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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在華蘇聯專家問題的歷史考察:基本狀況及政策變化
對在華蘇聯專家問題的歷史考察:基本狀況及政策變化
沈志華     阅读简体中文版

  內容提要
  向國外派遣大量專家和顧問,是冷戰時代社會主義國家之間關系的一種特別現象。本文以大量中國地方檔案和俄國解密檔案及當事人回憶為依據,討論了50年代在華蘇聯專家的基本狀況。作者認為,10年之間約2萬名蘇聯專家來華,完全是中國鞏固政權和發展經濟的要求;中蘇雙方對短時間內大量專家來華都缺乏必要的準備和嚴格的管理;1954-1956年是專家來華的高潮,受波蘭事件影響,從1957年雙方加強對專家來華的控制;1957-1960年中國實行少而精的原則,特別要求增加國防新技術專家,但中蘇關系惡化導致專家工作停頓。蘇聯派往中國的專家人數最多,時間最長,加強這一課題的研究,對探討社會主義國家關系特點,分析中蘇同盟破裂的原因,以及思考中國走向現代化的發展道路具有特別意義。
  向國外派遣大量專家和顧問,是戰后蘇聯從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和文化各個領域不斷擴大對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的影響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冷戰時代社會主義國家之間關系中的一種特別現象。人們注意到,無論派出國的動機和初衷怎樣,其結果都是事與愿違。以蘇聯為例,1948年斯大林對蘇南沖突的第一反應就是撤退在南斯拉夫的所有專家,1956年波蘇關系危機時哥穆爾卡首先采取的措施也是要求蘇聯撤出在波蘭的顧問,而1960年中蘇分裂展示給世人的信號又是赫魯曉夫宣布召回全部在華專家。同樣現象一定程度上也存在于南阿、中越、蘇匈、蘇阿關系當中。僅此一點就值得引起歷史學家去思考社會主義國家關系中派遣專家問題的方方面面。
  本文專門討論1949-1960年在華蘇聯專家的問題。蘇聯派往中國的專家人數最多[1],時間最長[2],對于在中國建立斯大林模式的經濟體制也起到過非同尋常的作用。所以,加強這方面的研究,不僅對于理解派遣專家現象、探討社會主義國家關系特點,分析中蘇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美國分化中蘇關系的戰略具有特殊意義,而且有助于啟發人們去思考中國走向現代化發展道路的諸多歷史因素。
  然而,到目前為止,國際學界,特別是中俄兩國學者,對這一課題尚未展開深入研究。盡管研究中蘇關系的歷史學家幾乎都要談到蘇聯專家問題,但專門的論著卻極為少見。[3]筆者在考察中體會到,其原因主要是有關史料在以往研究著作中少而零亂,原始材料又分散在各地,特別是要了解蘇聯專家在華工作的具體和實際的狀況,則必須深入到社會基層。所以,為了收集有關這一專題的資料,筆者除閱讀此期全部《人民日報》的有關報道和大量專業論著外,還到北京、內蒙、吉林、遼寧、新疆等數省地方檔案館查閱有關文獻,走訪一些曾聘請蘇聯專家的企業、機構和當事人,并翻閱了涉及中蘇關系的大量俄國最新解密檔案。
  作為對這一課題的初步探討,本文主要目的是對所收集的大量史料進行梳理和考證,并在此基礎上描述蘇聯專家來華的基本狀況及中蘇雙方政策的變化,以為進一步研究做準備。
  為了滿足中國的政權和經濟需要
  早在1948年夏,蘇聯已經派遣專家技術小組到中共建立的東北根據地幫助修復鐵路,第二年劉少奇訪蘇后,又帶回一批制定經濟恢復計劃的專家。[4]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在華蘇聯專家已有600余人。[5]至于到1960年7月撤退專家前,究竟有多少蘇聯專家來中國工作,學術界沒有考證。一般的說法是專家總數在萬余人,但有學者指出這一估計沒有根據。[6]筆者以為,由于當時對專家這一概念沒有確定的范圍[7],以及在華專家往來期限的復雜性(即有到期回國者和延聘、新聘者之交叉),加之統計材料不全面,的確難以把握精確的數字。不過,大體情況還是可以了解的。據中國的檔案文獻,至1958年底,全國經濟、文教各部門聘請了11527名蘇聯和其他國家專家來華工作,其中蘇聯專家占89%,[8]即約10260人。而1958-1960年蘇聯又分別派遣915名、699名和410名工業技術專家來華。[9]相對來說,蘇聯教師來華人數有限,1948-1960年總計615名。[10]故1958年以后來華教師數字可以略去不計。這樣,來華工作的非軍事專家(除臨時開會和訪問的學者、專家)應在12284人以上。此外,還有大量的軍事顧問(1957年后也稱專家)。據目前看到的中國書面材料,海軍聘請的蘇聯專家和顧問累計3390余人,[11]再加上空軍、炮兵、通訊兵、導彈部隊等其他技術兵種,有人估計蘇聯軍事專家和顧問總數肯定在萬人以上。[12]如此計算,1949-1960年來華工作的蘇聯專家總計至少應超過2萬人。
  這么多的專家是如何到中國來的?如果說戰后蘇聯向東歐國家派遣專家(主要是軍事、安全顧問)是出于控制和滲透的目的,因而多少有些強加于人,[13]那么,到中國來的蘇聯專家,無論是在經濟、文教部門,還是在軍事或行政單位,則完全是為了滿足中共鞏固新政權和發展經濟的需要,完全是中國政府請來的。
  中國共產黨長期從事武裝斗爭和農村工作,而管理城市和進行經濟建設的經驗和人才則嚴重缺乏,因此,掌握政權以后就特別需要學習,尤其是向蘇聯學習。在這方面,聘請大量蘇聯專家來華工作,無疑是一條重要而快捷的途徑。正是為了滿足中國的需要,50年代初莫斯科提供的直接幫助之一,就是派遣大批工業技術和軍事訓練專家以及國家行政管理顧問來華工作。
  缺乏可靠的科學技術人才是新中國恢復經濟和發展生產所面臨的一個嚴重問題。1949年10月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陳云告訴蘇聯大使羅申,恢復國民經濟的一個重大障礙是缺少懂專業而又忠于人民政府的技術干部。新中國從國民黨那里接收下來的工程師和專家總共只有2萬人,而他們大多數人的政治觀念是反動的,親美的。以最大的鞍山鋼鐵企業為例,那里的70名工程師中竟有62名是日本人,他們在心理上仇視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共產黨。[14]
  據中國有關統計資料,作為全國鋼鐵工業中心的東北,在日本人被遣送回國后,其技術人員占該行業人員總數的比例已經降至0.24%。[15]
  到1951年7月,周恩來仍然認定,技術干部嚴重不足“將是中國工業化的一個主要障礙”。盡管中國政府正在努力“組織訓練班和技術大學,派大批學生到蘇聯留學,但目前戰爭還在繼續,這個問題很難解決”。[16]由于缺乏專家,中方甚至無法提出要求蘇聯提供經濟援助的貨物清單,以至毛澤東提出要求設立中蘇共同委員會,請蘇聯專家“來華與我們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貨單”。[17]顯然,大量蘇聯專家和技術人員來華,對于中國國民經濟的恢復,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據中國檔案材料,自1950年至1953年先后到中國幫助經濟建設工作的蘇聯專家共計1093人。[18]如果按照蘇聯的統計材料,到中國工作的高級專家1951-1953年已有1210人。[19]這些數字大概都沒有把鐵路專家計算在內,據鐵道部1953年的工作報告,僅1950年5月長春鐵路公司正式成立以來,就先后聘請蘇聯專家1500人。[20]
  在經濟建設的起步階段,首先需要技術支持的就是基建工程的設計力量,而在這方面中國確實無能為力。到1953年,全國總共只有78個設計單位,每個單位一般不足500人。[21]
  如此單薄的力量根本無法滿足中國全面恢復經濟和建設的需要。于是,應中國政府要求,蘇聯派遣了大批設計專家來華。與確定第一批蘇聯援建項目相適應,1950年2月毛澤東和周恩來訪蘇時聘請了第一批16個蘇聯設計組。朝鮮戰爭爆發后,為了建設東北部地區工業基地,中國政府又聘請了第二批3個蘇聯設計組。第三批23個蘇聯設計組是1951年聘請的。這樣,到1951年夏,僅設計專家,蘇聯就派來了42個小組,其中30個安排在東北地區。[22]
  為了執行一五計劃,中財委決定再請求蘇聯政府派出5個綜合專家組于1952年下半年來華進行全國性規劃、配置和設計工作,其任務是全國電氣化規劃,全國鋼鐵工業的發展遠景和產品品種方案確定,全國機械制造工業現有工廠調整和新廠建設規劃,全國船舶工業工廠及鐵路機車車輛制造廠的調整、擴建和新建規劃。同時還有6項地質勘察工作需請求蘇聯幫助。[23]
  建國初期中共對蘇聯還有一個急切需求,就是派遣軍事技術和訓練專家。中共軍隊雖英勇善戰,但武器裝備實在太落后,炮兵數量有限,空軍根本不存在,僅有的一些海軍艦只破舊不堪,甚至還保留著清朝末年的戰船。[24]這樣的裝備,既要保證國家的空防和海防,又要渡海解放臺灣,還要出兵朝鮮與美軍作戰,顯然力不從心。而從蘇聯大量購進飛機、軍艦及其他現代化武器后所面臨的問題是部隊文化素質太低,自己無法立即掌握和使用新式武器。據統計,1952年中國軍隊128萬排長以上的軍官,達到大學文化程度的只有2.14%,具有高中水平的占12%,還有27.21%的人是文盲。[25]劉少奇后來向蘇聯大使尤金承認,那時中國軍隊的一些指揮員不是其所轄兵種的內行,有些空軍團長沒當過飛行員,炮兵軍官沒當過炮兵,他們“應該接受培訓,以便能夠管理機械化的部隊”。[26]于是,蘇聯不僅需要提供武器,還必須派遣教官和軍士來幫助中國軍隊掌握新式武器。
  為了幫助中國建立6所空軍學校,1949年底根據雙方協定,蘇聯派出了從校長到地勤人員的全套人馬,總計878名專家。[27]與此同時,蘇聯海軍顧問711人也分三批先后來華。[28]朝鮮戰爭爆發后,中國領導人更是頻繁地向斯大林提出派遣軍事顧問的要求,以至蘇聯有時甚至不能完全滿足中方的請求。如1950年8月蘇聯應邀增派了38名空軍顧問,[29]1951年2月又派出15名軍事顧問。[30]同年9月毛澤東要求蘇聯派83名顧問到志愿軍部隊工作。[31]盡管中方一再堅持,蘇聯只同意派遣以陸軍大將扎哈羅夫為首的5人專家小組駐在朝志愿軍總部工作。[32]1951年11月蘇聯再次應中方要求派出19名空軍顧問。[33]對于1953年1月中國請求派12名海軍航空兵顧問的電報,斯大林答復只能補派3人,其余從已在華的顧問中派出。[34]
  中共在國家管理方面的主要難題也是干部文化水平低下。根據1950年3月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陸定一接見蘇聯駐華代辦謝巴耶夫時通報的材料,當時華北有150萬黨員,其中130萬是文盲或半文盲。在區委以上領導人員中,近50%沒有文化或文化不高。中共準備用2-3年時間在黨的基層干部中掃除文盲,用5年時間在一般黨員中掃除文盲。[35]依靠這樣一支干部隊伍當然是無法對諾大中國進行有效管理的。因此,中共一方面動員各部門干部到蘇聯學習、參觀,[36]一方面聘請大量蘇聯專家來華協助政府進行管理。蘇共中央的檔案提供了1954年第1季度蘇聯顧問在華工作范圍和地區的證據:當時在中共中央和政府各部委的顧問達403人,這個數字大約占當時在華經濟專家人數的1/3,而且其中318人,即3/4以上的顧問集中在北京。[37]這些顧問遍及中共中央和政府所有部門,從安全、軍事、情報,到體育、衛生,無所不在。由此可以想見,中共對國家尤其是城市的管理,最初是何等地需要和依賴于蘇聯專家傳授的經驗。
  蘇聯派往中國的專家,不僅是中國要求的,而且往往是應中國臨時和緊急之需。建國之初張家口以北地區發生鼠疫,威脅平津,毛澤東請求蘇聯空運疫苗和血清,并派遣防疫專家來北京。第二天斯大林便回電答應了這一要求。[38]1949年底中國人民大學開學時確定使用50名蘇聯教師講課,兩天后蘇聯部長會議便答復立即先行派遣9名教員到人大任教。同時,蘇聯還滿足了中國政府的另一個臨時請求:向中國派遣一組海軍專家,攜帶必要的器材,幫助打撈沉沒于長江的“重慶號”戰艦。[39]1950年1月6日蘇聯外長維辛斯基通知毛澤東,為排除吉林水電站的故障,蘇聯政府已決定按中方要求在5天內派出4名蘇聯專家到中國。[40]1953年7月中共中央黨校(馬列學院)擴大招生,需要增聘4位蘇聯教授來校講課,蘇聯方面立即滿足了這一要求。[41]如此等等。
  [1] 1947-1956年蘇聯向各人民民主國家派出的專家總計14000多人(1957年2月23日《人民日報》),而據俄國檔案記載,1950-1956年來華工作的蘇聯專家就有5092名(SergeiGoncharenko,Sino-Soviet Military Cooperation,Odd Arne Westaded.,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5-1963),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155)。1957年蘇聯撤回了在東歐各國的大部分專家和顧問,但在華專家則保留了幾年而且還有新增者。
  [2] 盡管1960年7月赫魯曉夫撤退了在華專家,但1961年又向中國派出9名蘇聯專家,1962年派遣了10名。Л.В.Филатов,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1949-1966),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бюллетень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95,No.65,л.49。
  [3] 筆者只見到一篇專門討論在華蘇聯專家問題的論文(Deborah Kaple,Soviet Advisors in China inthe 1950s, Odd Arne Westad ed.,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作者是中蘇經濟關系史專家,曾出版過一部有關中國如何學習蘇聯建立自己的工業基礎的專著(Dream of A RedFactory, The Legacy of High Stalinism in China, New York,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該文的價值在于利用了大量俄國解密檔案和對專家本人的采訪,而缺憾是沒有中國方面的第一手資料,當然,這一點是很容易理解的。
  [4] 詳見沈志華著:“對中蘇同盟經濟背景的歷史考察(1948-1949)——中蘇經濟關系研究之一”,《黨的文獻》2001年第二期。
  [5] И.В.Ковале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Востока, 1991г. №6, л.84。
  [6] Д.Кейпл(D.Kaple),Развенчание мифа о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ом монолите(1949-1960),Инститот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1995,л.342。
  [7] 這里需要對專家的稱謂做一說明。波匈事件以前,中國對請來的蘇聯援助人員有各種稱呼,一般來講,在國家機關和行政管理部門及軍事機構的稱為顧問(總顧問),在工礦企業和基層單位的稱為專家,在學校和教學單位的稱為教授或教師,此外還有一些輔助工作人員,如技工和軍士。1957年12月5日國務院通知,鑒于蘇共中央提出“取消向我國派遣顧問的建議”,除過去按顧問名義聘請來的蘇聯專家仍稱顧問外,其余統稱為蘇聯專家(遼寧省檔案館,全宗ZE1,目錄2,卷宗239,頁碼45)。1958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進一步通知:“今后凡在我國各部門工作的蘇聯專家,一律取消顧問名稱,統稱專家”,總顧問改稱專家負責人(吉林省檔案館,全宗1,目錄1-14,第94卷,頁碼46-47)。本文所說專家,除特別說明外,是對來華援助人員的統稱,但所引史料中使用的稱謂各異,需要仔細判別。
  [8] 1959年4月11日國務院外國專家局關于外國專家工作會議情況的報告。吉林省檔案館,全宗77,目錄5,卷宗21,頁碼96-106。
  [9] Филатов,л.39。
  [10] Филатов,л56。
  [11] 肖勁光著:《肖勁光回憶錄》(續集),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第44-45頁。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海軍回憶史料》,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頁。
  [12] 2001年6-10月筆者采訪王亞志記錄。王亞志歷任中央軍委作戰部參謀,彭德懷和周恩來的軍事秘書,國防科委司令部辦公室主任等職。
  [13] А.Ф.Носкова,Московские советники в странах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1945-1953гг.),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8,№1,С.105;Zoltan Barany ,SovietTakeovers: The Role of Advisers in Mongolia in the 1920s and inEastern Europe after World War II. East European Quarterly,V.28,№4,January 1995,pp.411-413。
  [14] 1949年10月28日羅申與陳云談話備忘錄,АВПРФ,ф.100,оп.42,п.288,д.19,лл.58-62。
  [15]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編:《1949-195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綜合卷,中國城市經濟社會出版社,1990年,第46頁。
  [16] 1951年7月24日羅申與周恩來談話備忘錄,АВПРФ,ф.100,оп.44,п.322,д.13,лл.44-51。
  [17] 1949年7月4日毛澤東致劉少奇、王稼祥、高崗電,金沖及主編:《劉少奇傳》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647頁。
  [18]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編:《1953-195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固定資產投資和建筑業卷,中國物價出版社1998年,第386-388頁。
  [19] Филатов,л.11。
  [20]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編:《1953-195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交通通訊卷,中國物價出版社1998年,第254頁。
  [21] Филатов,лл.7-8。
  [22] 彭敏主編:《當代中國的基本建設》(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第14-15頁。
  [23]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編:《1949-195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基本建設投資和建筑業卷,中國城市經濟社會出版社1989年,第369、374頁。
  [24] 采訪王亞志記錄。
  [25] 采訪王亞志記錄。
  [26] AVPRF, f.0100, op.48, pap.410, d.9, p.9,Sergei Goncharenko,TheMilitary Dimension of the Sibo-Soviet Split,The InternationalConference, Hong Kong,1996.1,p.7。
  [27] 王定烈主編:《當代中國的空軍》,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第58頁;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空軍回憶史料》,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第164頁。
  [28] 楊國宇主編:《當代中國的海軍》,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第48-49頁。
  [29] 1950年8月27日斯大林致科托夫電。АПРФ,ф.45,оп.1,д.334,л.94。
  [30] 1951年2月13日周恩來致斯大林電。АПРФ,ф.45,оп.1,п.337,лл.58-59;2月16日斯大林致周恩來電。АПРФ,ф.45,оп.1,п.337,л.60。
  [31] 1951年9月8日毛澤東致斯大林電。АПРФ,ф.45,оп.1,п.341,лл.98—99。
  [32] 1951年9月10日、12日斯大林致毛澤東電。АПРФ,ф.45,оп.1,п.341,лл.109、120。
  [33] 1951年11月13日斯大林致毛澤東電。АПРФ,ф.45,оп.1,п.342,лл.8-9。
  [34] 1953年1月7日毛澤東致斯大林電,1月27日斯大林致毛澤東電。АПРФ,ф.45,оп.1,п.343,лл.128、139。
  [35] АВПРФ.ф.0100,оп43,д.10,п.302,л100。Б.Кулик,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период становления(1949-1952г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4,№5,л.117。
  [36] 在俄國解密檔案中有許多關于中國代表團請求到蘇聯對口部門或單位參觀、學習的報告和批示。
  [37] ЦХСД,ф.5,оп.28,д. 187,с.15-19。Кейпл,p.342。
  [38] 1949年10月28日、30日毛澤東致斯大林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第98、99頁。
  [39] 1949年12月29日齊赫文斯基與張西疇談話的報告。АВПРФ,ф.0100,оп.43,п.302,д.10,лл.50-52;1949年12月31日謝巴耶夫與周恩來會談備忘錄,АВПРФ,ф.0100,оп.43,п.302,д.10,лл.47-49。
  [40] 1950年1月6日維辛斯基與毛澤東會談備忘錄。АВПРФ,ф.0100,оп.43,п.8,д.302,лл.1-5。
  [41] 1953年7月27日中共中央致蘇共中央的報告。ЦХСД,ф.5,оп.28,д.38,р.5082,лл.34-35;龔士其主編:《楊獻珍傳》,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第168、204頁。
 

2013-08-28 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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