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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世界工聯北京會議的若干問題——科茲洛夫布加勒斯特會議總結報告評估(之一)
關于世界工聯北京會議的若干問題——科茲洛夫布加勒斯特會議總結報告評估(之一)
李丹慧     阅读简体中文版

   1960年6月20日至25日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在布加勒斯特舉行。其間,6月24日至26日,出席羅黨三大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舉行了會議。這次會議包括兩次12個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和兩次51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即:6月24日上午8時至晚8時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6月25日上午10時至下午4時30分的51國兄弟黨會議,中心議題為討論中國黨關于當前一系列重大國際問題的看法;以及6月26日就中共代表團提交的布加勒斯特《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的公報》(又稱《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談公報》)修正草案和書面聲明問題,先后召開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和51國兄弟黨代表會議。[1]
  會后,7月13日,蘇共中央書記科茲洛夫在蘇共中央全會上做了題為《關于布加勒斯特兄弟黨代表會議總結和中共中央領導人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當代國際關系某些原則問題的錯誤立場》的報告。[2]這份材料已在1990年代解密。該報告共分四個部分:一、關于中共中央領導人“缺乏黨性的活動手段”。指責中國黨與其他兄弟黨的密切聯系,著重報告1960年6月初世界工聯北京會議上中國代表的立場和活動,及其促使蘇共召開布加勒斯特會議的背景情況。二、關于中共領導人的主要錯誤。全面辨析蘇中兩黨在時代特征、和平共處問題上的分歧,涉及戰爭與和平、和平過渡、裁軍、中印沖突及對中立國家態度等各項問題。三、布加勒斯特各兄弟黨會議總結。四、鞏固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統一。報告最后得出結論說:“我們有充分的根據宣布,中國領導人現在反對的實際上不僅是我黨的列寧主義路線,而且還有所有兄弟黨的政策,他們把自己擺在了與整個共產主義運動為敵的位置上”。提出:“造成中國同志不正確的行為,他們錯誤的宗派主義的觀點的根源”在于“中共著名的領導人缺乏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鍛煉,民族局限性,浮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知識,對共產主義粗陋的簡單化的理解,不善于區分什么是真正的發展的馬克思主義和什么是‘左’傾幼稚病,不善于正確地確定革命運動和人民群眾斗爭的戰術和戰略任務”。而發生“這些謬誤的重要原因是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崇拜,尤其是近來這種個人崇拜采用了丑陋的危險的形式。”
  面對近年來俄國陸續解密和公布的相當豐富的有關蘇中關系的檔案文獻材料,中國學者在利用時應當盡可能地將這些材料與中國的相關檔案文獻材料進行比較、鑒別和評估,這其實是檔案利用的一項基礎工作。通過比較,彌補雙方材料的缺漏,鑒別和評估雙方記載有出入的地方,以求盡量客觀地勾勒出歷史事件、過程的全貌,做出更為客觀、公允地評說。[3]本文即試以科茲洛夫的這篇報告為本,結合相應的中方材料做一番比較分析。限于篇幅,先擇取報告第一部分中關于世界工聯北京會議的情況進行考察。
  1960年6月5-9日
  世界工聯理事會第十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期間,中蘇工會代表團圍繞會議報告和決議發生了激烈的爭論。蘇方認為,中方在這次會議上對蘇聯采取了“托洛茨基方式”,將自己的意見強加于人。中方則認為蘇共力圖把自己的一系列錯誤觀點強加給國際民主組織,改變它們的正確路線。雙方分歧實際上已公開化,使得會議成為中蘇爭論中的一次重大事件,也是中蘇分裂鏈條中的一個重要環節。
  科茲洛夫的報告(摘錄)
  去年12月,蘇共中央全會聽取了蘇斯洛夫同志關于蘇聯黨政代表團中國之行的報告。[4]
  中央主席團向全會通報了中共領導人近來滋生并日趨嚴重的驕傲自大的缺點和過高估計自己成績的危險傾向。
  當時使我們吃驚的是,中共領導人在對外政策中表現出黷武主義和宗派主義,明顯地不再考慮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利益和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利益,于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自己在國際舞臺上陷入了孤立的境地。
  中央主席團認為中共和蘇共之間在對外政策問題上缺乏應有的協商是不正常的。所以以赫魯曉夫同志為首的蘇聯黨政代表團利用去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10周年國慶的機會討論了這些問題。
  從與中國同志們的會談中,我們得出了這樣的印象,表面上他們承認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和平共處的原則,實際上只傾向于把這一原則看成是一時的策略手段,他們不相信在當代條件下防止世界戰爭的可能性,認為只要帝國主義存在,戰爭就是不可避免的。
  為了鞏固社會主義陣營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這一崇高目標,蘇共中央為在不犧牲我們的原則的前提下克服中共和蘇共相互關系中出現的困難,做了所能做的一切。
  對待中共領導人,我們遵守同志分寸,不公開批評他們,不在兩黨之外暴露我們的分歧,希望中國同志不再繼續采取違反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利益的步驟。
  令人遺憾的是,中共領導走上了另一條路。他們大體從1958年開始,一步一步地在加深這種分歧,越來越多地采取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關系中所不能容許的分裂主義、宗派主義手段。
  背著蘇共和其他兄弟黨,他們在國際共運中搞宗派活動,努力宣揚自己同會議[5]宣言和和平宣言相違背的特殊觀點。
  很清楚,中共領導人走上了公開反對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所贊許的共同路線的道路,在許多重要的原則問題上同蘇共和其他兄弟黨不斷加大分歧。
  中國同志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思想和策略立場進行攻擊。借列寧誕辰90周年之際,中國發表了一系列文章,直接或間接批評蘇共在列寧主義主要理論和策略問題上的立場。中共中央理論雜志《紅旗》上發表了題為《論當代戰爭的策源地——帝國主義與人民爭取和平的道路》、《列寧主義萬歲》等文章。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沿著偉大列寧的道路前進》的長篇文章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陸定一同志在北京紀念列寧誕辰90周年大會上的報告。[6]
  在這些反映中共中央觀點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中國同志想做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導師和輔導員,企圖證明他們中國的觀點是唯一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
  實際上,在這些文章中,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極左的漂亮詞句和單方面解釋列寧主義原則被當作是在正統地捍衛列寧主義。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文章的作者教條主義地抓住列寧的一些詞句,不加分析地大量引證列寧的文章。這些文章被譯成外文,匆忙通過各共產黨的上層領導寄往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以及資本主義國家。
  近來蘇共中央掌握了大量證明中共領導人非同志式行為的事實。烏拉圭共產黨中央書記帕斯托里諾同志和巴拿馬人民黨書記迪克遜同志通報說,中共領導人試圖積極地對拉美各國共產黨的代表施加影響。在他們到北京期間,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們證明,必須重新看待蘇共對國際形勢的評價。
  阿根廷共產黨中央書記柯都維亞同志說,在北京召開了拉丁美洲各國共產黨代表會議,在會上中國領導同志企圖兜售他們的“左”傾方針,在當代工人和民族解放運動的許多戰略和戰術問題上錯誤地指導拉美國家共產黨的活動。順便說一下,現在徹底弄清楚了,近年來在北京一直在為外國共產黨員辦學習班,他們大部分是從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來的。
  中國的同志們在同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的代表座談中反對會議宣言和和平宣言中的重要原則。他們在同不久前訪問中國的阿爾巴尼亞人民議會代表團座談中充分暴露了他們的觀點。
  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委員Л.貝利紹娃告訴我們,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和彭真同志同代表團會談近6個小時。中國的領導同志們向阿爾巴尼亞人宣布,中共和蘇共之間在對當代形勢評價和共產黨的任務等許多重大問題上存有根本不同的觀點。
  這樣,中國同志開始拉其他兄弟黨反對蘇共的路線和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努力孤立蘇聯共產黨。
  此外,他們還企圖利用世界工會聯合會總理事會今年6月初在北京開會的機會在這一群眾性的非黨組織的代表面前批評蘇共和其他兄弟黨的觀點。在總理事會開會前,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中共中央委員劉寧一同志在同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格里申同志會談時宣布,中共和蘇共之間長期以來在國際政治的主要問題上存在原則的分歧。
  正如后來查明的,中共中央委員們還同其他許多工會領導人進行了類似的談話,企圖讓他們支持中國的觀點。
  根據中共中央的倡議,6月2日在北京召開了世界工會聯合會執行局委員(共產黨員)會議。在會上劉寧一同志再次論證中國的立場,要求在世界工會聯合會文件中反映中國人的觀點。所有發言的工會領導人都一致地堅決地駁斥中國同志的企圖,抗議他們非法對世界工會聯合會施加壓力,宣布他們的路線同各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陣營的路線相違背。在激烈地討論了這些問題之后,劉寧一同志宣布,中國人尊重大多數人的意見,不把這些分歧帶到理事會公開的會議上去。
  但是,他們沒有遵守自己的諾言。1960年6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們邀請近40名國外工會領導人(共產黨員)吃晚飯,飯后舉行了會議。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同志在宣布會議開始時說,共產黨之間對某些重大的理論問題有不同的意見,中國同志認為應該公開地談談這些分歧。
  然后中共中央總書鄧小平同志講話,在他的發言中有許多完全錯誤的論斷,而且公開歪曲蘇共的路線。鄧小平同志說,蘇聯共產黨和其他兄弟黨“現在已拋棄了宣言的基本原則”。同時,鄧小平同志表面反對蘇共二十大提出的許多理論主張,實質是在批評會議宣言和和平宣言的基本原則。
  在6月5日的會議上,中國同志還打算就其他一系列問題做類似的報告。但是沒有如愿以償,因為出席會議的工會活動家(共產黨員)們一致宣布不僅不同意中國人的批評實質,而且也不同意他們的批評方法——背著各兄弟黨討論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原則問題。
  料到自己的觀點不會受到支持,中國同志重新宣布,在總理事會上他們不進行批評。但他們忘了自己所說的話,在世界工會聯合會總理事會會議開幕式上對蘇聯和兄弟黨的路線展開了攻擊。中國領導人對戰爭與和平的錯誤觀點表述在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劉長勝的長篇講話里。
  在總理事會各委員會里,中國工會的代表們在中共中央機關工作人員的積極參與下干涉這一國際組織的工作。他們采取措施,試圖把中共中央對國際問題的提法寫進世界工會聯合會的文件。正如外國工會活動家指出的,中國同志有點兒挑釁性,把不同意他們意見的人稱作修正主義、帝國主義走卒和奸細。
  各個委員會出現了不能容忍的情況,委員會主席(洛姆巴爾多·托列達諾〈墨西哥〉)和塞浦路斯工會代表向世界工會聯合會領導報告了不能制定一致的符合報告精神的文件。多虧了不屈服于壓力的世界工會聯合會領導人的強硬立場,迫使中國代表在統一的文件上簽了字。
  許多國家工會中央領導人在離京回國途中在莫斯科停留,同蘇共中央主席團成員進行會談。這些會談進一步揭示了中國同志的行動。法共中央政治局成員Б.弗拉尚說,中國人輕浮地不客觀地分析國際形勢,建議采取立即推翻資本主義、毫不遲緩地由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的方針。世界工會聯合會主席諾韋拉同志,保加利亞工會領導人普拉霍夫和阿列克西耶夫,捷克斯洛伐克工會領導人祖普卡同志,波蘭工會領導人洛加-薩文斯基同志以及其他工會運動活動家們說,他們認為中國同志們的行為是分裂活動,中國人想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置于自己的監督之下。
  中國同志們所走的道路使中國領導人和其他兄弟黨的分歧滲透到資產階級的報刊上,被我們的敵人用來破壞共產主義和工人運動,破壞工人階級在爭取和平和社會主義斗爭中的統一。
  中方有關材料
  關于這次會議,中國方面的檔案文獻材料比較缺乏,只有一些零星記述,好在有關的口述歷史材料彌補了這種不足。
  這里有必要先簡單介紹一下世界工聯北京會議召開前的一個背景情況。蘇、美、英、法四國根據商定,將于1960年5月16日在巴黎舉行首腦會議,討論柏林問題。由于4月底發生了美國U-2飛機侵犯蘇聯領空被擊落的事件,5月10日,四國首腦齊集巴黎愛麗舍宮后,赫魯曉夫要求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向蘇聯賠禮道歉,懲辦罪犯和保證不再做這種飛行。但是艾森豪威爾只同意在他的總統任內(1961年1月屆滿)不做這種飛行,其余要求不予接受,會議因此而流產。[7]5月22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集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四國首腦會議流產一事和對赫魯曉夫的看法。毛澤東分析說,赫魯曉夫這個人有兩面性,你看,去年他在戴維營會議后把艾森豪威爾捧上了天,這次為了U-2飛機事件,他們兩人對罵起來了。很難設想強大的社會主義蘇聯的首腦會一下子向美國總統下跪。毛澤東認為,赫魯曉夫在重大問題上的傾向是修正主義的,但也不能說他在所有問題上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不好說他的修正主義已經完全形成了。但總的來說,可以說他是半修正主義。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明確將赫魯曉夫定性為半修正主義。[8]蘇聯擊落美國間諜飛機及赫魯曉夫在四國首腦會見中的強硬態度,表現出了對中國論點的某種趨同,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共領導人對中蘇關系的前景做出了比較樂觀的估計,促成了以后中共中央對世界工聯理事會北京會議方針的確立。
  6月初,在世界工聯理事會會議開幕前,中蘇雙方即已圍繞世界工聯書記處準備的總報告展開了爭論。中國代表團認為,這個報告在戰爭與和平、民族解放運動、資本主義總危機等6個問題上的提法存在重大的原則性錯誤,并且認為報告中對中國人民全心全意擁護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以加引號的方式予以表述,表現了對中國人民的不友好態度。6月1日,中蘇雙方工會代表團團長劉寧一和格里申舉行會談,蘇方拒絕了中方的這種種指責,并且表示,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加引號只是蘇方行文的一種習慣性表達方式,絲毫不攙雜感情色彩。翌日,在12國工會黨員代表舉行的會議上,有不少代表指摘中國犯了“左派幼稚病”。6月3日至4日,世界工聯書記處和執行局召開會議,對報告進行了修改,中方仍然聲明對其中某些錯誤論點保留意見,但是同意把報告草案提交理事會討論。[9]
  6月5日,世界工聯理事會第十一次會議開幕,世界工聯書記處書記馬賽爾·布拉代表世界工聯總書記路易·賽揚作了會議第一項議程報告。世界工聯副主席、蘇聯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格里申則在下午的會議上發了言。他們的發言都對美國間諜飛機入侵蘇聯領空事件做了呼應。馬賽爾·布拉表示:世界工聯譴責美國軍國主義集團和艾森豪威爾及其政府的侵略和偽善的政策,他們在花言巧語的掩蓋之下事實上在奉行實力政策和“邊緣”政策。提出:帝國主義的政策帶來了嚴重的危險,同時還要加上下列各種企圖:在粗暴的和隱蔽的新的形式下永遠進行或重新恢復殖民主義控制和種族壓迫。帝國主義者還沒有放棄它們準備和發動一次新的世界大戰的計劃,它們依然對各國人民要求縮減戰爭預算、停止原子試驗、禁止制造和使用熱核武器等等要求充耳不聞;面對著這樣的事實,加強全世界工人和工會為保衛和平的統一行動,是必不可少的。格里申也指出:現在重要的是,提高各國人民的警惕性,揭露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陰謀,力求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之間的和平共處原則得到鞏固。美國統治集團的侵略行為是對世界和平的嚴重威脅。美國利用某些國家的領土作為美國間諜飛行的基地,這實際上把這些國家變成了美國挑釁的同謀者。美國這些行為破壞各國正常關系的基礎,增加了軍事武裝沖突和新戰爭的危險。格里申同時強調說:在當前形勢下,維護和鞏固和平是各國人民關心的最重要的問題。正如赫魯曉夫在談話中不止一次所指出的:蘇聯今后要盡一切可能來促進國際局勢的緩和。蘇聯現在和將來都主張和平共處,和平談判爭取達成合理的、雙方都能接受的決定。格里申還呼吁應當十分重視全面裁軍。認為,隨著裁軍計劃的實現和各國軍備開支的縮減,由于裁軍而騰出了的資金的一部分將用于對不發達國家的援助。[10]兩位世界工聯領導人的講話都談到了美國帝國主義戰爭政策對世界和平的威脅,以及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性,帶有某種程度的強硬色彩。但是,對于中國來說,這并不表明世界工聯書記處會徹底放棄總報告中的論點,改變其在蘇聯主導下制定的以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和平過渡路線為宗旨的工作綱領。
  為了避免在大會上形成爭論,6月5日晚,中共中央召集17國工會共產黨和工人黨黨員負責人40余人舉行座談會,進行內部交換意見。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出席了會議。中共領導人說明各國同志是否同意中共的意見是他們自己的事,不過希望他們回國后把中共的意見轉告各自的黨中央。鄧小平在會上闡述了中共中央在重大國際問題上的觀點,但當第一個問題“關于我們的時代”談完以后,格里申表示反對,并且拒絕鄧小平的解釋,拒絕劉少奇和周恩來的挽留,帶頭退場,東歐國家的代表也紛紛跟著站起來,導致座談會中斷。此后,中國方面認為不能再期望關起門來與蘇共之間達成任何協議,于是決定積極展開活動,直接與各國代表接觸,宣傳中共的觀點。[11]
  根據這一方針,翌日,周恩來設宴招待各國工會代表時發表講話說:和平“必須依靠人民自己起來同帝國主義斗爭”,“向帝國主義乞求和平,是永遠得不到和平的”,“帝國主義侵略和好戰的本性是不可能改變的”,要“徹底揭穿現代修正主義者的叛徒面目”。[12]為了宣傳中方的觀點,6月8日上午,中國工會代表、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劉長勝在工聯理事大會上的發言中,全面論述了戰爭與和平問題,明確表明了與會議總報告不同的認識。劉長勝強調指出:中國人民不贊成那種不區別戰爭的性質而籠統地提“贊成不贊成戰爭,反對不反對戰爭”的錯誤論調,那種認為在帝國主義和剝削制度還存在的條件下,正義的戰爭也“可以避免”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完全不合乎實際的。對戰爭和和平問題上的一些根本原則問題,必須加以澄清。如果不弄清楚這些問題,我們就會在保衛和平的問題上走入歧途。提出:我們主張社會主義國家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和平共處。但是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一貫堅持冷戰政策,堅持擴軍備戰,制造緊張局勢。我們要堅決地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的冷戰政策,揭穿帝國主義的丑惡的原形,同它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這樣才有可能使冷戰不至于發展為熱戰。對于蘇聯提出的裁軍建議,劉長勝在表示贊同后說:現在有人認為,這種建議在帝國主義存在的條件下是可以實現的,依靠這種建議,就能根絕“戰爭危險”,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只有在社會主義革命在全世界勝利的時代,才能出現沒有戰爭、沒有武器的世界。在帝國主義還存在著,所謂沒有武器、沒有戰爭的世界是不可設想的。世界人民都必須對帝國主義保持高度警惕性,不能用天真爛漫的態度去對待美帝國主義和其他帝國主義。這個發言得到了亞非拉國家許多代表的發言支持。[13]
  與此同時,在總決議、反對殖民主義文件和提案等三個起草委員會會議上,中方代表也與蘇方代表進行了“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尖銳斗爭”。中方代表還發動群眾簽名,聯合提出支援阿爾及利亞民族獨立斗爭、支援非洲人民解放斗爭、支援古巴等一系列提案。世界工聯書記處面臨失控的局面,為此召開緊急會議,提出理事會休會和舉行緊急代表大會。經過中方代表的力爭,書記處放棄了休會的建議,蘇方代表也表示“不同意的各點可以不寫”。此后又經中方代表的反復爭執,終于達成了中方認為的“比我們設想要好的決議”。[14]
  會議結束后,劉寧一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說,這樣全面展開反對半修正主義的斗爭和把世界工聯理事會這個表決機器的指揮棒打翻,在工會會議上還是第一次。認為同修正主義和半修正主義的斗爭是國際范圍階級斗爭的反映,這次會議雖然是工會會議,但是將發生深遠的影響。[15]
  [1] 參見閻明復:《彭真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當代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76、78頁;閻明復:《彭真與1960年國際共運的兩次重要會議》,《百年潮》2002年第4期,第12-14頁;楊尚昆著:《楊尚昆日記》(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514-516頁。
  [2] 數年來,沈志華自費收集、整理了俄國解密檔案約1.5萬件,其中涉及中蘇關系的數百件。為便于廣大學者使用,沈志華已將其中大部分文件復制,存放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五樓),以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和(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其中有些檔案文件的原始館藏號在輾轉復印時缺失,為方便查找,以沈處存檔編號(SD*****)標示。科茲洛夫的報告編號為SD08104。筆者能先得此文件,實屬近水樓臺。
  [3] 關于這個問題的專門論述,可參見沈志華:《冷戰史新研究與檔案文獻的收集和利用》,《歷史研究》2002年第1期。
  [4] 1959年12月18日蘇斯洛夫給蘇共中央主席團的報告,ЦХСД,ф.2,оп.1,д.415,лл.56-91。關于這一文件的評估,參見戴超武:《1959年10月中蘇會談》,《中共黨史資料》2003年第1期,第140-154頁。
  [5] 指1957年11月的在莫斯科召開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和64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
  [6] 參見《紅旗》,1960年第8期;《人民日報》,1960年4月22日、23日。
  [7] 參見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57-1969)》第二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版,第234頁。
  [8] 參見吳冷西著:《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系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269-272。
  [9] 2002年6月5日沈志華、李丹慧采訪朱庭光記錄。筆者目前還沒有見到這次會議的總報告文本。
  [10] 《人民日報》,1960年6月6、7日。
  [11] 參見2002年6月5日沈志華、李丹慧采訪朱庭光記錄;閻明復前引文,《當代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73頁;《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系回憶錄》,第276頁。書中所記在中共中央6月5日召集的座談會上,由劉寧一致詞說明中共的基本觀點,應有誤;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87-488頁。
  [12] 周文琪、褚良如編著:特殊而復雜的課題——共產國際、蘇聯和中國共產黨關系編年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21頁。
  [13] 《人民日報》,1960年6月9日。
  [14] 2002年6月5日沈志華、李丹慧采訪朱庭光記錄。
  [15] 同上。參加此次會議的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黨組書記劉寧一在其回憶錄中對此次會議沒有記述。參見劉寧一著:《歷史回憶》,人民日報出版社1996年版。
  簡要評估
  以上中俄兩國的材料內容基本相符,其中關于當時中蘇各自觀點獲與會者支持的情況,以及其他一些細節問題,恰好可以互補,使得過去一直不甚明了的世界工聯北京會議中蘇雙方交鋒的實際情況,有了一個比較清晰的輪廓。由此,也使筆者對當年的這場斗爭有了一些新的思考。
  第一,關于此次會議上中國代表團活動的目的。
  應該說,中共中央決定在這次會議中采取積極展開活動的方針,對與會各國代表進行宣傳鼓動,是有一定目的的,它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借用國際社會群眾性非黨組織的力量,促使赫魯曉夫向中國的方針政策靠拢。
  1957年莫斯科會議,特別是1959年1月蘇共二十一大以來,蘇共領導人大力宣傳蘇共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的路線,提出在帝國主義還統治和控制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的情況下,可以實現“沒有武器、沒有軍隊、沒有戰爭的世界”,徹底裁軍“能夠為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開創一個嶄新的紀元”等觀點,[1]中蘇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有愈益擴大之勢。
  1960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上海召開。對于中蘇關系問題,會議確定了以團結為重,力爭赫魯曉夫變好的方針。決定中國方面不采取分裂的步驟,既使赫魯曉夫要分裂,我們也不要分裂,硬是拖住他。毛澤東談到,至于中蘇關系,一定要搞好,一定要團結,估計是可以團結的。關系是相互的,不是單方面的,要向他們做工作。會議并議定了落實這種方針的辦法,即充分揭露美帝國主義的本質沒有改變,充分批判南斯拉夫的修正主義,大力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積極支持民族獨立運動。[2]總之,這種方針的先決條件是使赫魯曉夫“變好”,也就是說中國黨要堅持自己在國際問題上的重大原則立場,拉赫魯曉夫向中國靠拢。事實上,在這里,蘇聯黨向中國黨的趨同是中蘇繼續團結的前提。
  但是,在2月舉行的莫斯科華約組織參加國政治協商會議上,蘇共中央書記波斯別洛夫代表蘇共中央宣讀了一項口頭聲明,全面批評中國的對內對外政策,指責中國反擊印度是“極端民族主義”的反映。赫魯曉夫還在會議閉幕時的宴會上影射攻擊毛澤東,說如果一個老頭子不明智,等于是一雙破套鞋,實際上擺在那個角落里當廢品,沒有用處。這種狀況促使中國要加快宣傳自己的觀點,推行拖住赫魯曉夫轉向修正主義的步驟。2月22日,毛澤東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確定了對赫魯曉夫的反華行為應準備必要的反擊,并在3月初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決定,要根據列寧的觀點,加緊撰寫文章,闡述關于時代、戰爭與和平、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等問題。[3]4月份,中國在紀念列寧90周年誕辰之時,由中共中央理論刊物《紅旗》發表了紅旗雜志編輯部文章:《列寧主義萬歲——紀念列寧誕生90周年》、由《人民日報》發表了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沿著偉大列寧的道路前進》和陸定一:《在列寧的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1960年4月22日在列寧誕生9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報告》,不指明地批駁了赫魯曉夫的一系列觀點。繼之,中國方面又試圖借蘇聯擊落美國U-2飛機、四國首腦會議流產事件,利用世界工聯理事會第十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之機,于世界國際組織中繼續同蘇聯的論爭,希望獲得熱衷于民族獨立、民族解放斗爭的亞非拉民族國家的支持,以此向蘇聯施加壓力,爭取赫魯曉夫改變方向,逐漸向中國的立場趨同。
  這即如后來彭真所指出的:“為了保衛列寧主義,為了將來到馬克思那里作鑒定,我們不得不斗爭。我們向世界工聯談話不是沒有考慮的,不要估計我黨中央冒失,找他們談是為了拖住他。老實講,當時還沒有這樣大的雄心,當時聽說他們搞黨綱,不要他走的太遠,為此才寫三篇文章,幾個月后才找工聯談話。這個問題他們一直攻,但我們的目的達到了,把他們拖住了。這以后就展開了一系列的斗爭。[4]
  其二,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也有在世界國際組織中開辟與蘇聯進行角逐的第二戰場的考慮。
  當時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大多數國家都支持蘇共的觀點,中國需要爭取更多的追隨者。畢竟對于亞非拉國家中那些尚未取得執政地位的革命黨,對于那些贊成武裝奪取政權的社會團體來說,中國激進的口號和綱領比蘇聯謹慎的策略更具有吸引力。中國工會代表團這次在世界工聯北京會議上的活動,實際上已明顯反映出了這種趨向,它預示了一種前景,即如果中國能夠在國際組織中獲得更多的支持者,蘇聯將陷于兩難的境地,面臨艱難的選擇:或者向中國的立場靠拢,或者背負起在世界國際組織中制造分裂的罪名。
  也正是考慮到要避免此類尷尬局面的出現,蘇聯方面竭力指責中共領導人在國際共運中使用缺乏黨性的派別活動的手段,并且把中國在這次世界工聯理事會會議期間的舉措歸入其中。[5]對此,在后來的中蘇兩黨會談中,劉少奇曾經否認并反駁蘇方提出的此類指摘說:“在工聯會議期間,我黨任何派別活動也沒搞。會議開幕時,毛澤東、周恩來同志和我沒有出席。我們不在北京。當我回到北京時,通知我,會議代表之間正在就許多重要問題熱烈地交換意見,請我參加這一工作。開始我建議讓工會代表們自己去爭論,我們不參加,后來我才同意并作為主席發了言。我們想就5個問題交換意見,但只在一個問題上交換了意見。不能認為這是派別活動。我們還邀請了同我們意見有分歧的同志。在自己的反對派中間怎么進行派別活動呢?”劉少奇并要求蘇方把中方的這種意見轉告其他各兄弟黨。[6]
  第二,關于此次會議的結果。
  考察北京世界工聯會議的過程,客觀地說,這次會議造成了兩個事實:
  其一,率先在世界國際社會組織中公開了中蘇兩黨的分歧。
  說到中蘇兩黨分歧公諸于眾的問題,過去中國方面一直指責蘇聯在1959年中印邊界沖突中保持中立,于9月9日發表塔斯社聲明,實際偏袒印度一方,是公開表明了中蘇兩黨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分歧;這種“帶有傾向性”的聲明,第一次“向全世界暴露了我們的分歧”。[7]現在看來,這種認識似有失片面。應該說,蘇聯方面對中印沖突的立場主要出于一種策略上的考慮,即不給美國干預沖突以口實、防止把奉行中立立場的尼赫魯政府推向帝國主義集團。莫斯科認為,如果蘇聯公開宣布在中印爭端中單方面、直接地支持中國,將不可避免地導致美國、英國和其他帝國主義強國加入其中,因為據蘇方獲得的消息,美國政府已經打算積極地站在印度一邊。[8]
  中國關于蘇聯發表“中立”性聲明就是公開了中蘇分歧的這種指責,有一些強詞奪理的成份。客觀地講,在國際沖突事件爆發時,呼吁停火,尋求和平,對沖突雙方各打五十大板,并不能說明什么問題。塔斯社9月9日的聲明可以說反映了中蘇兩國方針的不同,但也可以解釋為是雙方在做表面文章。作為一種策略,同盟國之一方采取表面上的中立立場是完全可行的。例如在朝鮮戰爭期間,蘇聯政府無論在開戰、停戰問題上,還是在整個和平談判進程中,始終扮演了中立者的角色。那時,中蘇兩國在外交上配合得非常默契,毛澤東從來不曾指責斯大林暴露了雙方的分歧。[9]因此,核心的問題并非莫斯科采取了發表“中立”聲明的方式,而是蘇共領導人不贊成中共對待印度的外交方針。說蘇共因此而首先暴露出中蘇兩黨的意見分歧,根據不足。
  1960年2月,華沙條約締約國政府決定于是月4日在莫斯科召開有外交部長和國防部長參加的華沙條約政治協商委員會高級會議。中國政府派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康生,中共中央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蘇聯大使劉曉,中共中央委員伍修權,以觀察員身份參加這次會議。康生在會上做了發言,重申國際局勢出現某些和緩的趨勢是東風壓倒西風的結果。指出美國修訂政策的目的是想以“和平取勝戰略”來麻痹世界人民的斗志,破壞社會主義陣營以及世界和平力量的團結,甚至促使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發生“和平演變”。強調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從來就認為,“修正主義是共產主義運動當前的主要危險,必須同修正主義進行堅決的斗爭。我們的這種立場是堅定不移的”。發言中,康生特別提出:“我們希望有關各國就普遍裁軍問題達成協議。中國政府從來毫不猶豫地承担它所同意承担的一切國際義務。但是,以中國人民為敵的美帝國主義,在國際關系中一直對我國采取排斥的態度,因此,中國政府不能不向全世界聲明,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式參加和它的代表的簽字,有關裁軍的國際協議和其他一切國際協議,當然都不能對中國具有任何約束力。”這實際上是不指名地警告蘇聯,不要在裁軍問題和其他問題上代替中國承担義務。康生的講稿是在國內起草并經中央審定的。2月6日,《人民日報》以《在華沙條約締約國政治協商委員會會議上康生同志談目前國際形勢》為標題全文發表了康生的這篇講話。[10]對此蘇聯方面非常不滿,認為中國方面將社會主義陣營內部會議上討論的東西公布出去了,實際上也是將中蘇分歧向西方世界公開了。這一舉措導致了前述蘇方宣讀口頭聲明指責中共的政策,以及赫魯曉夫對毛澤東本人的影射攻擊。不過,赫魯曉夫的這個談話和蘇共中央的口頭聲明,蘇聯方面沒有公開發表。[11]在這件事情上,盡管康生的講話有一些具體內容,但原則上也不能說中國方面以此就公開了與蘇聯在核武器問題上的分歧,道理同上。況且就表面上言之,“不承担義務”的說法畢竟是使社會主義陣營在核武器政策方面有了回旋的余地。
  實際上,中蘇雙方通過報刊或會議,公開講述各自在重大理論和政策問題上的看法,就是在向外界宣示雙方的分歧,而這一點是從1960年初漸漸開始的,[12]到中共紀念列寧誕辰的三篇文章發表,已經十分引人注目了。[13]不過,第一次正式對外界說明中蘇兩黨在一些重大理論和方針問題上存在分歧,還應該算是中國黨在1960年6月初世界工聯會議上的做法。
  對于這次世界工聯北京會議,蘇聯黨批評說,中國在世界工聯這一群眾性的非黨組織的代表面前批評蘇共和其他兄弟黨的觀點,使中國領導人和其他兄弟黨的分歧滲透到資產階級的報刊上,被我們的敵人用來破壞共產主義和工人運動,破壞工人階級在爭取和平和社會主義斗爭中的統一;中國領導人不經兄弟黨領導的同意便召集了當時在北京的某些黨的代表的會議,對蘇共和其他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立場和一九五七年莫斯科會議通過的宣言展開了公開的批評,不僅如此,還把他們同蘇共和其他兄弟黨的分歧帶到了非黨組織的公開講壇上。[14]在蘇聯看來,中國工會代表對蘇共的批評是在世界工聯理事會一系列委員會的工作中進行的,而“出席會議的有許多其他黨的代表,以及非黨的工會活動家”。[15]蘇聯方面認為,中國的行動不僅沒有得到參加世界工聯理事會會議的共產黨人的支持,而且遭到了他們的堅決反擊。于是中共領導人又采取了一個新的分裂步驟:他們不僅在世界工聯理事會會議上,而且在有非共產黨人和無黨派工會人士參加的許多委員會里,批評蘇聯共產黨和其他兄弟黨的觀點。這些行動實質上是在公開號召世界工聯開展斗爭,反對蘇共和其他共產黨在當代世界發展的最重要問題上的觀點。[16]
  可以說,蘇方的這種認識還是比較客觀的。當時美國中央情報局等機構即曾報告說,中國在1960年6月于北京召開的世界工會聯合會的會議上,在世界工會聯合會這類組織中公開游說自己的主張,反對蘇聯。[17]
  其二,直接導致了布加勒斯特會議上蘇聯方面對中共代表團的突然襲擊。
  北京世界工聯會議之后,蘇聯一方面加強對中國的輿論反擊:在紀念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發表40周年之際,蘇聯國內的報刊上發表了大量直接涉及與中國論戰的文章。如《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辯駁說,列寧批評了拒絕在“反動”工會工作或參加“資產階級”議會的極端左翼共產主義者,并強調了在某些情況下接受妥協的必要性。6月10日,有輿論宣傳稱:“目前的左翼分子把達到和平共處、停止武器競賽、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之間和睦相處的政策看作是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他們把國際形勢中最輕微的惡化都看作是他們片面觀點的證據。”兩天以后,《真理報》又指出:“我們認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左翼分子的話是錯誤的和不正確的,他們的大意是,既然我們已經把政權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那么,我們就可以超越某些歷史發展階段,立即進入共產主義。”6月23日,《共產黨人》雜志則宣稱:“有些政治領導人把和平共處政策、裁軍斗爭看作是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立場的傾向”,從而“對蘇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關于在目前情況下防止新的戰爭政策的決議表示出不信任的態度,這種愿望只能被看作是錯誤的,教條的和左傾的。”[18]
  另一方面就是開始考慮如何對中國的所作所為進行報復。對于蘇聯方面來說,中共中央6月5日召集17國工會黨員負責人座談會,發表不同于會議總報告的意見,以及對其他工會代表、工會活動家進行鼓動、宣傳的計劃,事先沒有與蘇方通氣,這其實不啻于是一次突然襲擊。對此,在是年11月莫斯科會議上,當彭真就這次座談會問題表示:為了交換意見,我們同格里申一起擬定了會議參加者的名單時,米高揚當即反駁說:你們邀請他們出席同志式的晚餐,而不是會議。他同時還指出:在北京世界工聯會議上,你們背著各國共產黨,在工會活動家中間公開宣揚你們特別的觀點。你們不該這么做,這些問題應該在各國共產黨、工人黨中央級的會議上進行討論。[19]
  總之,這次世界工聯理事會議的結果是,半個月后,蘇共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以突然襲擊的方式組織了對中共代表團的圍攻。即如蘇斯洛夫所說:布加勒斯特會議的召開,是由于有北京的世界工聯理事會。[20]這樣,中蘇雙方在世界工聯第十一次理事會會議上的斗爭轉移到羅馬尼亞的首都,繼續更為激烈地展開了。
  (作者介紹:李丹慧,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兼職教授。)
  [1] 1959年12月30日赫魯曉夫答阿根廷《號角報》社長諾布勒問,1959年9月18日赫魯曉夫在聯合國大會上的演說,轉引自《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0頁。
  [2] 《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系回憶錄》,第241-242頁。
  [3]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57-1969)》第二卷,第232-233頁;《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系回憶錄》,第251-253頁。
  [4] 1961年2月3日彭真在全國第五次外事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吉林省檔案館,全宗1,目錄1-17,第249卷,第1-13頁。
  [5] 參見上引科茲洛夫報告。
  [6] 1960年11月26日米高揚、科茲洛夫與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會談記錄,АПРФ,ф.3,оп.65,д.610,лл.118-119.
  這里與事實略有出入:6月5日世界工聯北京會議開幕時毛澤東不在北京,劉少奇、周恩來則均在京。劉少奇此處應指6月1-3日時他不在北京,但周恩來6月1日已從蒙古國返回京。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324頁。
  [7] 1960年1月26日周恩來與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的談話,《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第283-284頁;鄧小平在1960年11月莫斯科會議上的講話,PeterJones and Sian Kevill Compiled,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9-84,Longman GroupLimited, UK, 1985,
  p.14;1963年9月6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編輯部文章:《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第71頁。另外還可參見《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系回憶錄》,第213-214頁;《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57-1969)》第二卷,第228-229頁。
  [8] 蘇共中央1960年2月6日向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做的口頭通報,參見Б.Т. Кулик,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раскол: 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вия, Москва, 2000, л. 292.
  [9] 關于中蘇在朝鮮戰爭期間的政治合作,詳見沈志華:《抗美援朝戰爭決策中的蘇聯因素》,《當代中國史研究》2000年第1期;《1953年朝鮮停戰——中蘇領導人的政治考慮》,《世界史》2001年第3期。
  [10] 參見《人民日報》,1960年2月4、6日;伍修權著:《回憶與懷念》,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33-334頁。
  [11] 參見1998年沈志華、李丹慧采訪閻明復記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二卷,第232-233頁。
  [12] 參見Б.Т.Кулик,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 причины ипоследсвия,Москва,2000,с.299。
  [13] 這三篇文章發表后,不僅在西方輿論界引起軒然大波,而且使蘇聯的一般干部和群眾受到極大震動——他們第一次知道雙方領導人之間存在著重大分歧,很多人甚至以為是翻譯出現了錯誤。詳見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考》1960年第3043、3046、3059、3062號;Долинин,Какнаши ракетчики китайцев обучали,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13 мая 1995г.。
  [14] 參見上引科茲洛夫報告;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人民日報》,1963年7月20日。
  [15] 情況簡報,АПРФ,ф.3,оп.65,д.597,лл.154. 轉引自М.Ю.Прозуменщиков,1960 год глазами советских и китайсих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提交1997年北京“冷戰與中蘇關系”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
  [16] [蘇]奧·鮑·鮑里索夫、鮑·特·科洛斯科夫合著,肖東川、譚實譯:《蘇中關系1945-1980》,三聯書店1982年版,第174頁。
  [17] 中蘇戰略、軍事、經濟關系及前景,1960.8.9,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Fiche 64,Item 255, NIE 100-3-60;共產主義運動的權威和控制,1961.8.8,National SecurityArchive, Fiche 84, Item 318, NIE 10-61.
  [18] 參見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9-84, pp.18-19.
  [19] 參見1960年11月26日米高揚、科茲洛夫與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會談記錄,АПРФ,ф.3,оп.65,д.610,лл.118-119。
  [20] 《楊尚昆日記》(上),第544-545頁。

2013-08-28 0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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