘇派人物赫布朗和茹約維奇。當聯共(布)中央“獲悉南斯拉夫政府已宣布赫布朗和茹約維奇為叛徒和賣國賊”[42]后,担心他們遭到不測,于1948年6月9日致函南共,信中聲明:如果“南共中央政治局決心從肉體上消滅他們”,“那么聯共(布)中央將認為南共中央政治局是刑事殺人犯”。蘇聯還要求“在聯共(布)中央代表的參加下對所謂赫布朗和茹約維奇向聯共(布)中央提供錯誤情報一案進行調查”。[43]據說,莫斯科已經內定茹約維奇為南共總書記,赫布朗為政府總理,蘇聯情報機關甚至曾考慮過組織力量把他們從南斯拉夫營救出來。[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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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科拉羅夫關于蘇南保代表會談的記錄,1948年2月10日,轉引自《歷史檔案》1997年第4期,第98-99頁。
  [2]據卡德爾的回憶,在談到聯邦形式時,令他感到意外的是,斯大林竟同意南共的主張,即只能是七個成員平等的聯邦,而不是兩個國家的聯邦(《卡德爾回憶錄》,第127頁),但在其他材料中沒有這樣的記述。
  [3] 《同斯大林的談話》,第114-115頁;《鐵托傳》,第107-108頁;《蘇南沖突經歷》,第144-145頁。
  [4]卡德爾、卡巴里奇、吉拉斯給鐵托的電報,1948年2月12日。鐵托檔案館,全宗KMJ,I-3-b/651,第45-46頁。轉引自《歷史檔案》1997年第4期,第111頁。
  [5]關于1945年4月11日蘇南友好互助和戰后合作條約的議定書,1948年2月11日。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全宗3,目錄66,卷宗908,第151頁。轉引自《歷史檔案》1997年第4期,第109頁。參見《卡德爾回憶錄》,第133-134頁。
  [6]莫洛托夫關于1948年2月11日24時會見卡德爾的日記。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全宗3,目錄66,卷宗908,第149-150頁。
  [7]莫洛托夫關于1948年2月13日18時會見卡德爾的日記。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6,目錄10,案宗79,卷宗1106,第1-2頁。參見《卡德爾回憶錄》,第134頁。
  [8]拉夫連季耶夫與鐵托談話記錄,1948年3月10日,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6,目錄10,案宗76,卷宗1106,第57-61頁。鐵托至莫洛托夫的信,1948年3月18日,見《歷史問題》1992年第4-5期,第124-125頁。并參見《蘇南沖突經歷》,第144-145頁。
  [9]莫洛托夫關于1948年2月11日24時會見卡德爾的日記。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全宗3,目錄66,卷宗908,第149-150頁;莫洛托夫關于1948年2月13日18時會見卡德爾的日記。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6,目錄10,案宗79,卷宗1106,第1-2頁。
  [10]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144,目錄32,案宗128,卷宗8,第107頁;卷宗18,第7-8頁。轉引自“共產黨情報局在1947-1948年的行動”,《近現代史》1996年第1期,第160頁。
  [11]鐵托給吉拉斯和卡德爾的電報,1948年2月13日,鐵托檔案館,全宗KMJ,I-3-b/651,第53-54頁。轉引自《歷史檔案》1997年第4期,第113頁。
  [12]見南斯拉夫檔案文獻及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錄128,卷宗472,第78-79、84-86頁。轉引自“共產黨情報局在1947-1948年的行動”,《近現代史》1996年第1期,第160頁。
  [13] 《鐵托傳》,第122-125、137-140頁;《卡德爾回憶錄》,第273頁。現在的檔案材料證實了南共領導人當時的猜測,茹約維奇確是拉夫連季耶夫的情報員,他以前不止一次地把政治局會議的情況,特別是南共領導人在小范圍內表露出來的對蘇聯的不滿情緒透露給蘇聯大使。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144,目錄30,案宗118,卷宗15,第112-113頁;卷宗16,第75-76頁。轉引自“共產黨情報局在1947-1948年的行動”,《近現代史》1996年第1期,第160頁。
  [14]拉夫連季耶夫與鐵托談話記錄,1948年3月10日。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06,目錄10,案宗76,卷宗1106,第57-61頁。
  [15]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202,目錄5,案宗110,卷宗1,第17頁。見《歷史問題》1992年第4-5期,第130頁。
  [16]莫洛托夫給鐵托電報,1948年3月13日;鐵托給莫洛托夫的信,1948年3月18日。見《歷史問題》1992年第4-5期,第124-125頁。
  [17]莫洛托夫給鐵托或卡德爾的電報,1948年3月18日。見《歷史問題》1992年第4-5期,第125頁。
  [18]聯共(布)中央對外政策部關于南斯拉夫意識形態問題給蘇斯洛夫的報告,1948年3月18日,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錄128,卷宗1163,第9-24頁。
  [19]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給鐵托的信,1948年3月27日。見《歷史問題》1992年第4-5期,第127-129頁。
  [20] 《鐵托傳》,第127-130、132-140頁。赫布朗因黨內矛盾于1946年6月已被貶職。
  [21]鐵托、卡德爾給斯大林、莫洛托夫的信;南共中央給聯共(布)中央的通報,1948年4月13日,見《歷史問題》1992年第6-7期,第158-164、164-165頁。
  [22]聯共(布)中央給南共中央的信,1948年5月4日、22日。見《歷史問題》1992年第10期,第141-151、154-155頁。
  [23]蘇斯洛夫與拉科西會談紀要,1948年2月19日,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錄128,卷宗1165,第59-62頁。
  [24]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77,目錄3,卷宗100,第6頁;全宗17,目錄128,卷宗1165,第69-79頁。轉引自“共產黨情報局在1947-1948年的行動”,《近現代史》1996年第2期,第164頁;“戰后東歐的蘇聯因素”,第102頁。
  [25]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錄128,卷宗1165,第64-65頁;卷宗1161,第2-5頁;卷宗1162,第61、45-46頁。轉引自“戰后東歐的蘇聯因素”,第103-104頁。
  [26] “共產黨情報局在1947-1948年的行動”,《近現代史》1996年第1期,第165-167頁。
  [27]蘇斯洛夫給鐵托的信,1948年5月18日;鐵托給蘇斯洛夫的信,1948年5月20日,鐵托檔案館,全宗KMJ,I-3-b/651,第1、2頁。轉引自《歷史問題》1992年第10期,第152-153頁。
  [28]聯共(布)中央給南共中央的信,1948年5月22日,見《歷史問題》,1992年,第10期,第154-155頁。
  [29] “共產黨情報局在1947-1948年的行動”,《近現代史》1996年第1期,第166-167頁。
  [30]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錄128,卷宗1163,第52-68頁;全宗575,目錄1,卷宗411,第1-146頁;全宗77,目錄3,卷宗105,第49-50頁;全宗494,目錄277,卷宗21,第329a-329、330-337頁;全宗77,目錄3,卷宗104,第1-26頁。引自“共產黨情報局在1947-1948年的行動”,《近現代史》1996年第2期,第168頁。
  [31] 《蘇南沖突經歷》,第176-177頁;《鐵托傳》,第105-152頁。
  [32]聲明全文見《蘇南關系》,第375-377頁。
  [33]茹拉夫廖夫(日丹諾夫)、馬克西莫夫(馬林科夫)、索羅金(蘇斯洛夫)致菲利波夫(斯大林),1948年6月21日,俄羅斯現代史文獻研究保管中心,全宗77,目錄3,卷宗106,第21頁。見《共產黨情報局文件資料匯編》,第488頁。
  [34] 《霍查政治傳記》,第156-157頁。
  [35]轉引自《蘇南沖突經歷》,第279頁。
  [36]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錄128,卷宗1161,第20-22頁。轉引自“共產黨情報局在1947-1948年的行動”,《近現代史》1996年第2期,第170-171頁。
  [37]當蘇聯代表提出遷址問題時,羅、匈、波代表都爭先恐后地建議讓自己國家的首都成為新的總部。蘇聯方面選擇了布加勒斯特。見日丹諾夫、馬林科夫和蘇斯洛夫給斯大林的報告,1948年6月21日。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77,目錄3,卷宗108,第23-24頁。載《共產黨情報局會議文件資料匯編》,第493-494頁。
  [38]日丹諾夫、馬林科夫、蘇斯洛夫給斯大林的報告,1948年6月20日。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77,目錄3,卷宗106,第5-7頁。1947年11月,南斯拉夫倡議并召開了巴爾干地區工會協商會議,并締結了巴爾干國家工會公約。巴爾干青年理事會也是在此前不久由南共建議成立的。還在情報局會議之前,莫斯科就向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黨提出停止這些組織活動的建議。見《共產黨情報局會議文件資料匯編》,第482-483頁;第449、480頁。
  [39] 《共產黨情報局會議文件資料匯編》,第449-451頁。
  [40]基爾薩諾夫與費依奇談話記錄,1948年7月6日。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06,目錄10,案宗78,卷宗1102,第1-2頁。
  [41]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06,目錄10,案宗78,卷宗1102,第3-6、7、9頁。
  [42]當時南共對赫布朗和茹約維奇的指控沒有做任何公開的報道。5月6日只公布了他們被解除職務的命令。5月7日他們秘密被捕。5月12日,南共中央通過的將他們開除出黨的決議,同樣是按照特別秘密的程序發給各共和國黨的中央委員會的。顯然,莫斯科的消息又是通過秘密途徑得到的。
  [43]莫洛托夫致鐵托或卡德爾的電報,1948年6月9日。見《歷史問題》1992年第10期,第156頁。因拉夫連季耶夫5月15日回國述職,這個聲明是由臨時代辦阿爾米亞尼諾夫向卡德爾當面宣布的。
  [44] 《南蘇關系》,第125頁。
  根據自決原則,科索沃的未來是科索沃并入阿爾巴尼亞!”[1]對此,南斯拉夫已經做好了進行游擊戰的準備,鐵托號召南斯拉夫軍人起來抵抗任何入侵,哪怕是蘇聯紅軍的部隊。[2]不過,由于担心西方國家介入對南斯拉夫的武裝進攻,使蘇聯在沒有把握的情況下與西方形成直接對抗,莫斯科始終沒有下達開始軍事行動的命令。盡管如此,南斯拉夫依然是內外交困、四面楚歌。
  鐵托在蘇南分裂以后做出的接近蘇聯并與斯大林和好的表示,無非是要向各國共產黨證明南共仍然在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幟,無非是要穩固南共在南斯拉夫的領導地位。然而,嚴酷的事實終于使鐵托和南共領導人明白了一個道理:斯大林主義并不等于馬克思列寧主義,蘇聯模式并不是走向社會主義的唯一道路,而恰恰是因為堅持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模式,使得鐵托在國內難以維持共產黨的統治地位,在國外難以求得回旋余地擺脫孤立狀態。鐵托被迫去尋找一條適合南斯拉夫國情的獨立的發展道路。
  改革:走上獨立發展的鐵托道路
  南斯拉夫的獨立發展道路首先是在對外政策方面突破的。在斯大林確定了與帝國主義陣營實行對抗的冷戰政策以后,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直接與西方發生關系就被認為是離經叛道的行徑,是對社會主義陣營的背叛。正是出于這種無形的壓力,鐵托在蘇南分裂之初,對待與西方接觸的問題特別謹慎。[3]但是,國內經濟蕭條,國外政治孤立,迫使南斯拉夫開始考慮與西方的關系問題。
  蘇南在外交上的公開對抗是從1949年5-6月巴黎外長會議討論對奧地利締結和約開始的。戰后,南斯拉夫要求奧地利賠款并割讓卡林西亞和施蒂利亞部分領土,這些要求過去一直是得到蘇聯支持的,甚至到1949年2月,莫斯科在與美英法的爭執中還站在貝爾格萊德一邊。但在巴黎會議期間,蘇聯完全撤銷了這種支持,6月20日發表的會議公報排除了南斯拉夫對領土的最低要求。此后,莫斯科與貝爾格萊德之間便通過聲明和照會不斷地進行公開指責和攻擊。9月28日,蘇聯宣布廢除蘇南友好條約。隨即,南斯拉夫指控莫斯科在南煽動叛亂,而蘇聯則宣布南斯拉夫駐蘇大使姆拉佐維克是間諜,雙方先后召回了本國的外交人員。9月30日至10月4日,匈、波、保、羅、捷紛紛步莫斯科后塵,廢除了與南斯拉夫的友好條約。[4]至此,南斯拉夫與蘇聯東歐集團的外交關系已經名存實亡。
  如卡德爾所說,當他在1949年9月第四屆聯大發言抨擊莫斯科時,南斯拉夫“已經制訂了自己的對外政策主張”。卡德爾在發言中批評“把世界劃分為集團和勢力范圍”,主張各國之間應和平共處、積極合作,主張各國人民的獨立以及政治和經濟的自由,主張各國人民有權自己選擇本國的社會制度,反對一個國家干涉其他國家的社會制度,等等。“實際上,這已經是不結盟政策的基本原則了。”[5]根據這一原則,貝爾格萊德開始尋求與西方的和解。
  針對1949年4月4日希臘外交部長察爾達里斯關于希南可能和好的說法,鐵托7月11日在波拉的講話宣布將逐漸關閉與希臘的邊界,暗示著南斯拉夫不再支持希臘境內的反政府斗爭。8月17日,南斯拉夫駐雅典代辦拜訪了希臘外交部——這是自1946年以來貝爾格萊德主動采取的第一次外交行動。南斯拉夫與意大利在1949年初已經小有接觸,開通了邊境貿易渠道,調整了在亞得利亞海的捕魚范圍。7月30日鐵托接見意大利大使,進一步推進了和解進程。8月4日雙方簽署了為期一年的貿易條約,8月6日的雙邊協定則解決了意大利的戰爭賠款和歸還財產問題。盡管在的里亞斯特問題上,南意之間的分歧仍然延續了一段時間,但此時兩國外交關系上的冰凍總算化解了。[6]
  鐵托擺脫雙重壓力的主要出路是緩解與美國的關系,打破莫斯科經濟封鎖的關鍵因素也在于取得美國的經濟援助。因此,美國對南斯拉夫態度的轉變以及要求貝爾格萊德為此所付出的代價,是決定南斯拉夫是否能夠頂住蘇聯的壓力生存下來,并在兩大集團對抗中保持超然立場的重要環節。
  鑒于南斯拉夫一貫的激進宣傳和革命行動,美國政界對鐵托的敵視態度是根深蒂固的。美國對蘇南沖突發展結果的最初反應體現在6月8日坎農大使給國務院的一份電報中。該電在分析蘇南沖突的種種現象后得出結論說,在南斯拉夫的新形勢下,美國制定的對南政策應盡量與我們的現行政策保持一致,“沒有必要對其進行根本性的改動”。[7]有些人甚至認為整個蘇聯與南斯拉夫的爭執也許只是個騙局,艾森豪威爾在1949年2月18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第34次會議上就提醒說,這是“一個極其巧妙的圈套,以促使美國為東歐的復蘇提供資金”。[8]
  然而,多數意見則認為在對抗莫斯科的斗爭中應該利用蘇聯與其衛星國之間的矛盾和分歧。馬歇爾早在1948年7月10日給倫敦的信中就表示了國務院對蘇南沖突事件的考慮:“我們不應該打擊鐵托想密切與西方關系的任何舉動,應該等待他的接近”。1949年2月15日國家安全委員會制定的文件“蘇聯與南斯拉夫的經濟關系”闡述了美國政策的基本目標,即確保鐵托的處境“不因為我方的任何舉動而更為困難”。[9]兩個月后,凱南關于“要不惜一切代價加深克里姆林宮與其國外代理人之間的猜疑”的說法,更明確地表明了美國利用支持鐵托主義來削弱蘇聯對東歐控制的政策。[10]到1949年8月,多數美國官員已經認識到,如果要削弱并最終消滅蘇聯勢力對西方的威脅,最行之有效的辦法就是“在共產主義陣營內部培植異端,鼓勵建立一些非共產黨政權,即使他們在本質上說是共產主義的”。[11]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1949年初杜魯門政府為擴大對南斯拉夫的出口,改變了辦理出口許可證的程序。[12]鐵托對此做出了反應,他在4月9日人民陣線代表大會上發言說,南斯拉夫沒有理由拒絕與西方做生意,但這不表明南共改變了革命立場。他在抨擊了情報局企圖推翻南斯拉夫政權的陰謀后重申,南斯拉夫必須準備單獨對付來自各方面的進攻,決不會加入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陣營。7月11日鐵托明確承認南斯拉夫正在謀求從西方得到貸款。8月29日,貝爾格萊德正式宣布已經吁請美國為南斯拉夫購買工業設備提供貸款。1949年8月,美國政府決定允許南斯拉夫在美國購買價值300萬美元的一套精密軋鋼設備,9月8日,美國進出口銀行同意給予貝爾格萊德一筆2000萬美元的貸款,其中1200萬美元用于購買采礦設備。12月27日卡德爾向國民議會發表講話,承認在這2000萬美元貸款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的900萬美元貸款后,世界銀行也已原則上同意貸給南斯拉夫2500萬美元。卡德爾還報告說,南斯拉夫已經同24個國家簽訂了貿易協定,與46個國家有商務關系,并且同美國、英國和法國的關系正在改善。但他又指出,這種改善并沒有影響南斯拉夫的國內外政策。[13]1950年3月1日,進出口銀行宣布再向南斯拉夫提供2000萬美元的貸款。而鐵托5月31日在普羅庫普列的演說中,一方面公開表示歡迎這些貸款,一方面繼續強調借款并不損害南斯拉夫的主權,南斯拉夫并沒有把自己出賣給美國。[14]
  1950年夏季,南斯拉夫遭受嚴重旱災,邊界地區又受到敵對武裝力量的威脅,迫使貝爾格萊德向美國提出了更大規模援助的要求。杜魯門在決定動用1600萬美元共同防御基金作為救濟南斯拉夫旱災之用后,又于10月底向國會提出了3800萬美元糧食援助的議案。然而,鐵托過去采取堅定的反對美國的立場,現在又強調外交上的獨立政策,使得不少美國政客,特別是軍界人士對是否應該援助南斯拉夫持懷疑態度,他們担心南斯拉夫軍事潛力的任何增強都會損害到美國利益。[15]于是,國會拖延了一個月才舉行了討論這一議案的外交事務委員會聽證會。面對眾議員們的質詢和抱怨,負責歐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喬治·帕金斯解釋說,“南斯拉夫在保持其獨立的同時,已經成為維護歐洲和平的力量。它的人民決心保衛他們的獨立,這有助于其他國家人民的獨立和安全。”至于南斯拉夫的軍事潛力,帕金斯堅信,那“是對冒險政策和侵略的威懾力量,無論是在巴爾干或是在歐洲其他地區”,他還強調,盡管南斯拉夫仍然是“共產黨國家,是專制政權”,但他們“正在反對蘇聯帝國主義,這是該國維護自身獨立的權力,是他們的武裝力量和人民反對外來壓力和侵略、保衛獨立的愿望和能力”。杜魯門在11月29日致國會的信件中也勸告議員們:“南斯拉夫持續不斷的獨立行動,對于美國的安全十分重要。一個正在反抗蘇聯帝國主義野蠻的威脅并把蘇聯勢力排除在一個歐洲最具戰略意義的地區之外的國家,我們是可以協助維持它的獨立的。這顯然符合我們國家的利益。”正在此時,朝鮮戰爭局勢由于中國出兵而發生了急劇變化,這促使美國國會下決心解決援助南斯拉夫這一棘手問題。數十萬中國軍隊在朝鮮境內的順利推進,打破了麥克阿瑟關于美國兵可以回家過圣誕節的諾言和自信。面對這種局面,在國會里,甚至最頑固的反對共產主義者也愿意相信在歐洲利用鐵托或許有助于減輕美國在亞洲的壓力。正如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萊德雷所說,鐵托與莫斯科的決裂給美國在中歐帶來了一些有利的機會,只要可以把南斯拉夫從敵方陣營中爭取過來而保持中立,這就是一個進步。于是,國會參眾兩院分別投票通過了白宮的議案。[16]顯然,南斯拉夫采取的中立立場已經為西方所接受。
  通過與蘇聯分裂后一年多的國際交往,南斯拉夫對于自己能夠同西方打交道而不致損及獨立這一點的信心大為提高,進而希望利用西方的軍事援助加強對抗莫斯科的實力地位。在美國方面來說,從1950年的經濟援助到隨后一年的軍事援助似乎也是順理成章的,盡管仍然有人對此持批評態度。遲至1951年初,南斯拉夫還拒絕尋求美國的武器裝備。1950年10月外交部長卡德爾告訴艾奇遜,這樣的要求只會給蘇聯正在妄圖使其侵略合法化提供借口。次年春季,南斯拉夫人對于莫斯科發出的含有戰爭威脅的叫嚷變得越來越緊張,開始傾向于利用西方的軍事援助來保護自己了。1951年5月,第一批軍火從英國運抵南斯拉夫。6月18日,訪問華盛頓的南斯拉夫總參謀長告訴艾奇遜,蘇聯一心想破壞南斯拉夫的獨立,現在的問題“不是他們會不會,而是何時會采取行動”。此后10天,南斯拉夫便正式向美國提出了軍事援助的要求。[17]
  1951年11月美國與南斯拉夫簽訂的軍事援助協定和一個美國軍事代表團訪問貝爾格萊德,把南斯拉夫與西方的關系推到了高潮。對于貝爾格萊德來說,“這項協定的政治意義在于頂住東方的軍事壓力和沖破東方的封鎖”。而杜魯門則滿懷信心地向國會指出,南斯拉夫的武裝力量現在已經構成“在東南歐地區防止侵略的重要屏障”,“為了美國以及自由世界的安全”,對鐵托的軍事援助是必要的。到1952年底,南斯拉夫從美國和一些西歐國家獲得的軍事援助已達2.4億美元。[18]
  在這種情況下,蘇聯人當然免不了要指責南斯拉夫已經投入帝國主義懷抱,而更多的西方觀察家則從相反的角度評價貝爾格萊德對外政策的轉軌,特別是在巴爾干條約簽訂的過程中,有人甚至預言南斯拉夫“正在向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國的席位前進”。[19]這實在是一種誤會——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確實非常樂觀地看待南斯拉夫與希臘和土耳其關系的改善,并因此而產生了締結一項包括南斯拉夫在內的巴爾干條約的想法,而且指望鐵托能夠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有所往來。當然,不可否認南斯拉夫為了自身的安全也有利用北約組織的愿望。1950年2月鐵托還把北約看成是一種“挑釁力量”,到1951年秋天美國軍事代表團到達貝爾格萊德的時候,鐵托卻已將北約的建立稱之為“蘇聯政策的必然結果”了。只要與南斯拉夫的原則不相違背,鐵托保證愿意“在一切具有國際性質的問題上”與北約組織成員國合作。后來,南斯拉夫對西德參加北約組織的愿望也表示了歡迎的態度。[20]
  作為共產黨人而又被排除在社會主義陣營之外,明知不能與帝國主義聯手但又需要得到西方的援助,鐵托當時的處境的確十分尷尬,其言論和行為也往往自相矛盾。不過,總體說來,南斯拉夫在最困難的時候,還是堅持了獨立自主和“積極和平共處”的外交政策。當南斯拉夫受到西方將其拉入北約的直接或間接的壓力越來越大時,確有少數人傾向加入北約組織。[21]但鐵托仍然表示,南斯拉夫不希望締結任何條約,甚至也不希望同希臘和土耳其締結一項地區性條約。盡管出于對蘇聯及其衛星國威脅的担憂恐懼和對西方援助的依賴,1953年2月28日南斯拉夫與希臘和土耳其簽訂了友好合作條約,但是這一條約并不是那種合乎西方口味的巴爾干條約。事實上,其中一項條款還是專門用來排除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任何聯系的。[22]以后的事實表明,隨著南斯拉夫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加強,巴爾干條約的正式簽署,與其說是北約組織已經“延伸到了克里姆林宮墻下”,[23]毋寧說南斯拉夫在北約和華約之間建立了一塊同時與東西方進行周旋的基地。
  如果說南斯拉夫國內政策的轉變是美國加強對貝爾格萊德提供援助的前提條件之一,[24]那么對于鐵托來說,改革經濟和政治體制則是南斯拉夫邁出的通向獨立發展道路的最重要的一步。南共對國內政策的改變是從1950年6月開始的。
  面對廣大農民的不滿情緒和急劇惡化的農村狀況,鐵托在1950年3月的競選演說中,保證今后對農產品的強制征購將比較公平地進行,過去執行這一政策不當的地方干部將受到懲處。1950年6月9日,南斯拉夫公布了一項新的農業合作社基本法,代替了1946年的合作社法,更否定了1949年初制定的激進政策。合作社新法又重新強調了自愿原則,認為這是組織一切合作社所必需的,并且堅持綜合合作社和生產合作社內部實行完全自治的原則。此外,為了進一步把南斯拉夫生產合作社與蘇聯式集體農莊區別開來,在合作社形式上,新法律強調要發展綜合合作社——四種合作社中較低級的形式,其功能主要在流通和加工領域——使之成為整個合作化主要形式。社員對他們帶進合作社的土地保留所有權,他們如果愿意,可以在從合作社收益中取得自己的勞動報酬以外還收受一筆固定的土地租金作為賠償。在新法律規定建立的所有四種類型的合作社中,社員都可以保有最高達一公頃的土地留歸自用。縱觀1950年合作社法,其目的是在農民對土地所有權的傳統感情與農業社會化的發展要求之間探索一條中間道路。[25]
  然而,這項農業改革政策在實際運行中遇到重重阻力。在南斯拉夫黨和政府多數干部當中,傳統的意識形態發揮著重要作用,在人們的頭腦深處,蘇聯農業集體化的基本理論和方法仍然是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必由之路。再加上1950年夏天出現的毀滅性旱災,逼迫政府不得不繼續從個體農民身上收取過多的農產品。農業改革因此而步履蹣跚。雖然合作化運動的步伐總體上是放慢了,但蘇聯集體農莊式的合作社卻還有所發展,到1950年底比上年還增加了338個。而地方黨組織對合作社的管理,仍然像以前一樣獨斷專行。[26]
  按照1949年初的規定,個體農民加入合作社三年以后,可以重新決定是否繼續留在合作社內。于是,1951年便出現了大量農民提出退社的問題。當南共政治局為此召開會議研究對策時,占上風的還是意識形態的傳統派,他們主張對申請退社的農民進行壓制。然而,面對普遍出現的農業危機——農民怠工、生產下降、牲畜減少,南共領導人被迫對整個合作化政策進行一次徹底檢查。這次檢查的重點是再次強調從生產合作社轉到綜合合作社上,以此作為未來農業政策的基礎。1951年11月24日,南共中央給全國各地黨組織發出了“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改造未來方針”的指示,強調綜合合作社應該作為“促進農業生產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斗爭的杠桿”;應該取消國家強制征購剩余農產品制度和廢除工業品和農產品的配給制度;建議利用稅收來打擊“農村中的殘余富農”;將在每一個生產合作社中建立起新的自治制度和會計制度;對生產合作社進行改組,并解散經營不善的合作社,等等。與這種農業政策的新措施相輔而行的是取消了肉類、牛奶、奶制品、土豆、飼料和油脂的強制收購(但仍然堅持國家征購大量谷物)。[27]
  此后,黨內以巴卡里奇為首的改革派推出了合作社內部管理的會計方法和逐步增加自治成份的改革方案。到1952年春季,政府采納了這些改革辦法,隨即取消了谷物的收購,個體農民獲得了購買農業機器的有限度的貸款;按照土地的好壞、農作物和土地面積征收的納稅制度也建立起來了。不過,這些措施仍然不說明農業政策發生了根本改變。鐵托在南共第六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演說表明了南共對農業政策的基本觀念和傾向:“沒有農村中社會主義成分的勝利,在我們國家里就不會有社會主義的最后勝利。”[28]
  1952年南斯拉夫再次發生嚴重自然災害,農民也繼續對合作化采取抵抗立場,其結果導致當年谷物產量已不及戰前平均產量的37%。對美國糧食進口的依賴性[29],以及國際局勢的嚴重性[30],迫使南斯拉夫領導人更加徹底地重新估計農業政策——看來需要根本放棄農業合作化的方針了。1953年3月20日,南斯拉夫政府公布了關于“財產關系和農民生產合作社的改組”的新法令。這一法令標志著南斯拉夫農業政策的根本性改變,其中心內容如卡德爾所說:“不能否認,農業合作化運動,首先是農民生產合作社這一類型的合作化,正遭遇到非常嚴重的內部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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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霍查政治傳記》,第184-185頁。
  [2] 《南蘇關系》,第128-129、221頁。
  [3]盡管在蘇南分裂之初,南斯拉夫便與美國就懸而未決的經濟爭端達成了協議:南斯拉夫答應償還涉及國有化的美國財產、租借法案款項和其他債款,美國則交出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南斯拉夫王室政權委托美國保管的價值4700萬美元的黃金。當年12月,南斯拉夫又同英國簽訂了一項價值3000萬英鎊的貿易協定。然而,簽約的兩方面都不認為這些協定帶有任何政治色彩。(《南斯拉夫和新共產主義》上卷,第182頁;查理斯·斯蒂芬前引文,第397頁。)
  [4] 《國際事務概覽,1949-1950年》,第346-353頁。關于解決對奧領土問題的爭論,詳見第375-382頁。
  [5] 《卡德爾回憶錄》,第155-156頁。
  [6] 《國際事務概覽,1949-1950年》,第358-361頁。關于的里亞斯特問題的爭論詳見第361-367頁。
  [7]坎農致國務卿,1948年6月8日。《美國對外關系文件集》,1948年,第4卷,華盛頓特區1974年版,第1070-1072頁。
  [8]國家安全委員會第34次會議記錄,1949年2月18日。杜魯門圖書館,杜魯門文件,總統秘書卷,第220盒。轉引自布蘭茲前引文,第43頁。
  [9]國務院致倫敦,1948年7月10日。美國國家檔案館,RG-59,860H.00/7-1048;國家安全委員會第18/1號文件:“蘇聯與南斯拉夫的經濟關系”,1949年2月15日。杜魯門圖書館,杜魯門文件,總統秘書卷,第205盒。轉引自布蘭茲前引文,第42-43頁。
  [10]羅伯特·喬伊斯關于政策計劃人員會議的備忘錄,1949年4月1日。《美國對外關系文件集》,1949年,第5卷,第12頁。轉引自馬斯特尼前引書,第72頁。
  [11] “美國對蘇聯在東歐衛星國的政策”,P.P.S.59,1949年8月25日。《美國對外關系文件集》,1949年,第5卷,第21-26頁,特別是第25頁。轉引自馬斯特尼前引書,第72頁。
  [12]布蘭茲前引文,第43頁。
  [13] 《國際事務概覽,1949-1950年》,第368-369頁。
  [14] 《國際事務概覽,1949-1950年》,第369-370頁。
  [15]布蘭茲前引文,第44頁。
  [16] 《國際事務概覽,1949-1950年》,第370-371頁;布蘭茲前引文,第44-45頁;《南斯拉夫和新共產主義》上卷,第182-183頁。
  [17]會談備忘錄,1950年10月19日,會談備忘錄1951年6月18日,杜魯門圖書館,艾奇遜文件,第65、66盒。轉引自布蘭茲前引文,第46-47頁;馬斯特尼前引書,第117頁。應該說,南斯拉夫確實對蘇聯可能的入侵感到担憂。1951年11月9日,南斯拉夫正式向聯合國控訴蘇聯的敵對活動。南斯拉夫代表指出:“三年多以來,蘇聯政府一直在直接地或通過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阿爾巴尼亞政府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政府,進行煽動、組織反對南斯拉夫的活動,并對它施加挑釁性的壓力。這些敵對行動表現在國際關系的各個方面。”見《南蘇關系》,第439-443頁。
  [18] 《卡德爾回憶錄》,第240頁;《南斯拉夫和新共產主義》,下卷,第318頁。
  [19]布蘭茲前引文,第47頁。
  [20] 《南斯拉夫和新共產主義》下卷,第319-320頁。
  [21] 《卡德爾回憶錄》,第158頁。
  [22] 《南斯拉夫和新共產主義》下卷,第319-320頁。
  [23]出席布萊德簽字儀式的一位英國外交官的用語。見《南斯拉夫和新共產主義》下卷,第324頁。
  [24]布蘭茲前引文,第46頁。
  [25] 《鐵托主義:國際共產主義的榜樣》,第40、113頁。關于四種類型合作社的區別,詳見《南斯拉夫和新共產主義》下卷,第143-144頁。
  [26] 《鐵托主義:國際共產主義的榜樣》,第40-41、114頁;《南斯拉夫和新共產主義》下卷,第145頁。
  [27] 《鐵托主義:國際共產主義的榜樣》,第112-114頁;《南斯拉夫和新共產主義》下卷,第146-147頁。
  [28] 《鐵托主義:國際共產主義的榜樣》,第126頁;《南斯拉夫和新共產主義》下卷,第147頁。
  [29] 1953年從美國進口糧食54.8萬噸,占南斯拉夫糧食進口總量的72%。《南斯拉夫和新共產主義》下卷,第146頁。
  [30]僅1952年,就發生了2390起邊界武裝沖突事件。《蘇南沖突經歷》,第405頁。
  這種困難主要表現在有相當一部分的農民生產合作社的社員發生動 搖……因此在加入或退出合作社方面認真地堅持自愿原則是十分必要的。”這項法令允許解散或者改組生產合作社。除了那些在政府公地上組織合作社的人以外,所有農民現在都可以自由退出合作社,取回他們的土地、房屋、存糧、牲畜以及他們原來參加合作社時交出的一切其他財產。執行這一法令的結果是,到1953年底農民生產合作社僅剩下1152個了。而綜合合作社的數目則增加到7114個,社員人數已占全國農民的85%。[1]
  盡管在農業改革方面還有許多矛盾需要克服(如農產品收購、貧富差別等),還有許多新問題需要解決(如雇工、土地買賣等),但是農業發展的基本方向已經確定下來,即以農民個體經營為生產主體,再通過綜合合作社的形式在流通領域把農民組織起來。而根據1953年3月法令改組后的綜合合作社所遵循的新方針,與當時在工業部門實行的工人管理的辦法更加接近了。這種農業社會化的原則與當時正在研究的對工業企業實行工人管理的制度,在理論上是一致的,同步的。
  南斯拉夫對于工業管理體制的改革同樣不是一帆風順的,實際上,從1950年6月宣布《關于工人集體管理國家經濟企業和高級經濟組合的根本法》(即工人委員會法),到1953年1月以憲法形式將工人管理制度和工人自治制度確定下來,其中經歷了不斷“試試改改”的過程,也出現過極其混亂和矛盾的局面。這是由于人們認識水平和管理能力上的差距,以及現有中央集權管理體制的影響造成的。改革措施變幻無常,經濟法令泛濫成災,僅1952年夏天政府承認有效的經濟法規、命令、條例、指示就有3500種之多,而各級政府官員在執行中又大多任意加以解釋,甚至自行其是。[2]不過,這種在改造舊制度中必然發生的無序狀態并沒有持續太長時間,而且總體說來,改革還是沿著不斷實現經濟分權化的方向發展的。
  所謂經濟分權化,實質就是對所有制進行改造,其表現形式則是工人參加管理和工人自治。鐵托在通過工人委員會法時宣告:“從今以后,(南斯拉夫)對生產資料的國家所有制……就要逐步轉變為更高級的社會所有制。國家所有制是社會所有制的最低形式,而不是像蘇聯領導者認為的那樣是其最高形式。”[3]工人委員會法是對經濟管理體制進行改革的具有革命意義的第一項措施,歸根結底,也是此后在南斯拉夫所建立起來的一套思想體系和政治結構的基石。該法第一條就規定把一切經濟組織的經營和管理移交給各個企業的工人:“工廠、礦場、交通、運輸、貿易、農業、林業、公用事業和其他國家經濟企業,作為全民的財產,由工人集體代表整個社會,在國家經濟計劃范圍內加以管理。各個人集體通過本企業的工人委員會和管理委員會來管理各該企業。”各個企業的工人委員會由該企業的全體工人和職員按照普遍、平等、直接的原則以秘密投票選舉產生,任期一年。工人委員會作為權力機構,決定企業的大政方針,選舉和罷免企業的管理人員,對企業的經營管理進行監督和質詢,并定期審核賬目和生產計劃。作為企業的管理機構,管理委員會的委員在工人、技術人員和職員中選舉產生,其中直接參加生產的人員必須達到四分之三。為了避免企業管理階層的官僚化,規定管理委員會委員只有三分之一可以連任,而且任期不得連續兩次以上。企業經理是管理委員會的當然委員,但不得担任主席。由于各企業內部的黨組織不肯輕易放棄其管理特權,直到1951年中,才采取了把全部企業轉交給工人管理的實際行動。甚至在當時,工人委員會法所規定的新制度的實施仍然是一個緩慢的過程,經常需要規定各種規章條例來充實和改進這一制度。由中央政府對經濟的直接控制到由工人管理制度體現的間接控制的過渡大致上在1954年春天才順利完成。到1954年底,參加經濟和行政組織基層自治機構的已達60多萬人,在工人管理的企業中,每七個人中間就有一個人直接參加本企業的管理機構。[4]
  工人自治作為一個新生事物,當然也帶來不少問題。如按照工人要求大幅度提高工資導致的通貨膨脹,由于管理人員缺乏訓練和經營能力給企業造成的巨大浪費,調整企業結構和追求經濟效益帶來的失業現象,以及在經濟利益驅使下經濟犯罪案件的猛增,如此等等。然而,與經濟變革俱生的弊病無法抹殺改革的成就:生產組織得更加合理,勞動生產率和工人勞動積極性大大提高,工人委員會通過撤換不稱職的管理人員而鏟除了企業管理的無效率現象。與工人委員會法相配套,1951年12月又通過了國民經濟管理法、預算法,以及關于社會捐款和稅收的基本法,1952年底取消了五年計劃制,1953年初解散了權力最大的經濟機構——聯邦計劃委員會,而代之以只起指導和檢查作用的聯邦經濟計劃研究所。所有這些標志改革正在不斷深化的狀況不僅為當時絕大部分西方觀察家所承認,而且為1953年以后工業生產的高速度增長奠定了基礎。[5]
  總之,不斷擴大各種形式的工人管理是鐵托進行經濟改革的核心支柱,也是南斯拉夫擺脫蘇聯集中化、官僚化經濟模式桎梏,開辟獨立發展道路的第一步。用一位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的話來說,工人委員會法宣布以后,“已經在1948年割斷了同蘇聯的政治聯系的南斯拉夫,……現在也割斷了同斯大林關于社會主義理論的聯系,并且走上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新的道路。”[6]卡德爾1954年秋天在奧斯陸發表的演說,對南斯拉夫的經濟改革做出了深刻的說明。他認為,南斯拉夫的經濟民主自治體制是以兩個根本前提為基礎的:第一個是,任何中央政府,不論它如何英明,都無法控制一個國家的全部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二個是,個人能否發揮最大限度的能力和主動性,與其說取決于指示和控制,不如說取決于在自由中進行勞動和創造的工人的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和物質的利益。如果無視這兩個根本前提,就會自然而然地走向官僚專制。[7]這段精辟的論述,一方面肯定了南斯拉夫經濟改革的目的和根本出路在于解放生產力,另一方面也指出了這種經濟改革的必然結果是進行政治和行政改革——鏟除官僚專制體制。因為從根本上講,為賦予工人管理和工人自治制度以最大限度的實際內容,就必須對政治和行政機構進行廣泛的分權化改革。
  南共主要理論家之一皮雅杰曾說過,分權化是“走向民主和社會主義道路的第一步和最重要的一步”。[8]這無疑涉及到了政治體制問題。南斯拉夫的政治改革是從處于政權領導地位的南共自身開始的。1950年10月,南共中央號召取消作為南斯拉夫唯一政黨——共產黨黨員的特權,宣布黨員和非黨員的法律地位是完全一樣的,不允許任何人依靠黨員身份而享受特殊待遇。為此,取消了發給黨員的特別配給品和住房特權。盡管這一行動在國內外受到普遍贊許,但還沒有觸及到根本問題。隨著經濟改革分權化的發展,高度集中的黨的組織形式,及其龐大而專橫的官僚機構顯得越來越不相稱。更嚴重的問題是許多黨的干部不理解新路線,不愿意放棄已經習慣了的權勢。[9]顯然,經濟體制改革的繼續前進,迫切需要對黨的機體本身進行清理和整頓。1952年6月南共中央全會做出指示,根據在全黨實行分權化的原則,限制黨在地方政府和經濟事務中的直接作用,禁止黨的干部干預企業的工人管理。中央命令各級黨的領導人立即放棄他們在政府機構中担任的領導職務,徹底改變那種象征著蘇聯“官僚等級制度”的狀況。為了擴大“黨內民主和消滅官僚主義”,6月指示賦予黨的地方組織以更大的自決權,在遵守黨的總路線的前提下,地方黨組織可以自行決定做什么和怎樣做。11月召開的第六次黨代表大會,不僅將黨的名稱改為“共產主義者同盟”,而且提出了一整套關于黨的新理論。根據新的理論,黨的領導作用不是體現在把自己的決定和意志強加于各級政府機構,而主要表現在“政治和思想教育”方面。按照卡德爾的說法,黨要使自己的政策起到領導作用,就必須“依靠做好工作,認識社會規律,而不能依靠一紙法令,規定自己就是政治領導力量”。[10]
  對政府行政體制的真正改革始于1952年4月1日通過的關于人民委員會的一般法。人民委員會法徹底改組了整個地方自治系統,使它在情理上更加適合于經濟分權化的改革。根據這一法律,在聯邦和共和國的法律允許范圍之內,特別市、區、市、鄉的人民委員會都有相對獨立的權力,他們可以制定自己的社會計劃和預算,籌集自己的財政收入。在政府機構改革方面,最重要的變化是在特別市、區和市設立了作為人民委員會下院的生產者院。生產者院的代表是從基層生產部門選舉出來的,體現了鐵托主張的工人管理國家的原則。它與上院,即人民院在制定地方法規,以及處理一切地方經濟事務方面,具有同等的職責。1952年的法律還規定設立選民會議,以保證公民盡可能廣泛地參與地方事務,并使他們更易于直接監督和控制人民委員會。1953年1月13日國民議會通過的憲法改革法,全面修改——在很大程度可以說是廢除了1946年的憲法,而肯定了1950年以來各項改革的原則,這包括直接民主的原則,以議會治理實現權力統一的原則,把經濟工作擺在政治工作之前的原則,等等。[11]
  至此,南斯拉夫的國內外政策調整已經初步完成,雖然其中還存在許多亟待解決的矛盾和問題,也含有不少超越現實的理想化成分,但無論如何,到1953年初,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和國內經濟政治體制都已經徹底背離莫斯科路線,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這一結果無疑激起了斯大林更大的仇恨和惱怒。盡管深藏克里姆林宮之中的斯大林此時已經進入了生命的最后時刻,他仍然沒有忘記給貝爾格萊德的叛教者以致命的一擊。據說,斯大林去世前接見的最后一個人就是執行暗殺鐵托計劃的克格勃特工——“馬科斯”。[12]
  結語:斯大林暗殺鐵托的未遂計劃
  正當鐵托在南斯拉夫躊躇滿志進行他的社會經濟變革時,斯大林已經步入古稀之年了。蘇軍總參謀長什捷緬科曾經提到,斯大林這位蘇聯軍隊的大元帥經常在討論一些重要問題時提前退場,把一些尚未解決的問題撂在那里。[13]按照赫魯曉夫的說法,斯大林晚年經常神志不清,甚至喪失記憶力,這使他感到氣餒和惱火。[14]斯大林的醫生米亞斯尼科夫教授則認為,斯大林是患了一種腦病,這種病使他喪失了準確判斷事物的能力。按照醫生的解釋,疾病纏身的斯大林根本無法準確地判斷事情的對錯和利弊,從而也就不明白誰是敵人誰是朋友了。[15]然而,斯大林并沒有忘記鐵托——他一生中最后一個,也是最強硬的一個政敵。他需要在有生之年除掉這一心腹之患。在蘇聯國內,斯大林于蘇共19大以后把老一輩領導人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等人排擠出了他的核心圈子,是為了讓自己的年輕繼承人按照預定方針路線順利接掌政權掃清道路。出于同樣的考慮,在東方集團內部,斯大林為了身后社會主義陣營的穩定和發展,一方面積極組織以鏟除捷共總書記斯蘭斯基為中心的第二輪大清洗,[16]另一方面,還必須清除那些資深望重的國外共產黨領導人——季米特洛夫已經在莫斯科的病床上去世,[17]剩下的只有鐵托了。
  1951年7月21日莫洛托夫在波蘭統一工人黨集會上發表的演說,已經預示了斯大林最后解決南斯拉夫和鐵托問題的決心及可能采取的手段。莫洛托夫說:“南斯拉夫的命運已落入了間諜和奸細的手中,通過種種欺騙手法,這些人背叛了人民,并把人民出賣給英美帝國主義者。現在大家都看到,鐵托、卡德爾和蘭科維奇一伙在南斯拉夫重新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從人民手中剝奪了革命的勝利成果,并把這個國家變成了侵略成性的帝國主義列強的工具。這伙受人雇傭竊取了政權的罪犯,意識到南斯拉夫人民憎恨他們,用血腥恐怖和法西斯的統治方法,保住自己的政權。這種情況是不可能長久繼續下去的。南斯拉夫人民將會找到獲得自由和清除鐵托法西斯政權的方法。”[18]然而,政治圍攻未能奏效,經濟封鎖也被打破,武裝干涉的條件又不成熟,斯大林只好把除去鐵托這項任務交給了克格勃。
  關于斯大林暗殺鐵托的計劃,過去只是傳聞,俄國檔案解密以后,人們終于發現了可以提供證明的歷史文獻。幾年前,俄國著名軍事史學家德米特里·沃爾科格諾夫利用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的檔案文獻撰寫了一篇文章。該文主要利用的是一份國家安全部呈送給斯大林個人的請示報告。[19]文章沒有表明報告呈報的日期,但根據報告內容判斷,這份被列為絕密等級的文件是1953年2月,即斯大林去世前一個月之內起草并遞交的。
  報告的主要目的是“蘇聯國家安全部請求批準由非正式特工馬科斯著手準備一次對鐵托的恐怖行動”。所謂“非正式”特工,一般的理解是,無論事情成功與否,都不需要蘇聯政府為其行為承担責任的“編制外”特工人員。這位化名“馬科斯”的蘇聯公民,真實姓名叫約瑟夫·羅姆阿利多維奇·格里古力耶維奇。盡管他是1950年才入黨的蘇共新黨員,但卻是一名早年曾經參與刺殺托洛茨基行動的蘇聯老特工。文章介紹說,格里古力耶維奇后來成了蘇聯科學院的一位歷史學家。[20]這樣一個人物,竟把對斯大林政治生活中兩個最重要的對手——托洛茨基和鐵托的暗殺行動聯系了起來,實在令人感興趣,細細回味,恐怕也不是偶然的。
  根據國家安全部的這份報告,馬科斯是持哥斯達黎加護照被派往意大利的。在那里,馬科斯取得了人們的信任,并得以進入在意大利的南美外交人員以及知名的哥斯達黎加政客和商人的圈子。正是利用了這些關系,按照神通廣大的蘇聯國家安全部的安排,馬科斯被任命為哥斯達黎加駐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的特命全權大使。在他任職期間,1952年下半年,馬科斯已經兩次前往南斯拉夫。他在那里完全被南斯拉夫領導人接受了,因為他已經與鐵托周圍最親密的戰友打得火熱,他甚至被允許對鐵托進行私人拜訪。
  馬科斯的上司認為,他目前所處的地位已經“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對鐵托采取有效手段的機會”。于是,1953年2月初,蘇聯安全部門有關負責人把馬科斯召到維也納,與他進行了一次秘密會晤。在討論應該如何采取行動時,馬科斯被問及以他在南斯拉夫的地位,他認為怎樣做效果最佳。馬科斯提供了幾種對鐵托個人采取行動的有效手段,他們還討論了如何采取行動的所有細節和可能出現的情況。隨后,作為討論的結果,國家安全部歸納了對鐵托采取一次恐怖行動的幾種選擇方案,呈報斯大林批準。這幾種方案是:
  一、命令馬科斯安排一次與鐵托的私人會面,會見期間,通過藏在馬科斯衣服中的一種無聲裝置,釋放出大劑量的可以引起肺部感染的細菌。安全部認為,這樣做能夠保證將鐵托和所有在場的人致死。安全部還報告說,“至于這種細菌的效能,將不告知馬科斯本人,但為了挽救他的生命,他可以得到一種先進的抗感染血清”。
  二、在鐵托安排的近期對倫敦進行的訪問期間,派馬科斯到那里去,利用他的官方身份以及與南斯拉夫駐英國大使弗拉基米爾·維列彼特良好的私人關系,弄到一張南斯拉夫大使館以鐵托名義舉行的招待會的請柬。然后,在招待會上用無聲手槍完成暗殺行動,與此同時釋放催淚瓦斯,在人群中引起混亂,以便馬科斯消滅一切痕跡并逃離現場。
  三、利用在貝爾格萊德舉行的一次邀請外交使團出席的正式招待會。這次恐怖行動可以采取與第二項計劃相同的方法,并由馬科斯來執行,他作為一名受南斯拉夫政府信任的外交官,肯定將被邀請出席這樣的招待會。
  此外,安全部負責人還指示馬科斯設計另一次行動,在這次行動中,將有一名哥斯達黎加代表送給鐵托一個裝滿珠寶的盒子,當珠寶盒打開時,會釋放出一種即時生效的有毒氣體。
  參加秘密會晤的安全部人員要求馬科斯再次對這次行動進行全面考慮,提出一種他能夠實施的最有效的行動方式。最后他們規定了今后進行聯系的方法,并表示將給馬科斯發出進一步行動的指令。
  在給斯大林的報告中,國家安全部最后表示,馬科斯是執行這次對鐵托的恐怖行動的適當人選,因為“馬科斯的個人品質和間諜經驗使他適合于完成這樣的任務”,并請求得到斯大林的批準。
  然而,安全部的報告呈上不足一個月,斯大林便去世了,這一行動隨即終止。沒有證據顯示斯大林確實批準了這一報告和授權執行這次行動,但沃爾科格諾夫的文章認為,斯大林很可能是贊成這個計劃的,因為初步的準備工作已經開始。為此,格里古力耶維奇不得不給他的妻子寫了一封“訣別信”,以備一旦暗殺行動失敗而避免把蘇聯政府卷入其中。
  就蘇聯國家安全部的精心策劃和苦心安排而言,這次暗殺行動可以說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就等斯大林首肯了。如果不是由于一個意外的原因——斯大林突然去世,蘇聯歷史上很可能會再次出現一件令世界震驚、世人迷惑的暗殺事件,而南斯拉夫的歷史大概也需要改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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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南斯拉夫和新共產主義》下卷,第147-148頁;《鐵托主義:國際共產主義的榜樣》,第116-118頁。
  [2] 《鐵托主義:國際共產主義的榜樣》,第68-69頁。
  [3]鐵托:“在南斯拉夫工人管理工廠”,載《南斯拉夫新聞》,1950年貝爾格萊德版,第41頁。轉引自《鐵托主義:國際共產主義的榜樣》,第68頁。
  [4]參見《鐵托主義:國際共產主義的榜樣》,第68-75頁;《南斯拉夫和新共產主義》下卷,第104-113頁。
  [5]參見《鐵托主義:國際共產主義的榜樣》,第75-82頁;《南斯拉夫和新共產主義》下卷,第113-126、180-182頁。
  [6]格什科維奇:“新的聯邦國民議會的任務”,載《南斯拉夫評論》1953年12月第2號。轉引自《鐵托主義:國際共產主義的榜樣》,第42頁。
  [7]卡德爾:“社會民主在南斯拉夫的實踐”,載《戰斗報》1955年1月1日。轉引自《鐵托主義:國際共產主義的榜樣》,第64頁。
  [8]轉引自弗雷德·華納·尼爾:《鐵托主義的實踐》,商務印書館1963年中文版,第14頁。
  [9] 《南斯拉夫和新共產主義》下卷,第28頁。
  [10] 《南斯拉夫和新共產主義》下卷,第29-31頁。
  [11] 《鐵托主義:國際共產主義的榜樣》,第139-148頁。
  [12]馬斯特尼前引書,第167頁。
  [13]當代文獻保管中心(ЦХСД),全宗5,目錄30,卷宗4,轉引自馬斯特尼前引書,第140頁。
  [14] 《赫魯曉夫回憶錄》,東方出版社1988年中文版,第442-443頁。
  [15]馬斯特尼前引書,第140頁。
  [16]關于1952年11月審訊斯蘭斯基的情況,詳見《蘇南沖突經歷》,第319-320頁;馬斯特尼前引書,第130-132頁。1952年底再次開展的大清洗,由于斯大林的去世而中止。據說在戰后第一輪清洗中,即1948-1952年間,東歐各國共產黨人數減少了250萬,其中12.5-25萬遭到監禁,被處決的人數不得而知(克勞丁前引書,244—245頁)。如果第二次清洗真的開展起來,東歐各國共產黨及其黨員的命運是可想而知的。——不過,這是另一個需要研究的問題了。
  [17]季米特洛夫1949年1月秘密前往蘇聯接受治療,7月便因醫治無效死于莫斯科。關于季米特洛夫的死因,有不少人提出懷疑,認為斯大林從中做了手腳。參見馬斯特尼前引書,第68-69頁。
  [18] 《南蘇關系》,第437頁。
  [19]沃爾科格諾夫教授的文章最初發表在1993年6月11日《消息報》上,美國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在1998年3月出版的《冷戰國際史項目公報》(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上刊登了英文本,并將其送上了國際互聯網。本文以下的論述均出自這個英文本。
  [20]筆者1997年赴莫斯科進行學術交流活動,在與俄羅斯科學院俄國歷史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涅仁斯基先生交談時,我偶然提到了關于暗殺鐵托的問題。涅仁斯基回答說:確有此事,而且當年執行暗殺鐵托計劃的國家安全部特工,后來就被分配到這個研究所工作。涅仁斯基還親耳聽他談起過這件事。可惜,當我迫不及待地要求為我引見這位前特工時,卻遺憾地得知,他在幾年前已經去世了。
 

2013-08-28 0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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