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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交局面的重大突破(1966-1972年)
中國外交局面的重大突破(1966-1972年)
沈志華     阅读简体中文版

   1960年代下半期,蘇聯勃列日涅夫(Brezhnev,L.I.)政府一方面繼續推行赫魯曉夫時期的對外政策,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進行和平競賽,一方面注重擴充和增強軍事、國防力量,使得蘇聯的經濟、軍事實力在同美國的對比中,逐漸占據有利地位。至1960年代末,蘇美在軍事上逐步形成均勢,勃列日涅夫由此著手調整蘇聯的外交戰略,到1971年蘇共二十四大時,提出自己的一整套對外政策,在同西方陣營的冷戰對峙中,開始采取越來越強硬的立場。
  與此同時,美國背負越南戰爭的沉重負担,國內經濟、政治及社會危機不斷加深。1969年尼克松繼任新一屆總統后,決定從亞洲收縮力量,擺脫越戰困境,以維護其戰略重點歐洲,對抗蘇聯在該地區的爭奪。隨著蘇聯實力的不斷加強,美國逐漸從準備打兩個半戰爭,轉為打一個半戰爭,集中力量對付蘇聯。
  在這一時期,由于中蘇兩黨關系破裂,中國實際已被擯棄出原來意義上的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中蘇之間由兩黨尖銳的意識形態爭執,轉變為國家安全利益的沖突,兩國關系持續惡化;而1966年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將極左路線指導下的革命理念外交推向極致,不僅繼續反帝反修兩面出擊,而且四面樹敵,中國外交逐步陷入孤立的困境。國家安全環境及對外交往方面問題的暴露,使毛澤東重新審視并調整中國的對外戰略,確定以蘇聯為中國的首要敵人。中美兩國在共同的安全利益的基礎上實現和解。中國由此游離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個陣營之間,實際退出了以美蘇對峙為基本特征的冷戰游戲的前沿。
  中國退出冷戰前沿,實現了中國外交局面的重大突破。亞太地區中美蘇三國關系由過去的兩個陣營之間的關系,完全轉變為一種戰略三角關系。中蘇同盟名存實亡后,美蘇從兩個方向對中國構成壓力變為中美從兩個方面對蘇聯施加壓力。角色變換,在亞太地區中美蘇日四種力量的格局中,蘇聯被轉而推入了相對孤立的境地。為擺脫被動局面,蘇聯大力拉拢越南,蘇越呈結盟之勢,聯手抗衡中美。
  第一節  “文化大革命”對中國外交工作的嚴重干擾“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國的外交工作由于中蘇分裂,反帝反修,特別是反修色彩愈益濃重,以美蘇劃線,對美國、蘇聯的盟國和與其接近的國家,或定為“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幫兇”,或視作“修正主義的伙伴”、“赫魯曉夫的走狗”,皆為攻擊的對象,外事工作推行了一條四面出擊、打倒一切的極左外交路線,極大地干擾了國家外交方針、政策的正常制定與實施,嚴重損害了中國的國際形象,使中國的外交環境急劇惡化。
  “文革”初期外交領域的混亂狀態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奪權風潮波及外交部等外事領導機構,國家外交大權一度旁落,外事工作失控。
  在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論點指導下,林彪及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主要成員插手外事工作,全面否定建國17年來外交工作所執行的外交路線和方針政策,否定外交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并把強加給外事工作的“三和一少”修正主義路線的罪名,進一步上綱為“三降一滅”。外事部門大批領導干部遭到揪斗,奪權風潮普遍波及外交部等外事領導機構。
  1966年9月9日,毛澤東在一封來信上批示:要求一切駐外機關“來一個革命化,否則很危險”。中國駐外使領館即開始搞“四大”,駐外大使幾乎全部應召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國駐外機構的正常工作受到極大影響。1967年2月7日中央發電指出內外有別,使、領館一律不準搞“四大”之后,各駐外使、領館才基本穩定下來。
  隨著1967年全面奪權的開展,全國動亂升級。林彪、江青、康生等人進一步插足外事口,鼓動揪批外交部長陳毅,奪取外交權力。
  7月,江青等人借毛澤東讓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過問外交部運動之機,再次鼓動外交部造反組織奪權。在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關鋒、戚本禹等人操縱下,北京外國語學院和外事系統的一些造反派,在外交部大門外“安營扎寨”,靜坐絕食,要求揪斗陳毅。
  8月7日,王力對外交部造反派發表談話說,“揪斗陳毅大方向當然對”,“紅衛兵就不能干外交”?“現在外交部還是原班人馬”,“為什么不能動一動班子”?“還是三結合班子好,以革命造反派為主體”,“讓我們共同努力把外交部搞成徹底革命的外交部”。16日,外交部系統的造反派即沖砸外交部政治部,查封外交部黨委,宣稱奪了外交大權,擅自以外交部名義向中國駐外機構發號施令。外交部副部長姬鵬飛、喬冠華等人被押上街頭賣紅衛兵小報,幾乎所有大使、參贊、司局長都遭到揪斗。
  國家外交大權旁落,外事領域失控的局面進一步擴展。8月22日晚,在北京發生了由幾十個造反派組織制造的萬人圍攻英國駐華代辦處,火燒辦公樓、批斗英代辦的嚴重事件。與此同時,還發生了造反群眾砸印度、印尼駐華使館和準備沖緬甸駐華使館的事件。
  二、熱衷于搞世界革命,以中國為中心,通過全球的革命運動和革命戰爭,一舉消滅帝修反。
  “文革”初期,中國推行一條唯我獨革,四面出擊,打倒一切的外交路線,“中國是世界革命中心”之說風行一時,外交工作進一步走上反對帝修反的所謂“革命外交”道路。
  1965年9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林彪的文章《人民戰爭勝利萬歲》,提出:毛澤東關于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理論,“對于今天世界上一切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革命斗爭,特別是對于亞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革命斗爭,更是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現實意義”。“今天的世界革命,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種農村包圍城市的形勢”。由此,“文革”開始后,中國將“正在臨近”的世界革命的希望寄托于亞非拉,實施世界范圍的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積極輸出革命,不但支持那些尚未取得政治上獨立的國家進行武裝斗爭,而且還鼓動一些已獲政治獨立的國家繼續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走非資本主義道路。
  1967年3月20日,林彪在軍以上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中國對世界革命起決定因素,“中國不倒”,“世界就有希望”,“中國一片紅,就等于整個歐洲一片紅”。根據毛澤東指示,這個講話的錄音向全軍人員和全國紅衛兵播放。中共中央并印發了這篇講話。同年11月6日,林彪在慶祝蘇聯十月革命50周年大會上又提出要把“祖國建成更加強大的世界革命根據地”。
  “中國是世界革命中心”的信念致使一些外事工作人員采取種種所謂革命行動,與“帝修反”進行面對面的抗爭。1967年1月,中國留歐學生69人回國途經莫斯科,在列寧、斯大林墓前集體朗讀毛主席語錄而被蘇方軍警圍攻毆打。國內群眾開始在蘇駐華使館周圍游行,紅衛兵在北京機場圍攻了蘇聯撤回國的外交人員家屬。1月至2月,在北京發生了多起紅衛兵圍攻捷、波、匈、保等國駐華外交官的事件;一些紅衛兵還非法越過國境,到越南、緬甸等國去參加反抗美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實際斗爭”。
  三、不顧內外有別的外事原則,把宣傳毛澤東思想作為對外活動的中心任務,強加于人。
  1967年11月6日經毛澤東審閱發表的兩報一刊編輯部文章《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一文,把毛澤東關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概括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指出這一理論“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樹立了第三個偉大的里程碑”,宣稱“世界已進入毛澤東思想的新時代”。由此,外事工作一度突破了內外有別的原則,把宣傳毛澤東思想作為外事活動的一項主要任務。《毛主席語錄》在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廣泛發行,毛主席像章也被作為革命的標志輸出國外。
  在中國邊境地區,一些造反群眾用高音喇叭向朝鮮等鄰國宣傳“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思想;在一些國家并發生了中國駐外人員強迫華僑學生或外國人佩戴帶毛主席像章、接受中國的政治口號和個人崇拜的做法、接受“文革”的宣傳等事件,引起駐在國的憂慮和反感。
  極左思潮的泛濫,極左外交方針的推行,給中國的外交環境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后果。在1966年至1967年一年多時間里,中國同已建交和半建交的40多個國家中的近30個國家先后發生外交糾紛,國家關系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
  在亞洲國家中,中國同印度、印尼、緬甸的關系進一步惡化,東盟國家對中國更加疑慮和敵視。在非洲,中國與一些國家的關系出現倒退。除駐埃及大使黃華外,中國駐非洲國家的許多使館由造反派掌權,干涉駐在國內部事務,引起這些國家的嚴重不滿,其中不少國家對中國采取了戒備措施,有的關閉其駐華使館,有的中斷了外交關系。中國與拉丁美洲國家之間的貿易往來和其他交往也受到影響。對歐洲國家,中國只與阿爾巴尼亞和羅馬尼亞關系比較密切,同其他建交的歐洲國家基本沒有互訪活動。特別是同英國的關系,降到最低點。在此期間,正式派出政府代表團訪華的國家大大減少,因各種問題與中國發生爭執的國家卻大大增多。中國的國際形象及對外關系受到嚴重損害。
  “文革”初期極左外交路線及外事領域動亂局面的形成有著深厚的中蘇關系惡化的國際背景,其與毛澤東的對蘇認識、中蘇意識形態分歧乃至兩黨關系破裂、兩國關系急劇惡化的進程有著密切的聯系。甚至可以說,中蘇分裂構成了“文革”初期中國制定外交路線和方針的一個基本出發點。
  其一,19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蘇兩黨在內政外交政策上發生重大背離,毛澤東認為赫魯曉夫欲把中國的軍事、外交納入蘇聯的戰略軌道,從而對蘇聯產生了極度的不信任感和戒心,并開始將中國黨內及國內出現的意見分歧和所謂“單干風”、“翻案風”、“黑暗風”與赫魯曉夫聯系到一起,尋找這些現象的國際背景,認為:黨內已經有了赫魯曉夫的人,如彭德懷,倘若他像赫魯曉夫那樣掌握了黨、軍隊和政權,那么今天我們就可能和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他們的處境一樣,也可能被殺掉了。
  由此,隨著反對修正主義斗爭的深入,毛澤東開始把階級斗爭的重點轉向黨內,提出了中央出修正主義的問題,并特別強調“要警惕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提出“四清”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樣,毛澤東在把對外戰略的重點逐漸從反對美帝國主義轉向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的同時,也把國內階級斗爭的重點從防止美國的和平演變戰略轉向防止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在中國的重演,進而在此理論基礎上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反修防修既然成為發動“文革”的主旨,自然也就對“文革”時期的外交產生了重大影響。事實上,毛澤東讓王力過問外交部運動,就有要“無產階級革命派”掌握外交大權,在外交領域貫徹其反修防修思想的意圖在內。結果,奪權風潮所及,造成了中國外交工作的極度混亂。
  其二,1960年代初,中蘇兩黨開始就國際共運總路線、時代、戰爭與和平、和平過渡、社會主義革命、帝國主義本性等一系列問題展開論爭。中國黨以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為反面教員、批判靶子,在時代等問題上堅持“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等提法的同時,對資本主義的自行調節能力估計不足,對無產階級力量估計過高,不適當地強調了帝國主義戰爭的不可避免,強調戰爭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戰爭的過分樂觀的世界革命大前景,強調國際階級斗爭。
  與蘇共意識形態上的尖銳對立,使中國黨在激烈的論戰中忽視了1950年代以來國際環境中出現的和平因素、國際局勢趨向緩和的歷史契機,以及世界各國人民追求和平與發展的共同愿望和共同利益,忽視了1950—6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科技、文化大發展所產生的巨大效應,局限于世界革命的認識之中,不僅在國際斗爭中繼續強調反帝反修,而且把反對各國反動派的斗爭提高到不應有的高度,嚴重擴大了打擊面。
  其三,由中蘇意識形態分歧而致的國際共運大論戰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分化乃至破裂,中國在處理國家關系和政黨關系方面,以蘇劃線的色彩愈益濃重。在強列的反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意識下,中國黨一度以自己的理論、方針、政策為區分真假馬列主義的準繩,混淆馬列主義與修正主義的是非界限,把對中國現行路線、方針不理解的兄弟黨和國家,統統劃歸修正主義政黨、赫魯曉夫集團,加以反對。這時在毛澤東看來,除了帝國主義的走狗、蔣介石的走狗之外,還有赫魯曉夫的走狗。“全世界一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了”。從而更加強化了中國“唯我獨革”的觀念,為挽救“馬克思、列寧也被人們打得粉碎”的局面,對外大力宣傳作為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第三個里程碑”的毛澤東思想。
  如果說中蘇分裂構成了“文革”初期外交工作混亂和失控狀態的一個背景,那么,也正是中蘇關系不斷惡化的狀況,促使毛澤東開始重新審視并考慮調整反帝反修、兩個拳頭出擊的外交方略。而外事領域的無序狀態,顯然也已不能適應中國對外戰略轉變的需要了。
第二節  中國外交戰略調整中的蘇聯因素
  中國的西北、東北與蘇聯接壤,邊界線長達7300余公里;北部的鄰國蒙古作為蘇聯的盟友,接受其軍事保護。蘇軍從1962年起重新在蒙古布防,并于1963年7月蘇蒙簽訂“關于蘇聯幫助蒙古加強南部邊界的防務協定”后開始大量進駐該國。這種周邊環境對中國來說,在中蘇友好時期無疑是一種保障,而當兩國關系惡化,邊界爭端肇始后,即變成了一種無形的壓力。
  中蘇之間,從1960年8月在中國新疆博孜艾格爾山口附近地區發生第一次邊境事端起,至1964年9月止,兩國邊境事件已達2792起。蘇聯并從1964年開始大力加強駐蘇中邊界的部隊。
  毛澤東則于1964年開始明確提出了蘇聯攻打中國的問題。是年2月,他在會見金日成時指出:蘇聯在壓中國屈服的各種措施都不能奏效之后,“還有打仗”這一條。7月10日,毛澤東在接見日本社會黨人士時首次對外提出中蘇邊界問題,說:“大約一百年以前,貝加爾湖以東地區才成為俄國領土,于是,海參崴、伯力、堪察加等地也就是蘇聯領土了。這筆賬我們還沒有算。”雖然這一表示,意圖在于“采取攻勢,說些空話”,以期在當時進行的中蘇邊界談判中掌握主動,“達到一個合理的邊界狀態、邊界條約”,但卻在國際上引起重大反響,特別是蘇聯的強烈反應。
  7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指出:“不要只注意東邊,不注意北邊,只注意帝國主義,不注意修正主義。”首次正式提出了對蘇防衛作戰問題。其后,他又多次在會見外賓時詢問:“赫魯曉夫會不會打我們”?“派兵占領新疆、黑龍江,打進來,甚至內蒙古”,“有可能沒有可能”?盡管這時毛澤東認為蘇聯大規模進攻中國還不大可能,但是在他看來,與美國的威脅相比,蘇聯的威脅似乎更為現實,也更加緊迫。因此他明確表示,“我們要準備”。
  翌年4-5月間,中共中央軍委召開作戰會議,重新規劃中國的戰略戰役方向,華北、東北和西北“三北”地區第一次與東南沿海地區一起,成為主要的戰略防御方向。
  1966年1月,蘇蒙簽訂了為期20年的具有軍事同盟性質的“友好合作互助條約”。與中國邊界長約4500余公里的蒙古國,事實上對中國華北、東北、西北三個方向構成了軍事威脅。從中蒙邊界的二連浩特經張家口到中國首都北京的直線距離只有560余公里,蘇軍戰略軍團的當前任務縱深則可達700余公里,完成當前任務的時限為10-14晝夜,而中蒙邊界地區地勢基本平緩,尤其便于蘇聯坦克機械化部隊的前進及展開。
  這一情況與蘇聯向蘇中邊界地區增兵的現實相結合,使毛澤東進一步感受到了蘇聯對中國的軍事壓力。1966年3月28日毛澤東在接見日共中央總書記宮本顯治時,于提到準備美國人從東海岸,上海、廣州、青島、天津等地方打進來之后,著重談了蘇聯進攻中國的問題。他說我們要“準備修正主義來打,打進滿洲,東三省,打進新疆,中央突破,從外蒙古打進北京”。指出蘇聯“在外蒙古設立了原子彈、氫彈陣地,運來了原子彈和氫彈,駐扎了兩個師。在中亞西亞的新疆那一邊的哈薩克斯坦增加兵力。在赤塔以北的伯力、海參崴增加兵力”。并表示還要“準備美蘇合作,瓜分中國。以淮河,隴海鐵路為界,蘇聯占領北邊,美國占領南邊”。
  毛澤東的担憂不無緣由,蘇聯部署在其國土縱深的洲際導彈和靠前部署的中程導彈可以攻擊中國全境;部署于遠東戰區的遠程航空兵如從中國“三北”方向入襲,作戰半徑可達長江一線。
  蘇聯海軍實力在勃列日涅夫時期明顯增長,四大艦隊中唯一不用于歐洲的太平洋艦隊特別突出,它可以從日本海直逼中國的黃海和東海,對中國大陸實施封鎖和登陸作戰,蘇軍并頻繁舉行針對中國的進攻性軍事演習和政治性活動。盡管蘇聯海軍力量膨脹的主要目的在于抗衡美國,但同時也帶有從海上遏制中國的意圖。
  1968年8月蘇聯武裝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在6個小時內出兵占領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與此同時,蘇聯在一系列聲明和宣言中提出了“有限主權論”、“國際專政論”、“社會主義大家庭論”、“利益有關論”、“大國特殊責任論”等被稱為“勃列日涅夫主義”的一套理論,為任意干涉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制造依據。
  1969年6月,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上又提出了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倡議。以后,蘇聯先后派出二十多個代表團到東南亞、日本等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進行活動,宣傳“亞安體系”,試圖拉這些國家一起建立一個新的針對中國的包圍圈。
  面對蘇聯構筑的對中國的戰略包圍,以及蘇聯重兵壓境的戰略態勢,毛澤東轉而將蘇聯確定為中國國家安全所面臨的最大、最現實的威脅。
  此期,隨著對中國軍事壓力的逐漸加強,蘇聯開始在中蘇邊界不斷制造事端。從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由蘇方挑起的邊境事件達4189起,比1960年至1964年期間增加了一倍半。中蘇邊境的緊張局勢進一步加劇。
  1966年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在中蘇邊界東段界河烏蘇里江上,蘇聯邊防軍一再挑起嚴重的邊界糾紛,中國的珍寶島和七里沁島成為邊境沖突的焦點。1966年至1968年初,中蘇雙方在這一地區的沖突由口頭爭辯發展到相互推搡和斗毆,直至蘇軍以棍棒毆打中國邊防人員。1968年1月,蘇軍又進一步動用裝甲車在七里沁島上沖撞中國邊民,撞死、壓死中國邊民4人,制造了第一起嚴重的流血事件。
  中國對于蘇方不斷挑起的邊界事端,有一個忍讓、準備和反擊的過程。七里沁島流血事件之后,1月24日中央軍委電示沈陽、北京等有關軍區,加強中蘇邊界東段邊防警戒的重點部署,邊防部隊要嚴格遵守針鋒相對,后發制人和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并要求邊防部隊注意選擇政治上有利的時間、地點和情況,事先做好準備,多設想幾種可能,擬定行動方案,有重點、有計劃地打擊蘇軍的挑釁,力爭做到“不斗則已,斗則必勝”。同時強調邊防斗爭主要是搞好政治、外交斗爭,邊防上每一行動都要考慮全局,按政策辦事,嚴格執行請示報告制度。
  這樣,從1968年初到1969年初,在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對沖突程度的嚴格控制及調整下,中國邊防軍在蘇聯挑起的一系列事端中只是做出有限的反應,始終采取了忍讓和克制的態度。
  1968年末1969年初,蘇聯邊防軍頻繁出動裝甲車、卡車運載攜帶武器的軍人登上珍寶島,攔截、毆打巡邏的中國邊防軍人,僅1、2兩個月,蘇軍入侵就達8次之多。珍寶島地區的形勢日見緊張。
  為了打擊蘇方的氣焰,維護邊境地區的安全,黑龍江省軍區于1969年1月25日提出了珍寶島地區反干涉斗爭的方案,設想以3個連左右的兵力參加該地區的斗爭,以一部兵力上島潛伏,并在珍寶島附近的公司邊防檢查站設立指揮所。沈陽軍區基本同意。
  2月7日蘇軍用沖鋒槍向中國巡邏隊方向點射的嚴重挑釁事件發生后,19日總參謀部、外交部也同意了黑龍江省軍區的這一方案。總參在給沈陽軍區和黑龍江省軍區的復電中要求要選擇重點,預有準備地堅決予以自衛還擊,速斗速決,不予糾纏。周恩來還強調對蘇邊防斗爭“既要掌握好進行政治斗爭的邊防政策,又要準備好重點進行自衛反擊斗爭以為后盾”。中共中央同意選擇珍寶島作為自衛反擊的重點。這樣至2月末,中國方面已對在珍寶島地區進行自衛反擊問題做了周密的安排。
  3月2日中蘇珍寶島較大規模的武裝沖突終于爆發。其后,蘇聯當局繼續擴大對珍寶島地區的武裝進犯。從4日至12日,蘇邊防軍裝甲車和武裝人員多次侵入珍寶島及島西側的中國河道。7日,中央軍委復電沈陽軍區,指示在3月20日化凍前仍把珍寶島和七里沁島作為自衛反擊的重點,并做了軍事部署。同時,周恩來召見在京參加中共九大籌備工作的沈陽軍區司令員,了解反擊準備情況。3月15日和17日,蘇軍又出動坦克、裝甲車數十輛,步兵數百人,多次向中國守島軍民發起進攻,被全部擊退。
  對于珍寶島事件,蘇方最初的反應是目瞪口呆,而且滿腹狐疑。蘇共給東歐黨發出的內部情況通報指出:情況表明此事件之前中國政府已做了長時間的準備。盡管蘇聯的這個通報不乏消除東歐各國在蘇侵捷后產生的恐懼感的成分,但蘇聯軍方對中國的反擊缺乏準備還是事實。不過,根本的問題并不在于沖突的雙方在這次事件中哪一方有所準備,也不在于誰先開了第一槍。畢竟,珍寶島事件不是一次孤立的事件,而是中蘇邊界長期沖突的繼續,是中國對蘇聯不斷挑釁的反擊,而且事件發生在中國的領土上。
  1969年中蘇邊界沖突升級對于歷史研究的重要性,在于中國對這次事件所做出的異乎尋常的反應。第一,珍寶島戰斗之后,中國在首都北京和全國城鄉組織了大規模的群眾示威游行,強烈抗議蘇聯侵犯中國領土珍寶島。在3月4日至12日不足十天的時間里,參加示威游行的軍民已達4億人次以上。第二,中國全國范圍內掀起了針對蘇聯的戰備高潮。3月15日毛澤東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聽取珍寶島地區戰況匯報時指出:東北、華北、西北要準備一下。讓他打進來,就使我們動員起來。大敵當前,動員準備一下有利。我們是后發制人。還說,讓敵人沾點面子,他占了牡丹江,外國人就知道了。
  4月1日至24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林彪在代表中央做的政治報告中指出:決不能忽視美帝、蘇修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的危險。強調要做好充分準備,準備他們大打,早打,打常規戰,打核大戰。4月28日毛澤東在九屆一中全會上提出“要準備打仗”,并說:小打就在邊界上打,大打,我主張讓出點地方來。他進來了,我看比較有利,使他陷在人民包圍中間。這即通過黨的代表大會向全國人民發出了“準備打仗”的號召。
  此后,蘇聯繼續擴大中蘇邊境地區的挑釁活動。6月10日,蘇邊防軍進入中國新疆伊犁州裕民縣塔斯提地區兩國邊界的有爭議地帶,干涉中國牧民放牧,與中國邊防人員發生武裝沖突。8月13日,蘇聯軍隊出動直升飛機、坦克、裝甲車和武裝部隊300余人,再次進入新疆裕民縣鐵列克提地區的中蘇邊界爭議地區,阻攔中國邊防軍人巡邏,打死打傷中國邊防戰士數十人,制造了一起帶有報復性質的嚴重流血事件。同時,蘇聯還通過美國新聞媒介,揚言要對中國實施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兩國之間的戰爭空氣更加緊張,中國的戰備工作開始進一步超出常備規模,從政治、軍事上進入了突擊性臨戰階段。
  中國對珍寶島邊界沖突的反應,一方面是從傳統地緣政治關系的角度出發,對蘇聯的大規模軍事威脅及核威脅做出的姿態;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則是向全世界特別是美國公開顯示了中蘇兩國已經走到戰爭的邊緣,雙方關系的惡化已無法挽回。
  毛澤東在看完一份關于珍寶島事件的報告后曾談道,中蘇交戰“給美國人出了個題目,好做文章了”。還說由于中蘇分裂,美國由打“兩個半戰爭”縮減到打“一個半戰爭”了,美國將根據中蘇各方的利益來考慮并決定自己的外交取向。1969年2月毛澤東就交給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四位元帥一項研究國際形勢的任務。四位老帥在周恩來的安排下,從6月7日至10月進行了近20次戰略務虛討論,向中央提交了《從世界看一棵珍寶樹》、《對目前形勢的看法》等書面報告。報告全面分析了中美蘇三大力量之間的矛盾斗爭,提出中美都各以蘇修為敵,蘇修不敢同時進行兩面作戰,不會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陳毅還提出了從戰略上利用美蘇矛盾,打開中美關系的設想。
  中蘇之間發生較大規模武裝沖突的現實,初步打破了國際上對中蘇是否真正分裂、是否還會攜手共同對敵的猜疑。對中國來說,蘇聯已經演變成為中國的首要敵人,這即為毛澤東尋求與美國實現和解,以集中力量對付蘇聯,對中國外交做出戰略性的調整,提供了中美安全利益相同的基點;而1968年蘇聯侵捷事件后中國給蘇聯戴上的社會帝國主義的帽子,則又為這種戰略調整做出了革命理念、社會心理及邏輯上的鋪墊。
  珍寶島沖突硝煙初散后,蘇聯隨震驚而來的是滿腹疑團,開始懷疑中國的動機、目的何在。他們認為毛澤東已抱有向西方尋求援助的意圖,指責中國試圖與帝國主義國家如美國等國進行政治調情。可見,蘇聯已敏感地對中美聯手抗蘇的趨向憂心忡忡,故此一方面對中國實施核威脅,一方面又表示愿意同中國恢復協商,積極謀求緩和雙方關系。而此時,使兩國處于戰爭邊緣的緊張關系緩和下來并摸清蘇聯對中國發動戰爭的意向,對于中國也更為有利。于是,毛澤東批準了柯西金(Kosygin,Aleksis)提出的來京會談的要求。
  1969年9月11日,周恩來與柯西金舉行了“機場會談”,雙方達成了簽訂一個關于維持邊界現狀、防止武裝沖突、雙方武裝力量在邊界爭議地區脫離接觸等四點臨時措施的協議。會談中柯西金還提出了在鐵路和航空交通、高頻電話通信等方面聯系正常化;建立和發展雙方的經濟聯系,擴大貿易往來,簽署當年并次年的貿易議定書,確定目前五年計劃(1970—1975)期間雙方經貿合作方式;以及研究互派大使等建議。周恩來答復說,將就這些建議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匯報。柯西金同時還以蘇聯政府的名義請周恩來向毛澤東轉達希望兩國關系正常化的愿望,表露了與中國緩和關系的迫切心情。
  9月18日周恩來秘密致函柯西金,建議雙方都承担互不使用武力、包括不使用核力量進攻對方的義務。26日柯西金即密函答復周恩來:建議“實行嚴格的監督以遵守蘇中兩國間的空中界線”,并建議簽訂一個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國家間的專項協定。這就等于在兩國關系最緊張的時候,向中國做出了不會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的正式保證。顯然蘇聯試圖消弭與中國之間緊張的戰爭氣氛,擺脫處于中美聯合壓力之下的被動前景。
  然而,蘇聯領導人的口頭保證并不能減輕蘇聯在中蘇邊界陳兵百萬的實際壓力,更無法完全消除其揚言對中國進行“核手術”給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所造成的心理影響,何況毛澤東也不可能僅憑與蘇聯的一紙協議,就更改自己調整中國外交戰略方針的思路,從而造成國內和國際間認識上的混亂,因此,9月11日晚7時柯西金剛飛離北京不久,中國外交部就電話通知蘇聯駐華使館:次日將發表的經雙方商定的關于兩國總理會談的消息文稿須做一些改動,刪去“會談是有益的,是在坦率的氣氛中進行的”一句。對于柯西金提出的諸項建議,中國方面也基本沒有響應。
  中蘇雙方在會談上的交手從另一個方面表明,蘇聯担憂中美聯合抗蘇,從而在保證不會對中國發動進攻之后,想避開邊界問題上的爭執,謀求從根本上改善兩國關系,一再強調緩和蘇中關系符合兩國利益及社會主義陣營利益,利于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及對越南等國人民的支持。但是長期存在的蘇聯對中國的強大壓力已經使毛澤東選擇了聯合美國、抗衡蘇聯的新的戰略意向,對于蘇聯方面的種種建議自然就不會、也無須再加以注意。
  此后,中國全國對蘇備戰的緊張氣氛依舊持續升溫。10月中旬全軍各部隊進入一級戰備,從中央到地方都處于臨戰狀態。中蘇邊境地區的中國軍民更是劍拔弩張,不可能再談及對蘇緩和問題。
  10月20日中蘇邊界談判開始后,蘇方拒絕討論“機場會談”達成的協議草案,不承認中蘇邊界存在“爭議地區”,甚至否認雙方所達成的諒解,中國認為蘇方態度有所后退。其后至1978年6月,由于雙方在邊界問題立場上的分歧,談判雖然沒有中斷,但也無任何實質性進展。
  這一階段的中蘇談判是在中、美、蘇三大力量進行斗爭的國際大背景下舉行的。蘇聯試圖通過對中國打出和談旗幟,爭取時機,穩定東歐局勢,鞏固并擴展其在中東及亞洲的地盤,并在同美爭奪中增加資本,求得主動。同時,蘇聯對中美關系緩和也頗感憂慮,所以要同中國談判,打中國牌。中國響應蘇聯舉行邊界會談的建議,一方面是要在堅持原則的基礎上,謀求與蘇解決長期懸而未決的邊界糾紛,緩和兩國間的緊張局勢;一方面也是利用蘇美矛盾,促進美國與中國關系正常化的步伐,以利于進一步團結國際上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孤立在世界事務中采取攻勢,到處擴張的蘇聯。這次談判持續了9年,雖未獲得結果,但中蘇兩國邊界畢竟再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武裝沖突。
  當毛澤東在對外實施反帝反修統一戰線戰略的力量分配上,不斷加重反修的分量,將國際斗爭的主要矛頭逐漸轉向蘇聯,開始考慮對兩條戰線作戰的外交戰略進行調整時,特別是在中國主要領導人過高估計中蘇戰爭爆發的可能性,對蘇緊張備戰之際,也就不能允許“文革”極左指導思想引發的中國外交領域的無序狀態再繼續存在下去。而另一方面,將蘇聯納入威脅中國國家安全的假想敵之列,又有利于毛澤東利用緊張局勢的壓力,整合國內由造反奪權、派性斗爭導致的混亂、動蕩的局面。
  應該說,毛澤東對外事領域的無政府主義失控狀況及其負面影響已有所警覺,并不斷采取措施予以糾正。1967年8月,毛澤東批評王力“8·7講話”是“大、大、大毒草”。經毛澤東批準,中共中央決定對王力、關鋒隔離審查。翌年1月,戚本禹也被隔離審查。外事系統的動亂局勢由此有所緩解,外交失控現象基本得到控制。
  從1968年3月起,毛澤東又針對外交工作中存在的種種“以我為中心”的做法,做出一系列批示,要求對外宣傳“不要強加于人”,對“一切外國黨(馬列主義)的內政,我們不應干涉”,并批評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的提法。
  是年8月蘇聯侵捷行動,以及中蘇邊界沖突升級,兩國關系持續緊張的現狀,使毛澤東進一步意識到中國外交陷入困境的嚴重后果,于1969年3月中共九大召開前夕指出:“我們現在孤立了,沒有人理我們了。”既而親自做出修復對外關系的姿態,于5月1日晚,同周恩來等人在天安門城樓先后接見阿爾巴尼亞、巴基斯坦、贊比亞、瑞典、柬埔寨、剛果(布)、坦桑尼亞、幾內亞等8國新任駐華大使;此后又在1970年“五一”國際勞動節時,在天安門城樓會見亞、非、歐40個國家的駐華使節,并同一些使節作了重要談話。毛澤東請使節們代向各國元首問候,以此明確表示中國愿意改善和發展同各國的關系。
  1970年6月,毛澤東在接見外賓時反復談到“文化大革命,亂子多得很”,“今天打倒周恩來,明天打倒李先念”,“現在查出來了,就是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有一個秘密的反革命集團在起作用,叫‘5·16兵團’”。此后,毛澤東在會見朝鮮軍事代表團時更直接點明:有些人“趁機會名為造反”,“在北京砸燒英國代辦處,印尼、印度的大使館也遭殃了”,指責說,“那些人就是國民黨”。12月18日,毛澤東又對斯諾說,“外交部就鬧得一塌糊涂。有一個半月失去了掌握,這個權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周恩來等人根據毛澤東的這一系列指示,采取了種種措施,集中糾正強加于人的極左口號和極左行動,使外交工作比其他領域較早地擺脫了混亂狀態。
  1968年6月,中共中央派軍隊干部担任外交部政治部軍代表,不久,一批外事領導干部被“解放”;1970年初中央又向外交部派出了軍代表。外交部革委會也于6月成立。外事工作逐步恢復正常。
  1969年春節后,周恩來催促外交部改變中國駐外大使職位除埃及外全部空缺的不正常狀態,指示無論新任或返任大使,要以阿爾巴尼亞、越南、法國等為第一批。根據該項指示,外交部于6月初下達了駐這三國大使的任命。至7月下旬止,周恩來先后指示和安排了14名駐外大使回任或到任。此后,中國陸續重新派出一批批駐外使節,使各駐外使領館由大使等主要負責人回國參加“文革”運動而造成的長期出缺狀況得到扭轉。
  1970年9月和1971年4、5月,周恩來還親自部署外事部門批判極左思潮,針對“文革”以來中國同許多國家幾乎中斷來往,許多方面的活動停止的狀況,提出現在是應該“開門”的時候了,表示反對把前17年的外交路線說成是“修正主義路線”,不贊成到處搬用“反對帝修反”的口號;并特別指示外交部:搞外交不是坐“冷板凳”,而是“熱板凳”,要積極、主動地與外界接觸,自己給自己創造條件,開展外交工作。
  在毛澤東與周恩來糾正外交工作中的極左偏差,改善和發展與各國關系的方針指導下,外事領導機構于1968年起,開始對以往主要由中國方面極左行為而造成兩國關系損害的事件,或在公開場合,或通過內部接觸,主動承担責任,積極恢復外交關系與修復對外關系,如修復與尼泊爾的關系,改善和恢復與緬甸的關系,修復與英國的關系,恢復并加強中朝之間的團結與合作,發展中羅、中南關系等等,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自1970年起,中國同一些國家的關系又有了明顯的改善。中國同肯尼亞、突尼斯、布隆迪、錫蘭(斯里蘭卡)和加納等國,或恢復、發展了外交關系,或進行了重要訪問,或開展貿易、事務往來新關系,或致電表達相互合作與諒解的愿望。在此期間,在已建交國家中,除與蘇聯、印度和印尼的關系仍較為緊張外,同其他國家的關系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或發展。在1968年至1971年7月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訪華,中國實現外交局面新突破之前,亞非拉、歐洲、北美有11個國家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系。
  以此觀之,中蘇關系惡化的結果又使“文革”時期的中國外交工作比其他領域較早地擺脫了混亂狀態,較快地回復到正常軌道,受破壞的程度要輕些。這即從客觀上有利于中國對外戰略策略歷史性轉換的實現。
  而當中國要調整對美政策,實現聯美抗蘇的外交戰略目標時,一個新的矛盾呈現在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的面前,這就是援越抗美外交方針在中國新的對外戰略中的地位問題。
第三節  中美和解與中國對越外交
  毛澤東進一步明確地把蘇聯作為中國國家安全的首要威脅,準備完成其從與美蘇兩國同時對抗到集中力量對付蘇聯的外交戰略調整中的關鍵性思路,就是緩和與美國的關系。與此相應,中國必然要面臨一個難題,即如何處理與美國的直接敵人——越南的關系。這樣,在19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國大力援越抗美的現實背景下,中國外交戰略的調整中并存著兩種外交方針,一是堅持革命外交,繼續援助越南打擊美帝國主義,一是確立務實外交,尋求和實現與美國緩和關系。事實就是,中國在持續支持越南的同時,又在同越南的直接敵人美國發展關系。
  1965年,越南戰爭由“特種戰爭”發展到局部戰爭階段。面對美國的戰爭升級行動,中國政府一開始就通過公開宣言和外交途徑一再向美國提出警告,表示中國援越的決心。同時,當越南黨政代表團訪華,請求中國擴大援助規模并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隊時,4月8日,劉少奇在中越兩黨會談中代表中國黨和政府明確表示:援助越南的抗美斗爭“這是中國應盡的義務,中國黨應盡的義務”;“我們的方針是,凡是你們需要的,我們這里有的,我們要盡力援助你們”;“你們不請,我們不去。你們請我們哪一部分去,我們哪一部分去”。主動權完全掌握在你們手里。這次會談,中越雙方簽訂了有關中國向越南北方派出支援部隊的協議。隨后,兩國政府和軍隊陸續簽訂了一系列關于中國援助越南的協議。
  6月9日黃昏,中國第一批入越支援部隊中國人民志愿工程隊第二支隊第一梯隊踏上越南國土。此后,各支中國支援部隊陸續進入越南。至1968年3月,中國先后入越的防空作戰部隊、鐵道部隊、國防工程施工部隊、筑路部隊等共23個支隊32萬余人,最高年份達17萬余人,在越南北方執行防空作戰,修建和搶修鐵路、公路、機場、通信工程、設防工程等任務,協助越南軍民保衛北方領土和領空。
  隨著越南戰爭的擴大,中國不斷向越南無償提供各種槍支、火炮、彈藥、布匹、糧食等軍用品,以及外匯。1962年至1966年,中國援助越南各種槍支27萬支、火炮540多門、槍彈2億多發、炮彈90多萬發、炸藥700多噸、軍服20萬套、布匹400多萬米,以及大批蚊帳、膠鞋、副食、交通通訊器材等。從1964年到1969年,中國還向越南提供了各種現匯約1.8億美元。
  1966年6月,美國總統約翰遜(Johnson,LyndonB.)火速從美國和駐歐洲美軍基地抽調10萬兵馬增援越南戰場,發動了第二次大規模攻勢。到8月份,直接參加戰爭的美軍已近30萬人之多。而是年美機轟炸北方的架次和次數也比1965年增加了一倍。
  面對美國無視中國警告和世界輿論的譴責繼續擴大戰爭的行為,7月22日,劉少奇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身份發表聲明,宣告:“為了支持越南人民奪取抗美戰爭的徹底勝利,中國人民準備承担最大的民族犧牲”。“中國7億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堅強后盾。中國遼闊的國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當日與次日兩天中,北京和全國19個城市的600多萬群眾舉行集會和示威游行,支持越南人民的正義斗爭。中國準備在越南北方直接參戰的決心,使美國不得不謹慎從事。美國在越南的行動一直受到限制,其地面部隊始終未越過北緯17度線。
  在美國將侵越戰爭進一步升級后,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一直密切關注越南南方戰場的形勢變化,并就作戰計劃等問題向越南領導人提供參考意見。8月,毛澤東、周恩來在會見越南黨政代表團時,與越方共同設想作戰方案。毛澤東建議越方在越南最南邊的金甌半島發展一點主力軍,以吸引一部分敵人主力。他指出:經驗是打出來的,信心也是打出來的,信心越打越高。你們抓到了規律,主要的經驗是你們找到的。從60年到66年,7年了,逐步擴大,從打小勝仗到打較大的勝仗,再到打大勝仗。從很少的幾支槍一下發展到了幾十萬軍隊。美國為什么要增兵?那還是因為你們的力量厲害。
  當周恩來談到中越雙方這次設想第一期作戰計劃兩年半,直到1968年底兩個旱季時,毛澤東充滿信心地說:一定會打出一個明堂來,主動權已經掌握在你們手里,再有兩年半我看情況會起變化。
  但是事實上,在1966年初期和中期美國在越南南方戰場發動的兩次戰略反攻中,面對美軍現代化的裝備技術和新的轟擊手段,越南的一些部隊感到手忙腳亂,不知所措。此后,隨著美國不斷向越南南方戰場增兵,加強轟炸北方,至1968年初,越美實際進入一種拉鋸戰狀態,雙方的傷亡和損失都很大。越南方面不得不準備在持久戰的基礎上,爭取扭轉南方的戰爭局面,從根本上改變戰場上的力量對比。由此,河內一方面不斷通過蘇聯等第三國嘗試與美國進行秘密接觸,據美國官員統計,1968年以前關于美越和談的大小試探共達2000余次;一方面集結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武裝力量,于1968年1月底對侵越美軍和西貢政府軍隊發動了春節攻勢。
  這次新春攻勢從作戰結果來看失敗了,但是它所顯示的越南共產黨人的戰斗意志和戰斗能力,以及戰爭場面的空前激烈和殘酷,卻極大地動員了美國國內和國際上的反戰輿論。在反戰運動、兵源不足、財政緊張等情況的壓力下,美國對越南北方的轟炸自3月31日開始“逐步降級”。5月,越美兩國政府進行預備性會談。10月31日,約翰遜政府宣布無條件停止對越南北方的轟炸和炮擊。
  美國收縮其亞太戰略的趨向,以及越美和談開始,美國宣布停止轟炸和襲擊越南北方的事實,從客觀上減輕了中國南部的壓力,這即為中國調整對美政策提供了條件。
  隨著越南戰爭形勢的發展變化,特別是中蘇關系從破裂進一步走向敵對,中美蘇越之間都各自開始著手新的戰略定位。其中,越美和談活動成為此項定位的關鍵。就中國方面來說,對打開中美關系機會的最初把握,即突出體現在是年末中國領導人對越美和談態度的轉變上。
  毛澤東著手調整中國對外戰略的動向,首先表現為他對越美和談態度的變化。或者可以說,他在對越美和談態度的把握上已經融入了戰略考慮的因素。1968年后期,毛澤東不僅一直沒有就越南在同美國和談問題上的讓步傾向發表意見,而且還在11月14日聽取周恩來關于與范文同會談情況的匯報后指出:一切由他們自己做主。接著,他又在11月17日會見范文同時明確表示贊成越南又打又談的方針。
  毛澤東的這種態度與他以前所堅持的越南不能降格以求、防止受欺騙的意見相比較,發生了重大變化。此變化的要點不是在形式上贊成邊打邊談,而是從內容上有所突破,其突出反映為兩個層次,其一,中國不要再過多干涉越南方面與美國的談判。其二,越南可以做出讓步或妥協,上些當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這種轉變的意義在于,它向越南人明確表示北京已決定不插手越美和談問題,不再反對河內的讓步政策,中國對越美和談的立場有了更多的靈活性。
  時隔數日,周恩來在接見外賓時也特別談到:對帝修反的斗爭要講策略,總要有戰略部署。一個時期總是要抓住一個主要的敵人和它最忠實的伙伴,集中打擊它。以此進一步詮釋了毛澤東這時關于對美對越關系的戰略思考。此后,由于華盛頓在考慮結束越戰問題時一開始就希望中國能夠影響越南在談判中讓步,故而,中國方面于考慮中美和解與越戰之間的關系時,實際已把對越美和談的態度當作了一個重要籌碼。
  1969年初尼克松(Nixon,Richard)就任新一屆美國總統后,越美四方談判在巴黎正式啟動,越南戰爭進入邊打邊談階段。此時,中美雙方都看到了改變以往僵硬立場的必要性,尼克松開始將調整對華政策的目標建立在通過改善關系,拉中國助其解決越南問題,同時聯合起來共同對付蘇聯的基礎之上;中國也做出了緩和與美國的關系,集中力量對抗蘇聯的新的戰略抉擇。中美雙方開始信息呼應,探索恢復關系的可能性。
  不過到4月以前,中美兩國關系實質上仍然凍結在互不了解、互不信任的敵對狀態。中國在以務實精神實現對外戰略調整的過程中,尤其注意不放棄自己革命外交的原則,并以越南問題為軸心,促進美國調整對華政策的步伐。
     由于還沒有真正意識到中蘇關系惡化的程度,尼克松這時曾公開暗示在遏制中國方面,美蘇有共同的利益和目的。這無疑加重了中國的憂慮。為此,中國一方面重新提醒越南領導人警惕被美國和蘇修的對越策略所欺騙,主張少把正式時間耗費在巴黎和談上;一方面由林彪在所作的,同毛澤東討論確定的中共九大政治報告中,將打倒美帝和打倒蘇修并提,強調決不可以忽視美帝、蘇修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的危險性,但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此將中蘇珍寶島沖突的文章做大,既讓美國徹底明白中蘇關系已進入戰爭的邊緣,又發出信息:蘇聯和美國對中國構成了同等威脅,而事實上蘇聯已被視為更主要的敵人;中國不會主動在印支戰場上挑起對美國的戰爭。
     美國這時看到了實現美中蘇三國戰略性三角關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從1969年6月開始至1970年初,尼克松“聯華遏蘇”的戰略構想逐步成型,美國方面在對華關系上陸續采取了一系列更為主動的步驟。與此同時,毛澤東對中國外交做出戰略性調整的大思路也基本確定,中國加快了尋求與美國和解的步伐,以集中力量對抗蘇聯。
  隨著越美和談的進行,在與美國為打破雙方關系僵局進行的探索和呼應中,中國一方面重申堅決支持越南的立場,一方面則把對越援助著重放在了經濟援助上,開始向越南方面強調,不能過于依賴其他國家的武器裝備援助,應嚴格遵守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表示:過去建議越南應組織大規模戰役,現在經過一段時間的考慮,認為這個建議是不可行的,著手陸續撤出在越南的中國支援部隊,并將對越主要武器裝備的援助較1968年減少了近一半;對于越美和談,也再次表達了不干預的態度。
  當然,中國領導人對美國改善對華關系的誠意仍然抱有懷疑態度。由此,盡管1970年初中美雙方在第135、136次大使級會談中就改善兩國關系問題進行探討時氣氛空前的緩和,但是當美國4月30日出兵柬埔寨,將戰爭擴大到整個印度支那半島之后,中國立即旗幟鮮明地支持以西哈努克(Sihanouk)為首的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及王國民族團結政府。5月11日毛澤東在會見黎筍(LeDuan)時再次提出越南飛機可以到中國降落,并強調:談判可以談,但是主要應該打。5月18日中國正式將推遲與美國會談的決定通知美方,接著在5月20日原定舉行中美會談之日,毛澤東發表了《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聲明。
  中國中斷中美會談,使兩國和解進程實際上停滯下來,以及毛澤東在“五·二○聲明”中沒有延續中共九大的提法,而是只號召打倒美帝,以此對美國出兵柬埔寨的行動做出強烈反應,顯然是在給美國施加壓力,其目的主要有三點,其一,向美國方面表明中方的立場:中國在做出與美和解新的務實的戰略抉擇時,不會放棄支持和援助印支三國人民的革命方針。美國要想恢復同中國的邦交,其前提必須是逐步減少對印支地區的介入。其二,中國要加快對美緩和的步伐,而中美大使級會談的渠道顯然已不能滿足這種要求,需要促進美國及早與中國進行更高層次的對話、更實質性的接觸。其三,由美方對此的態度試探其緩和美中關系的誠意和決心。
  一番較量的結果是,在中美會談中斷期間,基辛格(Kissinger,Henry)做出了華沙這條渠道太“受約束”的結論。美國在6月中旬又重新開始尋求同中國進行接觸,尼克松并于6月30日宣布從柬埔寨撤軍。美國的這種反應,正好符合了中國預想的目標。于是,中國政府也著手考慮恢復與美國的聯系。
  美國軍隊撤出柬埔寨后,1970年7月中美雙方重新尋求靠拢,就舉行高級會晤問題互致口信。此間,中國方面對越美和談的態度又發生了微妙的變化,9月23日毛澤東在會見范文同時談道:我看你們能進行外交斗爭,你們做得不錯。起初我們有點兒担心你們會上當,現在不担心了。是年,中國對越南主要武器裝備的援助與1969年比繼續減少。
  中美兩國向著高層對話階段前進時,1970年末,美國為迫使越南接受其談判條件,將戰爭又一次升級。這次,中國沒有中斷中美之間的聯系,而是采取了務實而不屈從、革命而有限度的更為靈活的步驟。
  其一,12月11日,中國發表聲明,嚴厲譴責美國的軍事冒險行動,并于次年3月在尼克松通過發表外交政策年度報告重申美國渴望與北京改善關系,向中國發出明確信息后,同越南共同發表聯合公報,明確向美國做出不惜與美國一戰來支持印支三國人民的警告性回復,并間接向美國重提武力解決臺灣問題的承諾,以此對美國施加壓力;中共中央政治局還確定了進一步加強援越的方針。
  其二,與此同時,中國又注意為繼續打開中美關系留有余地。1971年2月4日,喬冠華在同挪威駐華大使的談話中談到,中國了解美國政策的新動向,并表示特別希望同基辛格會晤,還特意要求他提請美國方面注意這段話。
  美國方面注意到了中國方面發出的這個信息,不僅在一個官方文件中首次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式稱呼,而且繼續放寬對華貿易限制。此后不久,毛澤東導演的乒乓外交轟動了全世界。4月21日,周恩來適時通過葉海亞·汗(YahyaKhan)向尼克松發出邀請,尼克松轉達了親自訪華的口信,并提議由基辛格作為特使先行秘密來華舉行預備會議。中美關系有了突破性進展。
  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即將舉行的中美高層會晤,其中關于越南問題,會議報告提出:中國政府主張美國武裝力量應從印支三國撤走;認為中美會談如有進展,必將有助于撤軍和巴黎談判,也更利于支援印支抗戰。可見,中國領導人在為會談做準備時,已考慮到要在和談問題上幫助越方做美國的工作。其后不久,周恩來7月5日會見澳大利亞工黨領袖惠特拉姆(Whitlam,Gough)時,表示北京現在贊成召開包括非亞洲國家參加的解決印支問題的日內瓦會議,而一年多以前,中國方面曾堅決拒絕了蘇聯提出的類似建議。這實際表明,中國方面此時設想通過中美高層接觸和舉行國際會議,來促進越南問題的解決。
  7月,基辛格秘密訪華,中國一方面亮出了上述關于解決越南問題的立場,一方面又特意點明中國沒有派出一個戰士去印支戰場打仗;同時提出中國關于解決臺灣問題的四點立場,[1]提醒說,如果尼克松訪華期間這些問題不解決,他的訪問成果是什么?中美雙方必須有一個明確的努力方向。以這種方式壓美國在臺灣問題上做出實質性讓步,邁出與中國和解的步伐。三個月后,基辛格第二次訪華,中美雙方就尼克松訪華結束時將發表的中美聯合公報草案的主要內容達成了協議。
  中美兩次高層接觸的結果是,其一,雙方在各自的主張中看到了共同點。會談時,美國表示從越南撤軍后從臺灣撤軍的問題才能提上議事日程,中國則強調不會放棄援越的革命外交方針,為已同美國談了15年多的臺灣問題而犧牲越南的利益。兩者雖然初衷不同,但客觀上都已把解決美國撤軍問題放到了首位。
  其二,中國方面看清了美國在阮文紹(Nguyen VanThieu)問題上不會讓步,于是,為盡快結束越戰,打開中美關系的大門,開始轉而勸說越南方面先解決撤軍問題,委婉地勸越南領導人不要再堅持搞掉阮文紹。
  其三,中美雙方互相摸清了各自對蘇聯威脅的認識,不僅明確了在反對蘇聯的霸權問題上兩國具有共同的利益,而且事實上還通過討論印巴沖突時達成的支持巴基斯坦反對印度的一致意見,邁出了聯合起來間接對抗印度背后的蘇聯的第一步。美國方面由此基本消除了對中國的猜疑和担心。中國方面則從基辛格關于美國不要求中國停止援助越南、在軍控問題上不會迫于壓力提出反對中國的方案,以及準備不斷向中國通報關于核問題情況的承諾,增強了堅持援越抗美與尋求中美和解同時進行的信心。
  為了消除河內的疑慮,基辛格離京后周恩來即秘密訪越,通報情況。盡管越南領導人表露了強烈的抵觸情緒,但是中國調整外交戰略的大局已定,不可能再為越南的反對而改變自己的既定方針。因此,當11月22日范文同在與毛澤東的會見中要求中國拒絕尼克松訪華時,毛澤東回絕了。
  面對越南的不滿及越蘇接近的趨向,對于中國領導人來說,妥善解決轉變對美政策中的務實與革命的矛盾問題,更加迫切起來。由此,中國一方面以極其熱烈和隆重的方式破格接待范文同率領的越南黨政代表團,在11月25日發表的中越聯合公報中重申支援越南抗美救國戰爭是中國不可動搖的既定方針,重新肯定越南方面和平解決越南問題的兩個基本點:美國必須全部和無條件撤軍;必須放棄對阮文紹集團的支持;一方面以大規模援越作為補償。是年,中國與越南簽訂了7項無償經濟、軍事援助協議,折合人民幣36.14億元,占中國該年度援外協議總額度的48.67%。這個數字足以說明中國此時對援越問題的重視。
  1972年1月初,為尼克松打前站的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黑格(Haig,AlexanderM.)一行抵達北京。在1月4日同周恩來的會見中,黑格轉達了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幾點口信,其中有關越南問題的是:美國已經做了種種讓步,而越南還在襲擊。“對所有這些行為的解釋只能是,河內努力要侮辱美國,而這種侮辱是任何大國都不能接受的。”口信還特意將越戰與蘇聯對華威脅聯系到一起,說“東南亞戰爭的繼續進行只能給莫斯科提供機會,使它得以加強它在河內的影響,從而發展它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包圍計劃。”并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生存能力必須得到維護。”這個意見實際是在曲折地施加壓力,以使中國能敦促越南對和談條件做出讓步。
  對于美國向中國打蘇聯牌的意向,毛澤東在聽了周恩來的匯報后指出:“包圍中國!要他們來救我,那怎么了得”!“中國的獨立、生存能力都讓你保護,危險得很呀!”并肯定《對美方口信的答復》說:“好,我看可以給他講”。這些美國人啊,“你不頂他一下,他就不舒服。”在毛澤東看來,基本問題是:無論美國也好,中國也好,都不能兩面作戰。對抗蘇聯是中美雙方的共同需要,而不是中國有求于美國,更不能為此放棄對印支人民承担的義務。此后,周恩來在第二次會晤黑格時,向美國方面明確表明了中國不會在外交戰略的調整中犧牲越南利益,以及尼克松不能以保護者的姿態來中國的態度。
  2月21日上午,美國總統尼克松一行抵達北京。周恩來、喬冠華在與尼克松、基辛格會談中討論越南問題時,仍然堅持不干預越美談判的立場。而毛澤東則在會見尼克松時指出:“來自美國方面的侵略,或者來自中國方面的侵略,這個問題比較小,也可以說不是大問題,因為現在不存在我們兩個國家互相打仗的問題。你們想撤一部分兵回國,我們的兵也不出國。”以此進一步示意:中美雙方目前只有一個敵人,即蘇聯,為對抗共同的敵人,兩國應該求大同存小異。對于中國不向河內施加壓力、不干預談判的立場,美國方面雖然有些失望,但只要北京采取不卷入的姿態,而非重新鼓勵河內窮追猛打,他們就滿意了。
  2月27日,中美雙方經過反復磋商,終于在上海正式簽訂了以《上海公報》著稱于世的中美《聯合公報》,并在記者招待會上公布了《公報》的內容。2月28日,中美《聯合公報》正式發表。《公報》聲明,中美兩國任何一方都不應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關于臺灣問題,美方在公報中聲明:它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
  中美《上海公報》的簽署,使雙方在臺灣問題和共同反霸問題上正式邁出了關鍵性的步伐,為以后兩國關系的進一步改善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其后,周恩來于3月初再次親往河內通報情況時,既迂回地表明了中美關系打開后,北京希望巴黎談判能夠談出成果的態度,又以自我批評的姿態,以及中方在中美和解與援越抗美的關系問題上所持的立場安撫了越南領導人。只是在河內看來,中國與美國結束敵對狀態,即如兩個兄弟,一個兄弟和別人打架,另一個兄弟卻與那個兄弟的敵人握手。因此,黎筍對周恩來說:“尼克松已經和你們會談過了,不久,他們就要更猛烈地進攻我們了。”中越之間的裂痕進一步加深。
  3月底,越南軍隊在越南南方戰場發起全面進攻后,尼克松政府一方面采取報復行動,大規模恢復對越南北方的空中轟炸和海上布雷,一方面向蘇聯和中國施加外交壓力,希望蘇中兩國能迫使河內回到談判桌前。面對美國的壓力和越南的離異傾向,中國方面繼續表明了支持越南抗戰,不介入和談問題的立場,同時開始大規模援越行動。根據中越兩軍總參謀部達成的協議,中國人民解放軍于5月開始再次派出汽車運輸部隊、海上掃雷部隊等,入越執行援助任務。正是在中國的幫助下,1972年進入越南的援助物資以及從越南北方運往南方的物資比1971年增加了近一倍。
  此時,在越南問題上的軍事行動及和平談判都進入到最激烈、最關鍵的時刻。由于美蘇于5月份簽署了限制戰略武器的協定,使中國認為,美蘇有接近的趨向,其將威脅到中國發展對美關系的外交戰略;另外,中美關系完全正常化的關鍵是臺灣問題,而解決之的先決條件是越南問題,這已是北京和華盛頓雙方都堅持的一個基點,因此,中國希望美軍及早撤出越南,以推動中美兩國關系的發展,進一步實現中國聯美抗蘇的既定戰略目標。而且,在中國領導人看來,戰爭的結束實際將更有利于越南以后統一南北兩方的軍事行動。這樣,中國對越南的外交方針,特別是對巴黎和談的態度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中國一方面盡量滿足越南的一切物質要求,為越南以后的統一戰爭奠定基礎,一方面積極勸告越南和壓美國適時結束戰爭,同時繼續保持中美之間的接觸。
  6月基辛格再度訪問北京時,中國方面對實現越美停火的興趣更大了,盡管周恩來在同基辛格的會談中沒有改變對越南問題的原則立場,但在與越南方面接觸時,態度已有所不同,開始示意其應回到談判桌前。
  7月12日,周恩來建議黎德壽(Le Duc
  Tho)直接與阮文紹及其代表談。當范文同8月份來中國云南昆明休假時,周恩來又派人去向范文同轉達毛澤東的意見:在南方成立左、中、右三派聯合政府是對的,先讓美國將軍隊全部撤走,聯合政府可直接與阮文紹談判,爭取一個過渡時間,休整后再打,最后取勝。周恩來并于8月18日在京會見了黎德壽。
  在河內放棄談判而采取大規模軍事行動時,中國強調談判的正確性,明顯具有提醒越方恢復談判的意思。鑒于越南始終堅持以美國撤換阮文紹為停戰的條件之一,周恩來的建議和毛澤東的意見,實際已表明北京不贊成河內繼續在這一政治主張上僵持下去。毛澤東還進而明確了這種提議的策略性理由,即先“送神”,再休整軍隊,然后于無外來干涉的情況下一舉完成統一大業。此后,8月下旬,黎德壽在巴黎提交了關于談判問題的新建議,主張聯合政府的建立將既包括越南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也包括阮文紹政權。這是河內首次表示接受西貢政權。越南方面的這種轉變,顯然表明中國方面的影響是起了作用的。
  與此同時,中國也不斷向美國施加壓力,于10月25日巴黎和談恢復以后,由黃華帶信給美方,勸告美國抓住目前極為有利的時機結束越南戰爭。喬冠華則在11月13日基辛格宴請他時勸美國做出讓步,說大國是有能力采取寬大態度的,不應該僅僅為了得到南越而喪失全世界。
  是年末,中國方面已不能容忍在越南問題上再出現反復了, 12月29日,毛澤東在會見阮氏萍(Nguyen ThiBinh)時說,如果巴黎和談成功,那么不僅越南南方,而且北方都將在很大程度上與美國實現關系正常化。時隔一天,周恩來也勸告長征(TruongChinh):這次談判要認真去談,目的是要談成;并在翌年1月3日再次示意黎德壽,戰爭結束已不會影響越南下一步的統一問題。
  1973年1月27日巴黎和平協定簽字,越南戰爭結束。中美雙方都著手進一步落實聯合抗蘇的戰略構想。2月初,尼克松批準美國向中國出售包括4架飛機等裝備在內的8套慣性制導系統。這應該是中美之間在軍事上初步合作的開始。不久,基辛格于2月15日第五次訪華,再次向中國領導人強調雙方所面對的共同威脅;毛澤東則在會見他時第一次明確向美方提出了“一條線”的聯合反霸戰略。3月,美軍開始撤出越南南方。5月1日,中美雙方在華盛頓和北京互設聯絡處,兩國共同朝著正式建立外交關系的目標邁進了一大步。
  19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越南戰爭的大背景下,面對蘇聯的威脅,共同的國家安全利益為中美兩國關系的緩和提供了現實基礎。而美國收縮亞太戰略,越美和談開始,越戰暫時降級,客觀上減輕了中國南部的壓力,則為中美接觸提供了機會。中國適時確立了新的對外戰略的大棋局,既走出了轉變對美政策的務實的一步,又不放棄援越抗美的革命步調,始終把握住了堅持既定援越的立場、不拿原則作交易的中美關系調整的界限,并由此取得了以小國關系帶動大國關系發展的效果。
  在中國對外戰略的調整中,越南問題是中國必須考慮的一個重要方面,中美緩和的進程中始終存在著越南因素。中國雖然為了避免破壞中美和解的進程,沒有為消除美國對越南施加的軍事壓力而采取激烈的措施,但是也沒有如某些越南領導人所認為的那樣損害越南這個盟友的利益。實際上,1971-1973年中美關系實現和解時期,恰恰是中國向越南提供援助最多的三年,經濟、軍事援助協定的金額超過了90億元人民幣,援越的規模十分龐大。
  由于尼克松政府在勃列日涅夫政府的攻勢面前將安全利益放在首位,重視維護與中國在反對蘇聯擴張問題上達成的共識,以及在試圖利用河內的盟友敦促和平解決越戰的策略中更著眼于莫斯科,因此,對北京支持和援助河內的立場及行為表示了諒解。中美和解的進程沒有因越戰問題而遭到破壞。
  就此期中國外交政策的實質而言,革命性仍然是最根本的。在中美兩國尋求緩和關系的過程中,中國方面始終認為帝國主義的本性不會改變。推遲世界大戰,促進世界人民革命,實際依舊是中國對外政策的根本方針。只是在新的形勢下,毛澤東開始強調既要有高度的原則性,也要有非常實際的精神,這種務實與革命相結合的基點就是,利用矛盾,著眼于人民。所謂搞世界革命,就要利用矛盾,分化敵人,壯大自己,促進革命。由此,支持越南抗戰和取得民族統一戰爭的勝利是中國外交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援越的方針、目標也是貫徹始終的。越戰結束后,中國繼續支持和援助越南完成了統一事業。
  中美實現和解,中國實際退出冷戰,是中國外交工作取得突破性進展的重要一步,引起世界巨大反響,不僅使整個亞太地區因美國長期封鎖中國而造成的緊張局勢得到緩解,而且直接促成了中日兩國于1972年9月29日正式建立外交關系。
  中美關系僵局的打破,以及1971年10月25日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恢復,進一步推動了中國對外關系的發展。自1971年基辛格首次秘密訪華,7月16日中美雙方共同發表尼克松總統訪華公告始,至1973年5月中美雙方互設聯絡處,中美兩國共同朝著正式建交的目標邁進一大步止,除日本外,中國與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歐洲、大洋洲26個國家建立了大使級外交關系。[2]
  不過,與中國外交實現重大突破相隨而來的是,中越關系逐漸步入低谷,越南最終投入蘇聯的懷抱,蘇越結盟共同對付中美,給中國的周邊環境注入了新的不安全因素。
  [1] 即:必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必須承認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國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及“臺獨運動”;美方不再重申臺灣地位未定。
  [2] 此階段建交國共27個。其中1972年12月底以前26個,1973年5月以前1個。
第四節  中蘇越盟友關系的轉變
  1960年代中至70年代初,社會主義國家支持和援助越南進行抗美戰爭之時,正是中蘇關系從分裂走向破裂、敵對乃至對抗的時期。此期中蘇關系的惡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毛澤東對蘇聯軍事實力和戰略目標的再認識。這種認識成為中國觀察國際、國內形勢和調整對內、對外戰略方針的基礎,其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中蘇兩國共同援越抗美的行動,并導致中越關系發生微妙的變化。
  此期從蘇聯方面來說,要向對其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東南亞地區進行政治滲透、實施控制的主要渠道就是越南,在與中國關系進一步惡化的形勢下,蘇聯必須緊緊籠絡住越南這個盟友,才能實現對中國的戰略全包圍態勢,以保證自己在中美實現和解后不至處于十分被動的地位。
  就中國方面而言,要讓越南這個地區性大國始終同中國站在一起,就不能容許蘇聯取得對越關系的主動權,將越南納入其戰略勢力范圍,進而填補美國撤離越南后的空白,從南面威脅中國,合拢其對華包圍圈。
  而對于越南來說,即便在1960年代末即已決定與蘇聯結盟,但為了不失去中國的最直接、最及時的大量援助,還是在中蘇對峙中一直努力維持表面上的中立態度。但是蘇聯加強援越后,越南得到了從赫魯曉夫那里得不到的東西。對蘇式先進武器的依賴,使越南與蘇聯的關系日趨密切。越蘇走到一起的前景,必然令視蘇聯為國家安全主要威脅的中國戒心倍增。
  這種種因素,決定了中蘇兩國在援越問題上不但不可能重新攜起手來共同行動,而且還注入了相互較勁、爭奪越南的利害沖突的成分,從而使中蘇雙方在同時援越的過程中摩擦不斷,有時甚至發生激烈的矛盾沖突。
  蘇聯在勃列日涅夫執政之后,改變對越南抗美斗爭的“脫身”政策,開始不斷加大對越軍事援助的幅度,并且主要提供的是中國當時不能生產或生產不多的先進武器裝備。1965年2月初柯西金訪問河內,蘇越簽訂了關于加強對越南防御能力援助的協定。4月,黎筍率團訪蘇。蘇越經雙方會談,確定了包括軍援在內的進一步援助的具體方式和數量。同期,河內的關鍵性防空區域已獲得了蘇聯提供的大量高射武器裝備。據美國情報部門估計,是年一年內蘇聯就向越南提供了1億多美元的軍事裝備。
  1966至1967年,莫斯科又承担了向越南提供5億盧布軍事裝備的任務。在1967年前,蘇聯對社會主義國家援助中的50%是給越南的,其中近60%是軍事援助。雖然蘇聯對越援助的總額還落后于中國,但其中軍事援助部分卻大大超過了中國。
  到1968年,蘇對越軍援數額已達3.57億盧布,占是年蘇援越總額5.24億盧布的2/3強。而是年蘇聯的對越援助額也已占到社會主義國家援越總額的50%,在數量上也超過了中國。
  1969年初越美和談開始,越南戰爭進入邊打邊談階段后,蘇聯對越軍援數額雖然有所降低,但總計仍達2億美元。從1965年到1973年,蘇聯共向越南提供了10億盧布的經濟援助和20多億美元的軍事援助。
  勃列日涅夫以加強對越軍事和經濟援助作為加強蘇聯在東南亞地位的巨大杠桿,其功效頗為顯著。越南領導人曾反復強調說,蘇聯的軍事援助對越南來說是十分必要的,其援助的巨大數量和效果也是不容置疑的。越南“深深地、真誠地感謝蘇聯所給予的援助”。蘇聯在越南的地位大大提高,越南與蘇聯的關系轉而趨向密切。
  對于蘇聯調整對越政策,大規模軍事援助越南后,蘇越關系的發展及其對中越關系的潛在影響,中國方面一開始就十分關注。中國領導人認為,赫魯曉夫當政時,蘇聯不能把中越分開,因為蘇聯對越援助不大,而現在蘇聯加強了對越南的援助,顯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即如周恩來對越南領導人所說:“我們總担心站在我們中間的修正主義者。”為此,中國領導人反復告誡越方:蘇聯的援助不真誠,他們的目的一是孤立中國;二是進一步控制越南,改善蘇美關系;三是進行顛覆破壞活動,給中國制造麻煩,也可能給越南制造麻煩。蘇聯就是要在中越關系中投下陰影,分裂越南和中國。可見沒有蘇聯的幫助更好一些。
  在越南方面顯示出感激并倚重蘇聯軍事援助的傾向后,中國方面于處理對越關系問題上采取了某些強硬的態度。周恩來和鄧小平在1965年與胡志明的一次會談中,針對越南方面有人提出的來自北方的威脅問題表示:如果胡主席也認為中國威脅越南,中國就把部署在廣東、廣西的幾萬駐軍撤走,放到北方去。蘇聯正在威脅我們。
  對于蘇聯在1965年4月17日就黎筍率領的越南黨政代表團訪越成果發表的聯合公報中公開宣稱:“如果美國強化對越南民主共和國的侵略,蘇聯政府于必要的情況下,在越南政府請求時同意蘇聯公民前往越南”的宣傳,周恩來在10月與范文同的會談中提出:我不支持蘇聯志愿部隊赴越的想法。彭真、羅瑞卿也同意我的意見。
  1966年3月,周恩來在同黎筍談到越南要求社會主義國家派出志愿飛行員時,特意提醒說:蘇聯可能把這個秘密泄露給了敵人。你們從蘇聯飛行員那里得到的還不足以補償他們給你們所造成的損失。8月,他又以中國的支援部隊是正規軍為由,正式向范文同提出:中國可以拒絕其他國家派遣志愿軍到越南的要求。
  是年4月中越兩國代表團會談時,鄧小平向黎筍、阮維楨提出:越南同志對我們的援助方式有一些其他的想法。這使我記起毛澤東同志曾批評我們對越南的問題“過分熱心”了。現在看來他是有遠見的。這種“過分熱心”是不是引起了你們的猜疑?懷疑中國的援助有自己的目的,是要控制越南。因為我們有13萬人在你們國家,還向邊界地區派出了1萬軍隊。不過這個問題很容易解決。我們將立即撤走我們的軍隊。沿邊界部署的軍隊也將受命返回內地。周恩來和鄧小平并聲明說:你們將蘇聯的援助與中國的援助相提并論,這對我們是個污辱。因此從現在起,在你們提蘇聯的援助的時候,不應提中國的援助。
  在越南抗美戰爭形勢緊迫之際,中國這種強硬的表態,已帶有了明顯的施加壓力的性質。對此,越南領導人在極力表白自己并不担心中國控制的同時,對中國的離異心理事實上也加強了。
  與此同時,中蘇關系惡化的現實,也將兩國重新合作、攜手援越的道路封死了。1966年2月底日共代表團訪華,日方同劉少奇等中共領導人討論通過的公報草案不僅在批判修正主義時未點蘇聯的名,而且還提出了關于建立包括蘇聯在內的反美國際統一戰線、與蘇聯統一行動援助越南的問題。對此,毛澤東向日方表示:你們這種態度是受到蘇共領導歡迎的,但是我們不歡迎。毛澤東還否定了宮本顯治所說的:雖然不直接同蘇共領導采取聯合行動,但可以同其領導下的群眾團體采取聯合行動的意見。他認為:國際民主團體的活動用處不大,不可過高地估計它的作用。就是寫出最好的決議也沒有用。對于毛澤東而言,中國決不可以與修正主義蘇聯在援越問題上搞聯合,雙方只能是分別行動,各援助各的。
  只是,中蘇兩國在援越抗美大目標下各行其是的同時,因所處地理位置的不同,又不能不在對越援助的過程中發生接觸,進行某種形式的協作,矛盾和沖突由此而生。自1965年初越南戰爭擴大后至1969年,中蘇之間在援越抗美問題上不斷發生摩擦和沖突。
  1965年3月中國就曾拒絕過蘇聯方面提出的于中國領空開辟空中航線,供蘇聯運送米格-21飛機和其他武器及蘇聯在越軍事人員所需物資等要求;此后,1967年5月蘇聯再次舊話重提,要求經中國領空轉運米格-17和米格-21型飛機各12架,中國方面繼續予以拒絕。
  由于社會主義國家向越南民主共和國運送物資比較便利和現實的途徑是通過中國的領土,因此,在整個援越抗美期間,中國鐵路成為免費轉運蘇聯和朝、蒙、東歐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援越物資至越的一條重要通道。此期,中蘇雙方圍繞蘇聯援越物資經中國鐵路過境問題發生的矛盾斗爭,則更為復雜、尖銳和激烈。
  1970-1972年越南戰爭進入最后階段時,中蘇關系也由敵對逐漸轉入進行政治與軍事的對抗。與此相應,越南問題更加緊密地與中蘇兩國各自的戰略利益聯系到一起,這令中蘇雙方都開始注意在援越問題上尋找新的機會。
  蘇聯著手與越南建立更加緊密的合作關系,其援越方針出現新的動向。1971年4月蘇共二十四大后,蘇聯方面認為,越南的社會輿論已明顯地朝著更接近蘇聯的方向波動。雖然越南勞動黨的總路線還保持與蘇、中的結盟不變,但是出現了發展和鞏固同越南關系的新的機遇。而蘇聯以越南為依靠,就具備了在印度支那地區確立自己政策的更大的可能性,這則有可能成為蘇聯通向整個東南亞的一把鑰匙。為此,蘇聯必須最大限度地利用這種對蘇聯有利的情況,將短期(每年)援助向有計劃、以長期合作為基礎的援助過渡,而且不能讓對越經濟技術援助脫離蘇共的政治路線;在軍事合作領域內,則應繼續在接近蘇聯的、較現代化的基礎上重新裝備越南民主共和國的武裝力量。
     與此相應,中國的援越抗美進程也發生了新的變化,其突出特點就是,與1960年代相比較,對越物質援助的力度大大加強。
     中國方面這種變化的基礎在于,第一,越南勞動黨的領導權在1969年9月胡志明去世后,實際已完全為親蘇勢力所控制。鑒于此期中蘇關系的狀況,印支地區對中國的國家安全來說顯得尤為重要。故而,中國對蘇越關系的發展更加敏感,希望通過加強援越來拉住越南,防止其被納入蘇聯的勢力范圍。
  第二,中越要搶在越戰結束、國際監督之前,把更多的武器軍火運到越南南方去,為隨后越南北方進行統一南方的戰爭做準備。
  第三,此階段中國著重進行對外戰略的調整,改變面對美蘇兩面受敵的被動局面,實現與美國的和解,聯合美國與中美的首要敵人蘇聯進行對抗。為此,中國要支持越南在南方戰場上對美展開的戰略進攻態勢,以取得更大的軍事勝利,壓美國從速由越戰泥潭中拔足;同時勸說越南在和談問題上做出讓步,以求盡快結束戰爭,避免因越戰的拖延不決而妨礙中國聯美抗蘇戰略目標的及早實現。
  這樣,中國在加大對越援助力度的同時,對蘇聯加強援越、特別是對蘇聯援越物資過境的態度和方針也發生了變化,中蘇兩國在大規模援越行動上的矛盾和沖突趨向緩和,蘇聯援越物資從中國過境進展比較順利。尤其是越南南方解放武裝力量1972年3月開始發動全面軍事攻勢以后,這種變化表現得更為明顯。
  不過,盡管中蘇在援越問題上矛盾沖突的激烈程度有所降低,對越南來說,所感受到的中國方面的壓力也隨之減輕,但是,越南的首要敵人是美國,為了徹底趕走美國人,越南需要并且倚重蘇聯的援助。由此,越南與中國離心離德的趨勢事實上已無可挽回了。中國領導人在某種程度上要求越南服從自己反帝必反修外交路線的做法,無疑加重了越南對中國的離異心理。對于中國領導人提出的“我們堅持反帝必反修,這兩件事不能分開”的意見,越南領導人即曾表示:我們之間的判斷有所不同,主要是如何評定蘇聯的問題。你們說蘇聯正在出賣越南,我們不這么說。其他一切問題都植根于這種評判之中。越南領導人認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對另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評判,所依據的應該是國際主義原則,而不是其他。
  特別是,當中國要求越南在反修問題上同自己保持步調一致時,蘇聯則加緊了拉拢越南、打擊中國的步伐。此期,蘇聯不僅在對越援助,特別是軍事援助方面與中國一爭高低,努力提高自己在越南的地位;而且還密切關注將越南納入蘇聯軌道,使其對外方針政策的傾向由北京轉向莫斯科,以及增強河內對東南亞地區影響的前景。尤其在中美開始尋求接觸之后,蘇聯方面對越工作的一項主要任務,就是充分利用所謂“蘇聯在印支事務中路線的一貫性和國際主義原則與北京政策自私自利特征兩者之間的鮮明對比”,挑撥越南認為中國調整外交戰略是對越南的“出賣”和“背棄”,以此激化中越矛盾,同時支持和鼓勵越南增強獨立自主的意向,鼓動越南依靠蘇聯頂住中國的壓力。
  這樣,中越之間的裂痕不斷增大。此期,越南報刊雜志上發表的影射攻擊中國的文章逐漸增多,宣傳中國封建統治者對越南的“侵略”,制造反華輿論。越南政府則開始向中國入越軍隊封鎖越軍內部情況、兵力數字、戰況等軍事情報,以及與美接觸、探討和談可能性等外交行動的消息。
  1971年,中國為排斥蘇聯插手解決印度支那問題,提出了建立中國、朝鮮、越南、老撾和柬埔寨五國人民斗爭統一戰線的構想,越南未予接受;次年,當中國提出派兩個師的軍隊去越南幫助搶修鐵路和橋梁時,又遭越方婉拒。越南對中國的戒心進一步加重了。
  隨著蘇聯對越南事務的“插手”,中國對越南的最大援助已由物質轉為精神,即“毛澤東軍事思想和人民戰爭理論”,而越南對中國援越意義的評價也發生了變化:過去是對越南取得勝利的“可靠保證”,現在則只是“基本因素之一”了。即如越南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司法部長張如磉所回憶的:黨早已決定同蘇聯結盟。向這個方向移動,早在1969年就開始了。而胡志明的逝世,為正式做出這項決定鋪平了道路。之所以沒有發表什么公開的宣言,就是因為還需要中國的援助。
  越南在其進行的抗美救國戰爭中,既需要中國方面最直接、最及時的大量支援,又不愿放棄爭取蘇聯方面的最大援助,結果是夾在中蘇之間,常常陷入一種十分尷尬的境地。由此,中越之間的不信任感增強,矛盾沖突給雙方都造成了一些傷害。兩國關系漸漸蒙上了一層陰影,為以后的兵戎相見埋下了伏筆。
  總之,在國際冷戰格局發展變化的大背景中,在越南戰爭這個舞臺上,中蘇既受到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以及國際共運中的形象等問題的束縛,又要權衡各自的利害得失,并以此為準繩確定自己的方針和行動。故此,中蘇援越抗美的斗爭才得以順利發展。只是從國家安全利益及地緣政治利益的角度看,中國強硬的反蘇傾向和方針政策也從某種程度上使蘇聯感到了潛在的威脅,進而下定了介入越南問題的決心。從此,蘇越關系趨向密切,中越關系逐漸走入低谷,蘇聯最終填補了美國撤離越南后的空白,使中國實際上處在了一種新的不安全的周邊環境之中。
  從冷戰國際史研究的角度考察此期中國在對美蘇和對蘇越兩個三角外交中政策的定位和變化,可以得出以下幾個結論:
  第一,從大的趨向上看,中國外交方針的側重點這時已開始了由革命向務實的轉變。因此,中國外交戰略的調整雖然實現了自己打開與美關系的基本目標,看到了聯美抗蘇的前景,卻未能繼續保持住同越南的友好關系,并且還不得不在排除了美國的威脅之后,面對來自南方的蘇越聯盟的新的挑戰。
  第二,大國、強國之間的關系固然是冷戰格局構成的主要因素,但小國、弱國的作用也不容忽視。在兩個大球對抗的天平中,小球的滾動方向往往會使力量對比發生重要的變化,有時甚至是決定性的變化。越南以其在大國的戰略考慮和決策中所占有的位置,既已成為大國對抗中不容忽視的因素,隨著戰爭的結束,當大國在相互牽制的復雜狀態中形成力量平衡時,作為小國的越南的獨立作用也就更加突出。1970年代初中國與美國實現和解后開始聯合對抗蘇聯,越南則同蘇聯結盟共同對抗美國和中國。
  第三,在亞洲冷戰的框架中,參與其間的兩大同盟或集團分別以美國和蘇聯兩個大國、強國為首,各自強調同盟或集團的共同利益。由此,在盟國內部大國、強國與小國、弱國的關系中,當以占主導地位的大國為代表的盟國全局利益與小國的局部利益發生沖突時,前者往往要求后者服從全局的、共同的利益,矛盾分歧相應而生。在小國、弱國不再認同這種盟國利益,或盟國中的主導國家發生角色變化后,這種局部服從全局的原則也即失去約束力,其結果便是盟國或集團的分裂、瓦解。就社會主義集團的情況而言,中蘇關系是這樣,中越關系實際也是如此。
  第四,以冷戰時期世界格局的變化而論,亞太地區與歐洲地區有著明顯的不同。歐洲是兩大陣營、兩大軍事集團進行對抗的典型的兩極格局,具有成熟的政治、安全、防務協商機制。亞太地區則呈現為多元結構、多種軍事力量并存,其難以形成歐洲式的對話機制。在亞太地區,雙邊關系,包括雙邊對話機制、防務聯合等等,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故此,亞太地區形勢往往受到此地區主要國家雙邊關系變化的影響。由中蘇兄弟分家而至的中美、中越、蘇美、蘇越關系的變換,即影響到了亞太地區冷戰格局演變的趨勢。換言之,隨著中國外交戰略的調整,亞太地區,乃至整個世界的冷戰格局也開始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在1950年代的亞太冷戰中,中蘇結盟共同對美,中國始終處于反美的前沿,中美之間進行了面對面的較量。進入1960年代,中蘇同盟的破裂導致了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及至1970年代初,中國實際上退出了兩大陣營之間的對抗。而中美聯合對蘇,美蘇重新站在冷戰的第一線,則使國際冷戰格局出現了繼朝鮮戰爭后的第二次轉型。
  思考題:
  1、“文革”政治運動與中國外交政策變化的關系是什么?
  2、中蘇關系怎樣影響了中國外交戰略的調整?
  3、在中美和解過程中中國對越政策的變化及其影響如何?
  4、蘇聯勢力擴展到印度支那的契機是什么?
  5、為什么說到1972年中國實際上退出了冷戰?
  參考書目:
  1、Ilya V. Gaiduk,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Chicago1996.
  2、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57-1969)》第二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版。
  3、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57-1969)》第三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
  4、陶文釗主編:《中美關系史(1949-197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李丹慧編:《中國與印度支那戰爭》,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年版。
  6、李丹慧編:《北京與莫斯科:從聯盟走向對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2013-08-28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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