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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與思考—1950年代中蘇軍事關系若干問題(之一)
回顧與思考—1950年代中蘇軍事關系若干問題(之一)
沈志華     阅读简体中文版

王亞志[1]回憶  沈志華、李丹慧整理
   整理者按語:195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之間的軍事關系主要表現為一種合作關系,它是新的中蘇同盟的重要內容之一,在中蘇兩國關系發展、演變的過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這一時期的中蘇軍事關系既包括兩國之間提供軍事貸款及武器裝備、培訓軍事人才及交流軍事技術等一般意義上的相互援助和協作,又包括在戰爭狀態下雙方之間的協同作戰,以及在和平時期雙方為保障國家安全、進行國土防御而采取的有計劃、有組織的聯合軍事行動。
  就總體言之,1950年代的中蘇軍事關系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50-1953年。在中蘇同盟建立初期及抗美援朝戰爭期間,蘇聯對中國的大規模軍事援助,不僅有力地保證了中國新生政權的穩固,而且還對中國人民解放軍初步實現從以步兵為主的單一陸軍向諸軍兵種合成的現代化軍隊的轉化,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一階段中蘇雙方的軍事合作既維護了各自的國家安全利益,也加深了兩國之間的信任和了解,推進了兩國同盟關系的發展。
  第二階段,1954-1957年。朝鮮戰爭結束后,中國進入以發展經濟為主的和平建設時期。在動員全國力量投入經濟建設的過程中,中國需要蘇聯繼續提供軍事援助(特別是包括核武器在內的高科技武器裝備),以保障自己的建設環境。而蘇聯在對中國實施全方位經濟援助的同時,也希望進一步加強雙方之間的軍事合作,以鞏固社會主義陣營的東方戰線,從戰略上保證蘇聯的國家安全。蘇聯歸還旅順海軍基地、幫助中國建造軍工企業和原子能反應堆、向中國提供制造核武器的技術等協定的簽訂,不僅使此期成為中蘇關系的蜜月,而且使蘇聯對華軍事援助達到了頂點。
  第三階段,1958-1960年。在1950年代后期,隨著中蘇兩黨意識形態分歧的產生并加深,以及對處理社會主義陣營內部關系立場的不同,中蘇兩國關系從蜜月走向分裂。由此,雙方在和平環境中的軍事合作已沒有早期的合作那么順利,一些合作項目,諸如建立共同艦隊和長波電臺等,也始終未能獲得成功。至于中蘇之間的軍事聯合行動,由于中國沒有加入華沙條約組織,故此很少配合蘇聯在歐洲地區的行動,而且即便在亞洲地區,中蘇同盟的約束力也日漸衰退,甚至還出現了1958年中國軍隊炮擊金門時事先不與蘇聯通氣的情況。總之,此期中蘇之間的軍事合作再也沒有呈現過令人滿意的局面,兩國之間的同盟關系實際已趨向式微。
  以往人們對中蘇軍事關系的具體內容和演變過程缺乏了解,學術界對這一問題的探討也十分薄弱。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填補研究空白,我們整理了中蘇軍事關系見證人王亞志的有關回憶材料,內容包括中蘇之間早期的軍事合作,蘇聯向中國提供軍火,中國仿制蘇式武器,中國人民解放軍全面學習蘇軍,軍隊建設以我為主、以蘇為鑒等幾個方面。王老曾長期担任彭德懷的軍事參謀,并在周恩來辦公室做過軍事秘書工作,1980年代又參加過《彭德懷傳》和《周恩來軍事文選》的編審事務。特殊的身份和經歷使他對1950年代的中蘇軍事合作情況有比較詳盡的了解,掌握有不少相關的材料。這即令他的回顧與思考對于勾勒出1950年代中蘇軍事關系的概貌、促進該領域研究的開拓及深入,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價值和啟發思辯的意義。
  中蘇之間早期的軍事合作
  1950年2月14日,中蘇之間簽署了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這個同盟條約,首先是軍事意義上的。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在歐洲,分別以美國和蘇聯為首的兩個陣營已經形成了尖銳對抗的冷戰格局,國際局勢再次出現了緊張的狀態。與此同時,中國革命的勝利發展也從根本上改變了遠東的格局,迫使蘇聯重新調整它的對華政策。為了加強在亞洲和美國對抗的實力,并且保障東方戰線的安全,斯大林需要新中國加盟蘇聯的社會主義陣營。剛剛取得全國政權的中國共產黨,這時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看,面臨著美國和日本的威脅,加上意識形態和未來經濟建設等各方面的因素,顯然也要求與蘇聯保持密切的聯盟關系。可以說,這就是斯大林與毛澤東結成同盟關系的共同的安全利益基礎,也是中蘇之間進行軍事合作的起點。
  50年代初期,就采取共同的軍事行動而言,中蘇之間有三次大的軍事合作。第一次是在新疆,第二次是在華東,第三次是在朝鮮。
  盡管中蘇同盟條約是1950年簽訂的,但是莫斯科與中共之間就建立同盟關系所進行的接觸,早在1949年初便已經開始了。那時斯大林派他們的政治局委員米高揚秘密訪問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邁出了與中共結成同盟的第一步。幾個月后,劉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團訪問莫斯科,這也表明了中共方面向社會主義陣營和蘇聯“一邊倒”的意愿。就是在這次中蘇領導人的會談中,斯大林提出了幫助中共軍隊向新疆開進,迅速解放大西北的建議。
  新疆地處中國的西部邊陲,地域遼闊。蘭州到烏魯木齊(舊稱迪化)有1961公里,酒泉(舊稱肅州)到烏魯木齊1253公里,酒泉到哈密591公里,酒泉到喀什2547公里。新疆離內地遠,人煙稀少,地方勢力很容易拉山頭,擁兵自重,鬧武裝割據。在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上,中央政府為消除分裂局面而向新疆進軍,第一次是在清代。1863-1865年,陜西、甘肅和新疆相繼發生暴動和叛亂,不久俄國軍隊也乘機侵占伊犁。1867年欽差大臣、陜甘總督左宗棠率湘軍10多萬人開始征戰,到1873年10月攻占肅州,隨后就開始著手準備進軍新疆。1876年,清軍約7萬人向新疆進發,追剿叛軍。到1878年1月,收復了除伊犁外的整個新疆,消滅了阿古柏叛軍。這以后,滿清王朝在新疆建立行省,湘軍統領劉錦棠出任第一任新疆巡撫。
  第二次是在抗日戰爭時期。辛亥革命以后,新疆長期處于中央政府的實際控制之外,軍閥割據,內亂不斷。正是在這種背景下,30年代中期,蘇聯通過全面援助和支持盛世才政權,排除以往英國、日本在新疆的影響,把新疆納入了自己的勢力范圍。當時國際形勢很緊張,世界大戰一觸即發,蘇聯處在日、德反共同盟勢力的東西夾擊之中,迫切需要中國拖住日本,穩定東方戰線。所以,盡管盛世才有心使新疆脫離中央政府,投靠蘇聯,斯大林卻還沒有要承認一個獨立的新疆政權的意思,怕這樣會刺激中國。而中國面對日本咄咄逼人的進攻態勢,也十分需要得到蘇聯的援助和支持,不愿為一個鞭長莫及的地方與蘇聯形成對抗。于是,保持新疆的相對獨立,就成為斯大林和蔣介石都可以接受的現狀了。不久,蘇德戰爭爆發,在蘇聯一開始作戰失利的情況下,盛世才見風使舵,轉而投靠蔣介石,并且采取種種措施迫使蘇聯的軍事和經濟勢力全部撤出了新疆。1942年底蔣介石很是自豪地宣稱:新疆歸順中央,是“國民政府自成立以來最大之成功”。第二年,國民黨軍隊以兩個軍和一個騎兵軍共7萬余人,歷時兩年半和平進駐新疆。1944年9月,蔣介石把盛世才調到重慶,由吳忠信主掌新疆。
  1949年上半年,中國人民解放軍以摧枯拉朽之勢向國民黨統治區大舉進攻,但是在毛澤東進軍全國的棋盤上,新疆還沒有列入戰略進攻的主要方向。1949年5月23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在關于各野戰軍進軍部署的電報中指示,年底以前占領蘭州、寧夏和青海,1950年春“開始經營新疆”。6月26日,毛澤東又致電指揮西北作戰的彭德懷說,如果進展順利的話,可以在“明年春季或夏季占領新疆”。7月10日至14日,第一野戰軍在扶眉戰役中殲滅敵軍4個軍43000多人后,胡宗南系統殘部退入陜西漢中地區,下一步攻殲對象是青海、寧夏的馬步芳、馬鴻奎匪徒。7月20日彭德懷報告,已消滅胡宗南5萬余人,計劃“明春夏入新疆”。這時,劉少奇正在莫斯科訪問,斯大林對這樣的安排很不放心。根據中共中央代表團政治秘書鄧力群的回憶,斯大林當時說,英、美,特別是美國,在策劃搞“土耳其斯坦共和國”。對美國勢力滲透新疆的担心,使得蘇聯迫切地要求中共及早進軍新疆。由于蘇聯戰后注意發展在新疆的勢力,策動和支持了“三區革命”,所以在新疆,特別是北疆,很有影響。考慮到蘇聯將會在外蒙古獨立和東北長春鐵路及旅順基地等問題上與未來的新中國發生利益沖突,斯大林設想在新疆問題上先幫助中共,通過這個來換取將來中共在蒙古和東北問題上的讓步。根據現在看到的俄國檔案文獻的記載,在6月27日這天夜間,也就是劉少奇到達莫斯科后中蘇兩黨舉行的第一次會談中,斯大林就提出,“不應當拖延占領新疆的時間。因為拖延會引起英國人對新疆事務的干涉”。斯大林認為中共過高估計了馬步芳的騎兵部隊,表示愿意提供40架殲擊機,幫助中共軍隊迅速入疆。
  毛澤東非常重視斯大林的建議,立即要劉少奇告訴斯大林,中共同意盡快占領新疆,并且希望劉少奇在莫斯科具體解決蘇聯提供空軍援助和空運部隊的問題。這以后,毛澤東在7月23日給彭德懷發去電報說,蘇聯“極盼早占新疆,彼可給以種種援助,包括幾十架飛機助戰”,建議彭德懷“冬季即占領迪化,不必等到明春”。接著,毛澤東又致電斯大林說,中共“同意派鄧力群去新疆,其任務是在那里建立和北平的無線電聯絡”,還通告說,如果戰事進展順利,今冬就有可能占領迪化,為此,正在考慮步行進軍新疆的問題。8月4日毛澤東又進一步通知劉少奇和王稼祥說:“8月底或9月初可能占領蘭州,那時即可準備進取新疆”。
  這樣一來,進疆的任務就迅速提前了,可是中共當時對新疆的具體情況卻是一無所知。從后來鄧力群的回憶和“力群電臺”發出的電報看,為了讓中共力量盡早占領新疆,蘇聯的確做了許多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幫助。作為中共中央聯絡員,鄧力群先后在聯共(布)中央聯絡部和蘇聯駐伊犁領事館人員的陪同下,于8月14日秘密到達伊寧。這以前,駐伊寧的蘇聯顧問團已全部撤回國內了,蘇聯駐伊寧的領事阿里斯托夫接待了鄧力群一行,并安排他們和三區少數民族領導人進行了會晤,這些領導人表示“將盡一切力量”幫助鄧力群完成任務。阿里斯托夫也表示“愿以同志關系”和鄧“經常往來互相交換意見”。當時,在解放軍節節勝利的形勢下,駐新疆的國民黨軍隊領導人中有主張接受中共主張的和平派,也有主張奉命堅決抵抗的反共主戰派。雖然早在1949年4月張治中等國民黨和談代表決定留在北平的時候,毛澤東就考慮要“用和平方法解決西北問題”了,但是那個時候中共既不了解三區的具體情況,又和新疆當局沒有任何接觸。而倒是蘇聯方面在7月底8月初,通過與國民黨新疆軍政首腦陶峙岳、包爾漢的接觸,了解到新疆當局有舉行和平起義的意愿。8月中旬,蘇聯駐迪化總領事薩維列也夫對陶峙岳等人表態說:中國將于9月組成新政府,蘇聯即將予以承認,希望新疆方面及時主動轉變。“局勢已進入必須轉變的階段,不能有所猶豫了”。這確實對促進新疆的和平起義產生了作用。
  8月26日蘭州的解放,迫使新疆軍政首腦下決心舉行和平起義。經過與新疆當局的聯系,蘇聯副總領事葉謝也夫9月2日親自去伊寧,并且連續兩次會見鄧力群。葉謝也夫說,和平解放新疆的形勢已經完全成熟,蘇聯保證國民黨方面將會無條件接受中共的和平條款,希望中共方面抓住時機,果斷行事,立即設法開始談判。葉謝也夫還幾次建議鄧力群盡快趕到迪化,直接同新疆當局接觸,并表示由蘇聯方面負責從中介紹,同時保證中共代表的絕對安全。經過與葉謝也夫商議并報中共中央批準后,鄧力群在9月15日秘密到達迪化,在蘇聯領事的大力協助下,與陶峙岳、包爾漢進行了正式談判。不久,新疆國民黨當局便通電宣布起義。
  在這種背景下,中共軍隊如果能夠迅速進抵新疆,對于穩定西北局勢,形成統一全國的局面,無疑是具有重要意義的。但是蘭州距烏魯木齊差不多快兩千公里遠,而西北野戰軍缺少必要的交通工具,加上就要進入嚴冬了,一旦風雪刮起來,會給部隊行軍造成極大的困難。盡管毛澤東答應說從華北、華東軍區抽調3個汽車團(536輛汽車)給西北野戰軍,但這還需要時間,也不夠用。所以,只有寄希望于蘇聯的幫助了。9月26日毛澤東電告彭德懷說,關于入新疆部隊,除車運、步行外,正同蘇方交涉,用30至50架飛機空運。經過商定,斯大林決定派運輸機運送西北野戰軍指戰員入疆,具體辦法是:部隊先向酒泉進發,同時由中方出錢租用的蘇聯航空公司飛機45架飛往酒泉機場,實行空運。蘇聯派來的飛機是里-2型,這種活塞式運輸機最大時速325公里,巡航時速240公里,最大航程2650公里,升限6400米,載重7.65噸,載客20-30人,非常實用。
  第一批進疆部隊是王震司令員所轄的第1兵團第2軍和第6軍共7萬人。除車運和步行外,空運的是第6軍軍直機關和下屬第17師(炮兵除外),自1949年11月4日開始空運,共運1033架次,官兵12446人,武器裝備125734噸。其中從酒泉運抵哈密2908人,從哈密運抵迪化9538人(即乘車抵達哈密的先頭部隊)。再加上從10月開始車運的部隊,在年底前,中共的主力部隊已進抵新疆各主要城市。到1950年3月,后續步行部隊全部進駐新疆,也就是說在半年內7萬人全部入疆。這次空運在中國軍隊歷史上是空前的,在中蘇軍事關系史上也是唯一的。只是中國結算時付給蘇方的運費款額是多少不知道。
  中蘇第二次軍事合作是1950年初從華東地區開始的。
  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成立,蔣介石雖然從大陸敗退到臺灣,但他的空軍和海軍力量仍然很強大,經常對東南沿海城市廣州、福州、杭州、南京、徐州,特別是上海的軍事和經濟目標進行狂轟濫炸。從1949年10月到1950年2月就空襲了26次,其中2月6日對上海的空襲最嚴重。當日,國民黨空軍出動B-25轟炸機和P-51、P-38戰斗機共17架,轟炸和掃射上海,造成軍人和老百姓死傷1400多人,炸毀民房2000多間。空襲的重點目標是楊樹浦發電廠(發電量17萬千瓦)。這次轟炸導致上海生產停頓,而且使全國物價上漲的風更利害了,本來就癱瘓了的經濟受到了更大的沖擊。蘇聯駐上海的總領事П.П.弗拉基米羅夫向莫斯科通報了這次轟炸所造成的后果:“17架重型殲擊機,在同一時間對上海市的所有電站進行了打擊。轟炸造成的后果極其嚴重。以前曾屬于美國人的一個功率最強的發電站,已經完全癱瘓。還有其他的發電站也部分地受到損壞。所有的工廠都停產了,電車停運,供水也中斷了,公共部門及其附屬企業也都中斷了自己的工作。盡管投入了全部現有力量來修復美國人的這個發電站,也要經過10天之后,而且才能恢復20%的功率。持續的修復工作還遭到電站的美國主人的強烈反對,他們千方百計地阻礙電站的修復工作”。根據一系列資料,弗拉基米羅夫得出結論說:“是美國人實施的這次轟炸”。這位總領事還指出,“目前上海的居民,尤其是在政府和黨的范圍內,人們的情緒非常沮喪。所有的人都担心再度出現新的轟炸。已經做出決定,將工業企業基地轉移到內地”。接著,莫斯科又接到報告,蔣介石對1950年2月6日空襲上海的結果十分滿意,他歡欣鼓舞地召集了高級軍官會議,要求擴大轟炸,并批準將轟炸行動擴展到北京、天津、漢口、南京、青島、廣州以及其他一些城市。為協助這個行動,美國人還幫助國民黨加緊修復舟山群島上的重要機場。這位領事的真名叫弗拉索夫,也就是抗日戰爭期間在中國共產黨延安總部工作多年的蘇聯情報員彼得·弗拉基米羅夫(中國名字叫孫平),后來他的兒子Ю.П.弗拉索夫,根據其父在延安的日記整理和出版了著名的《中國的特區》(又譯《延安日記》)一書。繼上海的工作之后,弗拉基米羅夫被任命為蘇聯駐緬甸大使。
  面對國民黨的轟炸,新中國僅有的一點空軍力量根本無能為力。當時中共只有接收、繳獲和起義的國民黨軍隊飛機113架可以升空,其中還包括運輸機、通訊機和教練機,就作戰能力來說,只能將就著保衛北京。所以,在接到上海市長陳毅的緊急報告后,劉少奇立即致電正在莫斯科談判的毛澤東和周恩來,請求蘇聯給予幫助。據中國史書記載,當時斯大林答應蘇方派空軍提供保護,但提出蘇中要簽一個秘密的《補充協定》,規定在蘇聯的遠東和中亞地區以及中國的東北和新疆,“不給予外國人以租讓權利,并不準許第三國的資本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間接形式所參加之工業的、財政的、商業的及其他的企業、機關、會社與團體的活動”。為了照顧中蘇團結的大局,毛澤東只好讓步。不過,書中沒有提供材料的來源,其他歷史文獻也沒有這方面的記載。無論如何,蘇聯方面立即向中國派來了第一支空軍部隊。當然,1945年蘇聯在旅順海軍基地就駐有空軍,但那不是為中國派出的。
  3月13日,由巴季茨基中將率領的混合航空兵集團進駐華東的上海、徐州等地機場,協助中國進行空防。這支防空部隊包括兩個驅逐機團、一個混合航空兵團、一個探照燈團和一個雷達營,共有戰機120架、雷達12部、探照燈72部。從3月20日到5月11日,以徐州機場為基地的蘇聯米格-15戰斗機四次起飛迎擊國民黨空軍,共擊落6架轟炸機,一舉解除了對上海的空襲威脅。1950年6月1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支航空兵部隊——空軍第4混成旅在南京正式成立,先后進駐徐州、上海機場,并在蘇聯空軍的幫助下,進行換裝帶飛訓練。10月,巴季茨基部隊奉調回國,其武器裝備作價移交中國,計有米格-15噴氣式飛機38架,拉-11活塞飛機39架,圖-2活塞轟炸機9架,伊爾-10活塞強擊機25架,教練機8架,共119架。從10月19日起,中國空軍接管了上海的防空任務。
  朝鮮戰爭加重了蘇聯幫助中國進行防空的任務,蘇聯空軍第二批部隊別洛夫師在1950年8月進駐中國東北担任防空任務,后來采用同樣辦法,將這支部隊的裝備作價移交給中國空軍,計有米格-15噴氣機122架,教練、通信機16架,總共138架飛機。同年10-12月,又有13個蘇聯航空兵師,其中9個米格-15、米格-9噴氣式殲擊機師,1個拉-9殲擊機師,2個伊爾-10強擊機師,1個圖-2轟炸機師,分別到達東北、華北、華東、中南等地區,協助担負上述地區的防空任務,并負責訓練中國空軍部隊。這些蘇聯空軍部隊是到1951年7月的時候開始陸續回國的,中國空軍當時有償接收了其中12個師的裝備。蘇聯空軍在中國上空的出現,可以說是有力地保證了我們新政權的政治穩定和國防安全。
  由于缺乏經驗,中蘇在這次軍事合作中也出現過失誤。1950年10月,中國空軍從南京起飛的一架圖-2輕型轟炸機進行訓練飛行,因事先沒有通報蘇方,結果被蘇軍雷達發現,誤認為是敵機,把它給擊落了。
  50年代初中蘇最大的軍事合作就是蘇聯空軍參加了抗美援朝戰爭的空中作戰。
  朝鮮戰爭爆發以后,特別是美國軍隊參戰后,斯大林便要求中國做好準備,隨時向朝鮮提供直接的軍事援助,并表示蘇聯將出動空軍協助作戰。1950年7月5日,斯大林讓蘇聯大使羅申通知周恩來:“我們認為,立即集中9個中國師于中朝邊境,以便在敵人越過三八線時志愿軍進入北朝鮮作戰,這個作法是正確的。我們將盡力為這些部隊提供空中掩護。”7月13日斯大林又來電說,如果中國在朝鮮邊境部署9個師,蘇聯準備派去一個噴氣式殲擊機師——124架飛機,用于掩護這些部隊。并打算用兩三個月的時間,協助訓練中國飛行員,然后將全部裝備移交給中國空軍。估計別洛夫航空師等蘇聯空軍部隊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來到中國的,但當時斯大林并沒有打算讓這些部隊參與朝鮮的空戰。[1]
  王亞志:河北省束鹿縣(現辛集市)人,1926年10月出生。1941年后相繼在冀中抗屬子弟中學、抗大二分校附中、陜甘寧邊區抗大七分校學習。1957年至1960年畢業與南京軍事學院。1946年2月后即長期在中央軍委作戰部、總參作戰部和志愿軍司令部做參謀工作。1950年代任彭德懷辦公室參謀,1960年代任周恩來辦公室軍事秘書。后任總參作戰部某處副處長,太原警備區副參謀長,山西運城軍分區參謀長,國防科委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主任,國防科委政治部干部部部長。1986年離休后參加《彭德懷傳》和《周恩來軍事文選》的編審事務。
  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了派遣志愿軍援助朝鮮抗擊美國軍隊的決定之后,毛澤東首先關心的就是蘇聯空軍是否出動的問題。10月6日毛澤東召見羅申,表達了中國部隊準備待機出動的意思。羅申向斯大林匯報說:毛澤東極其關注有關空軍的問題。他指出,根據朝鮮朋友通報的情況,美國人在朝鮮地區擁有大約1000架飛機,中國人暫時還沒有自己的空軍部隊。在毛澤東看來,必須要有空軍部隊,它的作用一是掩護派到朝鮮的中國地面部隊,二是在前線地區采取作戰行動,三是掩護中國的重工業中心上海、天津、北京、沈陽、鞍山和撫順等地。毛澤東特別強調,中國政府本身沒有能力從空中對部隊和工業中心進行掩護,因此,必須有蘇聯提供的技術裝備。最后,毛澤東通知說,周恩來和林彪將于10月8日動身前往蘇聯,與斯大林商談出兵朝鮮的問題。
  10月10日周恩來與斯大林在黑海會談的結果是,斯大林答應為中國入朝部隊提供武器援助,但是又找借口說蘇聯空軍還沒有準備好,表示空軍無法立即出動。這樣,雙方就同意中國軍隊也暫時不出動。接到斯大林和周恩來的聯名電報后,毛澤東經過認真考慮,13日決定中國軍隊先行入朝,但再次叮囑斯大林說,“主要的問題是我們需要能夠掩護我們的空軍。我們希望空軍能夠盡快到達,無論如何不遲于兩個月”。15日莫洛托夫轉達斯大林的意思,即使蘇聯空軍出動,也只能在中國境內保護志愿軍的后方。盡管如此,中國軍隊還是按計劃入朝了。也許是被毛澤東的果敢決定所感動,也許是受到志愿軍初戰告捷的鼓舞,總之,在抗美援朝第一次戰役打響,并取得勝利后,蘇聯空軍于11月1日開始出現在鴨綠江上空了。
  戰爭初期,
  美國空軍動用了44個駐扎在遠東地區航空大隊的657架作戰飛機來對付北朝鮮,而朝鮮人民軍空軍當時還沒有噴氣式殲擊機,只有20架性能落后的戰斗機,高射炮也很少,所以美國空軍的戰略轟炸機甚至可以在白天沒有殲擊機掩護的情況下進行作戰飛行。而且,美國航空兵對平壤附近的北朝鮮空軍基地進行了若干次密集襲擊之后,北朝鮮的空軍實際上已被摧毀,完全失去了作戰能力。而中國空軍的作戰部隊當時還沒有真正組建起來。所以,能夠對付美國空軍,而且首先出戰的主要是靠蘇聯的航空兵了。別洛夫航空師是在朝鮮參戰的蘇聯空軍第一支部隊。1950年11月1日,蘇聯飛機出現在朝鮮上空。根據駐華軍事總顧問扎哈羅夫大將給斯大林的戰況報告,這一天,朝鮮飛行團的6架雅克-9飛機“首次在安州地區執行戰斗任務。這次戰斗的結果是擊落了兩架B-29轟炸機和一架野馬式戰斗機。從戰斗任務中,有兩架雅克-9飛機未能返回”。參戰的蘇聯飛機是在安東-新義州地區投入戰斗的,“我們的飛行員用米格-15飛機擊落了兩架F-82,另兩架飛機是被高射炮擊落的。共擊落4架飛機。在空戰中,我方沒有損失飛機”。“別洛夫同志的米格-15是從沈陽和鞍山兩個機場起飛的,每個機場共起飛了8個架次。”
  第一次空戰取得成功后不久,蘇聯空軍在駐守沈陽地區的第151和324兩個殲擊機師的基礎上組建了由別洛夫少將指揮的第64獨立殲擊機航空軍,后來,格奧爾基·阿蓋耶維奇·洛博夫中將繼任第64集團軍司令,負責指揮在朝鮮戰場的所有蘇聯空軍部隊。蘇聯空軍的主要任務是保護鴨綠江上的橋梁、發電站和大壩,以及在中朝邊境以南75公里之內北朝鮮領土上的交通線和飛機場,以免遭敵機的襲擊。不久,第64航空軍又進駐到中朝邊境上的安東機場。僅在11月上半月,蘇聯飛行員便取得了擊落23架美國飛機的優秀戰果。同時,斯大林決定分兩批再為別洛夫增派120架米格-15新式戰斗機。
  除了米格-15飛機的性能可以同美國的F-86飛機相匹敵外,蘇聯空軍在朝鮮戰爭中的整體實力與美國相差很遠。不僅飛機和飛行員以及后勤人員的數量大大少于美國,而且在地面導航、無線電干擾、雷達偵察、通訊等技術裝備方面也十分落后,至于為空勤人員提供的服務和生活條件,更是遠不如美國。即使如此,蘇聯噴氣式殲擊機投入戰斗還是對朝鮮的整個空戰局面有很大的影響,特別是對被稱作“空中堡壘”的美軍B-29戰略轟炸機造成了極大的威脅。據報告,蘇聯飛行員與B-29轟炸機多次交鋒,每一次交鋒的結果都是美國人遭受沉重損失。因為這種四個發動機的轟炸機價值非常昂貴,而且每架飛機有10至12名機組人員,一旦被擊落,就是機毀人亡,給美國人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和刺激。到1950年11月底,美國遠東空軍司令部已經感到頭痛,因為他們沒辦法在鴨綠江地區為那些實施戰略目標轟炸的美國飛機提供安全可靠的保障。11月6日,美國駐遠東空軍司令喬治·斯特拉特邁耶將軍下令要求自己的戰略轟炸機兵團摧毀鴨綠江上6座戰略橋梁和北朝鮮的10個邊境城市,但是蘇聯空軍的加入使美國空軍沒能完成任務。過去,美國飛機可以在300米低空俯沖轟炸,還可以反復轟炸,而現在蘇聯防空火炮的對空射擊迫使美國的戰略轟炸機只能在6000-7000米以上的高度實施轟炸,這就大大降低了它投彈的準確性;而性能優越的米格-15飛機參戰又迫使美國轟炸機只能在目標區停留很短的時間,這樣也阻滯了美國空軍執行它的轟炸任務。戰爭開始以來,美國軍隊的空中優勢第一次受到懷疑。
  盡管如此,美國在朝鮮戰場上仍然擁有強大的空中力量,特別是隨著中國軍隊向南推進,后方補給線不斷延長,遭受美國空軍轟炸和襲擊的威脅也越來越嚴重了。很顯然,蘇聯空軍要是只在鴨綠江上空作戰,就遠遠無法保證中國軍隊的物資和兵源的補給。為了掩護中朝軍隊的后方交通運輸線,經與蘇聯政府商定,自1951年1月10日起,由別洛夫的部隊出動兩個師,掩護輯安至江界、安東至安州兩條鐵路運輸線,以保證后勤供應。但江界距中朝邊界不足百公里,米格-15在萬米高空作戰,實際上仍等于是在中朝邊界上空。安東至安州鐵路在沿海,而蘇聯空軍禁止在沿海40公里以外上空作戰,以防止飛機被擊中后飛行員跳傘落海,被美國海軍俘去。而這個時候志原軍已經打到了三七線,后方補給線長達500多公里。蘇聯空軍由于自己的基地在中國境內,受到飛行距離的限制,無法進一步南下,這就致使中朝聯軍在江界、安州一線以南地區的物資運輸和部隊調動,完全處在了敵方空軍的威脅之下。
  彭德懷曾經說,我打了幾十年仗(從1916年入湘軍當兵已有35年軍旅征戰生涯)從來沒有害怕過。但打過三八線后,我環顧前后左右,深深為幾十萬大軍的狀況和境遇感到担憂和不安。第一線6個軍(即38、39、40、42、50、66軍)入朝后一直沒得到休整補充,官兵普遍有三怕:一怕無糧餓飯,二怕無彈不能打仗,三怕負傷抬不下火線,不能醫救。三八線南北300里是無糧區,在敵飛機破壞下,第二、三次戰役時糧食只能供應所需的25%到30%,炒面伴雪,沒有新鮮蔬菜,官兵大量患夜盲癥,影響執行作戰任務。戰士們編了順口溜說:中國撒拉密(朝語“人”),來到朝鮮地,吃的是噴氣式(吃炒面時常噴出面粉),躲的是比恩機(朝語“飛機”)。又說:不想家也不想老婆,只想吃個白饃饃。南方戰士則說:影戲歌舞不想看,只想吃頓白米飯。還有人說,朝鮮戰場我軍是“一軍對三軍,一線對三線”,就是我只有陸軍,而敵方是陸、空、海三軍;我方只在陸地戰線上打擊敵軍,而敵軍除陸地戰線,還可以從空中、海上向我方攻擊。
  彭德懷提出急需解決的是后勤運輸問題,而要保障鐵路和公路運輸線,主要就得靠加強空中掩護。于是,彭德懷專程回國尋求援助,可蘇聯駐華軍事總顧問扎哈羅夫大將卻回避表態,彭德懷為此對扎哈羅夫大發雷霆。其實扎哈羅夫沒有得到國內的指示,自然不敢做出任何承諾。事后彭德懷也向中央作了檢討,承認當時發脾氣不對。不過,這樣一來,倒推動了問題的解決。周恩來在2月26日以毛澤東的名義擬了一份給斯大林的電報,經過毛澤東審定后,3月1日發出。這個電報提出:組成三批部隊輪番作戰,準備以幾年時間消耗美國幾十萬人,使美國知難而退,以解決朝鮮問題。電文中還反映了彭德懷希望蘇聯盡快派空軍進駐朝鮮境內,掩護朝中軍隊的后方交通。斯大林于3月3日回電說,“如果您能夠在安東地區留兩個中國空軍師掩護當地的電站和交通線的話,我們同意將別洛夫將軍指揮的第151和第324兩個殲擊機師的基地轉移到朝鮮境內去,以掩護中朝軍隊的后方。如果朝鮮人已有一條鋼板飛機跑道,那我們可以從蘇聯再提供兩條鋼板跑道。同時必須建立不少于四個混凝土跑道的機場,因為鋼板跑道不夠。我們希望建設工程在勞動力和物資上將得到保障。如果您同意,我們可以提供高射炮以掩護機場,并向您供應高射炮彈。今年下半年我們還可以供應6000輛卡車。”但問題是朝鮮境內沒有可以利用的機場,原人民軍的機場遭到美國空軍的輪番轟炸,損壞得十分嚴重,已經無法使用。于是,蘇聯空軍能否入朝作戰的關鍵就在于朝鮮機場的修復問題了。
  周恩來根據斯大林3月3日回電,在3月4日同扎哈羅夫商討了中、朝、蘇空軍入朝作戰和修復機場等事情。5日又派空軍司令劉亞樓和蘇空軍顧問飛往東北,同東北軍區蘇聯顧問進行商談。3月15日,斯大林致電毛澤東,說蘇聯決定再派一個3團制空軍師(90架噴氣式機)到安東地區,以便使中國空軍在安東的一個師推進到平壤地區。同一天,周恩來致電柴軍武(柴成文)轉金日成,并告彭德懷,通報了蘇聯來電的內容。周恩來指出:“現在朝鮮境內搶修足夠的機場,便成為目前爭取空軍早日參戰的中心課題”。“為完成此項任務,只要中國能辦到的,我們決盡一切可能加緊準備”,“但沙石、洋灰與人工則必須請朝鮮解決,特別是人工最為重要”。3月22日周恩來又給彭德懷和高崗發電報,并報毛澤東,通報中、朝、蘇三方空軍入朝作戰前的兵力準備、機場修建情況和對指揮機構設置的意見。中、朝、蘇三方準備進入朝鮮境內作戰的空軍部隊將增加到17個團,即中方10個團,朝方3個團,蘇方4個團,飛機總計509架,如果加上蘇聯空軍在安東的飛機,就是599架。電報說,目前,“不論作戰,不論運輸,都以爭取修好機場,以利蘇聯空軍先行出動掩護為中心一環,故只有以戰斗部隊修筑機場才能完成此項任務”。經過反復的研究,“目前不管在人力、物力、運輸、掩護諸方面,都不可能做到所有機場同時動工,只能采取逐步前進的方針”。因此決定第一步由中方負責先在平壤以北安州以南地區內修起4個機場,讓蘇聯空軍的2個師120架飛機能同時進入這個地區。朝鮮方面負責在美林、平壤、力浦、溫井里、安岳等地,首先修起2個噴氣式機場,使中國空軍可以先去一個師。在空軍的指揮方面,蘇方三個師成為獨立的指揮系統,由別洛夫將軍指揮,中方和朝方仍是空軍聯合司令部,歸中朝聯合司令部領導。為了加強別洛夫集團與中朝空軍聯合司令部之間的聯絡,保證戰斗中能協同一致,雙方可互派代表(聯絡參謀)駐在對方司令部內。為了使朝、中、蘇三國空軍進駐北朝鮮機場,以有效地掩護后方交通并支援地面部隊作戰,從1951年4月起,中國調派了第47軍、第36軍和第37軍入朝,同朝鮮軍民合作修復機場。當時預定朝、中空軍進駐平壤地區及其以南的8個機場,蘇聯空軍進駐鴨綠江南平壤以北4個機場。中國還向蘇聯訂購了兩個機場的鋼板跑道器材。
  然而,美軍發現朝中方面大規模修建機場的行動后,利用它掌握的絕對空中優勢,對修建中的機場展開狂轟濫炸,還大量投擲定時炸彈。如果僅僅是跑道,還可以鋪設鋼板,但機場還需要有機庫、油庫、彈藥庫、指揮塔臺和通訊設施,才能供戰斗飛機起降。這些建筑物,今天建起,明天被炸掉,明天建起,后天又被炸掉。歷經半年的修建機場工程,盡管調了不少高射炮掩護,但由于美國空軍的破壞,終于還是沒能成功。1951年12月中央軍委不得不決定放棄修建機場和空軍進駐朝鮮境內機場的打算。所以,蘇聯空軍部隊始終沒能進駐朝鮮,志愿軍空軍也只能從中國境內的機場起飛到朝鮮上空作戰。彭德懷曾在8月17日下達了準備舉行第六次進攻戰役預備命令,后來第六次戰役沒舉行,除了國內外政治形勢變化和朝鮮發生40年來最大洪水災害外,空軍無法進駐朝鮮機場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在朝鮮戰爭期間,蘇聯真正進入朝鮮境內參加地面作戰的只有高射炮部隊。當時在中國境內有蘇軍5個高射炮團,任務是掩護機場,其中2個高射炮團于1951年4月推進到鴨綠江以南朝鮮境內的鐵路沿線,掩護鐵路運輸。這些部隊穿著中國人民志愿軍的服裝,對外稱中國少數民族志愿人員。同時,隨著中朝邊境地區廟溝、大堡和大孤山三個新機場的建成,大批蘇聯空軍后續部隊加入到掩護中朝聯軍后方的戰斗中來,這就使第64航空軍在機場或空中進行作戰值班的殲擊機數量從2-3個航空團增加到4-5個航空團。總的說來,到1951年春,蘇聯殲擊機在朝鮮上空的軍事行動取得了相當的成效,完成了掩護鴨綠江大橋的任務,對中朝聯軍的運輸線也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雖說由于受飛行距離的限制,沒能阻止住美國航空兵對朝鮮中部和東部地區機場和交通線的轟炸和襲擊,但是在朝鮮西北部鴨綠江至清川江地區的上空,“米格-15殲擊機已成為美國飛行員越來越感到恐懼可怕的敵人”。
  1951年8月開城停戰談判中斷后,美國又恢復了大規模轟炸,從8月18日開始對北朝鮮的交通樞紐實施密集空襲。8月上半月,美軍飛行強度平均每天174架次,到下半月達到248架次。這時,第64航空軍有3個航空師(151、303、324-R),2個高射炮師(82、92-R),武器有能夠自動定位的高射炮,用于警戒和指揮炮位瞄準的雷達站,一個航空供應師,兩個獨立探照燈航空團,以及醫院和其他后勤分隊。但飛機總數不多,在安東地區部署的性能優秀的新型米格機只有190架,處于戰備狀態的米格飛機的數量還要少。這支空軍所要對付的美國駐朝鮮的空軍有不同型號戰略、戰術和海軍航空兵的飛機達1500架。盡管如此,蘇聯空軍還是從9月1日開始了反擊美國空軍的積極行動。在9月19日的空戰中,米格飛機打下了3架“佩刀式”飛機和3架殲擊轟炸機。在10月23日的戰斗中,美國8架B-29飛機雖有34架F-86、55架F-84的嚴密掩護,但仍被擊落了3架。10月24日,當34架美國飛機轟炸順川大橋時,40架米格飛機起飛迎戰,美國又損失了一架F-84飛機和一架B-29飛機。10月30日,56架處于戰備狀態下的米格-15飛機中的44架迎戰由21架B-29飛機和200架護航殲擊機組成的美國機群,敵人損失了12架B-29飛機和4架F-84飛機。結果是,在蘇聯米格飛機活動的鴨綠江至清川江的上空,第64航空軍已經占有明顯的空中優勢,以至美國軍人把這片區域稱為“米格走廊”。蘇聯空軍的英勇戰斗,使美國飛機無法對這一區域選定的目標實施有效的轟炸,而只能集中力量轟炸平壤地區的目標。最后,米格飛機在朝鮮西北部地區的空中優勢,迫使美國遠東空軍禁止在白天使用B-29戰略轟炸機,這種狀況一直維持到戰爭結束。
  據蘇軍總參謀長什捷緬科報告,從1950年11月1日到1951年12月6日,蘇聯空軍共擊落敵機569架(其中高射炮擊落59架),自己損失63架飛機。
  第64航空軍的另一項任務是幫助中朝聯合空軍,不僅為他們訓練飛行員,而且還協助他們作戰。中朝聯合空軍是在1951年秋天以后參加作戰行動的。由于語言障礙,中朝空軍與蘇聯空軍并沒有混合編隊和聯合作戰。但雙方在協調作戰方針、統一使用兵力等問題上始終都是經過協商的。第64航空軍的機組人員負責擊退在F-86殲擊機強大掩護下的大批轟炸機,而中朝聯合空軍的飛行員只是負責在必要的情況下進行增援。他們在前線主要是與小股敵機進行戰斗。蘇聯殲擊機還需要為中朝空軍提供援助,如在危急情況下,攔截追擊中國和朝鮮駕駛員的F-86飛機。一般的情況是,中朝飛機在8000米高空飛行、作戰,蘇聯飛機則在10000米高空監視和保護。即使后來中朝聯合空軍在前線機場安東、廟溝、大堡、大孤山的飛機總數已經超過了第64航空軍的米格飛機,但由于飛行員飛行技術的原因,一些比較復雜的任務仍然需要蘇聯飛行員來完成。比如在1952-1953年冬天,那時中方和朝方飛行員的飛行技術還不熟練,不能在復雜的氣象條件下飛行,中朝聯合空軍實際沒法投入戰斗,這樣就加重了第64航空軍的作戰任務。1953年蘇聯空軍戰斗飛行的月平均數量與上一年相比增長了33%。
  蘇聯空軍參加朝鮮空戰的一個原則是不能進入敵占區,以免飛機被擊落,飛行員跳傘后落入敵軍手中,從而暴露蘇聯參戰的行動,造成蘇美直接的沖突。這些限制,在心理上和作戰技術的發揮方面都給蘇聯飛行員造成了障礙。在所下達的命令中,嚴禁任何飛機從蘇聯領土起飛投入作戰;蘇聯飛機要消除一切自身的標志:有的偽裝成中國飛機,有的則涂上朝鮮飛機的顏色;所有蘇聯飛行員都要穿上中國的軍服,并寫下保證書,宣誓決不泄露他們曾到過朝鮮作戰;蘇聯飛行員還奉命在任何時候都不得在空中通話時使用俄語。最為重要的是,絕對不能有蘇聯飛行員被俘,因此,嚴格禁止蘇聯飛機在聯合國軍控制區和靠近前線地區的上空飛行,以及在黃海上空作戰,嚴格禁止米格飛機跨越平壤-元山一線往南追蹤敵機,也就是不得飛越北緯39度線,雖然1951年前線已經穩定在三八線。
  由于同樣的原因,蘇聯空軍也不可能與中國地面部隊協同作戰。斯大林曾在一份電報中指責駐華軍事總顧問克拉索夫斯基和別洛夫將軍,說培訓中國飛行員的工作進展太慢。斯大林指出,“中國軍隊不能在沒有空軍掩護下戰斗。因此,應當盡快建立一個由8個中國空軍殲擊機師組成的集團軍并將他們派往前線。現在這是你們最重要的任務”。同時要求“別洛夫的一個師可派往靠近中國東北邊境的地方,兩個師可放在北朝鮮后方,從而為中國殲擊機師靠近前線騰出兩個機場。這是絕對必要的。應當這樣來進行安排,即中國人在前線只能靠自己的空軍”。據第64集團軍報告,在1951年4-5月最激烈的戰斗中,中朝軍隊“由于沒有航空兵支援,在敵人優勢兵力的攻擊下被迫撤退”,而為了避免遭受敵軍的空中打擊,反攻“大多數是在夜間和惡劣天氣條件下實施的”。許多當年參加朝鮮空戰的蘇聯軍人后來回憶說,“他們的空軍與中朝的地面部隊沒有任何合作”,甚至也沒有通過軍事顧問進行過這種工作。由于缺乏聯系,竟然發生過北朝鮮高射炮向蘇聯飛機開火,以及蘇聯飛行員擊落中國飛機的事件。蘇聯空軍在作戰中沒有出動過配合地面部隊作戰所必須的轟炸機,而且也沒有準備這樣做。洛博夫后來在接受采訪時承認:“我們沒有轟炸機。我們不曾有過一架轟炸機對美國軍艦進行過轟炸”,因為“那不是我們的任務”。1952年11月志愿軍攻占朝鮮西北近海大、小和島時,只有中國志愿軍空2師的拉-11飛機、空8師和空10師的杜-2飛機參戰,配合地面部隊登陸,甚至在軍中的蘇聯顧問都于戰斗前回國了。
  不過應當指出,由于受飛行距離和飛行技術的限制,中朝聯合空軍也很少在前線作戰,他們只是在天氣好的情況下才配合步兵作戰,而“在惡劣天氣下,不實施戰斗行動”。直到1952年底,在志愿軍空軍700多名飛行員中,只有28人掌握了夜間簡單氣象條件下的作戰技能。因此,1951年12月,中央軍委根據實際情況,對志愿軍空軍的任務也不再強調直接支援地面部隊作戰,而是改變為奪取并保持清川江以北地區的局部制空權,有重點地保衛重要交通運輸線、軍事目標和工業目標,間接配合和支援地面部隊作戰。
  直到冷戰結束后人們才知道,當時美國領導人與莫斯科有著同樣的顧慮,他們需要和蘇聯人共同保守蘇聯空軍參戰的秘密。實際上,美國空軍很早就知道他們真正的空中對手既不是朝鮮人,也不是中國人,因為美國飛行員不僅在空中看到了歐洲人的面孔,而且在無線電通話中聽到了俄語。這一情況上報以后,美國決策機構認為對此必須保持沉默并封鎖消息,以免刺激輿論迫使政府采取報復行動,從而導致戰爭升級。當時美國的決策機構曾經進行辯論,是不是應該將俄國人參戰的消息公諸于眾,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司司長保羅·尼采起草了一份文件,建議保守秘密,給這個事做出了結論。尼采對后來的訪問者說:“如果我們公布真相,公眾將要求我們對此采取相應的行動。最終,我們可以做的事情只能是擴大戰爭,卷入與蘇聯更加嚴重的沖突。”艾森豪威爾政府也一直將這一消息“束之高閣”,因為如果“泄露出去,將形成與俄國開戰的巨大壓力”。正是華盛頓與莫斯科的這種默契,使蘇聯空軍參加朝鮮戰爭的歷史真相沉寂了40年。
  但是無論如何,蘇聯空軍在抗美援朝戰爭中與中朝軍隊并肩作戰,發揮了不容忽視的作用。在整個戰爭期間,先后有12個蘇聯空軍師投入了空戰,輪番參戰的空軍人數總計為72000人,1952年最多時達到25000-26000人。蘇聯空軍的殲擊機總共擊落了1097架敵機,高射炮兵擊落了212架敵機。根據現在看到的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總參謀部檔案文獻的統計數字,蘇聯航空兵在朝鮮損失了335架飛機和120名飛行員。在這場戰爭中蘇聯軍人總共犧牲了299人。
  說到蘇聯軍人與中國軍隊共同參與朝鮮戰爭,還有一點需要補充,那就是,除了空軍部隊和高炮部隊外,蘇聯還向志愿軍派遣了軍事顧問,只是人數有限。彭德懷1951年9月8日在志愿軍黨委會上宣布說:“我們已建議軍委,派顧問團來給我們上課,以提高我們的軍事學術”。事情的起因是,1951年6月17日,志愿軍第五次戰役后,彭德懷派鄧華、洪學智回北京向毛澤東匯報,并提議說:“請蘇方派顧問來朝鮮,并以金日成、彭德懷和蘇方顧問團長組成三人小組,使朝、中、蘇三方中央均能了解情況,以便共同領導朝鮮戰爭。此事請考慮,如同意亦請向菲兄提出。”“菲兄”指菲利波夫,即斯大林。毛澤東于8月27日向斯大林提出“下一次電報中通知您為在朝鮮志原軍工作的軍事顧問的派遣方案”。9月8日毛澤東向斯大林提出派83名顧問到在朝鮮的志愿軍(志司、兵團、軍三級)中去。斯大林9月12日回電,只同意派5名顧問到志愿軍司令部一級。9月20日,志司由伊川空寺洞移到成川郡的檜倉,蘇聯以莎林中將為首的顧問組于10月到達檜倉。但實際上莎林是蘇聯軍事情報部門的官員,到朝鮮只是要收集情報。他們大概是接到過斯大林的指示,因此對志愿軍的作戰等問題只聽不說,從不提意見和建議。不過,在彭德懷的請求下,這些顧問還是為志司機關干部講授了一些軍事學術和司令部機關業務知識。1952年4月7日彭德懷回北京治病,7月莎林輪換回國路過北京,彭德懷曾設宴招待過他。朝鮮停戰后,蘇軍情報組離開朝鮮回國。
  總體說來,在中蘇同盟建立的初期,雙方的軍事合作還是成功的和有效的,有力地保障了中蘇各自的安全利益,同時也加深了雙方的信任和了解,推進了中蘇聯盟的發展。但是在以后的年代,盡管中蘇友誼有所加強,雙方之間的軍事合作卻再也沒有出現過令人滿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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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8-28 0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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