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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前夕中共與蘇聯的經濟關系-中蘇經濟關系研究之一(1948-1949)
建國前夕中共與蘇聯的經濟關系-中蘇經濟關系研究之一(1948-1949)
沈志華     阅读简体中文版

   論文提要
  新中國成立以前,中共與蘇聯的經濟關系主要體現在蘇聯對中共在東北及部分華北地區政權的經濟技術援助,以及雙方在涉及中長鐵路產權和開發東北資源方面的矛盾。大體說來,一方面,這種經濟關系是單向性的,是援助方與受援方的關系,另一方面,也隱含著一種可能導致雙方利害沖突的摩擦,而這正是新的中蘇同盟條約必須予以解決的核心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中共與蘇聯的經濟關系即是建國初期乃至50年代中蘇經濟關系的縮影,同時也構成了中蘇之間軍事和政治同盟的經濟基礎。
  本文利用中俄雙方的檔案材料,論證了1948-1949年中共與蘇聯經濟關系的發展過程。此期蘇聯對中共的經濟援助,主要是幫助修復中國長春鐵路,并保證其正常運營,在這方面,蘇聯可以說是不遺余力的。但對于中共提出的全面恢復國民經濟計劃,特別是需要大批蘇聯專家的要求,莫斯科則比較謹慎。隨著中共政權的發展和中國局勢明朗化,以及中共明確表示在外交政策方面向蘇聯一邊倒,蘇聯對中共的經濟援助迅速發展,并逐步公開化。蘇聯的經濟援助對中共鞏固東北解放區繼而奪取全國政權發揮了重大作用,但此期在中共與蘇聯的經濟關系也存在著矛盾和摩擦,這主要表現在對中長鐵路及部分東北企業的產權界定問題上。中長鐵路及東北資源對蘇聯經濟發展和實現其遠東戰略目標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蘇聯在這方面的要求也是明顯的。對此,中共既不能放棄中國主權,又急需莫斯科的經濟援助,因而不便采取強硬態度,只能盡量拖延問題的解決。這一切便形成了建國初期中蘇同盟關系的經濟背景。
  關于中蘇同盟起源的研究,各國學者以往大多都是從政治、軍事和外交的角度進行考察,并已經取得了不少令人信服的成果。[1]
  然而,對于中共與蘇聯之間在經濟方面的聯系,及其在中蘇結成同盟關系中的作用和影響,研究者卻較少論及。[2]
  新中國成立以前,中共與蘇聯的經濟關系主要體現在蘇聯對中共在東北及部分華北地區政權的經濟技術援助,以及雙方在涉及中長鐵路產權和開發東北資源方面的矛盾。大體說來,這種經濟關系是單向性的,是援助方與受援方的關系,這一點毋庸諱言;同樣不可置疑的是,在這種簡單的經濟關系中,隱含著一種可能導致雙方利害沖突的摩擦,而這正是新的中蘇同盟條約必須予以解決的核心問題。總之,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中共與蘇聯的經濟關系即是建國初期乃至50年代中蘇經濟關系的縮影,同時也構成了中蘇之間軍事和政治同盟的經濟基礎,因此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重要課題。
  (一)
  戰后蘇聯對華方針取決于兩個因素,即蘇聯在遠東的戰略目標和蘇美在亞洲的戰略關系。當時斯大林對遠東的戰略考慮主要有兩點,即把蒙古從中國的版圖中獨立出來,形成廣闊的安全地帶;恢復沙皇俄國在中國東北的勢力范圍,以確保蘇聯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為了保證實現上述權益,蘇聯在對華政策方面采取了與美國合作的方針,即承認蔣介石在中國的領袖地位,并勸說中共服從國民黨政府的統一領導。為此,斯大林先者是與美國取得默契,對中國政府兩面夾擊,軟硬兼施,在蘇聯紅軍大舉進入中國東北之后,迫使蔣介石簽訂了城下之盟:《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后者則同時從中國、朝鮮和伊朗撤軍,以取信于美國和國際輿論,同時維護在雅爾塔體系范圍內得到保證的實際權益。實際上,能夠控制中國長春鐵路和旅順、大連港,蘇聯的基本目標已經實現,至于意識形態方面的考慮,充其量不過是斯大林在處理與國民黨政府關系時的一個政治砝碼。而蘇聯紅軍在東北對中共是支持還是限制,完全依蘇聯在中國與蔣介石以及在國際上與美國打交道時的需要來決定。[3]
  以至當時身在前線的陳云、高崗和張聞天都認識到,蘇聯在東北的政策是為“保持遠東和世界和平”的目的服務的,中共在東北必須作長期斗爭的準備,“竭力避免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蘇聯的援助上”。[4]
  在莫斯科看來,蘇聯在撤軍之前可以直接憑借百萬大軍占據東北的軍事優勢保證其在遠東的戰略利益,其后則只能依靠中共的力量來牽制國民黨政府的對蘇政策以及美國在華勢力的發展。所以,東北蘇軍撤退前曾一再向中共東北局談及“北滿甚為重要,決不能允許國民黨接收整個長春路與礦區”。[5]
  蘇聯代表還建議中共可以在中長路“放手大打”,并表示支持中共軍隊在蘇聯撤軍后奪取長春、哈爾濱和齊齊哈爾。[6]
  蘇軍占領當局甚至同意將中長路以外地區直接交給中共軍隊接管。[7]
  在南滿,如沈陽、撫順、吉林、四平、安東、本溪、遼陽等大部分城市和地區,蘇聯則采取突然撤退的做法,以便中共軍隊可以乘虛而入。[8]
  此外,蘇聯還給中共軍隊留下了大量繳獲的日本關東軍的武器裝備,這主要是外貝加爾方面軍和遠東第一方面軍提供的3700門的大炮、迫擊炮、擲彈筒,600輛坦克,861架飛機,約12000挺機槍,680座各種類型的彈藥庫,以及松花江艦隊的船只。[9]
  不過,蘇聯雖然希望中共在東北地區發揮作用,但就整個對華政策而言,此時斯大林的基本方針還是與美國合作。即使在拒絕馬歇爾計劃并挑起柏林危機以后,盡管蘇聯在歐洲與美國進行對抗,但在亞洲仍需要繼續保持一種相對緩和的局面。莫斯科一方面要通過加強中共的力量起到對美蔣的牽制作用,一方面又希望在亞洲維持雅爾塔體系,保持與國民黨政府的關系正常化,從而保證中蘇條約已經承認的蘇聯在中國的政治和經濟權益。因此,蘇聯在抨擊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的同時,又表示“在遠東問題上愿意實行和美國共同的政策”。[10]
  這一政策的核心是在國共之間進行調和,并特別強調應由蘇聯出面參與和談,以加強莫斯科在解決中國問題時的地位。[11]
  正是估計到這種狀況,毛澤東在1946年4月就提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思想,即美蘇兩國之間尋求妥協并不要求各國人民在自己的國內斗爭中跟著妥協,相反,各國人民可以而且必須同本國的反動派進行堅決的斗爭,而美蘇妥協的實現只能是各國人民斗爭的結果。[12]
  因此,毛澤東告誡在東北指揮作戰的林彪,內戰既開,應“全靠自力更生”。又囑咐即將赴蘇聯治病的羅榮桓:“東北斗爭主要靠自力更生”,勿向蘇方提出“過高與過多要求”;而“關內應完全靠自力更生”,不能向蘇方提“任何要求”。[13]
  到1948年,情況發生了重大變化。在歐洲,一方面斯大林通過組建共產黨情報局和整治南斯拉夫共產黨,構造了以莫斯科為中心的社會主義陣營,從而穩定了與西方抗衡的陣腳。[14]
  另一方面,面對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強硬立場,斯大林在解決柏林危機的過程中采取了忍讓和退縮的立場,對雙方整體實力的認識迫使蘇聯放棄了與美國公開沖突的做法。[15]與此同時,中國革命的發展則出現了令斯大林欣喜的局面。
  還在1947年12月中央會議期間,毛澤東就給斯大林發了一份電報,強調中國形勢將發生根本變化,革命戰爭已經轉入反攻階段,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16]
  以后不久,蘇聯新任駐華大使羅申報告,中共軍隊在內戰中“一直掌握著主動權”,國民黨軍隊損失了130萬兵力和37個整編師的武器裝備,國民黨的統治已經動搖。“擺在民主力量面前的任務是:頑強奮戰,消滅蔣介石武裝力量,推翻蔣介石反動政權。”據中共領導人的樂觀估計,戰爭再進行一年半至兩年即可結束。報告還說,蔣介石奉行親美反蘇的外交政策,而美國則試圖通過援蔣消滅民主力量,把中國變成反蘇的軍事基地。[17]
  形勢的變化把莫斯科的注意力轉向了中國。1948年4月蘇聯外交部起草了給駐華大使的政治指示,其要點是:一、“對中國政府的政策應當是有節制的”,對政府人士“不要表現出特別的積極性”,只強調不干涉中國內部事務的政策。二、認真研究并通報中國政府在外交、軍事和內政方面采取的各種措施及種種變化。三、密切注視政府機構和國民黨內部的派系斗爭及其政治目的。四、十分認真地研究美國對華政策,特別是援蔣反蘇的舉動并揭露之。五、“重視與民主、進步人士交往和會晤,同時要保持謹慎的態度”。六、確保蘇聯在在華利益。七、利用各種渠道和方式加強對蘇友好的宣傳。[18]
  對于中共,由于其在蘇聯對華政策中地位的變化,蘇聯決定予以大力支持和援助。據美國學者布萊恩·默里在臺灣發現的檔案文件,1948年3月14日斯大林在政治局特別會議上指出,“尋找兩個陣營和解的辦法已屬枉然”,“沖突不可避免的時期將要來臨”。因此,蘇聯除了應迅速增強國家的軍事和經濟實力,以準備應付任何不測事件外,同時“應當有力地支持已經走上了民族解放運動道路”的人民的斗爭,因為“民族解放運動將引起資本主義的世界性危機”。斯大林特別提到“中國解放運動的例子是令人鼓舞的”,“雖然美國向國民黨提供了大量援助,但是在勝利的共產黨軍隊的有力打擊下,整個中國正在動搖。中國反動派已連遭失敗。受新生活感召的中國人民正在給那些投靠外國資本的壓迫者以毫不留情的打擊。人民解放軍順利地解放了新的城鎮和地區。經過磨難和斗爭,中國人民正在建造一個新的反帝、民主的中國。我們的工作就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幫助我們的中國同志,直到他們能徹底打敗所有的敵人,與蘇聯友好相處,并開始一種新的幸福生活。”[19]
  為了便于同中共開展經濟關系,蘇聯在華外交人員曾多次詢問中共東北局有無組織東北民主政府的意圖及參加政府的人選。1948年4月25日蘇聯駐哈爾濱新任總領事馬里寧約見高崗,以個人名義建議中共應爭取成立全解放區的政府。馬里寧表示,對于解放區政府,不管其他國家承認與否,一切民主國家和蘇聯都可以承認,以便向中共提供援助,盡管蘇聯與蔣介石政府尚未斷絕外交關系,但也可以經過其他民主國家進行援助。[20]
  不久,斯大林召見了即將帶領技術人員去東北幫助中共修復鐵路的柯瓦廖夫,并對他說:我們當然要給予新中國一切可能的援助。如果社會主義在中國勝利,其他一些國家也將走上這條道路,那就可以認為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有了保障,我們就不會受到任何偶然事件的威脅。因此,“為了援助中國共產黨人,我們不能吝惜力量和金錢。”[21]
  [1] 筆者近年看到的有: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Lewis, Xue Litai,Uncertain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1993;ChenJian,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Confrontation,New York,1994;Brian Murray, Stalin, the Cold War, andthe Division of China: A Multi-Archival Mystery,Cold War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1995,No.12;牛軍:《中蘇同盟的起源》,1996年1月香港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Vladislav Zubok: Stalin'sGoals in the Far East: From Yalta to the Sino-Soviet Treaty of 1950,Pap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ong Kong,1996.1;中國中俄關系史學會編:《戰后中蘇關系走向》,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年;Michael Sheng: BattlingWestern Imperialism: Mao, Stalin, and the United States,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1997;Odd Arne Westad,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5-1963),Stanford UniversityPress, 1998;А.М. Ледовский: Мисся Дж. Маршалла в Китай и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B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9,№2;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2] 筆者所見專門論述此期蘇聯對中共援助的只有二十多年前蘇聯學者的專著:О.Борисов,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База(1945-1949),  2-е доп.  Mосква,1977。
  [3] 關于中蘇條約談判的過程,以前有中文和英文的大量文獻,現在則可以在俄國檔案解密中看到許多蘇方的記錄。中蘇條約的具體內容可見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匯編》第3冊,三聯書店1962年,第1327—1338頁。至于筆者對此期蘇聯對華政策的詳細論述,見拙著《毛澤東、斯大林與韓戰》(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第二章“重溫遠東夢:蘇聯的遠東政策與中蘇同盟的起源”。
  [4] 陳云:《對滿洲工作的幾點意見》,1945年11月30日,《陳云文選》,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1-224頁。
  [5] 1946年3月18日東北局致中共中央電。
  [6] 1946年3月18日中共中央致東北局電,3月26日中共中央致中共駐重慶代表團電,4月3日彭真致李、黃并告中央電。
  [7]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6),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90頁。
  [8] 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429-430頁;科夫通-斯坦克維奇:《沈陽衛戍司令》,載《中俄關系問題》第28期(1990年10月),第43頁。
  [9] 見Борисов前引書第185頁。
  [10] 《斯大林文選》下冊,人民出版社1962年中文版,第487頁。
  [11] 關于此期蘇聯進行調和的材料參見肯尼斯·雷、約翰·布魯爾編:《被遺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駐華報告》,江蘇人民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第160-168頁,以及BrianMurray前引文。
  [12] 毛澤東為此而寫的一篇短文《關于目前國際形勢的幾點估計》后來收入了《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84-1185頁),但當時這個重要文件只是在少數人中傳閱,直到1947年底召開中央12月全會,才在黨內傳達。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33頁。
  [13] 1946年6月25日毛澤東致林彪電,載《毛澤東文集》第4卷,第134-135頁;1946年7月30日中共中央致羅榮桓電,轉引自金沖及:《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772頁。
  [14] 詳見拙文:《對1948年蘇南沖突起源的歷史考察》,載《歷史研究》1999年第5期。
  [15] 關于柏林危機的最新研究成果見М.М.Наринский, Берлиннский Кризис,1948-1949гг.(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5г, No.3。
  [16] 李海文整理:《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351頁。
  [17] 1948年4月2日羅申致馬立克電,АВПРФ(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ф.018,оп.10.п.24,д.21,лл.9-10。
  [18] 1948年4月外交部給駐華大使的政治指示(草稿),АВПРФ,ф.018,оп.10.п.24,д.21,лл.11-14。
  [19] 見Brian  Murray前引文。據默里考察,這是當時國民黨政府駐布魯塞爾使館人員從一名莫斯科信使那里獲得的蘇聯秘密文件,盡管尚未在俄國檔案中找到相應的俄文原件,但默里傾向于認為這些文件是真實的。
  [20] 1948年4月25日高崗致毛澤東、劉少奇電。
  [21] И.В.Ковале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Востока, 1992г. No.1-3, л.77.
  (二)
  蘇聯對中共的經濟援助是從與中共地方政權的貿易往來開始的。
  蘇聯與中共最初的貿易中心在哈爾濱市,1946年4月28日蘇軍撤離時將這座松花江省的中心城市交給了中共。隨后中共北滿分局、東北局和民主聯軍總部便移駐哈爾濱,并在這里建立了地方自治政權(東北行政委員會)。應該說,中共政權在延安和其他關內解放區的建立還只是積累了治理農村和發動農民的經驗,只有在穩固地占據了哈爾濱這樣的大城市之后,中共才開始真正嘗試建立全社會意義上的國家統治,并著手組織社會經濟活動。另一方面,在國民黨軍隊全面進攻和中共中央被迫撤離延安的情況下,北滿根據地就成為中國革命的戰略基地和解放戰爭通向全國勝利的起點。為此,中共政權首先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是迅速改變長期戰爭造成的物質匱乏和經濟衰敗的局面,穩定社會,恢復生產,保障供給。而要解決這些問題,東北局認為首要的和最主要的出路就是開展對蘇貿易。[1]
  當時蘇聯在哈爾濱設有總領事館和商務代表處的分支機構,中長鐵路蘇方管理局,蘇聯遠東對外運輸管理局和糧食出口聯合公司的分支機構,以及主要股份為蘇聯對外貿易聯合公司的秋林股份公司的管理委員會和下屬企業,從而得以在各方面,尤其是經濟方面向中共政權提供幫助。1946年12月21日,應中共的要求,蘇聯對外貿易部代表斯拉德科夫斯基與東北行政委員會在伏羅希洛夫斯克進行了初次貿易談判,并簽署了貿易合同。為了保證貨物運輸,1947年4月,蘇聯遠東對外運輸管理局在松花江上開辟了一條航線,蘇聯阿穆爾河運輪船公司則撥出一批拖船和大駁船,在中國松花江的港口與蘇聯的港口——哈巴羅夫斯克、布拉格維申斯克和共青城之間開始了定期的貨運航線。于是,蘇聯貿易機構與東北民主政權的商務往來迅速開展起來,其貿易總額(遼東地區除外)1947年即達9300萬盧布,1948年增長到15100萬盧布,1949年更增長到20500萬盧布。[2]
  中共地方政權以糧食(后來又有煤炭)向蘇聯換取的軍需物資、民用產品和原材料,解決了戰爭供給、民眾生活、穩定物價和發展生產等一系列問題。[3]
  特別是到1949年,中方進口工農業生產資料的比重明顯增加,[4] 從而為東北地區國民經濟的全面恢復奠定了基礎。
  蘇聯對中共提供經濟援助的另一個集中地區是包括大連、旅順和金縣在內的蘇聯軍管區。1945年8月22日蘇軍根據中蘇條約接管了遼東半島的旅大地區,在這一地區,除外交方面不便讓中共插手,以及鐵路和兩個港口直接由蘇方管理外,地方政權和主要經濟部門的實際權力完全交由中共掌握。中共不僅建立了各級黨的組織,以半隱蔽方式開展工作,而且在與國民黨軍作戰時以此為部隊的休整基地和庇護所。因此,旅大地區實際上也成為中共支援前方作戰的重要軍需物資供應基地。在解放戰爭期間,旅大地區為前線供應了30萬套軍服、236.5萬雙軍鞋、50余萬發炮彈、80余萬枚引信、450噸無煙火藥、1200門迫擊炮和各種兵工生產設備,以及其他大量軍需產品。[5]
  自然,這些貢獻也離不開蘇聯的援助。為了解決遼東半島的居民生活問題和鞏固地方政權,蘇聯軍事當局向中共移交了大連鋼鐵廠、大連化工廠、大連紡織廠、金州紡織廠和幾個機械廠,并在蘇聯外貿組織的幫助下成立了4個蘇中合營公司。其中遼東鹽業股份公司僅1948年就生產了16萬噸食鹽、300萬盒各種罐頭、300萬條麻袋,公司年總產值達到350億元(東北幣)。遠東電業股份公司在恢復電站、電網、電話和通信線路方面給予了巨大幫助,同時也生產日用品,該公司1948年總產值達250億元。這兩個公司成立兩年后轉交中方。船業公司和石油公司則以來料加工方式為蘇聯修造拖船和生產燃油,既解決了當地的就業問題,也為中共培養了大批專業技術人才。此外,蘇聯外貿機構還通過海運以及經北朝鮮港口中轉的方式,從海參崴直接向大連港提供糧食、植物油、糖、罐頭、糖果點心等食品。[6]
  新中國建立前夕蘇聯對中共經濟援助的最大項目應屬幫助東北民主政權修復東北鐵路網的工程了。戰爭使得東北地區大約6000公里的鐵路遭到摧毀和破壞,而日軍撤退時又沿1500公里的鐵路線炸毀了大量車站、機車庫、橋梁、信號裝置、供水設施等。蘇軍在占領期間,修復了中長鐵路的東線和西線。蘇軍撤離后,在中長鐵路蘇方管理局局長茹拉夫廖夫領導下,蘇方鐵路員工繼續鐵路的修復工作。1946年底,蘇聯又派來了大約100名工程師、技術員以及其他專業人員。到1947年春天,北滿根據地的整個鐵路主干線已經修復通車。[7]
  1948年3月,經過人民解放軍強大的冬季攻勢,東北全境除沈陽、長春、錦州等幾座孤城外已在中共掌握之中。在這種形勢下,大量調動部隊圍殲守敵,進而入關南下,以及迅速恢復東北經濟,為解放全國建立鞏固的后方,都迫切需要全面修復東北鐵路網。于是,中共直接向莫斯科提出了這一要求。蘇聯政府很快商定,派交通部副部長柯瓦廖夫為全權代表,趕赴東北組織落實有關恢復東北鐵路運行的措施。這一決定5月13日經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團討論通過,5月15日由斯大林簽字批準。[8]
  1948年6月,柯瓦廖夫率領一個由50名工程師、52名技師、220名技術人員和熟練工人組成的鐵路專家小組抵達東北,還帶來了必需的技術設備,包括修復車、起重機和其他機械設備,以及金屬構件、鐵軌、橋樁、鋼梁等材料。修復工作在工程師多羅寧的領導下順利展開。[9]
  在此期間,蘇聯政府對于中共政權修復鐵路的工作是全力支持,有求必應的。11月間,交通部報告,中共請求把已經解放的中長鐵路南段(石河-遼陽)的機車和車廂送大連機車車輛廠修理,同時再撥200節旅客車廂和10套給水機組供民主政權使用;外交部報告,中共請求向滿洲派200名蘇聯鐵路員工,具體幫助組織已修復鐵路的運營工作。對于這些要求,蘇方均立即答應滿足。[10]
  到12月上旬,柯瓦廖夫小組的任務基本完成,柯瓦廖夫回莫斯科復命并欣然向斯大林報告:遵照您1948年5月17日的指示,派往滿洲的蘇聯鐵路專家小組組織并領導了最重要的鐵路線的修復工作,其中包括吉林-長春,哈爾濱-長春,四平街-通遼-義縣-錦洲,梅河口-奉天-鞍山,錦洲-山海關路段。這一時期,共修復大、中型橋梁62座,其中東北中部的大型橋梁都進行了大修:在哈爾濱至長春方向有松花江大橋970米,飲馬河大橋320米,伊通河大橋200米;在吉林至長春方向有吉林市附近的松花江大橋420米,飲馬河大橋190米。至此,從中蘇邊境的滿洲里和綏芬河至旅順和大連已經全線通車。報告強調了上述鐵路線及時修復對中國革命的重大意義:保障了人民解放軍的迅速調動,首先是在長春市集結重兵,然后又在義縣和錦州城下集結。殲滅這些城市的被圍之敵后,人民解放軍部隊又沿新恢復的鐵路線調至新立屯、奉天和梅河口,從而有力地促進了全殲滿洲國民黨軍。此外,蘇聯專家還幫助中共成立了鐵道兵部隊(4個旅3萬余人),培訓各類技術專家4600多人;建立了修復工作必需的材料供給機關和保障基地、橋梁基地,以及專門的軍事倉庫。除幫助修復鐵路外,應毛澤東本人和東北局的請求,柯瓦廖夫小組擬定了交通部、鐵路管理局和機務段的結構和編成,還對東北公路、大路和水陸交通狀況進行了調查,并擬定了修復和整頓交通的決議草案。[11]
  此后,為了保證東北鐵路的正常運營,蘇聯部長會議又應中共的要求通過一項命令:一、批準中長鐵路蘇方管理局:(1)從中長鐵路大連段儲備中抽1500節貨運車廂,130節客運車廂和50臺機車給滿洲民主政權;(2)在1949年5月1日之前,按照同滿洲民主政權簽訂的協議,利用大連機車車輛修理廠現有的日本半成品和原材料為滿洲鐵路建造1000節貨運車廂;(3)在大連中長路工廠按照協議規定為滿洲鐵路的機車和車輛,信號裝置和通訊儀器,以及道岔設備進行大修、中修;(4)從大連軍管區調派修復車專家隊和必要物資,參加軍管區以外中長路路段的修復工作。二、批準蘇聯交通部:(1)從蘇聯遠東鐵路抽調86臺機車和1000節車廂交與滿洲鐵路北段;(2)增派170名蘇聯鐵路技術人員交中長路蘇方管理局指揮,幫助組織中長路南段的運營,時間為一年。三、前項所指人員出差的全部費用500萬盧布,在中長鐵路運營收入中報銷。四、責成茹拉夫廖夫保證沿滿洲鐵路向大連運送所有物資。[12]
  所有這些措施,對于東北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不過需要指出的是,中長路全線通車對保證蘇聯控制旅順軍港和大連市、發展蘇聯遠東地區經濟具有同樣重要的作用,因此蘇聯表現得極為大方,而對于中共進一步要求幫助全面恢復東北經濟的問題,莫斯科則要慎重考慮了。
  (三)
  當東北全境解放指日可待時,中共開始籌劃經濟恢復和未來建設的工作。
  1948年9月8日,林彪直接給斯大林寫了一封信,要求蘇聯幫助制定在東北地區恢復國民經濟的計劃。林彪首先通報了解放戰爭順利進展及解放區開始經濟建設的情況,并對柯瓦廖夫專家組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謝,隨后講述了在恢復經濟方面遇到的種種困難。林彪報告,中共準備至少用兩年的時間完成東北地區經濟恢復的工作,為此需要制定一個全面計劃,而中共缺少有經驗的技術干部。林彪請求斯大林派來至少100名各部門的專家,“全面研究我們的經濟,并與我們共同制定統一的主要工業部門的恢復和運營計劃”。信中列舉了14個方面所需專家的具體人數。該信經馬里寧轉給莫洛托夫,10月6日,莫洛托夫向斯大林報告說,經研究認為,“不宜向中國東北派這么大數量的專家小組”。莫洛托夫等人的意見是:一、令中央書記處負責準備派10名各個部門的蘇聯專家,具體部門將同林彪協商確定,同時把相應人選方案提交中央政治局批準。二、蘇聯人員不應以顧問的名義,而應以專家的身份派到哈爾濱。三、任命一名非常有黨政和經濟工作經驗的同志為哈爾濱領事,此人應同派往哈爾濱的蘇聯專家和林彪進行聯系。四、以后向中國東北派蘇聯專家的問題,應等毛澤東來蘇聯時再行商議。征得斯大林同意后,莫洛托夫于10月16日將答復發往哈爾濱。[13]
  莫洛托夫的建議顯然是考慮到在中國局勢尚未明朗化之前,避免因樹大招風而給蘇聯造成外交上的被動。但莫斯科的答復的確無法滿足中共的需要,于是柯瓦廖夫帶著中共的要求回國后,又一次向斯大林提出了報告。柯瓦廖夫明確指出:由于缺少應有的專家,在制定國民經濟計劃和財政計劃上蘇聯未能給中共以全面幫助,為此毛澤東、林彪、高崗和陳云再次要求向斯大林報告,中共急需以下幾方面的援助:一、派各種工業和財政計劃專家來中國。二、修復滿洲以外,首先是山海關-天津、天津-北平、天津-濟南、濟南-徐州段的鐵路。恢復滿洲境內的給水系統、抽水設施和車站。三、恢復奉天和滿洲境內其他的軍工廠并組織生產。盡快恢復撫順煤礦及鞍山和本溪鋼鐵廠的生產,完成吉林大型水電站建設并開始供電。四、在哈爾濱、長春、奉天和吉林建立學院、中等技術學校和軍事學校,培養中國干部。五、派出軍隊組織和訓練及后勤建設方面的顧問。鑒于中共東北局特別要求應強調急需派來專家一項,柯瓦廖夫提出,至少應派500名計劃專家、工程師和各種其他工業專家。柯瓦廖夫還建議,應在蘇聯部長會議下成立特別小組或委員會,其任務是:一、研究同幫助民主中國恢復和發展工業和交通有關的問題;制訂統一的蘇聯有關機構和部門的實際措施計劃,為蘇聯部長會議準備相應的提案。二、研究中共的經濟狀況和原料來源,以及設備、材料和信貸方面的需求。三、領導蘇聯專家的工作,幫助組織培訓地方干部。[14]
  與此同時,葛羅米柯也向莫洛托夫報告,對于林彪信中請求往滿洲派100名蘇聯專家幫助制定經濟計劃的要求,“應當給予某種程度的滿足”。此外,對于高崗提出的其他要求,如額外提供鐵路設備和物資,為滿洲紡織工業提供2萬噸棉花,保證鴨綠江上已交朝鮮的電站也為滿洲所用等,以及柯瓦廖夫報告中轉述的要求,葛羅米柯認為均應該滿足或給予重視。故而,葛羅米柯建議,除保證東北鐵路運營的措施已經制定等待批準外,應該委托貝舍夫、科瓦廖夫和他本人把中共的請求整理成文件,并擬定中央對這些請求的決議草案。[15]
  對于中共要求迅速修復華北鐵路的要求,蘇聯立即答復同意。根據柯瓦廖夫的建議,蘇聯部長會議決定,將蘇聯鐵路專家小組在華停留期限從原定的1949年1月1日延長至4月1日。[16]
  至于其他要求,特別是派出大量專家的問題,科瓦廖夫等人研究后于1949年1月5日向斯大林呈送了一份報告。報告詳細列舉了中共根據恢復和發展東北經濟計劃而提出的請求蘇聯提供專家、設備和物資援助的具體要求,其中包括各類專家533名,以及所需設備、儀器和材料的細目。報告認為,“由于計劃和申請是中國同志擬定的,沒有吸收專家(鐵路運輸除外)參加,也沒對工業的真正情況進行調查”,因此,除鐵路設備和材料外,最好暫時先不要討論中共的計劃和申請,而是派出一個蘇聯專家組到東北進行實地考察。報告為聯共(布)中央起草了有關決定:責成蘇聯部長會議全權代表負責援助中國民主政權恢復工業和鐵路運輸并組織工業生產等項有關事宜,在一個月的時間里帶專家小組對東北冶金、軍工、煤炭、電力、機械制造和化學等部門的情況進行調查,并為蘇聯部長會議提出有關恢復和組織生產的緊急方案。報告還提出了赴東北進行考察的100人專家小組名單。[17]
  采取這樣慎重的做法,如果說專家們是從科學和可行性角度出發的,那么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則有更深層的政治考慮。在此之前,蘇聯對中共的一切援助,在形式上都是秘密進行的,斯大林顯然不愿與援助國民黨的美國公開唱對臺戲。到1949年初,中共已經取得了中國半壁江山,而中國革命對整個亞洲局勢的發展則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斯大林對此極為關注,同時也表現得更加謹慎。[18]
  斯大林并未像馬里寧說過的那樣,正式承認中共的地方民主政權,他認為在國民黨政府仍然存在的情況下,蘇聯在外交上需要保持與蔣介石的正常關系。為此,1949年2月斯大林借口“中國解放區民主政權機關要求所有外國領事館在未建立正常外交和領事關系前停止自己的活動”,通知毛澤東:蘇聯已下令“停止領事館的一切正式活動,并視領事館的所有工作人員為非官方人員”,而“與地方民主政權機關只保持非官方的關系”。[19]
  同樣,斯大林最初考慮由蘇聯單獨充當調停人促成國共和談,也反映出莫斯科担心美國出面會導致中國局勢復雜化的謹慎心理。[20]
  莫斯科迫切需要在確定蘇聯此期對華政策之前認真了解中共未來政權的性質和政治傾向,于是便有了米高揚對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的訪問。
  米高揚在西柏坡與中共領導人進行了廣泛接觸和深入談話,除了在中蘇條約問題上中共沒有明確表態以外,莫斯科了解到:中共取得全國政權已經勢在必行;新中國將實行人民民主專政,逐步走向社會主義;中共感謝蘇聯的援助,并愿意接受蘇共的領導。會談中,中共領導人特別強調在恢復經濟和發展生產方面需要蘇聯給予大力幫助,并決定派專門代表團赴蘇解決貸款和經濟援助的問題。[21]
  米高揚訪問的結果使斯大林對中共已經心中有數,1949年4月在柯瓦廖夫小組的直接參與下,中共起草了一項關于蘇聯對華經濟援助的規模和形式的初步協議。[22]
  5月3日,毛澤東致電斯大林,提出中共目前最重要的任務是解決經濟建設問題,因此要求斯大林同意向中共派遣蘇聯專家。[23]
  同時,毛澤東也更加明確了中共必須向蘇聯靠拢的方針。中共中央2月16日指示華北局和東北局:對外貿易的基本方針“應該是凡蘇聯及東歐各新民主國家所需要的貨物,我們當盡量向蘇聯及新民主國家出口,凡是蘇聯及新民主國家能供給我們的貨物,我們當盡量從蘇聯及新民主國家進口,只有蘇聯及新民主國家不需要及不能供給的貨物,我們才向各資本主義國家出口或進口”。[24]
  3月13日毛澤東又在七屆二中全會的總結報告中指出:“中蘇關系是密切的兄弟關系,我們和蘇聯應該站在一條戰線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機會就要公開發表文告說明這一點”。[25]
  果然,當劉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團到達莫斯科以后,毛澤東發表了“一邊倒”的著名宣言。此時,中共的立場和中國的形勢都已經完全明朗化,斯大林也做出了他的最后決定。
  劉少奇對蘇聯的訪問非常成功,斯大林幾乎答應了中共代表團提出的軍事和經濟援助的所有要求。[26]
  專家問題也終于得到了解決,在第六次會談時,斯大林答應了中方的要求,同意分期分批向中國派遣200多名各方面的經濟技術專家。8月2日,劉少奇又特意致函斯大林,要求讓柯瓦廖夫和已經確定的蘇聯專家同他一起走,并請求斯大林下令加快前往中國的蘇聯專家的準備工作。斯大林閱讀信函時,特意在這段話下面劃了著重線。[27]
  8月25日劉少奇回國時,已有220名蘇聯高級經濟干部和工程師同車到達沈陽。[28]
  蘇聯此后便加大了援助力度。據俄國檔案記載,蘇聯部長會議9月19日做出決議,向中共提供除繳獲的日本武器外最大的一次軍事援助,總價值達2650萬美元,其中包括334架飛機和360門高射炮。此后蘇聯政府又多次做出決議,向中國提供了3150萬美元的武器裝備和其他技術裝備。[29]
  在雙邊關系中,斯大林與劉少奇唯一沒有解決的是如何對待1945年中蘇條約的問題。對于中共代表團提出的三種處理方式,斯大林未置可否,只是在劉少奇給聯共(布)中央的書面報告中批示:“這個問題等毛澤東到莫斯科后再解決。”[30]
  在斯大林心中,這是處理與新中國同盟關系中最為棘手的問題,也是蘇聯與中共經濟關系中最為敏感的問題。
  [1] 東北貿易總公司:《1947年第一季度對外貿易工作總結與第二季度對外貿易意見》,遼寧檔案館東北財政委員會檔案,卷號5065,第1-4頁。轉引自孟憲章主編:《中蘇貿易史資料》,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1991年版,第532頁。
  [2] 見Борисов前引書,第187頁。
  [3] 東北貿易總公司:《1947年第一季度對外貿易工作總結與第二季度對外貿易意見》,遼寧檔案館東北財政委員會檔案,卷號5065,第4頁。轉引自孟憲章主編:《中蘇貿易史資料》,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1991年版,第535頁。關于中蘇貿易談判的最初情況,參見王首道:《東北解放區人民政權的建立及財政經濟工作》,載陳沂主編:《遼沈決戰》下,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8頁。王首道時任東北行政委員會財經辦事處主任。
  [4] 1947年進口物資中生產資料占7%,1948年上升為14%,1949年則高達61%。東北商業局:《東北解放區三年來對外貿易總結》,轉引自云章、曉春:《試談解放戰爭時期東北根據地的對外貿易》,載《社會科學戰線》,1990年第3期,第239頁。
  [5] 見《韓光黨史工作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33-39、133-139頁;筆者1996年5月對韓光的采訪記錄。韓光時任中共大連市委書記。
  [6] Борисов前引書,第190-193頁;《韓光黨史工作文集》,第335-340頁。
  [7] Борисов前引書,第193頁。
  [8] 1948年9月10日蘇聯交通部給莫洛托夫的報告,АВПРФ,ф.06,оп.10.п.53,д.739,л.1。
  [9] Борисов前引書,第196頁。
  [10] 1948年11月18日佐林給莫洛托夫的報告,11月23日葛羅米柯給莫洛托夫的報告,АВПРФ,ф.06,оп.10.п.53,д.739,лл.2、3。
  [11] 1948年12月16日柯瓦廖夫給斯大林的報告,АВПРФ,ф.06,оп.10.п.52,д.734,л.8;Борисов前引書,第198頁。
  [12] 1948年12月16日貝舍夫和葛羅米柯給莫洛托夫的報告及蘇聯部長會議命令草案,АВПРФ,ф.06,оп.10.п.53,д.738。
  [13] 1948年9月12日哈爾濱總領事館致莫洛托夫電,10月6日莫洛托夫給斯大林的報告,10月17日波采羅夫給聯共(布)中央的報告,АВПРФ,ф.06,оп.10.п.53,д.738,лл.6-11、2-5.
  [14] 1948年12月16日柯瓦廖夫給斯大林的報告,АВПРФ,ф.06,оп.10.п.52,д.734,л.8-9。
  [15] 1948年12月17日葛羅米柯給莫洛托夫的報告,АВПРФ,ф.06,оп.10.п.53,д.738, лл.16-17.
  [16] 1948年12月20日柯瓦廖夫給莫洛托夫的報告,12月25日莫洛托夫給斯大林的報告,АВПРФ,ф.06,оп.10.п.52,д.734,л.5;п.53,д.738,лл.19-20.
  [17] 1949年1月5日柯瓦廖夫給斯大林的報告,АВПРФ,ф.06,оп.11.п.15,д.231, лл.3-10.
  [18] 莫洛托夫和維辛斯基在1949年初給柯瓦廖夫的電報中指出,“從現在起,任何有關中國的事務都要直接與菲利波夫同志聯系”。見Goncharov, Lewis , Xue Litai前引書,第20頁。菲利波夫是斯大林的化名。
  [19] 1949年2月16日斯大林致毛澤東電,АПРФ(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ф.45,оп.1,д.300, лл.
  129-130。轉引自С.Тихвинский, Путь Китая к Объединению и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1898-1949, Москва,  1996г., л.460.
  [20] 關于毛澤東與斯大林在國共和談問題上爭論的俄國檔案見С.Тихвинский, Переписка И.В.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в Январе 1949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4г.
  No.4、5。研究者對此有不同看法,筆者的觀點詳見《毛澤東、斯大林與韓戰》一書第107-113頁。
  [21] 詳見《在歷史巨人身邊》第375-386頁;А.М. Ледовский, 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И.
  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й. 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1949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5г., No.2、3。
  [22] 柯瓦廖夫未公布的回憶錄,見Goncharov , Lewis , Xue Litai前引書,第63頁。
  [23] 逄先知主編:《毛澤東年譜》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96頁。
  [24]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8),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36-137頁。
  [25] 《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頁。
  [26] 詳見《在歷史巨人身邊》第404-414頁和列多夫斯基發表的有關俄國檔案文獻,見А. М. Ледовский, Визитв  Москву  Делегаци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вИюне-Августе  1949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6г.
  No.4、5(中譯文見《中共黨史資料》1998年第2期)。
  [27] 《在歷史巨人身邊》,第415頁;1949年8月2日劉少奇致斯大林信,АПРФ,ф.3,оп.65,д.364, лл.1-2.
  [28] 1949年8月26日劉少奇致中共中央電,《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頁。關于此時來華專家的數字,在蘇聯和俄國學者的論著中都說是250人,見Л.В.Филатов,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1949-1966)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75,No.65,л7;И.В.Ковале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1г. No.6,л.83。多出的30人,恐怕是把專家的隨行工作人員也計算在內了。而師哲的回憶,即與劉少奇同車到沈陽的專家只有80人(《在歷史巨人身邊》,第425頁),則顯然有誤。此外,據陳兼研究的結果,蘇聯還同意向中國派遣878名空軍專家和90名海軍專家。見ChenJian前引書,第77頁。
  [29] Б.Кулик: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ПериодСтановления(1949-1952г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4г.
  No.6,л.75.
  [30] 1949年7月4日劉少奇給聯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報告,АПРФ,ф.45,оп.1,д.328, лл.11-50.
  (四)
  現在看來,中國政府被迫接受的1945年中蘇條約顯然屬于不平等條約。撇開蒙古問題不說,單就蘇聯把已經賣給滿洲國的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作為其戰利品與中國合營,又強行租用旅順港和開放大連市而言,已使中國主權受到侵害,當時國民對蘇聯的反感與此不無關系。[1]
  中共對此也有同感,雖沒有明說,但確是心存芥蒂,并且在經濟方面與蘇方的接觸中時有表現。
  蘇聯對經營中長鐵路極為關注,因為它不僅具有戰略意義,而且頗有經濟價值。[2]
  但由于蘇軍撤退和東北內戰的爆發,中蘇共同經營中長路的工作實際并未開展。在國民黨統治區的鐵路南線長期處于癱瘓狀態,設備屢遭盜竊和破壞,大部分蘇聯員工被召回國。[3]
  即使在中共控制下的北線,雙方也常有摩擦。據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館報告,中共當局把這一地區中長路及其附屬企業的管理抓在自己手中,不遵守中蘇條約關于中長路的協定,將蘇方行政機構排擠出對鐵路的管理,并大批解雇在中長路機構及企業中工作的蘇聯公民,而且時有暴行發生。為此,蘇聯駐哈爾賓總領事館曾多次與林彪和高崗進行交涉。[4]
  中共控制了整個東北以后,包括中長路全線在內的東北鐵路實質上是由中方單獨實行管理的,鐵路財政也完全由中方支配,而蘇方員工只是處于顧問和咨詢的地位。[5]
  顯然,毛澤東對1945年中蘇條約是不滿意的,也沒有理睬關于中長路由中蘇共同占有和經營的協定。蘇聯方面對此頗為担心,這突出表現在1948年底蘇聯外貿部給米高揚的報告中。斯拉德科夫斯基在報告里針對一封關于中長路和蘇中合資企業問題給馬林科夫的信發表了長篇議論。顯然是出于為管理中長鐵路準備干部隊伍的考慮,他首先對中長路培訓東方學干部的情況表示不滿,建議在遠東及中央的幾所高等工業學校中設置研究中國和朝鮮政治經濟的課程,擴大莫斯科東方學院的遠東各系(首先是中國系和朝鮮系),恢復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東方學研究所。斯拉德科夫斯基特別提出了中長路的法律地位問題,即“如何看待蘇聯鐵路管理機構在中長路的存在;我們繼續不參加鐵路的管理和經營是否妥當”。報告指出,由于中長路理事會和管理局的國民黨代表逃離滿洲,而蘇方絕大部分鐵路員工已經回國,致使蘇方已停止參與對鐵路的管理,目前整個鐵路完全由中方民主政府(東北鐵路局)管理。蘇方繼續推遲參與鐵路管理可能導致的后果是,中國人將獨自經營這份“蘇中共同財產”,蘇聯不僅從鐵路運營中得不到任何利益,而且“將來中國人(甚至包括民主政府的人)認為自己有了本事,會反對我們參與管理”。有鑒于此,報告建議盡快解決蘇聯實際參與鐵路管理的問題。報告還認為,恢復蘇方在中長路的租賃地和企業股權將為蘇聯帶來很大利益,由于中長路問題尚未談妥,目前應由某個蘇聯組織或者秋林公司獲得上述原俄國業主的權利。報告最后建議,成立專門從事滿洲問題的科研機構,廣泛收集和研究有關滿洲的經濟資料;設置領導中長路工作的專門機構,加強對滿洲蘇聯企業和合營企業的統一領導。[6]
  實際上,對于中長路及所屬企業的管理和東北資源的利用問題,中共的處境十分尷尬。既要依賴蘇聯的資金和技術保障鐵路運營和經濟發展,又担心中國的主權和利益受到侵害,中共的矛盾心理和立場是可以想見的。同斯大林親自處理所有與中國有關的問題一樣,毛澤東對涉及與蘇聯經濟關系的問題也極為重視。1948年5月,毛澤東要求東北局,以后對蘇聯“凡有借有還的協定”盡可能多簽訂,但在此之外的要求,“則必須遵守自力更生不依賴外援之原則,非萬不得已不要輕易提出要求”。毛澤東還特別強調,“一切商業性協定的詳細內容及經營和償還情形”,必須“事前請示,事后報告”。[7]
  對于通過合營方式迅速恢復工礦企業生產,從而推動經濟發展,中共取積極態度,如瓦房店和復州煤礦的開采,[8]
  但涉及到產權歸屬問題,中共的處理則十分謹慎。例如,1948年8月10日東北局報告,中長路蘇方局長最近提出,海拉爾以東莫格圖河畔發現褐煤炭層,確定其藏量約700萬至1500萬噸。蘇方要求將上述地區及采礦權移交中長路管轄,歸其開采。東北局的意見是,某些重工業礦產與蘇方合作共同開發是需要的,但不劃入中長路所轄范圍,不擴大中蘇條約上所規定的權利,而另外訂立地方性的合作協定,且不對外宣布而實際進行。中共中央回電表示同意,希望東北局與蘇聯負責方面協商解決。[9]

  同樣,1948年2月蘇聯人提出,在黑龍江等沿兩國邊界的航道,由蘇方負責修建燈塔,其所有權屬蘇聯。中共以所有權問題“用什么形式出現值得考慮”為由,把事情拖了下來。一年以后,蘇方再次通知,莫斯科來電要求解決這一問題。3月7日李富春答復,仍要蘇方說清所有權問題。[10]
  3月10日毛澤東在與此相關的另一個問題上則明確答復莫斯科,關于在黑龍江上設置界標事,同意蘇方派技術人員來,但費用由中方負担,而界標屬于中方所有。[11]
  5月14日,蘇方又轉告維辛斯基的請求,為了保證航行安全,蘇聯政府將派飛機和輪船沿黑龍江和松花江巡查航線。對此,中共中央20日復電說,黑龍江為兩國邊界,同意蘇聯飛機和輪船巡查,但松花江是中國內河,是否應由中國輪船裝備火炮,并雇請蘇聯專家,定期巡查較為妥當。[12]
  東北解放以后,此類問題更加突出。1948年12月2日東北局報告,在對蘇經濟關系上首先遇到了關于中長路財產的界定問題。根據中長路協定第一條規定,南滿鐵路的財產,除1905年以前俄國所置者外,均不屬于中長路,而屬于中國政府。蘇軍占領時,把日本人所置的南滿鐵路附屬財產大部分掛上了中長路的牌子。國民黨進占沈陽后,又將蘇軍所劃許多中長路財產屬1905年以后者,統統改為中國政府所有。到沈陽解放時,中長路蘇方代表派人非正式口頭通知陳云說,這些財產均屬中長路,應由中長路接收。因事關中共與蘇聯的關系及國人觀感,林彪和陳云商定采取暫拖一時的辦法,告訴蘇方目前統一實行軍管,將來再說。此外,對東北重工業恢復是采取向蘇方借款方式,還是中蘇合資經營方式,對蘇方以戰利品拆遷的設備可否提出請求歸還一部分等,中共在處理時均頗為猶豫。[13]
  中長路財產的歸屬實際涉及到中共對1945年中長路協定的認可問題,對此,斯大林特別關注,生怕毛澤東提出中長路協定的有效性問題。據隨同米高揚到西柏坡的柯瓦廖夫回憶,在會談期間斯大林“不止一次以無線電報向我詢問,中國同志對中長路協定的真正態度如何,他們是否認為中長路協定是真正平等的條約”。[14]
  米高揚在會談時則坦率地告訴中共領導人,蘇聯不認為有關中長路的協定是不平等的,“因為這條鐵路主要是由俄國出資建成的”,“可能在這個條約里,平等的原則未能得到充分體現,但我們準備與中國同志友好地討論并解決這個問題”。毛澤東含糊地回答說,在中長路產權歸屬問題上存在的一些磨擦,是可以就地解決的。但接著又指出:國民黨軍隊掠奪了中長鐵路及部分企業,隨著人民解放軍的開進,這些企業又歸還給了中長路。不過老百姓傳說,國民黨是根據中蘇條約占據這些企業的,而人民解放軍把企業交給中長鐵路,似乎是破壞了條約。最后,毛澤東表示同意讓高崗和柯瓦廖夫共同研究這個問題并向中共和聯共(布)中央匯報。[15]
  實際上問題并未得到解決,也不可能解決。即使在劉少奇訪蘇期間,雙方對中長路問題也都避而不談。既然斯大林已經從柯瓦廖夫那里了解到,高崗和陳云表面上都承認中長路協定是平等的和令人滿意的,但“實際上中國人暗中想要全面控制鐵路,他們正在盡力從蘇聯人手中奪取對這條鐵路的管理權”。[16]
  那么,問題只能留待毛澤東親自到莫斯科時再解決了。正如學者們已經看到的,在1950年中蘇領導人的外交談判中,中長鐵路及旅順和大連問題成為雙方爭論的焦點,結果是斯大林做出讓步而締結了新的中蘇同盟條約。[17]
  還有一點需要指出,在此期雙方貿易往來中,蘇方在經濟利益上頗有計較,從而使中方遭受的損失也是明顯的。如蘇方要求進口煤炭的含灰量不得超過15-18%,但因中方口岸沒有化驗設備,只得聽任蘇方對撫順、遼源、鶴崗等地優質煤按20%扣除灰分。1949年中方出口106萬噸煤,僅此一項即損失東北幣434億元。再有,蘇方進口貨物因名稱不對、規格不清或包裝不善而造成的損失少則2%,多則高達7%,但由于中共缺乏經驗和專家,此類損失完全由中方獨自承担。[18]
  不過,總體說來,盡管存在著矛盾和摩擦,中共與蘇聯在經濟領域的合作,以及蘇聯對中共的援助還是主導方面。無論如何,面對40年代末遠東的國際政治格局,中蘇必須結成同盟,而這一點從中國經濟狀況的現實來看,對新生的中共政權尤為重要。用劉少奇的話說就是,“蘇聯對中國人民的真誠友誼的幫助,是恢復和發展中國經濟的有利條件之一。由于這樣的原因,中國人民應該特別重視和珍貴〔惜〕對蘇聯人民的友誼與合作。”[19]
  發表于《黨的文獻》2001年第3期
  [1] 1949年9月4日《長江日報》發表了熊復的一篇短文《認識蘇聯》,其中反映了當時中國國民對蘇聯的看法,如“外蒙古受蘇聯控制”,“東北是蘇聯的勢力范圍”,“蘇聯對旅順大連有領土野心”,“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是不平等條約”,等等。見《熊復文集》第2卷,紅旗出版社1993年版,第18-19頁。
  [2] 據蘇聯交通部計算,僅南線路段在戰前一年的利潤就有1.63億盧布。見1950年1月19日貝舍夫給莫洛托夫的報告,АВПРФ,ф.07,оп.23а.п.248,д.20,лл.17-19.
  [3] 1946年12月2日彼得羅夫與甘乃光談話記錄,АВПРФ,ф.0100,оп.40а.п.264,д.21, лл.7-9.
  [4] 1947年4月8日雷斯科夫給高崗的信,5月7日哈爾濱總領事館給林彪的信,АВПРФ,ф.0100,оп.40а.п.269,д.69,лл.133-135,140-144。轉引自 А.М.Ледовский, На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Работе вКитае в  1942-1952г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3г. No.6,лл.130-131.
  [5] 1950年1月柯瓦廖夫給斯大林的報告,見Goncharov , Lewis , Xue Litai前引書,第247-248頁。
  [6] 1948年12月31日斯拉德科夫斯基給米高揚的報告,АВПРФ,ф.0100,оп.42а.п.301,д.1,лл.3-6.
  [7] 1948年5月28日毛澤東致林羅陳并東北局電。
  [8] 1948年10月18日東北局致中共中央電,10月21日中共中央致東北局電。
  [9] 1948年8月10日東北局致中共中央電,8月17日中共中央致東北局電。
  [10] 1949年3月5日高崗、陳云致中共中央電,3月7日李富春致高崗、陳云電。
  [11] И.В.Ковалев前引文,第87頁。
  [12] 1949年5月14日高崗致中共中央電,5月20日中共中央致高崗電。
  [13] 1948年12月2日東北局致中共中央電。
  [14] И.В.Ковалев前引文,第86頁。
  [15] А.М. Ледовский, 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И.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й, 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1949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5г. No.3,л.101。
  [16] И.В.Ковалев前引文,第86頁;Goncharov , Lewis , Xue Litai前引書,第63頁。
  [17] 筆者在《1950年中蘇條約的簽訂:愿望和結果》(載《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2、3期)一文中對這個問題有詳細論述。
  [18] 云章、曉春前引文,第241-242頁。
  [19] 1949年10月5日劉少奇在中蘇友好協會總會成立大會上的報告,見《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一冊,第72頁。

2013-08-28 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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