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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晚年政治改革的背景 第貳章  蔣經國崛起的背景
蔣經國晚年政治改革的背景 第貳章 蔣經國崛起的背景
葉集凱     阅读简体中文版

第貳章  蔣經國崛起的背景
蔣經國在晚年推動了臺灣現代史上最大規模的政治改革。身為黨政最高領導 人的蔣經國,為何要推動影響國民黨、影響中華民國政府甚鉅的政治改革,我們 可以從他擔任領導人前的背景先行探討。 第一節  俄國時期──從布爾什維克到顛沛流離
一、生長背景
蔣經國於 1910 年農曆的 3 月 18 日,出生於中國浙江省奉化縣溪口鎮,父親
是中國現代史上的重要人物蔣中正,母親為毛福梅。
浙江省奉化縣溪口鎮有九百餘戶,蔣姓是大姓,佔了約五百餘戶。蔣中正於 1901 年在母親王采玉的安排下,與大自己四歲的毛福梅結婚,蔣中正為了讓毛 福梅縮短與自己的文化差距,還讓毛福梅進入新女校啟蒙,並請家教老師教導。 蔣中正婚後於 1908 年赴日本留學,夫妻倆感情逐漸疏離。隔年(1909 年)的暑 假,蔣中正歸國後待在上海未回家鄉,蔣母王太夫人抱孫心切,帶著媳婦毛福梅 到上海與蔣中正相聚。婆媳倆回到溪口鎮後,即於 1910 年農曆的 3 月 18 日生下
蔣經國。 
蔣經國乳名建豐,學名經國,當時的蔣中正在日本新瀉當兵,係由王太夫人
的來信得知消息,但是沒有文件能顯示當時蔣中正的心情。 
蔣中正身為革命黨人,即使在民國建立後,依然四處奔波、參與軍事行動,
而蔣經國則是在溪口由寵愛孫子的王太夫人與母親撫養長大。蔣經國於 1916 年 3 月進入溪口當地,由蔣氏宗親會借當地寺廟所開辦的武山學校就讀(後來擴大 成武嶺農校)。啟蒙老師是周東,學習的是舊式教育裡擷取經典文章以教導方塊 字為主的那一套。第二年,蔣中正請顧清廉教導蔣經國,顧清廉曾教過蔣中正, 是具有現代觀念的儒者。蔣中正在同年(1917 年)2 月 9 日寫給蔣經國的信裡, 有提到顧清廉向他報告蔣經國「天資雖不甚高,然頗好誦讀」,他自稱,「聞之略 慰」。 在武山學校念了幾年後,蔣中正在 1920 年命蔣經國轉學至奉化龍津學校, 並請了一位老師王歐聲,教蔣經國誦讀古籍和四書。蔣中正甚至親自規定蔣經國 應該讀的書目,讓蔣經國接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知識教育。在蔣經國的回憶裡 也提到:「父親指示我讀書,最重要的是四書,尤其是孟子,對於曾文正公家書, 也甚為重視。後來又叫我看王陽明全集等等。」 
1921 年 6 月 14 日,蔣中正的母親王太夫人病逝,蔣中正返鄉料理後事,並 與毛福梅正式提出離婚,但仍讓毛福梅住在蔣家。原因是當時蔣中正已經看上了 年輕女子陳潔如,於是在當年的 12 月 5 日與陳潔如在上海結婚,她當時十五歲, 只比蔣經國大四歲,蔣經國稱她為「上海姆媽」。  二、離鄉求學
1922 年 3 月,蔣中正為了讓蔣經國及早接觸現代化的教育,蔣中正帶著蔣 經國來到上海,由蔣經國的姑丈竺芝珊、姑母蔣瑞蓮監護,進入萬竹小學就讀, 王歐聲仍繼續教導蔣經國的國文。 蔣中正對蔣經國教育的關心依舊,即使在 1923 年 9 月他率「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至蘇聯考察三個月期間,亦不斷寫信給蔣經國, 提醒他要認真讀書。1924 年蔣經國自萬竹小學畢業後,於 1925 年初進入浦東中 學。在茅家琦,所寫的《蔣經國的一生和他的思想演變》中表示:
 
蔣經國的思想成長受著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蔣介石教育要他寫方塊 字,熟讀四書,學好英文、算學;另一方面,當時上海的形勢又給他以另 一種思想影響。
 
二十世紀二零年代開始的上海,思想與政治方面風雲激蕩。繼「五四」、「六 三」運動蓬勃發展以後,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孫中山在上海召開會議, 研究中國國民黨改組問題,隨後國、共實現第一次合作。蔣經國受到革命 思潮和革命實踐的影響,愛國熱情高漲,並同情貧苦大眾。 
 
另外,在劉宜良(江南)所寫的《蔣經國傳》裡面提到當時的作家馬彬在其 《轉形期的知識份子》一書中,描寫了當時上海的情形:「總之,在北伐前的上 海,頗有戰國百家雜陳的局面,在政治上各樣的理論都公開地推陳出來,在文學 上,也五花八門,這是激烈進步的現象。」 而漆高儒的《蔣經國評傳──我是 臺灣人》一書中,記載了蔣經國講述他在上海讀書的情形,他說:
 
我還記得自己在上海讀書的時候,內心裡最感到恥辱和憤恨的,就是當時 許多外國人對我們中國青年的譏諷和嘲笑。他們說:「中國青年只有三分 鐘的熱度。」就是說中國人沒有恆心和毅力。又說我們是「冷血動物」── 就是說中國人沒有勇氣和正義感;再說我們是「一盤散沙」──就是說中 國人不能夠團結;再說我們是「東亞病夫」──就是說中國人是衰弱的民 族。今天想起來,這些都是將近半個世紀以前的事了。但是如果我們反省 檢討一下,中國青年半世紀以來,究竟改變了多少呢?自然這一代中國青 年確實比半世紀以前進步了很多,這是不爭的事實,可是也仍然有一部份 青年人,依舊沒有勇氣,缺乏毅力,不顧團體,不是一群雄赳赳氣昂昂、 結結實實的現代青年。難道我們就讓這種情形再延續下去嗎?不!我們絕 不能成為時代的落伍者,而應當成為時代的創造者。我們應當下定最大的 決心,從自身開始作脫胎換骨的改變。每個人都要練成堅強的體魄,養成 寬容的氣度,從大處想,從遠處看,向下紮根,向上結果。 
 
在上海這樣的環境下受教育、成長,對蔣經國的思想起著重要的作用;加上
年方十五歲的熱情和對未來的憧憬,都讓蔣經國不斷追求未來的目標。1925 年, 上海發生了「五卅慘案」,造成多名學生、市民死傷,6 月 1 日至 3 日亦陸續有 槍殺事件發生,造成全國大罷工、罷市、罷課,並遊行示威,抗議帝國主義。蔣 經國自己回憶當時的情形:
 
一九二五年,上海發生五卅慘案,帝國主義者向示威學生開槍,民情因此 變得非常激憤。「打倒帝國主義者」以及「收回租界」等口號傳遍了全國 各地。當時,我還是上海浦東中學的一個學生,參加了四次示威活動。每 逢示威,或者進行抵制洋貨運動,我都被推為浦東中學的領隊。 
 
因為蔣經國的上街頭遊行抗議,以及熱情地展現愛國心,導致他被浦東中學 以「行為不軌」的名義,開除了學籍。蔣中正覺得上海對蔣經國來說有著不良的 影響,於是將蔣經國送到北京,在吳稚暉創辦的「海外補習學校」讀書,多少帶 有要吳稚暉幫忙管教一下的意味。
來到北京,接觸的人與事更廣了,也被當時聯俄容共氣氛濃厚的環境感染。 當時在卲力子的介紹下,認識了中國共產黨員李大釗,也透過李大釗認識不少俄 國人。在朋友的建議下,蔣經國為了想瞭解蘇聯的政治組織,有了到蘇聯中山大 學(亦稱孫逸仙大學)留學的念頭。 
莫斯科中山大學是斯大林(亦稱史達林,Joseph Stalin,1879-1953)在孫中 山死後,為了紀念孫中山,同時也為了替中國革命培養幹部,由蘇聯政府和共產 國際在莫斯科創辦以孫中山為名的大學,全稱是孫中山國際勞動者共產主義大 學,通稱為莫斯科中山大學,由國、共兩黨各自推薦若干學生就讀。1925 年 10 月 7 日,鮑羅廷(Михаи́ л Бороди́ н,1884-1951)在中國國民 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上宣布創校的消息,並建議中國國民黨派學生去學習。這個提 議通過後,選拔委員會立即在廣州、上海、北京、天津進行選拔工作。選拔後產 生 350 人的名單,其中有 20 人是由鮑羅廷直接推薦的,蔣經國正是其中之一。 
蔣經國在得知有選拔後,決定前往莫斯科就讀。他請吳稚暉幫他推薦,吳稚 暉認為蔣經國趁年輕多去嘗試是不錯的體驗,因此同意他去,但是要他先去跟父 親蔣中正談談。 蔣經國在 1925 年的夏天到黃埔見父親,並討論赴俄國讀書的 計畫。蔣中正對蔣經國的想法有什麼反應呢?在劉宜良的《蔣經國傳》裡,劉宜 良提到自陳潔如外孫陳忠人所寫的《紀念外婆──陳潔如》中,陳忠人表示蔣中 正對兒子要去蘇聯留學一事大加反對,係陳潔如枕邊細語,才使蔣中正轉而答 應。劉宜良本身對這種說法存疑,表示蔣中正當時與鮑羅廷關係不錯,又自蘇聯 得到不少援助,不可能不喜歡蘇聯到反對兒子前往;再者,蔣中正固執到非得一 再勸說才勉強答應,實在與蔣中正個性不合。14而陶涵的《蔣經國傳》中也有提 到陳潔如的說法,陶涵則是以訪問陳立夫時,「他當時需要蘇聯的支持。」 的 說法,來表示蔣中正當時允許蔣經國赴俄的動機。中國近代史學者王克文認為, 蔣中正同意蔣經國前往蘇聯,一方面藉此與國民黨實力人物的第二代拉關係,另 一方面也與蘇聯保持密切聯繫,以提高他在黨內的地位。 而蔣中正亦在 1925 年 10 月 1 日的日記中寫下:「我再次提醒經國,我決定允許他到俄國進修。」 不過蔣中正也不忘提醒蔣經國要先加入中國國民黨。於是在 1925 年十月初,由 林煥庭介紹在上海環龍路 44 號的中國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宣誓入黨,但那算是 秘密入黨。  三、留學蘇聯
1925 年 10 月 19 日,蔣經國搭船自上海啟程前往蘇聯。同行大約 90 位學生 分成幾個小組,一起開會、聊天、讀書、用餐,蔣經國首次的團體生活讓他覺得 有趣和愉快。在船上他也看了他第一本共產主義思想書籍──布哈林的《共產主 義ABC》(Nikolai Bukharin’s ABC of Communism)。到了海參崴後,蔣經國一行 人在 10 月 31 日改搭火車至莫斯科。在火車停靠在西伯利亞某站時,學生們還參 加了當地一個紀念蘇聯社會主義革命的大型集會,蔣經國形容當時的情形是:「工 人和農民代表舉起『中國國民革命萬歲!』『中俄合作萬歲!』等標語,熱烈接 待我們。集會後,我們加入了遊行的行列。遊行時,蘇聯人唱了好些歌,有人給 我們翻譯,說他們唱的是『前進,黎明就在前面……』。」 由此可見當時蘇聯 對這批留蘇學生是熱烈歡迎的。11 月底,蔣經國一行人抵達莫斯科。
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後,校方給每個學生取了一個俄文名字,蔣經國的名字 是尼古拉‧維拉迪米洛維奇‧伊利札洛夫(Nikolai Vladimirovich Elizarov)。中 山大學採取小班制上課,全部課程兩年內修完,內容有俄文、中國革命運動史、 社會發展史、經濟地理、哲學、資本論、馬列主義等。蔣經國的俄文是他特別苦 練出來的,從 1926 年後半,他曾經參加莫斯科的一個群眾大會,以流利的俄語 向群眾發表以「中國北伐的目的及其最後的成功」為題的演說,獲得滿堂彩一事 可以知道。他說:「此後,我經常獲邀發表演說,每次都受到熱烈歡迎。」 蔣 經國還是學校壁報《紅牆》的編輯,負責稿件的收集、編輯和出版工作。並且也 自己寫稿,發表在刊物上,其中兩篇還特別提出來表示自己寫的不錯,分別是〈中 國的展望〉和〈中國北伐一定成功〉。
莫斯科中山大學不是一間研究學術的大學,它是為了培養革命幹部而成立 的,因此,它的口號是「開會第一,上課第二;行動第一,理論第二。」 每天 早上有會、作息時間內有會、午夜也有會,會沒開完不能上課、吃飯。劉宜良在
《蔣經國傳》裡說道:
 
這種訓練被稱為「行動學習」,包含:一、自我批評:個人要從家世、出 身、經歷、志願,徹底的予以坦白交待,自我檢討,自我批評。二、連環 監視:參加組織的細胞,思想行動,隨時隨地都有人秘密監視,而且連環 式的互不脫節,脫節就要受到嚴厲的批評和處罰。三、限交日記:日常生 活、思想、行動、要逐一詳細記載,上級隨時予以檢查。四、參加工作: 要寫講義,負責油印校對,出壁報,編新聞等等。
 
不幸,這樣的訓練方式,後來經國把它移植到中國,臺灣北投的復興崗 [按:政工幹校]就是成功的「孫大」翻版。 
 
從後來蔣經國在中國、臺灣的各種訓練班以及他的做事方式等來看,留蘇這
段時期的訓練與學習,對他後來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
校長拉狄克(Karl Radek,1885-1939)是托洛斯基(Leon Trotsky,1879-1940)
的追隨者,是托洛斯基理論的宣傳者,而董事會的成員也和托洛斯基有著良好的 個人關係,因此,托洛斯基的思想在中山大學的影響較大,不少學生都成為他的 信徒。托洛斯基的理論是「不斷革命論」。他是蘇聯左派的首領,擔憂蘇聯社會 受到資產階級化惡劣影響,因此要在蘇聯完全實現社會主義,就必須在更先進的 開發國家,成功完成無產階級革命。 蔣經國的觀點與托洛斯基的政治思想不謀 而合,對於托洛斯基的要「以革命的火炬燒掉舊世界」特別感興趣,後來還加入 了托派的秘密組織,並成為該組織的領導人。 
中山大學的中國學生裡,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間常有衝突,而中國共產黨在
莫斯科有支部,組織和訓練方法都很嚴密,一般人也對共產黨員有較多的好感。 蔣經國曾對他們的活動產生興趣,甚至在 1925 年 12 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的共產 主義青年團。李松林、陳太先兩人所寫的《蔣經國大傳》裡提到他當時寫過一篇 文章〈革命先革心〉有著這樣的句子:「大家站在一條革命陣線上,鞏固中國及 世界的無產階級組織,爭取中國的獨立,在中國建立起蘇維埃政權。」 從這幾 句話看來當時他已經接受了共產國際和蘇聯共產黨的教育。
1926 年 6 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全體會議通過了迅速出師北伐案。 7 月 9 日,蔣中正誓師北伐,在蘇聯的武器和顧問協助下,戰事順利進展。斯大 林在十月份將托洛斯基逐出蘇共政治局,譴責托洛斯基及追隨者是社會民主黨偏 離份子。接著在十一月間舉行的共產國際第七屆大會上,引用北伐成功作為他政 策得當的證明,他相信國民黨成功後,中國將會回應他的政策和回應,因為國民 黨將會由勞工階級接手。蔣經國也對一連串北伐戰事的成功感到高興,也認為他 的父親將會擊敗帝國主義,統一中國,完成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革命。 四、與父親決裂
然而到了 1927 年,情勢有了改變。面對國民黨內部左派與共產黨的勢力坐
大,蔣中正和國民黨內的右派勢力結合,打算取得領導權。1927 年 4 月 12 日, 國民黨部隊開使執行清黨任務。進佔總工會會所,射殺反抗的工人,解除共產黨 工人糾察隊的武裝。接下來便是大肆搜捕,動刑殺人。
消息傳到中山大學,學生立刻舉行會議,蔣經國走上講臺,宣稱不是以蔣中 正兒子的身分發言,而是以共青團之子的身份講話。他譴責他的父親,贏得聽眾 的如雷掌聲。接下來他發表一篇聲明,這篇聲明後來被翻譯成數種語言,公開在 各國的報刊。俄國報紙所載為: 蔣介石是我的父親和革命友人,現在卻是我的敵人。幾天前,他已經不再 是革命黨,成了反革命分子。他對革命說盡好話,時機一到卻背叛了革 命……打倒蔣介石!打倒叛賊!26
 
而在國內也被刊登在漢口的《人民論壇報》,報載如下:
 
蔣介石的叛變,並不使人感到意外,當他滔滔不絕地談論革命時,他已經 開始叛變革命,迫切盼望與張作霖、孫傳芳謀求妥協。蔣介石已經結束了 他的革命生涯。作為一個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並且是中國 工人大眾的敵人。蔣介石曾經是我的父親和革命的朋友,他已走向反革命 陣營,現在他已經是我的敵人了。27
 
過了不久,蘇聯政府的機關報《消息報》在 4 月 21 日刊登了一篇題為〈父
與子〉的文章,摘錄蔣經國給父親的公開信,他在公開信上說:
 
介石,我不認為你會聽到我要說的話,你也可能根本不想讀到它們。但是, 不管你讀不讀到,我都要寫出來。今天,我要重覆你曾經在信裡告訴我的 話,謹記住「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務,我願意為革命赴湯蹈火……。」 現在我要說,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務,今後我不再認你為父。28
 
這樣的聲明及公開信,蔣中正在國內都已經獲知。傳統中國倫理觀念裡認定 這樣的行為已經是忤逆,但或許是對於未能先行通知蔣經國他將清黨,又或許是 不願再回想這些不愉快的事情,在蔣中正的文件或信件裡並沒有反映出他對這些 聲明的想法。蔣經國日後回國,在他所寫的〈我在蘇聯的生活〉以及〈我在蘇聯 的日子〉裡亦未提到這些事件,但是官方說法是蔣經國迫於情勢而發表了這些聲 明。
蔣經國在回憶錄裡表示他在 4 月自中山大學畢業,和其他同學一起要求回 國,而中國國民黨在清黨後亦要求國民黨員離開莫斯科中山大學。但是蔣經國回 國的申請被駁回,他說:「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認為我回國比留在莫斯科對共產 主義的擴張更不利」29,而且他自其他共產黨員得到的消息是:「假如蔣經國獲
                                                
26 1927 年 4 月 25 日的《時報週刊》(Time),頁 44。轉引自陶涵著,林添貴譯,《蔣經國傳》, 頁 44。
27 漢口《人民論壇報》,1927 年 4 月 24 日,第 1 版。轉引自李松林、陳太先,《蔣經國大傳》, 頁 59。
28 1994 年俄羅斯 RTR 電視臺紀錄片曾引述這封信的內容。轉引自陶涵著,林添貴譯,《蔣經國 傳》,頁 44。
29 蔣經國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輯,《蔣經國先生全集》,第一冊,頁 71。
準返國,他會成為蔣介石的得力助手。所以我們要把他留在蘇聯。」 而斯大林 也深知蔣經國留下來的價值所在。蔣經國的同學盛岳在他的回憶錄裡寫道:
 
斯大林很可能是把蔣經國抓到手裡,當成將來同蔣介石可能談判時的籌 碼。也可能是,斯大林僅僅是指望通過蔣經國來同孩子的父親保持某種聯 繫,以便一旦有事將來可以加以利用。 
 
於是蔣經國被留了下來。只是從蔣經國自己寫下的文件裡,並不清楚他此時 申請回國是因為思念家鄉,想要回去父親身邊,亦或是想回國協助共產黨進行革 命事業。8 月 5 日,239 名中國學生經蘇聯批準回國,大部分是國民黨員。留下 來的中國學生有 320 名,大部分則是共產黨員。 五、軍旅生活
蔣經國在被留下之後,在失望之餘申請加入紅軍,共產國際的一位代表通知 他將核準他加入,但是必須放棄親托洛斯基的活動和信念。托洛斯基自從被斯大 林逐出政治局後,斯大林一再對托派進行鬥爭,蔣經國這時也認清作任何決定都 必須出自理智。而斯大林在 5 月 13 日到中山大學的演講裡稱托洛斯基「事實上 是擁護蔣中正」,蔣經國衡量當時的政治環境與自己未來的目標後,於是在 5 月 底宣布放棄托洛斯基運動。 之後他被核準進入紅軍第一師,駐紮地在莫斯科, 他的身份是學員。
蔣經國在紅軍受訓一年期間,各科成績優異,在 1928 年獲選為軍中最優秀 的五名學員之一,被保送至列寧格勒的紅軍托瑪契夫中央軍事及政治學校
(Central Tolmatchev Military and Political Institute)深造。學院課程是軍事與政 治並重:政治是紅軍的靈魂,政治工作是要確保紅軍戰鬥勝利。他在回憶錄裡寫 下他在學院學習期間,最喜歡的科目是戰術和戰略,而且在史學雜誌上發表若干 篇的哲學論文。在學院裡的學生都是共產黨員,蔣經國因為不是共產黨員,所以 共產黨開會時都被摒除在外。直到 1929 年 12 月,中共向蘇聯施加壓力,才讓蔣 經國加入蘇共,成為候補黨員。而他也才得以瞭解共黨內部組織,並且讓身為學 生的他給予諸多保護。 不過,蔣經國的政治活動卻受到中共的嚴密監視,甚至 有「江浙同學會」假案  的發生,顯示蔣經國在清黨行動後,身為蔣中正之子的 蔣經國被中共仇視,甚至欲加害之。
1930 年 5 月,蔣經國自學院畢業,根據蔣經國的回憶,當時的他再度提出 回國的申請,並且表示如果不能達成這個願望,他的第二志願則是要加入紅軍。 而這些志願都須由中共決定。但是最後沒有回國,也沒有加入紅軍,他被派為莫 斯科列寧大學(中山大學此時已改名)的中國學生訪問團之副指導員,帶領學生 參觀「社會主義建設的成果」。回到莫斯科後大病一場,病中只有三個俄國朋友 探望,蔣經國對於沒有中國朋友來見他,頗感淒涼。但是當時中共對蔣經國監視 之嚴密,中國學生為明哲保身,大都不敢對蔣經國多所接觸。  六、顛沛流離
10 月病癒後,被派至莫斯科的狄拿馬電廠(Tinama Electrical Plant)當工人。
理由是要他「親身體驗無產階級的生活」。 在這間工廠,蔣經國第一次體會到 生活條件嚴苛的環境,以及繁重的體力勞動對人的折磨,但是他的精神層面仍是 相當積極的。在回憶錄裡寫道:
 
我以前沒有從事過吃力的體力勞動,所以起初覺得工作非常辛苦。……在 痛苦與疲乏中,我所持的信念是艱苦的工作是一種自我磨練。但我月薪只 有四十五盧布,如何維生呢?……我常常空著肚子工作。 
 
蔣經國不止鍛鍊自己,也積極尋找任何機會,他不但到夜校上課,想改善地 位,也在工廠內教軍事課以增加收入。他的表現良好,但是卻捲入了莫斯科的政 治風波:
 
在一次會議上,我公開抨擊陳紹禹。共產國際因此要把我放逐到西伯利 亞,叫我到艾爾它(Alta)。由於我健康欠佳,我向俄國總部申訴,要求 他們不要讓我到北方去。……不過,蘇聯共黨並沒有把我送到艾爾它,祇 把我送到莫斯科區的石可夫村(Shekov Village)。 
 
於是在 1931 年冬天,蔣經國來到石可夫村,沒有特殊任務,只被要求從事 勞動改革。此時蘇聯正推行集體農莊政策,鄉村與城市都缺乏生活物資。該村是 莫斯科區最落後的,與蔣經國先前參觀的示範農莊不同,生活條件更是嚴峻。因
                                                                                                                                            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學生要求下調查此案,發現是中共駐莫斯科代表王明(陳紹禹)製 造假案,進行誣陷。而在調查清楚之前,蔣經國被當作首要份子,依中共代表團的決議是要 遭到槍斃,而蔣經國本人直到後來調查清楚都不清楚自己險遭槍斃。見彭哲愚、嚴農,《蔣經 國在莫斯科》(臺北:中原,1987),頁 26;邱路,〈蔣經國險遭槍斃〉,《百年潮》期 2(1997 年 3 月),頁 67-72。
為蔣經國是外國人,到達石可夫村便被當作外人,當晚連床鋪都沒有辦法借,只 能在教堂的車房休息。隔天到農場去,農民還譏笑他,為了爭取村民認同,於是 開始加入勞動。在經歷五天的田間勞動後,他引起了農民的同情:一位老婦願意 收留他,村民也邀請他參加會議。十天後,蔣經國因為幫農民到城裡處理土地借 款購置農具與稅捐問題,都能讓農民有利的解決,因此不用再進行田間工作。一 個月後,甚至被選為農村蘇維埃的副主席。於是他開始推動組織集體農莊,並且 達成目標。蘇共對他這時期的評語是:「堪為領導之才,甚至足資在地區黨部供 職。」 他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就擔任了一個村的行政職務,讓他深刻體會到若 要成功,展露自身才華才是最有效的途徑。只是這樣的想法,在日後的政治發展 與共黨的重重限制下難以把持。 
1932 年 10 月 19 日,蔣經國接到莫斯科來電要求他返回莫斯科。蔣經國回 憶,當時中共駐莫斯科代表陳紹禹一直想將他送到西伯利亞,而蘇聯共產黨則是 擔心當時流亡在莫斯科的中國人士會在蔣經國的領導下,發動反對陳紹禹的運 動。於是蘇共讓他自己選擇前往莫斯科以外的地方。但是蔣經國祇想回家,於是 蘇共將他派往烏拉山區的斯弗朵夫斯基(Sverdovsky)。到了當地不久就病倒, 而且在病床上躺了 25 天。1933 年病癒後即被送到艾爾它的金礦養病。  當年 3 月才又回到斯弗朵夫斯基,並在烏拉(Uralmash)重型機械廠當技師,負責分配 工作並且向工廠領導寫建議書,而他除了工作亦在夜校繼續課業。這一年,有一 批工人技術學校的畢業生到烏拉機械廠工作,蔣經國認識了其中一名十七歲的少 女芳娜‧伊芭奇娃‧瓦哈李娃(Faina Epatcheva Vahaleva),她就是後來蔣經國的 妻子──蔣方良。
1934 年 6 月,陳紹禹將蔣經國召回莫斯科,告訴他根據得到的消息,蔣中 正在上海表示,如果蔣經國回國將會拘捕他。雖然蔣經國懷疑這個消息的可信 度,但是他的情緒受到影響而愈發低落。然而實際情形是,蔣中正思念蔣經國。 中國政府在此時與蘇聯增進彼此的關係,並且向俄國提出交涉,提議恢復南京與 莫斯科的雙邊關係,以及遣返蔣經國的議題。斯大林仔細盤算著蔣經國的價值, 因此對於遣返的議題並不馬上表態。8 月到 11 月,蘇聯國家安全部(NKVD)突 然密切監視他的一舉一動,他擔心自己隨時可能被捕。而他也在此時被升為助理 廠長,並且在當地的《重工業日報》(Heavy Machinery)擔任主編。一般來說, 被嚴重懷疑的人不可能擔任重要職位,因此應該是為了檢查蔣經國的忠誠度而這 麼做。12 月,監視結束後,蔣經國被國家安全部烏拉分部主任李希托夫(Lishtov) 召見,告知中國政府要求把他遣返回中國,而李希托夫要蔣經國寫個聲明,表示 自己不願意回中國,蔣經國拒絕了這個作法。幾天後,李希托夫又告訴他,中國 大使館一位書記要和他會談。蔣經國在會談前發現另外有兩個人在隔壁房間,於 是不敢透露自己想回中國,只談了當時中國的局勢。而蔣中正在 12 月 14 日的日 記裡寫道:「當我聽到經國不願由俄國回來,知道這純是俄國敵人編造,故能平 靜處之。我能對此一笑置之,應該算是有了進步。」 因此,雖然現在無法從正 式文件裡獲得中俄兩國對蔣經國遣返一事的說法,但是看得出來蔣中正在無法與 蔣經國取得聯繫的情形下,判斷蔣經國不願回來中國一事係蘇聯製造的假象。
1935 年 1 月,共產國際將蔣經國召回莫斯科,和他就中國當時局勢交換意 見。而陳紹禹對他表示,中國謠傳他在蘇聯被捕,因此陳紹禹要他寫信告訴他母 親,在蘇聯工作完全自由。不過陳紹禹也已經先擬了一封信稿,內容充滿了對蔣 中正的憤恨、批評與不滿,也說他不想回到中國,而他的祖國──蘇聯亦將帶領 中國走向獨立。蔣經國不願署名,因此僵持了三天。最後在朋友勸說,以及可能 的生命危險威脅下,他答應了要求,但是加上了要母親到西歐去會面的話,以作 為之後可以作為離開蘇聯的藉口。後來蔣經國向國家安全部反應,表示這封信是 被逼迫所寫,因此蔣經國獲準可以寫第二封信;第二封信裡面雖然提到工作生活 的環境和氣候,但是一樣沒有提到他很想家,只用想念家鄉的小菜來表達。這封 信後來並沒有被寄出去,反而是陳紹禹所擬的信被寄回國內,並交由公開的出版 社發表。信的日期是 1935 年 1 月 23 日,蘇俄共產黨的《真理報》卻是標記成 1936 年 1 月,《紐約時報》則是 1936 年 2 月 12 日,日期各不相同。 這封信雖 然寄回中國並發表,但是蔣中正並沒有表達感想。對於當時聲勢日隆的蔣中正來 說,雖有損其尊嚴,但是並不影響他對蔣經國的想法。蔣經國也想做個補救,於 是托華僑陳甫玉(譯音)帶信回去中國,後來陳甫玉被捕,這封信也被攔了下來, 沒有機會越過邊境。1935 年 3 月,蔣經國和芬娜結婚,並且在同年 12 月底生下 長子蔣孝文。
1936 年的夏天,斯大林開始了整肅行動,許多蔣經國身邊的人也被牽扯進 去,而且不斷地株連,國家安全部最終逮捕了 380 萬人,處死犯人超過 78 萬人。 不過蔣經國的回憶錄裡只有一篇敘述他當主編時的日記,對於整肅行動沒有表示  看法。這與當時蘇聯民眾不敢批評、質疑的心態相同。而蔣經國在同年 9 月,被 蘇共烏拉黨委免去烏拉重型機械廠助理廠長以及《重工業日報》主編的職務。而 且也被免去了蘇共候補黨員的資格,不得參加他們的會議,原因就在於前一年他 托陳甫玉帶回中國的信被蘇共所攔獲。於是蔣經國失業在家,朋友也不敢上門, 深怕被牽連。直到十一月,蘇共黨委通知他恢復上班,並且要他填寫表格,準備 審理蔣經國候補黨員轉正的申請。蔣經國於 11 月 16 日地遞交了申請書,並且在 12 月 15 日獲得通過,接受蔣經國為第四類布爾什維克黨員,也就是在這天,蔣 經國成為正式的共產黨員。44中國新任駐蘇大使蔣廷黼在這前後抵達莫斯科,他 向蘇聯政府提出希望得知蔣經國的下落,但是蘇聯外交部僅表示這項要求雖然困 難,但會盡力嘗試。 七、重返家鄉
然而此時的中國發生了轟動的「西安事件」。蔣中正派張學良到陝西進行剿 共的軍事行動,然而受到中國共產黨宣傳國共聯合抗日的影響,張學良與楊虎城 在 12 月 12 日凌晨將蔣中正拘禁起來。消息傳開後震驚中外,南京方面立即決定 集結重兵前往營救,延安中共方面則有人主張殺了蔣中正,和張學良合作。但是 張學良在 12 日當天即電告各界他只想讓蔣中正領導抗日。斯大林獲知消息後立 即盤算,蔣中正一死將可能爆發內戰,無人領導抗日陣線,同時也將使蘇聯面臨 日本的威脅; 而中共若能透過協商讓事情平安落幕,不止能夠獲得喘息的機 會,甚至能藉此發展勢力。 蔣經國在 12 月 14 日知道了他父親被挾持的消息, 他情急下寫了一封信想寄回國內,希望能聯絡上雙親,但是並沒有成功。蔣經國 也寫信給共產國際的主席,以及斯大林,希望他們能準許他回到中國。
斯大林考量再三,決定透過《消息報》與《真理報》譴責挾持蔣中正的行為, 並且認為全中國人民應該團結合作、一致對外,而唯有蔣中正能領導中國對抗日 本。同時他也發電報到延安,告知他的決定。中共方面也認為蔣中正一死將出現 親日的國民黨,於是毛澤東派周恩來到西安協商,蔣中正的妻子宋美齡亦親自到 西安談判。張學良在讀到蔣中正的日記後,知道蔣中正在剿滅中共後將對日本作 戰,中國國內的輿論則是對蔣中正的被挾持充滿同情,並紛紛譴責張學良等人, 要求釋放蔣中正。
12 月 16 日周恩來抵達西安,蔣中正原先要求必須放了他才肯談判,但是周 恩來提出中共將接受蔣中正的領導,一同對抗日本侵略,也擔保蔣經國將會回到 中國。在蘇聯政府的公開態度、斯大林的指示與國內輿論的要求下,12 月 23 日, 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宋美齡,中共代表周恩來,以及張學良、楊虎城進行談判。 24 日達成協議,西安事件和平落幕。蔣中正判斷,在當時日本不斷侵略中國的 情形下,若繼續剿共將會引起政治上的危機。而且加強與蘇聯的關係,將可以獲 得許多援助。因此中國國民黨在 1937 年 2 月 15 日到 22 日召開第五屆三中全會, 確立了聯共抗日的方針和原則。至此,中蘇兩國攜手合作,蘇聯和蘇共援助國民 黨和蔣中正,同時也讓蔣經國回到中國。
西安事件開啟了蔣經國回到國的契機,在蔣經國的回憶錄裡有以下幾段文字 記載:
蘇聯副外長史迪曼尼可夫(Stemenikov)對我說:「中國政府要求我們送 你回去。蘇聯政府現在覺得南京政府及其領袖蔣總司令對我們友善。因 此,我們願意答應我們朋友的要求,把你送回中國。你意下如何?」「中 蘇關係正日益改善,我們現在對南京政府及蔣總司令有很透徹的認識。中 國在近四、五年來,有了長足的進步。我希望我們將來不單在地理上,而 且還在政治上,有密切的關係。」
我要離開莫斯科那天,共產國際主席迪米塔洛夫(Dimitarov)邀我到他 家。他對我說:「現在我認為『以蘇維埃化來救中國』這說法是錯的。請 轉告令尊蔣總司令,共產黨已經誠意決定和國民黨聯合。我們都知道蔣總 司令是一位極能幹的軍事家及極出色的政治家。她是中國人民的偉大領 袖。請向他轉達我誠摯的問候。」 
而在陶涵的《蔣經國傳》裡,蔣經國被要求從斯弗朵夫斯基攜帶妻兒到莫斯 科去時,廠裡的朋友為他送行,大家在寒風中唱歌、跳舞,舉行茶會。蔣經國對 朋友們宣稱:「[蘇共]中央派我到中國,以便把家父爭取到我們這一邊。」 而 且蔣經國抵達莫斯科後,斯大林亦接見他,表示迫切需要成立抗日統一戰線。
從蘇聯政府官員、共產國際主席的談話,蔣經國自己的說法,以及斯大林的 會面,都可以知道,西安事件讓蔣經國獲得了一次回到中國的機會。而斯大林也 知道如何讓蔣經國──中國領導人之子,充分發揮功用。讓蔣經國到蔣中正身邊 去影響蔣中正,促使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合作、和蘇聯維持友好的關係,更 重要的是,阻止日本的侵略,讓蘇聯東方邊境能不被日本輕易突破。
因此,蔣經國在 1936 年 12 月就已經知道蘇聯政府打算讓他返回中國。1937
年的 3 月,蔣經國接獲通知,要他帶著妻兒前往莫斯科。蔣經國抵達莫斯科後, 去見了中國駐蘇大使蔣廷黼,並由蔣廷黼代為打理返國所需的物品。3 月 25 日, 蔣經國啟程離開蘇聯,旅程由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也就是後來中共的情報頭 子康生,全程陪同。到了海參崴,蔣經國和康生聯合署名發電報給蘇共中央,表 示將會盡力完成黨交付給他的任務。 1937 年 4 月 19 日,蔣經國一家抵達上海。  
第二節  贛南與上海時期──勵精圖治的「蔣青天」
一、家鄉苦讀
蔣經國回國後,沒有立刻見到父親蔣中正,經陳立夫提醒後,蔣經國提筆寫 信給父親,並且見了吳稚暉。蔣中正後來同意了見面,問了蔣經國打算如何。蔣 經國表示想在政治與工業二者擇一發展,蔣中正則要他先處理基本問題,首先要 他先能用中文寫東西,再來則是要他重拾古文,最後要他整理留俄的感想。 蔣 經國見到了宋美齡,而且讓妻兒與蔣中正夫妻倆相見。蔣中正為芬娜取中文名字 為「芳娘」,但是蔣經國日後將之改為同音的「方良」。蔣經國回到家鄉溪口鎮, 蔣中正請徐道鄰為蔣經國複習古文,並且常寫信指導蔣經國應如何學習,並要他 研讀《曾文正公家書》、《王陽明全集》、《三民主義》、《論語》、《孟子》等。蔣中 正對蔣經國的要求,除了要讓蔣經國能恢復中文的使用外,也希望透過古文的研 讀,將蔣經國在蘇聯時期所習得的思想給「導正」過來。然而蔣經國是在少年時 期即去了蘇聯,在學習的過程中,共產主義的思想教育與訓練方式都已深深烙印 在蔣經國的思想與處事風格中。
1937 年 7 月 7 日,「蘆溝橋事變」爆發,蔣中正也正如斯大林的預期,領導 中國軍民對抗日本。出於本身的利益,蘇聯對中國提供了大量的援助,軍用設備、 飛機、飛行員與軍事顧問等不斷進入中國,而當時除了教會團體提供糧食與藥品 之外,沒有其他國家對中國伸出援手。中國共產黨則在毛澤東的「七分發展,兩 分應付,一分抗日」 的指導下,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名義發展自己的勢力。
蔣經國在父親的安排下,於 10 月帶著妻兒來到江西省的南昌。1938 年 1 月,
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任命蔣經國擔任江西省保安處少將副處長,後兼任江西省 青年服務團總隊長、江西省保安處新兵督練處處長。
新兵督練處所在地是江西省的臨川溫泉,主要任務是集中訓練江西省征募的 新兵。蔣經國認真的訓練新兵,並且吸收在蘇聯紅軍時的經驗,親近新兵、與士 兵們互動,在士兵的立場為士兵解決問題。為了免除新兵的後顧之憂,蔣經國給 予新兵家屬優待,並組織慰問團去慰問家屬。也因此,在蔣經國的訓練下,新兵 不但逃跑的很少,還「越訓越多」。 
在黨內的職務方面,1938 年 4 月,國民黨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決 議設立三民主義青年團,最高領導人為蔣中正,蔣經國出任中央委員,並且兼任 江西省支團幹事,負責籌備江西省支團。三民主義青年團「負有組織並訓練國家 的青年(年齡界定在十六至二十五歲者),使其足以肩負起有關社會福利和精神 拯救方面的職責。」 然而在當時掌握國民黨機器的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眼裡, 是蔣中正再一次展現「分而治之」的政治手段,並且有意讓蔣經國以此為據點, 在黨內拓展勢力。 而蔣經國也想將江西省支團作為樣版,與腐敗的國民黨組織 作區隔。 二、贛南展露頭角
1939 年 3 月,日軍逼近南昌,熊式輝將新兵督練處遷至贛州,蔣經國則被 派至重慶參加中國國民黨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第二期受訓。結訓後,蔣經國在 6 月 11 日接受任命,擔任江西省第四行政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贛縣 縣長、贛州傷兵管理分處少將處長。蔣中正寫信告訴蔣經國:「你為有志於政治 基本工作,則可先從事縣政,多得社會經驗,做一番切實工作,則以後對於政治, 當更能認識也。」 
江西省第四行政區底下轄有十一個縣:贛縣、大庾、龍南、定南、虔南、上
猶、信豐、安遠、尋鄔、南康與崇義,位在江西省南部,因此稱為贛南行政區, 人口有一百六十萬人,經濟狀況落後,社會政治情勢複雜。蔣經國擔任的行政督 察專員是虛級單位的主管,原本能發揮的有限,但是他身為蔣中正長子的特殊身 份,使得他能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並且在政治與財政方面獲得助益。
蔣經國這個專員與一般專員不同:他有蔣介石侍從室派出的警衛小組隨身 保護;財政部鹽務署為了照顧蔣經國的財政收入,特為他設置「浙、皖、 閩、贛四省鹽務督運處」。由他兼任處長,使他除了徵收贛南的鎢礦附加 稅外,又從鹽稅方面得到補助。此外,第四專區的徵兵征糧也與其他專區 不同,蔣經國可以用征來的壯丁充實專區的「自衛大隊」及各縣的「自衛 隊」;可以用征來的糧開辦「交易公司」。  他進行了社會的調查工作。他「每天走八十公里,不久便走遍一五○○公里,
到處與農民、商人、公務員、藝文人士和難民交談。」 調查的結果,在政治方 面,他認為有以下問題:(一)地方政治表面化:官員們「貪、偷、拍、怕」; (二)虛偽政治;(三)封建政治:當地形容官員流傳著一句俗語:「天大,地大, 除了  總裁就是他。」 在經濟方面,他認為有下列的缺點:(一)原始經濟制 度的存在;(二)封建經濟力量的存在;(三)人民得過且過的心裡濃厚;(四) 工業技術落後。在建設方面,雖然工廠數量有增加,但是許多基礎建設不但沒增 加反而有退步的跡象。在教育文化方面,贛南地區學齡兒童的入學率不到五成, 社會上對宗教的熱情遠勝過政府的政令。在衛生方面,因為教育落後,加上衛生 知識缺乏造成的疾病死亡率是需要注意的。 
在調查的過程當中,蔣經國也針對問題作處理。他主要的目標是除暴安良、
掃除惡習。當地有幾股土匪作亂,蔣經國擴編贛南保安隊,以四個大隊加上六百 名的自衛隊,督導清鄉,收繳民間槍械,做為地方的自衛武力。1939 年底即逮 捕兩千多名盜匪。除了剿滅外,蔣經國對付土匪也採取安撫的方法,蔣經國說: 「我們希望用政法的力量,用教育的力量來消滅土匪。」 其中最常被記載的是 收服土匪周盛連的過程。漆高儒在《蔣經國評傳──我是臺灣人》一書中形容:
蔣專員只帶了幾個隨員,並未佩帶手槍之類的隨身武器,這真是冒險之 旅,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體認,因他以誠感人。……酒過數巡, 然後周盛連站起來說話了,他說:「報告蔣專員,我本來作土匪,你應該 辦我殺我,輕則坐牢,重則殺頭,沒有話說。但你為了地方,想要治好地 方,不要有人為匪,大家安居樂業,你是蔣委員長(做立正恭敬狀)的公 子,有福不享,跑來向我這樣的壞蛋說好話。我現在保證,只要你專員在 贛南一天,我就一天不做土匪,大家都為地方求個好。……。」 
贛南地區的盜匪經過蔣經國打擊、安撫後,社會治安逐漸好轉。而在掃除惡
習方面,主要是在煙、賭與娼:
煙就是鴉片,蔣經國宣布以 1 年為勒戒期,1 年之後任何人若被抓到吸食鴉 片,一律判處死刑。贛州有一家布綢店的老闆雷慶春被蔣經國捕獲吸食鴉片。他 的家屬向熊式輝求情,並且答應捐獻一架飛機。蔣經國原本正在考慮是否寬赦, 但是獲知雷慶春家屬關說求情時,便立即下令執行雷慶春的死刑,然後電覆熊式 輝「電到已槍決,無以挽回」。  蔣經國下令禁止賭博,並且根據線報查禁賭博行為:
贛州利民百貨公司,為廣東軍閥餘孽季鎮球獨資開設,是當地數一、數二 之巨富。在蔣開展禁賭之際,他們雖不敢公開抗拒,暗中卻聚賭如常。他 們有個辦法,夜間賭博,把大門緊緊鎖起來,稍有動靜,即收拾牌局,偽 裝盤貨、算帳,致使查禁人員三番四次撲空而歸。蔣聞訊後,立即親自化 裝為賣清湯元宵的小販,深夜至該店叫賣,趁著賭徒開門出來買吃之際, 率眾一擁入,率將賭案破獲。 
贛南十一縣有妓院 150 家,登記為公娼者有 687 人,傳統上縣庫收入有一定 比重來自於對妓院的課稅。蔣經國下令禁娼,並且創辦婦女習藝工廠,讓娼妓能 自食其力。 在蔣經國的努力與徹底執行下,對外展現了他不畏權勢、為民著想 的一面,也讓百姓知道他與以前的官員不同,使他的名聲與事蹟在百姓間迅速傳 開,被穿鑿附會後更是被稱為現代「施公」、「包龍圖」、「蔣青天」等。 
除了調查與解決積弊外,蔣經國深知要推展他理想中的計畫,便要有一批他 可以信任、廉潔公正的幹部。於是開辦了許多訓練班、講習會、學習班等等。他 曾經說過:「余亦不否認贛南有一特點,即有一大批肯吃苦能實幹之青年,現正 埋頭於贛南深山窮谷中,從事建設工作,既無名利思想,亦不計較待遇。此種現 象,實不易多得。」  而在蔣經國擔任三青團江西省支團幹事時,便已籌辦幹部 訓練班。1939 年 12 月,三青團江西支團部幹部訓練班在江西贛州赤珠嶺開辦。 學員來源係包括了中央軍校第 16 期政治訓練班學生中排名前 72 名的學生,以及 各大專院校招考選拔後的 72 名學生,共 144 名男女青年,軍事和文職人員各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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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從蘇聯學來的一套群眾運動的形式,與青紅幫江湖義氣的精神揉合起  來,在生活和訓練中強調「效忠團長」、「作團長耳目」、「彼此要建立兄弟 般的團結」、「同心同德、患難與共」。不分男女都以「大哥」、「小弟」相 稱,造成一種「兄弟熱」的氣氛。這就是他大肆宣傳的「赤珠嶺精神」。…… 這個幹部訓練班共辦了五期,每期一個半月,共訓練幹部五○○多人。蔣 經國用這批幹部為骨幹,……這些幹部後來成了蔣經國「嫡系中的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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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成為蔣經國得力助手的王昇,就是自第一期的青幹班出來的,他回憶:
蔣經國的國語不很流利,每次講話時講得慢而短,是一個不很擅長講話的 人。可是,蔣經國在講話時,卻從來不帶講稿,在講話中也不修飾辭句, 甚至可以說是「想到那裡,就講到那裡」,給予學員們以親切的感覺。從 蔣經國的講話中及其表情中,王昇都感覺到蔣經國有一種炙人的感情,其 對國家苦難的憂心,與對青年群眾的關懷,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像掏 心掏肺一般的誠懇、樸實,而且帶有鄉氣。 
蔣經國在贛南有了初步成果後,1940 年 1 月 27 日,蔣經國舉行春節座談會,
提出「推行新政治,建設新贛南」的主張,計畫在三年內「人人有工做,人人有 飯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居住,人人有書讀」的建設新贛南五大目標,並著手 進行溝通與宣傳的工作。5 月 29 日,頒佈建設新贛南的〈三年計畫綱要〉。11 月
1 日,在江西省第四行政區擴大行政會議通過了〈建設新贛南第一次三年計畫〉。 建設新贛南的目的,蔣經國在演講時提過:
贛南是我們的家鄉,我們要建國,當從建設自己的家鄉做起,建設新贛南 的工作,就是抗戰建國工作,我們在三年之內,要辦三三一個工廠,要開 墾二萬畝荒地,要辦三一四個農場,要建築二九九五個農業示範區,要成 立三千個合作社,要建築六○四三個水利工程,要開闢三二一個果園,要 建築二五九個新的校舍。但是我們事業的目的,不是在於工廠、學校、農 場及其他的物質建設,而是要用這許多物質建設,來改造人民的生活和心 理。我們最後的目的,還是在於增加人的數量,和改造人的質量。我們要 征服自然,利用萬物來增益人類的生活。真正的做到,使贛南的同胞,能 夠在三年內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 書讀。  蔣經國自己說過:「 我們建設新贛南,卻要在贛南建立三民主義的經濟制度。
三民主義的經濟制度,所以異於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就在於我們是有計畫的。」 72
自蘇聯歸國的蔣經國,對於三民主義已有一定的認識,但是執行建設贛南三年 計畫的手段,與其留學蘇聯有相當的影響。他不斷在演講與文件裡,向官員與人 民強調建設的重要性與方法;用口號與行動展現他的決心;不斷用革命的概念要 求群眾共同達成目標。這與蔣經國留學蘇聯時,親自體會蘇聯的五年經濟計畫之 經驗有關。
〈建設新贛南第一次三年計畫〉的結果,蔣經國說道:
經過四年的奮鬥,贛南的社會,總算是走上了新的光明的道路,建設新贛 南的三年計畫,亦已經得到了初步的成功,這是大家最大的功勞。
我們的確鋪了不少的路,修了不少的橋,造了很多的學校、建築了很多的 水利工程、造了許多的農林場、開墾了許多荒……,這都是人民的血汗所 造成功的建設事業。  漆高儒評斷三年計畫的成效: 我看新贛南建設,有兩個重大的成就:
第一是清鄉,使多如牛毛的盜匪,大都改邪歸正,交通道路鄉鄉暢行,人 民安居樂業。此諸蔣經國未來之前,完全改觀,看到的人,再不是衣衫藍 縷,面無表情,而是喜形於色,擊壤而歌。
第二是教育收效,掃除了文盲,沒有了文盲,便沒有理盲,凡事都講道理, 而且教育成度也提高了,因為辦了很多中學,以前十一個縣,只有贛縣、 南康、信豐有中學,蔣治之後,總共增加了三十個中學,而且還有大學先 修班設在贛州;以前人家認為贛南是械鬥之區,如今教育文化發達,有立
竿見影的效果。  劉宜良對蔣經國建設新贛南的成效有以下分析:
1.教育建設。出現中華新村,從托兒所、幼稚園、小學,到正氣中學,一 系列的教育設施,先後面世。著眼於智力開發,人力投資。
2.社會革新。公佈集團結婚辦法,破除鄉民鋪張浪費的習俗。設貧民食堂, 收留流浪無依的兒童。辦新人學校,幫助犯人增進就業技能。
3.經濟政策。經國採取的是統制式的經濟。戰時紙幣貶值,通貨膨脹,人 民遭殃,政府束手。專署成立了新贛南合作社和交易公店。把各種日用品 如油、鹽、米等統制起來,定量出售,一則打擊謀暴利的商人,一則使贛 南人民免受通貨飛漲的生活威脅。
4.幹部訓練。斯大林「幹部決定一切」的方針,經國牢牢記住。他自己認 為:「幹部應當是黑暗中的明燈,狂流中的砥柱,負有轉變社會風氣的責 任。」於是,贛南的「黃埔」、「抗大」在虎崗開辦。他全神貫注,兢兢業 業,和青年們冒朝霧、踏晨曦,一齊升旗,一道赤膊跑步。大門口的木牌 寫著:「做官的莫進來,發財的請出去!」  陶涵在《蔣經國傳》裡提到建設計畫的成果:
扣除掉宣傳和傳聞的部分,蔣經國在贛南的治績按照當時的環境條件,殊 為不易。他最可觀的一項成績是推動治安,又不失地方民心。其中關鍵訣 竅在於他個人清廉正直的官聲,真正與百姓同甘共苦,因此得到百姓信任 他的確為民服務。……撇開領導人獨特的意志以及一批忠勤幹部的努力不 談,在全中國要推動打造新贛南,還有其他原因,使得他困難重重,甚至 寸步難行。譬如,地方上收繳的田賦,通常要上繳省政府,經國卻可以保 留而增添財源──這個政策其他的地方官員就無法延用。……此外,經國 得到省政府、中央政府的援助,也是其他行政專區專員所無法企求的。…… 贛南經驗提供蔣經國堅實的基礎,發展他的前途。他掙得幹練、有活力、 有創意、清廉正直的領導人之名聲,具有行政及地方發展的經驗,包括教 育、青年工作和地方治安等工作經驗。他也累積起一批可信賴的部屬追隨 左右,當然同樣也樹立若干政敵!  然而也有反面的評價。
雖然蔣經國如此剴切交待外界對贛南的財政批評,但因客觀條件的限制, 使得新政的推行不能徹底,新贛南計畫也開了許多空頭支票,無法兌現; 蔣經國年輕氣盛,好大喜功,又喜歡推出新花樣,最後不免許諾的多,民 眾得到的少,反而增加人民許多負擔。據官方統計,三年計畫共需經費一 千兩百萬,而政府實有錢僅 75,404 元。差額如此鉅大,靠徵收建設附加 捐,把負擔轉嫁給民眾來解決,加以無償徵伕派役,徭役勞民,人民苦不 堪言。所以最後在烽煙戰火和民眾的怨聲載道,悄悄的結束。新贛南建設 便成了一九四○年代中國政壇令人耳目一新,但又如過眼雲煙般的一段記 事。 
茅家琦在《蔣經國的一生和他的思想演變》中亦提到三年計畫的弊病: 推行「三年計畫」造成的最大弊端是商業蕭條、民眾抱怨。
蔣經國對商業實行嚴格的統制政策。在贛南成立一個「平價委員會」,只 準商人按規定價格出售商品,謀取合理利潤,否則視為不法「奸商」,「按 法懲辦」。對民生必需品,如糧食、食油、食鹽、煤油、白糖、肥皂則由 公營的「贛南交易公司」平價供應。實行這種措施,必然造成商業蕭條, 民眾抱怨。……蔣經國在贛南「除暴安良」、「掃蕩惡習」是完全必要的; 推行「建設新贛南三年計畫」明顯的是機械地模仿蘇聯計畫經濟、統制經 濟模式的一次實踐。 
在〈建設新贛南第一次三年計畫〉完成之後,即使有著正反兩面不同的評價, 蔣經國仍在 1943 年 8、9 月間,江西省第四區行政會議上提出了五年建設計畫。 會議中通過了〈各縣各級學校普遍實施公費入學〉、〈規定陽明獎學金辦法〉、〈成 立新贛南國民經濟建設公司〉、〈推行人民義務勞動力的辦法〉及〈耕者有其田〉、 〈實施公醫制度免費供給醫藥以增進人民健康〉等提案。 然而蔣經國在 1943 年 7 月擔任了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部學校教育長,時常往來贛州與重慶之間, 不在贛州時則由楊明代行職務。因此,對於五年建設計畫投注的心力不如三年建 設計畫,再加上日軍於 1945 年 2 月佔領贛南,五年建設計畫遂被迫中斷。 三、中央幹校教育長
三青團在成立後逐漸茁壯,1942 年公佈的成員有 423,144 人,它已成為「一 個在大多數方面都類似於國民黨,並與其競相吸收成員的全國性組織。」 團員 皆被鼓勵在各階層擔任領導。蔣經國擔任三青團中央委員,一直期望三青團能成 為國民黨內的重要力量。1943 年 3 月,三青團舉辦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 蔣經國提議擴大幹部訓練班,成立幹部學校以培養青年領袖。這樣的構想「源自 國民黨與共產黨在青年族群中的競賽。」 因為共產黨在西安事件後積極擴張力 量、吸收青年,喊出「到延安去!」的口號,蔣經國在贛南時即以提出「到贛南 來!」的口號加以反制。於是在蔣中正支持下,會中通過了此提案。1943 年 7 月 9 日,三青團中央幹事會發佈命令:「團長蔣介石兼任校長,蔣經國任教育長」, 然而校長一職只是蔣中正眾多頭銜之一,真正主其事者是蔣經國。蔣經國在  1944 年 1 月正式接任,經過籌備與招考後,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部學校於 1944 年 4 月 5 日正式開訓,地點選在四川重慶市郊,原在馬家寺,後來遷到復興關,因 而後來中央幹部學校便被稱為「復興關」。
中央幹校的體制分成專修科與研究部。專修科的招收對象是高中畢業生,研 究部的招收對象則是國立大學的畢業生,兩者均經過考試入學,目的是培育未來 擔任政治領導的人才。課程「包含歷史、外文、三民主義等共同科目,也有教育、 經濟、政治等分科;其中最重視的是思想教育,培養學生對於三民主義的信仰。」 82
學習期限兩年,畢業後由學校分配工作。蔣經國十分重視中央幹校的工作,他 「每天領頭上操、跑步,與學生一起聽課,逐一約見談話。」 「住在學校一間 小房子,與學生一起用餐、從事勞動。」 中央幹校的學員中,有許多畢業後長 期追隨蔣經國,例如前面提過的王昇、後來擔任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主任秘書的 李煥以及易勁秋、楚崧秋、潘鎮球等人。從名單中也可以看出來,蔣經國從自己 培育的人才裡,挑選忠心幹部的習慣。中央幹校在戰後,1947 年 3 月與國民黨 培育幹部的中央政治學校一同併入國立政治大學。校長由蔣中正擔任,蔣中正原 本屬意由蔣經國擔任教育長,但是遭到國民黨內C.C.派發動學生抗議,於是改由 段錫朋擔任教育長,C.C.派控制了政大,也結束了中央幹校的歷史。  四、青年軍
1944 年初,日本為了將東南亞的資源,尤其是石油,安全地由陸路交通送 往日本,遂集中兵力發動了「一號作戰」(Operation Ichigo)。「一號作戰」打下 了贛南、長沙、衡陽,後方的重慶飽受威脅。在此情形下,1944 年 10 月 10 日 蔣中正喊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口號,號召知識青年從軍。 此舉不但讓國民黨政府建立起一支高素質部隊,對於民心士氣的提振與軍事力量 的提升有相當助益,同時也為軍隊現代化的建制與人力培育提供經驗。 1944 年 11 月,蔣中正將這支新軍取名為「青年遠征軍」,後來又將遠征二字拿掉,成為 「青年軍」。蔣中正任命軍政部長陳誠為總司令,蔣經國晉升為中將,擔任青年 軍政治部主任。同時為了讓蔣經國建立自己的勢力範圍,蔣中正將青年軍政治部 歸屬在軍事委員會訓練處,不隸屬於總政治部。
1944 年底,已徵集到十四萬人,從中組成九個師的兵力(大約十萬人),番 號為 201 師到 209 師,另外還有一支三千人的女青年作戰輔助大隊。青年軍的指 揮官由蔣中正任命,政工人員則由蔣經國挑選。蔣經國於是在復興關成立青年軍 政治工作幹部訓練班,受訓學員是軍中的大學生以及中央幹校第一期研究部學生 加入青年軍者,經過六個月訓練後派往青年軍擔任政工幹部。雖然青年軍是國家 軍隊,蔣經國卻吸收在蘇聯時學到的強化思想訓練,向政工人員要求必須絕對效 忠最高領袖蔣中正。 1945 年 2 月青年軍開始訓練工作,但是直到日軍於 8 月投 降,青年軍都還沒上過戰場。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軍投降,青年軍原本面對的敵人是日本軍,卻轉而成為 了國民黨的敵人──共產黨。於是青年軍被分到三個軍,第 6、9、31 軍,對共 產黨軍隊進行攻擊。然而美國介入了國共內戰,於 1946 年,由美國代表馬歇爾、 中共代表周恩來與國民政府代表一同成立軍事協調處,希望達成停戰的共識。於 是 1946 年 2 月,成立了青年軍復員委員會,由陳誠擔任主任委員,蔣經國擔任 副主任委員,進行復員的工作,凡是不願繼續從軍者皆可退役,反之亦可留在部 隊。4 月,更名為青年軍復員管理處,名義上是陳誠負責,但是實際運作係蔣經 國負責,因為青年軍的復員工作,除了協助青年軍返回社會生活外,另外亦可藉 由復員工作,掌握青年軍復員人員的動向,對於蔣經國是很有利的一個職位。後 來管理處又改制為國防部預備幹部局,由蔣經國擔任局長。復員工作主要提供退 役青年四項安排:1.設置職業訓練班,提供具有高中畢業程度者專技訓練,以謀 就業。2.成立青年中學,供高中未畢業者就讀。3.設立大學補習班,供有意升大 學者補習之後報考大學。4.從軍前具大學肄業資格者,復員後可以繼續學業。  五、與蘇聯交手
蘇聯在抗戰初期提供國民政府許多援助,但是在 1941 年 1 月新四軍事件  發 生之後,蘇聯對國民政府的援助開始減少,同時更在 1941 年 4 月 13 日和日本簽 定日蘇互不侵犯條約,蔣經國此時「公開高唱反共,他在《青年日報》上發表兩 篇反共文章,也不再發表演說替蘇聯辯護。」  在 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國發動閃 電攻勢進攻蘇聯後,蘇聯自身也捲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隨著戰爭的進展,美國 也加入了戰局。美國、英國、蘇聯,在歐洲戰場即將擊敗德國之際,1945 年 2 月 4 日到 12 日,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蘇聯主席斯大林舉行了雅 爾達會議(Yalta Conference)。會議中,由於美國評估日本雖已經歷多次挫折, 但仍做最後的困獸之鬥,攻下日本勢將付出很高的代價;為了讓蘇聯能夠更積極 地對日本作戰,只能同意蘇聯許多的條件。其中有許多損及中國的利益,更是都 要遲至 6 月,才由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向蔣中正通報。91蔣中正為避免中國權益 受到更大的損害,1945 年 6 月 27 日派遣宋子文前往莫斯科,並派蔣經國隨行。 中國方面的最高指導原則在於維持中國主權獨立與完整。92蔣經國出席了宋子文 與斯大林的會談有兩次,但是蔣經國依照蔣中正的指示,與斯大林舉行過一次密 談。 密談的部分內容,僅見於蔣經國所寫的《我的父親》一文中,有關外蒙古 的問題。 
蔣經國與斯大林的密談並沒有幫助中國在條約的簽訂上取得優勢。不過,在 1945 年 7 月 8 日蔣經國向蔣中正匯報當天與蘇聯會談的結果,有點值得注意:「協 定成立後,蘇方決將幫助國民政府統一中國,鞏固時其政權。」 從這段文字看 來,當時的蔣經國相信蘇聯將會履行承諾,支持國民政府統一中國。1945 年 8 月 15 日,中蘇雙方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蔣經國也參與了簽字的儀式。 然而,蘇聯已在日本投降前一週的 8 月 8 日,兵分三路進入東北。為何在進入東 北後的 8 月 15 日,中國仍須與蘇聯訂約?原因在於:
1.美國的壓力。美國既已在雅爾達會議中同意蘇聯的條件,自然希望能促 成條約的成立,中國為了獲得美國的支援,只能消極配合;
2.蘇聯軍隊已進入中國東北,退兵之日遙遙無期,若未能將協定條約化, 在經過抗戰摧毀後,以及中共的掣肘下,中國恐將在東北喪失更多權 益。 
8 月 25 日,中華民國立法院完成批準手續,條約及附件立即生效。蔣經國 在這次參與訂約的談判過程中,既然被蔣中正賦予和斯大林秘密會談的任務,這
                                                                                                                                            爾利本月 15 日將蘇聯對中國的要求與斯大林的聲明向蔣中正提出。見茅家琦,《蔣經國的一
生和他的思想演變》,頁 114-115。
92 林桶法,《戰後中國的變局──以國民黨為中心的探討》(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3),頁
64。
就表示身為蔣中正之子的他,已經足以做為蔣中正的代表,同時也是蔣中正身邊 最值得信任的人。
日本投降後,國民政府為了接收東北,派遣熊式輝為東北行轅主任、蔣經國 為外交部東北特派員。1945 年 10 月 10 日,蔣經國自重慶前往東北。當時的東 北情勢混亂,蘇聯在日軍投降後佔領東北地區,將工業資源、設備運回蘇聯,更 將沒收之日軍武器轉交中國共產黨,鼓勵中國共產黨佔領東北。原因在於蘇聯擔 心國民政府接受美國的大力支援後,美國藉由國民政府將影響力伸入中國,對蘇 聯在遠東地區的勢力造成挑戰。於是,蘇聯軍隊不斷以各種理由阻撓國軍與美軍 向東北進行接收的動作;在這種情形下,蔣經國向蘇聯軍隊要求撤軍的談判自然 進行得十分不順利。
1945 年 12 月 30 日,蔣經國再次以蔣中正私人代表的身份前往莫斯科,與 斯大林討論中蘇關係的問題。對此,蔣經國曾經回憶道:
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東北交涉發生最後一次困難的時候,父親為了要解 決東北和中、蘇有關的許多問題,派我以私人代表的資格再去訪問史達 林。當時史達林曾經對我說:
「你們中國人要明白:美國人想要利用中國作為滿足他的利益的工具,他 必要的時候,是會犧牲你們的!蘇聯願意把本國的生產機器、汽車以及中 國所沒有的東西供給中國;同時,也希望中國能把自己出產的礦物、農產 品供給蘇聯。蘇聯又可以幫助中國在東北建立重工業,並發展新疆的經 濟;但是,我再三聲明,也是我最大的一個要求:你們決不能讓美國有一 個兵到中國來,只要美國有一個兵到中國來,東北問題就很難解決了。」
「我的經濟顧問最近會到長春去的,我要他和你見面;我並且告訴他:只 要國民政府能保證今後美國不在東北得到利益,我們蘇聯一定可以作必要 的讓步。」
「蘇聯並不反對中國和美國建立關係,因為美國也可能幫助中國作經濟上 的建設:但是希望你們千萬不要信賴他。」 
蔣經國的會談並沒有特別的成果,在在蔣經國回憶的文字裡頭可以看到斯大 林對美國的介入十分在意,並且表示只要不讓美國得利,就願意讓步。但是根據 王玉麒摘輯自Dieter Heinzig所著《1945-1950 年間蘇聯與中共關係》的文章內容 判斷,蔣經國在斯大林面前顯得相當沒有自信,斯大林對蔣經國說話更是顯得咄 咄逼人,換句話說蔣經國在會談時處於絕對的弱勢,根本不可能爭取實質上的利 益。甚至在會談中答應,國民政府將不讓美軍進入東北。對於蘇聯與中共的關係, 則是只得到斯大林所回覆的,對中共完全無法影響。這與事實完全不符。至於蔣 經國日記中提到的對美國的批評,蘇聯方面的檔案記載,則是僅提及美國人不懂 被敵人佔領的痛苦。因此王玉麒認為,蔣經國與斯大林的會談並沒有讓斯大林對 國民黨增添好感,在當時的蘇聯副外長所做的備忘錄裡,蔣經國亦被認為並不如 宋子文般地肯鬥難纏。 
然而國民黨高層則對蘇聯的態度與蔣中正派蔣經國前往蘇聯尋求合作的態 度感到不滿。反蘇聲勢逐漸強大,加上蘇聯在東北遲不撤兵,以及中共與國軍的 激戰,使蔣中正態度不得不改變。1946 年 1 月,在美國調停代表馬歇爾的強力 施壓下,國、共雙方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達成停火協議。會中亦達成一項決議, 停止談判交涉「地方化」,將中蘇談判的權力由東北的長春交回中央外交部,也 就是停止蔣經國的外交部東北特派員任務。  六、三青團的消失
1946 年 9 月 1 日,三青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廬山舉行,會中討論到三 青團獨立組黨的議題。這個議題的產生據覃異之的回憶:
一九四五年八月下旬,蔣經國由師政治部副主任洪劍鳴轉給我一封信大意 是希望我能出席九月中旬在廬山召開的三青團全國代表大會。……我到廬 山後,首先去見蔣經國,他和韋永成(蔣介石的侄女婿)住在一起。蔣經 國對我談話的大意如下:「青年軍集中了全國的許多優秀青年,其中絕大 部分應該是三青團團員。並且應該在三青團的組織中起積極作用。這次代 表大會對三青團的改組有重大意義,我們青年軍的代表應該以積極的態度 參加這次會議。」後來韋永成私下告訴我:「有人建議把三青團改組成一 個新生的政治力量,以代替暮氣沉沉的國民黨。這和孫總理於民國十三年 改組國民黨的道理一樣。老先生(蔣介石)正在考慮這個問題。」 
在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前,蔣經國的舊部對於獨立出來另外組黨向蔣經國提 出建言,由蔣中正一人身兼國民黨總裁和新政黨的領袖,而把新的政黨交由蔣經 國全權領導。蔣經國對此很有興趣。原因在於 1945 年底,三青團的成員已經超 過了百萬之數,甚至在 1946 年底超過了一百五十萬人,這樣的影響力已經凌駕 了國民黨。 另一方面,蔣經國自身也不甘國民黨內CC派的打擊與壓制。 蔣 經國與部屬寫了一本《我們對團的建議》,交給蔣中正,因為蔣中正的態度將影 響三青團的未來。而蔣中正「對愛子的想法頻頻心動,用紅筆御批後,囑經國研
究具體辦法。」  
三青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後,會中討論三青團的性質問題:
(一)團為致力文化經濟建設之團體,應以軍事教育方式鞏固國防,並應 培養生產技術,推廣藝術生活。(二)團應正式確立為政治性之獨立組織。 (三)應重新改進黨、整理團,向積極建設方面著手,不應獨立成為政治 性之團體。(四)黨團不能分立成為兩個政黨,但團之獨立性應加強,團 應有政治綱領,……團長乃就本日各發言人意見,做一總括之訓示,希望 此次大會中對加強團的獨立性,應訂立團綱與政策,力謀其實現。 
蔣中正的發言,未顯示出他是否同意三青團獨立組黨。而三青團在此次會議
中,亦改選中央人事,陳誠連任書記長,選出蔣經國為常務幹事兼第二處處長, 主管組織訓練,同時蔣經國的人馬也握有了中央團部的主導權。然而三青團地方 支團則由首領為康澤之復興社主導,亦即在三青團內也有太子系(蔣經國的人馬) 與復興社的派系鬥爭。
蔣經國打算讓三青團改組為新政黨的消息傳到南京,國民黨內一陣譁然。陳 立夫立刻到廬山阻止,黨內CC派、元老派等也一致撻伐。身為國民黨總裁與三 青團團長的蔣中正,對於領導的兩個團體相互較勁、彼此視為政敵的情形感到無 奈,同時也考慮到,當三青團攻擊國民黨的貪污腐敗時,蔣中正本人將如何自處? 於是在 1947 年 6 月 30 日,蔣中正於國民黨中常會上宣示成立黨團統一組織委員 會,將三青團併入國民黨。9 月 12 日召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屆全委會 時達成協議,保障青年團幹部在國民黨結構裡擁有同等地位,藉由黨與團的合 併,所有團員與黨員均重新登記黨籍,以便排除參加派系鬥爭、貪污腐敗、言行 反黨的份子。  同時另外組成國民黨中央青年部。蔣經國則擔任中央委員兼中央 黨部幹部訓練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為蔣中正。三青團自此消失。然而 三青團的併入並沒有解決兩派人馬的紛爭,只是由黨與團的對立,轉變為國民黨 內派系的鬥爭。蔣經國對此的檢討是:「他的幹部們,有政治狂熱,缺少政治經 驗;注重集團利益,忽視整體利益;傾向於用主觀信念的力量去和客觀的事實相
抗爭。」 
七、上海打虎
中國經歷了八年的戰亂,在日本投降後,國民政府著手進行接收與建設的工 作。然而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矛盾卻在此時浮上檯面,兩黨為中國的領導權爆
發了激烈的內戰。隨著內戰的擴大、馬歇爾(George C.Marshall, 1880-1959)調 停的失敗、政府官員的貪污腐敗,中國的財經狀況每下愈況,此時財經情勢據茅 家琦引自《民國社會經濟史》數據後分析如下: 
(一)財政赤字
一九四六年,財政支出為七‧五萬餘億元,赤字近四‧七萬億元,超過全 年財政收入一‧六倍,占整個支出的六二%。 一九四七年,財政赤字達二九‧三萬億元,赤字率達六七‧六%。
一九四八年,到七月底,實際支出已達六五五萬億元,造成四三四萬餘億 元的赤字。
(二)惡性通貨膨脹
一九四六年六月,法幣發行量達二一一七○億,比上月增加一七‧九%; 十二月為三七二六一億元,比上半年前增加七八%。 一九四七年底為三三一八八六億元,比上年底增加七‧九倍。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為六○四六四二八億元,比上年底增加一七‧二 倍。
(三)惡性物價上漲
一九四七年全國物價經歷了四次漲風,第一次為年初至二月底,物價總指 數上升六八%;第二次為四月下旬至七月中旬,上升一○○%;第三次為 九月中旬至十月下旬,上升七四%;第四次為十一月中旬至年底,上升三 十%。
(四)美元對法幣的比價急速上升 一九四六年二月的官價,一美元值法幣二千零二○元。
一九四七年底,一美元值法幣七萬七千六三六元,比一九四六年二月的官 價增加三七‧四倍。 一九四八年八月,一美元值法幣七○九萬四千六二五元,比上年底增加九
○‧四倍,比一九四六年二月增加三五一一倍。
(五)黃金價格飛速上漲
一九四七年二月,每兩黃金的市價為六一萬零六千元,到年底已漲到八五
○萬元,上漲了一二‧九倍。 一九四八年八月,每兩黃金五億三九六○萬元,比上年底增漲六十二倍。
為了解決這樣的財經狀況,中華民國政府決定以改革幣制做為解決金融問題 的一項重要措施。1948 年 8 月 19 日,總統蔣中正、行政院長翁文灝、財政部長 王雲五聯合發佈〈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緊急處分令係依照〈動員戡亂時期臨 時條款〉所賦予總統的緊急處分權,不需經由立法院同意即可發佈。內容係依照 蔣中正與幕僚於會議中提出之決議:「1.自即日起以金圓為本位幣,十足準備發 行金圓券,限期收兌已發行之法幣及東北流通券。2.限期收兌人民所有黃金、白 銀、銀幣及外國幣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3.限期登記管理本國人民存放國外 之外匯資產,違者予以制裁。4.整理財政,並加強管制經濟,以穩定物價,平衡 國家總預算及國際收支」 而頒佈了四項辦法:1.金圓券發行辦法;2.人民所有 金銀外幣處理辦法;3.中華民國人民存放國外外匯資產登記管理辦法;4.整理財 政及加強管制經濟辦法。 劉宜良分析,政府的決心,可以從《中央日報》於 8 月 20 日的社論得知:
社會改革,就是為了多數人的利益,而抑制少數人的特權。我們切盼政府 以堅毅的努力,制止少數人以過去藉國庫券以為囤積來博取暴力的手段, 向金圓券頭上打算,要知道改革幣制譬如割去發炎的盲腸,割得好則身體 從此康強,割得不好,則同歸於盡。 
但是劉宜良也找到當時民間的輿論:上海出版的《經濟週報》對政府大潑冷 水:「不知是故意還是無知,政府的經濟措施,卻始終認為:無中可以生有,對 人民始終沒有放棄玩弄那一套無中生有的把戲。」 美國的《華盛頓郵報》更是 直接批評:「由於內戰關係,軍隊的人數增加,任何方式的幣制改革,在此時提 出,都將注定失敗的命運。而且,除了內戰以外,其他足以使這個改革能成功的 條件,亦不具備。這些條件是:強有力的政府,有平衡的預算,健全的賦稅制度, 現在我們所能寄於希望的,莫過於此新出的金圓券,勉可通行一時。」  中華民國政府為了執行〈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在行政院設立了經濟管制 委員會,並劃出上海、廣州、天津三個經濟管制區,設置經濟管制督導員。上海 管制區甚至涵蓋了南京市、江蘇省、浙江省和安徽省,可以說經濟管制的成敗, 上海管制區扮演重要的關鍵。接著,在 8 月 21 日,蔣中正任命俞鴻鈞為上海經 濟管制督導員,賦予警察權,蔣經國則以經濟管制委員會委員的身份擔任俞鴻鈞 的副手。然而,蔣經國才是真正的負責人,俞鴻鈞僅是掛名而已。蔣中正對自己 的決定曾經表示:「此舉實為國家存亡成敗所關,明知此於其個人將為犧牲之事, 但除經兒外,無人能任此事,故不能不令其負責爾。」  蔣經國在 8 月 20 日便已來到上海,他回想當時的感受:
民國三十七年,我在上海擔任管制經濟工作,開始的時候,我就深深感到 責任的重大,曾經考慮過是不是應該去擔任這項工作。在《荒漠甘泉》 九月九日那天的記載裡,有一段話說:「有一次,一位羅馬的兵士決意要 向某路前進,他的嚮導告訴他:『這條路是很危險的,一不當心,就會喪 命。』這位羅馬兵士回答說,『去是必須的,活不是必須的。』」這是多麼 動人的記載,我始終認為,革命幹部都應該抱著一種「去是必須的,活不 是必須的」精神,打破自私的小我觀念,為國家、為同胞,切實地負起責 任來,做完自己應做的工作。  劉宜良則分析當時蔣經國的思想狀態:
經國的信心來自他的潛意識,列寧十月革命以後的困難,不就被布爾希維 克的同志們消滅了嗎?他很自負的說:「假使將這個政策看做是一種社會 革命運動的話,同時又用革命的手段來貫徹這一政策的話,那麼,這一政 策,我相信一定能達到成功。」  
蔣經國為了執行經濟管制工作,將中正學社五人領導小組 116和戡亂建國第
六大隊 117調往上海。蔣經國在 8 月 23 日在上海對勘建大隊演講時表示: 總統最近所頒布的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是安定社會秩序,改善人民生活  的重要政策,這個政策,在應付當前經濟局勢,是必要而且正確的,它不 僅關繫著每個人的切身生活問題,而且足以決定整個國家和民族的生死存 亡,所以擁護這個政策,就是擁護國家的利益,就是保護人民大眾自己的 利益。 
蔣經國的作法是將勘建大隊進駐各個治安機關,由勘建大隊主導檢查與執行
命令的工作,理由是當地的商人與官僚及治安機關皆相互勾結,互通聲息。另外, 1948 年 9 月 25 日成立「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目的是要強制執行改革措施, 他們的成立宗旨是:「一、打禍國的敗類;二、做艱巨的工作;三、救窮苦的同 胞;四、盡最大的義務。」 接著他貼出佈告,接受密告,經查屬實,可將沒收 之物資、外幣、貨幣的三成酬謝檢舉屬實者。他做宣傳,鼓勵市民遵守政府的規 定,將貨幣進行兌換,並且將不遵守規定所受的刑罰,公開讓市民知道。他喊出 口號:「祇打老虎,不拍蒼蠅」、「一路哭不如一家哭」,透過宣傳大隊四處宣傳, 藉此塑造出他控制經濟的決心。他認為物價要穩定,就必須要做到下面四點: 「一、政府預算收支平衡;二、增加生產,供求相稱;三、實行節約,減少消費; 四、取締囤積,消滅黑市。」 
他首先控制物價,將上海物價訂在 8 月 19 日的價格,不準哄抬價格。禁止 囤積貨物,將貨物全都投入市場,並且成立「上海區物資調節委員會」、「上海區 檢查委員會」、「上海區物價審議委員會」,對各商家的物價加以檢查、管控。對 上海的富商巨賈更是不假辭色,1948 年 9 月 12 日蔣經國在上海市體育館對上海 青年軍聯誼會會員大會進行名為〈上海往何處去〉的演講,他說:
上海許多商人,其所以能發財的道理,是由於他們擁有本店自造的兩個武 器:一是造謠欺騙,一是勾結貪官污吏。做官的人如與商人勾結,政府要 加倍懲辦,戚再玉已經槍斃了,聽說不久將來還有類似的人也要得到同樣
                                                                                                                                            人領導小組為書記:俞季虞、副書記:方慶延、組織幹事:江國棟、訓練幹事:王昇、宣傳 幹事:戴明震。資料來源:方慶延,〈蔣經國的秘密核心領導組織──中正學社〉,收錄於李 敖編著,《論定蔣經國》,頁 269。 的命運,這就是對於身為官宦的人的警告。……共匪和奸商是革命的兩大 敵人,我們對於這兩個,絕不能放鬆一個,要同樣的打,一起的打。 
蔣經國的措施在一個月間產生了效果,商家將囤積的貨物依 8 月 19 日的物 價出售;上海市民見蔣經國是玩真的,而願意配合政府幣制改革兌換金圓券;富 商巨賈受制於蔣經國雷厲風行地執行命令,以及市民大眾對其不滿的情緒,而在 表面上頗能配合政府政策,而使上海地區物價一時間呈現穩定的狀況。蔣經國統 計這一個月間的成果:
上海市民在過去一月中,曾向國家兌換了一百一十萬零五千六百五十二兩 黃金,三千二百八十萬零三千八百九十四元美鈔,再加上白銀、銀元及港 幣,總共合於金圓券三億七千二百萬圓。拿全國兌換總數來說,已占總數
百分之六十四。 
不過隨著戰事的失利,金圓券的改革也呈現弊端:政府支出仍在無限擴大,
為了因應財政支出,金圓券開始大量發行,於是通貨膨脹在 11 月達到了十倍。 上海地區的物價被蔣經國用鐵腕手段限制在 8 月 19 日的水平,其他地區卻是不 斷飛漲。於是,上海地區的物資被搶購一空,造成許多貨品有市無貨,市民買不 到物資,便產生恐慌的心理,願意用更高的代價取得物資。加上商人開始迂迴抵 制,巧妙運用方式囤積貨物,有些商人甚至「利用火車來囤積,多付運費,讓貨 物留在車內,今日漫遊無錫,明天開到鎮江,活像一所活動倉庫,俾矇過檢查人 員的耳目。」 於是上海的物價開始蠢蠢欲動。蔣經國在日記中也寫下自己注意 到了這個現象:「十月四日。自星期六開始,市場已起波動,搶購之風益盛。一 方面因為煙酒漲價,同時亦因通貨數量之增多,所以造成了今日之現象。」 蔣 經國對於限價、通貨膨脹、搶購、物資缺乏等引起民怨的現象,打算用實施主要 商品的全面配給作為因應。然而,當全國均陷入通貨膨脹、囤積居奇的情形下, 在上海這個人口眾多的城市來進行配給制度是異想天開的。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 民怨,蔣經國依舊堅持管制政策的執行,並且打算打擊黑市,但是沒有見效。 
讓蔣經國受到更大打擊的,是「揚子案」的不了了之。蔣經國到上海後,積 極打擊囤積貨物、哄抬價格的「老虎」。杜維屏是上海青幫首領杜月笙之子,被 蔣經國以投機炒作、非法在股市交易的罪名抓了起來。杜月笙氣不過,「認為他 們父子被挑出來刻意打擊,他交給經國一份非法囤積物資的公司名單。」 蔣經 國根據這份名單,搜索了這些公司,其中包含了宋美齡外甥孔令侃的揚子公司。 蔣經國在 9 月 30 日以囤積大宗物資的罪名逮捕了孔令侃,消息傳到南京,宋美 齡立刻趕到上海將孔令侃帶走,去見蔣中正。最後,在蔣經國無可奈何的情況下, 孔令侃做出和解,前往香港轉赴紐約。杜月笙則結束事業前往香港,其子杜維屏 亦在繳交罰款後前往香港與父親會合。「揚子案」使得蔣經國的「祇打老虎,不 拍蒼蠅」口號此時顯得諷刺。
上海此時民生物資的缺乏已經造成人心惶惶。1948 年秋天,浙江、江蘇穀 物大豐收,上海卻因物價低,反而缺糧;原物料的缺乏也使得工廠停工,無法生 產。幣制改革的苦果在此時發酵,沒有照兌換金圓券政策去做的人,在此時反而 能夠在黑市換得生活必需品。南京政府在 10 月 27 日召開會議,討論是否開放物 價或繼續限制物價。蔣經國堅持應當要繼續限制物價:「問題不是在於限價不限 價,而是表示政府的無能、怕困難和沒有決心。」 但是行政院最後仍在 10 月 31 日公布〈改善經濟管制補充辦法〉,決定開放物價,自 11 月 1 日起取消限價。 財政經濟改革宣告失敗。曹聚仁形容他在任內最後一個禮拜的情形:
經國放下經濟特派員職位的前一星期,幾乎天天喝酒,喝得大醉,以至於 狂哭狂笑,這顯然是一場騙局,他曾經呼籲老百姓和他合作,老百姓已經 遠遠離開他了!新贛南所造成的政治聲譽,這一下完全輸光了!有的人, 提起了經國就說他是政治騙子;有人原諒他,說這都是楊貴妃不好,害了 他,蔣(介石)先生的政治生命,也就日薄西山了!  蔣經國在日記中寫下了他的感想: 十一月二日
限價已經開放,七十天來的努力,已一筆勾消。回想起來,真是惶恐萬分, 今日發表告上海市民書,承認自己未能盡責完成任務,並且在若干地方, 在工作過程中,增加了人民的痛苦。所以應向政府自請處分,而同時向市 民表示最大的歉意。但是決不放棄自己既定的政治主張。這個文告,結束
了「上海工作」。 
蔣經國的失敗,林桶法歸納出四點:
其一,政府人員對於控制上海物價缺乏信心,以蔣經國一人之力對抗上海 官商,成效自然有限;其二,少數的巨商根本不配合政府的決策,還是以 各自利益為主要考量,無法將物價維持在「八一九」的價格標準;其三, 由於「揚子公司」經報刊過度的渲染,使人心惶惶,對金圓券漸失信心, 造成搶購物品之風潮,有些人開始以蔣經國為攻擊對象,認為是限價的結 果,經國愈感難為。其四,上海的物價並不能獨立於全國之外,不全盤處 理,僅從上海著手自不易成功。  八、退守臺灣
上海經濟管制失敗的同時,國共內戰也產生變化,東北已經由中共取得勝 利,華北、華中地區也將展開大規模會戰。此時的蔣中正被副總統李宗仁要求下 野,以利國共和談;外在形勢則是中共的軍隊不斷進逼,國軍無力反擊,只能被 動地困守甚至投降。蔣中正開始思考最後的佈局,他在西撤與東撤的兩個方案 中,選擇了東撤臺灣,原因在於當時擔任蔣中正貼心幕僚的張其昀大力推動。他 是地理學家、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他認為臺灣的氣候適合作物生長,糧食足以 供應去臺兩百萬人的需求;臺灣島有臺灣海峽做為屏障,對缺乏海空軍的中共是 一道天然屏障;臺灣有日本統治時期留下的工業基礎,可以進一步發展;臺灣地 理位置在西太平洋島鏈中央,美國為了在亞洲具有影響力,不會見死不救。 於 是蔣中正任命陳誠為臺灣省政府主席,1949 年 1 月 5 日在臺北就職。另外派蔣 經國擔任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
蔣經國此時成為蔣中正最重要的左右手,跟隨在蔣中正身邊。蔣中正在 1949
年 1 月 21 日宣布下野,「戰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達到。決定身先『引退』, 以冀彌戰消兵,解人民倒懸於萬一。」 隨後由陳儀、陳誠、湯恩伯、蔣經國陪 同搭乘飛機前往杭州。蔣中正引退後回到家鄉溪口,但是實際上仍操縱著國民黨 與軍隊。蔣經國在日記中記錄了許多黨政軍高層至溪口與蔣中正會見的情形。例 如:「一月三十日。父親接見黃少谷先生,決將中央黨部先行遷粵,就現狀加以 整頓,再圖根本改革。」「二月十二日。奉父命電告顧總長墨三,建議其通知劉 安琪將軍,在未奉命令之前,暫勿撤離青島。」「二月十七日。閻百川先生到溪 口來,我奉命接他上妙高臺過夜。他同父親談今後黨、政、軍改造的意見。」 有時則是蔣中正交辦蔣經國任務去做,如:「三月九日。奉父命赴滬訪胡適先生, 並勸吳國楨不辭市長職。」「三月二十四日。下午奉命飛往上海。」  蔣經國在蔣中正引退後的第一個任務,是修築定海機場。蔣經國在《我的父
親》一書中有提到:
記得父親引退之後,交我辦理的第一件事,是希望空軍總部迅速把定海的 飛機場建築起來。……父親對這件事顯得非常關心,差不多每星期都要問 問:機場的工程已完成到何種程度?……到了淞、滬棄守,才知道湯恩伯 將軍的部隊,就是靠了由定海基地起飛的空軍掩護,才能安全地經過舟山
撤退到臺灣。 
另外一項重要的任務是將中央銀行的庫存黃金搬運至臺灣。在蔣經國的日記 中提到:「一月十日。今日父親派我赴上海訪俞鴻鈞先生,希望其將中央銀行現 今移存臺灣,以策安全。」「一月十三日。白崇禧在漢口,強迫中央銀行將運往 廣州之銀元中途截回。」「二月十日。中央銀行金銀之轉運於安全地帶,是一個 重要的工作。……直至今日,始能將大部分金銀運存臺灣和廈門,上海祇留二十 萬兩黃金。此種同胞血汗之結晶,如不能負責保存,妥善使用,而供諸無謂浪費, 乃至資匪,那是一種很大的罪惡。」「三月二十二日。李宗仁發動部分立法委員, 要求政府將所存臺廈現金運回,期作半年之用,用完了事。此種卑劣陰謀,不惜 斷送國脈民命,且以之資匪以為快也,可痛!」 這筆轉運而來的黃金,對穩定 臺灣的財政經濟有很大的功用,根據茅家琦自檔案資料的推斷,應該為三百六十 萬兩黃金,一兩黃金以當時折合五十美元計算,應價值一億八千萬美元。 
1949 年 4 月 23 日,中共解放南京,蔣中正與蔣經國在 4 月 25 日離開溪口, 乘船前往上海。隨著中共軍隊的節節勝利,蔣中正於 5 月 12 日轉移到舟山。5 月 17 日,蔣中正搭飛機前往澎湖馬公;5 月 26 日,蔣中正自馬公轉赴高雄岡山 再到壽山。6 月 21 日,蔣中正再自岡山飛往桃園大溪。6 月 24 日,蔣中正到臺 北參加東南區軍事會議,並且遷居草山,決定成立總裁辦公室。8 月 1 日,總裁 辦公室正式成立,並將草山更名為陽明山。 總裁辦公室設有九組一會:
第一組掌管黨務,組長谷正綱、副組長蔣經國。 第二組掌管經濟,組長吳國楨、副組長缺。 第三組掌管軍事,組長王東原、副組長唐君鉑。 第四組掌管宣傳,組長董顯光、副組長沈昌煥。 第五組掌管國際問題研究,組長陶希聖、副組長蔣君章。 第六組掌管秘書業務,組長張其昀、副組長周宏濤、曹聖芬。 第七組掌管情報,組長唐縱、副組長張師。 第八組掌管警衛,組長施覺民、副組長樓秉國。 第九組掌管總務,組長陳舜畊、副組長黃寄慈。 一會是設計委員會。上述九組正副組長,除個別人員外,都位列設計委員。
138
總裁辦公室成員取代了國民黨中央領導核心,也取代了中央黨部的工作。原 本在 1949 年 7 月 16 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非常委員會成立,政府施政 要先經由此委員會同意後才能實施。由蔣中正擔任主席,李宗仁擔任副主席,洪 蘭友為秘書長,程思遠為副秘書長。然而隨著戰事失利,此非常委員會遷至重慶、 成都等地,1949 年 12 月 11 日撤退至臺北,1950 年 8 月 7 日結束。
總裁辦公室的成立,除了顯示蔣中正的引退只是表面動作外,更重要的是蔣 中正希望透過總裁辦公室來推動中國國民黨的改造。早在 1949 年 1 月 22 日,蔣 經國的日記中便有提到:
父親對於本黨改造方案,特加研討。……認為:「黨應為政治之神經中樞 與軍隊之靈魂,但過去對於軍政幹部無思想領導,馴至幹部本身無思想, 而在形式上,黨政軍三種幹部互相衝突,黨與軍政分立,使黨立於軍政之 外,乃至黨的幹部自相分化。幹部無政治教育,不能使全黨黨員理解中央 之政策;而且對於幹部亦未能集體的、配合的、系統的領導與運用。於是, 領導之方向不明,而無力貫徹政策之執行;使每一個幹部祇感覺受其拘 束,無權力,於是心存怨望,且諉卸責任。要改正上述缺點,應擬定具體 綱要實施才行。」並應:「一切以組織為主,紀律為輔。故組織應在紀律 之先。」139
蔣經國自己也思考過黨的改造問題,他在日記中提到: 三月十九日
父親認為:黨的中心組織,應分:總務、財務、監察、人事、情報、行動、 宣傳、通信、設計研究、訓練各組。
並準備召開黨的中央全會。我的「組織意見書」亦於下午奉父親批示,應 該注意下列各點:
(一)應謹嚴而不狹小,應切實而不求速效。
                                                
138 茅家琦,《蔣經國的一生和他的思想演變》,頁 203。
139 蔣經國,〈危急存亡之秋〉,收於蔣經國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輯,《蔣經國先生全集》,第一 冊,頁 387-388。
(二)組織應以幹部自動發起,不能由領袖命令行事。 (三)青年運動之起點,在組訓流亡學生。
我即又草擬《重整革命之初步組織的意見書》呈送父親參考。父親認為可 以採用;但以各部主管人選不易物色為慮。 
然而兵馬倥傯,蔣中正必須煩心於大陸政軍情勢之劇烈改變,無法就國民黨 組織進行根本地改革;大陸上的情勢對國民黨政府而言已是無力阻止的。1949 年 12 月 10 日,蔣中正父子離開成都,飛往臺北,國民黨在大陸大勢已去。
 
表 1-1  1937-1949 蔣經國擔任之重要公職與黨職
年份  公職或黨職  職稱
 公職  江西省保安處副處長,兼任江西省青年服務團總隊長、
1938   江西省保安處新兵督練處處長
 黨職  中國國民黨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擔任三青團中央委 員,江西省支團幹事,並兼籌備主任
1939  公職  江西省第四行政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贛縣縣 長、贛州傷兵管理分處少將處長
1943  公職  江西省政府委員
 黨職  三青團創辦中央幹部學校,出任教育長
1944  公職  青年軍編練總監部政治部主任
1945  公職  外交部東北特派員
1946  公職  青年軍復員管理處副處長,後改制為國防部預備幹部 局,蔣經國擔任局長
1947  黨職  6 月,三青團併入國民黨。9 月,蔣經國第一次擔任國民 黨中央委員,並擔任中央黨部幹部訓練委員會副主任委 員
1948  公職  上海地區經濟管制委員
 黨職  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
1949  黨職  中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第一組副組長,掌管黨務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第三節  臺北時期──手握情治大權 
一、臺灣的情勢
1945 年日本投降後,國民黨政府進行接收臺灣。然而接收官員的良莠不齊, 貪污腐化,以及為因應大陸國共內戰,而造成的物資缺乏與通貨膨脹,爆發了二 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及之後的綏靖和清鄉行動,造成了一萬八千多人的死傷, 同時也讓臺灣的民眾對國民政府產生畏懼。二二八事件後,蔣中正將臺灣省行政 長官公署改制為臺灣省政府,省主席為魏道明,1949 年 1 月 5 日由陳誠接任臺 灣省主席,後又於 2 月兼任臺灣警備總司令、3 月兼任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任。 陳誠為了安定臺灣內部情勢的重要動作是 5 月 20 日的實行戒嚴令(附錄二),限 制人民的自由。141同時為了避免大陸嚴重的通貨膨脹影響到臺灣,斷然且強力地 實施幣制改革,6 月 15 日,陳誠停止臺幣與金圓券的匯兌,並且發行新臺幣, 以舊臺幣四萬元兌換新臺幣一元,同時為了吸收游資,將定存利率調高了四倍。 而陳誠為了讓國民黨政府來臺後能獲得支持,宣布實施將佃農的地租減為千分之 三百七十五,這就是後來被國民黨政府不斷宣揚的土地改革第一步,「三七五減 租」。 蔣中正同時也讓陳誠統籌控制中央政府在臺灣的機關,避免多頭馬車的 情況發生。而軍隊的撤退來臺,也由陳誠統一規定,先解除武裝,經過淘汰與重 新整編後,以蔣中正的直屬部隊優先撤退來臺,這麼做大大加強了軍隊對蔣中正 的忠誠度。
1949 年 8 月,美國的杜魯門政權發佈了「對華政策白皮書」,認為國民黨政 權在大陸輸掉內戰的原因肇因於沒有效率且無能的統治。同時也判斷中國共產黨 將在 1950 年底前攻佔臺灣,於是在 1950 年 1 月又宣布:「美國政府不會提供軍 事協助或建議給在臺灣的中國部隊。」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澤東在北京紫禁 城的天安門廣場,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的兩個政府此時開始了同時存 在的狀態。10 月 25 日,中共發動對金門的攻勢,但是由於潮汐與海流將船隊吹 向古寧頭,使得中共軍隊失去自金門最狹處往東西兩岸進攻的契機,於是造成中 共死亡 5000 餘人,被俘者 3000 多人,也使中共渡海進攻臺灣的作戰策略稍作停 頓。 
而臺灣在 1949 年 11 月底,已經湧進了 200 萬人的軍隊與難民,其中軍隊佔 了 60 萬人。這時候的國民黨政權顯得風雨飄搖,隨時都有可能被中國共產黨擊 敗。1949 年 12 月 7 日,遷都臺北確定,總統府與行政院官員 8 日抵達臺北,9 日復事。12 月 10 日,蔣中正由蔣經國陪同,來到臺灣。國民黨中央黨部則於 11 日來臺復事。即使臺灣的情勢如此險峻,但是 1950 年 6 月 25 日,北韓開始進攻 南韓,迫使杜魯門政權於 6 月 27 日宣布「我已經命令第七艦隊防阻任何對於臺 灣的攻擊。」 但是他亦表示他將要求臺北停止對大陸進行軍事行動,並且臺灣 的地位問題尚未解決。不過美國的軍事與政治反應,已經讓中國共產黨的入侵臺 灣成為需要慎重考量的行動,國民黨政權亦因此得到喘息的機會。 二、中國國民黨改造
蔣中正退守臺灣之後,面對中國情勢,一方面積極部署軍力,準備反擊;另 一方面則是對國民黨進行改造。國民黨權力核心人物,因為戰亂之故,擁有軍事 力量的僅剩下蔣中正的人馬;搖擺不定的投機者不是選擇倒向共產黨一方,便是 前往海外避難,這對蔣中正推動改造減少了阻力。1950 年 3 月 1 日,蔣中正宣 布復行視事,恢復總統職位,大幅度進行軍政人事的改組。
在黨的方面,1950 年 7 月 22 日,蔣中正召開中常會,通過了〈本黨改造案〉,
依據此案,成立中央改造委員會,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暨中央監察委員會的職 權改由中央改造委員會代行,中央改造委員由總裁遴選之。緊接著在 7 月 26 日, 蔣中正宣布由陳誠、蔣經國等十六人組成中央改造委員會。 
1952 年國民黨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蔣中正在會中發表了由蔣經國起 草的〈反共抗俄基本論〉,將中國國民黨鬥爭的矛頭對準了中國共產黨和蘇聯共 產黨,這樣的目的是將國民黨的「反攻大陸」行動,融入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 陣營與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陣營的鬥爭之中,以便從中獲得美國的援助。同時 也讓世人知道,蔣經國的態度已經轉為反對蘇聯、反對共產主義、靠向美國,這 樣的表態將讓美國政府增加對蔣經國的信任。在大會上,確定由蔣中正連任總 裁,通過黨綱,「規定『本黨為革命民主政黨』的特殊定位,選出四十名中央評 議委員,三十二名中央委員,完成程序上的『改造』。」 由 32 人組成的第七屆 中央委員會取代原本的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中央監察委員會職權,而中央委員在 10 月 23 日選出蔣經國在內的十名中央常務委員。蔣經國在國民黨內已經成為擁 有實際地位的核心人物。原本擔任掌握黨機器之國民黨中央黨部組織部長的陳果 夫、陳立夫兄弟,也被刻意排除,而兩兄弟的CC派也只能在立法院等民意機構 內自成派閥延續政治生命。
三、掌握情治工作
蔣中正來臺後,鑑於大陸內戰時對情報掌握不足所造成的傷害,因此決定將
情治工作交給蔣經國負責。蔣經國對這個工作的認識是: 大陸軍事的挫折,未始不多由於情報的失敗。
當時「共匪」軍事活動的情形,我們得不到準確的情報,而「匪諜」則潛 伏我們內部,到處活動,甚至我們軍事首腦部,也有他們的蹤跡。因此, 我們的軍事計畫、軍事配備、部隊調動、「共匪」了如指掌,遂能運用避 實就虛的戰術,把我們的部隊分別孤立,一個一個的打倒。
血的教訓給我們太大了。痛定思痛,我們不能再踏以往的覆轍,我們要看 保密防諜的工作,比我們生命還要緊。無論如何,不要叫敵人得到我們一 點一滴的消息,而使他們變成瞎子。這樣,將來「反攻大陸」,拿我們堅 強的部隊,橫掃過去,必有勝利的把握。 
而蔣經國在 1951 年 9 月 1 日開辦臺灣情報人員訓練班,在訓練班上,他對 學員演講,表示「過去情報機關一般的缺點,不是磨擦傾軋,爭功諉過;就是招 搖撞騙,同流合污。……今後我們一定要健全組織,統一領導,劃分權責,嚴明 賞罰,務求分工合作,各盡所能。」 情治工作對國民黨而言,不只是對外的情 報收集,更是對內的就政敵與反對陣營進行情報的收集、監視、監聽與逮捕工作, 因此被稱為「特務」,也就是政治警察。
大陸時期的特務工作由兩大系統所組成,一是戴笠為首的軍事委員會調查統 計局(簡稱軍統),一是由CC派控制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中 統)。但是內戰的失敗,造成兩大系統的瓦解,為了重建情治工作,蔣經國於 1949 年 8 月 20 日在臺北成立政治行動委員會,統籌來到臺灣的情報人員及秘密警察。 政治行動委員會由國防部保密局(原本的軍統,後改為國防部情報局,現在為國 防部軍事情報局)、內政部調查局(原本的中統,後改為司法行政部,現在則隸 屬於行政院法務部)、憲兵司令部、國防部第二廳、臺灣省警務處、臺灣省保安 司令部(後改為臺灣警備總司令部)等情報治安機構的首長或次長組成。 但是 1949 年的蔣經國跟隨著父親行動,對政治行動委員會主要委由王昇、鄭介民、 毛人鳳三人主持,直到國民黨政府撤退來臺才由其直接參與。 若林正丈對蔣經國的情治工作組織有以下描述:
委員會屬秘密組織,指揮、聯絡的必要公文都以「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 發函。根據後來退出國民黨特務組織的孫家麒所述,在組織名稱上「資料 組」位階雖低,但只要公文上蓋有蔣經國印章,其效力便不受限特務系統, 而能跨及黨與行政系統運作。五○年代,蔣經國的這個「資料室」,跨黨、 行政院、軍部門,掌控達二十四個單位,姿態尊如「小型行政院」,也是 個「地下朝廷」。特務是蔣經國手中首次掌握的實權,「小型行政院」/「地 下朝廷」的運作,正顯影出蔣經國在五○年代運用特務全力大肆擴權的樣 貌。
其後,一九五四年,「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正名為國家安全局,轄屬於 國防會議(仿美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而設計),蔣經國時任國防會議副秘 書長,正掌握其實權。 
韓戰爆發,促使美國進一步協助臺灣防止中共的入侵,也因此需要收集中國 大陸的情報。但是政府在大陸的情報系統業已破壞,因此,在美國中央情報局及 國家安全局的協助下,在臺北近郊以無線電監聽大陸地區通訊,成為重要的消息 來源,有時也以國軍飛行員進行飛行任務,到中國大陸上空記錄雷達通訊。美國 在臺的情報收集也由蔣經國負責協調與配合,宋美齡則扮演與中央情報局高層聯 絡的角色。另外,蔣經國亦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第六組副主任,第六組主管安全、 情報事務,使他在行政體系外亦多了一條指揮的途徑,成為臺灣的情報頭子。 四、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主任
蔣中正在敗退至臺灣之後,曾經檢討過戰爭失敗的原因。他認為軍隊中政工 制度的取消是失敗的重要因素。因此,他提出:「要構成一個公正無私的監察系 統,要選擇最積極優秀的幹部來充任政工人員,務使命令貫徹、紀律嚴明。而要 做到這一步,首先要從改革政工制度做起。」  1950 年 3 月,國防部政工局改 組為國防部政治部,蔣經國被任命為國防部政治部主任。1950 年 5 月 1 日,國 防部政治部改稱為國防部總政治部,組織不變,蔣經國擔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 任。而蔣經國被選為擔任此一重建政工制度的責任,依照劉宏祥的觀點,認為有 以下幾點:
1.蔣經國曾親身學習過蘇俄紅軍的政治工作。
2.蔣經國在大陸時期曾有過訓練青年的經驗。
3.蔣經國所表現出的堅定反共的立場。  在建立政工制度前,蔣經國首先為改革軍中陋習建立制度:「軍中四大公開」  以及「軍事主官任期制」。四大公開是指「人事公開」、「賞罰公開」、「財政公開」 與「意見公開」,這四項均由「榮譽團結委員會」協助推動。而軍事主官任期制, 則是在美軍顧問團的建議下,讓軍中各單位的主要官員有一定的任期,兩年變更 一次,可連任一次。為的是避免主官培植黨羽,不利軍隊國家化。
接著,為了培育政工人員,蔣經國於 1951 年 11 月 1 日,在北投復興崗成立 政工幹部學校。 政工幹校畢業生分發到軍隊擔任政治指導工作,負責偵察官員 兵忠心度以及是否涉及顛覆活動,這一切透過每位軍官的政治考核報告呈現。到 1957 年,臺灣軍隊中已經有了 17,139 名政工人員,即每 35 人就有 1 人是政工人 員。蔣經國重視政工人員的養成,「和每一位政工人員都握過手,他們的晉階也 都由他親自批示。……他們忠於黨國、主義,對蔣總統父子忠心耿耿;他們與校 長王昇的關係也十分深厚。」 
除此之外,國民黨還在連隊以上恢復設置國民黨的小組,由黨控制軍隊。1954 年,60 萬名的軍隊中有 21 萬是國民黨員,每個常備軍官都是黨員,必須參加服 役單位的黨團會議。政工人員便可以在會議中對軍隊主官表達不同的意見。對 此,劉宏祥的論文中提到了政工系統因此產生與指揮作戰系統地位的高低問題, 以及外界對軍隊國民黨化的質疑。 不過,政工人員對於加強軍隊對蔣中正的忠 誠度,以及對反共復國立場堅持,起著非常大的作用,這也正是蔣經國在重建政 工系統時的希望。1954 年,蔣經國離開總政治部的職位,轉任國防會議副秘書 長,「蔣中正還曾有一道親筆的手令:『國防部總政治部的一切任務,仍由蔣經國 全權督導。』」 這也顯示蔣中正為鞏固蔣經國在情治工作上的權力而不顧體制 正常化的運作。 五、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主任
國民政府在戰後除了要面對國共內戰與經濟失序的問題外,學生運動的日益 壯大,罷課、請願、遊行,形成反對政府勢力的主戰場,造成國民政府在處理上 的困難。因此,蔣中正來臺後,要求加強對青年學生的工作。救國團的前身是「中 國青年反共抗俄聯合會」,在 1950 年 4 月 27 日由各大學學生代表成立,由時任 國民黨中央黨部第二組總幹事的李煥從旁協助輔導。中國青年反共抗俄聯合會的 成員十分活躍,倡導節約、發起勞軍等行動,引起蔣中正注意。於是在 1952 年 青年節,蔣中正提議成立「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8 月 1 日在北投復興崗成立 籌備處,10 月 31 日,正式成立,隸屬於國防部總政治部,由蔣經國擔任主任, 李煥則擔任主任秘書。蔣中正明確地指出了救國團的三點特質:
(1)教育性:給予青年正確的革命教育。
(2)群眾性:團結青年參加反共抗俄的戰鬥。
(3)戰鬥性:提高青年戰鬥精神,提倡戰鬥生活。 
李煥在回憶中提到,蔣經國鑑於當年三青團過度政治化,造成黨與團的對立
鬥爭,因此定下幾項原則,以力求沖淡救國團的政治色彩。原則包括了:
(1)救國團的工作內容以服務、輔導青年為主,不參與實際政治活動。
(2)救國團不強調個人團員,以學校團體為團員,不發給團證。
(3)救國團工作人員若有意參選公職,選前三個月必須辭職,團的組織也 不能為任何人助選。
(4)救國團不在海外發展組織,以免鞭長莫及,徒增政治紛擾。 
另外,救國團的基本工作,是建立學校的軍訓制度。1954 年 11 月 2 日,蔣 經國在救國團舉辦的學校軍訓幹部訓練班講話中,以〈改造學校風氣,變化學生 氣質〉為題提到:
學校裡的軍訓是我們救國團的基本工作,救國團所以成立,也就是因為政 府研究討論要如何實施學校的軍訓,而感覺到必須有一個專門組織來統一 辦理。所以才成立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而軍訓也成為我們救國團的一個
重要工作。 
救國團成立初期,青年活動以「反共愛國」、「精神武裝」為主調,例如:金
門馬祖戰鬥營、戰鬥文藝營等熱血奔騰的主題名稱。而當時社會物質條件缺乏, 青年藉由救國團舉辦的活動,擴大休閒活動的參與範圍,安定了臺灣校園。蔣經 國也提出了「寓教於樂」的方式增加科學性、文藝性活動。到了 1960、1970 年 代,臺灣經濟成長,時局穩定,轉而增加了知性、教育性的活動。蔣經國在 1973 年 5 月辭去救國團主任一職,而由李煥繼任。 青年反共救國團的工作內容有以下 13 類:
(1)實施民族精神教育
(2)提倡青年文藝活動
(3)舉辦教師聯繫服務
(4)擴大青年假期自強活動
(5)獎助優秀青年
(6)推展工農青年服務
(7)推展青少年輔導工作
(8)辦理技藝訓練和急難救助
(9)輔導青年展開社會服務
(10)推展海外青年服務
(11)促進國際青年聯誼
(12)推行青年反共教育
(13)支援大陸青年反共抗暴   然而在李偉松的論文中則提到救國團的正面與負面作用:
正面部分
(1)救國團的存在提供了一套政府擴大為青年服務的機制。
(2)建立了一條青年政治菁英人才進入黨政系統的管道。
(3)安定了六○年代的校園。 負面部分
(1)救國團成為國民黨政權掌控青年學生意識型態的統治工具。
(2)救國團成為蔣經國培植政治班底的重要機構。
(3)救國團系統進入校園後,無形中也將國民黨的威權統治,滲入了青 年學的學習環境之中。 
由此可知,救國團除了服務青年、安定校園外,依然在政治思想部分對校園 進行滲透,同時也以救國團做為培育自己人馬的場所與提供青年菁英投入政治的 管道。 六、白色恐怖  時期 國民黨政府在以下的原則內忍受有限度的政治異議:
(一)一九四七年的憲法章程依據國民黨在臺灣的權力與合法性基礎,政 府有權修改憲法條款,以適用於臺灣對抗中共統治之大陸地區的非常狀 況;(二)國民黨成為一黨支配體系的主要政黨,並由兩個國家認可的政 黨提供反對代表,但是政府不允許組織強大的反對黨;(三)政府推廣有 限度的民主化,始於地方省級公職的選舉,隨後擴大開放國家級公職的選 舉;以及(四)不允許公開發表政治演講、推廣共產主義思想與污衊中央 政府的強烈企圖。 
這樣的原則是經過不斷調整後所產生的,但是在 1950 年代,蔣中正父子基 於臺灣內部安全的考量,展開一連串的逮捕與處刑。在國家採取暴力手段對付不 同於國民黨政治思想之份子的這個時期,被稱為「白色恐怖時期」。
在中華民國政府撤退至臺灣之後,為了顛覆政府,有許多中共間諜潛入臺 灣。在 1950 年 5 月 13 日,蔣經國宣布破獲中國共產黨在臺灣的組織:「臺灣省 工作委員會」,同時要求委員會委員蔡孝乾、陳澤民、洪幼樵、張志忠等人發表 聲明,解散臺灣省工作委員會,並且要中國共產黨員出面自首。 而美國於韓戰 後對兩岸戰爭的介入,更造成共產黨間諜對未來不抱希望,於是在 1950 年底才 有官方宣布的五百個「共產黨地下工作者」自首。這時的共產黨員已經不構成直 接的威脅,但是當時國際上以美國為首的集團正在積極防止共產主義的擴散,美 國本土更是掀起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 的反共浪潮,臺灣在這種環境下, 除了加緊對共黨份子的逮捕,情治安全工作更是擴大到反對國民黨統治以及左翼 運動份子。
逮捕機關有警察、憲兵、特務等,沒有特定管轄範圍,逮捕也不需要法定程 序,偵訊手段殘忍,甚至不必通知家屬。而移送軍事法庭後,在五○年代初期沒 有起訴狀、沒有辯護律師,甚至直接宣讀判決書而不交給被告。審判手續到五○ 年代中期才稍有改善,有上訴權、起訴狀、判決書等。但是辯護律師雖然有,卻 都先肯定法官的論告,才替被告求情減刑。 至於沒有被處以死刑的,則在刑期 滿了之後,仍要面對被警察機關列管、定期報到、超過十天以上旅遊須申請的待 遇,甚至被規定特定職業將終生不得執業。
藍博州所寫的《白色恐怖》一書中分析在 1950 至 1954 年間政府政治肅清的
對象不分本省籍、外省籍,包含了:
(1)日據時代參加了抗日民族民主運動的臺灣左翼人士、工運和農運人 士、中共地下黨人。
(2)進步的知識分子[按:份子]、醫師、律師、文藝工作者、教授、記 者、學生和青年、市民。
(3)批評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年國民黨統治下臺灣劣政和惡政的市 民、士紳、一般知識份子。
(4)日據時代從事抗日運動,光復後又為自己民族的解放而奮鬥的原住 民精英。
(5)大量被羅織、誣陷的善良市民和民眾……  藍博州也分析了案件的性質:
一九五○年代的政治案件以真實的和虛構的涉共案件為最多,「臺獨」案 幾乎不到百分之二。……一九六○年代以後,政治案件的性質開始複雜 化。除了涉共案件之外,還有「親美/反共/反蔣」的民主化運動和臺灣 獨立運動,以及其他各種形式的反政府言論和行動。相較於五○年代,死 刑的比率也大為降低,但刑期仍動輒在十年以上。 
陶涵根據中央情報局、保安司令部的資料,以及蔣經國、吳國楨等人的聲明 來判斷,「一九五一和一九五二年因顛覆罪遭判決的個人大約五○○人,一九五 四年約七五○人。還有更多人可能被抓,然後開釋。這個數位在一九五五年開始 下降。一九五○年代中期,綠島關押的政治犯大約有一四○○○人。」 不過陶 涵在《蔣經國傳》中也推算了可能遭到處死的人數,「臺灣在一九八七年取消戒 嚴,由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八七年官方宣布的抓人數是兩萬九千四百零七人。如果 王昇估計大約百分之十五被逮捕者遭到槍決是正確無誤,這三十八年間,處死的 總數是在四千五百人左右。」  而蔣經國為了將未被處以死刑的政治犯加以改造,1951 年在綠島設立了「臺 灣省保安司令部綠島新生訓導處」,這是贛南時期「新人學校」 的翻版。新生 訓導處 1951 年 5 月 17 日收了第一批政治犯,直到 1965 年才解散,在這段時間, 新生訓導處對待政治犯是採用「感訓」的方式,原因在於國民黨是列寧式的政黨, 學習蘇聯共產黨以集中營方式管理人犯,用思想改造的辦法,讓人犯拋棄左翼思 想,改信仰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犯人早上勞動下午上課,授課內容除了思想教育 以外,亦有歷史、英文等,最要的是還有思想鬥爭。生活管理上是由政工系統負 責,在日常生活中予以監視,評定受刑人思想是否已經被改造。  藍博洲則提到了白色恐怖對民眾產生慢性恐懼的影響:
自舉發、株連、構陷、偵訊、審判、執行到刑滿出獄,對叛亂案的一貫處 理方式,再配合執拗煽情的群眾宣傳,確使整個社會陷於慢性的恐懼心態 中。對政府反對者,甚至被認為是「潛在」的反對者的語言的、心理的、 肉體的、社會的層層暴壓措施,頗能產生當局所企圖的大眾生活中的恐怖 效果。數十年來,臺灣一般社會大眾中的政治恐懼癥、冷感癥等,正是這 種恐怖效應的具體結果,並且竟然形成了政權「防衛」戰線中的一個重要 環節。 
臺灣社會在 1950 年代中期之後逐漸穩定下來,除了人們對政治產生恐懼、 冷感的因素之外,政府推動土地改革,讓農民生活安定,且將農業部門的多餘人 口往初步發展的勞力密集性工業部門轉移,促使臺灣工業成長,人民都能安居樂 業,這才是臺灣得以安定的最主要因素。然而戒嚴令實施之後,白色恐怖付出的 代價是數千條人命,其中冤案、假案充斥,身為情治工作最高負責人的蔣經國要 為此負最大責任,國民黨也背著這沈重的歷史包袱。但是在當時,蔣經國確實認 為這些工作是必要的:
在今天局勢如此嚴重的時候,還空談民主,高唱自由是絕對不合時宜 的。……統一意志,集中權力,乃是今天最重要的課題。 
在那個時期,很多人……批評我們政府不夠民主等等,不過我要請求諸位 瞭解一點:一個跌到狂流裡而快要溺斃的人,他的真實感覺,只有他自己 才完全知道,為了求生存,他必須用盡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掙扎,而當時的 情境,決不是站在岸上的人所能深切體會的。  七、退輔會主任委員
國軍撤退至臺灣後,總計六十多萬的官兵中,五十萬名為無眷單身官兵,另 外十多萬有眷軍官和士官。為解決 1950 年代中期呈現年齡偏高的「鬍子兵」問 題,行政院設置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任命嚴家淦為主委。1956 年 4 月,任命蔣經國為副主任委員兼任主任委員職務,於 1957 年 5 月正式就任。退 輔會主要工作是以淘汰部隊老化人員、增強軍隊戰鬥力為出發點,讓退除役官兵 能在退伍後,避免因為無謀生計能且無家可歸所造成的社會與軍隊士氣問題。在
1956 年 5 月 4 日,蔣經國在對退輔會工作人員的講話時說:
退除役官兵過了幾十年的戎馬生涯,打了多少次仗,流了多少次血,現在 因為體力上的關係不得不離開軍隊。他們過去功在國家,而現在無家可 歸,我們要時時刻刻去撫慰他們,用一切方法去安置他們,使他們在安定 生活中隨時可以得到精神上的慰藉。 
而 1956 年 11 月 1 日,蔣經國在退輔會成立兩周年紀念茶會上發表談話時,
提到當時估計有 10 萬名官兵要退役。蔣經國安置這 10 萬名退除役官兵的方法有 4 種:就業、就醫、就養和繼續就學。而經費的來源則是由美國一次贈與 4000 多萬美元因應。 就業、工作方面,榮民被安置在公家單位、農場,例如臺糖、 林務局、警務處等,安置人數最多的是臺灣合作管理處承辦的大同合作農場,有 4,419 人,林務局亦有 4000 多人。而最重要的一項成就,則是蔣經國運用美援, 以榮民勞動力開鑿的東西向橫貫公路。蔣經國親自參與路線的勘測與組織施工, 並且在工程進行的過程中,21 次進入工地瞭解情形,甚至直接與工人們同住草 棚裡。這樣的親身體驗,自然與蔣經國性格中貼近人群的習慣相關。
除了開鑿東西橫貫公路,以及安置、輔導就業外。在就養部分,安置年過 60 歲的榮民在「榮民之家」生活,由專職管理人員協助安度晚年。而就醫方面, 同樣運用美援,在臺北創辦榮民總醫院,免費治療榮民,之後更在部分縣市設立 榮民醫院,以方便就醫。就學方面,則安排繼續就學讀書,甚至到國外求學。
1964 年 3 月,蔣經國接任國防部副部長,於 7 月辭去退輔會主委職務,根 據漆高儒的統計: 綜計輔導會創設至蔣經國逝世的那一年,所安置的榮民總數三十五萬四千 四百八十餘人。其中安置就業的有二十萬八千五百餘人,就醫的有二十八 萬四千五百餘人,就養的有十萬六千二百餘人,就學的有五千六百餘人。 在十三所榮家就養的榮民有七萬三千六百餘人,在十四所榮民醫院住院就 醫的榮民有一萬零一百餘人。就學的都能各有所長,獨立成家。就業的則 有二千五百餘人畢業於大專院校,出國留學的有三百餘人,獲碩士學位者 二百餘人,獲博士學位者二十餘人。 
退輔會在穩定社會接受數十萬退除役官兵的問題上,發揮了積極的效果,除
了美援的資金協助外,蔣經國的妥善規劃才是成功的關鍵。 八、國防部長
1965 年 1 月,蔣經國出任國防部長。在國防部長任內,兩岸關係最重要的 變化是中國大陸在 1966 年,由毛澤東發起的文化大革命。蔣經國對於大陸政治、 社會情勢大亂,也和國民黨官員們一樣,認為是「反攻大陸」的最佳時機,「這 是我們十八年以來,最重要的關頭」 。但是美國並不支持國民黨政府的這個想 法。蔣經國或許迫於無奈,在 1969 年 2 月 6 日,蔣經國明確表明反攻大陸要採 取「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作法。他說:
總統的軍事思想是七分政治、三分政治。……我們要明瞭今天大陸局勢的 發展,只有兩個可能性:第一,大陸反毛反共勢力已經同我們取得聯繫, 一齊起來行動;第二,我們國軍無論從海峽或者從西南方或者從北方進 攻,只要踏上大陸,大陸就開始革命,所以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重要性是 在這裡。……我們反攻大陸一定要採取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辦法。 
這樣的方針改變也反應在國民黨的文件中。國民黨於 1969 年 3 月召開第十 次全國代表大會時,通過的政綱從強調「反攻復國」,轉變為「全面展開政治、 經濟、思想、文化、群眾、軍事各種作戰」,但是也強調要「把握時機,實施軍 事反共」。蔣中正逝世後,由蔣經國接任國民黨主席,任內召開的第十一次全國 代表大會,政綱為「.發揚三民主義,光復大陸國土」。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 中心議案則是〈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案〉。 這樣的變化,代表國民黨已經認清 軍事上進行反攻大陸的動作已經不可能,但是為了保持政權的合法性,仍須主張 對中國大陸地區擁有合法的主權,只是目前暫時無法實際統治罷了。 九、蔣中正的接班人
1969 年 6 月,蔣經國由行政院長嚴家淦任命為行政院副院長。1972 年 5 月, 又從嚴家淦辭職後,接任了行政院長。這時的蔣經國,已經是蔣中正特意安排繼 任的接班人,並且代替他車禍生病的父親控制著臺灣的黨政事務。蔣經國自蘇聯 歸國後,便在政治上成為蔣中正刻意安排的繼任人選之一。來臺之後,蔣經國在 臺灣的社會穩定工作上做出很大的貢獻,而競爭者在蔣中正有意地排除之下,也 只剩下了陳誠一人。不過陳誠早逝,蔣經國在 1965 年 3 月陳誠逝世後,已經沒 有對手。
1975 年 4 月 5 日,蔣中正逝世。4 月 6 日,國民黨中常委開會,由副總統嚴 家淦繼任總統。4 月 28 日,國民黨召開臨時全會,總裁名義保留予蔣中正,就 如同總理名義留予孫中山一般,臨時全會上亦通過由蔣經國擔任中央主席。這時 的蔣經國,雖然只是行政院長,但是在國民黨內,嚴家淦只是中常委,在黨國體 制之內,黨的決策至上,加上嚴家淦本人對權位並不戀棧,因此蔣經國亦實質上 成為黨政的最高領導者。自此,蔣經國即將面對民主化浪潮帶來的影響。
 

2013-08-28 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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