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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的孔夫子和歡樂的老楊頭
快樂的孔夫子和歡樂的老楊頭
楊恒均      阅读简体中文版

好朋友是做生意的,常常通過微博發一些連接過來,都是諸如成功學之類的文章,例如怎樣才能賺錢、如何才能成功,每篇文章都會拿一些成功人士做榜樣,例如比爾蓋茨或者李嘉誠,最低檔次的也是賺了一兩個億的富商。在朋友眼里,成功的唯一標準就是身價的多少,成功都是有價格的。而我這種人所做的事,離成功太遠,是沒有意義的。

 

有一次我實在忍不住了,就對他說了我心目中的“成功人士”:孔子、孫中山、魯迅、胡適等等。他們的成功顯然不是與財富多少掛鉤的,有些甚至成反比:孔子如喪家之犬,一生都在顛沛流離;中山靠自己在美國開農場的哥哥賣牛的錢參與推翻了中國幾千年的帝制;魯迅一生都沒有積攢起財富,靠賣文為生,常常弄得不得不斤斤計較;而胡適名滿天下時,在美國卻過得相當不如意。但與這些人同時代的“比爾蓋茨”、“李嘉誠”們,以及一大批億萬富翁死去上百年之后、他們積攢起來的財富被后代千金散盡之后,人們便早已把他們忘記,但世人仍然會對孔子和胡適這些人高山仰止。

 

我可不是反對財富與資本家,富人們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顯然比我這個“民主小販”更快更直接地惠及更多當下的中國人。但我覺得,一個多元的社會應該有不同追求的人;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應該只有一種判斷成功的標準,每個人的夢想也應該是不同的。當社會判斷成功的標準只剩下“權、錢”時,這個社會就會出問題,這個民族也就攤上大事了。

 

近日剛放下鮑鵬山兄寫的《孔子傳》,不妨拿孔夫子說事吧。孔子這個人,我是越看越喜歡的。我這一代人,由于遭受長期而持續不斷的洗腦,在骨子里是無法真正喜歡孔子的。以前恨他,是因為當局教育我們說,他那腐朽沒落的思想一直試圖顛覆得來不易的新中國;后來討厭他,是覺得新中國其實還是沒有能夠擺脫他那腐朽沒落的思想。而真正喜歡上他,卻是離開他生活的這塊土地,到世界各國流浪之后,就在我自認為發現了人間正途的時候,也越來越認識到夫子原來是這樣一個令人尊重與喜歡的老師。

 

我當然不是要從孔子的儒家思想中尋求憲政民主,也不是從孔子走過的路中發現通向未來的道路,但我卻相信,如果孔子這位思想家、教育家與道德家能夠活到今天,他一定能夠尋得通向未來的路。我喜歡孔子對政治理想與個人道德的不懈追逐,欣賞他關心國家與民眾的那份家國情懷,更崇拜他在教育與傳道上給后世樹立的榜樣。

 

以前被教導去討厭孔子時,感覺他到處奔波求官、攀附權貴,好為人師,卻一副懷才不遇、“常戚戚”的樣子,活脫脫一只“喪家犬”。后來我走的地方多了,發現越是文明程度高的國家,越多擁有孔子品性的人,他們知書達理,有禮貌、懂道德,“從心所欲不逾矩”,反而在孔子的家鄉,孔子成為眾人無法企及的鮮有的“偶像”。

 

喜歡孔子后,再讀他的傳記與文字,才發現夫子其實是一個快樂的人,正如鮑鵬山在《孔子傳》中說,在論語中尋不到一個“苦”字,他的“憂”是憂國憂民的憂,不是憂愁的“憂”。在論語中,到處是“樂以忘憂”的樂、悅等字。教人成人而不是成功的孔子一生都把追求道德作為目標,別說在當時即便現在,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這比當世仁人志士追逐民主憲政的中國夢要艱難得多,可他幾乎從來沒有放棄,總是充滿樂觀與向上的進取精神。孔子小時候的經歷相當坎坷,按說,這樣的人滿面愁容、滿心仇恨也是符合現代心理學的,但夫子偏偏內心充滿了愛與寬容,“仲尼多愛”,孔子是有大愛的人。

 

這幾年,蔡定劍、高華、任東來等青年學者相繼離去,他們都是對中國憲政有巨大貢獻的青年學者,有人說他們是因為看到自己的理想與追求遙遙無期而卻積勞成疾,郁郁寡歡而去,如果真是這樣,同仁們真都應該向孔子老師學習學習,做一個傳道授業的快樂的夫子。

 

孔子為了尋求治理國家、管理社會與人間的“道”,“走遍中國”十幾個國家——也是當時的“全世界”。他也從政過,但從現有證據看,政績可能乏善可陳,不過謝天謝地!很難想象,如果仲尼當初被某一國國君重用而成為“位高權重”的當權者,情況又會如何呢?按照當時的中國,他不可能搞出什么名堂,而中國則將會少了一個帶著一幫粉絲寫“論語微博”的思想者,我們今天少了一位指路明燈。真可謂: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

 

孔子是明燈,而不是道路本身。依照孔子的為人處事、對道德的渴求與對國家與民眾的熱愛為楷模,我們去尋得當今應該走的道路。這和把孔子當成道路,墨守成規有著本質的區別。我在《路邊談話:未來十年改革成敗的關鍵在于法治》一文里寫道:很多人認為孔子的儒家思想主要是用來教化民眾,幫統治者馴服刁民與愚民的。但如果回到兩千五百年前,我們其實看到的是,孔子“走遍中國”不但用教學的方法啟蒙弟子(都是普通民眾),更是在說服、啟蒙國君。孔子傳播儒學的最大目的不是“治民”,甚至也不是“治國”,而是“治君”,他是想用自己的一套道德倫理說教、感化以及最終“馴服”桀驁不順的最高統治者,把統治者關進儒家道德的籠子里。

 

一個不受法律限制的統治者,如果能夠在知識分子的忽悠與感召下實行“以德治國”,總比絕對不受限制、指鹿為馬的秦始皇暴政要強一些吧。站在歷史的高度往回看,我們應該充分肯定儒家思想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站在文明的高度向前看,我們必須認識到,文明世界已進化到法治的時代,用制度法律,而不是道德與良心來限制“君權”早已成為共識。把統治者關進制度的籠子里,而不是道德的籠子里。

 

孔子的局限性當然不只表現在對制度構建與法治的思考上(他當“法官”時的理想是建立一個“無訟”的社會,用道德教育代替法律),更重要的是表現在對生與死的認知上。孔子一生傳道授業,在當時就受到了普遍的尊重,常常“不亦樂乎”卻總是被認定憂愁、不得志如“喪家犬”,在我看來,就因為他晚年始終無法走出死亡的陰影。

 

歷經十四年的流浪之后,晚年的孔子回到故鄉,妻子卻在他回國的前一年去世了,想到自己心懷家國天下,卻沒有陪伴發妻走過最后一程,他不覺悲從中來,這是孔子感覺到自己“老之將至”的開始。更不幸的是,他的兒子在他70歲時去世,時年50歲,白發人送黑發人,孔子悲苦莫名。71歲時,他最得意的學生顏回又先他而去。孔子哭了。子路看到孔子如此不加掩飾地流露出悲痛,大概是有些迷茫,他向孔子請教:“敢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

 

“未知生,焉知死?”孔子以這樣一句頗有哲理的話回避了死亡問題,卻不知道,這幾乎近似狡辯了,卻也揭示了東西方文化的最大差別不但在對制度與道德作用的看法上,更是反映在生死觀上。西方人通過對死亡的理解而更深地了解生,孔子卻希望通過對生的了解,去理解死亡。西方人靠宗教把他們從對死亡的悲切與無奈中解救出來,孔子晚年卻正好陷入到死亡帶來的痛苦之中而無法自拔。

 

中國民間雖然沒有西方那種意義上的宗教,但卻有后來在文革中被打成“封建迷信”的民間信仰,可孔子的態度卻是“子不語怪力亂神”,也持著否定的態度。當他另外一名最喜歡的學生離開后,孔子又哭了,且仰望天空,呼天喊地:天啊……

 

孔子的兩個局限性(制度與宗教)并不影響我對他的喜歡與崇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走遍中國”與弟子教學相長的互動方式,令我羨慕不已。做教師的父親幾個月前去世,又讓我想起了自己的一個理想:當一名傳道授業的教師。但看起來這理想越來越難以實現了,閱讀孔子傳,又帶給了我一些希望。如果我能夠在全世界挑選一些年輕人當“弟子”,大家以交流讀書、對社會的認識為主,遵照孔夫子“有教無類,因材施教、教學相長”的方針,那該多好啊。如果能夠有一些各地的年輕人追隨我,雖然比不上堂而皇之登上大學講壇的教授學者們有影響力,但至少也能夠和自己的一些弟子自由的交流與磋商啊。

 

那樣的話,也算是老楊頭在品格與精神上追隨孔夫子的腳步;那樣的話,老老楊頭就可以留下一些注定會被刪除的言論;那樣的話,“不知老之將至”,老楊頭將是一名歡樂的老楊頭哦。

 

楊恒均 2013.5.12

 

參考閱讀:

 

坐著思考躺著的毛澤東與站著的孔子

 

儒家思想、自由主義與普世價值

 

路邊談話:未來十年改革成敗的關鍵在于法治

2013-08-30 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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