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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談判:莫斯科施加影響的緩和手段
和平談判:莫斯科施加影響的緩和手段
沈志華     阅读简体中文版

 和平談判:莫斯科施加影響的緩和手段
  然而,就在中蘇政府代表團忙于就中蘇同盟條約進行談判的時候,新疆發生了一場更大的風暴。“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的民族軍按預定計劃,于7月下旬發動了全線進攻。到9月初,民族軍在北線占領了塔城和阿山地區,在南線越過天山冰大坂,并在南疆開展了廣泛的游擊戰,而在中線則攻陷了精河和烏蘇,直達瑪納斯河西岸,距烏魯木齊只有140多公里。面對如此局面,朱紹良、吳忠信走投無路,心急如焚,急電重慶政府說:事態嚴重,前途不測,只有一死殉國![1]
  然而,蔣介石卻另有考慮。1945年8月15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正式簽字[2]以后,蔣介石的注意力主要在東北的接收問題上,認為蘇聯在新疆問題上的首要目的是以此干擾中國政府接收東北,至于“助長哈匪多占地盤”,實現其“侵新之野心”,“尚在其次”。故決定對新疆問題不可以武力解決,“即使淪陷,只可暫時忍耐”,外交和宣傳也作低調處理,同時積極準備在新疆進行政治和宗教改革。他一方面表示允許邊疆民族自治,一方面派張治中赴新疆考察,提出解決問題的報告。[3]
  如前所說,新疆果真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對蘇聯實為一種潛在的威脅。因此,當蘇聯在華的根本利益已經得到《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保證以后,蘇聯便決定出面調解新疆沖突,阻止新疆獨立。這對莫斯科來說可謂一舉三得:一則在世界輿論面前表現出蘇聯的和平形象及遵守中蘇條約的姿態,二則可以免除新疆獨立給蘇聯本身帶來的后顧之憂,三則通過充當調解人鞏固和加強蘇聯對新疆的影響和控制。斯大林何樂而不為?
  于是,蘇聯政府在9月6日即向中國政府表示:只要讓各民族參加新疆省政府,特務工作放寬些,新疆問題是可以解決的。9月14日,蘇聯代總領事葉謝也夫會見前來迪化的張治中時也建議,新疆沖突最好設法和平解決,并表示愿意幫助從中疏通和聯系。張治中遂電告蔣介石,建議請駐蘇大使傅秉常直接向蘇聯政府提出和平解決新疆問題,并請蘇聯方面出來調停。[4]9月15日,出席倫敦外長會議的王世杰與莫洛托夫談話,請蘇聯調查最近的新疆事件。莫洛托夫友好地表示,此事件只是“過渡現象”,請不必放在心上。[5]同一天,彼得洛夫即向中國外交部表示,蘇聯準備對新疆事件進行調解,并于第二天送來了正式備忘錄。中國政府立即答復,希望“事變分子代表”來迪化與張治中洽商,請蘇聯伊犁領事代為通知。[6]
  作為調解人,蘇聯領事館始終掌握著整個和平談判的進程和節奏。和談伊始遇到的障礙即是蘇聯領事排除的。三區談判代表于10月初來到迪化時,都佩帶著“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的證章,并聲稱他們是代表“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來和中國政府代表談判的,屆時將出示證明文件,中國政府代表也須交驗相應證件。對此,張治中堅決反對,并拒絕與其見面。最后,經張治中親自與葉謝也夫交涉,確定由蘇聯方面從中斡旋。在葉謝也夫的勸告下,伊犁代表才放棄了原先的主張,使談判得以啟動。[7]
  在談判桌外,蘇聯各部門也積極予以配合。1945年10月15日,內務人民委員貝利亞給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和米高揚的報告說,烏斯滿與伊犁起義者協同配合“從中國人手中解放了阿爾泰地區”后,無意承認“東土耳其斯坦政府”,想使阿爾泰成為獨立國家,并說這是喬巴山在1944年就允諾的,他只接受喬巴山的指示。鑒于目前正在舉行和平談判,貝利亞建議,請喬巴山給烏斯滿下達指示:“停止積極反對中國的武裝活動,轉入防御,協助伊犁起義者談判,和平解決與中國的沖突。”[8]
  和談期間,張治中經常與蘇聯領事館保持接觸。凡有新的提案,首先征詢蘇聯方面的意見,并請蘇聯領事人員從中斡旋和疏解,如此才使談判得以進行下去。特別是當談判陷入僵局時,蘇聯領館起了重要作用。例如,三區代表第三次來到迪化后,節外生枝地提出了撤銷政治警察、事變后調來的政府軍隊撤出新疆、新疆警察由回教徒充任等三項新要求。對此,張治中態度強硬,表示沒有任何商量余地。最后還是經請蘇聯領事出面進行說服,三區代表才同意暫時把這些要求擱置下來。1946年1月2日,和平條款及附文(一)簽字。[9]
  此期,甚至斯大林本人也對新疆和平談判起了推動作用。為了促進戰后中蘇關系中諸多問題的解決,蔣介石于1945年底派蔣經國訪問莫斯科。正如蘇聯外交部事先對蔣經國來訪目的估計的那樣,在12月30日的談話中,蔣經國要求斯大林對新疆談判代表施加影響。蔣經國說,新疆問題已經基本達成協議,但現在三區代表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希望蘇聯政府出面調停。斯大林表示,蘇聯政府將盡力而為,并十分有把握地說,三區方面“不會拒絕蘇聯政府的調停”。[10]果然,1946年4月初第二階段談判一開始,三區代表便輕易放棄了前次談判擱置的三條補充要求。當談判在新疆民族軍整編后的數量和駐地問題上歷時兩個月而爭執不下時,也是蘇聯新任總領事薩維列也夫和副總領事葉謝也夫出面,多次與雙方接觸,居間調解。到6月6日,附文(二)終于正式簽字,和平解決伊寧事變的工作全部告成。[11]
  不過,莫斯科放棄對新疆建立獨立國家的支持,并非從根本上改變了對新疆的政策,而只是在國際格局和中蘇關系發生變化的新形勢下,調整了策略和方法。通過在幕后導演和平談判,蘇聯進一步加強了對新疆的控制和影響。
  武裝割據:蘇聯對新疆三區的全面控制
  和平條款的簽字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新疆問題。1947年2月25日迪化發生了民族沖突的流血事件。與此同時,國共談判破裂,國民黨在各地采取了強硬的高壓政策,新疆的各種矛盾日益激化,各地武裝沖突再次出現。以至張治中不得不把省主席的位置讓給民族人士麥斯武德,參加聯合省政府的三區代表也陸續回到伊寧。新疆形成了三區武裝割據,與地方當局對峙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蘇聯已無法實現通過維持聯合政府及和平局面來保證對新疆進行控制的策略,便暫時把目標轉向以加強對三區的控制為主,靜觀全局變化。
  蘇聯控制三區的一個重要手段是大量發展蘇聯僑民,甚至鼓勵新疆少數民族加入蘇聯國籍。
  在俄國十月革命以后,以及全盤集體化和驅逐富農時代,有大批俄國人自中亞流入新疆。中國當地政府向這批蘇僑發放了公民證,承認其歸化中國,稱作歸化族。就在和談開始后不久,1945年10月29日,布爾加寧等人受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托,提交了政治局“關于接收旅居滿洲的俄羅斯人為蘇聯公民”的決定草案,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關于恢復旅居滿洲的原俄羅斯帝國國民以及失去蘇聯國籍人員為蘇聯公民”的命令草案,及審查程序、申請書、居住證樣式等相應材料。1945年11月10日,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發布了這項命令。幾天以后,加里寧再次簽署主席團命令,宣布關于滿洲俄僑的命令也適用于新疆和上海。[12]1946年2月1日,蘇聯駐迪化總領事館發出布告稱,奉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命令,凡以前失去或被取消俄國和蘇聯國籍者及其子女,均可恢復蘇聯國籍;在中國境內的原白俄僑民,均有恢復蘇聯國籍的權利。文告張貼后,前往登記者絡繹不絕。不久,蘇聯又延長入籍登記日期,特別是策動哈薩克、維吾爾和塔塔爾人加入蘇籍,并許諾對加入蘇籍者每月發給布匹一丈六尺,津貼若干元,并可免費看蘇聯電影。[13]
  1946年11月,在伊犁、塔城和阿山分別成立了蘇僑協會。蘇聯駐伊寧領事達巴申聲稱,蘇聯將通過蘇僑協會向蘇僑和新疆人民提供幫助。蘇僑協會完全在蘇聯領館的控制之下,他們經常向領事館請示工作,并匯報情況和提供情報。蘇僑協會還有自已的報紙和旗幟,在三區享有特權,被人稱為“國中之國”。[14]這里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此期蘇僑人數迅速增長,而且新發展的僑民,大多數并非原俄羅斯人,而是新疆的少數民族。1945年11月,據蘇聯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管理局關于旅居新疆俄羅斯僑民的調查報告說,當時在新疆省居住的俄僑有2.5萬人。[15]據中國檔案記載的蘇聯領事館發放的護照號碼統計,1946年發展蘇僑2000人,1947年即增加了13000人,1948-1949年更猛增了40000人。[16]到新疆解放前夕,據蘇聯駐伊犁領事對鄧力群所言,當地的蘇僑及其家屬已發展至6.5萬戶,共20余萬人。[17]在不到三年的時間里,蘇僑人數如此劇增,顯然是因為有大量當地居民取得了蘇聯國籍,除非發生了一次令人矚目的民族遷徙,但歷史上沒有這樣的記載。
  此外,蘇聯還訓練了一批親蘇的華僑,并將他們送回國內。1947年10月1日,國民黨迪化情報組報稱:莫斯科、塔什干等地現有華僑1600余人請領護照回國。蘇方對申請回國的華僑,有的拖延兩三年不發護照,但如果華僑能接受格伯烏訓練,并充當蘇聯間諜,則準許其搭乘蘇聯飛機來新疆。[18]
  如果說蘇聯在僑民問題上的做法是為了加強其控制新疆的社會基礎,那么蘇聯此時更重視的則是在三區領導機構中肅清不忠實和不可靠分子,提拔和扶植親蘇人物主持政務。和平條款簽訂以后,蘇聯本來已經把蘇聯顧問團、軍事指揮人員,以及在三區政府中任職的蘇籍官員和顧問撤回國內,到1947年8月底,應三區方面的要求,蘇聯又重新派顧問團秘密來到伊寧,代號為“阿合買提江·哈斯木第二辦公室”。同時還派出500多格伯烏秘密特工潛入伊犁,加強對三區人事和局勢的控制。[19]
  作為三區革命初期的頭面人物,艾力汗·吐烈具有強烈的獨立傾向。當初為了鼓動新疆起事,蘇聯利用了吐烈在民眾中的宗教影響,支持他推翻新疆的漢人政府。但是吐烈在骨子里是反蘇反共的,特別是蘇聯的策略改變以后,其反蘇情緒更為嚴重。吐烈不滿當時在伊犁政府和軍隊中任副職的蘇聯人掌握實權,抗議蘇聯人在邊境收購被盜的新疆農牧民的牲畜,反對蘇聯在新疆大量發展蘇僑,以及過多地干預三區政府的事務。最令蘇聯頭痛的是,吐烈堅決反對和平解決伊寧事件。在和談前夕,吐烈先后在塔城和承化主持召開了“臨時政府”委員會流動會議,宣布塔城專區和阿山專區為“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和平條款即將簽字時,吐烈又極力反對蘇聯顧問停止軍事進攻的命令,力主繼續進軍,趁勢解放全疆,甚至在伊寧召開大會,宣布將“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臨時政府改為正式政府。[20]對于這樣的人,蘇聯當然不能容忍。于是在聯合省政府正式成立前夕,蘇聯駐伊犁領事館強行將艾力汗·吐烈等民族上層人物秘密押解出境,送往阿拉木圖。[21]
  蘇聯選中取代吐烈的人物是阿合買提江。據1949年8月蘇聯駐伊犁領事阿里斯托夫向鄧力群介紹,阿合買提江是聯共(布)黨員,是蘇聯派來搞情報工作的,完全可以信任。在三區革命爆發時,阿合買提江只是一個報紙編輯,并不是當地的主要人物。后來蘇聯感到吐烈不可靠,才提拔阿合買提江在“臨時政府”中担任辦公室秘書、軍事廳軍事科長等職。和平談判前夕,“臨時政府”通過103號決議,增補阿合買提江為“臨時政府”委員。在談判期間,張治中發現,阿合買提江雖然只有32歲,是三區代表中最年輕的,但卻是和平談判三區方面的實際負責人。[22]此后,阿合買提江便成為三區的首要領導人。
  最能說明此期蘇聯強化對三區控制的,是蘇聯絕對排斥各種外來勢力滲透到三區,甚至包括中共的力量。在當時三區的領導人中,與中共和漢族革命者接觸的主要人物是阿巴索夫,而這位三區革命初期的主要領導人后來卻為此受到蘇聯的冷落和壓制。
  自從盛世才實行反蘇反共政策、將陳譚秋等中共干部逮捕下獄以后,中共在新疆有組織的力量已經不復存在。1944年11月,李泰玉、陳錫華等進步青年組織了“新疆共產主義者同盟”,試圖與中共取得聯系。1946年和談期間,他們借同學關系找到三區代表阿巴索夫,并通過阿巴索夫參加國民大會的機會,請他與南京的中共代表聯系。12月5日晚,阿巴索夫秘密前往中共駐南京辦事處,見到董必武,詳細匯報了新疆和三區的情況。當晚,董必武即將所談內容電告中共中央。12月6日中共中央復電,建議由阿巴索夫帶中共代表及電臺一道返回新疆,以便建立與延安的聯系。阿巴索夫回到迪化后即召集李泰玉等人開會,傳達了中共中央的指示。由于中央代表彭國安的電臺功率太小,無法與延安取得聯系,經過討論,決定把阿巴索夫秘密建立的人民革命黨與新疆共產主義者同盟聯合成一個統一的黨,并按照中共黨章的原則起草了章程。根據董必武關于在新疆的組織不要過早打出共產主義旗幟的指示,該黨取名為“民主革命黨”,阿巴索夫任主席,李泰玉、艾斯海提任副主席。1947年夏天,由于迪化形勢緊迫,民主革命黨領導成員及中共中央代表隨同阿巴索夫撤退到伊犁。[23]
  當時,所有這些與中共和漢族革命者的聯系,阿巴索夫都是背著蘇聯人做的,也不敢告訴阿合買提江。到伊犁后,民主革命黨又發展了100多人,主要是那里的干部和知識分子,但仍是秘密組織。阿巴索夫一再要求黨員保密,絕對不能讓蘇聯人知道。后來,蘇聯領事館還是聽到了有關民主革命黨的消息。1948年5月,蘇聯領事委托阿合買提江找阿巴索夫和賽福鼎談話,對他們提出警告,并勒令其停止活動,銷毀一切文件。此后,阿巴索夫便被蘇聯人冷落了。協調三區統一行動的“新疆保證和平民主同盟”成立時,阿巴索夫作為三區的主要領導人之一,連組織委員(相當于中央常委)都沒有選上。另據鄧力群回憶,當時蘇聯領事對李泰玉也極為不滿。總之,蘇聯絕對不允許外人插手三區事務。[24]
  當然,蘇聯并沒有滿足于對三區的控制,而是密切注視著局勢的變化,隨時準備恢復在整個新疆的影響。蘇聯駐迪化副領事烏里馬索夫于1947年8月15日召集蘇籍人士談話時說,“勿以目前迪化市現狀而灰心,不久我們蘇聯即可占領全新疆”。伊犁蘇僑會主任吳國林(又名馬力牙奴夫)也經常對蘇僑講:蘇聯對蘇僑甚為關懷,你們前途已露曙光,一切困難即將過去。[25]
  這樣的時機終于來了。1948年,中國革命迅猛發展,國內局勢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在這種情況下,蘇聯改變了對華策略,開始積極參與中國事務。當時國民黨政府因關內戰事緊急,已無暇顧及新疆,主持西北政務的張治中則力主撤換在新疆采取強硬政策的軍政首腦宋希濂和麥斯武德,緩和與蘇聯的關系。蘇聯也希望趁此機會與新疆地方政府改善關系。1948年6月,蘇聯新任駐華大使羅申表示,中蘇雙方應先停止有礙睦鄰友好的宣傳,以促進新疆和平。10月10日,阿合買提江與外交部代表劉澤榮會晤,表示三區絕無脫離中國之意,愿以和平方式解決一切問題,并建議張治中今后談新疆問題時,應特別注意外交關系。[26]莫斯科的意圖很明確,即通過改善與地方當局的關系,走出三區,重新控制整個新疆。
  [1] 詳見曹達諾夫·扎伊爾:《五軍的革命歷程》,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第27-55頁;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418頁。
  [2] 由于準備條約文本拖延了時間,簽字儀式是15日6時舉行的。但日本接受投降的電文于凌晨2時已送達莫斯科,蘇聯為掩人耳目宣布中蘇條約于14日簽訂。見《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第151-153頁。
  [3]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五,下冊,第831頁。轉引自薛銜天編:《中蘇國家關系史料匯編(1945-1949)》,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39頁;《新疆三區革命大事記》,第98-99頁;《張治中回憶錄》,第418頁。
  [4] 《新疆三區革命大事記》,第103頁;《張治中回憶錄》,第419-420頁。
  [5]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第175頁。
  [6] 詳見《中蘇國家關系史料匯編》,第439-440頁;《張治中回憶錄》,第418-419頁。
  [7] 《張治中回憶錄》,第422-423頁。
  [8] 俄羅斯國家檔案館,全宗9401,目錄2,案宗104,第62-63頁。
  [9] 《張治中回憶錄》,第429-441頁。
  [10] 洛佐夫斯基致斯大林、莫洛托夫,1945年12月29日。斯大林與蔣經國談話記錄,1945年12月30日。轉引自俄《近現代史》,1996年第4期,第106、118頁。
  [11] 《張治中回憶錄》,第446-453頁。
  [12] 俄羅斯國家檔案館,全宗9401,目錄2,案宗105,第50-58頁、第238頁。
  [13] 《中蘇國家關系史料匯編(1945-1949年)》,第478-480頁。
  [14] 《新疆三區革命大事記》,第202頁;筆者1998年8月31日采訪陳錫華記錄。
  [15] 俄羅斯國家檔案館,全宗9401,目錄2,案宗105,第240頁。
  [16] 黃金明給新疆自治區人委外辦的調查報告,1962年10月10日。伊犁州檔案館,全宗11,目錄1,卷號114,頁碼139。
  [17] 筆者1998年8月31日采訪陳錫華記錄;10月13日采訪鄧力群記錄。
  [18]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全宗1,目錄2,卷號35,頁碼67。
  [19] 《新疆三區革命大事記》,第171、247頁;《新疆風暴七十年》,第12冊,第7093頁。
  [20] 《新疆三區革命大事記》,第91、101、112、134頁。《新疆風暴七十年》,第11冊,第6784-6785頁。
  [21] 筆者1998年8月31日與新疆學者徐玉圻、高朝明、杜瀚、周清霖的座談記錄;10月13日采訪鄧力群記錄。
  [22] 筆者1998年8月30日采訪陳錫華的記錄;10月13日采訪鄧力群記錄;《新疆三區革命大事記》,第118-119頁;《新疆風暴七十年》第12冊,第7093頁;《張治中回憶錄》,第449頁。
  [23] 李泰玉:“為民族團結和祖國統一而獻身”,徐玉圻:“毛澤東與新疆三區革命”,載新疆三區革命史編纂委員會會編:《紀念新疆三區革命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105頁、115-117頁;1998年8月31日筆者采訪陳錫華記錄。
  [24] 筆者1998年8月31日采訪陳錫華記錄;10月13日采訪鄧力群記錄。
  [25]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全宗1,目錄2,卷號35,頁碼37、89-90。
  [26] 《新疆三區革命大事記》,第272-273、282頁。

2013-08-28 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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