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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觀念與當代中國史學
“實證”觀念與當代中國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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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09=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583-0214(2001)04-0008-08
  在20世紀80年代初,作為對教條式“唯物史觀”的反撥,照應著整個時代的思想解放,史學界曾以高張“實事求是,尊重歷史”來樹立史學的“科學性”,甚至悄然興起一股“回到乾嘉去”的思潮。而當80年代的理論熱潮稍歇暫定,史學界再次平靜而堅決地予以反彈,伴隨著“國學熱”和“學術規范”的討論,90年代的學風實現了從高談“主義”到研究“問題”的轉移,多有學者稱“實證”已經無可爭議地成為當今史學的主流。然而,與當代史學確定無疑地將重心置于“實證”的同時,史學學者又借用西方歷史哲學的思想資源對“實證”觀念進行了持續深入的檢討和批判,這種檢討和批判已構成當代史學發展的一股重要動力。
  無疑,在當代中國史學20年的進程中,“實證”已成為一個含義復雜的主題詞。它既顯示了當代中國史學一種富有成果的確定發展方向,又折射出當代中國史學所面臨的重重困境和問題。因此,回顧和檢討“實證”觀念在當代中國史學發展中的遭遇,對于我們反省自身的工作狀態及其存在的問題,從而獲得正確的方向感,也許不無裨益吧?
  一 “實證”的兩重涵義
  在西方學術史上,“實證主義史學”有著狹義和廣義之分,于是“實證”的概念也就有了相互聯系和遞進的兩重涵義。
  19世紀是“科學歷史學”得到確立并迅速發展的時期,對整個19世紀史學最具影響力的人物是德國史家蘭克,他被后世公認為“科學歷史學之父”。眾所周知,他在《1494-1514的拉丁和條頓民族史》一書中,明確提出了一個史學新原則:史學應該擺脫一切求用的外在目的,史家應該摒棄主觀,“客觀如實”地敘述過去的“客觀事實”。他把研究重心放在提取原始證據和分析證據的工作上,并確立了一套“科學的”史料批判方法。在他的影響之下,“客觀如實”的治史原則成了歐洲史家的普遍信念,他們用科學的考據方法去確定事實,自信歷史學將經由這一途徑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在19世紀后半葉,由法國哲學家孔德奠定的實證主義哲學日漸成為歐洲學術思潮的主流,以泰恩、古朗治為代表的法國史家和以巴克爾、伯里為代表的英國史家將實證主義哲學精神運用于歷史研究,形成了“實證主義史學”。他們為史學規定的任務是:1、通過直接經驗觀察的方法確定一個個事實。所謂“直接經驗觀察”,指的就是自歷史文獻中考辨和提取證據;2、從一系列確定的事實中歸納得出有關社會演化的因果規律。他們所說的因果規律,指的是現象之間“順序性和相似性的固定不變的聯系”。在他們看來,這完全屬于經驗領域,根本不必涉及“價值”和“意義”。這些“實證主義”史家相信,人類社會和自然界一樣服從于一些確定的因果法則,而史學家能夠通過“實證”的方法發現它們,從而預知歷史進程。由此,歷史學才能成為一門與自然科學一樣的真正的科學。盡管“蘭克學派”和“實證主義史學”之間有著強調個別事實和強調一般規律概括的差別,但在本質上它們是相通的:1、他們都假定了一種確定不變的客觀歷史真相,并將之作為歷史研究的最高目標;2、他們都強調歷史事實的純粹客觀性質和歷史學家面對歷史的客觀態度:“事實”獨立于認知者之外,歷史事實之與歷史學者的關系正如科學家之與自然事物,故而,與科學家觀察自然一樣,史家必須刪除一切主觀因素。所以,從廣義上講,即從史學“科學性”的認同和研究方法的共性上講,19-20世紀西方的專業史學就是實證史學,也可以稱之為學院派、科學史學。[1]
  那么,史學“實證”觀念的第一層涵義,可以說是“實證”一詞的原義,指“可以在經驗中觀察到的無可置疑的事實”。“實證”強調的是:只有以觀察到的事實為依據的知識才是真知。“實證”的這一基本涵義是深深包裹在近代社會人文學術之中的堅硬內核。然而,對確鑿無疑之事實的絕對強調往往導致對主觀理解和解釋的絕對排斥,暗含著對一切抽象和推論的懷疑與拒斥。而“實證”觀念的第二層涵義則是“科學歷史學”的基本理念,即對于純然客觀的“事實”和自在自為的“規律”的設定,以及對于研究者的“客觀科學”態度的簡單強調:“真相”意味著早已安排好的人類生活的邏輯秩序,人類的行為-事實事先安置在一套因果鏈條上,等待一個與之隔絕無涉的人去發現。
  20世紀以來,西方的實證史學傳入中國,與乾嘉考據傳統相匯合,成就了中國近代的實證史學。胡適和傅斯年曾從理論上大力倡導科學實證的史學觀念。如果說,胡適更偏向于謹慎的存疑和實驗,而傅斯年則強調絕對、徹底的客觀精神。他明白任何兩件事實之間的聯系都包含著史家主觀的構造和推論,“而推論是危險的”,于是,他明確地“反對疏通”,對“著史”、“史論”、“歷史哲學”一概排斥。在絕對“客觀”的標尺下,惟一合法的歷史科學就只能是史料學了。[2]傅斯年關于科學史學的狹隘界定,結合著固有的乾嘉考據傳統,成為相當長一個時期內占主流的史學觀念。以30年代的社會史論戰為標志,中國新史學發生了重要的轉折,此后,馬克思主義史學影響日增,與實證史學鼎足而立。隨著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全面勝利,馬克思主義史學遂成為不爭之主流,迄今已逾半個世紀。盡管中國近代實證史學著重局部史實的精細研究,而馬克思主義史學則以“唯物史觀”對中國歷史進行宏觀架構,直接回答中國歷史發展演化之所以然,但是,二者有著一致的基本立場和緊密的學術繼承關系:對史學之“科學”性質的認同和強調。
  二 “論”與“史”的諧調?
  然而,馬克思主義史學作為一種以哲學體系為指導、立足于一定階級立場和政治觀念的歷史研究,如何保證其宏觀歷史解釋嚴格地以事實為依據呢?與“客觀科學”態度又如何諧調呢?20世紀40年代及50-60年代發生的兩度“史”、“論”之爭,不能不說與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這一固有矛盾有內在關聯。[3];[4]
  從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時代思想環境中,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進入了一個“撥亂反正”的時期,對文革“影射史學”的清算引發出對建國以后乃至整個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歷程的反省。與此同時,對教條主義的反撥帶來了對理論本身的否定態度,“事實”打算脫離名聲不佳的“理論”,獨自成為史學的主角,而不惜“回到乾嘉去”。[5]在“撥亂反正”和“矯枉過正”的變奏之中,馬克思主義史學內在的“理論”與“實證”的矛盾再一次凸顯,遂引起了又一輪“史”、“論”爭執。與以往不同的是,在這一次史論關系討論中,已無人再提“以論帶史”,也并沒有“以史代論”的正面提法,所有的史家都主張“論從史出”或“史論結合”。中國歷史學者用痛苦的切身經驗換來了一種共識,即歷史學作為一門追求“客觀真相”的科學有其完善的自主性。立足于此,他們把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解為嚴格的實證科學,加以“實證主義”式的變形:“唯物史觀”就是馬克思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認識歷史的結果,是馬克思對經驗事實進行實證歸納的結果。
  當時有史家問道,作為“指導”的“論”“從哪兒來?其正確性何在?”[6]黎澍這樣回答這一問題:馬克思的研究方法就是“充分占有材料,分析歷史事件的各種發展,從中探尋其內在聯系,完全從事實出發”。“歷史發展呈螺旋形。在螺旋曲線的不同位置的近似點上,可以看到各種現象的重復性和常規性,從中認出歷史規律。”[7]這就是說,馬克思發明“社會經濟形態理論”的方法正是19世紀后半葉實證主義史家所倡導的“實證”方法,馬克思“對人類歷史發展的觀察”所進行的“抽象”,僅只是實證歸納的結果。一旦將“抽象”僅僅看成是對現象的歸納,將“思維”僅僅看成是“存在”的反映,那么,對歷史的邏輯構造就成為歷史現實本身,“規律”成為歷史現象之“本質真實”的客觀反映,成為“事實”本身。“理論”既涵蓋了無限的現實,因而也具有了無限性,并順理成章地從具體的歷史語境中剝離出來,成了“真理”。把“理論”和“概念”作“實證”化的理解,就會將之實體化,而導致對“理論”的信仰,科學理論之“科學性”也就意味著不可變更的“客觀性”。于是,“科學”理論當然可以作為具體研究的指導,使我們“從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這樣看來,“史”、“論”之爭可以休矣,“科學”理論作為“指導”,詳實的材料作為“基礎”和“出發點”,二者諧調一致,并無矛盾。
  然而,在這樣一種“科學”理論的指導之下,作為歷史研究之出發點的“經驗材料”其實被注定了驗證、補充、豐富“理論”的命運,不可能具有真正的自主性和能動性,而“論”與“史”也就難以達到真正的諧調。
  那些主張“史論結合”的史家對史料位置的安置,清楚地顯示了經驗材料在理論面前的被動性。如有學者指出:“歷史研究從搜集資料開始到對歷史現象的分析評價,都離不開理論的指導。”誠然,“宣稱反對用任何理論來指導歷史研究……是虛偽的”,然而,在“惟一科學理論”的指導下“搜集和運用材料”,則意味著以惟一的價值標準,“把一般和個別、主流和支流、本質和現象加以嚴格的區別”。[8]其結果很可能是只剩下符合惟一一種“歷史邏輯結構—方法序列”的材料。還有史家說:“揭示規律的史學仍以具體歷史事實為研究對象……通過研究歷史過程及其內在聯系,使人們了解過去,洞悉現在和預見未來。”“歷史從來只保留有價值的東西,那些非本質的,與現實毫無聯系和影響的過去,應該被遺忘、湮滅。”[9]如何判定什么是與“現實毫無聯系”的“過去”?標準何在?進一步的追問可能呈現出這種斷然判定中內涵的思想方式:以惟一科學的歷史理論為指導才能揭示歷史事實的內在聯系,即規律,而規律則能指示惟一正確的歷史發展方向,被確證的“唯一正確的歷史發展方向”與現實中的一套核心價值互相確立。以現實中的核心價值為惟一基點追溯歷史,才能剪裁出惟一一種歷史事實的內在聯系,從而將歷史組織成一個整體性的邏輯結構,即惟一科學的歷史理論。在這一閉合的邏輯里,惟一一種“現實”對應著惟一一種“過去”與“現實”的聯系,對應著惟一一種“過去”。凡與之不符的“過去”,不能納入既定歷史邏輯的經驗事實也就成了不合理的“殘余物”,沒有“價值”,沒有“意義”。當關于歷史的邏輯結構被等同于歷史現實本身,經驗材料也就不具有真正的主動性,而史家對于歷史現實的原本無限豐富的感受和解釋就很可能被凍結起來。
  于是,在“惟一科學”理論指導下的歷史研究很難不陷入一種兩難格局:要么用經驗材料填充既定的解釋框架,要么就是“回到乾嘉去”,毫無方向性的積累經驗事實。對此,那種將“規律”事實化、將“理論”實體化的思維方式,那種設定純然客觀之“事實”和“規律”的“實證”觀念,是要負重要責任的。因此,要使“科學理論”對自身的“科學性”何在有充分的自覺,要使“理論抽象”與“經驗事實”達成各有自主性的真正和諧,一個重要的思想條件就是對作為科學歷史學基本理念的“實證”觀念進行反省和批判。
  三 對“實證”觀念的修正和“主體性”的確定
  到20年紀80年代中期,現行歷史解釋模式顯然已無法解釋人們在變動中的現實的感受和思想,“回到乾嘉去”所進行的知識積累遂喪失其方向和意義。青年人尤其痛感到,據說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史學已經變成與自己的生命和時代漠不相關的東西,于是“史學危機”的呼聲響徹整個史學界。無論“危機”一詞是否恰切,但它的確表達了史學在求新求變時的強烈焦慮。在“危機”意識的促動之下,我國學者以現代西方歷史哲學為思想資源,對設定純然客觀之事實和規律的“實證”觀念進行反省與批判,從而確立了歷史認識乃至歷史運動的“主體性”。這一反省和批判所針對的,正是導致“史學危機”的兩大錮癖:一是將理論所構建的“規律”實體化,從而不可避免地使理論教條化;一是担心理論中不可排除的主觀性會影響史學的“科學性”,而不惜“回到乾嘉去”。
  在當時,陳啟能和李振宏對純然客觀之“事實”觀念的批判頗具代表性。他們都指出,將“歷史事實”等同于“自然科學事實”是實證主義的錯誤,在歷史認識領域并不存在純然客觀的歷史“事實”,歷史認識的根本特點在于史家主體意識要參與對歷史過程的重建。[10];[11](P173)在前幾年,史家還自豪地把“研究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歷史學和“研究自然發展規律”的物理學相提并論,認為歷史學家之與圖書館,正如科學家之與實驗室。[12]而現在,學者已在批評“實證主義歷史觀根深蒂固的把歷史作為外在事物來觀察”,“基本上混淆了自然界與人類歷史的差異”,既無視歷史認識主體對客體的參與和滲透,又無視歷史活動主體的自主性和能動性。[13]
  承認歷史認識中無所不在的主體參與和滲透,無疑就是承認了任何一種歷史認識的相對性。有學者論證道,馬克思的社會經濟形態理論并非是純粹的經驗實證,而是以西歐資本主義社會為研究典型,根據經驗事實建立其社會關系秩序的“一般類型”,由此出發進行“半先驗的”推導,而得出了社會經濟形態更替的一般原理。也就是說,社會經濟形態理論類似于馬克斯·韋伯所說的“理想類型”,它作為一個“科學研究綱領”,“在自己發展的任何階段上,都有未解決的問題和未消化的反常”。[14]
  更值得注意的是,有學者進一步批判了實證主義哲學所設定的自在自為的“規律”觀念,從而使我們有可能對歷史理論的“科學”性質作出全新的理解。如雷頤指出,實證主義所理解的人類歷史運動中的“規律”是一種機械決定論意義上的“規律”,“仿佛歷史不是作為主體的人的活生生的創造,而是一種由外在力量早已規定好的圖景的依次展現。”“人類的歷史進程無法擺脫主觀的干預,這種干預,就是理論的作用所在,人類對自身的研究,必然要影響著人類自身的現在和未來。”[15]那么,一種歷史理論的“科學性”并不在于它是否確定了決定歷史命運的本質規律,而是要看它作為一種社會存在的“思想前提”,是否能夠帶動這個社會的自我更新和創造,真正“科學”的理論是注定要被修改和超越的。這即是說,理論的“科學性”恰恰在于它對自身“有限性”的自覺,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對經驗感受的積極的開放性。
  首先在近代史研究領域,有學者根據庫恩的“科學范式”說明確提出:我們在“唯物史觀”的概念體系指導下的歷史研究是一種“研究范式”,既然“歷史研究是不能不帶有主體意識的歷史重建,研究規范乃是一部分研究者共同遵守的帶有主觀性的理論設定”,那么,“研究規范”的不斷更新乃至多元并存、互相競爭,就成為學術發展的必要條件了。[16]最近,有學者著文論證,在“史學危機”之后,史學界的“歷史解釋理論”趨于多元。[17]當我們為發展中的當代中國史學回首來路時,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對“實證”觀念的反省和修正,為史學研究模式的多元化打開了觀念上的閘門。
  史家們論及歷史研究中無所不在的“主體意識”時,并不將之僅僅看成是造成認識相對性的限制,相反,“主體意識”是使當下“主體”深入歷史的能力,是歷史認識必須具備的前提。正是史家在自身時代中的“主體意識”使史家能夠通過對歷史演化的解釋建立起“過去”與“現在”的關聯,從而使歷史對于今天的生活發生意義。而排斥主觀性,就是排斥了一切對歷史的思想架構,也排斥了歷史世界與我們自身的相關性。當“過去”不能成為對于我們來說有意義的存在,歷史學也就喪失了對于我們生活的意義。當時史家對歷史研究中“主體性”的確立,所針對的正是以“客觀”態度標榜卻從根本上喪失了對生活的責任和思想能力的“考古癖”。[11](P151);[18]
  對“實證”觀念的修正以及歷史認識的“主體性”的確立,使史學界對歷史知識性質、功能的認識有了深層次的變化。這一觀念變化是當代中國史學發展歷程的重要一環:它構成了一個必要的思想條件,使當代中國史學得以從一元的歷史解釋模式中解脫出來,從無關痛癢的“好古癖”中振作起來。
  四、歷史學的“人文性”與“客觀性”
  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史學界,承繼著“撥亂反正”時期對史學“科學性”的強調,歷史學之為科學還是一個完全正面的價值。歷史學為人們提供改造現實之理論工具——歷史規律,仍然是大多數史家對歷史學功能的最高設定。那么,歷史學不可擺脫也不可或缺的“主體性”豈不會與科學的“客觀性”產生不可調和的矛盾嗎?甚至有學者認為這個問題是對“實證”觀念的修正所帶來的最大困惑。[19];[20]然而,如果不能把握對“實證”觀念的批判所帶來的真正啟示,而對歷史學的性質、歷史學的“求真”目標、歷史知識的“客觀性”加以新的理解,那么,這一“困惑”恐怕只能將問題帶入理論的迷途,引出一些論辯和推理的游戲。90年代以后有關歷史學之“人文性”和“客觀性”的討論進一步將對“實證”觀念的批判和反省推向深入。
  對歷史認知的主體性的確認,不可避免地意味著對歷史認知相對性的承認。由于担心相對主義可能帶來“隨時變換的奇怪主張”的泛濫,當時大多數學者雖然否定了純客觀的“歷史事實”,但卻不肯放棄對一種純粹的“客觀真相”的設定。在他們看來,這個“客觀真相”盡管可以被不斷接近,但卻永遠不能企及。“客觀真相”仿佛是歷史學家的上帝,盡管遙不可及,但卻為歷史知識的客觀性,也為歷史學的科學尊嚴提供了保障。在這一想法中,有一個基本的設定:關于歷史世界的“真理”只能是符合論意義上的“真理”,也就是說,我們對于歷史的認識能否成為“知識”,其終極標準在于它是否符合“客觀實在”的、“確定不變”的歷史本來面目。這仍然是將歷史學等同于科學,將衡量科學知識的標準用來衡量歷史知識。
  然而,歷史認識之不同于科學認識的關鍵特質,在于它是“自我認識”:對于認知者來說,他的認識對象——歷史世界不是純客觀化的存在,而是一種“切己”的存在,借用一種文學式的表達:“無盡的遠方、無窮的人們都與我有關”,這種“切己”感是人文學術的“人文”性質的真正來源。歷史認識之所以不可避免當下主體的參與和滲透,其關鍵也在于歷史認識是人的自我認識,而這一自我認識指向人的自我確定、自我闡發和自我塑造。那么,有關“自我”的“真理”就不能只是符合“真相”的“知識”,而必須能夠轉化為一種自我創造的精神力量。所以說,歷史認識不會停留于確定“發生了什么”,而是必須要追究“為什么發生”以及“對于我們來說,產生了什么影響,具有什么意義”。確實的過去的事物與今天生活的關聯,是通過“理解”和“解釋”呈現的,在“解釋”中,“過去”復活了,并參與“現實”的自我塑造。每一種對于“過去”與“現在”之關聯的解釋,往往對應著一種對“現實”之“應然”的看法,對應著一種對“現實”的理性選擇,對應著一種可能的“未來”。也就是說,每一種“解釋”背后都有一種價值觀。只要我們承認現實在一定范圍內是可以選擇的,過去-現在-未來的流程是有一定的開放性的,那么,“解釋”作為一種“意義結構”也就具有開放性和可能性。正如很難說“自我”有確定的“實相”,有關“過去”之“為什么”以及“影響”、“意義”,也很難說存在著一種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確定不變”的標準答案。史學之“求真”并不是追求“主觀”與“客觀”的完全符合而得到一種“標準”的解釋,因為“解釋”的不確定性恰恰是我們的需要,我們需要對歷史流程的“解釋”能夠不斷闡發生活中新的“意義”,闡發潛藏于歷史的新的力量,能夠打破“現實”的固結而開創可能性。歷史認知的“主體性”正對應著歷史創造的“主體性”,盡管無論是“闡發”還是“創造”皆有一定的限制。
  如果一個史家基于對自身時代問題的獨特敏感,在向歷史追問的過程中真正“理解”到現在“發生了什么”,由此獲得了一種對自身境況的重要而獨到的洞見;如果他能夠通過對歷史演進的解釋,建構起“過去”與“現在”的一種關聯,從而使“過去”成為一種對于我們具有重大意義的存在,使我們的時代獲得精神自覺,使自我認識成為一種自我塑造、自我導引的力量;那么,我們可以說,這位史家真正捕捉到了歷史真實。“求真”作為一種捕捉歷史真實的能力,其與構建歷史聯系的能力,使“過去”與“現實”會合的能力,以及使“現實”獲得啟示的能力,經常是一回事。關于歷史知識之不同于科學知識的性質,以及衡量其價值的特殊標準,是西方歷史哲學史上的重要課題,許多西方思想家對此作出過富有洞見的闡述。在這里,我無意于進行綜合復述,只是想指出,在歷史學的認知對象——人類事物之中,什么是“確定不變的”、“客觀實在的”,這的確是一個需要辨析的復雜問題,絕不能以常識感的“實相”一語蔽之,而史學所求之“真”也并不限于符合論意義上的“真”。如果把符合論意義上的“真實”當成是衡量歷史知識的最高標準,那么,歷史知識就只能限于能夠嚴格實證的單個歷史證據。
  在90年代以后,何兆武著文對上述“無限趨近真理說”提出明確的質疑和批駁,引起了一定反響。他指出:“歷史學本身包含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對史實的認定,第二個層次是對第一個層次的理解或詮釋。”“這后一種工作就需要歷史學家以自己的心靈去捕捉歷史的精神……這個過程自始至終都貫穿著歷史學家個人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他的思想和他的精神。”“在歷史學中,史實和對史實的理解以及對這種理解的反思,在歷史學家的思想意識里是交互為一體的,它們統一于歷史學家的人文價值觀,而任何人文價值的理想都只是一種形而上學的假設,它不可能用經驗加以證實或證偽……然而它對于歷史學卻是不可或缺的前提。……對于這種前提,任何純理性、純科學或純技術的操作都是無能為力的。那些操作可以有助于澄清我們的思路,但不能提供我們的思想或價值觀。”[21]
  那么,接下來的問題似乎是,以不能“證實”亦不能“證偽”的“人文價值觀”為前提的歷史“理解”,其“客觀性”是怎樣的呢?自19世紀末以來,許多西方思想家都曾就此進行過探討。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當史學理論研究在我國興起,我國學者開始借用這些思想資源對這一問題加以討論。如張耕華之引用沃爾什的“配景論”,[22]林璧屬之引用波普爾的“猜測與反駁”論、伽達默爾的“意域融合”論[23]等等。這些評介和討論都論證了,即使歷史解釋確實是建立在某種明示或暗示的價值體系上,其“客觀性”仍然是有保障的。但這些說法最無法令人滿意之處在于:它們未能揭示歷史解釋之為“自我認識”,其“客觀性”與科學知識之“客觀性”不但是程度上的差別,更重要的是性質上的不同:歷史學家的客觀態度并不是那種與研究對象漠然無關的態度,恰恰相反,強烈的政治和社會信念對社會科學上的創造來說,是必不可少的,而惟有將這些信念加以升華,我們才可能對歷史演進中從未被揭示但意義重大的聯系作出判斷和選擇。在歷史研究中,研究主體的價值關懷及立場與科學所要求的“客觀性”之間應該是一種互動的關系。而具有“客觀性”的研究成果并不能告訴人們有關行動的必然規律,它只能說明,在一定的情境之下,人們基于一定的價值觀曾做出怎樣的選擇。
  在西方學術思想史上,自19世紀90年代起,興起了一股反抗實證主義的思潮,在這一思潮中,批判的歷史哲學應運而生。批判歷史哲學對作為“科學歷史學”之基本理念的“實證”觀念進行反省和批判,并由此確立“人文學科”之不同于“自然科學”的自主性,而對于歷史認知中“主體性”的確認乃是其題中應有之義。對歷史認知之“主體性”的確認必然導致對歷史學科之“人文性”的承認和強調,從而導致對史家價值關切及立場的肯定和重視。在我看來,肯定和重視史家的價值關切及立場,其積極的一面在于指明了:在歷史研究中,強烈的價值關切有助于史家形成對自身時代境況的獨特敏感,從而具備真正的“問題”意識。對于一個歷史學家來說,首要的能力應該是發現關于當代自我認識的問題的能力,是在真切的時代感受上追問歷史、建立反思的能力,是真正理解“發生了什么”的能力,也是批判現實、揭示當代自我認識之障蔽的能力。
  90年代以后產生的對歷史學之“人文性”和“客觀性”的討論,在我看來,是“理有必至,事有固然”的:從學理上說,這是對“實證”觀念之反省和批判的進一步深入;從史學發展的具體狀況上說,我認為,它觸及了當代史學面臨的一種基本的兩難困境,這一兩難困境使得我們難以提出關于當代自我認識的重要問題,并圍繞著這些問題建立知識的有效積累和學科的有序發展。
  五 兩難之局
  在急劇變革的時代的催動之下,在西學東漸的思想刺激之下,20世紀80年代的知識界思潮迭起,充滿熱切的現實關懷,是一個“主義”和“理論”盛行的時代,史學界自不能外之。當時,一位學者這樣描述青年一輩的理論熱情:“在高校歷史系,大凡‘為歷史而歷史’的課程和學術報告,很難引起青年學子的興趣與共鳴……反之,探討‘通古今之變’的課程和學術演講,常使青年學子興奮不已。特別是初出茅廬的青年學者所作的具有強烈時代感的學術演講……更是座無虛席。”[24]如此強烈和急切的理論熱情,加之長期以來對“科學理論”的崇拜,導致了一種對理論的不切實際的期望。最突出的表現就是,一些青年學者試圖用現代物理學的“三論”改造“唯物史觀”,重新構筑中國歷史演進的動力機制,全盤改寫中國史,如金觀濤、劉青峰于1984年出版的《興盛與危機》。這部書引起的轟動效應在今天是絕難一見的,甚至有學者譽之為“金觀濤沖擊波”,稱之為歷史學“范式變奏”、“革命”的標志。這股理論熱潮在思維方式上與它所批評的東西如出一轍:拿來一個解決全部問題的萬能理論,然后把各項事例填充進去。雖然,“三論”熱到80年代后期已基本銷歇,人們對科學理論提供鐵定規律的信念也已發生根本動搖,但是,這種對理論的“有限性”缺乏自覺,急于用理論“整理”事實的作法卻遺風尚存。
  歷史學的確需要借用其他社會學科的理論作為進行歷史解釋的工具,無論在80年代還是90年代,中國歷史學乃至整個社會科學也都需要引進發源于西方的各種社會理論。但是,理論為歷史學家提供思路的同時也設置了陷阱,對此,黃宗智深有感觸地提出警告:“它既可以使我們創造性的思考,也可以使我們機械的運用。它既可以為我們打開廣闊的視野并提出重要的問題,也可以為我們提供唾手可得的現成答案并使人們將問題極端簡單化。它既可以幫助我們連接信息和概念,也可以給我們加上一些站不住腳的命題。它既可以使我們與西方同行進行對話,也可以使我們接受一些不易察覺但力量巨大的意識形態的影響。它既可以使我們進行廣泛的比較,也可以使我們眼見局限于狹隘的西方中心或中國中心的觀點。”[25]然而,與當代中國史學界急于“創新”的浮躁學風相應,對理論的運用卻不斷地走進“陷阱和危險”[26]。那種對“理論”的強烈依賴乃至套用,說明我們習慣于隔著現成的抽象概念來面對自己的歷史和現實,乃至無法提出真正屬于自己的問題。這種狀況應該使我們有所警覺:我們是否在精神上處于一種懶惰甚至麻木的狀態,以至快要喪失了對自身境況的感受能力和思想能力。
  與上述理論運用的弊病相關,“隨俗”的現實關懷也存在著使史學在現實需求面前喪失自主性的危險。自80年代以來,在“實現現代化的迫切歷史課題”的催迫之下,一些中青年學者疾呼:史學只有滿足“從人們面臨的現實的迫切課題中”產生出來的求知欲望,才能有出路。[27]這種想法把人們共同感受到的時代問題作為向歷史追問的起點,而根本忽視了一個史家因其獨特的性情、遭際而形成的對自身時代的獨特敏感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的反思。而正是這種“敏感”和“反思”才能夠揭示人們的“共同感受”的障蔽所在,從而成為對一個時代的“啟蒙”。那種“隨俗”的現實關懷即使立志要劃清與“實用史學”的界限,但種種社會、政治、經濟力量和大眾見解也會在他們對研究對象的建構過程中滲透進來。這種“隨俗”的現實關懷,不但容易導致史學自主性的喪失——史學的自主性存在于對一切“社會預先構建之物”保持質疑的權力之中,存在于史家對自身感受誠懇和深入的反思之中,而且,它還極易導致“過去”在“現實”面前喪失自主性而流于古今的簡單比附。如果一個史家不是十分警覺地把“過去”當作真正的“他者”來理解,不具備一種“極其笨拙的徹底的深思精神”,[28]他就不可能建立“過去”與“現在”的深刻關聯,也不可能獲得對于“現在”的真正洞見。這一點,我們在《興盛與危機》、《河殤》以及80年代各種文化討論和批判中看得已經夠清楚了。
  即使是在“史學危機”之聲仍是主流的80年代末,上述過于急切的“理論”熱和缺乏距離的“現實”熱就已經激起了不小的反彈。[29]90年代伊始,學風丕變,“扎扎實實作學問”的“實證”態度成為學界時尚,對于80至90年代學風士風的這種轉移,時下學者已多有評注。除了明顯的社會、政治根源之外,這一轉移也體現了史學發展的內在邏輯。然而,在我們這個思想難以自立、實證傳統因而顯得特別強固的知識界,“實證”學風的大行其道很快帶來了令人憂慮的流弊,學者們在各自劃界清楚的學科領域之內,心安理得、踏踏實實地按照“慣例”從事知識生產,而鮮有焦灼的追問和自省。有學者稱“史學危機”尚未過去:“現行知識體制所培養的……僅僅是匠氣十足的專家。史學墮落成一門純技術的學科,在考證史實、填補空白的背后,不再有熾熱的史的關懷,不再有尖銳的問題意識。不少治史者猶如‘雨人’一般,除了自己狹隘的專業領域之外,在其他知識領域表現出驚人的無知。”[30]
  照應著實證學風的回歸,在90年代中期,《中國社會科學季刊》和《中國書評》首倡“學術規范”的討論,這一討論在實證傳統深厚的史學界迅速引起積極的反響,近年來的《歷史研究》已發表多篇從“學科規范”的角度進行的學術批評。這次討論旨在針對社會科學領域的“失序”現象,建立社會科學研究“形式”上和“方法”上的規范,以保障“知識增長”、“學術創新”的有序和有效。所謂“形式”上的規范,具體而言,指的是“對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要給出注釋,要指出參考文獻,撰寫論文要遵循一定的規矩,研究成果的審評要有公正嚴格的程序”。所謂“方法”上的規范,指的是要首先研究有關課題前人的工作,說明目前的進展情況,在此基礎上,明確作者的創造所在,以體現學術的“積累性”。[31]很明顯,這樣的“規范”所能保證的是知識的客觀化標準,是一定研究范式內的“知識積累”,一句話,它保證的是知識生產的“實證性”。然而,它完全無助于一個史家在既定研究范式的“盲點”上發現問題,并重構新的理論模式,它根本無法保證的是一個史家捕捉歷史真實的能力。因此,在對這場“規范”討論作出積極響應的時候,我們必須十分明確:“實證”或者說“以事實為依據”是對方法的基本要求,是史學必要的紀律,一旦有了要解決的問題,就必須“實證”。但是,如果喪失了從一定立場出發的價值關懷,喪失了對問題的直覺,那么,單純的“實證”只能在無意義的方向上將歷史復雜化。
  上文提到,當代中國史學在十余年間對“實證”觀念所進行的反省和批判,已經在思想上將歷史學從一元的歷史解釋模式中解脫出來,也摒棄了不問意義、排斥思想的純粹“實證”。然而,我們卻不能說,當代中國史學已經在“理論抽象”與“經驗實證”之間建立了良性的互動。在當代的學風嬗變之中,不難看出當代中國史學面臨的兩難之局:一方面是“思想”難以逃脫被“理論”復制,一方面是在依循慣性的“經驗實證”中喪失“思想”;一方面是隨俗的、難以拉開必要距離的“現實關懷”遮蓋了我們這個時代潛在的危險和問題,一方面是限制在既定范式內的、漠然的知識積累無法承担知識對于生活的責任。如果當代中國史學不能擺脫這一兩難之局,它將難以幫助處于復雜境遇中的當代中國建立“自我”,而當代中國也就面臨著在劇變中喪失“自我”的危險。
  在我看來,對歷史學“人文性”的關注和討論為突破這一兩難困境開啟了可能性,因為,所謂“人文性”強調的是學科發展背后的深刻動力:史家對于自身時代境況的獨特敏感,以及由此生發的問題意識。只有當史家基于切身感受而建立起對歷史的理性反思,而這一“反思”作為對歷史流程的理解和解釋,又不斷地被新的感受所突破,只有當理論真正成為對感受和思想的提純,才能夠在“理論抽象”和“經驗實證”之間建立良性互動,在抽象——具體——抽象或理論——經驗——理論中謀求學科的有序發展。
  然而,迄今為至,有關這一問題的討論仿佛只是一種有趣的推理游戲,它無法像80年代對歷史認知之“主體性”的確立那樣,為史學發展真正開辟道路。對這一問題的討論缺乏必要的理論知識積累,無法落實在一定的學理脈絡中,不能包涵這一問題所具有的種種復雜性,以至顯得十分單薄淺陋。更重要的是,這一討論對于它所針對的史學發展的具體問題以及它所致力于的目標,均缺乏必要的自覺。然而,也許我們最為缺乏的,是對自己生活的痛切關懷、對精神自覺的迫切要求吧。
  《史學月刊》開封8~15K1歷史學江湄20012001“實證”是當代中國史學進程中一個含義復雜的主題詞,它既顯示了當代中國史學一種富有成果的發展方向,又折射出其面臨的種種問題與困境。20世紀80年代,對實證觀念的批判確立了歷史研究的“主體性”,開啟了歷史學研究范式的多元化;90年代,關于歷史學“客觀性”與“人文性”的爭論,觸及學科發展的內在動力問題,可能為當代中國歷史學的新發展進一步提供觀念前提。實證/主體性/客觀性/人文性/當代中國史學positivism/subjectivity/objectivity/humanism/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Positivism and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JIANG Mei(Department of History,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37 China)As a subject word having various implications,"positivism"not only represents a fruitful direc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but also reveals its many problems and predicaments.In the 1980s,the criticism of the positivism established the subjectivity of historical studies,and opened the diversity of patterns of historical studies.In the 1990s,the contention about historical "objectivity"and"humanism"touched the question of the inner motive power of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studies.It may provide an ideological prerequisite for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江湄(1970年- ),女,江西贛州人,首都師范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歷史學博士,從事中國史學史和史學理論研究。首都師范大學 歷史系,北京 100037 作者:《史學月刊》開封8~15K1歷史學江湄20012001“實證”是當代中國史學進程中一個含義復雜的主題詞,它既顯示了當代中國史學一種富有成果的發展方向,又折射出其面臨的種種問題與困境。20世紀80年代,對實證觀念的批判確立了歷史研究的“主體性”,開啟了歷史學研究范式的多元化;90年代,關于歷史學“客觀性”與“人文性”的爭論,觸及學科發展的內在動力問題,可能為當代中國歷史學的新發展進一步提供觀念前提。實證/主體性/客觀性/人文性/當代中國史學positivism/subjectivity/objectivity/humanism/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2013-09-10 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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