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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軍隊撤退及旅順基地的交接
蘇聯軍隊撤退及旅順基地的交接
沈志華     阅读简体中文版

  蘇聯代表團的確是帶著豐厚的禮物來到北京的。國慶活動結束后,中蘇雙方開始進行會談。赫魯曉夫在10月2日與毛澤東的第一次正式會談中,便談到了旅順口問題。據赫魯曉夫本人的回憶,當蘇方提出從旅順口撤軍,并將基地及其設備無償移交給中國時,毛澤東最初曾表示猶豫和担心。毛澤東提出:現在是否有必要這樣做,因為美國可能會利用蘇軍從旅順口港撤出之際,在這個地區向中國發動進攻。赫魯曉夫說:“毛澤東同志,我們不大相信美國人會這么做。不但如此,我本人堅信,他們是不會這樣做的。當然,對此不可能有任何保證,因為美國執行的是一條侵略政策,而且在朝鮮的戰爭才剛剛結束。但是,我們也正向符拉迪沃斯托克調派軍隊,這與撤軍是同時進行的。如果發生敵對性進攻行動的話,我們當然會幫助你們的。”最后,毛澤東表示不再反對蘇聯撤軍了。
  然而,雙方在旅順口武器設備的處理問題上出現了意見分歧。周恩來提出,中國希望蘇軍撤退時,不僅將基地的設備留下,而且把炮兵武器也留下。赫魯曉夫表示,所有的設備都可以無償留給中方,蘇方也同意把重武器留下,但要付錢。周恩來堅持想無償得到這些武器,赫魯曉夫沒有讓步,他回答說:這是非常昂貴的武器,我們可以按照最低的價格賣給你們。我們希望,這批武器能夠按照我們建議的條件進行移交。我們還沒有從損失慘重的戰爭中恢復過來,我們的經濟已經遭到破壞,人民生活非常困難。因此,我們請求你們不要堅持自己的觀點,并同意我們的意見。請正確地理解我們!于是,周恩來沒有再堅持自己的意見。[1]
  雙方發表的公報說,“鑒于朝鮮戰爭停止和印度支那和平恢復以來遠東國際形勢所起的變化,并且注意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力量的鞏固和根據兩國間已經建立的日趨鞏固的友好合作關系,現議定蘇聯軍隊自共同使用的旅順口海軍根據地撤退,并將該地區的設備無償地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蘇聯軍隊的撤退和旅順口海軍基地的設備移交應于1955年5月31日前完成。[2]這次中蘇公報發表后,在全國引起極大反響,各界人士紛紛表示歡迎,認為在蘇聯身上“看到了實實在在的友誼”。特別是對于蘇聯歸還旅順的做法,普遍的反映是消除了對蘇聯的懷疑和担心,相信蘇聯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了。[3]
  蘇聯領導人從戰略利益出發采取的政治舉動的確感動了中國人民,但是,由于歷史地形成的強烈的民族優越感,蘇軍在撤退前還是做了一些傷害中國人的民族感情的蠢事,這就是所謂的旅大蘇軍紀念塔事件。
  赫魯曉夫、布爾加寧、米高揚等人在回國途中,于10月13日到旅順海軍基地視察。蘇聯領導人指示,蘇軍撤走前應修建一些紀念物,并整修原日俄戰爭的紀念物。11月13日,蘇軍指揮部派代表到旅大市委,轉達了赫魯曉夫的指示,具體計劃是:修建一座抗日戰爭勝利塔,以及日俄戰爭時期的旅順口陸地防務要塞司令官康特拉琴科少將和太平洋艦隊司令馬卡洛夫中將的兩座紀念塔;建造一個巨型建筑物,上面鐫刻斯大林為戰勝日本的《告公民書》;修建12座各種紀念碑。此外,要把兩次戰爭中陣亡的俄軍官兵和蘇軍官兵墓地及俄軍博物館加以整修。所有費用均由蘇方負担,有關雕塑物,將由莫斯科制作運來。中共中央接到旅大市委報告后,可能是對詳細情況不清楚,也可能當時未加認真考慮,遂于11月27日復電表示同意,并表示可予以協助。[4]
  后來,當蘇聯通過外交途徑正式提出明確要求后,中方提出了不同意見。1955年1月30日,蘇聯駐華使館臨時代辦洛馬金與周恩來談話時通知,蘇聯政府已經做出決定,為紀念蘇軍戰勝日本帝國主義,擬在旅順地區建造下述建筑物,以銘記蘇軍將士和1904年保衛旅順的英雄:1、在城里建造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紀念碑;2、在軍人墓地建立蘇聯陣亡將士紀念碑;3、在城里修建斯·奧·馬卡洛夫海軍中將紀念碑;4、在2號炮臺建立兩座方尖碑;所有這些建筑物均擬建成帶有青銅雕和石雕的宏偉紀念碑。大使館受托同中國政府協商建筑上述紀念碑以及由中國當局保護現有的保衛旅順英雄紀念碑的問題。周恩來聽后說,關于利用蘇聯資金建筑上述紀念碑一事,已從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肖華的報告中得知。中國歡迎建造紀念1945年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紀念碑和在這一戰爭中陣亡的蘇軍將士紀念碑,但對于建立馬卡洛夫紀念碑和兩個方尖碑,他個人還不完全理解。周恩來提醒說,列寧及《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都對1904年日俄戰爭做過相應的評價。周恩來表示,還需進一步了解情況,并必須在中共中央進行商量。[5]
  2月17日周恩來接見剛從莫斯科返回北京的尤金大使,談到蘇軍撤退前擬在旅順修建五個紀念物的問題時,周恩來說:蘇軍當局提出的兩個有關抗日戰爭的紀念碑(一個是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紀念碑,在旅大市;另一個是蘇軍死難烈士紀念碑,在旅順郊外蘇軍公墓),當然是完全應該建立的。關于修建另外三個有關1904年日俄戰爭的紀念物的問題,我們曾經考慮過。我們認為,在聯共黨史上關于1904年日俄戰爭的性質,是說得很清楚的,列寧同志對這個戰爭也作了極正確的評價。因此,我們覺得不好去紀念日俄戰爭中的人物和戰績。而且,反映日俄戰爭的蘇聯小說《旅順口》,是一部不好的小說,這部小說中沒有寫中國人民,而出現在小說中的兩個中國人,都是日本間諜。同時,表示原則同意蘇軍從旅順口海軍基地撤軍的計劃。最后,請大使將這些意見轉達給蘇共中央考慮,并希望對此提出蘇方的看法。[6]
  《旅順口》是蘇聯作家А.斯杰潘諾夫撰寫的小說,曾獲得1943-1944年度斯大林文學獎一等獎。1947年蘇聯外文書籍出版局翻譯出版了中文本,在中國大量發售。周恩來在1950年1月乘火車赴莫斯科途中看了這本書,印象很不好。周恩來認為,這本書的主導思想完全違背了列寧關于戰爭問題的思想,宣揚的是沙俄侵略戰爭、掠奪戰爭。書中的英雄馬卡洛夫只不過對腐朽的沙俄軍隊制度做過一些技術性的修補、改革,比其他將軍們稍好一點,但對沙皇的侵略政策是完全擁護的。對這樣的人有什么值得宣揚的?特別是書中丑化中國人,把中國人都描繪成壞人,周恩來感到十分氣憤。[7]
  周恩來的看法是有根據的。列寧在《旅順口的陷落》一文中說,“旅順口的陷落是對沙皇制度的罪行所作的一次最重大的歷史總結”,這“不是俄國人民,而是專制制度遭到了可恥的失敗。俄國人民從專制制度失敗中得到了好處”。[8]旅順口要塞司令康特拉琴科在戰爭中英勇陣亡,被俄國人譽為旅順防御的“靈魂”。馬卡洛夫原是海軍彼得堡喀瑯施塔得港口司令,很有才華,戰爭開始后接任太平洋艦隊司令,在海戰中觸雷,艦毀人亡。在沙皇制度腐敗,眾多將領庸碌無為的日俄戰爭期間,康特拉琴科和馬卡洛夫確是俄軍中的佼佼者,是俄國的民族英雄,但對于革命來說,他們是舊制度的維護者,對于中國來說,他們是占領者和侵略者。試想,在社會主義的中國,怎能容忍為這樣的人樹碑立傳!?
  2月20日,周恩來將中央的意見電告旅大市委,并叮囑即將到旅大地區慰問蘇軍的國防部長彭德懷說,如蘇方再提出此事,可答復由兩國政府商定。如蘇方講建立的理由,可以列寧和蘇共黨史的表述進行回答。[9]3月8日,中共中央電告中共旅大市委:蘇聯政府考慮了中國政府的意見后,已決定不再建有關日俄戰爭的紀念物,并對中國修建蘇軍烈士塔、中蘇友誼塔和中蘇友誼紀念碑表示感謝。[10]事情總算過去了,但給中國領導人留下的印象很不好。
  1955年1月9日,中國人民志愿軍第三兵團奉中央軍委命令,從朝鮮東海岸回國,接管蘇軍在旅大地區的防務。2-5月,中央軍委又陸續調空軍、海軍和公安部隊進駐旅順口,并組建了海軍旅順口基地。2月5日,接收旅大防衛區委員會組成,肖勁光為主任,鄧華、甘泗其、劉亞樓、曾紹山、郭述申為副主任。2月11日成立了接收委員會海軍分會。為保證順利、按時接收和担負起防務,進駐旅大地區的各部隊迅速開展了向蘇軍學習的活動。2月中旬,接防部隊在蘇軍協助下,舉辦了15000多人參加的200多個訓練班,由蘇軍從技術上培訓防區的指揮員、參謀、軍械、政工、坦克、通信、防空、工兵、防化和后勤等有關人員。海軍部隊則開展了“兵對兵,將對將”向蘇軍學經驗、學技術的活動。通過向蘇軍學習的活動,各級干部不僅熟悉了防區,掌握了技術,而且對接收的武器裝備、物資器材的狀況和性能都有了全面的了解。[11]
  2月16日,中蘇交接聯合委員會舉行會談,通過了《蘇軍自遼東半島撤離與中國軍隊進駐的計劃》、《防務移交與中蘇軍隊同駐期間保持備戰實施的計劃》和《技術裝備交接計劃》。為預防交接期間突然事件的發生,雙方還共同擬定了《中蘇兩國軍隊共同作戰方案》。其中規定,4月16日零時為防務交接時間,此前兩國軍隊統由蘇方指揮,此后統由中方指揮。4月15日13時,舉行交接簽字儀式。中方代表簽字的是第三兵團副司令曾紹山、海軍旅順口基地司令羅華生、空軍第三軍軍長劉豐;蘇方代表簽字的是第39集團軍司令什維佐夫、海軍基地司令古德利切夫、空軍第55軍軍長切德利克。4月16日零時以后,旅大地區一切防務由中方接管。[12]
  接收軍事設施和裝備武器的工作,從3月7日開始,至5月16日全部完成。有償接收的裝備有:
  海軍——魚雷快艇39艘,護衛艇6艘,輔助船18只,伊爾-28轟炸機64架,另配伊爾-28教練機12架,里-2教練機2架,180毫米海岸炮1個連(4門),130毫米海岸炮28門,130毫米列車炮14門,100毫米海岸炮8門,85毫米高射炮96門,37毫米高射炮26門,魚雷80條,水雷332個,各種炮彈235萬發,炸彈2624噸,各種車輛1684輛,雷達35部,油料22000噸,共2.7億盧布。
  陸軍——各種大炮1113門;坦克和自行火炮357輛,其中ИС-2重坦克18輛,Т-54坦克16輛,Т-34坦克224輛,СУ100自行火炮99門。中國用以編成1個機械化師(3個機械化團,1個坦克團,一個重型坦克自行火炮團,1個榴彈炮團,1個高射炮團,共7個團),還用其他蘇軍裝備編成1個野戰高射炮師、1個反坦克炮師、1個加農炮兵旅。
  空軍——接收295架飛機,內有281架米格-15,12架米格-17,2架雅克-12。陸、空軍武器裝備共4.53億盧布。上述蘇軍武器共7.23億盧布,加上安東蘇軍(抗美援朝時進駐的空軍和高射炮部隊)撤走時移交的裝備共2.47億盧布,合計9.72億盧布。
  無償移交的設備和器材有營房151萬平方米,機場9個,以及碼頭、陣地、工廠、營房、倉庫、醫院等,還有布雷艦1艘、護衛艦2艘、護衛艇2艘,約值人民幣4億元。[13]
  移交談判開始是在雙方軍人之間進行的,互相合作不錯,價格也定得較為合理。但不久莫斯科從對外貿易部派來了一個代表團,專門談價格,把以前的方案全部推翻,重新評級定價,于是雙方討價還價,爭吵不休。如談判空軍裝備時,蘇方均按出廠新品的半價計算米格-15和米格-17飛機價格,而且不供應噴氣飛機的燃料。劉亞樓聽后生氣地說,那么一架也不接收了,鄧華也說對方是“老奸巨猾”,談判一度陷入僵局。后報經雙方上層調解,又確定飛機折舊計價,并供應燃料油,才解決了問題。[14]副總參謀長黃克誠后來談到接收旅大裝備時認為,在經濟上不合算,但從政治上考慮,這筆錢又不能不花。[15]現在看來,這批裝備是中國主動提出留下的,蘇聯要求部分裝備有償轉讓,并無不合理之處。即使蘇方外貿人員對價格有些計較,但并沒有超出周恩來確定的8億盧布的總額限定,[16]而中國軍隊則增添了一批急需的現代化武器裝備,對加強國防是極為有利的。
  交接工作全部完成以后,5月24日下午4時,中蘇聯合軍事委員會在旅順蘇軍司令部舉行會議,簽署了最后議定書。確定駐旅順口地區的蘇聯軍隊將在1955年5月31日以前全部撤退回國。[17]自5月25日至27日,蘇聯駐軍指揮機關及陸、海、空三軍約12萬人分批撤離。從此,旅大地區結束了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由外國人統治和管轄的歷史。
  蘇聯軍隊實際占有和使用旅順海軍基地前后達10年之久,這也算是中蘇關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對于蘇聯來說,控制旅順口確實有其安全利益和軍事戰略的考慮,但客觀地講,對于中共并無不利。蘇軍占據和控制旅順地區,在1949年以前有助于中共在內戰中戰勝國民黨軍隊,奪取全國政權;在1949年以后則有利于中共鞏固政權,保障其遠東地區的安全。惟其如此,中共對此始終持贊同和理解的立場,甚至主動要求推遲蘇軍從旅順口撤退的期限。不過,從民族感情和權利的角度,允許在本國領土上設立外國軍事基地,畢竟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正是考慮到這一點,為了加強中蘇友誼,鞏固中蘇同盟,蘇聯才主動提出提前歸還旅順基地。在這方面,盡管可能有自己的政治目的,但赫魯曉夫個人所起的作用還是不容忽視的。值得注意的是,作為一個強國的首腦,赫魯曉夫對于弱國的民族感情似乎并沒有真正的理解和體會,所以當他在幾年后提出建立長波電臺和聯合艦隊時,恰恰因沒有考慮到毛澤東對外國軍事基地問題的敏感反應而犯了一個低級錯誤。[18]
  發表于《黨史研究資料》2002年第9期
  [1] Н.С.Хрущев,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збранные фрагменты,Mосква,1997,с.356。
  [2] 1954年10月12日《人民日報》。
  [3] 《內部參考》第234號,1954年10月15日,第192-193頁;《內部參考》第248號,1954年11月1日,第11-12、14-15頁。
  [4] 采訪王亞志記錄。
  [5] 1955年1月30日洛馬金與周恩來談話備忘錄,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4,пор.10,лл.188-189。
  [6] 《周恩來年譜》上卷,第450-451頁。
  [7] 《周恩來年譜》上卷,第101、102頁
  [8] 《列寧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4-141頁。
  [9] 鄭文翰:《秘書日記里的彭老總》,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4-5頁。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90-591頁。
  [10] 《周恩來年譜》上卷,第450-451頁。
  [11] 《蘇聯紅軍在旅大》,第26-27頁;彭林:《接收蘇軍防務,組建旅順基地》,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海軍回憶史料》,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第240-241頁。
  [12] 《蘇聯紅軍在旅大》,第27頁;
  [13] 采訪王亞志記錄;《蘇聯紅軍在旅大》,第27-28頁;彭林:《接收蘇軍防務,組建旅順基地》,第242頁。另參見《肖勁光回憶錄》(續集),第111-112頁,其中對海軍接收的裝備有不同計算。
  [14] 采訪王亞志、紀亭榭記錄,紀亭榭50年代任海軍航空兵參謀長。另參見《肖勁光回憶錄》(續集),第111-112頁。
  [15] 鄭文翰:《秘書日記里的彭老總》,第318頁。
  [16] 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編寫組編著:《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1918-1975)》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357頁。
  [17] 1955年5月25日《人民日報》。
  [18] 關于這個問題,筆者另有一篇文章論述:《赫魯曉夫、毛澤東與中蘇未實現的軍事合作》(即將發表)。
 

2013-08-28 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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