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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為什么支持朝鮮戰爭?——讀沈志華著《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
斯大林為什么支持朝鮮戰爭?——讀沈志華著《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
楊奎松     阅读简体中文版

斯大林為什么支持朝鮮戰爭?
——讀沈志華著《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
楊奎松 文章來源:學術批評網
更新時間:2005-11-5
                                  (一)
  沈志華的《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以下簡稱《戰爭》)一書,幾經周折,終于得以在大陸出版了。這是一個讓學術界感到高興的好消息。朝鮮戰爭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當年親身參預過戰爭醞釀過程的領導人都已過世。隨著冷戰結束,蘇聯解體,當年主要介入國,包括美國和俄國的檔案多已解密。海外研究者對此投入了極大的熱情,發表了許多成果。大陸學者也早在幾年前就發出了自己的聲音,但是,他們的成果過去卻難以在大陸公開發表。沈志華是最早在這方面形成自己的研究成果的學者之一,他收集和利用俄國檔案進行研究的能力在本書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現。本書出版,終于使學界關心這一歷史事件的同仁有機會了解,中國學者從近些年來解密的大量俄國檔案當中,找到了些什么樣的答案。
  《戰爭》一書著重研究的是朝鮮戰爭爆發和中國出兵抗美援朝決策背后的蘇聯因素問題,特別是試圖說明1950年2月中蘇同盟的締結,對4個月之后爆發的這場戰爭起了哪些作用,而隨著戰爭進程的逆轉,這場戰爭本身又對中蘇同盟提出了怎樣的挑戰,發生了怎樣的影響。坦率地說,本書雖然名字叫《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它其實更多地談論的還是朝鮮戰爭,特別是中國人所說的抗美援朝戰爭的起源問題,即金日成為什么要發動進攻,毛澤東又為什么非出兵不可?在這里面,斯大林到底起過什么樣的作用,扮演了一個怎樣的角色?他為什么會支持朝鮮戰爭?
朝鮮戰爭到底是怎樣爆發的,中國究竟為什么非要出兵不可,幾十年來這始終是一個困擾著各國學者,甚至困擾著當政者的一個極大的謎團。包括主要當事國中國和蘇聯當年的大多數領導人,多半也是不甚了了。朝鮮戰爭是1950年6月爆發的,僅僅過了十年之后,即到了1960年6月的時候,即使是在這個問題上參預過某些決策討論的親歷者,對戰爭爆發的原因,和中國出兵的背景,就已經說不清楚了。當時,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蘇共領導人赫魯曉夫與中共代表團在6月22日舉行了正式會談。會談中雙方在許多問題上互相指責,發動朝鮮戰爭的責任問題也被赫魯曉夫翻了出來用以指責毛澤東,自然,中共代表團團長彭真對此完全否認,且寸步不讓。
  讓我們看看他們雙方當時圍繞著這個話題是怎么爭吵的,各自的說法又是什么:
  赫魯曉夫:我們在這個小范圍里,可以講,朝鮮戰爭是北朝鮮發動的,是蘇中兩國都同意了的。
  彭真:不對,我們沒有同意。我參加了政治局的討論,這個問題我是知道的。
  赫魯曉夫:我們也看到了文件,毛澤東是同意了的。
  彭真:有兩點必須說明:一、發動朝鮮戰爭,我們事先不知道;二、戰爭打起之后,你們派大使找我們中央,說蘇聯出兵不妥,斯大林想要我們來出兵。
  赫魯曉夫:那個時候如果是我們這些人担任領導,而不是斯大林的話,這場仗就打不起來了。但是,如果毛澤東不同意,斯大林也是不會那樣做的。朝鮮戰爭是斯大林和毛澤東共同決定后才發動的。
  彭真:你說的不對,毛澤東同志是反對打的。毛澤東同志在莫斯科就同斯大林說過,如果戰爭打起來,那就不是南朝鮮的問題,而是美帝國主義的問題了。即不是南朝鮮能否拿到手的問題,而且是北朝鮮能否保住的問題。這樣的意見,毛澤東同志也向金日成同志談起過。朝鮮戰爭打起來以后,斯大林說,如果蘇聯出兵,就意味著世界大戰,因此才請中國出兵。因此我們才同意出兵的。我當時參加了政治局會議的討論。
  赫魯曉夫:你說的是戰爭打起來以后的事,問題是發動戰爭斯大林和毛澤東是批準了的。
  彭真:你說的不是事實,是造謠。我參加了討論。我們始終認為是斯大林同志同意了。金日成同志在這個問題上最有發言權。
  赫魯曉夫:你比我小吧,今年多大歲數?
  彭真:五十八歲。
  赫魯曉夫:你比我年青,但是記憶力卻不如我。
  彭真:我的記憶力很好,我記得很清楚。因為政治局的討論,我是參加了的。我們把意見告訴了斯大林。
  赫魯曉夫:事后諸葛亮,中國人就喜歡這樣。
  彭真:不對,我們確實同斯大林說過。
  赫魯曉夫:他是不聽別人意見的,他已經把自己變成了偶象。
  彭真:我們對斯大林是不滿意的。我們有委屈……。
  赫魯曉夫:(再說一遍)朝鮮戰爭是斯大林和毛澤東兩個人共同決定的。
  彭真:完全不對。毛澤東同志提了意見。這一點,你可以問問當時參加過討論的其他同志,那樣你就會明白了。
  赫魯曉夫:我們不要談死人了。我說,是斯大林和毛澤東的過錯。
  彭真:根本不對。你們有人也參與了這件事,應該可以作證。我再一次聲明,你說的根本不對。[1]
  在這里,我們可以清楚地了解到,當年,中蘇兩黨領導人在內部都不回避戰爭是北朝鮮首先越過三八線這一行動的事實。他們爭論的關鍵僅僅在于,到底是誰批準或者說決定發動這一進攻的。赫魯曉夫堅持說是斯大林和毛澤東共同批準或決定的;而彭真則堅信毛澤東是不同意的,甚至是反對的,強調中方對戰爭的發動事先并不知情。
  對此,《戰爭》一書做了相當清晰的回答。它指出,第一,從戰爭最初的策劃,到最后的實施,都是在斯大林與金日成,即蘇聯和朝鮮之間秘密進行的,中方既未被告知,更未參預其間。因此,赫魯曉夫關于這場戰爭是得到斯大林和毛澤東兩個人批準或由他們兩個人共同決定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第二,毛澤東并非不知道金日成有此計劃,斯大林也并非沒有就此與毛澤東通過氣。1950年5月13日金日成訪問北京,就是在斯大林的要求下,就戰爭一事來征求毛澤東的意見的。在毛澤東托周恩來通過蘇聯駐華大使羅申向斯大林了解其真實意圖時,斯大林也明白無誤地告訴毛澤東:盡管他已同意了朝鮮人關于實現統一的建議,但是,“這個問題最終必須由中國和朝鮮同志共同解決,如果中國同志不同意,則應重新討論解決這個問題。”[2]毫無疑問,在斯大林已經同意了朝鮮人的計劃之后,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也沒有反對。因此,赫魯曉夫說“如果毛澤東不同意,斯大林也是不會那樣做的”的說法,也并非就是捕風捉影。
  歷史有時候就是這樣復雜。
                                       (二)
  
  斯大林為什么一面背著中國人與金日成策劃統一朝鮮的戰爭,一面卻又堅持金日成必須要取得中國人的同意呢?十分明顯,這是因為斯大林不能不顧及到1950年2月14日中蘇兩國剛剛簽訂的那個《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根據約定,簽約雙方任何一方進入戰爭狀態,另一方都應予以有效的援助。朝鮮戰爭雖然并不一定會直接導致蘇聯進入戰爭狀態,但是,蘇聯作為朝鮮戰爭的主要策劃者、支持者和武器供應商,不能不承担可能的風險。何況,朝鮮戰爭的任何不測,都勢必給只有一江之隔的中國帶來巨大的麻煩,斯大林當然不能自行其事,而把自己的同盟者中國人完全晾在一邊。
  不過,通常人們會忽略了另一方面的問題,那就是,為什么斯大林會批準在朝鮮采取這種連信奉“武裝奪取政權,戰爭解決問題”的毛澤東當時都認為有些過于冒險的行動呢?要弄清楚這一點,我們有必要根據《戰爭》一書所做的研究和描述,看一看蘇聯戰后在朝鮮問題上的態度是怎樣變化的。注意到這種變化,我們就會發現,其實斯大林最初并沒有在朝鮮向美國挑戰的意圖,僅僅是因為中國革命的意外成功,再加上中蘇兩國的結盟,才導致了斯大林改變其在東亞一向小心謹慎的戰略考慮。
  根據《戰爭》一書的記述,在1945年8月9日蘇軍大舉進入中國東北之后,它很快就橫掃東北,并且進入了朝鮮半島。而就在蘇軍受命進入朝鮮半島之際,杜魯門卻發來一通密電,告訴斯大林,美方主張美蘇雙方在朝鮮半島的受降區域以三八線為界。對此,斯大林非常痛快地答應了下來,而他的如意算盤僅僅在于:原屬日本的千島群島和日本本土北海道也都在三八線以北,因此他要求將這兩塊地方也交由蘇軍占領。據此,斯大林一方面下令已經越過三八線的蘇軍撤回到三八線以北地區,另一方面命令蘇軍全力進駐日本的北海道。
  讓后人有些困惑的是,《戰爭》一書強調,只是因為麥克阿瑟一句:只要蘇軍有一兵一卒在北海道登陸,我就敢馬上扣押蘇聯駐日代表團全體人員,斯大林進駐北海道的計劃就中途擱淺了。對照這個時候斯大林為控制東歐國家,不顧其與邱吉爾簽訂的那個“百分百協定”,[3]強硬抵制英美勢力的所作所為,蘇聯在朝鮮問題上的反應似乎并不十分符合斯大林的性格。因為,即使斯大林不愿因蘇軍在北海道登陸與已經占據日本島的美軍發生沖突,他也完全可以為了報復麥克阿瑟的狂妄,不顧美國單方面提出的三八線而一舉占領整個朝鮮半島。畢竟這個時候蘇軍完全有條件搶在美軍前面也給美國人一個難堪。
  斯大林為什么會在歐洲和在亞洲表現得迥然兩樣?很簡單,蘇聯的戰略重心在歐洲,對于遙遠的遠東地區,它的方針過去是,這個時候也依然是:保持守勢。既然是保持守勢,依據斯大林在1945年2月雅爾塔會議上所提出的要求,蘇聯在東北亞問題上只滿足于取得對中國東北的特殊權益,和把南庫頁島及千島群島攬入囊中,對于朝鮮半島,斯大林沒有提出任何特殊要求,準備任由美、蘇、英、中四國托管后建立一個獨立的朝鮮國政府。也正因為如此,蘇軍占領北朝鮮之后,不僅大肆拆運朝鮮北方的工廠機械以充作戰利品,而且在長達半年的時間里任由民族主義者曹晚植担任北朝鮮臨時權力機構的負責人,沒有像在東歐國家那樣全力去扶植共產黨人。
  斯大林開始全力扶植北朝鮮共產黨,與美蘇冷戰的發生有著明顯的因果聯系。但是,正如《戰爭》一書所說明的那樣,直到1948年,美蘇在歐洲已經處于尖銳對立的狀態,它在東北亞的政策依舊十分謹慎小心,因為它相信自己在遠東的力量完全無法與美國相抗衡。“斯大林從來沒有也不打算在朝鮮或朝鮮北方建立像東歐那樣的衛星國。因此,蘇聯首先呼吁美蘇軍隊同時撤出朝鮮半島,而后宣布蘇聯占領軍主動撤出朝鮮北方,并承諾給予朝鮮人充分的自治權力,其程度遠遠超出了他們承諾給一些東歐國家的自治權。斯大林甚至不愿意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建立具有聯盟性質的外交關系,也不愿意為他們統一祖國的事業承担責任,以免因此而刺激美國”。
  (三)
  戰后的斯大林不愿意在亞洲刺激美國,并不是什么新聞。至少,許多上年紀的人都知道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時他不許毛澤東“革命”的情況;熟悉戰后中共歷史的人也都多少聽說過當年八路軍趕在國民黨軍前面進入東北,卻被蘇聯紅軍趕出城市的故事。以至不少中共領袖的印象中,直到1949年春天,斯大林也還是因為害怕美國干預,有過讓國共兩黨劃江而治的想法。既如此,為什么到了1950年初他會突然改變態度,愿意冒著與美國發生戰爭的巨大風險來支持金日成武力統一朝鮮半島的計劃呢?按照以往眾多學者的觀點,美國總統杜魯門和國務卿艾奇遜1月5日和12日關于美國太平洋的防御范圍不包括朝鮮半島與臺灣的說法,給了斯大林以錯誤的信息。《戰爭》一書對此提出了異議。
  《戰爭》一書的解釋是,促使斯大林根本轉變對朝鮮半島問題態度的關鍵,并不是美國領導人的講話,而是《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對此,書中是這樣說明的:
  “中國革命的勝利和中蘇同盟的建立對于斯大林改變朝鮮半島和遠東政策所發生的作用,并不完全像有些學者認為的那樣,是因為蘇聯感到其在遠東的力量得到了加強,從而有了在朝鮮半島與美國勢力抗衡并戰而勝之的把握,甚至相反,恰恰是因為中國政權的更迭和新的中蘇條約的簽訂,使斯大林感到蘇聯在遠東的利益將受到威脅或者完全喪失,從而才需要改變政策,以保證蘇聯戰后確定的遠東戰略目標繼續存在。對莫斯科來說,新中國的建立可能是一把雙刃劍:一面是蘇聯在亞洲的安全防御地帶-這無疑會鞏固蘇聯在這一地區的權益,另一面則是這個鄰國一旦強大起來就可能對蘇聯的安全和利益造成‘威脅’。同樣,簽訂的中蘇條約對莫斯科也有雙重效應:中國與蘇聯結成同盟關系固然加強了蘇聯在亞洲的政治實力,但也迫使斯大林同意讓出他在一九四五年從蔣介石手中攫取的大部分政治經濟權益。”
  是什么重要的權益要失去呢?就是根據條約的規定,“蘇聯在可以預見的短短兩三年內,將失去其通過雅爾塔協定和舊中蘇條約獲得的”可以使蘇聯通向太平洋的中國的中長鐵路和旅順這個不凍港。“斯大林完全可以預見到,在朝鮮半島爆發一場戰爭,無論其結局如何,都將保證蘇聯在遠東設定的戰略目標-獲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因為在戰爭勝利的情況下,蘇聯就會控制整個朝鮮半島,仁川和釜山這兩個港口將代替旅順和大連的作用。……即使戰爭失利,蘇聯仍然能夠如愿以償,因為東北亞的緊張局勢會迫使中國要求蘇聯軍隊留駐旅順、大連。同時,由于中蘇雙方商定,一旦出現戰爭局面,蘇聯軍隊有權使用長春鐵路,這樣,長春鐵路自然也就繼續在蘇聯的掌握之中了。”
  《戰爭》一書強調斯大林的戰略考慮時,十分重視其沿襲沙皇俄國在遠東追求不凍港的歷史傳統,這種分析自有其邏輯性。無論在雅爾塔會議上,還是在出兵中國東北時,斯大林都曾直言不諱地揚言,蘇聯對日作戰的目的,就是要收回沙皇俄國在1904年日俄戰爭中喪失的那些權益。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要取得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旅順港。
  不過,結合書中附錄,即作者補充的幾篇文章,可以看出上面的表述只是作者所強調的一個方面而已。隨著更深入地進行研究,作者已經注意到事情遠比上述解釋要復雜得多。很顯然,如果斯大林害怕中國會很快強大,他為什么隨后會在蘇聯還遠未能從戰爭創傷中恢復過來的情況下,為中國派出那樣多的專家,提供那樣多的援助,以幫助貧弱落后的中國去建立自己的工業基礎呢?[4]向要知道,斯大林并沒有對東歐那些兄弟國家如此慷慨過。而更重要的是,如果他不愿意放棄中長鐵路和旅順口,他也完全可以像他在與毛澤東最初見面時那樣,說明廢除舊的中蘇條約對蘇聯可能帶來的嚴重傷害,事實上毛澤東也知趣地接受了斯大林的這種解釋。這遠比發動一場危險的境外戰爭要容易得多。更何況最先提出蘇軍應該從旅順港撤兵問題的,也是斯大林,而非毛澤東。查一下1949年1月底米高揚在中國西柏坡與毛澤東談話的紀錄,以及他與斯大林的來往電報,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是中共領導人相信,蘇軍不應當過快地從旅順港撤走。甚至一直到毛澤東見到斯大林時,他也還在繼續著這樣的請求。反倒是對1946年2月雅爾塔協定披露后中國各地爆發反蘇游行示威情況印象深刻的斯大林,注意到中共取得政權后蘇聯繼續駐軍旅順港,將會直接影響蘇聯乃至中共在輿論中的形象,因此一再主動表示愿意撤軍。
  蘇聯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它一旦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大國,勢必會千方百計地想要獲得一個太平洋上的不凍港來作為自己自由進出太平洋的海軍基地。即使在朝鮮戰爭之后,蘇聯在中國建長波電臺、提議蘇中越三國建立聯合潛艇艦隊,乃至70年代從越南取得金蘭灣做海軍基地,在在都是要讓其海軍能夠自由地出入太平洋。因此,我們確實不能忽略斯大林支持朝鮮戰爭的這一層用心。但這毫無疑問不是唯一的原因,甚至恐怕不是主要的原因。畢竟,用戰爭來獲得或保住一個出海口,這里面的風險和代價無論如何都太大了些。何況,斯大林一向謹慎小心,精于計算,他不會看不出,戰爭萬一失利,旅順港的軍事基地將會因為整個朝鮮半島完全落入美國人的手中而變得毫無價值。而且,一旦美國人站到了圖們江口,蘇聯人怕是連自己的海參崴都會成為累贅,保住一個旅順港又能有多大意義?再者說,就是戰爭打贏了,誰又能保證一個統一的朝鮮就一定愿意租讓自己的不凍港?就是當時愿意,誰能保證它有一天一定不會像中國人那樣想要收回自己的港口呢?
                                             (四)
  那么,主要是什么原因會促使斯大林在1950年敢于去支持朝鮮戰爭呢?結合《戰爭》一書及其所附文章提供的分析,我們還可以從斯大林當時的境遇去做更進一步的探討。自從他在柏林危機中被迫退讓后,他明顯地感覺到蘇聯還沒有力量與美國在歐洲公開對抗。正是由于在歐洲,包括在中亞,受到美國的壓力太大了,他才會想到要另找途徑來分散美國的力量。他過去在亞洲采取緩和政策,不惹麻煩,是因為他看不出有誰在亞洲能夠幫助他,担心出現兩面作戰的危險。現在他敢于策動進攻,向美國挑戰,是因為他注意到中國革命成功了,新中國能夠幫助他在亞洲牽制美國的力量,以減輕他在歐洲和中亞的壓力。他主動讓中共來承担指導和援助亞洲各國共產黨的責任,積極幫助中國恢復經濟和建設工業,也都是為此。
  其實,《戰爭》一書也注意到了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關注和態度的變化。它沒有提到南斯拉夫共產黨人德熱拉斯關于1948年2月斯大林主動就他不適當地干預了中國革命一事進行自我批評的那段重要的回憶,[5]但它具體地說明了斯大林在1948年以前為了穩定亞洲局勢和保住其在東北的權益,如何寄希望于國共之間的妥協;1948年以后由于注意到中國革命出乎意料的進展,又是如何不失時機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幫助我們的中國同志”來創建“新中國”的。
  斯大林為什么會如此重視中國革命的勝利?第一,中國太大了,作為亞洲第一大國,它的勝利毫無疑問對太平洋對岸的美國是一個巨大的打擊和不小的威脅。第二,中國的榜樣作用太誘人了,美國連中國這樣一個極具戰略價值,給予大量援助,并被視為盟友的國家都不敢去干預,它又怎么會輕易去干預亞洲其他國家的革命呢?如果亞洲相當多數的國家都能像中國那樣揭竿而起,美國還有余力來對付蘇聯嗎?
  十分顯然,正是中國革命的勝利,是1949年10月新中國的誕生,以及幾個月之后,即1950年2月中蘇兩國的正式結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蘇聯與美國在遠東地區的整個力量對比,因而也明顯地改變了斯大林在遠東問題上一貫小心謹慎的態度。這當然不是說斯大林由此從守勢轉入了攻勢,斯大林是不會讓蘇聯來冒這種風險的。但是,斯大林看起來相信可以通過中國并由中國出面去做一些讓美國人頭疼的事情。正因為如此,他才不僅不怕中國發展,反而是希望幫助中國盡快發展起來,以便發揮它在亞洲的影響力,推動亞洲各國的革命,因為只有這樣才可能有效地幫助蘇聯來牽制美國。
  這樣的說法有沒有什么具體的事實來支持呢?有。最直接的例證就是1949年7月劉少奇在莫斯科訪問時,斯大林明確提出兩黨分工負責,亞洲各國共產黨應由中國黨來指導和幫助。讓中國黨來指導幫助亞洲黨,說透了,也就是讓中國黨運用自己成功的經驗來推動亞洲其他各國共產黨早日走上革命的道路。
  在這方面,斯大林顯得比中國黨還要熱心和著急。有兩個例子非常能夠反映這種情況。
  一是1949年12月在北京召開的世界工會聯合會亞洲理事會的會議上,新中國的領導人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堅持必須向亞洲各國提出武裝斗爭的方針。包括蘇聯代表團團長在內,各國理事對此一致表示異議,因為他們都已習慣了不要去刺激美國及其所在國政府。然而,問題提到莫斯科之后,在斯大林的干預下,劉少奇的作法竟然得到了鼓勵,其報告被認為“是正確的,及時的,建議在報刊上公開發表”。
  “劉少奇的發言中有什么使世界工會聯合會執委會的同志們害怕呢?”據蘇聯這時駐華臨時代辦解釋稱:
  “使他們害怕的首先是,他號召亞洲-印度支那國家、緬甸、印度、印度尼西亞、馬來亞等國的工人階級公開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武裝斗爭。他指出,不同帝國主義及其傀儡——亞洲各國的政府進行武裝斗爭,工人階級不僅不能滿足自己的政治和經濟要求,反而會被帝國主義分子及其傀儡的優勢力量所粉碎。所以他號召亞洲國家的所有工會工作者團結在工人黨的周圍,建立人民解放軍或衷心支持這些國家已有的人民解放軍。”
  “劉少奇對世界工會聯合會執委會起草的決議表示堅決反對,因為決議輕描淡寫,毫無分量,有意回避亞洲國家工人群眾的最關鍵問題——同亞洲國家的帝國主義分子進行武裝斗爭問題。”
  “世界工會聯合會執委會的同志們,其中包括路易·塞揚,看過劉少奇的草案后,對他聲明說,如果通過這一草案,那我們就得趕緊收拾行裝,從巴黎搬到莫斯科去,因為通過類似決議之后,處在帝國主義國家領土上的世界工聯任何行動都將成為不可能。號召印度支那、緬甸和其他國家的人民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武裝斗爭,自己就不可能再在巴黎、倫敦和其他帝國主義的城市里平安地住下去。”[6]
  很顯然,斯大林改變了以往的做法,支持了中國黨的觀點。
  二是斯大林在1950年1月突然開始不顧日本和印度兩國的具體情況,全面干預兩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
  1月6日,共產黨情報局機關報受命公開發表《關于日本的形勢》的觀察員文章,批評日共某些領袖不僅沒有領導日本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占領軍的斗爭,而且鼓吹“即使國內有美國占領軍,日本仍可能和平地直接走到社會主義”,麻痹日本人民的革命意志。[7]日共領導人以日共政治局的名義發表文章,為自己的方針進行了辯解,認為共產黨情報局沒有考慮到日本的具體情況。斯大林于是又動員正在莫斯科訪問的毛澤東指示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支持情報局的觀點,批評日共領導人和平過渡的錯誤論調,強調共產黨“必須用革命的精神來教育人民”,“使人民一步一步革命化”,“向美帝國主義和日本反動勢力進行堅決的革命斗爭”,以“結束美國占領,結束反動統治”。[8]
  蘇中兩黨的共同干預,終于導致日本共產黨接受了情報局的意見,開始修改黨的政治路線和方針。黨的領導人紛紛轉入地下,黨的方針從主張“和平革命”轉到要開展武裝斗爭,并且提出要建立以城市企業為根據地的城市游擊隊和以農村為根據地的山村工作隊,開展“自衛反擊戰爭”。[9]
  幾乎與此同時,情報局機關報于1月27日發表了一篇重要的編輯部文章:《殖民地與附屬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巨大進展》。文章強調中國革命的經驗,聲稱:“民族解放斗爭能夠獲得勝利的結果的一次決定性條件,就是在必要的內部條件允許的時候,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組織人民解放軍。中國、越南、馬來亞和其他國家的例子說明了武裝斗爭現在正成為許多殖民地與附屬國民族解放運動的主要形式。”并點明:“印度共產黨的任務,根據中國和其他國家民族解放運動的經驗,自然應該是加強工人階級與全體農民的聯盟,為實現急迫需要的土地改革而斗爭,并在爭取自由與國家獨立、反對壓迫他們的英、美帝國主義、反對與英、美帝國主義者合作的反動大資產階級和封建王公而進行的共同斗爭的基礎上,團結一切愿保衛印度民族獨立與自由的階級、黨派和團體。”[10]情報局的主張也促成了印度共產黨政治路線的改變,印共中央改組后,明確提出了走中國革命道路的思想。
                                            (五)
  上面的情況清楚地顯示出,1950年的斯大林并非僅僅是在一個朝鮮問題上,即因為與中國要簽訂新約,旅順港幾年后可能要歸還,因而一夜之間變得激進起來了。事實上,斯大林的亞洲政策自1948年以來一直在逐漸地趨向激進,這從他這一年開始對自己以往的態度進行自我批評,和采取措施加強對中國革命的支持力度,即可以看出來。但只是到1950年1月時,他才徹底完成了方針性的轉變,即決定在整個亞洲推動攻勢防御的路線。斯大林對朝鮮戰爭由否定到肯定的態度轉變,也正是這一方針轉變的一種表現。
  為什么是在1950年1月,而不是在此之前,或在此之后呢?在這一點上,《戰爭》一書所強調的無疑是對的,那就是因為斯大林決定了要與中國另訂新約。在此之前,盡管斯大林對中國革命非常看好,并且自1948年起即大力給予支持,但他始終還是小心翼翼地害怕惹惱美、英兩國,因而不敢公開張揚。斯大林為什么在亞洲問題上那么怕美、英呢?一個關鍵性的原因,就是雅爾塔協定。斯大林在毛澤東達到莫斯科的第一天,即1949年12月16日,對毛澤東解釋為什么蘇聯不好與中國另訂新約的理由時,對此講得十分明白。
  斯大林說:1945年與國民黨簽訂的那個中蘇條約,是依據雅爾塔協定來簽訂的。而蘇聯戰后得到的千島群島、南庫頁島等,都是依據雅爾塔協定得來的。如果廢除中蘇舊約,另訂新約,“哪怕改動一項,都可能給美國和英國提出修改條約中涉及千島群島、南庫頁島等條款的問題提供法律上的藉口”。[11]
  而兩周之后,一直處在轉折關頭的斯大林到底把這件事想通了。他在1950年1月1日晚,派莫洛托夫和米高揚拜見毛澤東,通知毛,他和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已經決定要與新中國另訂新約了,讓雅爾塔協定見鬼去吧。顯然,斯大林要想藉助中國的力量,他必須要與毛澤東訂立盟約。如果拘泥于雅爾塔協定,就無法把中國變成真正意義上的盟友。事實上,同遵守那個本來就已經被中國革命的勝利弄得千瘡百孔的雅爾塔協定相比,與毛澤東簽約顯然對蘇聯更有益。因為從美蘇在歐洲的爭斗可以清楚地看出,冷戰在亞洲的漫延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沒有中國的幫助,蘇聯在亞洲將只能處于一種被動的局面。而只要想藉助中國的力量來遷制美國,那就絕對不能太受雅爾塔協定的束縛。精明過人的斯大林,又怎么會讓毛澤東怏怏而去,乃至心生疑忌,而不設法把毛變成自己的盟友呢?
  很顯然,正是因為受到與中國關系的利益的極大誘惑,和對中國及其中國的經驗寄予了極大的期望,斯大林才會下如此之大的決心,決定不再理會美英的反應,與中國另訂了新約,結成了盟友。也正是因為與中國結成了盟友,下決心要藉助中國和中國的經驗推動亞洲革命,牽制美國,斯大林才會轉而督促日本、印度以及亞洲各國共產黨模仿中國,開展武裝革命。也正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當他得知金日成再度提出想要用革命的方法來統一朝鮮半島時,他才會一改以往的拒絕態度,毫不猶豫地答應了金日成的請求。
  《戰爭》一書對斯大林就金日成提議的表態是這樣說明的。書中寫道:
  1950年1月17日,金日成在一次宴會上激動地對蘇聯大使館參贊談到,在中國完成其解放事業后,下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解放祖國南方的人民了。為了能夠實現朝鮮的統一,他最近幾乎夜不能寐。因為他上次訪問莫斯科時,曾經提到過這個問題,但斯大林告訴他要在李承晚的軍隊進攻北方時,再來對南朝鮮進行反擊。問題是李承晚一直沒有發動進攻,結果使得統一國家的事情被拖了下來。他需要再次會見斯大林,以便就人民軍解放南朝鮮的問題得到指示。蘇聯駐朝鮮大使什特科夫隨后按照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原來的意見答復了金日成,但出乎大使意料之外的是,斯大林得到他的電報后,反而于1月30日復電表示愿意幫助金日成實現計劃。
  他在電報里說:“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滿,但他想對南朝鮮采取如此重大的舉措,是需要充分準備的。這件事必須組織得不冒太大風險。如果他想同我談此事,那么,我隨時準備接見他并同他會談。請把此事轉告金日成并且告訴他,在這件事上我準備幫助他。”
  不難看出,1950年1月發生了了太多的情況,而所有這些出人意外的情況,都源自于斯大林在相當程度上從思想上突破了雅爾塔協定的禁錮,下決心與中國結為盟友。既然如此,以后的所有步驟,推動日本、印度搞武裝革命,答應幫助金日成統一朝鮮,其實都是斯大林開始在亞洲放開手腳后的接續動作。
                                              (六)
   既然斯大林決心進攻,他又為什么不把他準備幫助金日成的情況透露給當時正在莫斯科準備與他最后簽訂同盟互助條約的毛澤東呢?
  《戰爭》一書對此是這樣解釋的。它說:
  第一,“考慮到中國要求蘇聯援助解放臺灣的同時,在莫斯科很難說服毛澤東同意在朝鮮采取軍事行動,所以在與金日成最后商定之前,不能征求毛澤東對這一問題的意見。”
  第二,斯大林還有兩點担心:“既担心毛澤東在事前反對莫斯科的決定,又担心局勢發生困難時毛澤東會置身事外,不聽從莫斯科的指揮。”
  第三,斯大林瞞著毛澤東是暫時的,他最后還是會去征得毛澤東的同意的。因為斯大林必須預防美國萬一進行干預的問題。“斯大林的對策是,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希望中國出來承担責任,即由中國軍隊直接面對美國的威脅并與之抗衡。”
  在這里,筆者對第一點解釋是基本贊同的,對第二、三兩點則認為尚須有所補充。理由如下:
  一是斯大林與劉少奇就中蘇兩黨的責任問題有過分工,中國黨管亞洲國家的共產黨,蘇聯管其他各洲國家的共產黨,但有一個例外,那就是亞洲的朝鮮黨基于蘇軍占領和多年管理的情況,仍由蘇聯黨負責。因此,從分工負責的角度,斯大林無須就朝鮮問題與中國黨具體磋商。
  二是斯大林在與金日成正式磋商和確定軍事行動方針之前,我們似乎還不好斷言他決定暫時不告訴毛澤東,一定表明這是因為“他對毛澤東是缺乏信任的”。在毛澤東還在莫斯科時,他和金日成之間尚未有過任何具體的磋商和討論,進攻與否都尚在未定之數,他這個時候不具體告訴毛澤東他的想法和和金日成的計劃,并非不合情理。何況我們目前也還沒有證據表明他們倆人在莫斯科沒有就解決朝鮮問題的辦法具體交換過看法。《戰爭》一書也兩度肯定倆人“可能討論過朝鮮局勢”,或“談到了朝鮮問題”,只是“具體內容不詳”。既如此,我們就沒有理由認為他們在朝鮮統一的解決方案問題上,沒有達成過一致的意見。事實上,在主張武力解決這一基本原則上,即使我們不了解他們倆談話的具體內容,也可以相當肯定地推斷出他們之間沒有分歧。說毛澤東會反對,至多也只是進攻的時機問題。這是因為,和斯大林的態度一樣,毛澤東也是明確認為朝鮮統一問題必須要通過解放戰爭的方式來解決的。對于這一點,還在一年以前,他就對朝鮮人說得很明白。他甚至已經具體提到了可能采取行動的時間:1950年初。他說:1949年不要向南朝鮮發動進攻,“類似北朝鮮進攻南方這樣的行動,只有在1950年初國際形勢有利于這一點時,才可以采取。”[12]事實上到1950年春天,毛澤東也準備好與金日成來討論進攻計劃的問題了。3月底朝鮮大使李淵周與毛澤東商量金日成訪華的事情時,毛澤東就明確提出,“如果已經有了統一朝鮮的具體計劃,那么會晤就必須秘密進行”。[13]
  三是涉及到斯大林應該何時向毛澤東通報這一情況時,還應當考慮到保密問題。的確,正如《戰爭》一書所指出的,“朝鮮戰爭是中蘇結成同盟關系后第一次面臨最重大的國際問題,也是對這一同盟關系最重大的考驗”,再加上朝鮮和中國的重工業基地東北地區邊界相連,斯大林沒有理由不向毛澤東通報他與金日成之間準備采取的這一重大軍事行動計劃。但問題是,我們應當了解,斯大林是一個非常謹慎且善用心計的人。不僅在事情還沒有商量出一個眉目之前,他不會輕易透露自己內心的打算,就是事情有了一些眉目,他也還是會審時度勢,選擇向毛澤東通報的時機。應當說,當金日成去了莫斯科,斯大林與之敲定了要發動進攻之后,他就明確要求金日成去和毛澤東商量此事,并征得同意,這在斯大林已經是冒了相當大的風險了。
  為什么這么說?因為我們通過米高揚的回憶錄可以清楚地看出,斯大林并非不相信毛澤東,但他卻不那么相信中共中央領導集體一定不會走露風聲。米高揚講到,1949年1月斯大林正在與毛澤東通過電報密商如何應付南京政府要求蘇美英等國出面調解國共關系一事時,美國大使司徒雷登突然搶先一步向南京政府宣布美國拒絕充當調解人,這在克林姆林宮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幾乎所有人都認為,一定是中共中央內部有人泄漏了斯大林與毛澤東通電的情況。斯大林還特別要求米高揚向毛澤東轉達他對中共保密工作的高度關切。盡管毛澤東明確告訴米高揚絕不存在泄露他與斯大林電報內容的這種可能性,米高揚卻并不那么相信毛的說法。[14]更何況,斯大林這時還收到了其私人代表科瓦廖夫反映中共領導層情況復雜,內中存在著嚴重的親美傾向的相關報告。[15]注意到這些情況,我們或許有理由認為,斯大林并沒有刻意隱瞞毛澤東。相反,在他看來,他反倒是為了不使毛澤東感到不快和被動,多少有點冒險地預先向中方通報了朝鮮戰爭這一重大的軍事行動機密。
  四是研究者通常容易為了解釋的合理性而把歷史上一些工于心計的領導人想像成深謀遠慮,運籌帷幄,好象凡事都早有預謀或陰險的設計,但這在有時候卻未必符合事實。許多歷史事件的發生其實往往是由一些非常偶然的因素促成的;許多歷史上的人物遠沒有我們今天想象得那樣詭計多端或遠見卓識。關于斯大林在朝鮮戰爭爆發前就計劃好了萬一美國出兵干預,就讓中國出來承担責任,出兵與美國對抗的看法,可能多少有點把斯大林“神”化了。因為這很容易讓人產生誤解,以為作者同意那種關于說斯大林支持朝鮮戰爭是設計好了要以此來離間中美關系和把中國拖入戰爭的。而這恰恰不是作者的觀點。因為作者在書中講得很明白,斯大林在戰爭爆發前及其在戰爭計劃過程中,其實很少認真地考慮過美國直接進行干預的可能性問題。
  美國自1945年9月到1949年6月,一直駐兵南朝鮮。到戰爭爆發時,仍舊在南朝鮮留駐有美軍顧問團,幫助指導和訓練軍隊。就一般的邏輯而言,北朝鮮發動進攻,南朝鮮一旦出現危機,以美國政府在歐洲和中東地區處處與蘇聯對抗的那種心態,當然可能出兵干預。斯大林在最初設想朝鮮戰爭的進程時,理當考慮到美軍干涉的可能性。因此,估計斯大林早就計劃好萬一戰爭進展受挫把中國人送到朝鮮與美國人抗衡,在今天的人們看來,幾乎是一件再合理不過的事情了。
  然而,歷史有時就是那樣吊詭。因為,遍查文獻和史料,我們都找不出斯大林當年曾經提到過美國人可能出兵干涉的任何憑據。金日成甚至明確講,斯大林認為美國人不會干預。從蘇聯將軍幫助制定的那個速戰速決的北朝鮮進攻計劃,以及今天可以看到的蘇聯和朝鮮之間交換的戰前的各種情報和進行各種部署的相關文件當中,我們都看不到斯大林和朝鮮方面對美國可能的干預所進行了任何必要的準備。如果斯大林多少考慮到美國的干預問題的話,這幾乎是不可思議的。而這也恰恰可以說明,為什么金日成按照斯大林的要求,去見毛澤東之前會信心十足地表示,他不準備向中國要求任何援助。而也正因為如此,我們也才可以解釋,何以當這場進攻開始,發現美軍大舉介入后,如同《戰爭》一書自己所說,莫斯科和平壤都會感到非常意外。以至連斯大林都不知道朝鮮方面打算繼續向前推進還是決定暫停前進,他們會不會被美軍的空襲嚇壞了。結果,就連朝鮮人民軍的推進計劃也明顯受到影響,部隊在占領了漢城后一度停止不前。而為了繼續組織進攻,人民軍竟然在開戰一周多后不得不急急忙忙地臨時就指揮系統進行了全面的改組。[16]了解到這些情況,那種關于斯大林刻意想用朝鮮戰爭來離間中美關系的說法,實在很值得商榷。
                                           (七)
  斯大林在朝鮮戰爭問題上不那么英明,毛澤東又怎么樣呢?就已有的史料看,至少在談到外國干涉可能的問題上,毛澤東想的似乎要比斯大林多一些。當然,他談的也主要是日本,而非美國。《戰爭》一書詳細地介紹了毛澤東的相關談話。他在1949年4月底接見朝鮮人民軍政治部主任金一時曾明確講:美國人走了,如果朝鮮半島發生戰爭并拖下去,“日本就可能卷進來”。而美國人走,日本人也沒有來,如果北方對南方發動進攻,日本人也還是可能卷進來,因為“麥克阿瑟能夠迅速把日本部隊和武器調到朝鮮來”。[17]在1950年3月底與李淵周的談話中,他甚至提出:“對于美國人,不要怕他們。美國人不會為了這樣一塊小地盤就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18]
  目前所知道的毛澤東唯一次提到美軍有干涉可能的談話,是在5月15日毛澤東與金日成具體討論北朝鮮計劃的過程之中。毛澤東首先還是詢問日本人卷入戰爭的可能性。對此,金日成回答說:日本人沒有參戰的可能性,但也不能完全排除美國派遣兩萬至三萬名日本軍隊的可能。日本軍隊的參戰對戰爭進程不會有決定性影響。如果日本軍隊參戰,人民軍將會更加勇猛地戰斗。毛澤東表示,從目前情形看,日本確實沒有參戰的可能。但如果有兩萬至三萬名日本軍隊參戰,戰爭就有可能長期化。接著,毛澤東話題一轉,提出:萬一美軍參戰,中國將派兵幫助朝鮮。說:因為蘇聯與美國間有關于三八線劃分的協議,不便參加戰斗,但中國沒有這種義務,可以幫助朝鮮。金日成對此表示了委婉的拒絕,他認為,美國人不可能進行干預。但毛澤東仍舊表示,如果朝鮮在中國占領臺灣后再開始對南方作戰,中國就可以給朝鮮充分的幫助。而朝鮮既然已經決定現在就開始作戰,作戰是兩國的共同任務,所以中國也同意,并將提供必要的援助。[19]
  “萬一美軍參戰,中國將派兵幫助朝鮮”,毛澤東這樣說,也準備這樣去做。但從中共黨內來看,毛澤東的這一承諾,也曾經引起了相當的質疑和不安。《戰爭》一書所提到周恩來7月2日與蘇聯大使的談話內容,就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中共領導人對朝鮮人不顧美國可能干預而堅持發動進攻,頗多不滿。注意到8月初,人民軍的進攻推近到釜山對馬海峽沿岸一帶,就剩下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地方,硬是攻不下美軍的防線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內部明顯地揚溢著一種躍躍欲試的情緒。毛澤東明確講,我們要準備用志愿軍的形式幫助朝鮮。周恩來更雄心勃勃地說:“要爭取勝利,一定要加上中國的因素,中國的因素加上去后,可能引起國際上的變化。”但是,等到10月初整個戰事因美軍仁川登陸發生嚴重逆轉,人民軍主力陷于全軍覆滅的險境,美韓軍隊可能迅速跨過三八線向北推進,中共中央領導人中絕大多數明顯地都對毛澤東的出兵主張持保留態度了。
  《戰爭》一書對于中國參戰決策過程中態度一次次變化的解釋和前后經過的描述,不僅到位、合理,而且相當生動、具體。作者將所掌握的大量俄國檔案與中方的文獻及其當事人的回憶相互比照參考,將整個過程寫得細致深入,跌宕起伏,引人入勝。和全書寫斯大林及金日成的其他部分相比較,作者雖然過去是研究蘇聯史的專家,其對中國領導人當時決策背景和心態的辯證把握,卻似乎更顯其所長。由此看來,中國人寫中國人,到底要比寫外國人,更容易一些。但這種情況卻從另一個角度提醒我們,盡管目前關于朝鮮戰爭的俄國檔案已經披露得相當多了,我們要想深入到作為當年朝鮮戰爭最主要推動者的斯大林的內心世界里去,了解其切實的想法和設計,弄清楚他究竟在哪些問題上失算及其為什么,還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
  注釋:  
  [1] 〈赫魯曉夫與中國黨代表團談話紀錄〉(1960年6月22日)。
  [2] 轉引自沈志華書,第208頁。以下凡有引文而未注明出處者,均引自沈書,恕不一一注明。
  [3] 根據1944年10月簽訂的這份協定,蘇聯不能對東歐各國推行一黨統治,英美勢力應在這些國占有大小不同的一定比例。
  [4] 關于蘇聯在斯大林時期即開始向中國提供大規模經濟援助的情況,在《戰爭》所附論文中有詳盡的介紹。
  [5] 南共領導人德熱拉斯和《鐵托傳》的英文作者杰吉耶爾都具體地談到過斯大林在1948年2月的這段談話。
  [6] 〈謝巴耶夫關于亞洲國家工會和婦女大會事宜與劉少奇的會談備忘錄〉(1949年12月25日)。
  [7] 轉見《人民日報》1950年1月11日,一版。
  [8] 〈日本人民解放的道路〉,《人民日報》1950年1月17日。
  [9] 孫耀文:《共產黨情報局-一個特殊的國際機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317頁。
  [10] 孫耀文前引書,第318-320頁。
  [11] 〈斯大林與毛澤東會談紀錄〉(1949年12月16日),《黨史研究資料》1998年第5期。
  [12] 沈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臺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2003年印行,第190頁。
  [13] 同上引書,第336頁。 
  [14] 關于這一點可以從米高揚后來發現他秘密訪問西柏坡一事外界長期無人了解感到異常驚訝的情況,即可想見。A·列多夫斯基編,李玉貞譯:〈米高揚的赴華秘密使命(1949年1-2月)〉,《黨的文獻》1995年第6期,1996年第1期,第3期。
  [15] 科瓦廖夫、岡察洛夫:〈斯大林與毛澤東的對話〉,(俄)《遠東問題》1994年第6期。
  [16] 見〈史達林關于朝鮮戰局的指示致什特科夫電〉(1950年7月1日);〈什特科夫關于朝鮮人民軍整編問題致史達林電〉(1950年7月4日),沈志華編:《朝鮮戰爭》,第424,427-428頁。
  [17] 沈志華編:《朝鮮戰爭》,第1187,190頁。
  [18] 同上引書,第381頁。
  [19] 〈金日成南侵陰謀〉,《朝鮮日報》1993年7月28日;韓國外交部:〈六·二五真相-俄羅斯政府公開的韓國戰爭的秘密文件〉(1994年11月)。
 

2013-08-28 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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