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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珍集(群友李靖作品)
自珍集(群友李靖作品)
群友李靖     阅读简体中文版

說  明

 

以下是我在讀研期間有所感思零零碎碎所寫的一些專業之外的東西。這些東西全部尚未正式發表,其中只有“理與勢”、“自由僅僅屬于大多數人嗎”兩篇據說將在“郢都論壇”雜志刊出,以及“‘論語’戲說與謔翻――――與網友的玩笑”已被朋友在博客上引用。由于底氣不足,加上所寫有不少是書信,似乎也不見得適合發表,故而雖經好友XX屢次敦促也一直沒有投稿的勇氣。現在將它們整理打印出來,敬呈于方家,不是突然又有了發表欲,而是想小心地證明一下:自己有所讀、有所思,符合帕斯卡爾關于人類是“會思考的蘆葦”的定義。

 

                           XXX

                  謹 識

 

 

 

 

 

 

 

與網友大治的通信 

大治兄:

您好!

收到來信很高興。

我想對您說,容我坦率一點吧,雖然這對素未謀面的人來講可能唐突了一點,但找到有共同興趣的人不容易,我不想輕易放過這個機會。

您說得不錯,我前次提到的觀點在報紙雜志上時有所見。但客觀地講,遠沒有達到充斥的程度。您可能無法想象,我是多么希望它能充斥各種媒體啊。我說這些觀點時,可壓根兒沒設想讓您誤會這是我個人的創造,我只是非常認同這樣的觀點,卻又痛感這種淺顯的、本應是常識的見解,為何絕大多數人,包括所謂知識分子,都無法理解。很多時候郁悶都來自于此,這是晚清時候留著辮子的郭嵩燾等人早已明了的道理啊。

如果我的觀點真充斥報端了,說明有相當多的人對此認同,中國的啟蒙時代才真正開始了,才能談得上“道理曲折而前途光明”,但現在真的遠非如此,一大批沒有西方文化和憲政常識的儒生(說他們是儒生,指的是他們身上沒有對“人生而平等”觀念的深刻認同,而潛意識里浸染儒家“天地君親師”那一套)和另一批既得利益在手因而想把水攪混的人一起,真的把水攪混了。搞得現在一提西方,就有洋奴之嫌,就有不諳國情,生搬硬套之譏。

您對我的評價太高了。如果以前聽到這樣的評價,我可能會覺得飄飄然。但現在我心態變得平和,我只想知道真象,只想探索真知,所以要老實做人,不論對別人,還是對自己,否則不但容易被復雜的世態欺騙,首先就可能被自己蒙蔽。所以我要承認,我只是一個有一點常識的憤憤不平的普通人,理論功底差得很,讀書也遠遠不夠多,這是真心話。

你告訴我,您是學法律的,難怪你關注程序正義。我當然贊同這一點,我自以為能理解程序正義的重要。但您一定會同意,光是條文上規定不能保證程序正義,中國人執行過程不按條文來,這種情況普遍到我都懶得舉例的程度了,憑你的生活常識,想必知道我不是信口胡說。老百姓可以等待好的游戲規則一條條建立起來,但中國的強者可以隨時不按規則來,不按程序走,你能奈其何?我覺得,從立法角度來找希望,且不說他會不會讓那些合理的法規一條條通過,光是執行問題就夠讓人心寒齒冷的。而且,孫志剛的死換來一個收容法的廢棄,但要死多少人才能讓其它的惡法廢棄和避免新的惡法出臺呢?何況收容法廢棄,農民在城市的生存環境卻未必因此而有多大改善。您覺得他們有什么好辦法可以以小博大,并且獲勝呢?注意,我這里是從整體上講,不是說您和我這樣的個人不該試圖努力改變自己的地位。我一向崇尚通過個人奮斗改變生存環境,但從整體上講,不改變制度,弱勢群體沒有出路的,甚至以個人身分走向上層的的路也會在很大程度上被堵死。

不知道您為什么會對此抱有希望,是否純從個人視角出發而言。您能詳細解釋一下嗎?我希望不是您的專業讓您產生了“路徑依賴”。

上封信我就說過,我不譴責人性的自私。自私就是為自已謀利,共產黨利為民所謀,如果人民都不自私,為人民謀利所為何來?人民豈不會說:我不自私,誰為我謀利我跟誰急!但現在已形成這樣一個環境,為自己謀利的最有效率的途徑是損害他人利益,但事情本來完全可以不是這樣的。原因就在于現行制度總的來講是獎勵以損人手段利己者。這就是問題的要害。我也同意不談善惡,只論強弱,但必須有一個好的環境讓弱者可以通過正當的努力成為強者,對不思進取坐享其成的昔日強者進行淘汰,這是非常必要的。不知道這您同意不?

您大概能感覺到,我是個制度主義者,對“八榮八恥”這宣傳其實不以為然。21世紀了,還有這種東西出臺,實在說明“肉食者鄙”。社會風氣不好,不是因為人們缺乏起碼的是非善惡觀念:殺人者不是不知道殺人犯法才殺人,貪官也絕不是因為所謂“放松了學習和思想改造”才貪污。如上所言,根本原因在于現行制度實際上是對巧取豪奪者進行獎勵的。人的理性或自私,其實是個中性的東西,無所謂好和壞,制度好,它就教人以善行謀利,制度壞,它就驅人以惡行自肥。不從制度上尋找解答,卻在這種問題上使勁,可以說是舍本逐末。

政教分離的事,恐怕政府不能做,思想控制放松了,獨立性強的人會越來越多。我們從小到大都要學的一門政治課,就是政教合一的手段和表現了。

秦暉的這篇文章我以前沒讀過,您提到了,我就從網上搜了讀。這是篇好文章,在群和己的劃分上談文化的本質,讀了讓人很受啟發。但他沒解釋一個問題:東方國家普遍專制,西方國家多為民主,這是否偶然?有沒有文化因素在里面起作用?我個人還是覺得文化上的差別對制度的優劣有很大的影響,2000多年前希臘就有民主制度,我們這邊則至今連個象樣的民主形式都沒走過,說這里面絕沒有文化因素的影響,我不信。

談到對專業術語的使用,我跟您意見大致相同。我覺得,專業術語本身是有用的,專家對專業內很深的問題進行討論時,不用專業術語,效率會很低。但濫用術語,以此嚇人,就不是好的作風了。我等百姓,抒發心聲,一般是用不著那阿堵物的,但有些術語已演變成很常見的大眾化語言了,借來一用,省了花心思另造新詞和長篇闡述的功夫,也不算是附庸風雅吧。總之,應以自然為度,行于所欲行,止于所不得不止,用得輕松,又不至于讓對方不懂,就不算濫用了。

以上算是我對您觀點的一些回應,不當之處,敬候指教。另外我想談談我對思想交流方式態度的一點看法。我覺得交流應秉持真誠之心,真誠可以不排斥有爭勝之心,但爭勝之心應服從于求真之心,一旦認識到真象真知所在,就不惜繳械投降,而另一方面心中又無權威,敢于質疑任何可疑觀點(但又不是為質疑而質疑);不應文過飾非、強辭奪理、不懂裝懂,要有好奇心和獨立思考的精神。這樣交流就不會流于形式,不會演變成炫耀知識的信息搬運比賽,蛻化成文人相輕的罵場。這是我對自己的要求,不知您是否同意?

就寫這么多,歡迎指教。

           致

        禮!

                您的朋友 XXX

 

與網友李兄的通信 

李兄:

你好!信不信,我給你發信的時候,心中掠過一個念頭:人家會不會懷疑我是騙子?結果你真地開了這個玩笑。

我是從制度層面思考這個國家的問題的,人當然都是自私的,我不認為這有什么問題。問題在于,好的制度,能充分把人的利己心向好的方向引導,壞的制度則相反。現在我們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壞的制度,它引導人以損人的方式來利己(本來完全可以以利人的方式利己的),而且,由于既得利益集團的對政治資源的壟斷,我暫時看不到這個壞制度變好的希望,這就是我悲觀的原因。腐敗獨裁的人也許在某種意義上是強者,因為他能適應這種制度,說明他適應能力強。但我知道,許多優秀的人,如:何清漣、王小波、楊小凱,以及您也推崇的薛兆豐、張五常,他們適應起大陸的體制來,未必比大陸的一個小縣長小鄉長強,在我心中,那些昏庸的什么長們,不需要多高的智商,就可以輕松完成作報告、訓斥百姓、打擊異己、收受賄賂、搞形象工程等各種腐敗獨裁行為的。他們也許不是最笨的,但絕對也不是最優秀的,很可能是最壞的。

薛兆豐我是最近才注意到他的制度主義時代網站,他的那本“經濟學的爭議”,我還沒有買到。我零散地讀過他在網上的一些文章,張五常的“經濟解釋”我讀過,但沒有象您那樣連讀數遍。的確,很多地方很高深,不易懂。

我對薛兆豐和張五常的推崇,大半是來自我對他們(對楊小凱、周其仁和樊綱等人也一樣)的這樣一種印象,即他們是理性和深刻地在觀察和分析這個世界,試圖尋找問題的高杠桿解而不是就近圖省事地給個答案了事。薛涌也是這樣的人,只是他的專業不同。他們都不是感情用事和膚淺的人,我喜歡他們。

有一些人,比如楊帆,比如盧周來、左大培,比如肖雪慧(她的大部分文章觀點其實我都挺贊同,只有在涉及到制度問題時由于專業不對而流于感情用事),我覺得他們是看到了社會的不公,并且對這種不公感到憤怒,但他們卻沒有看到,社會的不公并不是市場經濟和自由化本身帶來的,徹底的市場經濟是不存在不公的,現在的不公完全是特權階層用計劃手段在市場經濟中牟取利益造成的。結果他們以為在某些問題上回到毛時代的制度就有公正,其實毛時代的不公已經相當嚴重,只是經濟停滯、信息閉塞人們不夠了解罷了。現在的許多問題,嚴格說不是開放帶來的,而是毛留下的獨裁制度遇上經濟政治和文化的有限開放的一種大發作。楊帆這些人見不及此,就借著經濟學家的身份大放厥辭,致使謬種流傳,貽害匪淺。我不喜歡他們的許多觀點,雖然我與他們一樣痛恨社會不公。

易中天的“美國憲法的誕生與我們的反思”也是本好書,你要有空可以讀一下。從這本書里可以知道,世界上居然有這樣一些人,認認真真地懷著為大眾追求自由平等公正的理念,老老實實地為一個國家制定出一部澤被萬世的憲法,成功之后,又居然并不居功,并不借機為自己牟取私利。這樣的人在中國很難找到,找到了,也會被大家認為是書呆子,不諳國情,因此上不了臺面,上的了臺面,老天爺又不讓他有運氣好好表現(如黃興),好好表現了,老天爺就干脆不讓他多活(如蔡鍔、宋教仁)。反正中國,只有毛這樣的人能呼風喚雨,受人膜拜。

先聊到這里,你不必每封信都急著回。看心情,看時間吧。

 

           您的朋友 XXX

 

 

與網友XXXX的通信 之一

XXXX:

你的年齡應該很小吧?出國是不能說容易,但你可以一邊工作一邊準備,這不會有太大風險。

你的老師在背后這么夸我,我除了汗顏還是汗顏。我這個人不習慣謙虛,但卻可能挺虛榮,在網上表現自己的時候,難免有被虛榮心驅使故弄玄虛的時候,讓你的這么純潔善良的好老師產生這么大的誤會,我真是自做自受。

其實我在網上的觀點你也看到了,我主張背誦,因為這對培養記憶力和從整體上感受事物的那種能力有極大的好處,但背誦的內容不一定是中國的古文。中國古文之乎者也駢四驪六的那一套,細細品味起來的確美不勝收,但它傳載的內容有時不好,比如“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類,從修辭上看挺不錯吧,但表達出的觀念還沒有真正進入文明時代,欣賞這樣的東西時的感受,與欣賞食人部落用人的頭蓋骨做成的藝術品類似,美則美矣,就是有血腥味。當然也不是說都不好,象論語里面也有“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這樣的有人文關懷的句子,但人與人之間平等的觀念,在古文中始終未成主流。

我從小就愛讀三國水滸,但你看它們表現的英雄主義中,是沒有普通人的地位的,李逵板斧排頭砍去的,不僅有壞人,還有無辜的百姓,張飛鞭撻士卒時,似乎也不用考慮這些小人物的感受。我好多年都沉浸在毒液之中而不自知。

中國的貧窮,歸根結底與中國人的文化觀念相關,所以聽到薛涌說寧愿他的孩子不懂中文時,我非常理解。古希臘二千多年前就有過民主制度,東方國家進入二十一世紀卻仍在民主與野蠻之間徘徊,這不是偶然的。我們這些人,有了抗藥性,讀一讀古文,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是不妨事的。但如果讀古文就意味著讓人接受其中的等級觀念,意味著培植盲目自大的文化沙文主義心態,我寧愿所謂的中華傳統文化出現斷層。

糟了,我是不是又在掉文?這個毛病可真不容易改。你先湊合著看,不要深責一個在中國大陸呆得太長的人吧。

                  致

           禮!

                      XXX

 

 

與網友XXXX的通信 之二

XXXX:

我覺得這樣討論挺好。所以我還想繼續這樣下去。

在文化上達爾文主義也是有效的,我相信先進的文化會淘汰落后的文化,并且,說句很不好聽的,也應當由先進的文化淘汰落后的文化。當然淘汰的方式可能是多種多樣的,其中也包括吸納。先進淘汰落后看起來很殘酷,但不淘汰世界就無法進步,而由落后來淘汰先進則更加殘酷(中國多年來一直上演這種殘酷,你讀“往事并不如煙”一定有此體會)。

法國人認為法語最優雅,于是忙忙慌慌地搞什么“純潔法語運動”,生怕英語這個野蠻者入侵。Hollywood電影被各個國家當成大灰狼,其它象Microsoft和McDonald在文化相對弱勢的國家都被同樣妖魔化。為什么會這樣,因為弱勢的文化覺得按競爭勝負決定命運的規則不利于自己,需要另找規則,可惜用什么規則競爭是由自然發話。

也許幾千年后回過頭來看,對于法國人為什么要排斥英語,除了保護自己的本能,恐怕找不出更象樣的理由。一個文化是不是真的優秀,除了看它的語言文字,更重要的是看生活于其中的人們,在這種文化的熏染下怎樣生活,怎樣對待自己和別人,怎樣競爭和合作。如果這個文化只在紙面上留下優美的文字,但在生活中人之間勾心斗角刀劍往還,那么這種優美的文字只是一個空殼,承載不了厚重有底蘊的文明,當它衰敗時也就不值得去珍惜(這是從遙遠的時空深處往回看的感覺,身處其中當然難以跳出三界,會有凄涼遺憾的體會,這是難免的)。你說“徹底地毀掉她的一切,也就是要毀滅我們自己”,我覺得沒有這么嚴重,如果改成“徹底地毀掉她的一切,會使我們撕肝裂肺的疼痛”,我是相信的,畢竟我們來自于她,與她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這也是為什么這么多頭腦清醒的海外中國人一直在痛切地關注和批評大陸的原因,他們有條件做香蕉,有條件永遠地忘掉自己的故國,卻在內心盼望她能抓住機會變得好起來。但如果這個國家一直這樣下去,幾百年上千年,這些海外的游子也就只能選擇痛苦的遺忘,選擇溶入自己投奔的他鄉。樓蘭文明和西夏文明的消亡,身處其中的人當時不會大悲大慟嗎?現在看又如何?中國文明會不會被淘汰,我很有些悲觀,因為我深感它的積重難返。作為一個中國人,看到這個情勢是不會高興的,但這卻是現實。

我這都是信口道來,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我這么“偏激”的看法?如果不同意,歡迎反駁。

很遺憾,我不懂音韻,不能為你推薦什么合適的書。據我所知,幾乎所有這類書都比較晦澀,你如果一定要鉆,要有啃骨頭的思想準備。

              

             祝

        好! 

               XXX

 

與網友XXXX的通信 之三

XXXX:

你是個認真思考問題的人,真幸運能在網上碰到你。

我來進一步解釋一下我的觀點。我說的優勝劣汰,是從整體和長遠而言的一個大趨勢。在局部和短期,與大勢相逆的變數在在皆是,數不勝數,但這些變數不會影響浩浩蕩蕩的歷史潮流。就好象在世界杯上,實力占優的球隊可能由于裁判錯判、對手舞弊等非實力因素輸掉比賽,而且這樣的事時有發生,要找例子可以找到很多,但我們仍然不會否認,從整體和長期來看,世界杯是一個憑實力說話的競技大會,要想在這種場合淘汰別人而免于被人淘汰,提高實力是唯一的正道。寄希望于各種偶然因素、或者不正當的手段,可能得逞于一時,但恐怕難以笑到最后。

古希臘文明這類例子,我覺得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是它雖然有著優秀的基因,即民主與科學思想,但它在人類文明的幼年時期來臨,不可避免地有著早熟的特性,人類對民主科學的認識剛剛萌芽,還有一個反復搖擺猶疑的選擇過程。這個時候,希臘民主制與專制制度相比,競爭優勢可能尚不明顯,個別雄才大略的獨裁者的明快果決作風,可能一時顯得勝過元老院議員們的多謀少斷;“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潛在問題還不為人們所認識,而監督制度造成互相牽制所損失的效率則可能被人們看得比較清楚。總之,最優異的專制可能比起最稚嫩的民主在一時一地更有競爭優勢(就象藍領工人中最特出者,其收入可能高于白領階層中的泛泛之輩),這可能是專制制度暫時取代古希臘民主制度的一個原因。

二是古希臘的民主文明生命力相當強大,即使一時湮沒,但它的優秀基因還是通過文藝復興運動得以隔代遺傳下來,在某種意義上,今天強盛繁榮的西方現代資本主義文明,正是古希臘文明的復活。而其它文明雖然盛極一時,走到今天卻終因缺乏優秀的基因而日漸邊緣化,破敗之象畢露。可見優勝劣汰從宏觀的歷史的角度看是顛撲不破的。

怎么看優秀的個人在社會被淘汰的現象?我想仍然是要著眼于宏觀和歷史角度。如果優秀者出局的現象只是個別特例,這沒什么好說的,我們可以把這樣的問題簡化為運氣來處理:這次運氣差,下次運氣多半不會這么差;如果優秀者出局在一個社會中非常普遍而且持久,那就可以斷定,這個社會的制度出現了嚴重的問題:缺乏凝聚力,最優秀的人遠走他鄉或隱居,人民無心以提高能力和貢獻來換取生活改善,紛紛走偏門走后門走邪門。這種文明相對于其它文明就會處于競爭劣勢地位,最終優勝劣汰的規律會無情地作用于它。所以,還是那句話,在局部和短期,可能出現大量的顛倒黑白劣勝優汰的逆規律現象,但那些制造逆規律現象的社會最終會收到高額罚單,而順應規律行事的社會則會獲得可觀的資金,從整體和長期看,優勝劣汰仍然是鐵律。

順便說一下,劣勝優汰嚴格來說不僅指優秀者完全淪為邊緣弱勢,還包括優秀者雖然獲得相當地位和保障,但離他們本應得到的地位相距甚遠的情況。舉個例子,如果一些在社會上有一定影響的人士被執政者“包養”起來了,即專門拿出一部分納稅人的錢讓這些人士腐敗,條件是不得亂說亂動、蠱惑人心。表面上看這些人相對于普羅大眾地位甚高,沒有被淘汰,其實他們永遠地失去了發言權,還是出局了。

因此,我認為,優勝劣汰規律是成立的。至于一個文明怎樣才可成為優秀文明,我覺得,一言以敝之,降低交易成本。如果你有興趣,下次我可以談談這個問題。

我當然知道你不是為中華文明辯護,不過只要是以明辨是非為目的的認真討論,為它辯護也是歡迎的。網上一些人的討厭之處在于他們對真相并無興趣,只是為爭辯而爭辯。

                XXX

 

從大學的本質看“弱勢”大學的機會

在高等教育領域,有一批院校地處經濟較落后、交通不發達的中小城市甚至偏遠地區,它們大都沒有條件吸引到最好的師資,從而無法吸引到最優秀的生源,在與重點名牌院校的競爭中處于弱勢地位,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似乎找不到改變這種格局的良策。這樣的一批高等院校,不妨稱之為“弱勢”大學。

然而在眼前的形勢下,對這些弱勢大學而言,確實存在以弱搏強并扭轉乾坤的機會。盡管由弱臻強不可能克日競功,但只要學校的決策者獨具只眼、捕捉戰機,并將據而制定的獨到戰略堅持不懈地貫徹下去,雞窩里飛出金鳳凰的神話,未始不可期待。

弱勢大學的機會在哪里呢?要研究這個問題,首先要清楚,大學的本質是什么,優秀的大學是怎樣的。用最簡單的話說:大學的本質,就是培養健全的人的地方或機構;而能最有效率地培養健全的人的大學,就是最優秀的大學。這么說似乎流于空泛,不能讓實干家們滿意。他們想做的,是培養熱門專業里技能嫻熟高超的畢業生。在他們眼里,專業設置的“適銷對路”,專業建設的精深完美,足以使一所大學在競爭中立于不敗,優秀大學的要義也全在于此了。

顯然,這種觀點是由下述理由所支撐的:為一所學校帶來良好聲譽的,是它的畢業生就業率。必須指出,這是一種膚淺和短視的看法。真正決定一所學校聲譽的,不是其畢業生就業率,而是它培養的畢業生對社會的做出貢獻以及由此產生的影響。就業率不是一個能從本質上反映學校教育水平和其對社會貢獻大小的指標,從長遠看,社會對學校的“獎勵”也絕不依據這個指標。因為能夠順利就業的人,未必有足夠的后勁對社會做出持續的貢獻,從而也就未必能為學校的聲譽帶來真正的正面影響。幾年前企業管理專業的就業率是相當高的,許多學校不顧自身條件增設管理專業,但社會和市場很快就檢驗出,從這個表面上“適銷對路”的專業出來的畢業生,其能力并不真正“適銷對路”,于是這些學校和相關專業的畢業生就陷入尷尬的境地。這說明就業成功和事業成功之間還有著相當距離,也告訴我們以就業為導向的發展思路并不總是靈驗。

用一個比方也許可以更好地說明這個問題:酒量大的人中間,有人連飲數杯而面不改色,有的人卻滴酒沾唇即面色殷紅。有經驗的人便不會用臉紅不紅這個“指標”來推測一個人的酒量。以就業率衡量學校教育水平有如以臉紅臉白衡量人酒量的大小,結果有時可能“正確”,但方法本身是不得要領的。迫于壓力,我們不得不將相當精力投入到就業率上,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凡是有眼光并有雄心將學校打造成“百年老店”的決策者,內心一定不會忘記真正重要的指標,這個指標就是,我們能不能以更高的效率培養出更多健全的人。

所謂健全的人,乃是指知識廣博、心理健康并且有積極進取人生觀的人。這類人比之任何一類人都更可能對社會做出大的貢獻,從而最有可能獲得成功,因為他們有生活和學習的澎湃激情和無窮動力,以及學習新知創造新知的基本素質。從長遠看,正是這樣的人(畢業后專業“適銷對路”的人不一定身處此列)最終為學校帶來良好聲譽,學校的影響力和競爭力與他們的影響和貢獻在密切相關。因此,學校之間的強弱之分,本質上是培養健全的人的能力的差別,提倡通才教育的理由就在這里。凡目光短淺而見不及此的學校,可以說從主觀上喪失了勝出的可能。

人們的誤區通常在于不自覺地把學校對畢業生的培養和一般企業生產適銷對路產品等同起來,所以我們喜歡在受教育者中宣傳“螺絲釘”精神,號召人們樂于担任社會大機器中的螺絲釘的角色。人和螺絲釘有很大的不同,這首先表現在,全面發展是人性中最重要的要求,象卓別林電影“摩登時代”里那個專門從事一個扳螺絲的主角一樣,任何人都很難忍受終身從事一項單調的工作,這是與“以人為本”思想背道而馳的。而且,從事專業工作的人也要擁有全局觀念,要能理解自己在社會、行業、企業中的位置和作用,懂得自己和他人是怎樣的關系。根不深的樹葉不茂,只接受職業教育的人很難有這種觀念,也就很難走遠。與螺絲釘不同,一個人的表現取決于他的主動性,大學用專業塑造他的角色之后,還要看他是不是真地適合、認同這個角色,是不是有底蘊有激情有后勁扮演這個角色。事實上,在校期間所學的專業知識比起實際工作需要的知識如同杯水車薪,而且對于劃分得太細太窄的專業,其知識在多變的市場上淪為垃圾的可能性也格外大。如果學校不把學習能力和創造激情賦予學生,可以想象他們畢業走上工作崗位后會怎樣的束手無策與茫然。所以,成功的“百年老店”式或以“百年老店”方式經營的大學,重心都在培養健全的人,而不是急功近利地什么專業熱門就急著上什么專業。

在全球五百強企業中,畢業于美國名校的總裁或CEO們,不少都表示影響他們事業成功的最重要的課程,不是與企業密切相關的專業技術或管理學,而是文學歷史哲學這樣的“不切實際”的學科。是他們故作驚人之談嗎?不是,因為專業知識可以學而后得,問題的關鍵在于你是否有熱情、動力以及一個邏輯清晰的頭腦,在瞬息萬變的環境中去獲得和創造學校永遠無法賦予的新知識。是那些“不切實際”的課程給了他們這種彌足珍貴的熱情和動力,是那些“虛無空泛”的熏陶賦予他們明見是非的清晰。試想為什么在市場經濟高度發達、專業分工水平極高的美國,大學本科反而比任何其它國家更重視通才教育?并非美國人不夠理智,相反,他們有足夠深邃的目光看到,決定一個人在社會上的競爭力的關鍵因素,不是瑣細精巧但涵蓋面狹窄的那一點專業知識或技能(只有職業技術學校,才專門培養職業技能而不顧及其它),而是在任何環境下高效學習和創造的能力和熱情,這種能力和熱情的來源是人文素質的培養,是通才教育。

認識人文素質和通才教育的對大學發展的戰略意義之后,弱勢大學就能清楚地看到國內高校競爭中的機會。機會在于兩個方面:

其一,國內的高考制度仍然是以應對考試的能力來衡量學生素質高下。應對考試的能力充其量只是能力的一個方面,而很多在社會上高度成功的人都是應試制度下的失敗者。這就是說,表面上有一個名牌重點院校優先獲得更優秀生源的制度,但名校們卻可能在主客觀兩方面都沒有把這個優先權利用好。如果不單純以考試成績來衡量學生素質,弱勢大學與著名、重點院校的生源差距就沒有我們看到的那么大。只要弱勢大學調整自己的選拔方式,在高考成績之外,加上心理測試、綜合能力測試等手段,就可能錄取到被名校錯誤淘汰下來的優秀生源。于是弱勢大學縮短、抹平與名校的生源差距,甚至獲得生源上的某種優勢,都并不是不可企及的。所以弱勢大學改革錄取方式,建立科學的衡量生源的指標系統,是其以弱勝強、由弱而強的一個重要機會。可以預期,弱校在招生問題上深刻地改革時弊,必將很快激活目前強弱懸殊、死水微瀾的局面,高校競爭將精彩紛呈。

其二,國內高校,包括各著名、重點院校,培養學生的模式基本上還保持兩個特點,或者說兩個致命缺陷,即不重視培養學生的人文素質,不重視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精神。具體表現有:重理輕文,除了政治課外,沒有有份量的文史哲教育;上課滿堂灌,不采用啟發和討論的方式教學,大課多,小課和討論班極少,不鼓勵甚至打擊學生質疑,不包容獨特或怪異的見解;專業不能自由選擇,學生發現自己的興趣所在之后卻被桎梏在原專業無法一展志向。坦率地說,許多高校做的一些事,與培養人的創造能力和激發人的創造熱情剛好南轅北轍。然而弱勢大學們尋求突破的機會也正在于此。弱勢大學要搶先大膽改革教學方法,大幅度推廣討論班授課方式,增加文史哲課程比例,刪減束縛思想的陳舊課程,積極引進對教育真諦有深刻認識的師資(這樣的人目前往往不得志,因此要價一般不會太高),建立兼容并蓄、尊重個性、求真務實的校風,實行所有入學學生在本科前兩年不分專業,兩年后自由選擇專業,等等。

上述兩個機會,一個處于教育的入口環節,一個處于教育的中間過程環節,弱勢大學在這兩大環節上打出有力度的“組合拳”,將會極大地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增強其在社會上的競爭能力,如此堅持不懈,本校校友在社會上的影響會逐漸凸顯,二三十年內,有望提升自身地位,擊倒貌似強大的名校。這不僅更有利于中國的教育公平的實現,也將迫使名校加大改革力度,提高中國高等教育的整體水平。

當然,我無意表明弱勢大學贏得競爭是一件輕松的事。教育事業是百年大計,不能帶著浮躁的心態去做。如果不能沉下心堅定不移朝目標邁進,即使機會在前也難以把握。對一部分人來說,知難行易,對另一些人來說,知易行難。知行合一,從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給導師的信之一:關于教育券制度

老師:

您好!

我的開題答辯已經完成并通過。知道您工作繁忙,所以這件事沒有驚動您。我的經濟學老師王金洲老師給我定了一個題目:“我國上市公司獨立董事制度獨立性研究”。

您一定還記得,上次說到要向您匯報一下關于教育券制度(或譯為學券制)的一些思考。我還沒有在教育部門工作的經驗,理論上的也缺乏深度,這些想法必然是很不成熟的。但我覺得,有興趣去琢磨一件事,這總是有利于學業心智的,何況這件事還是關系國家發展潛力和后勁。如果這些想法能夠得到老師的指正,也一定會有收獲。下面就言歸正傳。

教育券制度是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彌爾頓·弗里德曼提出來的一種教育改革思想。弗里德曼認為,由公共部門來分配和管理教育資源效率不高,因此公立學校不是理想的教育制度。理由很簡明,一般而言,公立學校缺乏競爭。但假如公立學校這種制度不可更改的話,退而求其次,實行教育券制度也能通過引入競爭而提高學校的效率。教育券制度的思路大致是這樣的:教育管理部門將原來分配給各個學校的資金以教育券的形式直接發放到學生或其家長手中,學生自由擇校,將教育券交給選中的學校,學校再把收到的教育券向教育管理部門兌現成貨幣。這樣,所有制形式不變,卻引入了有效的競爭機制。這其中的關鍵就在于學生可以自由擇校。選擇權在學生手里,學校之間就不得不開始競爭。競爭的結果,當然是學費降低而教育質量提高。

可以想象,推行這種制度一定會有阻力。開明如美國,也未能實行教育券制度,因為既得利益集團——教師的代表教師工竭力地反對實行這種制度,他們担心這會增加公立學校教師的競爭壓力,并降低他們的收入。但我想不能說美國未實行這種制度,別的國家就不能實行。猶其是社會主義中國,公立學校在教育行業占據絕對優勢,改公為私即使不是不可能,也將是非常漫長和困難的過程。而目前公立學校(包括大中小學)的效率質量低下之根本原因,正在于學校之間缺乏競爭,因此引入教育券制度有著過渡時期的特殊意義和作用。更為重要的: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不能長期停留在理論上。腐朽的資本主義國家里可能經常由于利益集團之間博弈導致一個好的政策無法推行,社會主義國家里卻不能引以為例、以之為然,否則我們制度先進性就缺乏說服力。

我們荊州監利的教育券制度改革半途而廢,個中詳情非我所能知。但在網上看到了監利縣教育局長張曉冰的一篇文章,知道張局長對教育券制度持反對態度。教育局長本人持反對態度,這種改革的結局想有懸念也難。所以我私下斗膽猜想,教育券制度在監利的失敗,恐怕不一定是這種制度本身不適合中國的湖北,不適合荊州的監利。

張曉冰局長的這篇“謹慎推行教育券”我仔細讀了(原文附后),其中許多觀點我都不敢茍同。雖然我不象張先生那樣“多年工作在基層教育崗位”,但作為一個關心國家教育事業興廢的公民和一名身在高校就讀的學生,也想發表一點自己的看法,請您指點,也期望有機會可與張先生商榷。下面就按照張文立論的順序逐條提出我的觀點。

一、張先生對教育券改革“心存憂慮”,他說,“教育券的最初設計者本來就是經濟學家”,經濟學家認為辦教育可以用市場的辦法,學校之間展開競爭,優勝劣汰。但教育學家不同意這種看法,教育學家認為教育應由政府對教育資源進行控制,合理布局學校,配置教師,使教育的覆蓋面達到最大化。經濟學家要求教育的效率優先,教育學家要求公平優先,經濟學家的錯誤在于把教育和商品等同了。當某種商品稀缺時,其它商品可以替代,而某類教育缺乏時無法替代,故而一旦教育進入市場,將給受教育者――人類的子孫后代帶來不可估量的后果。張先生強調,在似懂非懂的行業內經濟學家應該謹慎發言。

首先,我不同意張先生把教育的效率和教育的公平對立起來的看法。教育要有效率,公平是必要的條件,反之亦然,兩者之間并無根本性矛盾。現在教育行業中有許多不公平的現象,原因之一就在于教育缺乏效率。假如我們的教育有足夠的效率,學費不會這么高,輟學和無法入學者的人數不會這么多,培養出來的學生不會有這么多人找不到工作。而效率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又是缺乏公平,比如民間資金和外資在教育領域沒有與公辦學校公平競爭的機會,各地考生之間缺乏在考試入學上公平競爭的環境等等。從這一點上說,經濟學家主張教育的效率優先,其目的正是為了更好的達到公平;而教育學家主張的公平,如果能做到,也會大大地促進教育的效率。經濟學家主張效率并沒有錯,即使在教育這個神圣的領域內也是如此。以教育公平為由否定教育效率是站不住腳的。

其次,張先生認為教育不是商品,教育進入市場,“將給受教育者――子孫后代帶來不可估量的后果”。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帶來嚴重后果的,是教育的低效和不公,而不能不加論證地歸之于教育市場化。教育固然有其特殊性,我們也不妨同意教育之神圣高潔超出其它的商品,但它仍然是商品,只是我們要對它的質量加以更多更深的關注罷了。其實將教育視為商品,大有利于提高其質量。因為是商品就要面對市場、面對消費者和競爭對手。這樣看來,把它當做商品并沒有什么不好。教育行業目前的低效,以及由低效加重的不公,恰恰在于市場化得不夠,而不是引入了市場化。我們應當將目的和手段區分清楚,教育是百年大計,但它的神圣與達到此神圣目標的世俗手段是可以不相排斥的,正如進行道德建設可以使用經濟手段(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一樣。張先生認為教育對人的影響至為深遠,故而只能由政府出面控制和配置資源。但我們之所以要引入市場經濟,正是由于實踐證明,由政府事必躬親進行具體操作的做法是低效的。只要承認教育的效率是我們應當追求而非離棄的目標,就會理解競爭的重要和教育市場化的重要。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什么世界上最優秀的大學都是私立大學,為什么教育水平最高的國家都是市場經濟國家。當然,教育券制度其實是在暫時無法改變目前公辦學校一統天下的局面時引入競爭的一種辦法,并非真正的市場化,真正的市場化,公辦學校和私立學校是要站在一個起跑線上競爭的,這也是張先生有誤會的地方。但如果連這種在公辦學校之間引入競爭的“準市場化”機制也不被采用,低效就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了。無競爭則無效率,這已為以往歷史所證明,不需要我再饒舌。

至于經濟學家是否應當謹慎發言的問題,我認為,在教育領域,經濟學家和教育學家是存在分工的。教育學家關心是怎樣搞好教育的問題,經濟學家關心的是怎樣讓教育學家有動力、有條件搞好教育的問題。經濟學家當然可能不懂教育,但研究和設計有效的機制來激勵懂教育的人高效率地工作,卻是他的職責所在。事實上經濟學的研究核心就是效率,在一切需要提高效率的地方,經濟學家都有責任和興趣研究。如同在任何領域進行探討一樣,謹慎發言當然都是很有必要的,但他們的發言權恐怕不能取消。如果經濟學家們在 “似懂非懂的行業內”都噤若寒蟬,老百姓就要罵他尸位素餐了。教育券制度的利弊優劣大可爭論,但僅僅因為它的“最初設計者本來就是經濟學家”而一票否決,那就失之草率了。

二、張先生認為,“教育券鼓勵競爭”,而競爭使優秀教師由條件差的地區和學樣流向少數條件好的地區學校,于是導致無法吸引優秀教師的學校,其教學質量無法保證;同時由于只有部分學生能持教育券去上好學校,其余的學生就只能上較差的學校,由此證明,“教育券制度就是制造對劣勢學校學生的歧視,他會嚴重侵害這些學生與其他學校的學生一樣平等享受教育的權利。”而且即使是好學校,在競爭中也會為了經濟利益的驅使而盲目擴大招生,致使師生比例超過適當的比例,無法維持原有的高的教學質量。張先生的意思顯然是,從長遠看,在學校之間引入競爭之后,最終會出現沒有一所好學校的局面。

我很愿意相信教育是個神圣的行業,但為什么在神圣的行業引入競爭就一定會導致糟糕的結局,在不那么神圣的行業引入競爭則不如是,張先生卻沒有加以說明,而這并非不言而喻的。

一般而言,優秀的教師并非天生,也沒有誰 “優秀”一學期就能“優秀”一輩子。要產生足夠多的、能夠滿足全社會學生需求的優秀教師,靠的是建立良好的競爭環境和篩選淘汰機制,以刺激有此潛力的人努力成為優秀教師。如果一種制度規定,無論怎樣優秀,一名教師只能呆在條件不好的地區和學校終老一生,那么他或她努力變成優秀教師和維持優秀水準的動力何在?可想而知,這樣的制度會使優秀教師的數量大大減少,從而使更多的學生喪失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目前許多學校師生比偏低和許多學生無緣受教于良師的情況,正是由于僵化的制度大大限制了優秀教師的出現而造成的。換言之,恰恰是沒有競爭的環境更可能產生對劣勢學校學生的歧視。

以張先生的思路,也許會提議在教師中提倡奉獻精神,號召他們不計名利得失地提高工作水平。我完全相信有不計得失的優秀教師存在,對這樣的教師我始終懷有崇高的敬意,但總體而言,教師與其他人一樣有著無可厚非的七情六欲,不應也無法要求大多數人不計得失只講奉獻。實踐證明,在提倡無私奉獻的同時,更重要是建立一個好的機制,來選拔和獎勵優秀者,淘汰和懲罚落后者,才能鼓勵更多的人努力向優秀靠拢。這就是競爭機制,就是市場化。競爭一起,短期內出現一些地區學校人才流失和教學質量下降是可能的,但應當看到,公平競爭只會刺激增加人才總量和比例,而絕不是造成人才匱乏的原因,競爭只不過將由以前缺乏競爭引致的人才匱乏問題全面暴露出來罷了。從長遠看,必然會有更多更優秀的教育人才在競爭機制的引導下涌現,滿足社會對教育商品的需要。

我認為,在公立學校一統天下、市場化難于遽行的情況下,教育券制度正是引入競爭的權宜之計和折衷良法。起碼在公立學校之間,在公立教師之間引入了競爭,這種競爭會激勵更多的教師努力本職工作,提高教學水平,從而涌現更多的優秀教師,使更多的學生獲得良好的教育。只要有手中持有教育券資源的學生需要優秀的教師,就會刺激教師們去滿足這樣的需求。

當然,教師和學校之間競爭的結果,仍然有水平高下之分,但比之不競爭,學生的教育環境還是改善了。雖然他們仍然只有一部分人能接受最好的教育,但即使是接受相對較差教育的人,不也較從前改善了嗎?這是沒有競爭時無法做到的。

應當注意,我們不能不加條件地將學生受到水平不一的教育看做不公和歧視,因為學生之間也應當開展競爭,如果對學生不加考核、不區分優劣,這才是真正的不公。只要我們的選拔機制能公正地按照學生的素質和水平分配給他們相適應的教育資源,就有利于促進學生的學習熱情,這不僅不是不公,恰恰是真正的公正。

誠如張先生所言,“教育券鼓勵競爭”,但如果認為競爭不利于提高教育水平,試問世界上有哪一所高水平的學校不是在激烈乃至殘酷的競爭中脫穎而出的?張先生判斷在競爭中獲勝的好學校會盲目擴大招生,最終淪為壞學校,這種可能性不能說完全沒有,但這樣的學校自然會被競爭所淘汰,而凡競爭者沒有不愿勝出的,只要他有理智,就會學會在擴大招生增加利潤與保持教育質量、名譽之間找到均衡點,這是不待教育局長操心而自明的。問題只在教育部門是否準許學校之間獨立公平地參加競爭罷了。而認為競爭中失敗的壞學校就一定從此一蹶不振,也只是一種靜態的觀察。只要有公平充分的競爭,教育的生產者是不會面對教育的需求無所作為的,整個市場將一直處于變化之中,優勝劣汰、生死循環、供需相隨的動態平衡,是達到和諧滿足的自然之道。

所以,我認為,教育券制度不僅不會導致學生失學人數增多、學校教學質量的下降以及對劣勢學校學生的歧視,反而會改善和防止這些情況。以造成對部分學生歧視為由反對教育券制度,缺乏說服力。

三、張先生還說,“鼓勵推行教育券,要學生自主擇校的專家們,并不知道中國的國情。”他說,中國的國情是“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農村,農村的交通條件、教育資源、師資力量等等,只能決定農村的孩子就在他門前的那所學校就讀。”“如果實行教育券,對這些地方讀書的孩子來說沒有任何意義,他們無校可擇!”

我對農村教育的情況不熟悉,因此愿意相信,在兩校差距不夠大的情況下,由于交通和經濟承受能力限制,農村孩子們寧愿放棄到距離較遠的好學校就讀的機會。但我仍有疑問:無論兩校教學水平差距大到什么程度孩子們才會舍近校而求遠學,教育券制度畢竟給了孩子們某種程度的選擇權,而這種選擇權總能對學校產生或多或少的壓力。比如就算農村學生能容忍一般程度的體罚,但因為他們有教育券在手,當一個學校體罚學生的情形嚴重到相當程度時,一些學生仍可能忍無可忍,選擇在一般情況下不愿選擇的棄走他校,從而帶走教育部發給他們的那部分教育券。這總比教育部的資源直接發放到各個學校、學生去留與學校獲得的政府經費無關要好一些吧?學校鑒于學生轉校可能帶來的損失,總會多花點力氣來整肅校風提高教學質量吧?既然教育券制度使學校的命運部分地掌握在它的顧客――學生手里,從而能促使它稍稍改進一下對學生的態度,為什么要反對這種改革呢?

張先生表示,由于農村學校生源分散,農民承担教育費用的能力很弱,我國農村義務教育采取的是收費政策,今后還要推行免費政策,這就注定了一些學校一定是虧本辦學,這樣的學校一旦在競爭中關門,孩子們就無學可上。“學校與工廠不同。學校是教育的載體,工廠是商品的載體。工廠虧本了可以倒閉,但學校卻不能關門,只要這里還有一個孩子要讀書,政府即使再虧,也要讓這個孩子享受義務教育的權利!”結論是,“我們千萬不能為了局部的、眼前的‘虧本’而把這樣的學校推向市場!”

這里張先生似乎想把農村學校的虧本倒閉與教育券制度帶來的競爭聯系起來,但學校虧本在先,教育券制度引進在后,試看今日中國,試行教育券制度的地區有多少,虧本的農村學校又有多少?我認為學校虧本的真正原因,一是政府投入嚴重不足,二是學校之間缺乏有效和公平的競爭。如今教育投入不足與經濟發展速度形成鮮明對照,這是決策者應當深思的大問題;而學校之間競爭不足使各校在降低成本和提高質量上缺乏動力。教育券制度的引入正是為了解決后一方面的問題。至于投入不足的問題,張先生身為主管地方教育的官員,有責任向上奔走呼號、建言獻策,現在卻隨手把教育券制度指為虧本的禍首,未免有見事不明之憾、張冠李戴之嫌。學校虧本關門當然不是好事,但為了不讓學校虧本就讓學校躲開市場的檢驗,這是因噎廢食,是計劃經濟時代的思維方式。學校不走向市場,還有什么好辦法讓它提高質量嗎?難道過去走過的彎路還不足以讓我們認識到這一點嗎?

張先生說,“只要這里有一個孩子要讀書,政府即使再虧,也要讓這個孩子享受義務教育的權利!”我同意,政府承担義務教育的費用應當是責無旁貸、不與言利的。但不言利卻不表示不講投入產出比,因為政府用的是納稅人的錢,浪費就是瀆職。所以政府在努力保證每一個適齡人有機會上學的同時,要允許市場來淘汰因管理不當、競爭乏力造成虧本的學校,否則虧本的學校就會層出不窮,納稅人的錢就會不斷漏出。當維持一個虧損學校的費用大于提供援助讓學生轉校的費用時,政府就應當選擇讓學生轉校,而不是再虧也要將學校維持下去。教育券的流向會引導教育資源重新組合起來,進行更為有效的教育商品的生產。不管不顧地維持虧損學校看起來很悲壯、很有神圣感,其實浪費人民大量財富,是不折不扣的褻瀆神圣,真正珍惜國家財富的政府是不會這么做的。張先生反對計算教育的當期和局部成本,可是如果教育不計當期成本和局部成本,我們怎么知道它的長期成本?不知道長期成本,怎么比較它的長期收益和成本?不能比較長期收益和成本,又怎么知道我們有沒有浪費,怎么知道改進的方向呢?張先生是否想過,神圣的教育如果不經過在商言商式的錙銖必較和精打細算,就會變成一個吞噬納稅人財富的無底洞,一點也神圣不起來?

很明顯,讓市場淘汰一部分虧本的學校,正是為了刺激更多的學校產生危機感從而勵精圖治、自強不息、成長壯大。我完全同意張先生關于教育投資是民族興盛的成本的說法,問題在于,縮小這個成本是我們責無旁貸的任務,不計成本則是犯罪。

四、張先生還指出,教育券面值的確定和操作存在許多疑惑之處。“它的隨意性很大。對教育券面值的確定并沒有一個權威的機構和科學的測定方法,當前就是地方的政府說了算。”“地方政府有可能為了減輕投入的壓力,把教育券的面值定小。”“當教師的工資不能足額發放時,地方政府有可能把這種責任推到教育券的頭上”。“當教師得不到應有的工資上訪時,政府會堂而皇之地推道:‘改革會使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損,是順理成章的事。’張先生懷疑,“這就是一些地方政府熱衷于教育券的真正企圖。”

在張先生這里,教育券的面值難以確定,成了教育券制度不適合國情的一個理由。在中國,很多好的制度實施不下去的一個最常見最堂皇的理由就是不合國情,但到底是不合國情還是不合我們的心情呢?其實教育券就是將政府每年投入到各個學校的資金以教育券的形式發放到學生手中。政府每年的教育投入金額是清楚的,適齡入學者的人數也不難得知,教育券的面值可以據此而定。如果教育券面值偏低,不能支持各個學校運作,可能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教育投入確實不足;二是上述數據失真。兩者都不是教育券制度造成的,而教育券制度的引入倒是只會將這兩個問題公開化和清晰化,從而有利于它的解決。張先生認為一些地方政府為了推卸教師工資發放問題的責任,而熱衷于教育券制度,這話這也令我這個局外人分外糊涂。中國迄今為止試行過教育券制度的地區屈指可數,而教師工資不能按時足額發放的地區卻不在少數,照張先生的說法,有這么好的辦法可以推掉責任,教育券制度應該在神州大地上以燎原之勢推廣開來才對。事實卻是試行教育券的地區少之又少,且推行起來阻力重重,這怎么能讓張先生自圓其說呢?

張先生反對教育券的理由還有:教育券面值是否考慮教育資源的現有存量難以確定,教育券是否統一發放難以確定,教育券發放對象的數量難以確定。其實任何制度在具體實施過程中都會有遇到各種困難,判斷一種制度優劣的標準不是它的實施是否有難度,而是實施這種制度是否比實施其它制度有更大的收益和更低的成本。張先生提出的這些問題即使真的存在,那我們也要考慮一下,是不實施教育券問題大,還是實施教育券問題大。(當然,還要比較實施教育券制度和其它改革方式的優劣。)我想,張先生的這三個“難以確定”,都是技術層面的問題,并非無法逾越的障礙。改革從來困難重重,但困難也從來不應成為不改革的理由。

五、最后,張先生針對有專家對政府壟斷教育資源的批評反駁道:“政府壟斷教育資源有什么不好?義務教育是政府的一種兜底教育,是政府對人民群眾的一種承諾,為了保證政府的投入確確實實是用在每一個應該享受義務教育權利的學生身上,國家應該壟斷教育資源。”身為政府官員,張先生下這種論斷未免有失客觀,也太過輕巧了。教育事關國家萬代基業和發展潛力,一國教育效率的重要性無論怎么強調都不過分,而理論和實踐都已證明凡由政府壟斷的行業,效率都乏善可陳。詹姆斯·布坎南的公共擇理論證明,政府的機會主義行為是難以避免的,從張先生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張先生自己對這一點也感觸良多。政府壟斷教育資源有如一場運動員兼任裁判員的比賽,效率高低不問可知。不知張先生有何良法,能在政府壟斷的情況下,保證“政府的投入確確實實是用在每一個應該享受義務教育權利的學生身上”?壟斷教育資源的情況短期內無法改變,本來是一件很無奈的事,張先生一方面抱怨政府推行教育券過程中的機會主義行為,另一方面卻大力鼓吹政府壟斷教育資源,實在令人不解。

 

張先生的這篇文章核心思想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神圣的中國教育事業不容市場競爭機制擅入。觀點本來大可以見仁見智,但張先生的立論方式卻令我不解。就我所見,這種立論方式是很有代表性的,簡直成了一股潮流。把一個外來新事物描述成貌似強大新潮,其實俗不可耐且不合國情的東西,然后將其與某種看似落后卻非常高貴神圣的事物相比較,往往能成功地喚起人們潛意識中那種對 “洋玩藝兒”的憎惡情緒和對“國粹”的神圣自豪感;把論辯對方描述成貌似滿腹經綸,其實迷信洋權威、不諳專業領域實際情況的書呆子,然后將其與看似缺乏理論深度實則世事洞明實據在手的實干家相比較,也往往能使人們對前者產生“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排斥心理。但這些全是大專辯論賽上好用的技巧,于弄清事實真相并無助益。

張先生的文章中情緒化的成分較重,有些地方幾乎試圖用心理暗示的方式來立論,這與論題的嚴肅性是不協調的。為什么神圣的教育就不能用競爭的手段來經營,或者說為什么在神圣的教育領域引入競爭會比不引入糟糕,這個問題在文章中始終沒有得到嚴密的論證。顯然,外國的理論和工具不都適合國情,但下結論之前,不妨懷有一顆平和客觀的心。它是不是不適合、為什么不適合、何處不適合、可否做適當改進使之適合國情,都應該用冷靜科學的態度研究和論證。強調適合國情本來是極正確的,但現在它已被濫用以至庸俗化,與“初級階段”一樣,成了一個可以放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使用的借口。許多普適性的東西,在我們這里統統可以用 “不合國情”一語打發了去(史美倫在中國證監會改革的流產就是一個例子),致使改革的步伐大大減緩。我認為,這樣的思維方式,只會滋生怯懦、因循與助長頑固情緒,卻不會如人們想象的那樣有利于降低改革的不穩定性。要考慮到,改革固然會觸動一部分人的利益,拖延改革也在損害更多人的利益,盡管這些人也許因喪失了話語權而暫時無法表達不滿,但他們的情緒遲早會以各種方式暴發,從而加劇社會的不穩定。

張先生呼吁讓更多的孩子有學校可上,有好學校可上,這與所有關心中國教育事業的人們的出發點是一致的。問題在于,張先生認為政府不計成本地一管到底,就可以達到這個目標,在中國,至少三十年前人們就認識到這種思路的無效了,否則也不會有改革開放,不會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思想的提出。

有人說,改革的最大困難是思想觀念的轉變,真是極為深刻的論斷。今天的人們當然不會再公開的反對改革,反對市場經濟,反對學習國外的先進制度和思想,但是這些先進的東西真正到跟前來與心中的陳舊觀念發生沖突時,人們難免會自覺不自覺地用各種理由來推擋躲避它們,當然,推擋躲避的理由一般都是很有水平的,是無懈可擊的。“不合國情”,“不能生搬硬套”,“不能盲目崇洋”等等,都是最漂亮的理由。前人說過,學習時先要心中無我,全盤接受,等完全悟解、學到精熟后,才可自出機杼,自成一格。現在我們與國外的差距并不象許多人認為的那樣在日漸縮小,向人家學習,要有小學生一樣的謙虛心態。如果在與老師還天差地遠的一開始,就以不盲目崇洋為借口,輕言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輕言推陳出新,然而何為精華何為糟粕,心中卻未必了然,這就不是務實求真的態度,是學不到真東西的。

以上就是我對教育券改革的一些想法,這些想法通過反駁張曉冰先生的方式來表達,措辭可能不夠收斂含蓄;另外我的論證也未必嚴整周密,一切都敬請您諒解和指正。

 

 

                謹致

        鞠躬!

                      學生 XXX

                      2006.5.7

 

 

謹慎推行教育券

張曉冰

中國教育先鋒網 2005-01-26

               (作者系湖北省監利縣教育局局長)

    教育券是經濟學家設計的改變政府投資教育的一種方式,又稱“學券制”,即政府不是把錢投給學校,而是把具有貨幣面值的“券”發給學生,讓學生憑券自主擇校,學校將學生的券收起來,再憑券向政府領取教育的投資,以此來促進學校與學校之間的競爭,從而提高教學的效率。學券制能不能達到這種效果,有待實踐的檢驗。不過,我作為一個多年工作在基層教育崗位上的實踐者,對這種改革心存憂慮,希望決策者謹慎推行。

    一、教育券最初的設計者本來就是經濟學家。

    經濟學家認為辦教育也可以用市場的辦法,學校與學校之間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競爭,從而淘汰“劣勢”學校,興旺“優質”學校,學生便在這種競爭中獲得教育。當前中國不少著名的經濟學家也在為推行教育券進行鼓吹。而教育家則不同。他們認為教育應該根據人口居住的多少和學生交通條件的優劣,由政府對教育資源進行控制,合理布局學校,配置教師,使教育的覆蓋面達到最大化。

    經濟學家要求教育的效率優先,教育家要求教育的公平優先。經濟學家的錯誤在于,他們把教育和商品等同了。教育是知識,是無形的,是動態的,進行式的,是不可計量的,同時也是不可計價的。商品是有形的,是靜態的不可變化的,是可以計量的,也是可以計價的。“教育也是商品”是經濟學家對教育的誤導。教育對人的影響是群體的、潛在的,長遠的,不可挽回的;商品對人的影響是個體的、顯現的,暫時的,可以彌補的。當某種商品稀缺的時候,其他商品可以替代,而某類教育缺乏時卻無法替代。正因為教育和商品不同,所以教育一旦進入市場,將給受教育者----人類的子孫后代帶來不可估量的后果。我國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學成為各類學科的顯學,在這種背景下,經濟學家的觀點也特別容易被決策者接受。所以經濟學家的責任是重大的:在似懂非懂的行業內經濟學家應該謹慎發言!

    二、教育券鼓勵競爭。

    我們現在用經濟學常用的假設來看看競爭條件下的劣勢學校。這類學校的生源在自由競爭中將會減少。學校教師的收入因為要依靠學生所持教育券的多少來決定。當生源減少時,教師的收入會隨之減少。教師收入一旦減到不能維持生活的需要時,會出現兩種結果:一是棄教改行,二是流到其他學校。當這兩種情況都不能實現的時候,他們即使人還在這所學校,其心也不在這所學校了。這是從教師方面談。學生的情況可能更加糟糕。學生可以持教育券向好學校流動。但不可能全部的學生都流動。這些不能流動的學生面對的是流不動了的教師或心思沉重的教師。可以設想,一個收入連生活都不能保證的教師會教出高質量的學生。事實上我國無論是基礎教育階段的中小學,還是大學,已經存在有競爭,而無法參與競爭的是那些農村的學校,農村學校的優秀教師早已向城市流動了,無法流動的是那些可憐的孩子。就學校之間的競爭而言,既然有優質學校,就必然有劣勢學校,這是一對相對的概念,只要有競爭的存在,就一定有優劣的差別。

    教育券制度其實就是制造對劣勢學校學生的歧視,他會嚴重侵害這些學生與其他學校的學生一樣平等享受教育的權利。教育券鼓勵學生自主擇校,對所謂的優質學校來說,也是違背教育科學與教育規律的。一個教師,從市場的角度來看,他教的學生越多利就越大,也就越好。而科學的教育,卻是對此持否定的。按照教學要求,教師與學生人數的比例,小學為 1:21.6;初中為1:16.8;高中為1:13.6。包括每個班應該為多少人也是有規定的,正常的教學班的人數,每班不得超過54人。目前我國大多數學校都是按照這種要求在配備師生。

    如果實行教育券,讓學生自主擇校,這些科學的教育規律就被破壞了,所謂的“優質”學校就會無限制地招生,這樣能夠保證教學的質量嗎?這好比我國春運期間客車超載一樣,超載越多,利益越大,同時危險也就越大。所以國家用嚴格的規定和處罚來禁止。目前我國中部地區一些城鎮的中小學校已經嚴重超負荷招生,一個教學班本來只能裝54個孩子,現在卻有七八十個甚至上百個。這種超級大班在采光、通氣、安全方面已存在嚴重的隱患,嚴重地威脅著孩子們的健康成長。在這種學校供給短缺的情況下,我們還要鼓勵去辦這種超級大班嗎?另外,教育是有周期性規律的,教育的效果并不可能做到立竿見影,它至少需要一個學期,或者一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才能看到。如果讓孩子憑券擇校,是一月一擇呢,還是一學期一擇,或者是一年一擇?如果真的這樣了,那么整個教育(包括教師和學生)將長期處于動蕩之中。一個動蕩不安的教育環境,能夠達到我們推行教育券的初衷嗎?

    三、鼓勵推行教育券,要學生自主擇校的專家們,并不知道中國的國情。

    中國的國情是什么?是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農村,農村的交通條件、教育資源、師資力量等等,只能決定農村 的孩子就在他門前的那所學校就讀。而且,農村學校特別是分散在各個村落的眾多的村級小學,由于生源比人口集中的城鎮地區分散,每所學校的學生相對來說就少,農民承担教育費用的能力很弱,因此我國農村義務教育采取的是低收費政策,今后還要推行免費政策,這就注定了這些學校一定是虧本辦學。四五十個孩子,三四個教師,按教師編制來說,他們嚴重“超編”,但教師所承担的教學任務和孩子的安全任務,不知要比城市的“優質學校”大多少。

    如果實行教育券,對這些地方讀書的孩子來說沒有任何意義,他們無校可擇!我不知道教育券的設計者對這樣的學校是怎樣計算它的成本的。學校與工廠不同。學校是教育的載體,工廠是商品的載體。工廠虧本了可以倒閉,但學校卻不能關門,只要這里還有一個孩子要讀書,政府 即使再虧,也要讓這個孩子享受義務教育的權利!教育不僅不能計算當期的成本,而且也不能計算局部的成本。當前的教育投資,是我們這個民族興盛的成本,是我們這個國家永遠強盛的成本!這種成本是我們應該支付的,我們千萬不能為了局部的、眼前的“虧本”而把這樣的學校推向市場!

    四、教育券面值的確定和操作存在許多疑惑之處。

    首先是它的隨意性很大。對教育券面值的確定并沒有一個權威的機構和科學的測定方法,當前就是地方的政府說了算。但是地方政府同時又是義務教育投資的主體。地方政府有可能為了減輕投入的壓力,把教育券的面值定小。當教師的工資不能足額發放時,地方政府有可能把這種責任推到“教育券”的頭上:“這是改革帶來的結果”。當教師得不到應有的工資上訪時,政府會堂而皇之地推道:“改革會使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損,是順理成章的事。”我懷疑,這就是一些地方政府熱衷于教育券的真正企圖。

    其次,教育券的面值也的確難以確定。我國現有教育資源的分配是極不平衡的。城市與城市之間,農村與城市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都有很大的差別,推行教育券并不能改變這種差別。教育資源包括:現有的校舍、土地、設備、師資等等。教育券的面值應不應該包括這些現有的存量呢?如果包括,對存量的計價又成問題,如果不包括,對那些無法享受充足教育資源的孩子又是一種極大的不公平。要改變我國現有教育資源分布的差別,只能通過政府在以后的投入中向教育資源薄弱的地方傾斜。比如國家的西部開發戰略,就是國家的投資向西部傾斜的戰略。

    再次,如果發放教育券,是全國統一,還是一省統一,或者是一縣統一呢?無論是哪一種,都無法公平。即使是一個縣統一發放教育券,城鎮與鄉村,平原與山區,老學校和新學校之間都存在很大的差異。絕大部分農村的小孩子是不會拿著教育券去到遠隔上十里甚至幾十里的所謂“優質學校”去讀書的。如果這個學校在競爭中淘汰出局了,沒有教師來教了,等待他們的只有一種命運——失學!況且,目前城鎮的所謂“優質學校”也已經“生滿為患”了,嚴重超負荷招生,超級大班已經普遍存在,根本無校可擇。在這些地區,當務之急是建學校,而不是“擇學校”。

    另外,對教育券發放對象的數量無法確定,實際中無法操作。如果按在校的學生數發,則對不在校的適齡青少年不公平。即使是在校的學生數,由于教育券的有價性質,會刺激各個學校在上報學生人數的時候,弄虛作假而無法核實。作假是中國人的拿手把戲。教育券會給弄虛作假創造絕好的機會。如果按學齡人口發放教育券,雖然地方政府對家庭人口數量的掌握會相對準確一些,但卻有可能造成有限的教育投資流失,學校無心去管學生是否就學,而有可能一心與教育券持有者達成某種協議,只要將教育券弄到手可以向政府兌現就行。

    五、國內一些專家主張推行教育券的理由,是說教育現有的公辦體制僵化,而且是政府壟斷了教育資源,這種體制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只有教育券才能打破這種體制。這些觀點是值得推敲的。

    政府壟斷教育資源有什么不好?義務教育是政府的一種兜底教育,是政府對人民群眾的一種承諾,為了保證政府的投入確確實實是用在每一個應該享受義務教育權利的學生身上,國家應該壟斷教育資源。國家在壟斷教育資源的同時,并沒有排斥民間的的辦學力量,而是鼓勵民間投資辦學,作為政府投資教育的補充,為此國家頒布了《民辦教育促進法》。

    最近一些年來,許多地方的民辦教育得到長足的發展,并不是教育券的功勞。浙江省長興縣2001年以來推行的“教育券”,并不是費里德曼所說的真正意義上的教育券,而是作為扶持貧困學生和支持民辦教育的一種方式,是值得推廣的。至于說到現行公辦教育體制,的確有待改革和完善,這可以通過教師資格準入制度、學校崗位聘用制度、民主管理學校的制度等等等等辦法來進行改革。調動學校和教師積極性的途徑是多種多樣的,最好的辦法決不是發行教育券。當前教育體制改革的關鍵,是如何引導民間資金進入教育領域,擴大辦學規模,增加學校的容量,讓更多的孩子有學上,有書讀。

    (中國民辦教育社會貢獻與發展政策高級論壇發言)   

 

“論語”戲說與謔翻――――與網友的玩笑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這句話可以為本人的落魄找個小借口。它大概的意思是講man of honour 與base person的一個差別。這個差別就是,思想高貴的人在滿足了基本物質生活之后,甚至在基本生活都不能滿足的時候,有著強烈的對世界本質和其它形而上問題求索的好奇心;而思想鄙俗的市井之人,由于他們離動物較近,滿腦子都是吃喝玩樂之類的物欲,所以即使完全解決了這類問題之后,腦子也很難空出來去想想物質之外的東西,只好在低級問題上玩花樣,比如吃活猴腦、活剮驢等,頂多,想想自己掙錢的方法手段能否改進。對于前者來說,吃口飯的目的就是為了可以有力氣想那些有趣的問題,對于后者而言,即使不得已要想點什么,其目的也一定是萬變不離其宗的那幾個lower level demands。所以君子的眼睛是瞄著上面的,一不小心他就可能在仰望星辰時掉進井里,可能顯得不夠踏實,容易獲得空談和好高騖遠的惡評;小人的眼睛是盯著下面的,因此不少時候他給人的印象是踏實肯干(他不能想,沒辦法,只好選擇干),不尚空談。

我把它翻譯成英文是這個樣子:

Man of honour pays attention to metaphysics whenever he can, and the attention of base person can not be drawn by anything other than physical matters for ever.

 

 

自由僅僅屬于大多數人嗎?

自由是多數人的自由,當少數人的自由與多數人發生沖突時,少數人就成為多數人實現自由的障礙,于是剝奪他們的自由乃至生命來換取多數人的自由,就成了理所必至。這種觀念在一些舊影視作品上表現得猶其充分。主人公動輒宣稱自己的行動是“代表人民”(也就是代表大多數人),比如“代表人民判處某某死刑”。平心而論,他們的行為實際上就是恐怖活動,然而一旦冠以“代表人民”之名,觀眾不僅聞不到其中的血腥,反而會熱血沸騰地升起與主人公同仇敵愾的激情。群眾之易于愚弄誤導,于此可見一斑。

不錯,盡可能地維護最大多數人的利益(包括其自由)是社會的目標之一,但不加條件地將天平向多數人絕對傾斜,卻并不公正。羅素說過:“須知參差多態乃是幸福的本源。”如果一個社會要求所有人思想整齊劃一,如出一轍,則無論其物質資料是否“極大豐富”,人們絕不會有衷心的幸福感。這可以從太平天國,巴黎公社,文革時的中國大陸,以及改革開放之后的大邱莊、華西村等試圖“統一思想”的烏托邦案例中獲得佐證。懂得尊重與自己不同的人,是文明社會中人們應當秉持的觀念。必須注意,尊重不同的人,是不應附加對方是屬于多數還是少數這種條件的。文明社會重視政治、文化多元化,容納持不同意見的少數人,才有參差多態的生存環境和幸福生活的基本條件。極權社會里只容許一種聲音存在,只承認所謂“多數人”的自由,但最終這個“多數人”是真是假,是大可懷疑的。

當然,文明社會之文明也并非一蹴而就。它之所以能從蒙昧野蠻走向啟蒙和文明,不過是犯了錯誤受了挫折之后能直面自己的問題并徹底改革觀念而已。哥白尼、達爾文都曾是這種社會中的少數派,他們思考問題和發表見解的自由都曾受到壓制。當時大多數人篤信宗教,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上帝創造了萬物。于是哥白尼達爾文的觀點被宣布異端邪說,教會理直氣壯地“代表人民”不許他們“亂說亂動”,以免邪說流布,蠱惑人心。這就是持“自由是多數人的自由”觀點的人們自然而然的行為方式。西方世界在經歷了中世紀漫長的黑暗之后終于走出了蒙昧。他們提出了兩種制度觀念:Democracy (民主)和Republic(共和)。簡單地說,民主就是尊重大多數人的權利(包括自由),共和的含義則是尊重少數人的權利(同樣包括自由)。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的驢象之爭,不外乎是在多數人和少數人自由權利之間達到某種平衡,每四年一次的大選,就是請公眾對這種平衡進行調整。成熟的社會已形成這樣的共識:在保護多數人自由的同時,少數人的自由也應獲得重視。而中國人不僅隔膜于這種觀念,反而走到了相反的極端,不僅不允許少數人發表不同意見,甚至不允許他們在內心有不同思想,文革時搞“狠斗私字一閃念”就是例證。今天這種觀念在一定范圍內仍然流毒未盡。我們喜歡說:“資本主義國家走過的彎路我們不能再走。”實際上他們中世紀的教訓我們都未吸取,對于工業革命后的經驗至多只是學其皮毛而已。杜牧所謂“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正成為中國目前和今后發展的寫照。中國人常以智慧自詡,其實我們小聰明的確不輸于任何其他民族,但我們缺乏大智慧。

尊重少數人的自由,不僅是因為有時候“真理掌握在少數人手里”,更因為多數少數的劃分并非恒定不變的,有時甚至是根本不足采信的。以此種標準劃分你屬于多數人之列,按彼種標準你卻可能變成少數人;此時你屬于多數人,彼時你可能又成為少數人。由于手握權柄者掌握著話語權,可以輕易宣稱自己代表多數人,代表革命,代表大局,代表整體利益,也可以輕易判定任何其他人屬于“一小撮”,屬于反革命,屬于個別,屬于局部利益。名義上的多數未必是多數,名義上的少數實際卻是“沉默的大多數”。無組織的多數不但無法戰勝有組織的少數,而且往往不被承認為多數。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加條件地一律搞“少數服從多數”,則幾乎所有人的權利都將受到侵害。這樣本來目的在于(或聲稱其目的在于)保護多數人的制度其結果卻可能是緣木求魚,走向反面。

墨子說:“強之凌弱,眾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下之大害也。”也就是說以眾暴寡(即多數人欺負少數人)是天下大害之一,可見墨子早已明白尊重少數人的重要。可惜墨家學派自身后來也不幸淪為少數派,在經歷秦始皇的“焚坑事業”和西漢董仲舒“罷黜百家”之后,幾乎成為歷史的絕響。中國人至今不懂得尊重少數人,也不懂得尊重如墨子這樣的少數派的大智慧,結果是至今無法建立能與西方世界抗衡的優良制度,在可預見的漫長未來中被動落后的局面仍將無法改觀。

我的結論聽來可能很極端,但愿它真只是偏激之論:不改變人們(猶其是所謂“知識分子”)心中的這種“眾可暴寡”的觀念,中國的落后幾乎就是注定的;“知識分子”不進行自覺進行徹底的觀念更新,知識分子的墮落也幾乎是注定的。

 

理與勢                                    

據說,俄國沙皇尼古拉尚未登基時,有一次兇性大發抓住一位禁衛軍官的領口意欲一逞威風,不料這位軍官昂然正色說道:“殿下,我的佩刀在手里呢!”,只此一句話,居然鎮住了這位驕橫成性的未來皇上,令他悻悻放手走開。說實話,這段記載我簡直不敢相信。根據我對咱們國家歷史人情的粗淺了解,除非皇室積弱,有人覬覦大寶,才會有這樣的情形發生。向來我們的“脊梁”,可以為民請命,可以舍身求法,可以埋頭苦干,但絕不會在主子面前拿出個人尊嚴來講理。包公鍘美,董宣強項,看起來大義凜然,其實只是另一種形式的效忠,中間絕不能包含個人的東西。換言之,即使是“脊梁”們,也不能與主子隨便發生齟齬或對抗(除非這種齟齬或對抗是出于對主子的忠誠),遑論普通百姓。這位沙皇手下忠心耿耿的禁衛軍官究竟吃錯了什么藥,竟敢在未來的皇上面前說出這般大逆不道的話,而這話里面卻怎么也找不出一點“忠”的成份來?

據說在沙皇時代類似的事情相當多。如果這種說法不假,說明在我們的世界之外,還有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在那個世界里,也有強權、欺凌和不公,但在人們(包括強權階層)內心深處,仍然相信權勢之外,還有公理在,而且這種公理并不以權勢為基礎。也就是說,人們知道講理不需要以臣服于權勢為前提。理就是理,它無需權勢開路。

這太讓人震驚了。因為我國的人情觀念與此大相徑庭,我們認為如果沒有說得出口的理由,僅為一己私利或個人尊嚴與當權者爭辯或爭斗太站不腳了。什么是說得出口的理由呢,在古代就是為了皇帝的利益,國家的利益,現在皇帝的利益說不出口了,改成國家的,中央的,社會主義的,群眾或集體的利益。這些雖然聽起來比皇帝什么的強多了,其實質卻都是權勢的代名詞,在權勢面前,人是沒有道理可講的。

所以,我們相信“民不與官斗”的道理。生活中如果有人得罪了當官的,我們第一個反應就是這個人怎么這么沒頭腦,敢跟當官的作對。至于中間的是非,我們一秒鐘也不會想。考研曾是大家情之所系,試想如果有人分數不夠卻能把分數上線的考生擠掉,我們會是什么反應呢?只要聽說這位舞弊者權大勢大后臺硬,許多人甚至包括受害人都會心平氣和下來:誰讓人家有后臺呢,咱斗不過人家,認命吧。潛臺詞就是:權勢是高于道理的。有人說,民不與官斗還算“可以理解”,而其實我們在一切權勢面前都噤若寒蟬,無論這種權勢來自官方還是其它方向。我上高中時,有一位同學遭學校一名流氓學生勒索,當我主張向學校領導報告時,幾位朋友包括受害人都持反對意見。他們認為對方勢力太大,學校也管不住,反會引來更壞的結果。最后還是給了那名流氓二十塊錢了事。不僅如此,此后他們見到那名流氓都會賠足笑臉與小心。最要命的是他們認為不肯照此行事的人都是傻帽。我想這種思想一定很受那流氓的歡迎,如果他夠有頭腦的話,他應當聘請我的這幾位朋友為他組建宣傳部以推廣這種意識形態。他沒這么做,但后來我發現他是對的。因為根本不需要宣傳,這種勢大于理的觀念早成燎原之勢而深入人心。在中國,如果有誰真能僅憑有理就“走遍天下”,那就堪稱地地道道的傳奇;無理有勢的人獲得成功的例子倒是可以車載斗量,這種形勢比什么都有說服力,任何額外的宣傳對那位聰明的流氓來講都是浪費。

為什么俄國大部分領土在東方,卻被算作一個歐洲國家,我以為我是明白了。歐洲文化相信“理大于勢”,亞洲文化認為“勢大于理”,以文化歸屬來劃分,俄國是一個歐洲國家。當年俄中兩國都選擇了社會主義制度,后來又都開始了社會改革,但改革的道路卻截然不同。中國采用的避重就輕,避難就易的所謂穩健的漸進式改革,即對制度上的弊端視而不見繞過去,只在技術層面上進行改革,許多根本矛盾被暫時掩蓋并悄悄積累著。俄國采用的是方式是看似魯莽的激進式改革,甚至不顧社會穩定,采用“休克療法”,經濟狀況一度惡化,近兩年卻有后來居上的勢頭。從長遠來看,中國的改革方式極有隱患,已故著名經濟學家楊小凱曾用沃森的“Curse To The Later Comers”的提法來描述這種“后發劣勢”。短期內技術改革的成功會給人發出一個錯誤信號:不必進行制度改革國家也會像宋祖英所唱的那樣“越來越好”。等真正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再改,社會矛盾已經尖銳到無法挽救的程度。經濟學家何清漣也認為,中俄兩國的改革競賽“誰笑到最后還真的很難講。”

兩國政策孰優孰劣,盡可拭目以待。但選擇這兩種不同道路對兩個國家來說都絕非偶然。俄國人相信理大于勢,改革首先改革不合理的制度,而不必顧慮既得利益階層(即掌握權勢者)的反對。中國人認為勢大于理,改革要使權勢階層喪失既得利益是很難讓人接受的事,甚至連普通百姓也不敢團結起來支持這樣改革,上無動力,下無支持,于是只得相信“穩定是壓倒一切的大事”。只動皮毛不動根本,只治癬疥之疾,不治心腹之患,成了中國人眼中最優的老成謀國之道。

文化上的差異如此顯著地影響著國家發展道路的選擇,担負社會文化建設與改革重任的高校師生,于身居象牙塔、精思形而上之暇,豈能埋首不問世事,而自外于民族文化塑造的宏偉工程呢?

 

給導師的信之二:關于國家和地區貧富差別的原因

老師:

您好!

新年就要來了。為這座城市您又度過了辛勞而忙碌的一年,看著城市一天天的變化,您一定頗感欣慰。作為學生和這座城市的公民,在此時刻首先要對您道一聲辛苦了。

在您的工作領域內我無力分憂分勞,但由于我的專業以及我對經濟增長的秘密一直懷有的好奇心,卻促使我經常思考一些問題,并且為了尋求這些問題的答案去讀一些書籍,包括您送給我的書刊雜志。迄今為止我尚未得出這些問題的答案,這是可以料想得到的,因為這是太過艱深的問題,不過您兼具實踐經驗和理論素養,一定可以為我尋求這些答案提供有力的指導。

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而在中國之內,各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也差別極大。我經常在想,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國與國,地區與地區,城市與城市有了貧富的差別乃至懸殊?我想,如果真正解決了這個問題,發展經濟就可能找到可靠的門徑。

我無法接受以時間發展長短作為解釋的答案,即發達國家用了幾百年發展經濟,而發展中國家如我國只有幾十年的時間。因為第一,有文明史以來各國一直在發展經濟,文明古國的經濟發展歷程遠長于美洲澳洲這樣的新大陸,但眾所周知四大文明古國除希臘外均是貧窮國家;第二,日本和德國二戰之后的起點比中國還低,但幾十年的時間它們就雄踞發達國家排行榜前列;第三,同樣是落后和貧窮地區,起點相同且同文同種,韓國與朝鮮、西德與東德、港澳臺與中國大陸幾十年時間內就有了天壤之別。因此時間無法解釋國富與國窮之謎。

我也不能同意單純用社會制度來解釋這個問題。因為至少有兩個例子可以反對這個說法,一是印度,一是新加坡。印度的制度與多數發達國家一樣,議會選舉、新聞自由等等一樣不缺,但它比中國還窮;新加坡用李光耀的說法實行的是“開明專制”,“侵犯人權”的新聞時有所聞,但是它經濟發達,政府高效廉潔。

  用自然資源的豐欠來回答顯然也不行,美國與中國國土面積相近,都地大物博,發展程度卻遠不相同;日本二戰中的侵略野心本源于其資源匱乏,新加坡、香港、瑞士也都是彈丸之地。我以為,自然資源類似于一個家庭祖上留下的遺產,遺產多少不過是個外在因素,敗家子終不免坐吃山空,賢兒郎也總有辦法白手起家。

其它像開放程度、人口密度等說法也都不免似是而非,因為開放程度、人口密度是由人決定的。人為什么選擇這樣的開放程度和人口密度?所以我想還有更深層的東西在起作用。而且同樣開放,有的地區能吸引到大量投資,有的則難,為什么?我很容易就想到投資環境,那么為什么有些地方抓投資環境能抓出成效,有些地方卻成效不彰?答案也許是官員和人民素質以及激勵因素,素質問題又源于教育,激勵因素來自主政者意識,最終這也歸結于教育。那么教育的落后又歸因于什么?五四運動至1949年這一段時間中國高等教育公認是相當成功的,后來由于思想禁錮和封閉導致萬馬齊喑,人才凋敝;改革開放以后教育的問題在于只重技術的培養而嚴重忽略人文教育,在歷史和哲學等學科教育方法至今仍有許多我看來是錯誤的作法(比如隱瞞和篡改歷史),這對于培養出有責任意識和人文關懷的精英是極為不利的;沒有合格的精英,自然也無法通過他們對大眾施以良好的影響,換言之,沒有合格的精英,就沒有合格的民眾。

似乎教育是一切問題的癥結所在。但我覺得教育最終與人口和開放度一樣,是一個國家、一個地區自己選擇的。為什么做此而非彼選擇?這也是我想探究的。如果一個民族深刻地意識到何種教育方式對經濟長遠發展有利,它一定會選擇這樣的方式。問題恐怕在于,貧窮國家(地區)中,沒有人,或者在能夠對政策制度施加決定性影響的人中沒有人,真正意識到什么才是對這個國家(地區)有利的抉擇。經濟發展的奧秘本身也許不復雜,雖然要將這個原理運用于廣袤的現實環境中是至為困難的。

我相信亞當斯密的分工理論,一切社會財富增長的奧秘都隱藏在分工之中(即使是上文所談到的教育,不進行分工,由外行領導內行也是行不通的)。如果不分工,所有的事都由自己完成,生產效率是最低的(所謂“樣樣精通,樣樣稀松”是也)。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至多滿足人的溫飽,卻無法給人提供現代社會中最簡單的產品和服務。例如電視機和手機,就是在自然經濟條件下至尊之身如皇帝也無法享受到的。

一旦分工開始,就意味著一些人的工作范圍開始縮小,這些人的精力開始聚焦,精力聚焦帶來專業化,也就是生產效率的提高。過去由兩個人分別完成的兩項工作,現在改成由這兩個人各自完成其中的一項,而這樣做的后果是,這兩項工作都可以完成得比分工前好。如果這兩項工作分別是生產糧食和衣服,可以預期,分工后的糧食和衣服產量與質量都會高于分工前,因為每個人從事的工作項目減少了,就會有熟能生巧的效果。我相信,人類社會財富增長的奧秘就隱藏在這個最簡單的原理中。富國與窮國的差別,說到底是分工水平的差別(如果不是條件所限,我很想調查一下,在荊州,是哪些具體因素影響了人們進行分工的努力和熱情)。這可以從日常生活的經驗中得到驗證。在我們這樣的國家里,令人們向往的工作崗位并不多,所以會有太多人考公務員,太多人想擠進電信、石油、電力這樣的部門中,不管自己是不是喜愛和適合從事這些工作。而在發達國家,如美國,位高如副國務卿,一轉身就可以坦然到幼兒園去做一名幼教;修理下水道的管道工,會對自己的專業水平感到由衷自豪;在那里,人們最看重的不是從事什么工作,而是這個工作是不是自己最喜愛的,以及自己是否把它做到專業水平。這說明發達國家的分工水平的確高于發展中國家。

既然分工帶來效率的提高,從而帶來財富的增長,那么為什么在不同地區不同時代,人們會選擇不同的分工水平呢?分工的成果如果不能用于交換,或者交換時所需要的費用太高,以至于超出了分工帶來的效率改進所產生的好處,人們就不愿意分工。例如專門生產糧食的人,如果他生產的糧食不能換來衣服,則他雖然不担心會餓死,卻可能担心凍死(即使生活在熱帶也會担心羞死),所以他就不能專門生產糧食;同樣道理也適用于專門生產衣服的人。另一方面,雖然可以進行交換,但交換時所需費用太高,例如運輸費用太高,超出了專業化生產帶來的好處,人們也會干脆選擇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

所以,如果允許我發表自己不成熟的看法,我認為問題的關鍵在于交易費用。交易費用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外生的,就是那些我們暫時無法降低的交易費用,比如假定現有交通設施技術只能將運輸費用最低降至某個價格,這個價格就屬于外生的交易費用;另一類是內生的,即那些通過對存在弊端的現行制度進行改革后可以進一步降低的費用,比如同樣是一條高速公路,撤掉一些私設的收費卡會大大降低路費。可以認為對外生的交易費用我們短期內無力改變,但內生的交易費用則大有降低的余地,而這正是政府發揮作用的領域。事實上,降低交易費用,正是政府存在的理由。

簡單地講,要使一個國家(或地區)富起來,必須設法使當地人民樂于進行分工,而要使人民樂于分工,就必須降低交易費用,使其享受到分工帶來的利益。一個政府在其轄治區內所作的一切工作,都應圍繞“降低交易費用”這個目的去做,而不應游離這個目的,也不應超出這個目的。從一個老百姓的視角出發,他之所以一有機會就想進政府部門,而其他選擇都是不得已而求其次,根本原因在于,從事那些他喜愛和擅長的工作得不償失,換句話說,進行專業化分工的交易費用太高。比如辦企業,除了市場本身的風險,還有一些人為的費用,包括政府一些官員的索賄,涉及官司時法院的效率低下造成的時間、金錢損失等等,這種費用如果高于某個臨界點,辦企業就成了一件得不償失的事。一個地區能否大量吸引外來投資,決定性的因素也在于此。其它如從事科技發明或開餐館等對社會有貢獻的分工行為,其盛行與否無不受交易費用高低制約。只要交易費用足夠低,人民自己的智慧完全足以驅使他們作出有利于經濟發展的選擇,而并不需要政府的引導。每個平等競爭的人和每個自負盈虧的企業在以合法手段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時,同時也驅動了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我覺得,政府不應當試圖對謀取自身利益的企業頤指氣使(除非它違法),那是費力不討好的,是浪費資源的行為,是有害的。除了“所有者缺位”的國企,企業謀取的是它自身的利益,既然如此,它在這個問題上就會比任何其他人更聰明,即使企業家的智力、經驗和學識都低于政府官員時,情況仍然如此。

曾有經濟學家(如凱恩斯)以“市場失靈”為理由,主張政府干預經濟,而且即使在發達國家,政府也并非完全不干預經濟。但“市場失靈”是否真正存在,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許多經濟學家(如科斯和張五常)相信,所謂的市場失靈,要么是產權不清的結果,要么是交易成本影響的結果。一些發達國家所以還存在經濟低迷失業率犯罪率居高不下的情況,在他們看來,正是這些國家的政府還存在一些對經濟的不當干預所致。這方面的爭論和研究頭緒萬千,有機會我會在閱讀文獻的基礎上進一步展開向您匯報。但對我而言,持自由派觀點的經濟學家更有說服力。

因此,我覺得,各國(地區)之間的經濟競賽,歸根結底是一場各國(地區)政府降低交易費用的比賽。誰能將交易費用降得更低,誰就是這場比賽的贏家。當然,我知道,在中國,經濟學家普遍傾向于支持上述觀點,北大的張維迎甚至有過政府官員應人手一本“國富論”,熟讀三月,自然不會犯低級錯誤的激烈說法;而政治家和官員們則多持相反觀點。雙方分歧的深層原因何在,我還不明白,但我覺得不是理論家與實干家的天然對立那么簡單。也許您能給我一個切中肯綮的解答。

我個人的陋見,即使不與發達國家比,就是國內各地互比,長三角珠三角較之內地中西部的優勢,本質上也在于其交易費用相對低,而非政策傾斜和地理優勢。老子主張“無為而治”,其中包含的智慧與亞當斯密不謀而合。辯證法講抓主要矛盾,抓住了降低交易費用這個主要矛盾,經濟發展是不是就有戲了呢?

以上是我近一年來對經濟發展問題的一點不成熟的思考。我的想法可能是錯的,也可能思考方法就有問題,所以我才不憚其煩地將我的思考過程也一一寫出,以便老師指點。新的一年就要到來,寫這封信也算是做學生的對過去一年的學習所做的一個總結和匯報。如果這封信能使老師在一年的政務繁忙之余換換腦筋,放松一下,也算我的一個意外之喜了。

衷心地希望在荊州在您的領導下有一個更加興旺的來年,希望您的事業、身體和心情有個更上層樓的來年。

                                     謹致

   鞠躬!

                             學生  XXX                             乙 酉 歲 末

2013-08-28 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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