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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紅白機與四位老人的故事
見證:紅白機與四位老人的故事
網易游戲頻道     阅读简体中文版

核心提示:你知道煙山版《坦克大戰》、《電子游戲入門》么?

“您可能沒有想到,我現在已轉型搞農業,種有機蔬菜、養有機豬……不亦樂乎。”2012年,收到譚啟仁的來信。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仍在為實現他的人生價值而努力。二十多年前,譚啟仁、傅瓚、黃佶、曹老師,這群普通人的命運,因一臺游戲機而改變。

見證:紅白機與四位老人的故事

煙山版《坦克大戰》

經過一家賣煙酒日雜的小店時,傅瓚停下腳步,對我說,二十年前,福州有不少這樣的店,柜臺上擺著一臺電視和一臺紅白機,旁邊圍著一群孩子,在玩《90坦克》。

人的一生,總會有一兩次轉折。傅瓚的人生轉折點,出現在上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

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數代人的命運因此改變,傅瓚是其中之一。在農村插隊一年后,二十歲的他考入福州師范專科學校(今閩江學院),成為這所學校復辦后的第一批202名學員之一。當時,學校只開設了中文、英語、歷史、地理和物理五個專業,傅瓚選擇物理,畢業后成為福州十六中的一名物理老師。

1984年,鄧小平在上海觀看小學生計算機操作表演后,說了一句“計算機普及要從娃娃做起”。全國隨即掀起一股青少年學電腦熱。傅瓚所在的福州十六中也響應號召,購置14臺蘋果機,創設電腦室,派出包括傅瓚在內的一批老師去福州大學進修計算機。這之后,傅瓚被調任電教組組長,成為他人生的第二個轉折點。

1984年10月,傅瓚向校領導提議,成立一家電腦服務部,掛靠在校辦工廠名下,對外承接軟件開發業務。學校批準提議,撥給他兩臺蘋果機和3000元啟動資金。

服務部的業務很快擴大,學校決定在此基礎上成立獨立核算的公司。營業地點位于校門內左側的一間小屋,公司名為“煙山軟件技術服務中心”。“煙山”取自福州十六中附近的一座小山——煙臺山,傅瓚把中間的“臺”字拿掉,為了讀著順口。

1985年5月,從工商局領到營業執照后,煙山軟件正式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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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八十年代,國內紅白機的貨源大多來自距福州三小時車程的石獅。當時的石獅以小商品走私聞名,電子表、尼龍傘、布匹、隨身聽、游戲機……水貨源源不斷從這個小鎮流向全國各地,以至于石獅汽車站成為福建省內開通長途班車線路最多的一個。

近水樓臺先得月,福州因此成為游戲機和游戲卡的集散地之一。后來占據國內紅白機市場半壁江山的“小天才”兼容機的組裝廠,以及以改編和開發紅白機游戲為業的外星科技,均坐落于福州。

煙山軟件也開始經營紅白機。最初,兼容機尚未出現,原裝機1500多元的價格令普通家庭難以承受,所以銷量很少,每月僅能售出三五臺。直到后來,他們代理了“小天才”兼容機,銷量才有所上升。

一次進貨,游戲卡帶在運送過程中被摔散。傅瓚拾起檢查,發現卡帶的內部構造很簡單,PROM、TTL線路,這些對于已有漢卡和雅達利卡帶改造經驗的他來說,再熟悉不過。于是他買來空白芯片,自己燒錄游戲。原裝卡帶進價兩三百元,自己組裝,成本僅六七十元,利潤頗豐。

積累一批程序后,傅瓚的好奇心又上來了:能不能像以往修改雅達利游戲那樣,改造紅白機游戲?選擇《坦克大戰》為試驗對象,一是因為這款游戲簡單有趣,二是因為游戲自帶編輯器,改起來相對容易。

傅瓚對原版的地圖和參數進行修改,添加一系列新關卡,于是就有了“煙山版”《坦克大戰》——《坦克7》。之后他又制作了《坦克14》、《坦克28》、《89坦克》和《90坦克》,加入敵方坦克吃寶物、雙打互借坦克等功能,以及水陸兩用坦克(可渡河的船)、火焰噴射器(可削草的手槍)等寶物。

見證:紅白機與四位老人的故事

“煙山版”《坦克大戰》出人意料地大賣,甚至有經銷商為了第一時間搶到貨,在學校辦公樓大廳打地鋪。一次,傅瓚去北京出差,在王府井一家百貨商店看見《90坦克》的卡帶,三百多元的標價把他嚇了一跳。這些卡從他手中批出的價格,只有八九十元。

中國大陸玩家所玩的《坦克大戰》,多是出自傅瓚之手的修改版。其中《90坦克》流傳最廣,辨識方法很簡單:B3、B5、B6、B7四版地圖上,分別寫有“福州”、“煙山”、“軟件”、“542408”(電話號碼)。

在中國電視游戲短暫的發展歷程中,“煙山版”《坦克大戰》成為被盜版次數最多的游戲之一。當時市面上的大多數低K合卡,均包含此節目。傅瓚估算,如果加上國內外各種翻版,《90坦克》的銷量已逾3000萬套,而經煙山軟件售出的,僅區區數萬套。

憑借“坦克”系列,1989年,煙山軟件的營業額突破200萬元,公司規模從最初的3人增至16人。

然而短短一年后,福州本地銷售游戲機及卡帶的個體戶即增至100多家。卡帶的破解和燒錄已無門檻可言,從讀取、燒錄到焊接,整套設備只需2000多元,外殼本地生產,空白芯片購自臺灣。

當盜版形成規模,創新力的比拼演變為成本的比拼。為維持生計,煙山軟件后期做起了卡帶外殼的生意。六七角的進價,賣一塊多錢,已是不錯的利潤。而這些外殼,大多流向了盜版商販。一個無奈的諷刺。

煙山軟件由盛而衰的那一年,廣東中山市,29歲的段永平成為一家虧損200萬元的小廠的廠長。他瞄準紅白機,轉型生產仿制游戲機,這就是后來的“小霸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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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游戲入門》

“你家里有彩電了嗎?為什么不用幾百元錢,為你們全家再增添無窮無盡的歡樂。……勝天9000型電視游樂機,由一臺小型電子計算機和一對操縱器組成,在電視屏幕上顯示出千變萬化的圖形,構造出驚險有趣的場景。”這是刊登在1989年5月11日《杭州日報》上的一條廣告。

廣告中的“勝天”,是當年臺灣勝天電子有限公司推出的仿制紅白機品牌,其機器以藍白色為主,因質量穩定,與“小天才”一并,占據了國內兼容機市場的大半江山。

這年春天,黃佶下海,從一名中科院博士轉職為銷售。上面這段廣告詞,就是他在杭州跑銷售時寫的。

博士畢業后,黃佶暫未找到合適工作,便留在所里幫老師做實驗。聽老師說起有朋友在上海開了家賣游戲機的公司,他前往應聘,入職跑起了銷售,每月250元工資。老板是一名知識分子模樣的中年人,胖胖黑黑,戴著眼鏡,黃佶后來才知道,他也是從中科院下海的。

1989年,“勝天”進軍大陸,這家只有十多人的小公司成為總代。老板交給黃佶一個行李箱、一臺樣機、一疊合同、四百元差旅費,派他去杭州開拓市場。與以往實驗室的工作不同,銷售需要與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聯絡百貨商店,討價還價,在媒體上打廣告……黃佶花了不少時間才適應這個新角色。

返回上海時,他對銷售已駕輕就熟。中百一店、中百九店、華聯商廈,定期與這些大商場聯系,鋪貨、促銷、布置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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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黃佶接到上海少兒出版社編輯打來的電話,對方看見游戲最近很火,報紙上也有對其利弊的討論,便想找個熟門熟路的人寫一本介紹游戲的書。黃佶毛遂自薦:我來寫吧,我是博士,保證能寫好。

攬下這件差事后,黃佶犯了愁,自己只寫過論文,卻沒有寫書的經驗。他決定按照論文格式,先從電子游戲的發展史談起,接著談游戲機的原理、構造及使用方法,最后切入正題——“游戲節目過關技巧”。

在研究所讀博時,黃佶也算是游戲高手。每天吃完晚飯,一群同學圍在他身邊,看他在蘋果電腦上玩空戰小游戲《Star Blazer》。為了寫好這本書,他開始苦練游戲技巧,下班一到家就打開游戲機,玩到半夜,然后躺在床上寫攻略,寫完一頁,往枕頭下塞一頁。完稿前,手稿摞起已有一拳多高。

在他看來,打游戲比寫論文難得多。打《古巴戰士》,他把手指磨破了。《魂斗羅》實在打不穿,只好以一條香煙為報酬,請公司的一位老銷售代為通關,自己在邊上做筆記。玩《網球》,他對網球規則一無所知;玩《古巴戰士》,他只知卡斯特羅,不知切·格瓦拉、巴蒂斯塔,于是一趟趟地跑圖書館查資料。

1990年6月,《電子游戲入門》正式出版,全書136頁,8萬多字,售價1.6元。黃佶從出版社領到數千元稿費,部分稿費以書抵扣。下班后,他把出版社發來的一千本書堆在三輪車上,專挑賣游戲機的地方吆喝。

《電子游戲入門》是第一本在大陸正式出版的面向普通玩家的游戲圖書,書中既有游戲攻略,也有產業分析,例如,首次向國內讀者介紹了1980年代初的“雅達利沖擊波”,提醒游戲業以此為戒。黃佶還結合自己的銷售經驗,指出“買得起游戲機,買不起游戲卡”是制約大陸游戲機市場發展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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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9999合1”

“我們自嘲就像是等待被撈的餃子。大部分餃子都留在湯里,最后煮爛了。我很幸運地成為了被撈上來的那只餃子。”曹老師的經歷,是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集體命運的一個縮影。

1965年,曹老師考進上海第一醫科大學,一年后即遭遇“文革”,學業荒廢。1970年,她與后來成為丈夫的同班同學一起被分配往大西北,在青海一呆就是八年。

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也恢復了研究生考試。曹老師與丈夫為離開青海而拼命讀書,那一代人稱之為“考戶口”。她順利考入福建物質結構研究所,回到家鄉福州,1982年又考取研究所的量子化學博士,成為中科院院長盧嘉錫的“大弟子”。那年,全國中科院系統僅104名博士,女博士更是只有4人。

曹老師覺得自己很幸運。許多“老三屆”返城后找不到工作,長期處于社會底層,而她卻走進窗明幾凈的研究所,拿到了每月140元的工資。唯一的遺憾是家庭不完整。兩個孩子出生在青海,因高原不適,不久就被送到上海的爺爺奶奶身邊。之后十多年,父母與孩子只有春節才能見上一面。那時,曹老師經常做夢回上海看望孩子,每次想到孩子,夫妻倆就會抱頭痛哭。

1988年,孩子到了上高中的年齡。為了一家人團聚,曹老師決定放棄研究所的優厚條件,停薪留職。夫妻倆攢了一年的工資,搬往上海。因為沒有上海戶口,他們進不了正式單位,沒有工作,也沒有收入,一夜之間從知識分子變為無業游民。

那一年,曹老師42歲,看不見未來的出路。

從未撥過算盤珠的曹老師決定下海經商,然而第一次下海就嗆了一大口水,辛苦賺來的錢被掛靠單位悉數吞掉。聽說她的經歷后,曾經在中國科技大學任職的一位學者,邀她去合肥為學生演講。演講結束后,給了她50元辛苦費,對她說:“希望你明白,知識是有價的,是可以賺錢的。”

曹老師記住了這句話。1989年春,她加入一家生產黑白電視機和毛絨玩具的街道工廠,籌建研究所,每月工資400元,外加100元補貼。“簡直是天價,我能養活一家人了!”曹老師激動不已。

這個“研究所”與她之前從事科研的“研究所”截然不同,在這里,效益是第一位的。做什么才能盈利,曹老師心里一點譜都沒有。一次,去同學家玩,她看見一臺長方形的黑色機器,一頭連著電視,另一頭接著一個小方盒。同學告訴她,這是臺專門用來玩游戲的機器,叫做“雅達利2600”。

曹老師立刻跑去上海第一百貨商店,在那里找到了三種游戲機:一是原裝紅白機,一臺機器加一盤卡,約1500元,被稱為“高檔機”;一是“小天才”等兼容機,600多元;雅達利2600屬于“低檔機”,400多元。

在游戲機柜臺前,她看見很多孩子,目不轉睛盯著電視上的游戲演示。他們專注的表情,令她印象深刻。

曹老師與同事一起,制作了三臺仿雅達利2600的樣機,送往上海第四百貨商店的玩具柜臺,請對方代銷。他們掛出事先寫好的宣傳板,板上寫著:“引進美國雅達利游戲機技術,自行生產,價格優惠。”

三臺機器即刻售罄,宣傳板尚未收起,又陸續有人過來打聽。廠里決定立項生產家用游戲機,瞄準當時市面上熱賣的“小天才”,將機器命名為“小天使”。

1990年代初,兼容紅白機大量面市,品牌雜多,除外型與按鍵布局稍有不同外,內部構造、功能設計及附件配置幾乎一模一樣。

與此同時,“學習機”這一頗具中國特色的概念也被創造出來。其原型是任天堂1984年推出的“Family BASIC”,國人為其添加了打印機、錄音機、軟驅、鼠標等外設,市場宣傳時,將“學習”的功用置于“游戲”之上。盡管褒貶不一,但不可否認,這是國內最早面向本土市場量身定制的游戲機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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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的曹老師已離開原單位,自立門戶,做起了游戲機維修的生意,她還同深圳東達電器有限公司合作開發了名噪一時的“金字塔”學習機。金字塔學習機的賣點之一是采用多槽口設計,以方便擴充和升級。“具有多個擴充槽的多功能電腦學習機”的專利權人中,便有曹老師的名字。

之后十多年,曹老師由硬件轉向軟件,先后在上海、福州、深圳等地成立公司,開發紅白機游戲及教育軟件。1998年,她還和丈夫開了一段時間“夫妻店”,她負責寫軟件、制作動畫和音樂,學藥理出身的丈夫將卡帶樣品手工焊好,交給工廠批量生產。

曹老師家中至今仍收藏著由她經手的25000多張游戲卡帶,大多組合或修改自其他游戲,也有少數原創,如《美猴王》、《獵殺侏羅紀》,以及為紀念1997香港回歸開發的《九七港京拉力賽車》。

這兩萬多張卡帶中,有一張特殊的合卡——“9999999合1”。游戲選擇菜單上有兩只飛鳥,背景音樂是《人鬼情未了》。這類“超級合卡”的出現,標志著紅白機游戲在中國步入了最后的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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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道那家店

1980年代以前,上海的人民大道主要用于國慶檢閱之類的群眾集會和游行。“文革”結束后,這條大道從喧鬧中安靜下來,成為一條普通的馬路。站在路上左右眺望,看不見典雅氣派的上海大劇院,也看不見造型奇特的城市規劃展示館,只有一些臨時搭建的鐵皮棚,零零星星,散落路旁。

在這些棚屋中,譚啟仁的店無疑是科技含量最高的。他的柜臺里除了玩家熟悉的紅白機及游戲卡帶外,還擺著一臺時尚的黑色游戲機,機器中央的圓盤上寫著大大的“16 BIT”,角上印著一行白色字母——“MEGA DRIVE”。它就是日本世嘉1988年推出的16位機先驅——世嘉MD。

當時,中國老百姓的購物場所主要集中于國營百貨商場,個體電玩店仍是新鮮事物。在上海,如果你想購買游戲機或游戲卡帶,首選地點是上海第一百貨商店或向陽兒童用品商店。

1990年,譚啟仁的電玩店開張后,很快成為上海電玩迷的樂園。雖然小店沒有招牌,沒有名字,布置也很簡陋,但只要提起“人民大道那家店”,大家都知道指的是這里。

譚老板的正式身份,卻鮮有人知。有人猜測,他可能是浙江大學的客座教授,因為曾聽他提起在浙江大學開講座的事。有人說他可能是某電子研究所或國營電子廠的工作人員,因為他的店里除了游戲機外,還有Z80和MCS-51單片機開發系統之類的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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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民大道的這家電玩店,是譚啟仁的第二次創業。

那時的中國正經歷全民皆商的狂潮,知識貶值,社會上流傳著“造導彈不如賣茶葉蛋”的順口溜。知識分子紛紛放棄學術研究,下海經商,其中大多數流向了貿易公司或是簡單賺取差價的小公司。

譚啟仁也是其中一員。下海前,他是浙江大學附屬杭州高等工業專科學校的程序設計助教老師。1988年,他放棄在大學任教的機會,借了20萬元,掛靠浙江省科技開發總公司,創辦浙江現代微電子技術公司,目標是:動漫游戲的開發、家用游戲機的制造,以及游戲雜志的創辦。

一年后,公司生產的第一批兼容紅白機,在杭州和上海兩地面市。然而令譚啟仁意想不到的是,1989年10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向國務院上報的浙清整辦《關于撤并省屬32家公司的通知》,竟然把他的這家民營科技企業也當作清理整頓對象,由此引發了全國第一起民告省政府的案件。

十七年后,譚啟仁在北京大學法學院畢業論文中寫道:這是1990年10月我國《行政訴訟法》實施后全國第一起民告省政府案件,浙江省人民政府主要行政首長的不當干預和司法機關違法辦案,是造成歷史錯案的主要原因,也暴露了我國行政訴訟制度的弊病。

苦心經營的公司被撤銷,投入的20萬元打了水漂。譚啟仁并未放棄,他從杭州轉至上海,開始第二次創業,于是便有了上海電玩迷熟悉的“人民大道那家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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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玩家的記憶中,“人民大道那家店”與一本名為《電子游戲指南》的雜志緊密相聯。

這是一本“地下刊物”,沒有主管單位,沒有書號或刊號,出版周期也不固定,每月一期或兩月一期,取決于新游戲的數量。印刷很簡陋,封面是一張16開白紙,印著“電子游戲指南”六個大字,內頁為黑白,只有文字,沒有圖片。每期四五十頁,以游戲攻略為主,封底是人民大道電玩店的廣告和價目表。

《電子游戲指南》由譚啟仁出資創辦,張弦、葉偉撰稿,印好后放在店里,買游戲贈送,單買5塊錢一本。在那個資訊與交流極為貧乏的年代,這本“地下刊物”很快吸引了一批忠實讀者。

1991年至1995年,《電子游戲指南》總共存活了四年,期間譚啟仁也曾考慮“轉正”。1992年,他聯系《電子世界》雜志社,發行了兩輯有正式書號的出版物,名稱由《電子游戲指南》改為《電玩迷》,封面、封底、封二和封三改為彩色,以“電子游戲叢書”的形式出版。

《電玩迷》僅出兩輯,即因國家對書號的嚴格管控而被迫停刊,重新轉入“地下”。1995年,這一國內游戲雜志的先行者被上海出版局以非法出版物查處。“我清楚地記得,1995年的一天,幾千冊剛發到上海的《電玩迷》,在上海火車站被查扣,雖然也少不了送禮,但還是被罚去七八千元。”譚啟仁回憶道。

這時,他的電玩店也因人民廣場綜合改造工程的動工,搬至陜西路與復興路路口的一家文具店里。上海的電玩市場開始由16位機向32位機過渡,競爭越來越激烈,商家的“貓膩”也越來越多,“人民大道那家店”不久便泯然眾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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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紅白機與四位老人

1983年7月15日,紅白機(FC)在日本正式發售。那一年,傅瓚在福州十六中任物理老師,曹老師在福建物質結構研究所攻讀博士,黃佶在上海讀碩士研究生,每月70元補貼,譚啟仁在浙江大學負責計算機房的軟硬件維護。五年后,他們的人生軌跡因這臺游戲機而各自改變。

“我從來沒想過自己會在歷史上處于這樣一個位置,當時的我只是被工作和生活推著往前走。我的人生目標很簡單,只要自己不是一個多余的人,能夠被別人需要,被別人想念,就滿足了。”傅瓚說。采訪結束后,每年春節,都會收到他發來的祝福短信。

“如果我沒有考上研究生,就沒有學習電腦的機會。如果我不是院長的學生,那位改革名人就不會注意我。只有不斷往前闖,才會有后面的機會。”曹老師說。接受采訪時,她正在為一款國產多媒體掌機做技術顧問。一年后,掌機上市,市場反響熱烈,但隨即傳出她與合作方的一系列糾紛,之后,便與她失去了聯系。

“游戲機的功能將越來越多,圖像質量也會越來越高,價格卻會不斷下降。同時,游戲節目也將越來越豐富。電子游戲機在家庭電子系統中的地位,必將越來越重要,它一定會成為每個家庭,甚至每個人不可缺少的生活伴侶。”黃佶在23年前的《電子游戲入門》一書中寫道。身為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他最近一次“不務正業”,是2012年繪制了一張“中國政改路徑底層設計圖”,引發圍觀。

年近七旬的譚啟仁,仍在為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而忙碌。他帶領浙江大學的30名碩博生,創辦了一家股份制現代農業企業,種植蔬菜、栽培水果、養豬,打造有機食品。“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他以毛澤東的這句詩,總結自己的人生觀。

 

2013-09-06 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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