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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漁:文革對當代中國政治的影響
徐友漁:文革對當代中國政治的影響
徐友漁     阅读简体中文版

  文化大革命是將近半個世紀之前發生在中國大陸的一場令世界震驚的運動,說它對今天的中國還有影響,似乎有點聳人聽聞。但薄熙來事件和所謂“重慶模式”的起落表明,文化大革命像幽靈一樣,至今仍然糾纏住大陸中國。2012年3月14日,在“兩會”結束之后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中國總理溫家寶把薄熙來在重慶的做法和文革相聯系,并提醒中國人民,不能讓文革的悲劇在中國重演。溫家寶的講話猶如一石激起千層浪,之后中國的民眾,中國的知識分子明顯表現為兩個陣營,一個挺薄,歌頌重慶的“唱紅打黑”,懷念并呼喚文化大革命,另一個陣營的立場則截然相反。 這說明,雖然文革被官方宣布為永不重現的浩劫,被許多人視為遠遠離去的噩夢,但實際上在當代中國的政治中仍然是不可忽視的、仍在起作用的因素。

  不論是堅決挺薄的人,還是堅決反薄的人,都把他在重慶的所作所為當成是文革的重演,這一點值得我們認真思考。文革以史無前例,令全世界目瞪口呆著稱,以失敗告終,被官方徹底否定,怎么會重演呢?所以,我們首先要討論的問題,是文革是否真正在重慶重演,在什么意義上,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說文革在重慶重演。

  一般而言,歷史不會一成不變地重演,特別是像文化大革命這樣脫離人類社會生活常軌的事件,更不會照原樣重演,何況人們都知道,現在中國的情況和上世紀60、70年代有很大的不同。最重要的一點是,像毛澤東那樣在中國掌握絕對政治權力,沒有人可以反對,沒有人敢于挑戰,喜好發動群眾性政治運動的領袖人物,在今天的中國沒有了,而且再也不會產生。同樣重要的是,與當年中國奉行的堅決反對市場經濟,名為“自力更生”實則閉關鎖國的方針不同,今日中國的市場經濟已經具有相當規模,而且融入到世界經濟體系之中。那么,人們把“重慶模式”比作文革,是不是錯了呢?

  我認為沒有錯,沒有人認為薄熙來下臺前的重慶搞的和文革一模一樣。但是,就其一些重要特征而言,相比于中國應該走的憲政民主和法治的道路而言,重慶模式確實很像文革。讓我來做對比和分析。

  引起全中國各界人士關注的,重慶方面自己宣傳的重慶特色是所謂的“唱紅打黑”,這兩個很帶中國特色的元素需要解釋。“唱紅”,即使大規模地,持續地唱過去年代革命歌曲的運動,既然是運動,就不僅是個人喜歡唱就唱,不喜歡唱就不唱,而是有組織地唱,電視臺、電臺整天播放,經常組織大型演唱會和比賽,據說有的演唱會參加人數高達10多萬,整個唱紅歌運動卷入的人數高達千萬。這已經不是人們對于某類歌曲的個人喜愛的問題,而是政府使用公共權力強行發起和推動某種觀念的問題。這些歌曲的主題和內容主要是歌頌革命、戰爭、中國共產黨,尤其是領袖毛澤東,意識形態色彩強烈。比如“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有的鼓吹個人迷信,比如把毛澤東說成是太陽,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不斷有人指出,連國際歌都說“從來就沒有救世主”)。我最反感的一首紅歌,說中國共產黨比自己的母親好,因為母親不敢反抗壓迫者,只能哭泣和屈服,而共產黨好就好在號召人們起來革命。說實在的,我已經非常習慣中國共產黨漫無節制地自我歌頌,但要求人們貶低母親來襯托黨的偉大,這實在是太過分了。

  重慶的唱紅歌運動,不但黨和政府機關唱,學校唱,工廠農村唱,連監獄和瘋人院也唱,甚至強迫基督教、佛教、道教等宗教界人士唱。有一張照片,拍的是監獄里穿囚服,剃光頭的犯人高唱“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而照片的說明很搞笑:是哪個王八蛋,把共產主義接班人關進監獄!

  我認為,重慶的“唱紅”運動,和文革中大唱革命歌曲,宣稱“要用毛澤東思想占領一切陣地”,搞“紅海洋”完全是一樣的。所謂“紅海洋”,就是要做到,在人們目力所及的一切地方,都是革命的顏色即紅色。天空中飄動的是紅旗,所有的建筑物上都涂上紅漆,寫上毛澤東的語錄和革命標語。(PPT3,PPT4)不論是在重慶還是文革中的中國,表現的都是意識形態狂熱。

  請大家看一看以下兩張圖片,看看今天的唱紅與文革有沒有區別。

  “打黑”,即是公安機關大規模地、強有力地打擊黑社會組織。沒有人認為打擊黑社會不對,其實,薄熙來的前任也打黑,中國其他地方也打黑,為什么重慶的打黑能獨樹一幟?重慶在薄熙來任上打黑有鮮明的特點,這些特點和“唱紅”結合在一起構成“重慶模式”。

  重慶打黑的特點是規模大、速度快、判罚尺度嚴,這些特點到了超出常理的地步,是以嚴重破壞法治為條件進行的。

  在打黑運動中,重慶在2010年成立了300多個專案組。我們知道,專案組盛行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所謂專案組,就是以案件為中心,公安、檢查、司法機關的人員一起辦公,三者之間完全沒有監督和制衡。在這種情況下,抓捕是大規模的,往往是任意的,很多情況下是先把人抓起來再想辦法取證,這一個罪名不成立就換一個罪名。把人抓起來不是關押在符合司法規定的地方,而是秘密地點,這樣,嫌疑人的權利得不到保障,沒有司法監督,刑訊逼供是普遍的。

  我們知道,文革中最遭人恨的事物之一就是專案組,因為它無法無天、踐踏法治、胡作非為、草菅人命,文革結束之后,中國最高當局曾正式宣布過,要永遠廢除專案組的作法,而在薄熙來治下的重慶,專案組居然又恢復了。

  有一位在重慶替打黑對象做過辯護的律師告訴我,在重慶,刑訊逼供已經普遍到這樣的地步,以至于如果警察認為不需要對某人刑訊逼供,他們需要作為特殊案例向上級報告。他的委托人曾在法庭上指證出庭的某個檢查機關的人拷打過他,并出示傷痕,這個被指控的人雙手掩面,低垂著頭一聲不吭。最后,庭長宣告,由于被指控者沒有承認,刑訊逼供的說法不成立。

  重慶打黑運動的一個伴生現象是對所謂黑社會人員的財產沒收,其實打黑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以司法手段進行經濟掠奪。重慶最富裕的民營企業家中前三號人物都被說成是黑社會重要成員被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其他中小民營企業家被抓捕判刑或逃離到海外的人也很多。依靠這樣的方法,重慶當局劫掠了數千億人民幣,其中一部分作為國家財政收入,以證明重慶的經濟發展成績,用于收買人心的“民生工程”或“富民工程”,即增加普通老百姓的收入。

  李莊案是重慶打黑運動嘲弄法律的典型案例。李莊是北京一家律師事務所的律師,代理重慶一個打黑案件,被告是一位企業家。重慶的公安機關指控李莊唆使被告作偽證,當法庭對質問到李莊是如何唆使時,那名被告提供的證言竟是:他用眨眼睛的方式向我傳遞信息。李莊被判入獄,在刑滿前夕,重慶警方還想繼續關押他,以與重慶毫無關聯的罪名另行提出指控。這種無視法律的作法激起了中國法學界和廣大律師的憤怒和抗議,在全國性的強大抗議聲浪中,中共最高領導人為了“穩定大局”,出面干預,對李莊的審判在開庭前夕被匆忙宣布取消。人們可以從李莊案中清楚看到,法律純粹成了兒戲。所以,中國人給重慶的“打黑運動”取了個正確的名字,叫做“黑打”,即用非法的方式、類似黑社會的方式辦案。

  文化大革命最突出的特點就是踐踏法治。當國家主席劉少奇被紅衛兵從家中帶出去批判斗爭時,他舉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說自己還是共和國主席,人身自由受憲法保護,這個舉動贏來的只是一片嘲笑。劉少奇主席沒有經過任何審判程序,被帶到外地秘密關押,在虐待中痛苦地死去。

  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是文化大革命的標志性現象,在文革中,毛澤東的話被稱為“最高指示”,被視為絕對真理,用毛澤東的副手林彪元帥的話來說就是:“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由于文革的教訓,人們對于個人迷信十分警惕和反感,文革結束之后很長一段時間,對政治領導人的歌頌是有一定節制的,而在前不久的重慶,薄熙來卻成了人們歌頌的對象,重慶流傳著“薄熙來之歌”,市內懸掛著大標語“薄書記辛苦了”。

  現在我們轉到這個核心問題:既然文革曾經遭到中國官方和民間的一致批評與譴責,那么在今天的中國,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歡和支持薄熙來?不用說,支持他的人并不是喜歡他個人,而是喜歡他的重慶模式,是喜歡這個模式中與文革相同的地方。因此,問題也可以這么表述:文革曾經給中國造成巨大的損害,為什么還會有那么多人懷念和向往文革?

  其實,人們的立場和感情是有變化的。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沒有什么人敢于公開表示支持文革,那時候人們對于文革的苦難記憶猶新,對于文革這場噩夢還心有余悸,而當時中國似乎正在走一條與文革的方向正相反的道路,這是建立民主和法制,追求現代化的道路。中國領導人開始實行的改革開放政策燃起了廣大中國人民的希望和信心。

  但是,即使在最有希望的80年代,中共最高領導也沒有徹底批判文革,沒有認真批判對于文革負有責任的毛澤東。那些重新上臺的干部,雖然在文革中吃了苦頭并對毛澤東有怨言,但并沒有打算改弦更張,他們認為,毛澤東是維持他們統治的旗幟,他們不打算拋棄這面旗幟。當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時,毛澤東說過,斯大林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一把“刀子”,共產黨不能扔掉這把刀子。文革后的當權者同樣把毛澤東當成實行專政的刀子。在他們所作出的關于當代中國歷史問題的決議中,他們仍然贊揚毛澤東的功績。同時,當權者不允許人們談論文革,因為文革是執政黨干的一件錯事、丑事,文革暴露了中國社會和政治的大量陰暗面。時至今日,文革是研究和出版的禁區,甚至連翻譯出版國外研究文革的學術著作都很難做到。

  到了上世紀90年代,中國進入了復雜、艱難、痛苦的社會轉型時期。曾經反對過改革,以為改革會動搖自己地位的官僚們突然發現,其實改革對他們很有利,給他們提供了大量的以權力換取金錢的機會,于是他們支持改革,把改革納入自我利益的軌道。改革變成了不可逆轉的潮流,但這已經不再是人民可以寄托希望的改革,而是少數特權階層的改革。貪污腐敗越來越嚴重,貧富分化越來越明顯,社會不公正越來越矚目驚心,社會沖突越來越加劇和頻繁。90年代的局面與80年代大為不同,問題已經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要什么樣的改革”,誰為改革的成本付出代價,誰從改革中得益。

  自從1949年以來,中國人民就沒有參與政治的機會,他們唯一參與政治的親身經驗就是文化大革命。根據這樣的經驗,人們認為既然現行的反對貪污腐敗和實現社會公平的方法沒有用,那唯一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在絕望的人們的心目中,文革的苦難消失了,鎮壓不存在了,毛澤東時代變成了平等的時代,追求理想的時代,人們道德高尚、大公無私,官員廉潔奉公。在下崗工人和弱勢群體的抗議集會和游行中,出現了毛澤東的畫像和文革的口號。毛澤東在文革中把官員當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來打倒顯得沒有多少說服力,因為在上世紀60年代的中國,經濟政策方面沒有什么資本主義的因素,而在大力推行市場經濟的今天,一般民眾要把官員們看成是“走資派”,則顯得有道理。

  其實,文化大革命并不像官方描繪的那樣,是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的錯誤施展陰謀;也不像一些簡單地理解和反對文革的人以為的那樣,單純是人們上當受騙。我們必須正視一個令人尷尬和難于理解的事實:文革是得到億萬中國人擁護的,他們真心誠意地,甚至狂熱地參加到這場政治運動中。要理解當前為什么許多中國人呼喚文革,就需要理解當初是什么力量驅使中國人參加文革。

  文革的特殊之處在于,毛澤東想要打倒自己的政治敵人,他沒有用慣常的共產黨內權力斗爭的方式來達到目的,很可能,通常的方式不能使他達到目的,他使用了大規模的群眾運動的方法,他利用群眾,開展群眾運動,把群眾爭取到自己一邊。

  毛澤東是怎樣做到這一點的?答案是,他理解當時中國的社會弊病和社會矛盾,他打起了公正和平等的旗號,讓人民以為他是社會正義的代表,是維護人民群眾利益的,是帶領群眾與官僚特權做斗爭的。

  古今中外,統治者中并不缺少這樣的人物,他們自己是某種壞制度的締造者或維護者,但他們深深了解這種制度的問題,知道這個制度并不公平,他們在某些關鍵時刻會批評這個制度,許諾要改變這個制度,以此來爭取民心,達到打倒對手或取得更高地位的目的。他們不是一般的政治家,而是機會主義者、實用主義者,是政治野心家。毛澤東是這樣的人,薄熙來也是這樣的人。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由于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慘遭失敗,毛澤東被迫把行政管理的大權交給劉少奇,毛感到自己日益失去權力,決心打倒劉,他以猛烈批評現存制度的方式攻擊劉,大談現存制度的弊病,甚至說出這樣尖銳的話:官僚特權分子已經成為喝勞動人民血的階級。

  在文革初期,毛一開始故意把領導權交給劉少奇,緊接著說劉少奇執行的是壓制群眾、鎮壓群眾的反動路線,而自己的政策是支持群眾、解放群眾的革命路線。他替許多被劉少奇及其下屬打成“反革命”或“右派”的人恢復權利和名譽,人們擁護毛,不僅出于意識形態,不僅因為毛是最高領袖,而且是他們認為,只有毛才代表廣大人民的利益,毛與其對手的區別是公平與不公平、平等與不平等的區別。

  薄熙來在重慶的作法實際上是在模仿毛。他自己以前在大連工作時搞的一套就是以權謀私,利用和支持黑社會,但他到重慶之后把所有的問題都歸咎于他的前任,他自己在制造極大的不公正,卻打出公正、平等的旗號,他的所謂“富民”工程和“親民”口號使他成為一顆迅速上升的政治新星。

  毛的文革失敗了,因為他在某種意義上是要與大多數官僚特權分子為敵,用自己的親屬和親信取代他們;薄熙來也失敗了,原因差不多,他破壞了當今利益集團的規矩,破壞了共產黨的規矩,他想一人出人頭地,他忽視統治集團其他人的利益,他藐視這些人,經常不掩飾地說出自己的看法。

  對許多中國人來說,可悲之處在于,他們完全無法看清楚毛澤東和薄熙來的本性,他們以為政治領袖中少有的好人失敗了,他們不知道,在一種壞制度之下,政治家只有表演方式的不同,爭權奪利方式的不同,而沒有正義與不正義的區別,愛護人民與欺壓人民的區別。

  以上說的,都是文革與統治階級成員的關系,都是文革的負面因素,即統治者如何利用公平和平等的口號來欺騙群眾、利用群眾、動員群眾。但文革對當代中國政治的影響還有正面因素。我的觀點是,在文革之前,中國有零星的個人爭取民主的行動,但絕對沒有民主運動,而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后果是,與其發動者的初衷相反,文革,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文革的失敗,導致了當代中國民主運動的產生和發展,作為這一過程的觀察者和參與者,我有許多話要說。

  文革的后果之一是使人們有了獨立意識。北京一位被我采訪過的前文革積極分子說:“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全國八億人就只有一顆腦袋,也就是說,只有毛澤東一個人能夠思維,其他的人只有服從。其結果是,毛澤東想對了,則全國的事都對,毛澤東想錯了,則全國的事都錯。文革后,每個人都發現原來自己肩上也長了一個腦袋,也可以自己動腦筋想問題,不能夠以別人的思維代替自己的思維。”

  從總體上說,參加過文革的那些年輕學生已經拋棄了文革前和文革中那種虛幻的理想主義和盲目的英雄主義,以及狂熱的個人崇拜。他們再也不會把領袖的意志當成絕對命令,再也不相信有“一句頂一萬句”的“最高指示”。他們或者以憎惡的心情,或者以苦澀的心情對待過去的革命信念, 因為這種東西欺騙、愚弄過自己,或者是使自己吃盡苦頭。這一代人對官方的意識形態宣傳持疏離、警惕、 嘲弄態度,尤其對以階級斗爭為名義進行的政治運動持否定態度,在80年代,中國搞了幾次政治運動, 如“清除精神污染”、“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等等, 但這種政治號令在經歷過文革的年輕人或中年中完全得不到響應,他們之中各人觀點并不一致, 但對于再搞類似于文革的清洗運動或大批判運動都抱討厭和抵制態度。他們在平時可能言行各異,但都不愿意想在文革中那樣在政治運動中充當積極分子。

  經過文革,人們大大增強了抵抗壓制或鎮壓的能力,人們發現了當權者對群眾實施專制的秘密:他們雖然掌握了鎮壓群眾的暴力,但不是一遇到情況就立即使用暴力,而是讓人永遠感自己頭上懸著達摩克利斯劍。人們之所以服從,在少數情況下是因為暴力鎮壓已經實現,而在多數情況下是因為暴力鎮壓的可能和威脅始終存在。但許多人在文革中人們對于被批判斗爭甚至被抓捕都見識過了,一般的威脅就不是那么起作用。

  舉一個我熟悉的例子。1989年春季,幾批知識分子簽名發表公開信,要求釋放魏京生等政治犯,當局馬上作出反應,或上門打招呼,或找人談話加以警告,并通過宣傳工具說這一事件有“海外民主運動”的背景,言下之意是說有反動勢力在背后操縱。這樣一種手法在以前非常奏效,這一次在年長者中也起作用,簽名者中,個別老知識分子在哄壓下表示了悔意,說自己是不了解情況而簽了名。 但這種手法對多數中青年不起作用,其中一位說:“這一套我們在文革中見得太多了。中共的思維和行為邏輯就是這樣:一遇到不同意見,不管事情本身的原因,馬上斷定有一個陰謀,有人策劃和操縱,于是集中力量打擊領頭的人,把一般人當成上當受騙者,要他們揭發和檢舉。”當大多數人不再追隨鎮壓者搖旗吶喊,當被打擊的人中受孤立者不再恐慌,一般人不再相信背叛會有好處時,文革前和文革初期的那種鎮壓方式就失效了。

  文革結束之后不久,從進入80年代開始, 以青年學生為先主體的民主運動開始涌現并不斷發展壯大。這種運動明確提出了要求民主和自由的口號,希望逐步改變現存的一黨專政制度。這和1957年由于毛澤東的號召而產生的大鳴大放不同,也與文革中因為毛澤東的鼓動而掀起的造反運動不同,這是群眾自發的運動,是以世界公認的價值準則為訴求,而不是受黨內派系斗爭左右或影響的運動。事實上,我們可以把1976年4月5日天安門事件看成這種真正的民主運動的開端,它雖然表現為群眾懷念和支持黨內的溫和派,剛去世的周恩來,反抗文革派,但它的基本精神是反對專制和獨裁。天安門廣場上最引起人們注意的口號是“秦始皇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這個口號標志了中國人民的覺醒,標志著中國真正的民主運動的開端。就此而言,文革的結束是和民主運動的興起同時發生的。

  文革和民主運動的聯系是不難被人注意到的。弗蘭茨·邁克爾(Franz Michael )早在1967年就預言:“毛攻擊黨組織可能要為爆發巨大的群眾性不滿打開口子,而隨著偶像的跌落,這可能變成反對共產主義本身。”約瑟夫( W. A. Joseph )則說:“政治變革的一些最緊急和有說服力的要求出自以前的紅衛兵,特別是出自那些有幸完成良好教育的人。他們現在在運動的前線為中國民主事業作先鋒,不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他們和同代中的許多人一樣具有政治上的懷疑精神,但他們是積極投入而不是漠不關心。”這兩位中國問題專家的說法是對的,群眾由毛挑動起來攻擊毛在黨內的政敵,但后來發展為攻擊黨本身,一些文革運動的先鋒紅衛兵和造反派在運動后期投入了民主運動。

  但我們需要更詳盡的分析,因為人們自然會問,從憲法和法治的觀點看,文革是反民主的,這一場黨內血腥的斗爭怎么能孕育出民主運動呢?難道毛澤東在文革中提倡的所謂“大民主”導致了真正的民主?不是,當以前的造反者變為后來的民主追求者時,他們的理想和造反精神保留著,但他們追求的內容有了極大的變化,很多東西與以前正相反。

  當約瑟夫指出以前的紅衛兵現在是民主運動的先鋒時,他緊接著說:“他們再次對中國的政治制度作出深刻評論,但現在他們要求的是像分權、監督、制衡、競選、法制、出版自由這樣的東西——他們一度視為不過是資本主義圈套的那些原則和程序”。

  文革中“民主”的口號喊得震天響,這固然是出于毛想要打倒政敵的需要,民主成了他爭取群眾的手段。但事情還另有一面,人們一方面在行動上實踐毛給民主規定的內容(打倒“走資派”),同時又在理念上肯定了民主的普遍價值。當毛從魔瓶中釋放出“民主”這個妖怪,以為它會永遠當自己的忠實奴仆時,他實際上控制不住它,不能將它再收回瓶中。長期以來,在共產體制和傳統專制文化雙重箝制下,民主的要求除了存在于少數先進知識分子心中之外,很難得到公開的表達,而文革提供了難得的機會。如前面所說,文革的后果是大大打擊了黨的權威,增強了人們的獨立意識,這無疑增加了人們追求民主的精神力量。

  要把民主的愿望變成爭取民主的行動,最大的障礙是人們的恐懼心理,而文革大大減輕了人們的恐懼,這一點對青年學生尤其適用。他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第一次親眼見到人民動員和團結起來之后的巨大力量,他們看清了掌權者并不是威力無邊的,他們的力量建立在群眾的孤獨隔絕狀態之上。文革中斗爭的反復和曲折還使他們知道,一時的失敗和挫折并不意味著徹底完蛋,當權者現在把你打成反革命,可能過不了多久你就會得到平反,可能他自己就會因此垮臺。以前人們一旦被戴上政治帽子(比如被說成是“右派”或者“反革命”)就抬不起頭,見不得人,經過文革,人們不再懼怕這一套了。文革前,如果你被警察叫去問話,你會心情沉重,愁眉苦臉,你的鄰居或同事會把你當成一個傳染病人,避免與你接觸。文革之后,人們不再會以膽小如鼠的態度對待警察的傳訊,對待他們的監視、竊聽電話、查閱郵件,等等。

  文革還刺激了人們,尤其是青年學生對政治的興趣。一位被采訪者說:“文革前政治是禁區,后來發現政治是人人都可以玩的。我們發現自己在文革中干得挺不錯。當然,文革不是真正的社會變革,我們不過是在籠子里跳舞,但跳上了癮,就想在外面去跳。”文革使一大批人受到鍛煉,使他們掌握了政治斗爭和抵抗鎮壓的技巧。

  文革中大字報大多是用來揭發批判“走資派”的,但人們由此看到言論和輿論的巨大力量,知道言論自由是無權者爭取自身權利的重要武器。文革使人們能熟練地運用這個武器,在文革后的每一次民主運動中,它都是民運人士和大學生主要使用的武器。文革中的大字報并不等同于言論自由,但它使人們明白了言論自由的價值和力量。中國民運的著名領袖胡平就一直強調,言論自由是中國民主運動的基石。在今天這個互聯網時代,信息和言論傳遞的作用表現得更是突出,最近這些年在中國大陸發生了無數次公民的維權活動,每一次把人們發動、組織和團結起來的工具都是電子郵件、微博和手機短信。

  另一方面,文革對于當時中國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鄧小平來說,也留下了揮之不去的陰影。美國研究文革的著名學者麥克法夸爾指出,鄧小平在1989年事件中的思維邏輯和行為邏輯與他的文革親身經驗密切相關,他把學生的抗議看成是當年造反派對當政者發起沖擊的重演,而他恐懼和憎恨造反派。麥克法夸爾的觀察和評論是正確的,盡管鄧小平把1989年學生民主運動看成是文革中造反派活動的重演是他的誤判和偏見,但他確實是在這種心理的支配下決心鎮壓的。據官方媒體報道,6月4日之后,鄧小平在接見戒嚴部隊高級軍官的會議上說,參加民主運動的人當中,有當年的文革造反派。

  在我看來,今日中國的現實,與文革最為相關的是,太子黨在黨、政、軍和經濟領域中占據重要地位,說明了文革初期流行的血統論的全面勝利。文革剛一開始,高級干部的子女就提出以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為代表思想的血統論,他們宣揚“權權權,命相連”,叫嚷“高級干部子女就是要掌權”,要把不承認他們先天優越地位的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叫他們永世不得翻身”,他們論證說,中國幾千年的作法是“父業子承”,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情況將仍然如此。

  在血統論最為囂張的時候,青年工人遇羅克勇敢地站出來批駁這種謬論,他的觀點得到來自全國各地年輕人的衷心擁護和熱烈響應,在全國很多地方,人們打著手電筒,連夜朗讀和抄寫他的文章,他每天收到表示支持的讀者來信多達幾大麻袋,由此可見血統論在中國的危害之深,人們深受其害反對之心有多么迫切。遇羅克作為思想犯被逮捕并被槍決,一些支持他的觀點的年輕人也被槍決。文革結束后,遇羅克被追認為烈士和英雄,血統論惡名昭著,遭到嚴厲譴責。

  但是,最近若干年的事態發展說明,反血統論的勝利只是道義上、輿論上的。而血統論則取得了實質性的、體制上的勝利。查一查今日中國行政官員中副部長、副省長或者以上的干部,軍隊中將軍,國有大企業中老總副老總等領導人的家庭背景就可以明白,當今中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資源,已經被太子們瓜分了,壟斷了。在今天的中國社會,廣泛流傳著“紅二代”(革命領導人的后代)和“官二代”(現任黨政官員的后代)的說法,這表明,中國的權力是由一些家族控制的,政治、經濟的利益是通過血緣關系來傳遞的。

  這種現狀,與一個法治的、現代的、文明的中國的歷史發展方向是背道而馳的。這說明,中國人在爭取民主自由的道路上,還有漫長的路要走。這也說明,徹底地批判文化大革命,是中國走上憲政民主道路必須補的一課。 (原文有刪減)

 

2013-08-29 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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