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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魯曉夫與蘇聯歸還旅順海軍基地
赫魯曉夫與蘇聯歸還旅順海軍基地
沈志華     阅读简体中文版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在新中國行政權力所及范圍內,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廢除了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回了所有外國列強在中國大陸的租界地,惟有一塊地方仍舊被蘇聯占用,成為蘇聯紅海軍太平洋艦隊的一個重要軍事基地——這就是遼東半島的旅順口。直到1955年,旅大地區才完全回到祖國的懷抱。蘇聯為何能在新中國成立后仍然租用旅順口,這個海軍基地又是如何歸還中國的?對于這段歷史,凡研究國史的論著多有提及,但均語焉不詳。筆者在俄國解密檔案及蘇方當事人回憶錄中發現了一些材料,最近又因考察50年代在華蘇聯專家問題到大連市查閱檔案文獻并進行采訪,了解到許多情況,從而對這個歷史過程有了基本的認識。
  斯大林得以繼續使用旅順基地
  旅順口是舉世聞名的天然良港,隱蔽險要,終年不凍。旅順口與廟島列島及山東半島蓬萊角共扼渤海海峽,構成北京和渤海海岸的天然屏障,是重要的軍港和海軍基地。中國清政府于1880年建造旅順港,費時10年,耗資430多萬兩白銀。[1]
  1895年甲午海戰中國失敗,遼東半島被日本強行割讓,但在俄、法、德三國干涉下,日本被迫以3000萬兩白銀讓中國贖回。沙皇俄國乘人之危,借口保護中國,于1897年12月強占旅順、大連,并于次年3月迫使中國簽訂了《旅大租地條約》。條約規定,旅順口、大連灣及附近水面租借給俄國,為期25年,其中旅順口及大連灣內一個港口專門辟為軍港,僅供中俄兩國兵艦使用。[2]實際上,當時大清艦隊已不復存在,海軍基地自然為俄國獨占。
  1915年沙俄在日俄戰爭中敗北,旅順基地轉為日本人占有,不久以后,整個東北都陷入了日本的魔爪。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的時候,美國希望蘇聯參與太平洋戰爭,斯大林以恢復沙俄時期俄國在中國東北的權益為條件,答應出兵遠東,對日作戰。1945年2月雅爾塔會議之后,美蘇聯手,一暗一明,一軟一硬,勸逼中國接受蘇聯的條件。蘇聯在8月9日以百萬大軍進入東北的情況下,迫使蔣介石政府的代表于1945年8月14日在莫斯科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3]有關協定規定,旅順口作為純粹的海軍基地,僅由中蘇兩國艦船使用,為期30年;基地設立中蘇軍事委員會進行管理,委員會由2名中國代表和3名蘇聯代表組成,蘇聯為主,中國為副;旅順地區的民事行政權力屬中國,但人員任免須征得蘇聯軍事當局同意;大連為自由港,對各國貿易及航運開放;大連行政權屬中國,但如發生對日作戰,則受該區域所設定之軍事統制;大連港口的工事及一半設備無償租與蘇聯,為期30年。[4]
  日本宣布投降后,8月22日,蘇聯后貝加爾方面軍副司令伊凡諾夫中將率250名空降兵在旅順口土城子機場著陸,并就任旅順警備區司令。日軍駐旅順守備司令官小林海軍中將向蘇軍投降,駐旅順日軍武裝遂被蘇軍解除。同日,雅曼諾夫少將也率250名空降兵在大連周水子機場著陸,并就任大連警備區司令(后由高字洛夫中將接替)。當天下午,一批蘇軍乘火車抵達金縣石河驛。8月24日,近衛坦克第六集團軍的首批坦克部隊抵達旅大地區。同時,太平洋艦隊空降兵部隊在旅順口降落。8月底,蘇軍進駐旅大地區的兵力約1萬余人。9月1日,后貝加爾方面軍第39集團軍司令柳德尼科夫上將率司令部作戰組飛抵旅順。9月6日,蘇聯遠東軍總司令華西列夫斯基元帥、遠東軍第一方面軍司令梅列茨科夫元帥、后貝加爾方面軍司令馬利諾夫斯基元帥、空軍元帥諾維科夫和胡佳科夫、炮兵元帥契斯佳科夫,以及其他將領視察了旅順口海軍基地,并在日俄戰爭中陣亡官兵的墓前祭奠亡靈。華西列夫斯基說:“我們用自己的行動為40年前犧牲在這里的父兄們報了仇,我們把日本鬼子打敗了。”這批蘇軍高級將領向墓地獻了花圈,緞帶上寫道:“1904年為保衛俄國要塞旅順口而犧牲的戰士們永垂不朽!1945年8月22日奪取了這座城市和要塞的紅軍官兵敬挽”。9月28日,蘇聯太平洋艦隊部分軍艦開入旅順口,齊帕諾維奇海軍少將任旅順口海軍基地司令官。[5]
  此后,旅順、大連地區實際上成為蘇聯的軍事管制區。旅順口海軍基地名為中蘇共用,實為蘇聯獨占。而大連市的主權雖屬中國,但蘇軍占領當局既不允許國民黨軍隊從海上登陸,也拒絕國民黨政府設立航空站,空運部隊接防,甚至以成立自治地方政府等方法阻撓國民黨中央政府接收大連的地方行政權力。在這一過程中,中共始終配合蘇軍當局行動,以保證旅大地區成為一塊受蘇聯保護的革命根據地。在整個解放戰爭期間,旅大地區的確為支援中國革命做出了極大貢獻,但應該承認,其主權實際上是掌握在蘇聯手中,至于旅順基地,更是中國人無法問津的“特區”。[6]這個問題,直到1949年中國革命即將取得成功的時候,才開始提上中共中央的議事日程。
  1945年蘇軍占領旅大地區后,斯大林曾感慨地說:“我們這些老一輩的人等待這一天,已經等了40年”。[7]從歷史上地緣政治中利益沖突的角度看,中蘇兩國共同關注的有三個問題,即東北問題,蒙古問題和新疆問題。不過,到中共即將執掌政權的時候,蒙古問題已經是生米煮成熟飯——通過1945年的中蘇條約和1946年的全民公決,外蒙古已經如斯大林所愿從中國的版圖中分離出去;新疆問題則已不在蘇聯的考慮范圍之內——經過1945年對三區革命的調停和1949年對劉少奇的許諾,斯大林表明了莫斯科將不再插手新疆事務的立場;受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制約而可能導致新中國與蘇聯利益沖突的只有東北問題了。俄國在亞洲地區安全戰略的核心是取得一個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而這一戰略就是通過對中國長春鐵路及其終點旅順口的占領來實現的。實際上,斯大林所說的收回沙俄在中國的權益,指的正是東北問題。因此,對于長春鐵路和旅順口,蘇聯是不會輕易放手的。不過,從利益的角度看,長春鐵路主要在經濟方面,而旅順基地則主要在軍事方面。斯大林心里很清楚,新中國急于收回長春鐵路,卻沒有守衛旅順基地的軍事力量,所以,在同中共領導人的接觸中,斯大林緘口不談長春鐵路問題,而提出蘇聯可以提前從旅順撤軍。[8]
  1949年初,斯大林派米高揚秘密訪問西柏坡。關于旅順海軍基地的處理意見,斯大林表示,由于形勢的改變,蘇聯政府已經決定,一旦同日本簽訂和約,而且美國也從日本撤軍,蘇聯就從旅順撤軍。但如果中共認為蘇聯軍隊立即撤出旅順地區為宜,那么蘇聯準備滿足這一愿望。[9]中共當時根本沒有海軍,自然無法接受斯大林的“好意”。
  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澤東訪蘇,其目的主要是廢除1945年條約,重新簽訂中蘇同盟條約。斯大林最初反對“改變原有中蘇條約的合法性”,蘇聯租用旅順口30年“在形式上不能改變”,但可以發表一個聲明表示蘇聯同意從那里撤軍。后來,在毛澤東的強硬態度面前,斯大林不得不同意簽訂新條約。蘇聯有關部門反復考慮,數易其稿,在周恩來到達莫斯科之前起草了12份有關條約和協定,其中規定,目前在旅順口和大連港的蘇聯軍隊自本條約生效之日起2-3年的期限內全部撤回蘇聯境內,撤軍將于1950年開始。[10]顯然,斯大林原來的考慮是,中方不會讓蘇聯立即撤軍,即使同意,因原條約保留,蘇軍在必要的情況下還可以回來。現在原條約已廢除,但蘇方也很難再收回撤軍的承諾了。最后,經過雙方討論確認的協定規定,締結對日和約后,但不遲于1952年底,蘇聯軍隊撤出旅順海軍基地;在蘇軍撤退及移交之前,成立中蘇聯合軍事委員會管理旅順口地區的軍事事宜,而民事行政直屬中國政府管轄;大連的行政權力及蘇聯借用和租用的所有財產立即移交中國;大連港的問題待對日和約締結后處理。協定中還有一條規定:“一旦締約國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其他與日本相勾結的任何國家之侵略因而被卷入軍事行動時”,經中國政府同意,蘇軍可與中國共同使用旅順海軍基地。[11]這自然是中蘇結成軍事同盟的需要和結果,同時也為蘇軍繼續駐守或將來重返旅順港留下了機會。對于毛澤東來說,關鍵是必須簽訂一個新條約,以示中共的民族立場及新中國的國際地位。至于旅順口,當時中國的確無力駐守,也就樂得借用蘇聯的海軍力量。
  根據新的協定,蘇聯政府解除了對旅大地區的軍事管制,并將行政權力移交旅大地方政府,同時還將蘇軍代管或租用的在大連的財產,蘇聯經濟機構從日本所有者手中獲得的財產,以及過去北京兵營的全部房產,無償移交給中國。其中包括47個工廠、11所電影院、188處宅舍、33個倉庫、23處地產等,共302處。移交財產總數比協定簽訂時蘇聯照會所列清單還多18處,但大連造船廠改為中蘇合股企業,大連鐵路局和鐵道工廠等屬雙方共同經營的長春鐵路財產,也不在移交之列。[12]
  此時,駐守在旅大地區的蘇軍部隊有:陸軍——第39集團軍,轄直屬工兵團、通信團和加農炮兵旅;近衛步兵第5軍及所屬炮兵旅、高炮團、火箭炮團、近衛17師、19師、機械化師;第25機炮師。空軍——第55殲擊機軍及所屬3個殲擊機師、1個偵察大隊和1個對空勤務團。海軍——太平洋艦隊紅海軍旅順口基地及所屬1個水魚雷機師、岸防司令部、潛艇基地、快艇總隊、水警總隊、高射炮兵團、水上飛機大隊、搶險救生大隊、海道測量區和海軍修船廠。炮兵——加農炮兵33師、突破炮兵師、防坦克殲擊炮兵旅和高射炮兵14師。總計約30萬人,同以前一樣仍分別駐扎在旅順、金州、長海等地區。[13]
  中蘇條約簽訂后,根據雙方協定,為磋商和處理旅大地區防務的管理和交接問題,成立了中蘇聯合軍事委員會,由中蘇雙方各派一個代表團組成。蘇方軍事代表團主席是駐大連蘇軍司令官別洛博羅多夫上將。中方軍事代表團主席是海軍司令肖勁光,代表團成員有東北軍區副司令兼參謀長賀晉年、旅大市委書記歐陽欽、旅大市長韓光、海軍副參謀長張學思等。別洛博羅多夫担任聯合委員會第一年工作的主席。1951年3月24日,在大連召開了中蘇聯合軍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會議審議和明確了蘇聯軍事指揮部與地方政府的關系,規定了中蘇公民和軍人進入旅順口區域及出境的手續,確定了旅順口區域和海軍基地在海上和陸上的境界,制定了旅順口區域的飛行管制辦法、艦船航線及中國軍用艦只進入基地的手續,以及提交兩國政府審議的關于交接旅順問題的措施。1952年9月,雙方又草擬了一份《中蘇聯合軍事委員會章程》。但此時中蘇商議推遲蘇軍撤走的日期,聯合委員會的工作遂擱置下來。[14]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10月中國出兵朝鮮,與美軍作戰,遠東地區局勢驟然緊張起來。1951年9月8日,美英等國在舊金山與日本簽訂了《和平條約》,同時,美日還簽訂了《安全保障條約》。因美國等西方國家堅持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以沒有邀請中國出席舊金山會議。蘇聯代表雖然出席了會議,但鑒于邀請中國參加簽署對日和約的動議被拒絕,且和約條款中又沒有規定將薩哈林島南部和千島群島的主權歸屬蘇聯,所以蘇聯代表拒絕在對日和約上簽字。[15]以上國際形勢的變化,自然牽涉到旅順基地的命運。
  蘇軍撤離旅順口的日期已經臨近,但中國尚未建立起一支真正的海軍,而美日勾結對遠東地區安全造成的威脅則日益嚴重,中國不得不考慮繼續請蘇聯海軍留在旅順基地。1952年3月28日毛澤東致電斯大林提出:“由于非法的美日和平條約,特別是美日安全條約的締結,我們認為中國政府有根據也有必要請蘇聯政府讓蘇軍留在旅順口地區,并在1952年底不撤出旅順口。”[16]這一要求當然符合莫斯科的意愿,不過,斯大林的考慮更加全面。他在4月2日回電說:“迄今為止,我們一直認為蘇軍盡快撤退出旅順口完全符合您的愿望。正因為如此,在1950年根據您的愿望締結條約時已做出決定:即使不締結對日全面和平條約,蘇軍也不遲于1952年底撤出旅順口。您3月28日電報提出的問題就完全不同了。您現在拋開條約而認為蘇軍應不定期和在1952年以后留在旅順口,說是因為日美締結和平條約而使情況發生了變化。如果您堅持這一點,則我們同意滿足您的要求。但這里必須注意,這種違約應合理地向外界提出論據,以免得出印象,認為是蘇聯做出這樣的決定來束縛您。可能需要締結新的旅順口條約。關于這一切,應當同您或您的代表團進行談判。”[17]
  1952年8月周恩來率中國代表團到莫斯科與斯大林進行會談,除了解決中國的經濟發展計劃和朝鮮戰爭問題,延長蘇聯在旅順基地駐軍也是討論的內容之一。會談中斯大林指出,延長共同使用旅順海軍基地期限的倡議應由中方提出。我們在那里是客人,而客人是不提這種問題的。于是,周恩來建議以互換照會的方式,由中國政府向蘇聯提出相應的請求。[18]9月15日,中蘇交換了《關于延長共同使用中國旅順口海軍基地期限的換文》。中國的照會在陳述了理由后,請求蘇聯政府同意“延長中蘇關于旅順口協定第二款中規定的蘇軍撤出旅順口的期限,共同利用中國旅順口海軍軍事基地,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以及蘇聯與日本簽署和平條約”。[19]中國沒有海防力量,請求蘇聯援助,在中蘇同盟的情況下是順理成章的,但照會提出的撤軍期限或條件似有不妥:倘若中國或蘇聯對日和約的締結遙遙無期,不知中國何時或以何種理由收回旅順口。
  赫魯曉夫主動提出歸還旅順口
  由于蘇聯履行1950年協定,如期歸還了長春鐵路,又幫助中國進行經濟建設,所以中蘇會談公報發表后,中國國內普遍表示擁護,新華社的內部刊物在報道上海各界的反應時說,“這與兩年前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公布時的混亂狀況相比,已有極大改變。雖然也有人對延長旅順基地使用期限不滿,但總體來說,反映不大。”[20]不過,旅大地區的情況則有很大不同。1945年8月蘇聯紅軍進駐旅大之初紀律很差,奸污婦女、強奪民財等事情幾乎每天都有發生。[21]雖然后來蘇聯軍事當局采取極其嚴厲的懲治措施(包括就地槍決),改變了這種狀況,但給當地居民留下的惡劣印象卻難以很快消除。因此,蘇聯延長在旅順駐軍,引起了中國當地軍民的不滿。據旅大市甘井子區蘇軍飛機場負責人反映,“中蘇關系不如以前密切,最近有些工人、學生對蘇聯同志不夠尊敬。蘇聯婦女抱小孩上電車時也不讓座。對上電車的蘇聯軍官,過去不推不擠,現在又推又擠,個別的還有打人現象。”[22]此外,1952年11月10日新華社在《內部參考》中還報道了某些旅大市職工對蘇軍不友好的大量事例,有人在買賣時欺騙、糊弄蘇聯人,有人看不起蘇聯的技術和經驗,還有人甚至在爭吵中解除了蘇軍戰士的武器和摘掉軍官的軍帽。[23]
  中國政府當然非常重視蘇軍駐守旅順基地的作用。1953年2月22日,周恩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飛抵旅大市,慰問駐旅順口地區蘇軍部隊。同日下午,周恩來出席慶祝蘇聯建軍三十五周年、慰問旅順口地區蘇軍部隊大會,并在會上發表講話說:“中國人民曾以十分關切的心情注視著蘇聯軍隊所走過的艱辛的、英雄的、從勝利走向勝利的道路”,“蘇聯軍隊在擊敗日本帝國主義的斗爭中給予中國人民的巨大援助,中國人民將永志不忘”。“旅順口地區在歷史上是帝國主義者進攻中國東北的橋頭堡,是具有戰略意義的地區。在目前的形勢下,蘇聯軍隊駐在旅順口地區,對于制止和打擊帝國主義的任何侵略陰謀,就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中國人民解放軍決心更加努力地“向蘇聯軍隊學習,加強國防建設,充實現代裝備,改進編制制度,提高各種訓練,為建設一支強大的、現代化的國防軍而奮斗”。會上,周恩來代表毛澤東將錦旗和紀念章授予蘇軍將士。次日,周恩來向旅大市蘇軍烈士紀念塔敬獻花圈。[24]
  斯大林去世以后,蘇聯黨內圍繞繼承人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的斗爭。在當時蘇聯的領導核心中,馬林科夫兼任蘇共中央主席團主席和部長會議主席,職務最高,貝利亞掌管安全部和內務部,勢力最大,再加上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卡岡諾維奇等“老近衛軍”重返政治舞臺,赫魯曉夫所處的地位最不起眼。然而,憑借長年積累的政治經驗和權術,赫魯曉夫先是聯合馬林科夫、布爾加寧與1953年6月擊敗了貝利亞,又利用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在1955年2月把馬林科夫排擠出核心圈子,從而逐步樹立起個人的領導權威。[25]在這場政治和權力的斗爭中,赫魯曉夫所依靠的,在國內是他掌握的蘇共中央書記處的權力和人事關系,在國外則是通過黨的系統與社會主義陣營各國取得聯系。而在這方面,赫魯曉夫特別需要得到中共的支持。因此,在1958年兼任部長會議主席之前,赫魯曉夫主要是利用黨的渠道向中國通報各種情況,以求得到中國領導人的理解和支持,同時也通過這條渠道推動向中國提供大量經濟的和軍事的援助。交還旅順口的問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的。
  為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五周年慶典,蘇聯派遣了龐大的政府代表團訪華,而率領代表團的不是部長會議主席馬林科夫,卻是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這也許是為了說明赫魯曉夫在這一活動中的地位和作用。實際情況也確實如此。作為給中國準備的厚禮,赫魯曉夫多方奔走,四處游說,促成了大量援華項目的確定。這包括:幫助中國新建15項工業企業和擴大原有協定規定的141項企業設備的供應范圍;向中國提供5.2億盧布的軍事貸款;將中蘇合營的新疆石油公司、新疆有色及稀有金屬公司、大連造船公司和民航公司中的蘇聯股份完全轉讓給中國;加強中蘇科學技術合作;幫助中國修建蘭州—烏魯木齊—阿拉木圖鐵路及組織中蒙、中蘇鐵路聯運。蘇軍提前從旅順海軍基地撤退也是重要內容之一。
  不過,事情一開始并不是這樣的。從政府的角度,蘇聯當時尚未把對華關系擺在顯著的地位。筆者在俄國檔案中發現了一份關于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周年有關措施的決議草案,從草案內容看,蘇聯政府最初確定的出席中國五周年慶典活動的政府代表團規格較低,團長是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米高揚,團員有蘇斯洛夫、卡巴諾夫、亞歷山德羅夫等。作為蘇方的慶祝活動,不過是在北京舉辦蘇聯成就展覽;在蘇聯各地組織群眾集會;委托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蘇聯對外文化協會等群眾團體發祝賀電;組織科學、文化著名活動家和著名勞動能手發表廣播講話和寄個人賀信;在蘇聯報刊雜志上發表社論和文章,宣傳中國的成就,以及播放中國電影和中國流行歌曲,張貼鞏固蘇中友誼的標語等等。唯一有實質意義的內容就是確定在10月1日成立全蘇蘇中友好協會,這算是對中國自1949年就已經在全國范圍內系統成立的中蘇友好協會的回應。[26]
  但接著又出現了一份文件,完全改變了問題的性質,這就是1954年8月5日蘇聯外交部第一遠東司司長庫爾久科夫關于蘇聯代表團出訪北京的有關事宜給副部長維辛斯基的請示。根據這份文件,蘇聯代表團訪華決不僅僅是參加慶祝活動,而是進一步改善中蘇關系的重大舉措。庫爾久科夫的請示全文如下:
  鑒于蘇聯政府代表團行將出發前往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周年慶祝活動,遠東司認為:在蘇聯代表團在華逗留期間,委托它進行以下活動是適宜的:
  一、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協商(文件上有手筆將此句改為“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提出”——引者)關于將旅順海軍基地完全交給中國,并從那里(文件上有手筆將“從那里”一句劃掉——引者)撤出蘇聯軍隊的問題。
  眾所周知,根據1950年2月14日的蘇中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旅順港的海軍基地應于1952年底完全交給中國所有。1952年9月,中國政府考慮到當時遠東形成的緊張局勢(朝鮮戰爭),向蘇聯政府提出請求,將共同利用旅順海軍基地的時間延長至中日和蘇日締結和約時為止。(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1952年9月15-20日致蘇聯政府的照會)。雙方交換照會并就此問題達成了協議。
  遠東司認為,在當前已經變化的形勢下,蘇聯軍隊繼續留在中國領土上,留在旅順口地區,對我們在政治上是不適宜的。在蘇聯軍事和技術援助下,中國人利用自己的力量是可以保證海軍基地的健全和運轉的。至于在非常局勢下蘇聯使用旅順港基地的問題,可以與中國政府就此問題締結單獨的協定。
  二、由蘇聯大使館將北京展覽會的全部展品作為禮品送給中國政府的問題。應該在蘇聯政府代表團逗留北京期間宣布這件事情。
  三、關于在北京簽署蘇聯和中國之間科學技術合作協定的問題。該協定的草案已由蘇聯部長會議批準。
  四、與中國政府談判,并在北京簽署向中國出售現有蘇中合股公司(“蘇中石油公司”、“蘇中金屬公司”、“蘇中造船公司”、“蘇中民航公司”)中的蘇聯股份。
  如您同意,遠東司將起草相應的提案報上級機關批準。[27]
  遠東司起草這一文件的背景如何,不得而知,但肯定是表達了赫魯曉夫力主改善中蘇關系的意圖。不過,這一文件在外交部內遇到了阻力,而不同意見主要是針對旅順口撤軍問題的。副部長庫茲涅佐夫當天在文件批示:葛羅米柯、佐林同志,我認為第一條很值得懷疑。你們的意見如何呢?第一副部長葛羅米柯的意見是:“我認為第一條不能接受。其余建議值得研究。”幾天以后,副部長佐林表示:同意葛羅米柯的意見。于是,9月9日遠東司再次提交的報告,以及9月15日葛羅米柯給蘇共中央關于參加中國五周年國慶事宜的請示及所附決議草案,都沒有提到旅順基地的問題,代表團的規格也沒有提高。[28]
  在目前筆者收集的俄國檔案中,沒有關于此后情況變化的材料,但當事人的回憶彌補了文獻上的缺憾。蘇聯對外貿易部主管對外經濟聯絡的副部長科瓦利在回憶中談到了蘇聯代表團赴中國之前的準備工作。[29]
  代表團的準備工作由赫魯曉夫的支持者米高揚全面負責,經濟援助方案的制定由科瓦利主持,外交方面的事務由外交部部務委員費德林負責。赫魯曉夫從一開始就不斷詳細地過問援華工作的進展情況,并一次又一次地召米高揚去匯報。赫魯曉夫“處事果斷,幾乎重新審理了每個工程項目”,直到9月25日,即代表團出發的前兩天,蘇共中央主席團工作人員還在進行有關協定最終方案和其他有關文件的修改和整理。看來,外交部9月15日的方案是被蘇共中央否決了。因為9月24日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確定的方案,代表團團長已經改為赫魯曉夫本人,而且包括了交還旅順基地的內容。據科瓦利回憶,這種想法很早就在赫魯曉夫的個人計劃之中了,由此判斷,庫爾久科夫的建議很可能是秉承了赫魯曉夫的旨意。
  9月25日晚上,米高揚再次認真地閱讀了前一天蘇共中央主席團所討論的為北京談判準備的全部協定草案和其他文件草案。當確定已經吸納了主席團成員的所有意見后,米高揚用電話向赫魯曉夫報告說:“我認真地、從頭到尾地閱讀了準備在中國討論的全部文件。這些文件反映了中央主席團昨天會議上的所有意見,文件已經全部印完。”米高揚建議不再召集主席團會議進行表決,而由赫魯曉夫和他本人帶頭在文件上簽字,然后派科瓦利連夜專程送主席團各成員傳閱簽字。赫魯曉夫表示同意后,米高揚便確定了表決順序。米高揚告訴科瓦利,最后到伏羅希洛夫那里,因他住在郊外別墅,且年事已高,很少出來活動,估計不會有什么意見。傳閱和表決一直很順利,全體中央主席團成員都非常認真地閱讀了文件,并簽名同意,他們指出,“文件對發展和加強蘇中友誼和合作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義”。令人意外的是,恰恰在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那里出了問題。午夜12時以后,科瓦利最后來到伏羅希洛夫的別墅,伏羅希洛夫正穿著睡衣在前廳等待。他把文件拿去看了約一個小時,隨后說:“向米高揚報告,我反對。”說完就去睡覺了。此時,赫魯曉夫和米高揚還在克里姆林宮等待消息。他們對伏羅希洛夫的表態十分驚訝,立即決定第二天上午召集主席團會議。
  9月26日上午11時,全體中央主席團成員都出席了會議。科瓦利簡短地報告了表決的情況以后,赫魯曉夫首先發言,要求伏羅希洛夫談談反對的理由。伏羅希洛夫回答說:“首先請允許我感謝黨和中央委員會今天并沒有因為我有不同意見而逮捕我,把我送進監獄,而是讓我自由表述意見。我認為,目前隨處可見同法西斯主義進行殊死戰爭而造成的可怕后果,我國人民無力承担在中國的這樣一番大事業。需要設計和供應復雜的設備,談何容易!這需要我們成千上萬的專家去工作。此外,就在不久前我們還解釋說,我們宣布對法西斯德國的盟國日本作戰,目的就是收復旅順口和俄日戰爭期間沙俄喪失的領地,而現在我們又要把它們交出去。或許,應該就這件事問問大家的想法,即使不問,至少也得讓人們對此有所準備。”伏羅希洛夫發言后,赫魯曉夫感到在這種原則問題上不能退讓,便開始以強硬的口氣述說自己的理由。
  赫魯曉夫強調,現在所說的原沙俄領地,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土地,只是根據租賃協定,也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利益,由雙方共同使用。后來根據中國政府1952年9月15日的請求,有關旅順口的協定已經延長了。赫魯曉夫語氣堅定地指出,如果不是建立在經濟互利、相互需要和彼此承担義務的堅實基礎上,那么兩國之間的任何友好條約都不可能是長久的。“這是一個重要時期,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慶祝自己建國五周年之際請求我們幫助他們改變其幾百年的落后狀態,而我們不能在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發展即將來臨的五年采取最重要的措施,那么,我們就將失去同中國建立和鞏固友誼的歷史機遇”。赫魯曉夫還表示,沒有這些實際內容,蘇聯派如此高級的代表團去北京參加慶典、同毛澤東的會談,將變得毫無意義。
  在赫魯曉夫的帶動下,其他蘇共中央主席團成員也發表了大致相同的意見。最后,伏羅希洛夫勉強在文件上簽了字,會議就此結束。可見,在向中國提供大規模經濟援助以及提前從旅順口撤軍的問題上,赫魯曉夫本人確實付出了極大努力。
  [1] 楊國宇主編:《當代中國的海軍》,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第79-83頁。
  [2] 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匯編》第一冊,三聯書店1957年,第741-742頁。
  [3] 參見沈志華:《蘇聯出兵中國東北:目標和結果》,《歷史研究》1994年第5期。
  [4] 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匯編》第三冊,三聯書店1962年,第1334-1337頁。
  [5] 大連市史志辦公室編印:《蘇聯紅軍在旅大》,1995年(未刊),第6-7頁。筆者2001年6-9月采訪王亞志記錄。王亞志在50年代曾担任周恩來的軍事秘書和彭德懷的參謀。
  [6] 有關詳情參見沈志華:《建國前夕中共與蘇聯的經濟關系》,《黨的文獻》2001年第3期;О.Борисов,СоветскийСоюз и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База(1945-1949),  2-е доп.Mосква,1977,лл.190-193;《蘇聯紅軍在旅大》,第7-21頁;《韓光黨史工作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33-39、133-139、335-340頁;筆者1996年5月對韓光的采訪記錄。韓光時任中共大連市委書記。
  [7] 《斯大林文選》,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38-439頁。但斯大林在這里講的根本不是實際情況。事實上,當時的“老一輩人”,包括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都為沙皇的失敗而受到鼓舞,對此感到受到屈辱和挫折的只是沙皇政權和歐洲資產階級。見《列寧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4-142頁。
  [8] 關于中蘇談判在長春鐵路問題上的爭議,詳見沈志華、岡察洛夫:《1950年中蘇條約的簽訂:愿望和結果》,《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3期;沈志華:《中蘇利益沖突及其解決》,《歷史研究》2001年第2期。
  [9] А.Ледовский,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я А.И.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1949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5,№2,л.106;№3,л.101。
  [10] АВПРФ(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ф.07,оп. 23a ,п.235,пор.18,лл.1-7。
  [11] 正式發表的中文文本見齊世榮主編:《當代世界史資料選輯(第一分冊)》,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518-523頁。
  [12]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編:《1949-195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工商體制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第133-135頁。
  [13] 《蘇聯紅軍在旅大》,第23頁。
  [14] 肖勁光著:《肖勁光回憶錄(續集)》,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第109頁;《蘇聯紅軍在旅大》,第23-24頁。
  [15] 關于對日和約問題的最新研究見:Б.Н. Славинский, Сан-Францнсскаяконференция 1951г.по мирному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ю с японией и советская фипломатия,Проблемы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4,№1;張盛發:50年代初期中蘇共同抵制對日媾和與蘇聯拒簽舊金山和約,《世界歷史》2001年第2期。
  [16] 1952年3月28日毛澤東致斯大林電,АПРФ(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ф.45,оп.1,п.342,лл.126-130。
  [17] 1952年4月2日斯大林致毛澤東電,АПРФ,ф.45,оп.1,п.343,лл.2-3。
  [18] 1952年8月20日斯大林與周恩來會談記錄,АПРФ,ф.45,оп. 1,п.329,лл.54-72。
  [19] 1952年9月15日周恩來給維辛斯基的照會,SD04013。筆者復印自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的俄國檔案,原件無館藏號。此編號為筆者收藏的文件號,下同。
  [20] 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考》第225號,1952年9月30日,第455-457頁。
  [21] 《蘇聯紅軍在旅大》,第227頁。筆者1968-1969年曾在旅順土城子機場服兵役,聽當地農民說過這種情況。另外,2001年9月大連造船廠廠史辦主任徐金成接受筆者采訪時也有同樣的說法。
  [22] 《內部參考》第252號,1952年11月10日,第118-119頁。
  [23] 《內部參考》第252號,1952年11月10日,第119-120頁。
  [2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286-287頁。
  [25] 關于斯大林死后蘇聯黨內的斗爭情況,近年俄國學者披露了大量檔案文獻中的新史料,可參見:Е.Ю. Зубкова,Маленкови Хрушев: личный фактор в политике послесталин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5,№4;В.П.Наумов,Борьба Н.С.Хрущёваза единоличную власть,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02;В.П.Наумов,Был ли заговор Бери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о событиях 1953г.,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No.5;Ж.А.Медведев,Секретный наследник Сталин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9,№7。
  [26] 關于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周年有關措施的決議草案,日期不詳,SD08096。
  [27] 1954年8月5日庫爾久科夫給維辛斯基的請示,АВПРФ,ф.0100,оп.47,п.383,пор.40,лл.4-5。
  [28] 1954年9月9日費德林給葛羅米柯的報告,9月15日葛羅米柯給蘇共中央的請示,АВПРФ,ф.0100,оп.47,п.383,пор.40,лл.10-19。
  [29] К.И. Коваль,Переговоры И.В. Сталина с Чжоу Эньлаем в 1953г. в Москве и Н.С. Хруще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в 1954г. в Пекине,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рия,1989,№5,лл.104-118。以下關于蘇聯代表團準備工作的描述,均依據科瓦利的回憶。
 

2013-08-28 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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