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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結新盟:保證蘇聯在新疆的特殊利益
議結新盟:保證蘇聯在新疆的特殊利益
沈志華     阅读简体中文版

  議結新盟:保證蘇聯在新疆的特殊利益
  正在蘇聯試圖與新疆地方當局恢復友好合作關系的時候,又出現了兩個新情況,迫使蘇聯再次調整對新疆的政策。
  一個情況是,到1949年初,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斯大林遂派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專程到西柏坡與中共領導人會談,詳細地了解了中共的政策和主張,而后決定了支持中共奪取全國政權的戰略。毛澤東則派劉少奇秘密訪問莫斯科,商議新中國與蘇聯結盟的具體事宜,并公開宣布了未來新中國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方針。[1]
  另一個情況是,美國開始插手新疆事務,試圖與當地反動力量勾結,加強美國在那里的影響。1948年6月,在美國駐迪化副領事馬克南策劃組織下,成立了以烏斯滿為首的反共反蘇反三區革命委員會。[2]1948年10月間,新疆省主席麥斯武德、政府秘書長艾沙與美國駐迪化總領事包懋勛秘密商議,為了保證新疆不落入中共或三區手中,應成立“泛土耳其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求得獨立。美國率先予以承認,再由美國出面游說中東各國承認,并迅速建立外交關系,造成既成事實。1949年5月,包懋勛進一步確定了新疆獨立的具體方案,同時策動堅決反共的新二師師長葉成掌握新疆軍權,還積極與馬步芳、堯樂博斯和烏斯滿等地方反動勢力聯絡,妄圖全面控制新疆。[3]
  這時的新疆,國民黨政權大勢已去,美國企圖乘虛而入,而莫斯科礙于國際輿論又不便公開干預。在這種情況下,幫助新盟友中共迅速接管新疆,顯然是保證蘇聯利益的最佳方案。為此,莫斯科立即采取了積極措施。[4]
  當時,在毛澤東進軍全國的棋盤上,新疆尚未列入戰略進攻的主要方向。1949年5月23日,中央軍委在關于各野戰軍進軍部署的電報中指示,年底以前占領蘭州、寧夏和青海,1950年春“開始經營新疆”。6月26日,毛澤東又致電指揮西北作戰的彭德懷,如進展順利,可于“明年春季或夏季占領新疆”。7月20日彭德懷報告,已消滅胡宗南5萬余人,計劃“明春夏入新疆”。[5]然而,斯大林對這樣的安排很不放心。對美國勢力滲透新疆的憂慮,使蘇聯不得不向中共提出及早進軍新疆的迫切要求。根據俄國檔案文獻記載,在6月27日,即劉少奇到達莫斯科后中蘇兩黨舉行的第一次會談中,斯大林就提出,“不應當拖延占領新疆的時間。因為拖延會引起英國人對新疆事務的干涉。”斯大林認為中共過高估計了馬步芳的騎兵部隊,并表示愿意提供40架殲擊機,幫助中共軍隊迅速入疆。[6]
  毛澤東非常重視斯大林的建議,立即要劉少奇通知斯大林,中共同意盡快占領新疆,并希望劉少奇在莫斯科具體解決蘇聯提供空軍援助和空運部隊的問題。[7]此后,毛澤東于7月23日給彭德懷發去電報說,蘇聯“極盼早占新疆,彼可給以種種援助,包括幾十架飛機助戰”,建議彭德懷“冬季即占領迪化,不必等到明春”。[8]接著,毛澤東又致電斯大林說,中共“同意派鄧力群去新疆,其任務是在那里建立和北平的無線電聯絡”,并通告他,如果戰事進展順利,今冬就有可能占領迪化,為此,正在考慮步行進軍新疆的問題。[9]8月4日毛澤東進一步通知劉少奇、王稼祥:彭德懷報告,“8月底或9月初可能占領蘭州,那時即可準備進取新疆”。[10]
  進疆的任務迅速提前,而中共對新疆的具體情況卻一無所知。根據鄧力群的回憶和“力群電臺”發出的電報看,為了讓中共力量盡早占領新疆,蘇聯的確做了許多工作,提供了很大幫助。作為中共中央聯絡員,鄧力群先后在聯共(布)中央聯絡部和蘇聯駐伊犁領事館人員的陪同下,于8月14日秘密到達伊寧。此前,駐伊寧的蘇聯顧問團已全部撤回國內,蘇聯駐伊寧領事阿里斯托夫接待了鄧力群一行,并安排與三區領導人進行了會晤,他們表示“將盡一切力量”幫助鄧完成任務。阿里斯托夫也表示“愿以同志關系”和鄧“經常往來互相交換意見”。[11]
  此期蘇聯方面所發揮的重要作用,特別體現在和平解放新疆的問題上。盡管早在1949年4月張治中等國民黨和談代表決定留在北平之時,毛澤東已經考慮“用和平方法解決西北問題”了[12],但中共當時既不了解三區的具體情況,與新疆當局也沒有任何接觸。而蘇聯方面在7月底8月初已經通過與陶峙岳、包爾漢的接觸,了解到新疆當局有舉行和平起義的意愿。8月中旬蘇聯總領事薩維列也夫即對陶峙岳等人表態說:中國將于9月組成新政府,蘇聯即將予以承認,希望新疆方面及時主動轉變。“局勢已進入必須轉變的階段,不能有所猶豫了”。[13]這無疑對促進新疆的和平起義產生了作用。
  8月26日蘭州解放,人民解放軍日夜兼程,繼續西進,迫使新疆軍政首腦下決心舉行和平起義。經過與新疆當局的聯系,蘇聯副總領事葉謝也夫于9月2日親往伊寧,并連續兩次會見鄧力群。葉謝也夫說,和平解放新疆的形勢已經完全成熟,蘇聯保證國民黨方面將無條件接受中共的和平條款,希望中共方面抓住時機,果斷行事,立即設法開始談判。葉謝也夫還幾次建議鄧力群迅速到迪化,直接與新疆當局接觸,并表示蘇聯方面負責從中介紹,同時保證中共代表的絕對安全。經與葉謝也夫商議并報中共中央批準后,鄧力群于9月15日秘密到達迪化,在蘇聯領事的大力協助下,與陶峙岳、包爾漢進行了正式談判。不久,新疆國民黨當局便通電宣布起義。[14]
  當然,斯大林建議并幫助中共迅速占領新疆,也有為蘇聯利益考慮的一面。通過米高揚訪華和劉少奇訪蘇,斯大林已經知道未來新中國的領導人在蒙古和東北問題上是有所考慮的。因此,莫斯科把新疆作為禮物奉獻給新盟友,無非是希望毛澤東接受在外蒙古和東北問題上的既成事實。[15]同時,這樣做的結果也使斯大林在新疆問題上有了發言權,從而鞏固和加強蘇聯在新疆的影響及特殊地位。惟其如此,蘇聯才一再堅持中國應把新疆的省會確定在伊犁。新疆和平解放后,蘇聯領事館就曾向鄧力群建議,新疆的省會應由迪化遷移到伊犁,其理由主要有兩條:在政治上,伊犁是三區革命的策源地,民主干部大多集中在那里;在經濟上,伊犁是蘇新貿易的重要通道,而新疆經濟的改善主要靠的是蘇新貿易的發展。盡管鄧力群表示茲事體大,個人不能表示意見,蘇聯方面還是堅持要他轉告中共中央。全國解放以后,蘇聯駐新疆總領事又在一次歡迎來自北京的代表團的宴會上,公開提出這一建議。[16]
  新疆對于蘇聯的特殊意義,在中蘇最高領導人關于新的中蘇同盟條約的談判中也有明顯體現。1949年底,毛澤東親自前往莫斯科,經過一番艱苦的較量,終于迫使斯大林同意重新簽訂中蘇同盟條約。[17]不過,引人注意的是,當周恩來率領龐大的中國政府代表團到達莫斯科時,由賽福鼎、鄧力群等人組成的新疆省代表團已經先期抵達蘇聯,陪同的還有駐伊犁領事阿里斯托夫和地質考察團團長斯圖德尼科夫。中蘇兩國政府進行外交談判,同時還單獨要一個省組團參加,這只能說明蘇聯對新疆是有特殊要求的。果然,在中蘇雙方確定了同盟條約的基本原則后,斯大林在談到貿易條約時,似乎是漫不經心地問:“我們是同新疆、滿洲和其他省簽訂單獨的條約還是同中央簽訂統一的條約?”斯大林知道新疆代表團就在莫斯科,當然是希望與新疆單獨簽約。毛澤東的回答是:同新疆的條約必須以中央政府的名義簽,但同時可以和新疆有單獨的協定。[18]至于當時在毛澤東的心目中,條約和協定有什么不同的含義,現在不得而知。不過,在后來關于蘇新貿易和在新疆開辦兩個中蘇合股公司的談判中,中國方面均以外交部副部長伍修權為首席代表,議定書也均由中央政府統一簽署,只有文化協定是新疆代表團自已談的。[19]

  中蘇談判的結果,總的來說是蘇聯做出了重大讓步,條約大體上是按照中方的意見簽署的。[20]為了保障蘇聯在東北和新疆的特殊利益,斯大林采取了最后的補救措施。在中蘇談判即將結束時,2月10日莫洛托夫送來一個《補充協定》草案,其中規定在蘇聯遠東地區和各中亞共和國領土上以及在中國的滿洲和新疆境內不得向外國人提供租讓,并不允許有第三國的資本或公民參與經營活動。對此,中方沒有提出原則性的修改意見。為了安撫莫斯科,周恩來甚至還提出,中國準備采取經濟措施,逐步減少外國公司和組織在東北和新疆境內從事的經濟活動。[21]雖然說蘇聯的這個要求確有干涉中國內政之嫌,但其目的無非是消除西方勢力對新疆和東北的滲透,而這在當時對中國并沒有什么壞處。在新疆和平解放前夕,除蘇聯以外,各國駐新疆的領事館均已自行關閉,中國方面為此所做的只是要求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國僑民限期放棄雙重國籍。[22]不過,《補充協定》的簽訂也清楚地表明,斯大林希望在中國政權更迭以后仍然保持蘇聯在新疆的特殊地位。
  縱觀1944-1950年蘇聯對新疆的政策趨向,時而與地方當局結好,時而同少數民族聯合;時而支持獨立,時而強調自治;時而主張強硬,時而傾向緩和,但其目標始終是在中蘇走向同盟關系的大前提下,從政治和經濟上確保蘇聯在新疆的優越地位和特殊影響。盡管在對華政策中,新疆對于蘇聯的重要性排在外蒙和東北之后,但是,蘇聯對新疆的控制和影響仍然是不容忽視的,而這種影響直到新中國成立10年以后才陸續消除。
  發表于《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1] 詳見拙著《毛澤東、斯大林與韓戰》第三章:“走向莫斯科——中蘇同盟的基礎條件和目標”。
  [2] 《新疆三區革命大事記》,第273頁。
  [3] 魏錫熙:“我在新疆和平解放前后的種種活動”,載《新疆文史資料選輯》第22輯,第135、138-139頁。
  [4] 前面所引朱培民的文章比較詳細地講述了蘇聯如何幫助加快實現新疆和平解放的,本文除補充一些新的材料外,著重要說明斯大林此舉的背景和初衷。
  [5] 《毛澤東軍事文集》,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卷,第591-592頁、625、645頁。
  [6] 斯大林與中共代表團的會談紀要,1949年6月27日。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全宗45,目錄1,案宗328,第1-7頁。根據中共中央代表團政治秘書鄧力群的回憶,斯大林當時的說法是:英、美,特別是美國,在策劃搞“土耳其斯坦共和國”。徐則浩訪問鄧力群記錄,1993年7月23日。筆者在此感謝徐則浩先生提供的經鄧力群校正并簽字的訪問記錄。
  [7] 劉少奇致斯大林的信,1949年7月6日。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全宗45,目錄1,案宗328,第51-55頁。
  [8]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5卷,第644頁。
  [9] 毛澤東給劉少奇并轉交斯大林的電報,1949年7月25日。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全宗45,目錄1,案宗328,第134-140頁。
  [10] 毛澤東致劉少奇、王稼祥電,1949年8月4日。載中共新疆黨史工作委員會、新疆軍區政治部編:《新疆和平解放》,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頁。
  [11] 鄧力群致中央電,1949年8月17日,8月23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全宗14,目錄3,卷號64,頁碼100、46。
  [12] 毛澤東致彭德懷電,1949年4月28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5卷,第564頁。
  [13] 《張治中回憶錄》,第589頁;《陶峙岳自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9頁。轉引自朱培民前引文,第95頁。
  [14] 鄧力群致中央電,1949年9月2日、3日;9月11日、13日、16日、19日、21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全宗14,目錄3,卷號64,頁碼91-95;54-63。另見鄧力群:“新疆往事回憶”,載《新疆和平解放》,第349-350頁。
  [15] 詳見《毛澤東、斯大林與韓戰》,第三章。
  [16] 鄧力群致中央電,1949年10月4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全宗14,目錄3,卷號63,頁碼6-7;筆者1998年10月13日采訪鄧力群記錄。
  [17] 關于這一看法,詳見沈志華、岡察洛夫:“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愿望和結果”,載《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2、3期。
  [18] 斯大林與毛澤東會談記錄,1950年1月22日。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全宗45,目錄1,案宗329,第29-38頁。
  [19] 筆者1998年8月31日采訪陳錫華記錄;10月13日采訪鄧力群記錄。
  [20] 詳見“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愿望和結果”一文。
  [21] 維辛斯基致斯大林,1950年2月12日。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07,目錄23а,案宗18,卷宗234,第64-69頁。這個材料說明以往人們認為中方堅決反對《補充協定》的看法是缺乏根據的(參見裴堅章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25頁;李海文整理:《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446頁)。

  [22] 筆者1998年10月13日采訪鄧力群記錄。

2013-08-28 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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