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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決策的動機
改變決策的動機
沈志華     阅读简体中文版

1950年初的幾個月,斯大林從根本上改變了蘇聯對朝鮮半島的政策。
  1月19日什特科夫向莫斯科報告,在1月17日朝鮮外務省舉行的一次午餐會上,金日成激動地談到:在中國完成其解放事業后,下一個問題就是現在如何解放祖國南方的人民。他說,“朝鮮南方的人民信任我,并指望我們的武裝力量”。“最近我夜不能寐,考慮著如何解決統一全國的問題。如果解放朝鮮南方人民和統一祖國的事情拖延下來,那么我就會失去朝鮮人民的信任”。金日成認為需要再次會見斯大林,并就人民軍為解放南朝鮮人民而采取軍事反擊行動的問題得到指示和批準。談話中,什特科夫仍然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9月24日決議的精神答復了金日成。[1]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斯大林在聽到這次匯報后卻改變了態度。
  1月30日,斯大林親自回電說:“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滿,但他應當理解,他想對南朝鮮采取如此重大的舉措,是需要有充分準備的。這件事必須組織得不冒太大風險。如果他想同我談此事,那么,我隨時準備接見他并同他會談。請把此事轉告金日成并且告訴他,在這件事上我準備幫助他。”[2]對于斯大林的答復,金日成非常激動,表示將立即準備訪問莫斯科。金日成還提出再組建3個步兵師,以便把軍隊總數增加到10個師,并要求把蘇聯政府將于1951年提供的貸款用于1950年,為計劃組建的3個步兵師購買蘇聯裝備。對此,莫斯科立即答復,完全滿足金日成的要求。[3]莫斯科還專門任命瓦西里耶夫為朝鮮人民軍總顧問——自蘇聯從朝鮮撤軍后,這一職務是由蘇聯大使兼任的。同時,蘇聯開始大規模向朝鮮提供武器裝備。[4]以后,金日成于4月8日至25日秘密訪問莫斯科,與斯大林直接會晤,斯大林終于同意了金日成通過軍事反擊行動統一朝鮮的計劃。
  關于斯大林與金日成秘密會談的具體內容,目前在俄國檔案中沒有發現任何有關的文獻,出現在研究論著中的說法,引用的都是當事人的回憶。[5]但是,1966年8月9日蘇聯外交部向勃列日涅夫等領導人提交的《關于朝鮮戰爭的背景報告》承認,斯大林“對朝鮮人所擬方案的最終認可,是在1950年3月至4月金日成訪問莫斯科期間”。[6]因此,完全可以斷定,從1950年1月至4月,斯大林改變了蘇聯對朝鮮半島問題的政策。
  那么,在這短短的幾個月中,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使斯大林突然改變了主意?
  這一時期在遠東發生的最重大的事件,就是中國共產黨取得了全國政權以及經過斯大林與毛澤東會談而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從而形成了中蘇聯盟的態勢。然而,中國革命的勝利和中蘇同盟的建立對于斯大林改變朝鮮半島和遠東政策所發生的作用,并不完全像有些學者認為的那樣,是因為蘇聯感到其在遠東的力量得到了加強,從而有了在朝鮮半島與美國勢力抗衡并戰而勝之的把握,甚至相反,恰恰是因為中國政權的更迭和新的中蘇條約的簽訂,使斯大林意識到蘇聯在遠東的既得利益將受到損害,甚至完全喪失,從而才需要改變政策,以保證蘇聯戰后確定的遠東戰略目標繼續存在。對于莫斯科來說,新中國的建立可能是一把雙刃劍:一面是擴大了蘇聯在遠東的安全防御地帶——這無疑會鞏固蘇聯的遠東權益,另一面則是這個鄰國一旦強大起來就可能對蘇聯的遠東權益造成“威脅”。同樣,簽訂新的中蘇條約對莫斯科也有雙重效應:中國與蘇聯結成同盟關系固然加強了蘇聯在遠東的政治實力,但也迫使斯大林同意讓出他在1945年從蔣介石手中攫取的大部分政治權益。我認為,對于斯大林在1950年初改變對朝鮮的政策來說,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蘇聯的遠東戰略目標主要有兩點,即把蒙古從中國的版圖中徹底獨立出來,形成廣闊的“安全防御地帶”;恢復沙皇俄國在滿洲的勢力范圍,以確保蘇聯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這一目標主要是通過控制中國東北的中長鐵路和旅順、大連來實現。蘇聯的這一戰略目標通過雅爾塔協定和《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得到了保證和實現,而斯大林對美國和蔣介石的回報是支持國民黨政府并勸阻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活動。[7]斯大林竭力促使國共和談并建立聯合政府;一再推遲從中國東北撤軍;被迫撤軍后又積極支持中共軍隊占領東北;中國內戰前期實行回避的政策;中國革命即將走向全面勝利時又積極主張國共和談,——這一切做法,從本質上講都是為了維護雅爾塔體系,保證蘇聯1945年已經取得的遠東權益。中國革命取得基本勝利以后,斯大林面臨的仍然是如何保證蘇聯在遠東的既得利益問題。在這方面,主要問題就是新中國領導人是否能夠像東歐國家那樣聽命于莫斯科。斯大林遇到了重新處理蘇聯對華政策的難題。
  蘇聯與新中國之間國家利益的沖突主要體現在蒙古問題、新疆問題和東北問題上,而東北問題是其重點。關于新中國成立后如何處理蒙古獨立的問題,中共領導人面對現實,沒有堅持要收回外蒙古。這個問題在1950年2月周恩來到莫斯科后,商定由中蘇兩國以公告形式加以解決。[8]中共領導人對新疆問題表示特別的關切,毛澤東在1949年初就對米高揚談起新疆的重要地位,并有意地提到伊犁地區的獨立運動受到蘇聯支持,擁有蘇制的高射炮、坦克和飛機。米高揚則明確告訴毛澤東,蘇聯不主張新疆各民族的獨立運動,對新疆也沒有任何領土要求。毛澤東不放心,在1949年夏劉少奇訪蘇之前又同柯瓦廖夫談到新疆問題。[9]在這個問題上,蘇聯的表現令中國領導人感到非常滿意,甚至有些意外。斯大林在劉少奇訪問莫斯科時,不僅建議人民解放軍加速解放中國西部地區,并答應為此提供物質援助。新疆提前實現和平解放,與此不無關系。[10]不過,很難說斯大林的大度和慷慨不是為了在與未來新中國領導人打交道時進行討價還價而主動做出的讓步。因為中蘇之間真正的利害沖突在于東北問題,這也正是前途未卜的1945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核心內容所在。而恰恰在這個問題上,中蘇關系遇到了障礙。
  毛澤東作為新中國的開創者,出于維護國家的主權的目的,自然要廢除以往的不平等條約。而斯大林為了保證蘇聯在遠東的利益,則要盡力維持原有的中蘇條約。不過,在這個顯然十分敏感的問題上,中蘇雙方都首先采取了非常謹慎和試探性的方針。據米高揚本人后來就這一問題給蘇聯中央主席團的報告,在西柏坡訪問時,蘇聯就承認蘇中旅順條約是不平等的,并提出與日本和約簽訂后就取消這個不平等條約,從旅順撤出蘇聯軍隊。但如果中共認為立即撤軍是適宜的,那么蘇聯也愿意這樣做。而中共領導人則主張保留這個軍事基地,等到中國強大起來再說。關于中長鐵路問題,蘇聯不認為是不平等條約,但表示可以協商解決。對此,毛澤東同意讓下屬去研究而后再匯報。這是中蘇雙方初次平靜地接觸這一問題,不過,米高揚感覺到毛澤東“有自已的策略考慮”,只是沒有說出來。[11]
  1949年6—8月劉少奇訪蘇,雙方再次談到中蘇條約問題。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蘇聯提出三個方案:(一)由新中國政府宣布這個條約繼續有效,不加任何修改;(二)由兩國政府代表重新簽訂一個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三)由兩國政府代表換文,暫時維持這個條約的原狀,但準備在適當時機重新加以簽訂。斯大林顯然對中共代表團提出中蘇條約問題感到不快,他在申明了當時簽訂舊條約以及蘇聯在旅順駐兵的理由后再次表示,如果中共需要,蘇聯可以立即從旅順撤兵。但中共方面所提的三個處理方案都不需要,這個問題可以等到毛澤東來莫斯科時再解決。[12]當然,斯大林是希望保持舊條約的。正如《不確定的伙伴》一書所言,蘇聯“提出立即從旅順撤兵這樣一種選擇,與其說是向中國人提出的真實建議,不如說是一種威脅。如果他們做出這樣的選擇,斯大林就會認為不能把他們當做可靠的伙伴,并且會相應地對他們采取措施”。[13]問題只好再次擱置起來。
  毛澤東訪問莫斯科在名義上是為斯大林祝壽,但實際目的主要是簽訂一個新的中蘇條約。這一點,在周恩來給莫斯科的電報以及柯瓦廖夫給斯大林的匯報中都講得十分明確。[14]然而,斯大林在見到毛澤東后,對此卻沒有明確的表示。根據俄國檔案中的會談記錄,在這兩位領導人12月16日的第一次正式會談時,當毛澤東提出中蘇條約的問題時,斯大林表示可以討論解決,緊接著便強調舊條約是根據雅爾塔協議締結的,因此最好在形式上保留,“暫時不改動任何條款”,但實際上蘇聯可以從旅順撤兵。[15]根據毛澤東在會談后給劉少奇的電報,毛澤東答復說,中國的社會輿論認為由于國民黨政府已經倒臺,原條約就失去了意義。斯大林則說,修改條約要在兩年以后。[16]
  毛澤東對第一次談判的結果很不滿意,他在12月22日邀請柯瓦廖夫談話,要他向斯大林轉告中國方面對下一步談判的兩種考慮,一是解決中蘇條約等問題,并召周恩來前來完成簽字手續;一是繼續進行磋商,暫不履行有關協議的簽字手續,周恩來以后再來莫斯科履行簽字手續。[17]然而,在12月24日的第二次會談中,斯大林根本未提中蘇條約問題,毛澤東對此感到失望。[18]此后,毛澤東便滯留在莫斯科的豪華別墅里消磨時光。這種僵持局面直到1950年1月2日才開始打破。做出讓步的是斯大林。1950年1月2日晚8點,莫洛托夫和米高揚來到毛澤東下榻的別墅,詢問他對簽訂中蘇條約等事的意見。毛澤東講了三個意見:(1)簽訂新的中蘇條約;(2)由兩國通訊社發表一個簡單公報,說明兩國對舊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交換了意見,而實際上把這個問題拖下來;(3)簽訂一個聲明,內容是講兩國關系的要點。莫洛托夫馬上表示同意第一方案。[19]
  隨后,毛澤東進一步對中國的立場做了解釋,并表示在具體簽約時要考慮蘇聯的利益。在1月6日與維辛斯基談話時(出席的有柯瓦廖夫、費德林、王稼祥和師哲),毛澤東一方面強調他“越來越相信必須簽訂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新條約的必要性來自中國人民革命勝利之后中蘇之間所形成的完全新型的關系”;一方面又解釋說,“大家都知道,有相當一部分中國人對現在的中蘇條約表示不滿。因此,中蘇之間簽訂新友好同盟條約將會對兩國有利。”維辛斯基也為斯大林最初的立場做了解釋,他說:“新條約問題很復雜,因為簽訂新條約或修改現有條約,可能會被美國人和英國人利用,成為他們要求重新審理修改條約某些部分的借口,而修改這些部分可能會給蘇聯和中國利益帶來損害。這是我們不樂意看到的也是不能允許的。”毛澤東立即回答:“這種情況,無疑在確定解決這一問題的方式時應受到重視。”[20]在1月9日與柯瓦廖夫談話時,毛澤東又表示中國將遵守蘇聯在雅爾塔、德黑蘭和波茨坦會議所簽署的協議。談到具體的簽約談判時,毛澤東再次強調,中國民主政府將依據包括蔣介石與資本主義國家簽訂的條約在內的一切現存條約為起點,重新進行談判。[21]1950年1月22日,斯大林在與毛澤東的第三次會談中明確表示,同意簽訂新的中蘇條約。[22]盡管中蘇新條約的具體談判也經歷了困難的討價還價的過程,而且中方還是做出了較大的讓步,但畢竟按中國的意愿廢除了舊約,而新條約規定不久蘇聯就將歸還旅順、大連和中長鐵路。[23]
  為了盡可能地彌補蘇聯在遠東利益的損失,斯大林堅持要簽訂一個秘密的《補充協定》,其中規定在蘇聯的遠東和中亞地區、中國的東北和新疆,“不給予外國人以租讓權利,并不準許第三國的資本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間接形式所參加之工業的、財政的、商業的及其他的企業、機關、會社與團體的活動”。[24]盡管毛澤東同意簽訂這個《補充協定》,但斯大林并不認為這樣就可以滿足蘇聯在遠東地區的要求。斯大林所制定并于1945年實現的蘇聯在這一地區的戰略目標——取得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是完全符合俄國歷史上傳統的遠東外交戰略的。斯大林曾經把蘇聯在對日作戰中所獲得的成果與沙皇俄國在日俄戰爭中的失敗做了對比,他說:1904年的失敗是俄國歷史上的污點,為了清洗這個污點,“我們這些老一輩的人等待這一天,已經等了40年”。[25]對于這樣一個企盼了幾十年的目標,斯大林不會輕易放棄。因此,中蘇新條約的簽訂必然使斯大林重新考慮蘇聯對遠東的政策,以保證或維持俄國這一傳統戰略目標。
  斯大林要維護蘇聯戰后設定的遠東戰略目標,就必須使東北亞地區處于一種緊張的對立狀態,甚至是戰爭狀態。于是,朝鮮的問題便提到了莫斯科的議事日程上——在斯大林的地圖上,當時只有朝鮮半島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滿足蘇聯對遠東地區的要求。一旦朝鮮半島進入戰爭狀態,無論其結局如何,都將保證蘇聯在遠東設定的戰略目標——獲得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在取得戰爭勝利的情況下,蘇聯自然可以控制整個朝鮮半島,仁川和釜山這兩個港口就將替代旅順和大連的作用。而早在1949年3月,蘇聯已經與朝鮮商定建設一條連接朝鮮的阿吾地和蘇聯遠東地區的克拉斯基諾之間的鐵路線,[26]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中長鐵路的作用。即使戰爭失利,斯大林仍然能夠如愿以償,因為遠東的緊張局勢會迫使中國要求蘇聯海軍留駐旅順、大連,而中長鐵路也就繼續在蘇聯的掌握之中了。正是蘇聯本身利益的要求,使得斯大林改變了他對朝鮮半島的政策,即從莫斯科一直堅持的防守戰略突然轉變為一種進攻戰略。
  斯大林非常了解朝鮮半島戰略地位對于保障蘇聯遠東安全的重要性。早在1945年6月29日,蘇聯外交部第二遠東司為參加即將召開的波茨坦會議的蘇聯談判人員提供的背景情況報告,就提出了解決朝鮮問題的深遠意義:“俄國反對日本經過朝鮮向亞洲大陸的擴張的斗爭從歷史上講是正義的行動”;“日本必須被永遠地趕出朝鮮,因為日本統治下的朝鮮將會對蘇聯的遠東地區造成經常性的威脅”;“朝鮮的獨立必須足以有效地防止朝鮮變為未來侵略蘇聯的基地,不管這種侵略來自日本還是任何試圖在遠東對蘇聯施加壓力的其他國家。朝鮮獨立和蘇聯遠東地區安全的最有效的保證就是建立蘇聯和朝鮮之間的友好密切關系”。[27]這個報告非常清楚地說明,盡管當時蘇聯并沒有提出單獨控制朝鮮半島,而且仍然把已經戰敗的日本視為主要威脅,但蘇聯政府極其重視大國在東北亞地區的角逐,特別是要防止把朝鮮作為向亞洲大陸擴張的跳板。
  蘇聯尤其重視朝鮮半島南部的幾個戰略要地,并且將其與中國的旅順港聯系在一起。俄國檔案中一份1945年9月的題為《關于前日本殖民地和托管地問題的意見》的報告提出:堅持將濟洲島置于中國人控制的區域內是合乎需要的,這可以促使中國人對加強旅順港的蘇中海軍基地的戰略地位感興趣。如果兩年后占領制度結束,朝鮮必將成為四國的托管地,其三個戰略地區釜山、濟州和仁川必須控制在蘇聯軍事指揮官手里。堅持這些戰略地區分配給蘇聯,我們就能利用美國想要獲得太平洋上的戰略地區的愿望,對美國的地位造成壓力。如果關于把朝鮮的這些戰略地區給予蘇聯的建議遭到反對,那么可以提議蘇聯和中國共同控制這些戰略地區。[28]1945年9月的另一份報告也提出,在締結四大國對朝鮮實行托管條件的協定時,按照聯合國憲章第82款的規定,釜山、清津、濟州島和仁川必須規定為進行分配的戰略地區。這些地區對于確保蘇聯與中華民國共同使用的旅順海軍基地的可靠的海上交通和通道是非常重要的。按照聯合國憲章條款的規定,它們必須處于由蘇聯政府實施的特殊的軍事控制之下。[29]
  然而,由于1945年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蘇聯已經基本實現了其在遠東的戰略目標,而且美國與蘇聯在朝鮮半島有三八線的約定。后來,當美蘇發生對抗時,斯大林的注意力又首先集中在歐洲。所以,蘇聯在朝鮮問題上雖然已經與美國分道揚鑣,但同時卻放棄了對朝鮮南部戰略目標的要求,而滿足于控制北朝鮮,使其成為蘇聯在遠東的一道安全屏障。直到毛澤東訪蘇之前,斯大林的本意還是維持原有的中蘇條約。這樣自然可以保證蘇聯在遠東的既得利益,而沒有必要在柏林危機后再引發一場可能導致與美國發生直接沖突的遠東危機。但是到1950年初與毛澤東談判后,斯大林感到蘇聯在遠東的既得利益行將失去,于是,對朝鮮半島南部戰略目標的控制當然就在斯大林的考慮之中了。
  這里還應該指出,俄國在歷史上就有這種調整勢力范圍的傳統。沙皇俄國在1905年日俄戰爭失敗后,便調整了其遠東政策:策劃外蒙古地區獨立,并與日本達成妥協,推行一個“用朝鮮‘交換’蒙古”的計劃。[30]斯大林利用與西方交換勢力范圍或被占領國領土來保證蘇聯國家安全利益的做法也不是沒有先例可循的。這一點,斯大林不僅在歐洲——例如希臘問題上——有所表現,而且就在遠東的朝鮮半島也進行過嘗試。1945年8月蘇聯對日宣戰后,迅速將其軍隊推進到朝鮮半島,而當時離朝鮮最近的美國軍隊還在幾百英里以外的沖繩島。為了限制蘇聯在遠東勢力的擴大,美國提出以三八線劃分美蘇在朝鮮半島對日本的受降區域。8月15日杜魯門向斯大林通報了以這一決定為基礎的盟軍關于日本武裝部隊投降的“總命令第一號”。第二天,斯大林便復信表示同意。此時已經越過三八線向漢城推進的蘇聯軍隊,接到關于分界線的命令后,就迅速撤回到三八線以北。正如提出三八線建議的美國軍官臘斯克估計的,按照當時的軍事態勢,蘇聯完全可以拒絕三八線,提出以三七線甚至更南面的一條線作為軍事受降分界線,而美國從實際出發也不得不接受這種修正方案。但是斯大林沒有這樣做,而是毫不猶豫地同意了三八線的提議。這使臘斯克和美國陸軍部深感驚奇。[31]其實,斯大林這樣做是有其深層的政治考慮的。斯大林在8月16日給杜魯門回電表示同意美國方案時,還提出了兩個重要的修正意見:(1)將屬于日本的整個千島群島交給蘇聯軍隊;(2)將屬于日本本土的北海道北部交給蘇聯軍隊。斯大林還特別強調了第二點,他指出:“如果俄國軍隊在日本本土的任何部分沒有占領區,俄國輿論就會大嘩。”斯大林最后還以強硬的口氣對杜魯門說:“我迫切希望上述的適中的意見不會遭到任何反對。”[32]顯然,斯大林是試圖以美國對朝鮮半島南部領土的占領來交換蘇聯對三八線以北日本部分領土的占領。盡管由于美國的強硬立場,蘇聯的計劃未能實現,但斯大林以交換勢力范圍來實現其對外戰略目標的手段和意圖卻是顯而易見的。
  正是出于維護蘇聯在遠東戰略利益的動機,斯大林才確定了在朝鮮半島采取軍事行動的政策。當然,要實施這一政策,還必須考慮那些不可忽視的保證條件。
  保證決策的條件
  斯大林要保證其決策得以實施,就必須對來自兩個最重要的方面的反應做出正確判斷,并且必須進行周密的考慮,以妥善處理這兩方面的關系。這兩個方面就是美國和中國。
  在處理與美國的關系方面,斯大林有三個方針:
  第一是盡量避免蘇聯與美國發生直接的軍事沖突。盡管莫斯科意識到,在世界范圍內,蘇聯已經與美國處于對抗狀態,而且發生沖突甚至戰爭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行事謹慎的斯大林認為蘇聯還沒有足夠的實力立即面對這一現實,特別是柏林危機的結果使他感到在沒有把握戰勝對方的情況下,貿然采取行動使蘇聯與美國直接對抗是危險的。所以,即使是支持了金日成采取軍事反擊行動的主張,斯大林也只能是進行幕后指揮和提供軍事援助,但絕不允許蘇聯直接參與,至少不能給美國人留下這種印象。在緊張的軍事對峙的情況下,1950年6月20日什特科夫發來一封特急電:說北朝鮮“需要軍艦”,還“請求派遣10名蘇聯顧問供船上使用”。什特科夫認為應該滿足這一請求。6月22日葛羅米柯回電答復:“不能接受您的建議。這樣做會為干涉提供借口。”[33]戰爭爆發以后,蘇聯的行動就更加謹慎小心了。[34]順便說,斯大林同意在朝鮮采取軍事行動,并不是出于對日本威脅的考慮。除非莫斯科認為日本將替代美國控制南朝鮮進而威脅北朝鮮,或者蘇聯決心把控制朝鮮半島作為進攻日本的跳板,否則做出這樣的決策對于蘇聯的遠東戰略利益就沒有什么實際意義。而這兩個方面的可能性當時并不存在。
  第二,斯大林后來逐步接受了這樣一種估計,即在朝鮮半島發生的危機中,美國不會直接出面進行干預。在1949年夏秋朝鮮半島處于緊張狀態時,斯大林就對美國將做如何反應的問題十分關切,他要求金日成和蘇聯駐朝鮮大使館對此做出估計。當時朝鮮領導人的估計是,美國不會直接進行武裝干涉,至多是派海軍和空軍進行支援或協助進行軍事上的指揮。[35]如果斯大林當時對這一估計尚存疑慮,那么美國政府在1950年初的公開言論則給斯大林留下了深刻印象。原蘇共中央朝鮮事務負責人特卡琴科回憶說,艾奇遜1月12日講話傳到莫斯科后,斯大林仔細研究了這個講話,這對他的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36]不久,在1950年4月金日成訪問莫斯科時,斯大林又提出了同樣的問題,這一次金日成的回答更加堅決。據隨同金日成訪問的譯員文日說,金日成在會談中提出了四條理由向斯大林保證,美國不會參與在朝鮮半島發生的戰爭:(1)北朝鮮將在三天內取得軍事勝利;(2)將有20萬南朝鮮共產黨員舉行起義;(3)南朝鮮游擊隊將支援人民軍作戰;(4)美國對此沒有時間進行準備。[37]斯大林顯然相信了艾奇遜的宣言和金日成的判斷。正是在這次秘密會晤之后,斯大林最終同意了在朝鮮采取軍事反擊行動的計劃。
  第三,斯大林一向處事謹慎,他當然會想到萬一美國進行干預蘇聯將如何應付的問題。斯大林的對策是,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應當讓中國對朝鮮問題承担起責任。在與金日成的會談中,斯大林反復強調朝鮮問題要征求毛澤東的意見。據賈丕才回憶,斯大林在1950年4月與金日成的最后一次會談中,再一次敦促金日成去和毛澤東進行商量。這位蘇聯領導人說:“如果你們遇到強大的抵抗,我一點兒也幫不上忙,你們必須請求毛澤東提供所有的幫助。”[38]5月14日,斯大林又直接致電毛澤東,告訴他莫斯科已經同意北朝鮮實現統一的建議,但“問題最終應該由中國和朝鮮同志共同解決,在中國同志不同意的情況下,問題必須留待下一次討論解決”。[39]于是,中國領導人被迫接受了這一既成事實,而這樣一來,一旦美國進行干涉,中國就將承担起援助朝鮮的責任。
  不過,在斯大林看來,處理與中國的關系比應付美國更為重要,也更加棘手。面對遠東的國際局勢,莫斯科處理與北京的關系有兩個相互關聯似乎又相互矛盾的基本意圖:一方面,斯大林不能也不愿讓蘇聯陷入中國與美國可能發生的沖突之中;另一方面,斯大林又需要中國在蘇聯與美國的遠東對抗中成為盟友和先鋒。同時,斯大林在1950年初面對著來自兩方面的要求:金日成統一朝鮮半島需要蘇聯的同意和援助,毛澤東發動解放臺灣的戰役雖然不必經過莫斯科的批準,但也需要蘇聯的軍事援助。就蘇聯在遠東的的戰略利益而言,統一后的朝鮮半島將完全在莫斯科的控制之下,而通過解放臺灣戰役加強了其在遠東地位的新中國將可能構成對蘇聯的潛在威脅。就美國可能進行的干預而言,對解放臺灣戰役的援助更可能使蘇聯處于與美國的直接軍事沖突之中,因為信心十足的金日成只需要蘇聯的武器裝備,而毛澤東渡海作戰則要求蘇聯提供空軍和海軍援助。在1949年解放軍進攻金門失利后,這種援助就顯得更加必要了。[40]因此,首先需要全力完成在朝鮮半島的軍事行動,同時盡可能讓毛澤東的舉措服從蘇聯實現其戰略目標的需要,這應該是斯大林的基本考慮。事實上,朝鮮戰爭爆發的結果的確起到了一箭雙雕的作用,一方面阻止了毛澤東發動解放臺灣的戰役,一方面又把中國的軍事力量和軍事行動納入了蘇聯的戰略軌道。
  然而,如何處理北京與朝鮮半島即將發生的軍事行動之間的關系,這是需要斯大林進行周密的考慮和安排的,而這樣做的前提是要了解毛澤東對朝鮮問題的態度。目前掌握的材料表明:在新中國立足未穩之際,毛澤東不希望在中國東北邊境出現緊張局勢和處于戰爭狀態,而斯大林對中國領導人的這種態度是非常清楚的。在這方面的研究中,有四個問題需要回答。
  第一,關于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與朝鮮勞動黨中央代表金一會談的情況。1949年5月金日成委托朝鮮人民軍政治部主任金一秘密訪問北平,金一四次會見朱德和周恩來,一次會見毛澤東,與中國領導人討論了把中國人民解放軍編成中國的朝鮮師轉屬朝鮮政府,朝鮮的局勢以及成立東方情報局等問題。關于這件事,俄國檔案中有兩個文件,一個是什特科夫轉達的金日成的通報,一個是柯瓦廖夫轉達的毛澤東的通報,而這兩個文件所通報的內容并不完全相同。在金日成的通報中,毛澤東不僅表示支持北朝鮮采取軍事行動,而且答應給以軍事援助。但在毛澤東的通報中,中國領導人則勸朝鮮同志不要采取軍事行動,“而是等待更有利的形勢”,中國只有在革命勝利后才可能援助朝鮮的革命斗爭,而且“所有這些步驟只有同莫斯科協調后”,才會采取。[41]對這兩個通報準確性的判斷,可以參考1949年9月12日金日成與頓金會晤時的說法。據頓金報告,在談到如果發動國內戰爭,“輿論和人民將如何看待這個事實”時,“金日成拿不定主意”。這時金日成提到,“今年春天,在毛澤東同朝鮮代表金一談話時,毛澤東曾說,按照他的意見,北方現在不應采取軍事行動,因為,第一,這在政治上不利;第二,中國朋友正忙于自己國內的事,不會給他們有力的幫助”。[42]顯然,金日成此時的說法與毛澤東通報的情況是吻合的。也就是說,毛澤東當時并不支持北朝鮮采取軍事行動,至少是等到中國內戰結束以后再說,而且此事要與莫斯科商議。
  第二,中國以解放軍中朝鮮籍師援助金日成是否就證明支持北朝鮮以武力解決國家的統一問題。[43]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有很多朝鮮人進入中國東北境內,并參加了中共的軍隊。抗日戰爭結束后,陸續有一些朝鮮籍戰士回國。金一與中國領導人會談之后,在東北的高崗就接到了毛澤東關于讓駐扎在沈陽和長春的兩個朝鮮師回國的指示,這些朝鮮人于1949年7—8月回國。另一個朝鮮師是4月18日到達元山的。[44]這一事實不能證明中國領導人當時支持北朝鮮通過軍事方式實現國家統一的主張。既然前文已經說明,毛澤東在與金一會談時并不贊成金日成采取軍事行動,因此可以推斷,他答應朝鮮師回國只是出于國際主義立場對朝鮮革命政權的同情和支持。此外,當時中國經濟情況十分嚴重,“幣值下跌”,“物價上漲”,“政府的財政赤字龐大”,而“鈔票發行過多”的主要原因是為解決巨大的軍費開支。在1949年的財政支出中,軍費開支占第一位。直接用于部隊的約占全部支出的60%,如果加上為支援戰爭而支付的運糧等開支,比例還要更大些。[45]因此,中國內戰結束后大量軍隊的復員肯定是中國領導人要考慮的問題。這樣,朝鮮籍戰士回國實際上是一舉兩得的事情。
  第三,毛澤東在莫斯科與斯大林是否討論過在南朝鮮采取軍事行動的問題。首先,在毛澤東啟程去莫斯科之前,已經就這一問題與斯大林交換過意見。據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列多夫斯基教授說,他在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看到了1949年10月中旬毛澤東與斯大林往來的兩封電報。毛澤東在去電中說,朝鮮同志想通過軍事手段解決南朝鮮的問題,中國領導人曾勸阻他們不要這樣做。斯大林回電,完全同意中國同志的意見。[46]現在,大量材料和研究結果已經證實,在莫斯科期間,毛澤東與斯大林雖然談到過朝鮮的局勢,但沒有討論在朝鮮半島采取軍事行動的問題。不僅如此,當斯大林與金日成之間通過電報討論這一問題,并決定邀請金日成訪問莫斯科時,雖然毛澤東就在莫斯科,但這些情況斯大林對中國客人卻只字未提。
  第四,在1950年5月中旬毛澤東與金日成會談時中國領導人對朝鮮問題的態度。俄國檔案材料記載:金日成從莫斯科回國后告訴斯大林,他決定5月13日動身去北京,并向毛澤東通報在莫斯科會談的結果。金日成還表示,他不需要中國的援助,“因為在莫斯科他的一切要求已經得到滿足”。[47]金日成一行于當地時間13日5時20分飛赴北京,當晚與中國領導人進行了會談。目前沒有發現關于會談內容的材料。但根據羅申向莫斯科的報告看,第一次會談并不順利。羅申在電報中說:13日晚23時30分,周恩來到蘇聯大使館,要求立即向菲利波夫報告“毛澤東委托轉告”的事項。“朝鮮同志通知了菲利波夫同志的如下指示:現在的形勢與過去不同了,北朝鮮可以開始行動了;但這個問題必須與中國同志和毛澤東本人討論”。“毛澤東同志想要得到菲利波夫同志本人對這一問題的說明”。電報最后說,“中國同志請求速速回電”。[48]顯然,對于金日成所說的情況,中國領導人并不相信,否則沒有必要立即要求證實。這時,斯大林才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并強調如果中國同志不同意,“問題必須留待下一次討論解決”。[49]這樣,毛澤東就不便再提出反對意見了。但是,金日成走后,中國便加快了解放臺灣戰役的準備工作。6月上旬,粟裕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報告了解放臺灣的各項準備工作情況,并請求中央軍委直接組織臺灣戰役。到6月23日中國軍隊已經三度修改作戰計劃,參戰兵力達16個軍以上。[50]顯然,毛澤東在加緊做自己的事情。
  綜上所述,由于斯大林非常清楚毛澤東在朝鮮問題上的立場,[51]他在解決朝鮮問題與中國的關系時采取了三個步驟:其一,在與金日成最后商定之前,不能征求毛澤東對這一問題的意見,因為在中國人要求蘇聯援助解放臺灣的同時,斯大林感到在莫斯科很難說服毛澤東同意在朝鮮采取軍事行動。[52]其二,在蘇聯和朝鮮已經商議并做出決定以后,由金日成去向毛澤東轉達意見并求得中國的同意。因為在中蘇聯盟的分工中,毛澤東承担著領導亞洲革命的責任,在既成事實面前,中國除了同意克里姆林宮的決定之外別無選擇。其三,對于莫斯科與平壤商議的在朝鮮半島采取軍事反擊行動的具體內容和計劃,斯大林絲毫沒有向中國透露,[53]直到朝鮮戰爭爆發前,莫斯科與北京之間再沒有就朝鮮局勢問題進行過聯系。
  斯大林的做法表明他對毛澤東缺乏信任,也反映出這一聯盟中隱含的裂痕。實際上,在考慮改變對朝鮮半島的政策時,斯大林對于這位新的盟友有兩點担心:既担心毛澤東在事前反對莫斯科的決定,又担心局勢發生困難時毛澤東會置身事外,不聽從莫斯科的指揮。而斯大林采取了這樣三個步驟,則不但可以保證蘇聯的戰略決策被順利接受,又可以保證蘇聯的戰略目標得以實現。顯然,如果戰爭進展順利,即使失去東北,其結果還是可以保證蘇聯在遠東的戰略利益;如果出現危機和困難,則有中國這個盟友來承担責任,其結果同樣可以實現蘇聯的既定目標。
  結論
  在蘇聯與美國已經處于全球范圍內冷戰狀態的背景以及朝鮮半島處于戰爭邊緣的總的前提下,只是出于維護蘇聯在遠東的戰略利益的需要,斯大林才在1950年初改變了以往在亞洲保持沉默和守勢的立場,決定在遠離歐洲這一冷戰中心的遠東地區,通過軍事行動擴大蘇聯的勢力和影響,莫斯科希望并相信這將不至于引起與美國的直接沖突。
  斯大林被迫與新中國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使蘇聯即將喪失它通過雅爾塔體系和1945年中蘇條約而獲得的遠東權益,這主要是指由中長鐵路和旅順、大連港保證的蘇聯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斯大林認為,使朝鮮半島進入戰爭狀態,無論其結果如何,都可以保證蘇聯在遠東的政治、經濟權益。這是他同意金日成以軍事手段統一朝鮮這一計劃的最主要的原因和動機。當然,以此來阻止中國進行解放臺灣的戰役,可能也在斯大林的考慮之中,至少其結果是如此。
  斯大林做出這一遠東新決策的動機,主要是出于對蘇聯本身政治和經濟利益的考慮,就國家關系而言,則是出于對中蘇關系發展結果的憂慮,而不是出于對蘇美關系的考慮,也不是出于對中美關系的考慮。蘇聯對美關系的基本原則是,在蘇聯沒有做好充分準備的情況下,只是以冷戰的形式進行對抗,但決不與美國發生直接的軍事沖突。因此,斯大林需要毛澤東為未來的戰爭承担起責任。不過,使中國與美國的關系徹底決裂并不是斯大林做出關于朝鮮戰爭決策的動機,而是戰爭實際發展的結果,因為斯大林最初傾向于認為美國不會干預朝鮮半島的爭端,在這種情況下也就不需要中國參與這場戰爭。
  最后應當指出,這里對斯大林改變遠東政策的動機的判斷,主要是在分析歷史材料的基礎上進行推論而得出的,目前還沒有發現能夠證明這一判斷的直接的文獻證據。不過,還應當指出的是,在歷史研究中,對于像蘇聯這種政治體制下國家領導人做出重大決策的動機,往往無法找到充分的文獻證據。即使有了確鑿的文獻,也很難說那白紙黑字就體現了決策者的真實意圖。
  發表于《黨史研究資料》1997年第9期。俄國《近現代史》雜志1998年第2期對該文做了全面介紹。該文還以英文發表在哈佛大學《冷戰研究季刊》(Journalof Cold War Studies)2000年第二卷第二期,題目是 Sino-Soviet Relations and the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Stalin’s Strategic Goals in Far East。
  [1] 1950年1月19日什特科夫致維辛斯基電,俄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059a,目錄5a,案宗3,卷宗11,第87-91頁。
  [2] 1950年1月30日斯大林致什特科夫電,俄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059a,目錄5a,案宗3,卷宗11,第92。
  [3] 1950年1月31日什特科夫致斯大林電,俄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059a,目錄5a,案宗3,卷宗11,第93頁;1950年2月7日什特科夫致維辛斯基電,俄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059a,目錄5a,案宗4,卷宗11,第145-146頁;1950年2月9日維辛斯基致什特科夫電,俄總統檔案館,全宗45,目錄1,案宗346,第76頁。
  [4] 詳見1950年2月23日什特科夫致華西列夫斯基電,俄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059a,目錄5a,案宗4,卷宗11,第148頁;1950年3月16日什特科夫致維辛斯基電;1950年3月18日斯大林致什特科夫電。
  [5] 可見威瑟斯比:《蘇聯在朝鮮戰爭初期的作用:新的文獻證據》(The Soviet Role in the Early Phaseof the Korean War: New Documentary
  Evidence),載《美國與東亞關系》1993年第2卷第4期,第433頁;金澈凡編:《朝鮮戰爭真相:40年后的證據》(TheTruth about the Koren War: Testimony 40 YearsLater),漢城1991年,第105-106頁。
  [6] 威瑟斯比:《蘇聯在朝鮮戰爭初期的作用》,第441頁。
  [7] 我對這個問題的論述見《蘇聯出兵中國東北:目標和結果》,《歷史研究》1994年第5期。
  [8] 伊·柯瓦廖夫:《斯大林與毛澤東的對話》(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遠東問題》1992年第1—3期,第87頁;安·列多夫斯基:《米高揚秘密訪華使命(1949年1—2月)》(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И.Микоянав Китай, 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1949г.),載《遠東問題》1995年第2期,第107頁。盡管師哲否認毛澤東在西柏坡曾提出過蒙古問題,但他承認劉少奇1949年7月訪蘇時還是借中國民主人士之口提出了這一問題。李海文:《柯瓦廖夫回憶的不確之處——師哲訪談錄》,《國史研究參考資料》1993年第1期,第92—93頁。
  [9] 米高揚秘密訪華使命》,《遠東問題》1995年第2期,第106頁;《斯大林與毛澤東的對話》,《遠東問題》1992年第1—3期,第87頁。
  [10] 鄧力群:《新疆和平解放前后——中蘇關系之一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第143—150頁。關于蘇聯在新疆解放中所起作用,詳見鄧力群:《“力群電臺”收發的電報選編》,《中共黨史資料》1990年第36期,第1—38頁;《不確定的伙伴》,第70頁。
  [11] 《米高揚秘密訪華使命》,《遠東問題》1995年第2期,第106—107頁;1995年第3期,第101頁。
  [12]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51頁。
  [13] 《不確定的伙伴》,第68頁。
  [14] 俄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0100,目錄42,案宗19,卷宗288,第81-85頁,轉引自鮑·庫利克:《建國初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Китайская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Период Становленпя),《遠東問題》1994年第6期,第76頁;《不確定的伙伴》,第83頁。
  [15] 1949年12月16日斯大林與毛澤東會談記錄,俄總統檔案館,全宗45,目錄1,案宗329,第9-17頁。
  [16] 裴堅章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49—1956年)》,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第17—18頁。
  [17] 《斯大林與毛澤東的對話》,《遠東問題》1992年第1—3期,第88—89頁。
  [18]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19頁。
  [19] 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第440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第212頁。
  [20] 俄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0100,目錄43,案宗8,卷宗302,第4-6頁,轉引自《遠東問題》1994年第6期,第77頁。
  [21] 《不確定的伙伴》,第247-248頁。
  [22] 1950年1月22日斯大林與毛澤東會談記錄,俄總統檔案館,全宗45,目錄1,案宗329,第29-38頁。
  [23] 關于談判過程,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21-25頁;《不確定的伙伴》,第126-127頁;伍修權:《在外交部八年的經歷》,世界知識出版社,第11-12、17-18頁。
  [24]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25頁。
  [25] 《斯大林文選》,人民出版社1962年中文版,第438-439頁。事實上,當時的“老一輩人”,包括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都為1905年沙皇在日俄戰爭中的失敗而受到鼓舞,對此感到屈辱的只是沙皇政府和歐洲資產階級。見列寧:《旅順口的陷落》,《列寧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中文第2版,第134-142頁。
  [26] 參見1949年3月5日斯大林與朝鮮政府代表團談話記錄,俄總統檔案館,全宗45,目錄1,案宗346,第13-23頁。
  [27] 1945年6月29日茹可夫和扎布羅金關于朝鮮問題的簡要報告,俄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0430,目錄2,案宗18,卷宗5,第18-30頁。
  [28] 1945年9月關于日本殖民地和托管地問題的意見,俄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0430,目錄1,案宗52,卷宗8,第40-43頁。轉引自威瑟斯比:《蘇聯在朝鮮的目標和朝鮮戰爭的爆發(1945-1950):來自俄國檔案的新證據》(SovietAims in Korea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1945-1950: New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冷戰國際史項目研究報告》1993年第8期,第9—10頁。
  [29] 1945年9月關于朝鮮問題的建議,俄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0430,目錄1,案宗52,卷宗8,第44-45頁。轉引自“蘇聯在朝鮮的目標”,第10—11頁。
  [30] 列寧語,見《列寧全集》第5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中文第2版,第777頁。
  [31] 《美國對外關系》,1945年,第6卷,華盛頓特區1969年,第1039頁。
  [32] 蘇聯外交部編:《1941—1945年蘇聯偉大衛國戰爭期間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同美國總統和英國首相通信集》第2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63年中文版,第267-268頁。
  [33] 德·沃爾科格諾夫:《對此應該懼怕嗎?》(Следует ли этогобоятёся?),載《星火》雜志1993年第26期,第29頁。
  [34] 詳見沈志華:《中蘇聯盟與中國出兵朝鮮的決策——對中國和俄國文獻資料的比較研究》,載《當代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5期。
  [35] 1949年9月11日維辛斯基致頓金電;1949年9月14日頓金致維辛斯基電。
  [36] 《不確定的伙伴》,第101頁。
  [37] 《蘇聯在朝鮮戰爭初期的作用》,第433頁。
  [38] 《不確定的伙伴》,第145頁。參見《朝鮮戰爭真相:40年后的證據》,第106頁。
  [39] 1950年5月14日菲利波夫致毛澤東電,俄總統檔案館,全宗45,目錄1,案宗331,第554頁。
  [40] 關于1949年10月金門戰役的情況見《當代中國軍隊的軍事工作》第9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肖鋒等:《回顧金門登陸戰》,人民出版社1994年。
  [41] 1949年5月15日什特科夫致維辛斯基電;1949年5月18日柯瓦廖夫致菲利波夫電。俄總統檔案館,全宗45,目錄1,案宗331,第59-61頁。
  [42] 1949年9月14日頓金致維辛斯基電,俄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059a,目錄5a,案宗3,卷宗11,第46-53頁。
  [43] 過去有些學者認為,一些曾屬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朝鮮軍隊轉入北朝鮮軍隊是所謂“共謀”理論的有力證據。詳見中島嶺雄:《中蘇沖突:朝鮮戰爭起源的國際背景》(TheSino-Soviet Confrontation: Its Roots in the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of the Korean War),《澳大利亞中國事務雜志》1979年第1期。
  [44] 詳見1950年1月8日某某(文件中未標明)致什特科夫電;1950年1月11日什特科夫致某某(文件中未標明)電;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2年,第744頁;陳兼:《中國通向朝鮮戰爭的道路:中美沖突的形成》(China'sRoad to the Koear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on-AmericanConfrontation),紐約1994年,第109-110頁;樸明林:《韓國戰爭的爆發和起源》(未發表的1994年博士論文)等。
  [45] 陳云:《克服財政經濟的嚴重困難》,1949年8月8日;陳云:《發行公債彌補財政赤字》,1949年12月2日。見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編:《1949—1951年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中國城市經濟社會出版社1990年,第117、114-115、120頁。
  [46] 引自1996年7月31日我在莫斯科訪問安·列多夫斯基教授的記錄。
  [47] 1950年5月12日什特科夫致維辛斯基電,俄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059a,目錄5a,案宗3,卷宗11,第100-103頁。
  [48] 1950年5月13日羅申致某某(文件未標明)電,俄總統檔案館。
  [49] 1950年5月14日菲利波夫致毛澤東電,俄總統檔案館,全宗45,目錄1,案宗331,第554。
  [50] 周軍:《新中國初期人民解放軍未能遂行臺灣戰役計劃原因初探》,《中共黨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67-69頁。
  [51] 蘇聯外交官賈丕才的回憶證明:“蘇聯知道中共政治局反對金的主張”。見《不確定的伙伴》,第147頁。
  [52] 斯大林只是在5月3日告訴毛澤東,金日成訪問了莫斯科,但沒有講任何具體內容。見1950年5月3日菲利波夫致毛澤東電,俄總統檔案館,全宗45,目錄1,案宗331,第54頁。
  [53] 一位前北朝鮮高級軍需官回憶說,在戰爭爆發前,所有蘇聯援助的武器都是從海路,而不是通過中國鐵路運抵朝鮮的,這樣做的特別目的是不讓中國獲知朝鮮的準備工作。見《不確定的伙伴》,第153、163頁。
 

2013-08-28 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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