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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在華蘇聯專家問題的歷史考察:作用和影響—根據中俄雙方的檔案文獻和口述史料
對在華蘇聯專家問題的歷史考察:作用和影響—根據中俄雙方的檔案文獻和口述史料
沈志華     阅读简体中文版

  中蘇同盟的存在僅僅十幾年,而真正的蜜月時期不過數年而已,但蘇聯對中國的影響則是極為深遠的。直到今天,從黨和政府的機構建制及名稱,到經濟體制的設立和運轉,乃至大都市的建筑物和廠礦企業的機器設備,都還可以看到蘇聯的痕跡。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一個國家的時尚或習俗傳播到其他國度和地區,大體說來是一個自下而上的過程,是國民自我意識發生變化的結果。然而,一種思想、制度甚至國家體制的移植,能夠在短短數年內完成,則必然依賴于政府行為,所以它往往是一種自上而下的過程。20世紀50年代蘇聯對中國社會的全面影響,就是這樣一個過程,而在這一過程中,蘇聯專家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中國學習蘇聯的途徑大體上有三種,第一是大量引進和翻譯蘇聯的各類書籍和資料,通過書本學習。[1]第二是大量派遣黨、政、軍、民各方面的干部、技術人員及學生到蘇聯實習、考察,通過實踐學習。[2]第三就是大規模、全方位地聘請蘇聯顧問和專家來華,將蘇聯的制度、經驗、方法、技術等等傳授給中國人。[3]應該說,與閱讀書本和實地考察相比,通過面對面、手把手和朝夕相處的方式向蘇聯專家學習,影響更大,成績更佳,見效更快。可以這樣說,蘇聯對中國的影響,蘇聯政治體制和經濟模式一度在中國的出現,中國工業基礎的建立,以及國民經濟的迅速恢復和發展,在相當的程度上是通過蘇聯專家這一渠道發生作用的結果。
  鑒于有關在華蘇聯專家問題的研究目前在國際學界,尤其是在中俄學者當中尚未展開,因此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收集和梳理史料。為此,筆者除閱讀此期全部《人民日報》的有關報道和大量專業論著外,還到北京、內蒙、吉林、遼寧、新疆等數省地方檔案館查閱有關文獻,走訪一些曾聘請蘇聯專家的企業、機構和當事人,并翻閱了涉及中蘇關系的大量俄國最新解密檔案。在此基礎上,本文擬討論50年代蘇聯專家來華工作對中國產生了哪些影響,發揮了什么作用以及這一過程是怎樣發展變化的。
  倡導“全面學習蘇聯”的方針
  當第一批蘇聯專家于1949年8月來到中國時,劉少奇就在歡迎會上表示:這些專家“千里迢迢到中國來,這就是偉大的國際主義精神,我們要把他們當作很好的老師”。說到如何處理與蘇聯專家的關系,劉少奇提出了“有理扁担三,無理三扁担”的著名口號。[4]這個說法在以后若干年幾乎成為中國各級干部處理與蘇聯專家關系的一條戒律,也是在那個時期無條件學習蘇聯的保障。[5]幾天以后,劉少奇又分別對東北局干部和在北平的中共高級干部提出了嚴厲的要求:“蘇聯專家來,給了我們學習的好條件”,要善于向他們學習,保證用最快的速度、最好的標準學習,“如果沒有學好,不管工作職位高低,就要調動、撤職。”[6]
  在工業系統提出了更為具體的方針。1951年4月,鐵道部部長滕代遠代表中央政府要求在中長鐵路工作的中國干部,發揚積極性和創造性,從各方面有計劃、有組織地向蘇聯專家學習,“一件一件地學透徹,學會成套的經驗”。[7]1952年12月中財委贊同并轉發的第一機械工業部關于專家工作情況的報告認為:“對于蘇聯專家的意見必須采納。以為蘇聯專家不了解我國情況的觀點應當改變,事實上他們是不輕易發言的,他們的意見基本上是從我們的實際情況提出的”。采納蘇聯專家的意見“應當是堅決的,因為我們自己沒有更好的辦法。動搖不定又想依靠又打折扣的態度是錯誤的”。報告還建議必須設立由部長直接領導的專門機構,管理和協助專家工作,并支持檢查執行專家意見的情況,及時總結經驗。[8]
  然而在實際工作中,學習蘇聯專家并非沒有阻力。如鞍山鋼鐵廠聘請蘇聯專家兩年來,企業面貌有了很大改進,但仍有144項合理建議未被采納,其原因主要有兩條,一是領導上未加重視,長期擱置;二是操作人員思想保守,習慣于舊方法,無法貫徹。[9]武漢長江大橋工程局的工程人員最初抵觸蘇聯專家的現象也十分普遍,“這種情緒在有一些實際工作經驗的老干部、老工程師和老工人中間尤為明顯”。[10]針對這種狀況,1953年9月9日中共中央專門下發文件,其中規定:各級領導干部必須鞏固地確立學習蘇聯先進經驗的思想,克服保守觀念和驕傲自滿情緒;各部門必須在專家參加之下制定工作計劃,并邀請他們參加各級領導會議、專業會議和技術會議;對專家所提出的建議,必須結合我國實際情況,認真研究,加以采用;必須在蘇聯專家幫助之下有計劃地加強在職干部的業務教育,請專家有系統地講解各專業和各方面蘇聯的先進經驗;各部門的主要負責人必須把使用專家作為自己領導工作中的重要方面之一;各部門的專家工作應有負責人專管,并根據專家人數建立適當的專家工作機構;各部門每半年(每年3月和9月)應對蘇聯專家的工作進行一次全面檢查,并及時上報中央。[11]筆者的確在地方檔案中看到許多關于檢查專家工作的報告或總結,包括國家計委和財政部都有詳細的報告,[12]有的地區還以政治運動和群眾運動的方式推進這一工作。[13]
  不僅如此,中共中央甚至針對個別企業的具體問題向全黨和全國發出指示,強調發揮蘇聯專家作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如1953年5月和7月,新華社在《內部參考》兩次報道了黃石市大冶鋼廠因不尊重蘇聯專家意見而出現大量廢品,以及蘇聯專家對這種做法提出批評的情況。[14]中共中南局了解情況后,很快派出了工作組,幫助大冶鋼廠在領導上、管理上、技術上堅決轉變忽視專家意見的狀況,指令該廠把實現蘇聯專家的建議作為今后,特別是最近幾個月的中心工作,并提議把蘇聯專家的建議編成本廠的技術措施計劃,動員全廠,保證實施。8月22日,中共中央專門轉發了中南局的指示。[15]同年8月7日《內部參考》又刊登了天津鋼廠不認真執行蘇聯專家建議的消息。[16]不久,天津市委也向華北局和中央報告,該廠在貫徹蘇聯專家建議方面卻存在著嚴重的問題:專家工作無人負責,專家的建議也不記錄,特別是一些技術干部一貫輕視、懷疑甚至抗拒蘇聯專家的建議,并以敷衍、欺騙的嚴劣作法對付蘇聯專家,以致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響,也使生產遭到嚴重損失。天津市委對照開全市工程技術人員大會展開批評討論,以示教育。中共中央當天便批轉了這一報告。[17]
  50年代初軍隊系統在向蘇聯專家學習方面也存在嚴重問題,在海軍就有不少技術人員認為,英美的海軍比蘇聯強,科技比蘇聯發達,應該在政治上學蘇聯,在技術上學英美。[18]針對這種抵觸情緒,1952年11月11日毛澤東在一份文件上批示:“凡有蘇聯顧問之單位,務必徹底解決干部中是否全心全意向蘇聯專家學習的問題,凡不虛心學習者應受到批評。”[19]彭德懷12月24日的講話雖然粗糙一些,但意思完全相同。他嚴厲指責那些故步自封、知識淺薄而不愿向蘇聯專家學習的人說:“應當大喝一聲,告訴他們,革命的歷史總是向前的;是任何人拖不住,擋不了的。或者很快趕上來跟大家一起前進,或者就請滾開!”[20]
  在這樣一種由上層推動的全面學習蘇聯的氛圍中,聘請蘇聯專家的意義才充分體現出來。
  蘇聯專家的作用得到充分體現
  蘇聯專家的作用首先表現在國家管理制度,特別是經濟體制的建立方面。建國之初的幾年,大量專家和顧問云集北京,[21]就足以說明其對中國黨政機關工作的影響。
  解放初期,各地廠礦企業勞動紀律松弛,制度不健全,勞動力管理混亂。[22]針對這種狀況,蘇聯專家小組認為需要立即進行制度上的整頓和改進,并于1954年1月建議中共中央責成勞動部和全國總工會及其他部門合作解決這一問題。[23]半年后,政務院頒布了根據全國總工會建議制定的《國營企業內部勞動規則綱要》,并責成各企業主管部門根據《綱要》制定本部門的勞動規則。[24]東北人民政府財政部聘請的蘇聯專家契普洛夫不僅深入各省市解決實際問題,幫助沈陽、旅大、吉林等地編制預算,加強對企業財務的管理,而且對于領導機關的財政管理制度也提出很好建議,以致財政部請求政務院務必讓他繼續留在東北工作一年,并保證在這一年中組織干部加緊學習,力求提高,以達能勝任工作。[25]
  在一些重大問題的決策上,蘇聯專家為中國政府提供了有益的和巨大的幫助。中國在編制國民經濟發展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既無人才,又無經驗,也不能完全依靠蘇聯的計劃部門,因為他們遠離中國,不了解實際情況。于是,在華蘇聯專家就在這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據統計,在蘇聯方面關于修改“一五計劃”草案的59條意見當中,有52條就是在華顧問提出的。[26]再有,近百名蘇聯專家歷時半年,協助中國專家完成了《1956-195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的起草工作,為奠定中國科技發展的基礎做出了重大貢獻。[27]
  即使在中共建立多年的軍隊組織,為了加強現代化和正規化建設,也需要通過蘇聯專家從建制上加以改造。海軍、空軍是這樣,[28]干部管理也是如此。軍委總干部部副部長賴傳珠、徐立清1952年12月27日報告,“我們認為,我軍干部機關是新建的組織,缺乏整個經驗,向顧問學習蘇軍干部工作經驗是基本的,否則不能前進,但在實行的步驟上及某些組織形式要照顧我軍的實際情況”。[29]
  特別是在企業管理方面,蘇聯專家發揮的作用最為顯著。舊中國的工業管理大體上還處于手工業水平,如在電力系統,設備的檢修和運行主要是靠老師傅的經驗和言傳身帶,沒有一套統一的、科學的操作方法。1949年9月,石景山發電廠6號機發生重大事故,造成全北平大面積停電,于是聘請蘇聯專家到廠幫助處理。在修復設備的過程中,蘇聯專家不僅在計劃檢修、改革管理體制、改進設備和恢復銘牌出力等方面,提出了許多合理化建議,更重要的是為電廠編制了一套運行規程,要求工人按規程操作。這就從根本上提高了企業管理水平,為此,中央燃料工業部將此規程作為典型規程印發到全國各電廠。[30]1950年,蘇聯專家又幫助東北電力企業建立起經濟核算制及各種安全發供電規程和機構。[31]應該說,是蘇聯專家為中國電力系統科學管理體制的建立打下了基礎。
  大連造船廠是蘇聯1945年接管的老廠,較早地實行了一套蘇聯的企業管理制度。1947年陳云主管東北經濟工作時,就對那里實行蘇聯的八級工資制拍手叫好。50年代中蘇合營后,大連造船廠便成為全國企業社會主義管理模式的一面旗幟。當時在專家的主持下按照蘇聯模式搞了一套規章制度,號稱“企業管理天書”,1954年在全國推行,帶動了全國造船業企業管理現代化的發展。[32]冶金工業的管理工作也是蘇聯專家推動的。早在1951年1月,蘇聯專家就對鞍山鋼鐵公司的管理機構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整編意見。[33]同時,蘇聯專家還幫助東北的許多企業建立了各級計劃機構,推行使用計劃表格,確定生產責任制,實施“流水作業法”,大大加強了生產的科學管理,提高了勞動生產率。[34]
  中國很多工業部門從無到有都傾注了蘇聯專家的心血和汗水。中國汽車工業的搖籃是長春的第一汽車制造廠,該廠全套引進蘇聯設備和零件,并由蘇聯專家幫助籌建。在1953年7月15日破土動工前,蘇聯就派出了總顧問希格喬夫和第一批技術培訓和土建專家進行現場指導,以后又陸續派來近200名各種專家,從產品工藝、技術檢查到設備安裝、生產調度,都有蘇聯專家把關,還配備了技術科長、車間主任直到各車間高級調整技工的全班人馬。他們手把手地教中國技術人員和工人安裝、調試及組織生產,直到1956年7月13日從總裝線開出第一輛中國制造的汽車。[35]對于中國航空工業如何從修理飛機過渡到制造飛機,蘇聯專家組組長瓦西列夫提出了根本性的建議,并設想了非常具體的途徑和方法。40余年后,中國航空工業的創始人之一段子俊回憶起這段往事時,感慨由衷地說:“瓦西列夫對中國航空工業起步是功不可沒的。”[36]
  這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的艦艇制造業。在新中國海軍初創階段,只能依靠修復舊船和改裝商船建造一些巡邏艇,朝鮮戰爭期間則完全是依賴購買蘇聯的艦船。1950年10月8日毛澤東曾致電斯大林,希望蘇聯轉讓技術和提供設備,幫助中國建造驅逐艦、掃雷艇、魚雷快艇等。經過長期的談判,中蘇于1953年6月4日簽署了《關于供應海軍裝備及在軍艦制造方面對中國給予技術援助的協定》。1954年11月,隨著技術組織措施逐步落實和圖紙資料及器材設備陸續到位,蘇聯政府組織了專門的技術援助委員會來華。該委員會在華期間先后共有288位專家(協定規定不超過150人),委員會及其下屬各專家組按工作性質和分級原則與相應的中方機構對口配合,從船舶工業管理局直到各廠科室。在編制造船工業長遠規劃,選購配套機電設備,解答工藝技術難題,翻譯校對圖紙資料,選擇各型艦艇試航基地,以及培訓中方技術人員等各個方面,蘇聯專家給予了全方位的指導和幫助。這一協定的執行,奠定了中國艦艇制造工業的基礎。[37]
  蘇聯專家在生產技術領域為中國各行各業改進工藝、提高效率、節約成本、增加產量所做出的貢獻更是舉不勝舉。如石景山發電廠的重大事故從1949年的113次減少到1951年的2次;本溪煤鐵公司煉鐵廠低磷鐵的合格率在3個月內從16%提高到88.5%,撫順礦務局煉鋼分廠鋼錠合格率也提高到95.3%,超過以往標準15個百分點;1952年除新疆外全國原油產量即超過解放前最高水平的19.66%,以及玉門優質油田和烏蘇油田旺井的發現,老君廟舊油井的復活;阜新發電廠安裝一部鍋爐節省人工25000個,透平發電機的基礎工程縮短工時4/5,整個安裝工程提前一個月竣工,降低成本60億元(舊幣);1952年全國煤礦生產能力比上年提高60%,大部分礦井使用期延長了20-40年,厚煤層的回采率提高了20-30%;石景山鋼鐵廠250噸煉鐵爐可煉鐵376噸,太原鋼鐵廠50噸煉鐵爐創造了106噸的紀錄;山西渾河水庫工程設計蓄水量增加2.25倍,投資節約2000億元(舊幣),如此等等。[38]
  以長遠的眼光看,蘇聯專家的作用還在于培養出大批中國的管理和技術人才,他們通過講授技術課、現場指導工作、翻譯講解文獻資料等各種方式,耐心而無私地向中國干部、工人傳授知識和經驗。以第一汽車制造廠為例,在1953年至1956年的三年建廠期間,186名蘇聯專家為2萬職工講授技術課1500余次,直接傳教和培養管理干部和技術人員470名,其中處長56人,工程師139人,科長、車間主任60人,技術員173人,技工90人。[39]大連造船廠自1952年移交中方以后,蘇聯專家更加毫無保留地利用各種機會和方法向中國職工傳授知識和經驗。蘇方總經理和總工程師親自審查各科室專家的教學計劃和材料,技術專家則是親自示范,邊做邊教,耐心講解。到1954年底已經培養出工段以上技術和管理干部近千人,其中65%的科長和車間主任是從普通工人中提拔起來的。[40]建國初期東北地區大量向內地輸送人才,被稱為全國的干部基地,這與蘇聯專家的幫助也不無關系。1952年東北計劃統計干部達3萬多人,其中領導骨干大部分都是蘇聯專家親自培養的。[41]正是由于蘇聯專家的直接幫助,中國的設計隊伍也逐步壯大起來。在“一五計劃”期間,中國的設計單位從78個增加到198個,每個單位有設計人員200-1000名,設計和勘查的工作量分別增長了4.1%和5.1%,通過中國自行設計或部分自行設計的大中型工業項目已達413個。[42]
  教育也是蘇聯專家發揮作用的重要領域。北京大學13個系35個專業的教學計劃,大多是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以蘇聯相同專業的教學計劃為藍本,并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特別是考慮到國家建設的需要和教師、學生的水平,經過反復修訂而制成的。[43]北京鋼鐵工業學院在兩年中建立的40多個現代化實驗室,都是蘇聯專家從設計到安裝一手幫助搞起來的。[44]吉林大學聘請的5位蘇聯專家,培養了9研究生和18名進修教師,幫助建立了6個新的實驗室,還提出112條改進教學工作的建議,校方感到受益匪淺。[45]馬列學院(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早在1949年12月就聘請了4位蘇聯專家來講授蘇聯黨史,以后開設的馬列主義基礎、政治經濟學、哲學、歷史、新聞等課程,全都有蘇聯顧問任教,他們除了授課、編寫講義,還輔導中國年輕教師從事教學和研究,并在黨校刊物《向專家學習》上發表文章,介紹自己的教學經驗。[46]
  [1] 根據出版總署不完全的統計,自1949年2月到1952年9月止,中國出版的蘇聯書籍中譯本共約3131種,僅人民出版社就出版12166100冊,其中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占1/6。1952年12月9日《人民日報》。關于這方面的問題,臺灣學者余敏玲有專文論述:《蘇聯英雄保爾·柯察金到中國》,(臺灣)《新史學》第12卷第4期(2001年12月)。
  [2] 1950-1960年,蘇聯共接受38000多名中國公民前去學習或實習,1949-1966年,蘇聯的學院和研究機構共培養中國大學生、研究生和實習生11000多人。Л.В.Филатов,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1949-1966),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бюллетень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95,No.65,л.53。
  [3] 關于蘇聯專家來華的過程和規模,詳見沈志華:《對在華蘇聯專家問題的歷史考察:基本情況及政策變化》,《當代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1期。
  [4] 李越然:《外交舞臺上的新中國領袖》,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第7頁。
  [5] 筆者采訪王亞志、李越然、紀亭榭等人時都留下了這種印象。王亞志歷任中央軍委作戰部參謀,彭德懷和周恩來的軍事秘書,國防科委司令部辦公室主任等職。李越然在50年代曾任中央財經委員會、外國專家局和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俄文翻譯。紀亭榭時任海軍航空兵參謀長兼東海艦隊航空兵司令。直到1956年下半年,劉少奇和周恩來還是堅持這種說法。龔士其主編:《楊獻珍傳》,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203頁;中共中央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626頁。
  [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頁。
  [7] 1951年4月25日《人民日報》。
  [8]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編:《1949-195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基本建設投資和建筑業卷,中國城市經濟社會出版社1989年版,第374-375頁。
  [9] 1951年2月鞍山鋼鐵公司關于貫徹蘇聯專家建議的指示,鞍山鋼鐵公司檔案館,全宗500,目錄2.1,案卷3。
  [10] 新華社編:《內部參考》,1954年第281號,第130頁。
  [11] 1953年9月9日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發揮蘇聯專家作用的幾項規定,吉林省檔案館,全宗1,目錄1-9,卷宗52,頁碼5-6。
  [12]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編:《1953-195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綜合卷,中國物價出版社2000年版,第880-881、882-885頁。
  [13] 1953年7月15日中共吉林省委關于貫徹蘇聯專家建議的報告,吉林省檔案館,全宗1,目錄9-1,卷宗20,頁碼9-11。
  [14] 《內部參考》,1953年第116號,第343-344頁;1953年第155號,第119-120頁。
  [15] 1953年8月22日中共中央關于轉發中南局(加強與蘇專家合作)指示給各級黨委的指示,吉林省檔案館,全宗1,目錄9-1,卷宗1,頁碼109-111。
  [16] 《內部參考》,1953年第183號,第76-77頁。
  [17] 1953年10月3日中共中央批轉天津市委關于天津鋼廠貫徹蘇聯專家建議存在問題的報告,吉林省檔案館,全宗1,目錄9-1,卷宗68卷,頁碼105-108。
  [18]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海軍回憶史料》,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版,第164-165頁。
  [19]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607-608頁。
  [20] 采訪王亞志記錄
  [21] 詳見沈志華:《對在華蘇聯專家問題的歷史考察:基本情況及政策變化》。
  [22] 天津、武漢、鄭州等地對有關情況的報告詳見《1953-1957年經濟檔案》勞動工資和職工保險福利卷,中國物價出版社1998年版,第321-332頁。
  [23] TsKhSD,f.5,op.28,roll.5104,no.138(January-October1954),Kaple,pp.122-123。
  [24] 《1953-1957年經濟檔案》勞動工資和職工保險福利卷,第316-321頁。
  [25] 1953年1月7日東北人民政府財政部關于請求讓蘇聯專家繼續留住一年的報告,遼寧省檔案館,全宗ZA31,目錄2,卷宗429,頁碼1。
  [26] 《1953-1957經濟檔案》綜合卷,中國物價出版社2000年版,第411-412頁。
  [27] 周均倫主編:《聶榮臻年譜》上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93頁。
  [28] 詳見《對在華蘇聯專家問題的歷史考察:基本情況及政策變化》。
  [29]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3冊,第673-674頁。
  [30] 薛啟宇主編:《中共北京石景山發電總廠歷史大事(1948-1995)》,中共北京石景山發電總廠黨史征編辦公室1999年印制(未刊),第202頁。
  [31] 1952年12月15日《人民日報》
  [32] 采訪徐金成記錄。徐金成現任大連造船廠廠史編輯委員會主任。
  [33] 1951年1月13日鞍山鋼鐵公司關于蘇聯專家對鞍鋼管理機構整編意見給東北人民政府工業部的報告,鞍山鋼鐵公司檔案館,全宗500,目錄2.1,案卷9。
  [34] 1951年2月15日《人民日報》。
  [35] 第一汽車制造廠企業研究中心編:《中國汽車工業的搖籃——第一汽車制造廠三十周年紀念文集》,1983年印制(未刊),第38頁。
  [36] 王凡:《周恩來、李富春與新中國航空工業的創立——原航空工業部黨組副書記段子俊訪談》,《黨史博覽》2001年第4期,第14-15頁。
  [37] 余伯良主編:《〈六四協定〉史料集(1953-1963)》,中國艦艇工業歷史資料叢書,1991年(未刊),第4-8頁。
  [38] 1951年11月4日、1950年10月6日、1953年4月10日、1952年12月15日、1951年2月15日《人民日報》,《1949-1952年經濟檔案》工業卷,中國物資出版社1996年版,第753-776頁。
  [39] 1960年9月3日第一汽車制造廠關于建廠以來專家工作情況的簡要報告,吉林省檔案館,全宗77,目錄6,卷宗23,頁碼40-43。
  [40] 1955年1月2日《人民日報》。
  [41] 1952年1月20日《人民日報》。
  [42] Филатов,л.28。
  [43] 《蘇聯專家談話報告集》,北京大學編印,1955年(未刊),第1-3頁。
  [44] 1956年11月15日《人民日報》。
  [45] 1960年8月22日吉林大學關于蘇聯專家建議執行情況的匯報,吉林省檔案館,全宗77,目錄6,卷宗122,頁碼37-41。
  [46] 《楊獻珍傳》,第204-205頁。

2013-08-28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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