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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對蘇認識與中蘇關系的演變(1954—1960年)
毛澤東對蘇認識與中蘇關系的演變(1954—1960年)
李丹慧     阅读简体中文版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蘇兩國關系一直帶有突出的黨際關系色彩,即黨的關系密切,國家關系就友好;黨的關系終止,國家關系也即名存實亡。而在中國和蘇聯的政治體制下,領袖作為決策者高度介入外交活動。由此,中蘇關系在一定意義上說就是一種首腦外交或領袖外交。[1]在這樣的背景下,中蘇兩黨最高領導人毛澤東與赫魯曉夫個人的思想認識活動,特別是他們各自對本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道路的理解和探索,便成為確定中蘇關系走向的十分重要的因素,雙方關系中任何重大決策和重要變化都離不開他們的感知、感情甚或情緒的影響。過去評述較多的是,赫魯曉夫搞現代修正主義,撤走專家,撕毀合同,對中國搞突然襲擊,從而破壞了中蘇關系。現在看來,這種看法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應該進一步說明的是,毛澤東本人對蘇聯認識的發展變化,事實上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的對蘇政策,也從一個方面左右著中蘇關系的發展變化。本文試圖從這一角度出發,分三個階段對1954至1960年期間的中蘇關系展開論析。這七年是雙方關系由鼎盛轉而冷淡直至分裂的時期,是中蘇矛盾在新的基礎上發生、發展,并開始走向敵對的時期。
  (一)
  第一階段,1954年蘇共新的領導集團調整對華政策至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召開前。中蘇關系進入歷史上的最佳狀態。
  回顧1950年初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其中存在著很多不平等因素,斯大林雖然在舊的中蘇條約基礎上做出了許多讓步,但事實上仍然是在不平等的條件下保證了蘇聯的戰略需求。此后,由于中國人民在朝鮮戰爭中無私無畏的英勇表現,新中國和毛澤東在社會主義陣營乃至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地位相對提高;而斯大林的去世又為中蘇關系的調整提供了可能性和新的轉機,使蘇聯第二代領導人能夠在平等的基礎上重新審視與中國的關系。1953年9月赫魯曉夫出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以后,即開始著手調整蘇聯的對華政策,而其對華政策基礎的根本性轉變,對此期中蘇“蜜月”型關系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蘇聯對華政策的轉變首先表現為蘇共和蘇聯政府在外交斗爭中全力支持中國,如支持中國政府反對美蔣共同防御條約的立場,在聯合國內外采取種種行動,積極配合中國反抗美國侵略臺灣的斗爭;一再主張接納中國參加大國之間的國際會議,并終于促成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以五大國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參加日內瓦會議討論國際問題,使中國獲得了“在國際事務中的合法地位”,并在近代史上第一次担負起“作為一個大國的責任”。[2]
  另一方面,蘇聯黨和政府還從政治、經濟上進一步加強蘇中雙邊關系。這里尤其值得重視的是,赫魯曉夫在處理同中國經濟關系問題上的積極主動態度和他首次訪華期間所做的幾件事情。1954年初,中國向蘇聯提出加速大規模援建重工業項目的請求,以及在慶祝新中國建國五周年之時中蘇簽署經濟協議和把旅順港移交中國的協議具有特殊政治意義的意向。據此,赫魯曉夫著手重新審理每一個援華工程項目,對于蘇共領導層有人提出的實施這些項目可能出現的問題以及對本國經濟造成不良后果的種種論據,逐一進行了批駁。他努力使蘇共中央主席團全體成員明白,目前正處于蘇中最高級重要會晤的前夕,這次會晤不可能僅僅局限于發表政治宣言、聲明及外交議定書,需要的是經濟基礎,那樣才能夠鞏固兩國的聯盟與友誼,進一步發展雙方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和其他領域的密切合作。1954年9月赫魯曉夫率團啟程訪華之前又召開了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討論此行蘇中協議的最后文本及其他有關文件的內容。他在會議上強調指出,如果蘇中兩國間的友誼不是建筑在實事求是、互相需要和彼此負責的堅實基礎上,那么任何國家之間的條約都不能長久。“如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慶祝建國五周年之際,請求我們幫助克服其幾百年落后狀態這一重要時期,不幫助中國在未來的五年內實現發展中國社會主義工業的根本大計,那我們就將錯過同中國建立和鞏固友誼的歷史時期”。[3]面對一些反對意見,赫魯曉夫不作原則性讓步,堅持讓主席團成員相信他的決定是正確的,最終統一了蘇共領導層的思想。
  1954年9月29日至10月12日,赫魯曉夫率蘇聯政府代表團第一次訪華,參加新中國建國五周年慶祝活動。這期間,他主動表示將以往蘇聯在雙邊關系中非正常占有的一些權利歸還給中國。中蘇雙方簽署了蘇軍從旅順口海軍基地撤退,將該基地歸還中國,并將該地區的設備無償移交中國政府;將四個中蘇股份公司中的蘇聯股份移交給中國;為中國提供5.2億(舊)盧布的長期貸款;幫助中國新建15項工業企業和擴大原有141項企業設備的供應范圍等七個文件。蘇聯代表團在華期間還贈給中國兩項“禮品”:一是提供組建擁有兩萬公頃播種面積的國營谷物農場所必需的機器和設備,并派專家來華幫助建設這個農場;一是將正在中國展覽的83件機床和農業機器無償贈給中國。[4]此后不久(1955年4月),中蘇雙方在1954年10月簽署的科學技術合作協定的基礎上,又進一步簽訂了蘇聯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給中國以幫助的協定,蘇方并請中國參加莫斯科國際原子能研究機構,促成中國建立起第一個原子能反應堆和回旋加速器,為中國原子能工業基礎的建立提供了條件。另外,赫魯曉夫此次訪華期間還向中國領導人表示,蘇方可以考慮放棄1950年2月蘇中雙方簽訂的秘密《補充協定》。1956年5月10日,蘇聯政府正式照會中國政府,提出該協定已不符合蘇中之間現有的友好關系的精神,建議予以廢除。中國復照表示同意。至此,蘇聯正式放棄了其在中國東北和新疆的兩個“勢力范圍”。應該說,赫魯曉夫所采取的對華新方針和新措施對中國的政治、經濟建設具有重大的和積極的意義。這次赫魯曉夫以擴大援華為目的親自率團訪問中國,一反斯大林時代由中共領導人前往莫斯科拜謁的慣例,其本身就反映了一種對華關系的平等姿態,表明蘇聯承認中國是其在亞洲和世界事務中的平等伙伴,以及新中國在處理國際問題時具有決定性發言權的大國地位。
  赫魯曉夫的所作所為,也確使毛澤東感受到了與蘇聯交往中前所未有的平等氣氛。過去斯大林在世時,對待中國的態度是不平等的:迫使中國簽訂的中蘇條約《補充協定》實質上是想長期控制中長鐵路和旅順口,把中國的東北、新疆作為兩個勢力范圍;在建立中蘇合營公司時,斷然拒絕中國方面為利于掌握控制權而多占一點股份的提議;以一般物資援華,換取中國的稀有金屬等戰略物資;簽訂橡膠協議時,要求中方在未生產出橡膠前須從國外購買再轉給蘇聯,而價格不得超過國際市場價格,若不能如約供應,就減少對華汽車援助;朝鮮戰爭中瞻前顧后,出爾反爾,盡由中國人在前方流血犧牲,自己則躲在幕后作壁上觀,如此等等。特別是斯大林在歷史上就對中國革命和毛澤東本人有一種錯誤認識和錯誤態度,使毛澤東在見到斯大林之前,“從感情上說對他就不怎么樣”。而新中國成立伊始,面對蘇聯采取的極為苛刻的做法和不平等的方針,更令毛澤東感到是處于一種忍氣吞聲的屈辱地位,憋了“一肚子氣”,認為斯大林不平等待人,“站在別人的頭上發號施令”。[5]而赫魯曉夫對中國所作的許多實質性讓步,使斯大林時期遺留的問題基本上得到了解決,毛澤東得以一吐長久壓抑心中的充當斯大林“小伙伴”的怨氣,在對蘇交往中真正挺起了腰板。毛澤東后來談到這一點時曾說:“第一次與赫魯曉夫同志見面,就很談得來”,他取消了有損中國主權的“合作社”,“建立了信任”。[6]對于赫魯曉夫的平等合作精神及擴大對華援助的做法,毛澤東深表感謝,他在1954年10月11日致函周恩來時專門提到,在中蘇簽署的有關文件發表時,“要寫社論一篇”,以示對此事的重視。[7]兩個星期后,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又在參觀蘇聯經濟及文化建設成就展覽會時作了長篇題詞,熱情贊揚這種“情同手足的友誼”。[8]
  作為對赫魯曉夫新方針的有效回報,中國黨和政府在這一時期的對蘇政策上也表現出充分信任和精誠合作的態度。從1954至1955年間,中國在蘇聯與東歐七國政府締結華沙條約、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建交、與美英法簽訂對奧和約、與西方舉行裁軍談判、發表和平宣言等諸項外交活動中全力支持蘇聯。此外,中國政府還響應赫魯曉夫改善蘇南關系的決定,與南斯拉夫建立了外交關系。
  除了在處理國際關系方面保持與蘇聯外交政策步調一致外,在這一時期中國國內社會主義建設方面,毛澤東也是基本上照搬蘇聯的模式,甚至把對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選擇用憲法形式明確固定下來。在對劉少奇《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草稿)》作修改時,毛澤東特別強調指出:我們憲法草案中所宣布的“道路”,就是蘇聯所走過的“道路”,這在我們是一點“疑問也沒有的”。[9]毛澤東認為蘇聯具有“三十多年”“社會主義建設的豐富經驗”,他們的意見和建議將有助于中國在“經濟建設過程中盡可能地避免許多錯誤和少走許多彎路”,[10]因此對蘇聯的經驗抱著高度信任和真誠請教的態度。1955年4月6日毛澤東致函赫魯曉夫,送上全國黨代表會議剛剛討論通過的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和陳云同志關于“一五計劃”的報告,“請求”蘇方“替我們加以審閱,提出修改的意見”。毛澤東在信中還特別說明,即將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查和公布的計劃“自然”“不應當和我們送給你們看的這個計劃一模一樣,有些機密的部分,我們是不準備公開的”。并向赫魯曉夫表示歉意說:“要求你們看這樣麻煩的文件,實在是過分的請求,但是你們的經驗比我們多,為了少犯錯誤起見,還是請你們替我們看一下吧。”[11]當毛澤東以極大的熱情領導中國走上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時,對于蘇聯的經驗,更是依賴和重視。尤其是在1955年的農村合作化運動高潮中,當黨內一些同志根據蘇聯曾在農業集體化問題上犯過急躁冒進錯誤的教訓,對毛澤東提出的農業合作化的步驟、速度等問題提出正確的不同意見時,毛澤東指責他們是“利用蘇聯的這項經驗來為他們的爬行思想作掩護”。毛澤東的結論是:“蘇聯的經驗告訴我們”,在短期內基本完成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完全可能的”。[12]
  總之,赫魯曉夫實施對華新方針,糾正斯大林在中蘇關系問題上的錯誤做法,使毛澤東得以在較斯大林時期所處地位更為有利的基礎上與蘇聯進行合作,胸臆直抒,振奮喜悅,直接促成了這一階段中蘇關系日趨密切,以達鼎盛。而此期中蘇關系親密無間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一,新中國創業伊始,百廢待興,特別是朝鮮戰爭結束后,中國亟須有一個安全穩定的國際環境從事經濟建設,在毛澤東看來,蘇聯作為同一陣營的社會主義強國和鄰國,是中國最可靠的安全保障;其二,毛澤東清楚地認識到,在領導中國進行經濟恢復和建設、實現工業化、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過程中,囿于當時的國際局勢,只有蘇聯有能力并有可能大規模援助中國,因此只能以獲得蘇聯經濟援助為對外政策的主要目標;其三,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個陣營的對立中,中蘇有共同的敵人、共同的安全利益。毛澤東認為,中蘇兩國的合作“是為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計劃的合作”,在這個合作下,“一切帝國主義的侵略計劃,沒有不能被粉碎的”[13];其四,赫魯曉夫執政發軔,剛著手對蘇聯的內政外交進行改革,毛澤東于新政權建立之初,尚處在全面學習蘇聯的階段,雙方在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上還沒有發生矛盾,這也從主觀上為中蘇共渡“蜜月”提供了保證。如此種種,決定了毛澤東要將中蘇友誼與團結“無限地發展與鞏固起來”。[14]此外,從蘇聯方面看,赫魯曉夫當時在國內的領導地位尚未穩固,非常需要尋求中國的支持,因而必須采取積極主動的對華政策,以博取中國好感。這從客觀上為中蘇關系進入最佳狀態提供了條件。
  (二)
  第二階段,1956年蘇共二十大召開至1957年底莫斯科會議召開。毛澤東和赫魯曉夫分別開始各自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全面探索,這時雙方的探索即有趨同性,又有背離性。其趨同性使此期的中蘇關系顯露出友好的、有時甚至是極親密的表象,而其背離性又導致在親密的表象下蟄伏著越來越多的不和諧因素,雙方關系開始隱隱出現裂痕,由親密無間轉呈求同存異的狀態。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召開,赫魯曉夫在總結報告中提出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可以和平共處,戰爭并非注定不可避免,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形式越來越多樣化,可能通過議會道路過渡等問題,結合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布爾加寧在關于蘇聯發展國民經濟“六五”計劃指示的報告中所強調的社會主義體系和資本主義體系進行和平的經濟競賽等問題,蘇共領導核心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和平競賽”這一蘇聯對內對外政策的總方針、總路線。在大會即將結束之際,2月24日夜至25日晨,赫魯曉夫又作了《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報告,揭露并譴責關于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問題,為克服多年來斯大林模式造成的政治、經濟上的弊病,邁出了沖破思想桎梏的決定性一步,這標志著蘇聯對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全面探索的開端。
  對于蘇共二十大的成果,毛澤東及中國共產黨只是在全盤否定斯大林等問題上持保留態度,特別是在對斯大林評價的問題上,表明了與赫魯曉夫的不同觀點。毛澤東在是年3月31日會見蘇聯駐華大使尤金時就明確提出,斯大林不是在所有問題上,而是在一些問題上犯了錯誤。[15]同時,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這個問題時認定“斯大林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總起來還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在審閱和修改根據“這個分寸”撰寫的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時又補充寫道:“斯大林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但是也是一個犯了幾個嚴重錯誤而不自覺其為錯誤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們應當用歷史的觀點看斯大林,對于他的正確的地方和錯誤的地方做出全面的和適當的分析”。[16]但是,對于二十大制定的總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毛澤東則一開始就表示支持與贊同,并對赫魯曉夫尖銳揭露斯大林所犯錯誤的歷史意義予以肯定。2月19日《人民日報》以《具有歷史意義的文件》為題發表社論評赫魯曉夫的蘇共二十大總結報告,社論指出:赫魯曉夫在總結各國革命運動的經驗時,“對馬克思列寧主義作了創造性的發展”,蘇共二十大“為整個國際工人運動指出了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上,穩步地、全面地向前發展的方向”。是年9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致開幕詞時又講到:蘇共在不久前召開的二十大上“制定了許多正確的方針,批判了黨內存在的缺點”,并斷言蘇共的工作“將有極其偉大的發展”。[17]劉少奇所作的、經毛澤東審閱修改的八大政治報告評價蘇共二十大是“具有世界意義的重大政治事件”,它不僅“提出許多發展社會主義事業的新的政策方針,而且對于緩和世界緊張局勢,爭取世界和平和人類進步的斗爭,也發生了重大的影響”。[18]鄧小平在八大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中則指出,蘇共二十大的“一個重要的功績”,就是對個人神化嚴重惡果的揭露。[19]是月,毛澤東在接見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團時也談到蘇共對斯大林的批評問題,認為“這種批評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義,揭開了蓋子,這是一種解放,是一場解放戰爭,大家都敢講話了,使人能想問題了”。[20]
  翌年,赫魯曉夫為了貫徹蘇共二十大的方針路線,在6—7月間召開的蘇共中央全會上組織了對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反黨集團”的批判。毛澤東對此也表示認同,7月5日中共中央即致電蘇共中央,支持全會做出的決議。是日,米高揚奉赫魯曉夫之命來華向毛澤東通報蘇共中央六月全會的經過,介紹“反黨集團”成員的錯誤及他們同赫魯曉夫等人在內外政策上的分歧。毛澤東表示支持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共中央的立場,并說:“對于蘇聯在內政、外交上的措施,我們是滿意的。”[21]11月6日,毛澤東在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慶祝會上發表講話,評價蘇共二十大“提出的奮斗綱領”,是蘇共“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來解決實踐中的任務”的“一個范例”。[22]11月18日,毛澤東又在莫斯科六十四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發言中明確指出:赫魯曉夫同“莫洛托夫集團”的“這個斗爭是兩條路線的斗爭:一條是錯誤的路線,一條是比較正確的路線。斯大林死后這四五年,蘇聯的內政、外交有很大的改善,這就證明赫魯曉夫同志所代表的路線比較正確,而反對這樣的路線是錯誤的”。[23]總之,這一階段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對赫魯曉夫擬定的內政、外交方針總體上是支持和贊同的,并強調與其保持一致性。
  此期在中蘇兩黨的關系方面,經中共參與蘇共對東歐局勢的處理,雙方在政治上的合作又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1956年10月波蘭局勢進一步惡化后,蘇聯對哥穆爾卡出任波蘭統一工人黨第一書記橫加干涉,欲動用武力解決蘇波分歧,并要求中共派代表團到莫斯科去商談處理辦法。毛澤東在接見尤金大使時表示不同意蘇聯的做法,建議蘇聯承認以哥穆爾卡為領導的波共中央,爭取把波蘭留在社會主義陣營里面。[24]此后,劉少奇受命率團赴蘇與蘇共領導共同商討波匈事件的處理方針。赫魯曉夫對中共代表團十分尊重,劉少奇和鄧小平甚至可以參加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雙方的合作可謂發展至極。東歐局勢平定后,赫魯曉夫由于在處理和兄弟黨關系問題上的大國、大黨主義錯誤,陷入孤立。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在批評赫魯曉夫的錯誤的同時,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1957年1月11日,周恩來在華沙同波蘭領導人哥穆爾卡舉行會談。哥穆爾卡通報了赫魯曉夫在處理波蘭問題中的惡劣作風,甚至鄙夷地形容他“像一個小丑”。周恩來則在指出蘇共以父子關系對待兄弟黨的做法是錯誤的同時,強調說以蘇為首是主要的,而它在平等原則上所犯的錯誤是次要的。中共認為還不應公開談
    [1] 據中國老一輩外交人員和當時在中央工作的翻譯人員回憶,50年代中國與蘇聯之間交往的有關事宜均是由最高領導人親自處理的。與處理其他國家的問題不同,凡有關蘇聯的問題,毛澤東都是直接做出決定,從來不通過外交部和中聯部。蘇聯駐華大使有事也是直接找毛澤東(后來也通過周恩來轉毛澤東)商談。參見筆者1995年7月采訪榮植和朱瑞真同志記錄。
  [2] 新華社電訊,《人民日報》,1954年10月26日。
  [3][蘇]康·伊·科瓦利著、李玉貞、杜華譯:《關于蘇聯援助中國進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的會談》,載《中共黨史研究》1990年第3期,第86—89頁。
  [4] 《人民日報》,1954年10月13日。
  [5] 《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259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627頁。
  [6] 1958年7月22日毛澤東與尤金的談話。
  [7]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563頁。根據毛澤東的提議,1954年10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無比深厚的偉大友誼》的社論。
  [8]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第585頁。
  [9]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第548頁。
  [10]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第332頁。
  [1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五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84頁。
  [12]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五冊,第251頁。
  [13]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五冊,第38頁。
  [1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第180頁。
  [15] 尤金著、梁元和譯:《同毛澤東談話筆記》,《斯大林研究》1995年第4輯,中央編譯局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室印,第297頁。
  [16]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102、65頁。
  [17]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204頁。
  [18]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138頁。
  [19]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2頁。
  [20] 《毛澤東外交文選》,第260頁。
  [21] 1957年7月5日毛澤東與米高揚的談話。
  [22]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617頁。
  [23]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643頁。
  [24] 裴堅章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一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61—62頁;周文琪、褚良如編著:《特殊而復雜的課題——共產國際、蘇聯和中國共產黨關系編年史(1919—1991)》,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1頁。
  論蘇共的“父子黨”問題,不能削弱蘇聯。周恩來還提醒哥穆爾卡:不要鼓動起波蘭人民的民族情緒,目前首要的問題是以蘇共為首,團結對敵。[1]此后,毛澤東及中國共產黨為維護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和蘇聯的威信、幫助赫魯曉夫擺脫困境,又做了許多工作。毛澤東在1957年11月莫斯科會議期間進一步指出:我們這里這么多黨,總要有一個首。蘇聯不為首哪一個為首?沒有中心,沒有蘇聯共產黨,就會變成無政府主義。他贊成哥穆爾卡所說的:承認蘇聯為首是一個真理,不是人為的,是歷史上自然形成的。[2]并主張我們應該幫助赫魯曉夫等同志,把他們當作自己的兄弟,支持他們。[3]赫魯曉夫這朵荷花雖好,也要綠葉扶持。[4]中蘇兩黨密切合作,保護了“社會主義大家庭”的穩定及不受侵犯。
  在兩國領導人交往時的外交禮儀上,中蘇雙方也都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安排。1957年4月15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訪華,為表示波匈事件后中國對蘇聯的支持,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親往機場迎接,并破例安置伏羅希洛夫住進中南海,禮儀規格之高超過了1954年對赫魯曉夫的接待。而1957年11月2日毛澤東率團抵蘇時,也是下榻于以往從未接待過外國代表團的克里姆林宮,其境況更是大異于1949年末1950年初毛澤東訪蘇之時。
  這一階段中蘇關系能夠保持熱烈友好的表象以及政治上的趨同性的原因在于:
  第一,毛澤東認為鞏固同蘇聯的團結是“基本利益所在”。[5]在對國家安全利益的考慮上,毛澤東的基點在于,保衛中國革命勝利果實的外部條件,“特別重要的,是蘇聯的存在和聲援”。“沒有蘇聯,我們都有可能被人家吞掉”。有了蘇聯和其他兄弟國家的援助,中國才不會孤立。[6]毛澤東在1957年莫斯科會議期間反復談到,就鋼產量、衛星、核武器等經濟和軍事實力而言,只有蘇聯可與美國相抗衡,蘇聯是維護世界和平、制約戰爭的重要因素。[7]強調要迫使西方退讓,首先須依靠蘇聯,這是大局,其他的小別扭是小局。要看大局,小道理要服從大道理,[8]以利于中國爭得和平環境,抓緊進行國內建設。在對國家經濟利益的考慮上,毛澤東仍然十分重視蘇聯的經濟援助,他特別把蘇聯的援助與東歐和亞洲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援助區別開來,認為前者才是巨大的援助。進而強調“主要的還是要學蘇聯”,誰對中國援助大就學誰。他認為“如果拒絕同蘇聯友好相處,那就只能損害本國人民的真正利益”。[9]正是出于這種對國家基本利益的關注,毛澤東認為中蘇之間還可以求同存異,繼續合作。因此,當蘇共二十大后社會主義陣營內部隱約顯出多中心的趨向時,他表示贊成一元論,堅持奉蘇聯為中心。[10]
  第二,在重新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之初,中國與蘇聯在改革或調整經濟方針的方向上是一致的。赫魯曉夫在蘇聯嚴峻的經濟形勢面前,認識到觸動斯大林模式的迫切性、改革的勢在必行。毛澤東則在蘇共二十大對斯大林的錯誤進行揭露之后,結合對蘇聯模式弊端的認識,看到了走自己道路的重要性。應該說,毛澤東對中國經濟建設問題的探索是在思想獲得解放的前提下,吸取蘇聯此前對斯大林模式進行調整的經驗,借鑒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提出的新的經濟建設方針政策的基礎上開始的。雙方探索的趨同性主要表現在調整經濟發展戰略、工業化方針、經濟管理體制等問題上。
  蘇共二十大提出蘇聯第六個五年計劃的主要任務是: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基礎上,進一步大力發展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急速發展農業生產,大大提高人民的物質福利和文化水平。在此指導思想下,赫魯曉夫繼續減輕對農民的剝奪,提出增加肉類生產和收購任務、取消集體農莊莊員私人產品義務交售制、建立工農關系及城鄉關系新體制、擴大墾荒面積等措施,并提出要在幾年內使按人口平均計算的奶類、油脂和肉類產量趕上美國的口號。[11]而毛澤東在這一時期也主張“重工業是我國建設的重點。必須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這是已經定了的。但是決不可以因此忽視生活資料尤其是糧食的生產”。提出了要以重工業為主,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工農業“同時并舉”的中國工業化的指導方針。[12]毛澤東和赫魯曉夫都吸取了斯大林“把農民挖得很苦”,以犧牲農民利益為代價實現工業化的教訓,根據本國國情認識到農業與農民問題這個在東方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經濟中的關鍵性環節的重要性。毛澤東提出的“工農業同時并舉”的中國工業化道路與赫魯曉夫提出的蘇聯工業化道路,在方向與目標上均無背離,都是一種工農業全面發展的戰略。同時,他們從根本上都是仍然堅持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前提下發展農業,都沒有最終突破斯大林經濟發展戰略的框架,沒有對重、輕、農的比例關系做出實質性調整。
  在經濟管理體制方面,赫魯曉夫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是下放一部分企業管理權,改變過去管理權過分集中的現象,擴大各加盟共和國在管理和經營方面的主動權,以調動企業經營管理的積極性和工人的勞動熱情。[13]毛澤東也主張改變過分集中的現象,適當擴大地方和企業的權力,發揮中央與地方兩個積極性,要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方面的利益,不能只顧一頭。[14]毛澤東和赫魯曉夫都在試圖對傳統的管理體制進行改革,但他們也都未能從根本上打破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的框框,正確處理計劃管理與市場調節之間的關系。

  綜前所述,此期毛澤東對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與赫魯曉夫的改革有一個相互影響的過程,基本上是同步發展的,即如后來毛澤東自己所總結的:1956年4月提出十大關系,開始提出自己的建設路線,原則和蘇聯相同,只是方法有所不同。[15]可見,正是這種對經濟模式探索的趨同,保證了毛澤東對蘇聯內政外交政策的肯定及中蘇關系的基本協調。

  第三,在一些政治問題上,蘇共對中共的觀點表示認同。如赫魯曉夫在批判斯大林問題上開始轉而向毛澤東及中共的立場趨同。赫魯曉夫畢竟是斯大林時代培養出來的干部,如同他無法沖破蘇聯傳統的經濟模式一樣,他也無法完全擺脫斯大林政治的影子。二十大秘密報告的出臺帶有匆忙和冒險的性質,導致了對斯大林的評價缺乏歷史性、全面性。形勢的變化迫使赫魯曉夫進行重新思考。特別是波匈事件后,赫魯曉夫一度陷入孤立。蘇共上層反對改革的保守勢力的活動,使他的政治領導地位受到威脅,亟須尋求中國的支持,從而轉向認同中國共產黨對這一問題的立場。1956年4月中國《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發表后,蘇聯《真理報》即予以轉載。蘇聯國內也中止了深入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問題的活動。[16]12月29日《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發表后,莫斯科廣播電臺由全蘇最著名播音員反復播送該文,赫魯曉夫并向劉曉大使表示對這篇文章諸字諸句都同意。[17]1957年1月17日赫魯曉夫在中國駐蘇大使為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國代表團舉行的宴會上發表講話時進一步明確談道:“斯大林本人是同偉大的共產黨員稱號不可分割的”,他“英勇地、毫不妥協地捍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事業”。我們批評斯大林“是因為他有一些偏差和不良的品質,是因為他犯了嚴重的錯誤”。11月6日赫魯曉夫在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慶典上又指出:“作為忠心耿耿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和堅強的革命家,斯大林在歷史上將占有應有的地位。我們黨和蘇聯人民將記住斯大林并且給予他應有的評價”。[18]中國共產黨的立場對赫魯曉夫產生了重大影響,其政治方針的趨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雙方之間的隔膜。

  然而,這一階段的中蘇關系并非完全表現為這種趨同性。在上述熱烈、友好氣氛的表象下,遮掩著愈益增多的不和諧因素,裂痕已開始形成。與趨同性并存的是不斷擴大的離異性。

  這種離異性首先表現在毛澤東不再迷信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經驗,開始逐漸擺脫在經濟上完全依賴蘇聯援助的方針。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作的關于十大關系的講話就反復強調,對蘇聯的經驗“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19]是年8月21日和29日,毛澤東在對中共八大政治報告稿的修改中又進一步強調,中國“不但在民主革命過程中有自己的許多特點,在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也帶有自己的許多特點”。提出,中國的建設也要以自己的力量為主,以爭取外國援助為輔,一切依賴外援的思想“是完全錯誤的”。[20]9月16日,周恩來在中共八大所作的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報告中講道:“那種以為不必建立我國自己的完整的工業體系而專門靠國際援助的依賴思想,是錯誤的。”[21]10月11日,周恩來又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討論關于蘇聯援助我國“二五計劃”建設項目談判情況的報告時指出:“蘇聯在某些方面還留一手”,赫魯曉夫兩年前來中國時就說,蘇聯幫助中國不是無私的,也是為了自己。因此“要去掉依賴思想”,“我們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22]是年12月,毛澤東在修改《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第六稿時,則干脆刪去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迅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學習蘇聯經驗的結果”一句。[23]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在探索自己社會主義道路的進程中,已經開始出現對蘇聯建設經驗和經濟援助的懷疑和離異,這種狀況與1954和1955年對蘇聯的完全信任和依賴已大不相同。

  毛澤東在政治上也開始對蘇聯表示不滿。如前所說,對于赫魯曉夫在二十大提出的對斯大林的評價問題,毛澤東早就有不同意見。波匈事件發生后,他又對赫魯曉夫及蘇共的“老子黨”和大國主義作風多次提出批評,促使蘇聯政府于1956年10月30日發表宣言,承認過去在處理社會主義國家間的關系方面犯了錯誤,宣布今后蘇聯將貫徹始終地實現列寧的各國人民平等的原則,表示準備討論一些措施,以消除破壞國家主權和平等互利原則的任何可能性。[24]此后,毛澤東在斯大林的評價問題上對蘇聯的批評大為升格。11月15日他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明確指責赫魯曉夫:“我們不像有些人那樣,丑化斯大林,毀滅斯大林”,并指出:“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列寧這把刀子”,“也被蘇聯一些領導人”“丟掉相當多了”。[25]毛澤東還開始在黨內高級干部中公開了中蘇關系出現的矛盾,并表示了對蘇聯和赫魯曉夫的極大不滿。1957年1月27日,他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講到中蘇關系時說:“我看總是要扯皮的”,“矛盾是經常有的,有矛盾就有斗爭。現在中蘇之間就有那么一些矛盾”。“蘇聯那些頑固分子還要搞大國沙文主義那一套,行不通了。”并透露他曾給在莫斯科與蘇共會談的周恩來打電話說:“這些人利令智昏,對他們的辦法,最好是臭罵一頓。”毛澤東譏斥說:“無非是五千萬噸鋼,四億噸煤,八千萬噸石油”。“看見這么一點東西,就居然脹滿了一腦殼”,這叫“什么馬克思主義者”!“這有什么了不起”!“把它當作那么大的包袱背在背上,什么革命原則都不顧了,這還不叫利令智昏!”他還指出:“他們想影響我們,我們想影響他們。我們也沒有一切都捅穿”,“手里還留了一把”。對于中蘇關系狀況,他表示“目前只要大體過得去,可以求同存異”,“如果他們硬是這樣走下去,總有一天要統統捅出來。”[26]可見,中蘇關系依舊非常友好的表象,實際是由“大體過得去”的狀況暫時支撐著的。

  與前期明顯不同的是,這一階段中蘇之間熱烈友好的關系已不是由以往單純的意識形態認同和真實的感情交往使然,其間已經攙雜了許多各自的實際利益和利害關系——蘇聯的對華援助及中國的對蘇批評都注意各自留幾手,并開始相互提防。表面上的親密恰恰表明了過去無間的關系已一去難返。例如,1956年4月6日米高揚受赫魯曉夫派遣率團訪華,向毛澤東及中共解釋蘇共二十大的方針政策,同時代表蘇聯政府與中國政府簽訂協定,增加援建55個新的工業企業,即已帶有施以經濟利益,換取中國對蘇共新方針支持的意向。再如,1957年4月伏羅希洛夫訪華,中國極力想向他了解蘇聯領導集團的矛盾和變化情況,但在銜命隨同前來的費德林的全力“陪護”下,竟然找不到與伏羅希洛夫單獨接觸的機會,結果一無所獲。又如,1957年9—10月間,蘇方非常希望毛澤東能參加將于11月舉行的莫斯科會議,幫助赫魯曉夫及蘇共徹底渡過難關,因此,尤金大使頻繁打電話詢問毛澤東是否能去。由于當時正在莫斯科進行的中蘇關于導彈等國防新技術援助問題的談判尚無結果,中國遲遲不對蘇方做出明確答復。當雙方關于該項援助的協議草案擬就之時,赫魯曉夫即直接向中國代表團團長聶榮臻提出:蘇方可以向中方提供國防新技術資料和樣品,不過,毛澤東是否能出席莫斯科會議?毛澤東獲悉這一情況后立刻明確答復:去。給赫魯曉夫這個面子。可還是待1957年10月15日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簽訂后,才正式宣布將由毛澤東率團赴蘇參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慶祝活動并出席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27]這樣,雙方經幾個回合的討價還價,才實現了莫斯科會議上毛澤東對赫魯曉夫及蘇共的大力維護。而此時毛澤東提出的“以蘇為首”,已經不是無條件的了,其“最大的必要性是對付資本主義國家”。[28]這充分表明此時中共對蘇聯的支持實質上已成為應付西方世界進攻的一種權宜之策了。

  此期毛澤東對赫魯曉夫產生不信任感、中蘇兩黨之間裂隙生成并伏下隱患的原因有四:

  其一,蘇共二十大對斯大林的批判,對毛澤東而言,也是一次極大的思想解放。蘇聯建設模式弊端的逐漸暴露及赫魯曉夫所做的各項改革、提出的“許多發展社會主義事業的新的政策方針”,促使毛澤東感到探索中國自己的發展道路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并開始以蘇為鑒,著手尋找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模式。雖然初期毛澤東和赫魯曉夫的探索具有方向上的趨同性,因而雙方在對內經濟改革方針上并無根本分歧,但毛澤東這時反復強調的是不以教條主義態度學習蘇聯經驗,要以自己的東西為主。對于蘇聯來說,這種做法突出顯示了一種離異趨向,從而加深了對中國的戒心。“以我為主”的發展思路當然是積極的,但是反右派運動開展之后,毛澤東改變了經濟建設探索的方向,從而與蘇聯的改革方針產生分歧。1957年10月9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對中共中央1956年采取的糾正冒進傾向的正確方針提出批評,認為反冒進“掃掉了多、快、好、省”,“掃掉了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掃掉了促進委員會”。[29]這種方針的調整自然使蘇聯感到不滿和不安。

  其二,毛澤東在進行中國社會主義政治建設的探索時,對于階級矛盾、階級斗爭等根本問題的估計和處理,一開始就與赫魯曉夫的政治體制改革方向有所不同。這種背離現象的不斷擴大,深刻影響了毛澤東的對蘇認識。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開始的對斯大林個人崇拜問題的批判,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指出斯大林“1937年關于蘇聯愈向社會主義前進,階級斗爭就越尖銳的錯誤公式”不符合蘇聯社會的實際情況,它作為“粗暴地破壞社會主義法制和大規模進行鎮壓的論據”,“給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給黨和國家內的民主的開展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蘇共的新提法是,隨著剝削階級的消滅,蘇聯的階級斗爭矛頭已主要轉向了國際舞臺,蘇聯國家消亡的過程已在進行之中,“國家管理的職能正在改變”,強制性國家機關“目前主要是防止外部敵人的陰謀的機關”。[30]毛澤東對此本來就有保留意見,特別是在波匈事件發生以后,東歐局勢的動蕩和國際上反共高潮的掀起,給毛澤東造成極大震動。他斷言“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斗爭沒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沒有搞掉”。[31]毛澤東把匈牙利事件與中國國內出現右派分子活動的情況聯系到一起,發動了反右派斗爭。為防止匈牙利事件在中國重演,毛澤東指示要“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在各個機關、學校去演習,“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以利于“擠出膿皰”。[32]由此,毛澤東轉而否定了中共八大關于國內的主要矛盾不再是階級矛盾的正確結論,也即否定了他過去對階級矛盾、階級斗爭問題的正確認識。在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重新強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33]毛澤東在把主要精力從經濟建設逐漸轉向階級斗爭的同時,對蘇共二十大及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的本意從階級斗爭的角度產生了懷疑,對蘇聯的非斯大林化現象由喜大于懼轉為懼大于喜,增加了對蘇聯的戒心,也影響了中國對蘇政策的制定。

  其三,毛澤東與赫魯曉夫在對外政策的指導思想上也存在著矛盾。對于蘇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過渡、戰爭可以避免等方針,毛澤東一開始即持保留態度。經過波匈事件,特別是了解到國際資本主義力量對匈牙利反政府活動在輿論和物質上給予支持和援助的情況,毛澤東不僅在國內問題上將注意力重新轉向階級斗爭,而且在對外方針上也開始明確表示關于和平共處等問題,同赫魯曉夫有不同意見。毛澤東強調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斗爭,強調帝國主義戰爭的不可避免,強調戰爭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戰爭。在他看來,不能為了求得和平而放棄斗爭,同敵人妥協,限制無產階級革命。由此認為:蘇聯領導人丟掉斯大林這把刀子的結果,是使帝國主義拿它來殺人。[34]不過,毛澤東與赫魯曉夫在這方面的矛盾此時尚未發展為對外根本戰略上的重大分歧,還能夠求同存異。只是在“存異”的過程中,雙方的隔閡逐漸增大,加深了毛澤東對赫魯曉夫的疑慮。

  其四,中國參與對波匈事件處理的結果是,使毛澤東和中國黨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影響大大提高,而赫魯曉夫和蘇聯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地位則受到相當大的沖擊。這一點在1957年11月莫斯科會議上體現得極為明顯。例如,毛澤東及中國代表團在會議期間受到特殊待遇:各代表團均被安排在賓館下榻,只有中國代表團住進了克里姆林宮;各代表團均須將發言稿提交蘇共中央批準,只有毛澤東是準備了提綱,而無須事先提交發言稿;各黨代表發言均須站在講臺上,只有毛澤東可以坐著講話。[35]再如,以往這種會議都是由蘇聯黨準備宣言草案,而這次大會討論的是中蘇兩黨共同起草的草案。會議召開前,毛澤東拒絕接受蘇方提出的宣言草案等文件,中蘇雙方在交換意見時針鋒相對,發生激烈爭論,蘇方被迫做[1] 1957年1月11和12日波中會談記錄,Document No.4,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Center for Scholars ed.,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Bulletin, Spring 1995, pp.43-45.

  [2]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625、629、639頁。

  [3] 1957年11月15日毛澤東與哥穆爾卡的談話。

  [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640頁。

  [5]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358頁。

  [6]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140、626、204頁。

  [7] 1957年11月8日毛澤東與英共主席波立特和總書記高蘭的談話;11月15日毛澤東與哥穆爾卡的談話;11月18日毛澤東與陶里亞蒂的談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634—636頁。

  [8]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627頁。

  [9]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157、163、357、314、618頁。

  [10] 1957年11月6日毛澤東與哥穆爾卡的談話;1957年7月5日毛澤東與米高揚的談話。

  [11] 見北京大學經濟系研究所編:《赫魯曉夫時期蘇共中央全會文件匯編(1953年3月—1964年10月)》,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第238、260頁;沈志華、于沛編:《蘇聯共產黨九十三年:1898—1991年蘇共歷史大事實錄》,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版,第483、485、490、499、503頁;周尚文、葉書宗等著:《蘇聯興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1、532頁。

  [12]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9、400頁。

  [13] 《蘇聯共產黨九十三年》,第486、493、500頁;《赫魯曉夫時期蘇共中央全會文件匯編》,第243、244頁。

  [14]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273、275、277頁。

  [15] 1958年3月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在聽了米高揚關于“反黨集團”成員反對、阻礙改革的情況通報后,指責莫洛托夫非常頑固、守舊,明確表示支持以赫魯曉夫為代表的蘇共改革勢力。這種對蘇共處理馬林科夫等反黨集團立場的支持,突出表現了他同赫魯曉夫改革思路的一致性。參見1957年7月5日毛澤東與米高揚的談話。

  [16] [蘇]羅伊·梅德韋杰夫著、述韜譯:《赫魯曉夫的政治生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72頁。

  [17] 筆者1995年7月15日采訪榮植的記錄。

  [18] 《蘇聯共產黨九十三年》,第494、508頁。

  [19]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285、286頁。

  [20]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143、148頁。

  [21] 《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5—226頁。

  [22] 《特殊而復雜的課題》,第501頁。

  [23]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285頁。

  [24] 宣言全文見《新華月報》1956年第23號,第102頁。

  [25]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21、322頁。

  [26] 《毛澤東外交文選》,第282、283頁。

  [27] 引自筆者1995年7月采訪榮植和朱瑞真同志記錄;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下,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版,第803、804頁。

  [28] 1957年11月15日毛澤東與哥穆爾卡的談話。

  [29] 馬齊彬、陳文斌、林蘊暉等編:《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35頁。

  [30] 《蘇聯共產黨九十三年》,第487、485、508頁。

  [31]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23頁。

  [32]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497、498頁。

  [33]見《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第135頁。

  [34]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22頁。

  [35] [俄]瓦西里·西季赫梅諾夫著、彭卓吾譯:《毛澤東同斯大林、赫魯曉夫的關系》,載《黨的文獻》1993年第5期,第93頁。

  出退讓,雙方達成協議,才產生了提交各代表團討論的宣言及聲明。[1]還有,毛澤東在會議期間一再否定或拒絕蘇聯黨提出的意見和建議,各國黨的領袖也紛紛在會下找毛澤東交換意見,而毛澤東在維護蘇聯地位的同時,提醒他們不要抄襲、照搬外國經驗,要根據各國的需要,因為蘇聯的需要與中國及各國的需要不同。強調要服從真理,不服從大國。如果真理在一個小國而不在蘇聯,那也得服從前者。[2]總之,這次會議表面上以蘇為首,而實際上是中蘇共同主事。在中蘇兩黨密切合作的表象下,毛澤東精神振奮,談笑風生,說話算數;而赫魯曉夫為了擺脫政治上的困境,只能勉強趨從,忍氣吞聲。這無疑也為中蘇結怨埋下了種子。

  綜上所述,這一時期中蘇關系已開始走下巔峰,進入表面熱烈,實質冷淡,大體過得去,求同存異的狀態。

  (三)

  第三階段,1958年初至1960年末。這三年,在表面上維護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團結的口號下,中蘇關系日趨緊張,不斷朝相互拆臺的方向發展,雙方關系一年比一年冷淡,直至走向公開分裂。

  此期中蘇矛盾不斷激化、裂痕逐步加深并最終呈現分裂局面的表現是:

  一、政治路線和觀點的分歧繼續擴大并且公開化。對于批判斯大林問題,毛澤東的否定態度進一步加強,從對斯大林有批評地維護,發展到對斯大林的基本認同。此前毛澤東對斯大林的評價還是持“三七開”認識的,批評說斯大林把“封建主義的精神實質帶進了共產主義運動中,而呼吸這樣的空氣是不行的。斯大林已經成了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成吉思汗”;并贊揚赫魯曉夫勇敢地掀掉了蘇聯問題的“鍋蓋”,“及時地防止了爆炸”。[3]這時則認為,中國黨內有人“對赫魯曉夫打死斯大林這種壓力”“隨聲附和”,“對反個人崇拜感興趣”。還指出個人崇拜有正確的和不正確的兩種,并說:我是主張個人崇拜的。[4]對于蘇聯的經驗,毛澤東則進一步強調要擇善而從,要有獨創精神,要打倒賈桂,不做奴才。[5]到了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時,毛澤東開始公開指責有人拿原子彈嚇人,“拿蘇聯嚇人”。批評中國的工業、軍事“沒有蘇聯就不能活”的觀點,指出“此論不通”。[6]從1960年4月《紅旗》雜志、《人民日報》發表《列寧主義萬歲》等文章開始,中蘇兩黨就時代、和平共處、和平過渡、社會主義革命、帝國主義本性等一系列問題在報刊上展開了互不指名的公開論爭,直至布加勒斯特會議赫魯曉夫組織對中國黨的圍攻,中蘇兩黨關系進一步惡化。

  二、中蘇兩黨之間的分歧發展為國家和民族利益的矛盾。1958年4月至7月,中國領導人就蘇聯提議在中國合建大功率長波電臺和共同潛艇艦隊問題與蘇方發生爭執。毛澤東認為這兩件事都是涉及主權的政治問題,強調說明在軍事上搞“合作社”是不適當的,并在1958年7月22日同尤金大使會談時嚴厲指出:“你們只搞了一點原子能,就要控制,要租借權”。“要講政治條件,連半個指頭都不行。”還指責蘇聯“把俄國的民族主義擴大到了中國的海岸”。[7]7月31日赫魯曉夫專程趕到北京就此事向毛澤東作解釋,不承認蘇聯曾建議與中國搞共同海軍,否認要將自己的方針強加于人。毛澤東則堅持認為蘇方是在講政治條件,不共同建設就不給幫助。毛澤東表示:我們一萬年不建設海軍也沒關系。你們去搞原子彈,我們去打游擊戰。我們沒有原子彈,沒有軍艦,將來索性把全部海岸線都給你們,叫你們打好了。[8]應該說,蘇聯此時提出長波電臺和共同艦隊的建議固然有為了本國安全利益,漠視他國的主權的傾向,但赫魯曉夫的本意還不是想要控制中國,其主旨是要在與美國對抗的冷戰中在遠東地區把握住有利的形勢及條件。而毛澤東對此事做出如此強烈的反應,表露出他對相鄰的這個核大國具有極度的不信任感和戒心,并由此敏感地認為“斯大林的東西又來了”,赫魯曉夫是要控制中國,中國的主權、獨立受到了威脅。[9]

  三、中蘇在重大的國際行動中開始各行其是,互不通報,在處理國際關系方面協調一致、同舟共濟的局面已不復存在。1958年8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炮轟蔣介石集團控制的金門、馬祖。毛澤東采取的這一“直接對蔣,間接對美”[10]的外交決策直接向赫魯曉夫與美國緩和的對外政策提出了挑戰,而中國在決定采取此項重大行動之前,未像以前一樣向自己的軍事盟友、社會主義陣營的首領蘇聯通報情況,即使在7月31日至8月3日毛澤東與赫魯曉夫進行的四次秘密會談中,也未就此透露半點信息。赫魯曉夫對此極為不滿,只是在得到中國自己對此事件承担后果,不拖蘇聯下水的明確保證之后,才兩次致函艾森豪威爾總統,表明了對中國的侵犯就是對蘇聯的侵犯,蘇聯將完全履行蘇中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所承担的義務的立場。[11]這與1955年第一次臺灣海峽危機時的情況大不相同。那時蘇聯主動倡議由蘇、英、印度召集會議,邀請中、美、法等六國參加,討論消除臺灣海峽危機問題,中國公開表示支持和響應。[12]這次對于蘇方提出的召開中、美、蘇、印度等國最高級會議,研究緩和臺灣海峽國際緊張局勢問題的相同建議,中國卻予以拒絕。毛澤東復函赫魯曉夫,對其來信中所作的承担條約義務的允諾加以婉辭,申明了中國要獨自處理由臺灣海峽危機所引起的國際問題的意向。[13]1959年8月中印邊界沖突發生后,蘇聯則發表了偏袒印度的塔斯社聲明,明顯地站在中國的對立面,將中蘇分歧公諸于世。10月2日中蘇兩黨就中美關系和中印邊界問題舉行會談,赫魯曉夫對中國在臺灣問題上的政策以及與印度沖突、西藏問題上的立場提出指責,中蘇雙方發生激烈爭論。顯然,中蘇兩國在國際沖突中已無法站在一條戰線上了。

  四、中蘇兩黨關系的破裂已經影響到兩國關系,并直接涉及國家安全利益。1959年6月,蘇聯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在日內瓦進行禁止核試驗的談判,唯恐西方國家獲悉其在核技術方面援助中國,從而“有可能嚴重地破壞社會主義國家為爭取和平、緩和國際緊張局勢所做的努力”。[14]蘇共中央以此為借口,于6月20日致函中共中央,單方面撕毀了中蘇1957年10月15日簽訂的關于國防新技術的協定,拒絕再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一年以后,蘇聯為迫使中國低頭就范采取了撤走技術專家、撕毀經濟合同等更為極端的措施,從而先行邁出了國家關系破裂的第一步。此后,中蘇邊境糾紛隨之肇始。所謂中蘇同盟已經名存實亡。

  造成這一階段中蘇關系上述走向的根本原因在于中蘇兩黨在內政外交政策方面出現了重大背離,而這種背離又導致了國家利益的嚴重對立。1958至1960這三年,毛澤東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由1957年的局部性失誤發展為嚴重錯誤。而這種錯誤又在某種程度上主導了毛澤東的對蘇認識及中國對蘇政策的變化。在這一階段初期,毛澤東談到中蘇關系時還認為沒有出現緊張局勢,雙方的一致和分歧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問題,不同意見可以采取內部交談的辦法解決,“不能以怨報德,恩將仇報,公開罵蘇”。[15]而到1960年,中蘇兩黨已經在時代、戰爭與和平、暴力革命與和平過渡等一系列根本理論問題上進行公開爭論。毛澤東進一步突出強調目前的主要危險是修正主義,也即右傾機會主義,徹底改變了他1956年對蘇共二十大路線的肯定性認識,開始不指名地將赫魯曉夫歸入了與南斯拉夫“同流合污”的現代修正主義行列。[16]中蘇兩黨的分歧日益擴大為國家發展道路上的分道揚鑣,相互間的不信任繼續加深,雙方合作的基礎發生根本性動搖,終于導致了分裂局面的出現。

  第一,在經濟建設方面,毛澤東對社會主義道路探索中左傾錯誤的發展使他不僅沒有突破斯大林模式的局限,而且在一些具體做法上比以前的蘇聯走得更遠。毛澤東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急于求成,急于向共產主義過渡。1958年初,在杭州會議、南寧會議、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對中共八大所確定的反急躁冒進的正確方針進行了愈益嚴厲的批判,并在此基礎上發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提出了工業以鋼為綱,農業以糧為綱的片面性口號,從而導致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的錯誤迅速蔓延。毛澤東又重新強調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重新肯定對農民剝奪以實現工業積累的方式,否定了1956年的正確探索。到1959年廬山會議,毛澤東又終止了他于1958年末開始的對“左”的偏差的糾正,轉而再次反右傾,促成了1960年的第二次“大躍進”。與此相反,赫魯曉夫在這一時期則繼續推行權力下放地方和企業、改組機器拖拉機站、增加農業投資和農業貸款、完全免除私人農產品義務交售制、鼓勵農產品自由買賣、縮短勞動日、調整工資等消除經濟管理體制弊病、重視發展農業、減輕農民負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一系列經濟改革措施。[17]

  毛澤東與赫魯曉夫在經濟建設方針問題上探索的距離越拉越大,相互之間的指責也越來越激烈。1958年11月《經濟消息》第36期刊載《財經各部委黨組討論(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文,認為蘇聯過分強調平衡,強調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而不是首先強調發展速度;計劃和比例關系決不能束縛生產的高速度發展。該文經毛澤東批示,在武昌會議上作為文件印發。[18]毛澤東把全面實現全民所有制、公社分配制度中供給部分逐步增多、商品經濟范圍逐步縮小等問題看作是共產主義因素和準備向共產主義過渡條件增長的過程,認為蘇聯忽視甚至阻礙這個過程,把共產主義推向遙遠的將來是不適當的。[19]而蘇聯對于中國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向共產主義過渡、吃飯不要錢等“新事物新思想”不理解,不支持。[20]1959年7月,赫魯曉夫在波蘭一個生產合作社的群眾大會上發表演說,談蘇聯過去的公社,指出蘇聯在國內戰爭結束后建立公社未獲成功,是由于當時還不太明白什么是共產主義和如何建設共產主義。毛澤東認為這篇演說是抬出馬克思的原則當法寶,“祭起來打我們”,指示將它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使全國人民知道赫魯曉夫是反公社的”。[21]

  第二,在國內政治方面,中蘇兩黨的發展方向也是背道而馳的。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重又認為右傾問題已成為當時的主要危險,轉而發動大規模“反右傾”斗爭,并將黨內關于不同意見的爭論上綱為兩大對抗階級生死斗爭的繼續,[22]開始把階級斗爭的重點轉向黨內,使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進一步發展。而此期蘇聯黨對政治體制改革上的探索則向相反的方向延伸。赫魯曉夫在1958年4月的共青團代表大會上提出了“人民自動調節”的思想,并在1959年蘇共二十一大上提出,在蘇聯社會主義已取得完全徹底勝利的情況下,“國家組織發展中的主要方向是盡力發展民主,吸引全體公民參加領導經濟和文化建設的工作,參加管理社會事務的工作”。國家消亡問題“就是社會主義國家組織發展成為共產主義的社會自治組織的問題”。[23]這即已提出了由無產階級專政向人民民主(以后發展為“全民國家”理論)過渡的意向,進一步否定了斯大林的階級斗爭方式。在毛澤東看來,這就是在搞現代修正主義;而赫魯曉夫則把中國黨的政治方針指責為教條主義。

  第三,在對外政策方面,中蘇雙方的外交戰略思想發生了全面性和根本性的重大分歧,從相互合作走向相互競爭,甚至相互拆臺。赫魯曉夫為進一步改善國內改革和經濟建設的外部環境,于1950年代后期提出了舉行東西方首腦會談、展開和平競賽、實施核裁軍計劃等緩和同西方關系的對外方針;而中國在朝鮮戰爭以后,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正處于無法調和的尖銳對立狀態,毛澤東的方針是以斗爭求生存,要利用國際緊張局勢的壓力,調動國內的一切積極因素加速大躍進,以爭取在較短時間內迅速增強國力、軍力,超英趕美,與帝國主義相抗衡。中共批判蘇共的對外方針是美化帝國主義,對中國施加政治壓力;[24]赫魯曉夫則不斷發泄他對中共炮擊金、馬及處理中印邊界沖突政策的不滿,不點名地攻擊中共“像公雞好斗那樣,熱衷于戰爭”,是“不戰不和的托洛茨基”等等。[25]

  第四,與此同時,中蘇雙方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即從盟友變成了對手。毛澤東在鼓動超英趕美的同時,也密切關注蘇聯的發展動向,研究赫魯曉夫1958年12月在蘇共中央全會上所作的關于增加農產品生產任務的報告,開始暗中與蘇聯較勁。[26]

  1958年9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第二個五年計劃就要接近或趕上美國。再加兩年,搞出一億五千萬噸鋼,超過美國,變成天下第一。[27]這即已表露出要壓過蘇聯的意向。是年末,毛澤東又在武昌會議、八屆六中全會的講話中認為經過高速發展的大躍進,中國有可能比蘇聯先行進入共產主義社會。[28]中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一方面使蘇聯強烈地感受到一種無形的威脅,令本已對蘇中能否繼續長期合作提出疑問的赫魯曉夫更生出“養虎為患”的担憂,從而著手收縮對華經濟與軍事技術援助;一方面刺激赫魯曉夫也開始強調加速建設,[29]并于蘇共二十一大上提出了超越國情的冒進的“七年計劃”(1959—1965年),以防備中國迎頭趕上,將其拋到后面。

  總之,1954至1960年中蘇關系由親密向分裂的發展變化,主要與毛澤東和赫魯曉夫以及中蘇兩黨從本國立場和利益出發,對各自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估計以及對對方探索方式的認識相聯系。這種估計和認識構成了中蘇兩黨兩國制定國內政治經濟政策及對外方針政策的基礎,而這一系列政策的趨同或分歧又反過來造成了兩國國家利益的一致或對立。當雙方的探索和為此而制定的政策趨同,雙方的基本利益一致,相互之間還以信任為主時,中蘇關系就表現為親密無間,或可以在求同存異中發展;而當雙方的探索及政策發生背離,雙方的基本利益背離,相互間猜忌、戒備勝過信任時,中蘇關系也即轉為冷淡,乃至趨向分裂。在這里,毛澤東與赫魯曉夫都未把握住共同探索的機遇,選擇了相互離異的道路,并直接影響了中蘇關系數十年。(本文原載《黨史研究資料》1995年第12期;收入1995年8月“中俄關系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選集:《戰后中蘇關系走向(1945-1960)》,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

  [1] 1957年11月15日毛澤東與哥穆爾卡的談話,11月20日毛澤東與波蘭代表團的談話。

  [2] 1957年11月12日毛澤東與印共總書記高士的談話,11月15日毛澤東與哥穆爾卡的談話。

  [3] 瓦西里前引文,第92、93頁。

  [4] 1958年3月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頁。

  [5]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第121、122、231頁。

  [6]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第196、203頁。

  [7] 1958年7月22日毛澤東與尤金的談話。

  [8] 1958年7月31日毛澤東與赫魯曉夫的談話。

  [9] 1958年7月22日毛澤東與尤金的談話。

  [10]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第348頁。

  [11] 1958年9月7日、19日赫魯曉夫致艾森豪威爾函,見《人民日報》,1958年9月10日、21日。

  [12]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等著、陸英等譯:《國際事務概覽:1955—1956年》,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68頁。

  [13] 《特殊而復雜的課題》,第515、516頁。

  [14] 《特殊而復雜的課題》,第517頁。

  [15] 1958年7月22日毛澤東與尤金的談話。

  [16] 見《紅旗》雜志編輯部文章:《列寧主義萬歲》、《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沿著偉大的列寧的道路前進》,《人民日報》,1960年4月20日、22日。

  [17] 參見《赫魯曉夫時期蘇共中央全會文件匯編》,第293、311、362、391頁。

  [18]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第578—580頁。

  [19]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第577頁。

  [20]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第487頁;瓦西里前引文,第93頁。

  [2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90、391、504頁。

  [22]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第451頁。

  [23] 引自姚海:《赫魯曉夫時期的政治體制改革》,載《蘇聯歷史問題》1987年第1期,第20、21頁;《蘇聯共產黨九十三年》,第524頁。

  [24] 《特殊而復雜的課題》,第528頁。

  [25] 《特殊而復雜的課題》,第519頁。

  [26]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第645頁。

  [27]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第394頁。

  [28]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第553、639頁。

  [29] 中國駐蘇大使館的報告,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第487頁。
 

2013-08-28 0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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