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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懷瑾談雍正--《原本大學微言》
南懷瑾談雍正--《原本大學微言》
南懷瑾     阅读简体中文版

由于康熙自十三歲即位,長期處于內憂外患的情況中,他從實踐中所得的經驗,影響了他的第四個兒子雍正,自小就重視學問,尤其醉心于禪宗的佛法,這是順理成章的因緣成就。不然,雍正早年,還身為王子的時候,居然潛心佛典,后來被封為親王以后,更加認真,公然在王府中領導少數臣工,自稱學佛參禪。甚至還雜有出家和尚們的參預,豈非怪事。“知子莫若父”,如以康熙的英明,對兒子們這些作為,絕對不會毫不知情而忽略過去。事實上,他對雍正的參禪學佛,根本就不置可否,也從來沒有告誡過。這不能不說他是有有意培養,至少也是并不反對。

可是一般寫清初歷史小說的人,大多都把雍正的參禪學佛,寫作為奪嫡爭權的手段,認為是以退為進的權術。其實,在康熙的時代,根本就沒有把儲位的密旨,先行寫好,放在“正大光明”匾額后的辦法。這個辦法是雍正本人所開創的。因為他有鑒于歷史上對儲位之爭的故事,如唐太宗李世民,也為了立太子的事,氣得發昏。現在又親自看到本身父兄之間立儲和廢太子的事,又加眾多兄弟之間明爭暗斗的慘痛內情,所以他在登位第一年的八月間,就命總理王公大臣等,將密封建儲事的錦匣,收藏于乾清官“正大光明”匾額后,并且明說是“以備不虞”。所謂“不虞”,就是意想不到的事。因為人的生命無常,況且身居高位,無常之變更多,萬一本身不保,后繼無人便難辦了。而且如果自己所定的人選,因環境影響而變質變壞了,要想更換另一個人,也會引起很大的不安。“凡事以豫立而不勞”,他不如采用這種公開秘密的辦法,早做準備為妙。然而從清末以后,一般人便顛倒清史的前后關系,說雍正用手段改掉了藏在匾額后的遺詔,搶得皇位,未免有欠公允。

晝夜勤勞“辦事定”

但我們現在要講的問題,是無關這些歷史疑案的爭議,只是說繼康熙以后的雍正王朝,更為明顯的是外示儒學、內用佛老文化政治的內涵。但要詳細說明這個理由和事實,又是一個很煩復的專題。我們只要提起大家的注意,現在還保存在故宮的檔案中,仔細查一查雍正在位十三年來所批過的奏折,就會承認他是歷代帝王中最為認真勤政,而且生活比較儉樸,嗜欲比較淡泊的一位皇帝。如果他無誠心辦事的真情,沒有過人的精力,的確是經不起這樣晝夜勤勞文牘的工作,但他在做皇帝時所批大量公文的同時,卻對禪宗佛學方面的編著,比起他所批奏折公文的分量還要多得多。批奏折、編著書,都要動腦筋,用手來寫的。那個時候,沒有打字機,更沒有電腦,他身為帝王之尊,不要說日理萬機,就是十多年來關門閉戶,專心寫作的人,也未必能有如此精辟豐富的成績。不過。對于雍正深入禪佛的學養方面,我相信將來必有專家去研究,我們姑且點到為止,不必多加討論。但要補充一點,雍正平生書法,也極力學習他父皇的字體,只是筆力勁勢稍有不同而已。所以只要在故宮保存康熙晚年所批的奏本中,找出已經有雍正為康熙代筆批閱處置的資料,便會了解康熙早已有心培養他可能繼承帝位的干練才能。如果這樣,就可明自康熙在臨危時,何以匆促召來雍正,咐囑他來登位的史實了。

清初康熙一代的施政重點,在于平定內亂,統一全國。而且最注重的是治理黃河與運河的災患,費了很大的精神和力氣。對于全國知識分子“反清復明”的意識,存在滿漢之爭的緊張情緒,只能用懷柔綏撫的政策,舉行“博學鴻詞科”,以時間來爭取和緩。

但到雍正登位之前,他處身皇子之位,已有四十五年的經驗和閱歷,關于諸多兄弟之間的事故,以及八旗子弟與滿漢之間的情形,他是深知利弊。尤其對滿族旗人的貪婪和腐敗情形,正如他祖先皇太極當年所說的“諸姑格格等,皆以貪得為心”,必須做出處置。因此,他即位以后,立即雷厲風行,毫不留情地先從宗室動手整頓。接著,就是清理八旗子弟的游惰和貪瀆。所以他首先得罪樹敵的不是漢人,卻是他自己的宗室和滿族旗人。因此,他的宗室族人勾結漢族臣民,造謠中傷不遺余力,甚至盡量宣傳他是如何使用奸詐,取得權位的不正不順。

其次,在康熙的晚年,朝廷(皇室中央)收入的財賦及庫存銀兩,已漸見支絀,并且與各省地方之間的財賦庫存,已有矛盾。康熙四十八年,已經有詔諭戶部及各省,要“從長商榷”。其中有關宗室重臣及各省大吏的貪污侵占情形,以及權臣如年羹堯、外戚如隆科多的別有異心,雍正在藩邸的時候,早已知道得很清楚。但康熙以寬大為懷,雍正自己又處在諸王大臣及兄弟之間爭權奪利的嫌疑地位,當然不好明顯表態。所以當他登位以后,便著手嚴格處置滿漢權臣,整頓田賦財稅,即使是兄弟宗室,也毫不留情。歷來在政治上整飭綱紀,肅清貪污,幾乎沒有一朝一代不弄得灰頭土臉的。宋朝的包拯雖稱“包青天”,但他也并末辦過整理財經的大案。不然,就是萬里無云的青天,也會風云變色。可是雍正卻不顧一切,親自動手做到了,清朝的國庫充足了,貪污犯罪的官吏傾家蕩產了。因此,有關滿漢反對派的怒怨,就一概集中到他“朕”的一身了。但他是學佛參禪的健者,他深切體認到永嘉禪師所說“辦事定”的學養,如“止水澄波,萬象斯鑒”。只要見地真,行履切,即有如莊子所說的“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的決心,就毅然地做了。

雍正如何“平天下”

雍正元年,正月,還未正式視政之時,就頒諭旨十一道,訓飭督撫提鎮以下各官。這就是先聲奪人,告訴大家他要開始整肅了。如照現代觀念來說,他已首先宣布他施政報告的方向了。我們現在依據史料所載,略選幾則他的主要施政,并酌加簡單說明如下。

如有關農業經濟的開發和利民的事,即定“起科之例”:“諭各省凡有可墾之處,聽民相度地宜,自墾自報。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不得阻撓。至升科之例,水田仍以六年起科,旱田以十年起科,著為例。”(這是集權于一身的帝王專制政治時代,不是如二十世紀民主時代經民意代表的提案,再經會議決定來辦的。雍正他生在深宮之中,長于皇族家庭,可是他卻深察民隱,就是這樣地獨斷獨行,嚴今照辦。尤其他明白指出地方官的慣性勒索,和基層干部的有意阻撓,是不準許的,這是很值得贊賞的事。)

夏四月,復日講起居注官(這也等于是自找麻煩,要大臣隨時記錄他生活和辦事的是非好壞)。然后才“初御乾清宮聽政”。跟著便下令“除山西、陜西教坊樂籍,改業為良民”。(教坊樂籍是當時歷代要唱戲及專為民間婚喪喜事等奏樂的賤民,其至包括做娼妓。這是明朝以來的弊政,把戰俘和罪人親屬歸入這種戶籍。子子孫孫,永遠不得出頭的貧民。可是雍正卻以佛家的慈悲,儒家的仁德,首先下令解放了他們。如照我們現代來說,他早已有了“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思想的意識了。)

六月,命京師(北京)八旗兵無恒產者,移駐熱河喀剌河屯樺榆溝墾田。(他這道命令,對那些入關征戰有功滿族八旗的特權子弟,會引起多大的埋怨和憤恨啊!可是他卻嚴厲地做到了。后果呢?當然是眾怨所歸了。)

八月,諭諸鹽政約束商人,循禮安分,嚴禁奢靡僭越。(在中國過去歷代的財政經濟上,最重要的財貨,首在鹽和鐵的生產和貿易。經營貿易鹽鐵,是大生意。例如“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的揚州,就是大戶鹽商的集散碼頭。鹽商巨賈,有富至敵國的豪門,有了錢,便在蘇州造園林,奢侈的生活享受勝過王侯。做鹽道的官,比做皇帝還要闊氣。可是雍正非常明白,他是不愿這些官商勾結,胡作非為。所以他這一道改革的命令,也是招怨的要素。)至于建儲匣,藏在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后面,就是這個月中的事。

九月,除紹興府惰民丐籍。(這又是一道解放貧民,使窮人翻身的仁政。所謂浙江的惰民和丐籍,他們原來都是明初俘虜張士誠部下的殘兵敗將的后人,一部分圈在浙江的紹興,既無恒產,又沒有謀生的技能,便永遠變成游手好閑的窮民。更苦一點,就淪為乞丐。由明朝到清初,還專門把他們編為惰民或乞丐的戶籍來管理,永遠不得翻身。可是雍正卻下命令取消了這種戶籍,使他們做一般良民的自由人,你能說這不是仁政嗎?)跟著十一月,又下令“禁止奸棍私販中國幼樨山口,賣與蒙古關口。官員兵丁,不行查拿者,分別議處。著為例”所謂著為例,就是“作為永久立法”的詞句)。

十二月,當時有西洋人,在內地潛傳天主教,因浙閩總督覺羅滿的報奏,恐會有煽惑人心,要求驅逐出境。但雍正不因宗教信仰不同的外國人便加敵視,卻下令各省地方官沿途照看西洋人,好好安插他們到澳門居住,以示寬大。

二年四月,命左右兩冀各立“宗學”一所,撿選宗室四人為正教長,十六人為副教長,分別教習“清”“漢”書。

六月,又命內務府余地一千六百余頃,及入官地二千六百余頃,設立井田,將八旗無產業人,自十六歲以上,六十歲以下者,派往耕種。滿洲五十戶,蒙古十戶,漢軍四十戶。三年以后,所種公田之谷,再行征取(這件事,他在文書中,便有“共力同養”的要求,如從現在人的觀念來講,等于是他首先實行“共產主義”的試驗農場。事實上,可以看出他一步一步對八旗子弟的整肅和管教)。

九月,首先命山西丁銀攤入田賦征收。

三年正月,又“遣官于直隸固安縣擇官地二百頃為井田,命八旗無產之人受耕”。

三月,允朱軾請求,修浙江杭州等府,江南華亭等縣海塘,捍御潮汐。

四年二月,定陜兩延安府十七州縣丁銀概從下則,以二錢為率。

四月,命云南通省丁銀,攤入田畝內征收。

六月,禁賭,準許吏胥在賭場“所獲銀錢,不必入官。即賞給拿獲之人,以示鼓勵”,永為定例。

十二月,兩浙鹽商輸銀,照兩淮鹽義倉之例,于杭州府地方,建倉買米積貯,隨時平糶。

五年三月,命江西丁銀攤入地畝征收。

四月,除江南徽州、寧國等處伴當世仆名色。諭旨有:“朕以移風易俗為心,凡習俗相沿,不能振拔者,咸與以自新之路。如山西之樂戶,浙江之惰民,皆除其賤籍,使為良民,所以勵廉恥而廣風化也。近聞江南徽州府則有伴當,寧國府則有世仆,本地呼為細民。幾與樂戶惰民相同。又其其者,如二姓丁戶村莊相等,而此姓乃彼姓伴當世仆,凡彼姓有婚喪之事,此姓即往服役。稍有不合,加以箠楚,及訊其仆役起自何時,則皆茫然無考。非有上下之分,不過相沿惡習耳。”故著該督查明除報。

九月,給各省入川逃荒之民,以牛具籽種,令開墾荒地。

十月,命建八旗學舍(督促八旗子弟讀書)。減嘉興、湖州兩府額征銀十分之一。其諭旨有云:“查各省中賦稅之最多者,莫如江南之蘇(州)、松(江),浙江之嘉(興)、湖(州),每府多至數十萬兩,地方百姓,未免艱于輸將。其賦稅加重之由,始于明初。以四府之人為張士誠固守,故平定之后,籍(沒收)富氏之田,以為官田。按私租為額稅。有明二百余年,減復不一……查嘉興額征銀四十七萬二千九百余兩,湖州額征銀三十九萬九千九百余兩,俱著簡十分之一,二府共免銀八萬七千二百兩有奇,永著為例。”

十二月,命江蘇、安徽丁銀均攤入地畝內征收。

七年三月,命湖廣武(漢)、鄖(陽)等九府州、武昌等十衛所,丁銀攤入地畝內征收。

八年八月,分京師旗莊為八旗,設官分理。“京畿各有莊屯之地方,旗人事務繁多。應以三百里內為一路,分為八路,設官八員,分司辦理。”

十一年春正月,命各直省設立書院。

四月,詔在京三品以上官員,及外省督撫,會同學政,薦舉博學鴻詞,一循康熙十七年故事。

十二年九月,諭各省生童,不許邀約罷考(嚴禁學生的罷考運動等)。

十月,命陜西督撫確查州縣歉收之處,奏請蠲賑。

十三年四月,停旌表烈婦之例(這是解放婦女的德政,免受那些死守習俗三貞九烈的虛名所束縛)。接著乾隆元年并即“諭審案不許株連婦女”,也是步其后塵而立法的好事。

至于歷來寫歷史或小說,描寫雍正的嚴厲殘忍手段,大多是以雍正三年,有年羹堯的幕僚汪景祺作《西征隨筆》一書;以及雍正四年,名士而兼名宦的禮部侍郎查嗣庭所作的私人日記;和雍正七年,因湖南生員曾靜,而禍及呂留良父子家人這三件文字獄的大案,作為罪不可恕的論斷。這三件大案,都是有關當時滿漢民族之爭的問題,其中的是非曲直,善惡因果,頗為復雜,我們姑且不論。如從雍正素來是飯依佛學的禪者立場來說,他當然知道早在兩千多年前,釋迦牟尼佛已經首先提出泯除民族歧見、國土界別,眾生平等的道理。但結果他仍然無法脫離滿族祖制家法的立場,采用嚴刑峻法的手段來處理,可以想見其內心的矛盾和痛苦。因此他便嘔心瀝血,親自寫作一本《大義覺迷錄》來辯說民族平等的問題。這個書在清朝兩百多年中,雖然并不受人重視,但它卻啟發了民國初年五族共和,以及現在各個大小民族共和的國體,應該也算是先聲之作了。

雖然如此,雍正總難逃“為德不周,為仁不達”的遺憾。但再退一步來講,過去古今中外英雄帝王們的統治手法,都會如三國時代劉備說過一句坦白的老實話,那就是“芝蘭當門,不得不鋤”。有罪無罪,同為一例。所以佛、道兩家便教人要知時知量,明哲保身,做為茍全性命,不求聞達,獨善其身的規范。但如不幸處在兼善天下的地位上,那就隨時會有可能碰上棘手的事,瓦礫黃金,同為廢物,即使圣如堯舜,也有殛四兇的記載,孔子也有殺少正卯的故事。雍正雖學佛參禪,當然更不能比于堯舜與孔子,應當受到后世的批評。

大禪師整頓佛教

但做了清朝十三年守成皇帝的雍正,他受當時讀書人及后世攻擊的真正原因,就是他嚴格整頓佛教禪林的結果。因為從明朝中葉,王陽明理學一系的興起,以禪宗明心見性的宗旨歸入儒學的知見,以孔孟之教的良知良能作為禪宗開悟的極則。因此,陽明之學的流弊,到明末時期,大都猶如狂禪之流,到處都是。當時便有人嘲笑明末儒家“圣人滿街走,賢人多如狗”的情況。那時禪宗的大匠如密云圓悟禪師,雖然望重禪林,但他的出身,猶如唐代的禪宗六祖慧能大師一樣,并非儒林名士出家。可是從他求學的人,很多是為了逃避明末的黨爭,逃禪入佛的學者名士。他有一個名儒削發為僧的弟子法藏,自認是從密云那里開悟得法的高足。因此,一般有進士、舉人功名的人,就紛紛歸到法藏的門下,從禪宗的習慣,都尊敬簡稱地為“漢月藏”或“三峰藏”禪師。“三峰”、“漢月”就是他掛褡在江蘇的庵名代號。

“漢月”的弟子中學者眾多,聲勢日盛,便有談禪的專著,闡揚唐宋以后禪宗的五家宗旨,標榜一個“○”(園相)為指標,或說平常著衣吃飯,即知即行等等,就是“當下即是”佛法的禪。其實,給人有法可得、有道可修的作為,早已離禪離佛愈遠。這樣流傳廣了,密云大師知道了,大為不然,就著文章來批駁他們。可是“漢月藏”的弟子們不服氣,又著書反駁師祖密云。如《雍正語錄》所說的《五宗救》、《辟妄》、《辟妄救》等書名,就是這個故事的由來。

但自滿清入關以后,“漢月(三峰)”一派的弟子,愈來愈多。其中大部分還是“反清復明”的讀書分子,有的以出家為僧作掩護,有的便以居士身份,住在禪林寺院,做為伺機而動的據點。明末有名的詩僧蒼雪大師,就與“三峰”及“反清復明”分子有密切的往來,而且以詩文交誼、不涉世務做擋箭牌。蒼雪大師遺著《南來堂詩集》,在他唱和的詩中,便有許多明末人物的史料。“漢月藏”一系,后來又專以禪宗五宗的“曹洞宗”相標榜,意在脫離“漢月藏”的傳承來自“臨濟宗”的作用。雍正在王邸的時候,早已開始參禪學佛,和他交往的方外僧人也不少。而且他受章嘉大師的啟迪印可以后,對于禪悟,自認為是已經破了三關的大徹大悟者,所以也公然以居士帝王禪師的身份,收出家和尚們做弟子。因此,他對明末清初佛教的禪宗叢林,和蒙藏密宗的教法.其今的利弊得失,以及龍蛇混雜的情形,都弄得非常清楚。

雍正登位以后,便以禪師而兼帝王的立場,大刀闊斧來整頓佛教的禪林,下令盡毀“漢月藏”一派《五宗救》、《辟妄救》等著作,并命“漢月(三峰)”一系的出家僧眾,統統要重新改投“臨濟宗”的門下。在圣旨威嚴管束的同時,他又聲明自已是個明眼宗師,如果有天下老和尚認為他的見地有錯誤的,盡管進京找他面談對錯,他只以出家衲僧的立場相見,絕不以皇帝的權威壓人。總之,要和他講論佛法,他自認為只是一個禪師或居士而已,并非就以人王之尊的面目相見。可是當時如雍正一樣,對于參禪學佛,確實下過一番真參實證功夫的出家人,并不多見,當然便沒有像南北朝和唐代的禪師們,一領布衲,芒鞋拄杖,敢在帝王前面瀟灑自如地侃侃論辯佛法了。因此,他把幾個跟他參禪學佛多年的和尚徒弟,分別派到江、浙及其他省分去做禪寺叢林的住持,并命督撫以下各官照應,做為佛門的護法。如揚州的高旻寺、杭州的凈慈寺、嵩山的少林寺等,都是由他派出和尚徒弟,住持整頓。經費由地方財政的贏余中劃拔,及募集功德所得,或由皇室支付,統報由雍正自行核定。但從雍正的整飭佛教和禪宗以后,便使中國的禪宗,局限于高旻寺的禪堂之中,只以參一句“念佛是誰”的話頭,定為參禪的風規,直到現在。這倒合了一句古話:“良冶之門多鈍鐵,良醫之門多病人。”

但我們需要知道,雍正整頓佛教和禪宗各叢林寺院,從佛法的立場來講,他是確有正知正見,并非歪纏。但同時也使那些皈依佛門,抱著“反清復明”思想的知識分于,臨時冒充參禪學佛的和尚,走投無路,弄假成真了。因此,后來“反清復明”的幫會組織,就

都離不開與佛門有關。可惜過去一般對歷史記錄的大儒,偏偏固執成見,認為佛、道兩教,都是孔子所說的“異端”,從來不關心它與中國政治文化有關系的重要,所以并不深究。尤其對于清史,如入關前后的一百多年中的三四代皇皇,如不了解禪宗和密宗的淵源,當然所有論斷,就多有外行之談了。中國過去的歷史,尤其在佛教的宗教史上,認為破壞佛教最厲害的,便是“三武一宗”之難(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以及后周世宗)。但并沒有說雍正這樣做,也是佛教史上的災難。事實上“三武一宗”的事,是有關歷史文化恩想的沖突,和佛、道兩教的宗教斗爭,以及那些昏君的不知正面治理所造成的結果,但也并非是政治上的絕對盲動。至于雍正的整頓佛教禪林,他是以內行對內行,他的本心原在維持佛法的正知正見,當然不能把他做為迫害宗教的事件來論斷。

但另有一件與雍正整頓佛教禪林有關的故事,我也追究了幾十年,直到如今,仍然是屬于“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的疑案,那就是:中國佛教的出家人,為什么要在光頭上燒戒疤?開始在哪個朝代?根據佛經大小乘的戒律,以及印度原始的佛教和蒙古、西藏等地區的佛教傳承,出家人剃除須發以外,也都沒有這個規定。我曾經在五十多年前,訪問過幾個前輩的師友,都無法作答案。有一次,在峨嵋山上,和一位老和尚討論過此事。他說,應該從清朝入關以后開始,而且可能起于雍正的時代。

如果這樣,那就是在雍正收拾“漢月(三峰)”一系,飭令統統歸到臨濟宗門下以后所開始。他為了同時緩和滿漢之爭的作用,施行仁政,當他在位的十三年中,曾經兩次在夏天盛暑時間,命令清除刑獄,釋放一些罪犯。如誠心愿意懺悔改過,準許入佛門出家修行。但又恐一般始終心存“反清復明”思想的人,從中煽動,便咐囑他所派往江南一帶住持大寺的和尚徒弟們,提倡以《法華經》、《藥師經》和《梵網經菩薩戒》的舍身懺罪、燃燈供佛的作用,接受三壇大戒(沙彌戒、比丘戒、菩薩戒)的同時,便在一身最寶貴的頭頂上燃燈,以表志誠。這樣一來,即使要在出家以后,再來蓄發還俗,從事“反清復明”運動,或是怙惡不悛者,都無法逃過檢查身份的法網了。從此以后,除蒙、藏喇嘛以外,就形成內地漢僧的頂上,都有戒疤為記了。除此以外,又有在禪堂中警策參禪入定的香板,也是由雍正當時在王府領導修行,交一把寶劍給一個和尚徒弟說,如果你在七天中不開悟,就以此自裁吧!結果,此僧果然不負所望,所以后來在禪堂中集體參禪時,便變更形式,做成劍形的香板,也是雍正禪師的杰作云云。有關這兩件事,是否如此,我仍然不敢確定,只如野老村言,備做研究參考而已。

至于后來寫歷史小說的人,便把雍正描寫成學武少林寺,并與南京大俠甘鳳池、白泰官,乃至了因和尚交往,以及呂四娘報仇等事,說得津津有味,有趣之至。甚至還有把乾隆也寫成曾經學藝南少林寺,和洪熙官有關系,因此火燒少林寺等等,不一而足。雍正是學禪的行者,他在即位以前所編集的《悅心集》中便收有“十載勛名身外影,百年榮辱鏡中花”的警世名言,這些毀譽對他來說,又何足論哉!

定鼎守成一奇才

至于雍正在位的時期,對于中國文化上歷來所敬重的儒家傳統和先師孔子的尊號,他雖然不像歷代其他帝王一樣,隨時要聽從儒者出身的大臣們的建議,做出特別表示尊儒尊孔的舉動,但他也步康熙的后塵,做過幾件事,算是對儒家文化也有了交代。如雍正元年六月,加封孔子先世五代,俱為王爵(這又是出手不凡,以虛名以博實譽的出奇之舉)。二年八月,定從祀孔廟三十一人,包括有鄭康成、諸葛亮,乃至清初的名儒蔡清、陸隴其等。三年正月,親試應差學政各員文藝。如云:“因從前學政主考,皆就其為人謹慎者派往,并未考試,其中并有不能衡文者。或因中式之后,荒疏年久者故耳。著將應差之翰林,并進士出身之各部院官員查奏。俟朕試以文藝,再行委差。”六年六月,授先賢冉雍后裔世襲五經博士。雍正為什么忽然心血來潮,在孔門七十二賢中,偏要這樣重視冉雍,實在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唯一可以為他解釋的,可能是他有感而發,覺得有德有學的帝王之才,實在太過難得。孔子曾經稱贊“雍也可使南面”,所以他便有這一道詔命吧!

依照前面所講的觀點,總結雍正在位十三年來有關整肅傳統文化的作為,從明儒王陽明開始,融會禪學于儒理的流弊,到明末萬歷祟幀時期的黨爭,以及進入順治、康熙王朝以后,所有逃儒入禪的前明遺老和遺少們,在這位“雍和宮圓明居士允禎(雍正)破塵大禪師”的棒喝之下,幾乎都無立錐之地,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了。

同時又設置僧錄司管理佛教事務,內分善世、闡教、講經、覺義,左右各二人,號為“僧錄八座”。選任出家的僧官,先由禮部考試,再送吏部備案,最后交內務府(皇宮內務主管機構)的掌儀司、禮部的祠祭司會同考核,再報由內務府大醫請旨準可,才移吏部頒發符札委任。這樣一來,掌握僧官的實際權力都在內務府中,等于是由皇帝的親自監管。各省地方僧官的選任權,便交內督撫決定。至于從雍正親自主持參禪,經他自己認可的禪師和尚,有資料可查者,而且經他親自派遣,住持江南等名剎,便有性音、明鼎、超盛,以及拈花寺方丈超善、萬壽寺方丈超鼎、圣因寺方丈明慧,和元日、超源、實徹、悟修等十僧,猶如他出家眾中的十大弟子。當然,也等于是他外派視察民情的耳目。在滿漢的大臣中,如張廷玉、鄂爾泰、福彭、允祿、允禮、天申、圓壽,和他自己的兒子寶親王弘歷(乾隆)等八人,等于是他座下在家眾中的得法弟子,可倚為治國的左右手。其他有關從他隨緣參學的妃子、宮人、太監,當然在他的選佛場中,還不能得到榜上有名的記錄。

清朝入關定鼎八十年后,有了一位文學詞章并不亞于任何一位翰林進士;談禪說道,并不遜于禪門宗師的雍正皇帝。他的為政之道,使人不敢欺,亦不可欺。內肅權貴,不避親疏。外立綱常,赫如烈日。用此守成,當然可使內外肅穆,誰敢與之抗衡。一般評

論,便只能說雍正猶如漢代的文(漢文帝)景(漢景帝),過于忮刻而己。但他對用人之道,卻真能實踐“賢者在位,能者在職”的原則。換言之,他在需要外派整治事功的人才,“寧可用黠而能者,不肯用愚而廉者”。如果學問好、有品德,如張廷玉等人,始終就給以高位,留置內廷。出身功名不高,但的確別有才能,如田文鏡、李衛等人,便委以重任外放。至于科名循序漸進的人,雖詞章華麗,也只能位任文員,安置在翰林館職而已。雍正在十三年中,得以坐鎮京畿,背靠漠北的滿蒙,右握西北,左攬東南;西南有事,只

需一個能臣,一旅雄兵,便可唾手而定。他是真實奠定了清朝的江山,付予兒孫好自經理,實在可算是歷代定鼎守成帝王中的一代奇才,為歷代職業皇帝中絕無僅有的一人。如果以“修身、齊家、治國”之道來說,他確是做到了如《詩經》所說:“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了。但從“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道來說,他卻落于“靜慮而后能得”的窠臼,對于“親民”而“止于至善”的外用(王)的實際,難免自有遺憾之處。明儒兼通佛道的洪自誠說得對:“涉世淺,點染亦淺。歷事深,機械亦深。故君子與其練達,不若樸魯。與其曲謹,不若疏狂。”雍正即位以后的禪病,正陷在過于練達而又曲謹的漩渦中而不自覺。

也許大家會問:他究竟是怎樣死的?既然已經開悟,又何以只有五十八歲就死了呢?參禪開悟,并非是求仙道的長生。一個人事無巨細,都要事必躬親,晝夜勤力,日里萬機十多年,不累死也會癱瘓的。況且他對佛法心宗意生身的轉身一路工夫,還須求證,并未到家。這是他無法告人、無處可問的關鍵所在。他究竟是怎么死的,也許將來或可知道謎底吧!

十全老人的乾隆

清朝從雍正以后,接著就是他許為已破禪宗三關的兒子寶親王弘歷,即晚年自稱為“十全老人”的乾隆即位。事實上,在秦漢以后的歷史上,本身做了六十年的太平天子,活到八十多歲,傳位給兒子嘉慶以后,又以太上皇的身份,仍然還得干政,乾隆的確是絕無僅有的一人。那些相信宿命論的算命先生,算他的八字,是“子午卯酉”四正的命,好像很有道理而不盡然的巧合,卻很有趣。

不過,以乾隆一生的際遇來說,他真是得力于父祖的遺蔭。照俗話來說,也可說他靠祖宗有德的結果。從他的祖父康熙立下統一的根基,經過他父親雍正的整肅守成,打好財政、經濟、吏治的穩定基礎后,他在正當青年的時期,稱帝六十年。在他手中,編集了《四庫全書》,對于中國文化做了最大的貢獻。又對明末第三代的遺老遺少們,再舉行一次“博學鴻詞科”,一網收盡遺留有“反清復明”學術思想的漢人讀書分子。從此使清朝的文運,真正做到“銷磨天下英雄氣,八股文章臺閣書”的作用。讀書知識分子,考取功名以后,大多數是浮沉宦海以外,便轉向在文學詞章上爭取文藝的勝出。有關儒家“四書”、“五經”的義理之學,只走向如《十三經注疏》和《皇清經解》等巨著的考證路線上去。少有如宋明那樣的理學和禪宗大師人才輩出,論辯縱橫的情景,似卻產生了學識淵博,考證精詳,文詞華麗,蘊藉風流的人士,如紀昀(曉嵐)、王文治(夢樓)、舒位(立人)、袁枚(子才)、趙翼(甌北)、張問陶(船山)等等一群風流瀟灑的才子。在詩文詞章上的成就,或變更成規,或注重性靈,但都不免帶有孤臣孽子的潛藏情感。因此,使清代乾隆前后的文學境界,并不亞于中唐的格調,大有特色,值得欣賞。

他自己除了批注歷史,編了一部《御選通鑒輯覽》以外,又作了很多評論歷史的詩。同時把清宮里所收集的歷代名畫,任意在空白處題詩寫字,蓋上“乾隆御寶”的印,自己以為是很藝術,其實是破壞了藝術作品的壯舉。并且命臣工編輯《御制文集》,夸耀白已為“翰林天子”,有意與那些進士狀元出身的文人爭一時的短長。但從乾隆一代的內政來講,實在確是一個升平盛世。所以他在那時所作的春聯,便有“天增歲月人增壽,春滿乾坤福滿門”、“乾坤春浩蕩,文治日光華”,乃至有“文章華國,詩禮傳家”、“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驕”的現實情況。

因此,他到了晚年,自稱為“十全老人”,并且在讓位授璽(交印)歸政給兒子颙琰,改年號為嘉慶的時候,又自稱為“千古第一全人”,比起十全老人更要全了。其實,他所謂的十全,是包括了康熙、雍正前兩代的功業在內,是指清朝的武功而言,并非完全屬于文治。因為由于清代“康、雍、乾”三朝的領土擴張,全國版圖,除元朝以外實為中國歷史上版圖最大的一朝。東至鄂霍次克海與日本海,朝鮮與庫頁島在內;南至安南、緬甸、暹羅。西邊的阿富汗、吉爾古斯、浩罕,西南的廓爾喀、哲孟雄、不丹,均臣服中國,北與西伯利亞接界。至于乾隆時代自夸的武功,便是曾經征服準噶爾、大小金川、廓爾喀各兩次、臣服回部、臺灣、緬甸、安南各一次。以此自弦,便稱為是十全武功。他不像他的父親雍正,或用“寶月居士”的身份而談禪說佛,可是他卻能通藏文,注意藏傳密宗的修持。他曾經翻譯藏文黃教主要修法的“閻曼德迦”《十三尊大威德修待儀軌》。據說嘉慶即位,正當白蓮教作亂。他在太上皇的寧壽宮皇極殿上,手持念珠,跏趺禪坐,為大清江山保平安而修密法呢!

總之由順治算起,自公元一六四四年,到嘉慶末年一七九九年為止,大清朝的江山已經過了百多年的升平歲月,時代即將進入十九世紀。乾、嘉以后,清朝也由盛而衰,整個中國文化,正開始受到西方文藝復興運動以后工商業科技文明、發明的撞激,不變而變,非變不可了。如果要講中國的近代史或現代史,準確一點,應當從嘉慶時代開端,不是咸(豐)、同(治)時代才開始啊!但我們應該知道,有關“四書”、“五經”的文化,尤其是朱注《四書》章句,和明清兩代八股考試文章的結合一體,直到光緒末年才告一段落。可是中國人到現在,仍然對讀經與不讀經的爭議,還在喋喋不休。其實,讀“四書”、“五經”是為了知道自己國家民族的文化根本來源,它和國家的興衰成敗,以及國運的強盛富有,不能混為一談。事在人為,不是事在書為啊!傳統文化的詩書并不害人,只怕自作高明的人為害了詩書的精義而已。

清朝由嘉慶開始,匆匆百年之間,經道光、咸豐、同治、光緒、乃至宣統,這六七位愛新覺羅后代的職業皇帝,都是卑卑不足言,何足論哉!況且地球世界的人類文化在變。中國和所有東方國土的文明,正如“白日依山盡”,“朝陽西海升”的情況。隨著而來的,中國即處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紊亂和刺激之中。現在我們需要對西方文化自十六世紀文藝復興以后,十七世紀開始,怎樣漸次興起,怎樣逐步東來,影響我們今天的情形,扼要作了了解。

2013-09-01 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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