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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菲”的背后:父之戀——關于中國“現代女性”精神建構的一種解析
“莎菲”的背后:父之戀——關于中國“現代女性”精神建構的一種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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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7.4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8634(2001)02-0097-(06)
  丁玲的早期作品,以塑造了一組“莎菲”型女性(以下簡稱“莎菲”)形象而著稱于史。“莎菲”那驚世駭俗的思想,孤獨而又倔強的反抗姿態,不僅在當時像“一顆炸彈一樣”,震驚了“死寂的文壇”;(注:毅真:《丁玲女士》,收《丁玲研究資料》,袁良駿編,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就是今天,透過70多年的塵霧去看,其形象仍然獨特不凡。“她”因此而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Modern Girl(現代女性)”(注:方英:《丁玲論》,收《丁玲研究資料》,袁良駿編,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的典型代表。然而,“父之戀”的出現,使“莎菲”形象所體現的“現代精神”,有了更復雜的表現。
  “父之戀”產生于“莎菲”自己獨特的“歷史”。這歷史的“起點”往往便是一位“送行”的父親。就像阿毛(《阿毛姑娘》)的命運是以阿毛老爹送她出嫁開始一樣。而夢珂(《夢珂》)、莎菲(《莎菲女士的日記》)、伊薩(《自殺日記》)等的身后,也無不有這樣一位身影孑然的父親。雖然,父親之于離家漂泊的女兒,不過是這樣一個起點上的“瞬時”存在,但女兒對父親深切眷戀,并在無“母”的傷感中,更添依父立命之感。這一份綿遠的“父之戀”常常飄蕩在“莎菲”的現實世界里。
  頻頻出現的“父之戀”,一定是“莎菲”已深深沉淀的心理情結。不過,這個情結始終是隱秘的。它藏于“莎菲”背后,透出懷舊的溫柔和傷感,與文學史上充滿“狷傲”雄強之美的“莎菲”形象不相諧和。由此,“莎菲”正面體現的現代意識與其背后隱示的傳統眷戀,便形成了一系列有意味的反差和對照:獨立/依戀,孤獨/同盟,自由/束縛……
  那么,“父之戀”情結是如何參與“莎菲”的精神建構的?在這條起于“父親送行”的路上,“莎菲”是否真正完成了一個現代女性主體的建立?
  本文試圖以“父之戀”情結為透視點,從一個側面來探尋中國“現代女性”的精神建構。
  一
  20世紀20年代的新興城市,是鄉土中國代表著現代文明,意味著實現“自由”、“民主”、“進步”等“五四”理想的光明之地。然而,從鄉村漂流而來的“莎菲”,失望了。丁玲的第一個短篇小說集題名《在黑暗中》。黑暗,正是“莎菲”對都市的痛切之感。“她”在各個城市游蕩,用異常犀利而挑剔的眼光審視一切。跟著上海的夢珂從學校、上流人家到影棚,“她”看到了一個“純肉感的社會”;隨著北京的莎菲不停地搬遷居所,“她”感受了那無從逃遁,充滿愛之虛偽和“生之無趣”的沉悶、無聊氣氛。即使順著杭州近郊的阿毛那并不寬廣的視角,“她”也能瞥見城市文明“神話”的虛妄……她見識了庸俗市儈的男性,墮入俗流的女伴;痛感追求自由的女子的絕無出路,似乎不是隨波逐流就是沉淪墮落……對“莎菲”來說,城市,是處處散發毒素,讓人無以生存的地方;恰如被感染“肺病”的莎菲,即使一再搬遷,最終也只能徹底離開城市,到那“無人認識的地方”,“悄悄”地生存和死去。身處這濃重的黑暗,“莎菲”不得不在抗拒“沉淪”中發出了“叛逆的絕叫”。(注:茅盾:《女作家丁玲》,收《丁玲研究資料》,袁良駿編,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終于,一縷希望的陽光,從這都市天空的黑暗中透露出來。它來自那遙遠故鄉的“父親”。雖然,“他”從未作為作品中正面的人物形象出現,但卻以不同形式閃現于每一個“莎菲”的現實世界,內在連貫地形成了一個可感可觸的清晰身影。作為“力”者,“他”是這樣充滿了民間的生存智慧和生命元氣。夢珂的父親是個老來才回頭的“浪子”,在命運的大起大落中鎮靜而豁達地領受著人生。阿毛老爹則有著少見的通達、樂觀和犧牲情懷。在送獨女遠嫁時,面對即將來臨的老年孤獨,他對著“不忍離開”自己而哭泣的阿毛說:“嘿,傻子!有什么哭的?終久都得嫁人的,難道就真的挨著我一輩子嗎?”把生離之痛隱于灑脫大方的人生態度中。而作為“愛”者,這位“鄉土父親”又是那么平易、寬厚和仁慈。夢珂小時,父親會和她一起喝酒;在雨天,當夢珂“不必上學去”時,他會“像小孩般的高興,帶著女兒跑到花廳上”去聽雨、下棋,并“常常為一顆子兩人爭得都紅起臉來”。當夢珂長大離家,老年的父親不僅對她提供經濟支持,還有一份精神理解。即使女人的婚事,也最后表示:“這是要由你自己的”。而在阿毛垂死之際,爬山涉水趕來的阿毛老爹悲慟至深:“……現在讓我來接你……同爸爸回去呵。”他多想讓心愛的女兒回到自己身邊重新活過來!
  這充滿人性光輝的“父親”,迥異于“五四”文學中精神逼仄、陰冷、專制的封建之“父”。雖然,“他”只是一個匆匆掠過的身影,但因這身影是“莎菲”黑暗世界的唯一亮點,便無形中照出那周遭的齷齪,尤其是都市男性的庸俗和市儈氣來。在這作為“力”者和“愛”者的“鄉土父親”映襯下,后者顯得格外的蒼白、軟弱和卑劣、丑陋。阿毛“所想慕的那高大男人”,來自都市的“國立藝術院的教授”,給黑暗中的她點亮星火,卻又無奈而輕巧地掐滅它,“最后只是投給她一個抱歉的眼光”;顯出這“高大男人”內里的“無力”。而小章的“空虛”、“蒼白”使得伊薩連引起“有捉弄他的沖動也沒有”。還有葦弟的軟弱,凌吉士(《莎菲女士的日記》)的“卑劣”。更有曉淞、澹明引誘、玩弄表妹夢珂感情的“丑惡”和“冷酷”……這都市男性的“弱”和“丑”,使得妓女阿英(《慶云里中的一間小房里》)也不自覺地用遠在故鄉的情人陳老三的“粗壯”,比出那“穿洋服的后生”嫖客的“尖”、“瘦”、“薄”來。
  這來自鄉土的“父親”,不僅成為都市男性的批判尺度,也為“莎菲”提供了一份反抗都市黑暗的野性力量。夢珂承繼了父親那來自民間活潑、強健的生命力。“也許是由于那放浪子的血液”,她少時便會“像父親當年一樣地狂放地笑”,懂得“怎樣地去煽動那美麗的眼”。正是這一份來自鄉野的“力”,使得后來深陷“純肉感的社會里”的夢珂,在屈辱地經受了少年導演對她的“商品化”審視之后,仍能以傲然的神采“走進辦公室”,并“安閑的,高貴的,走過去握那少年導演的手,用那神采飛揚的眼光照顧一下全室的人”。這種姿態傲慢、自尊、挑釁,正是莎菲“我不過是個女人味十足的女人”那憤世嫉俗心態的力量外現。阿毛那“山里人”的倔強更是令人驚心動魄。與阿婆、丈夫及周圍一切人越來越深的隔膜,以及對命運的不可掙脫之感,猶如濃重的黑暗彌散在她的四周。為了追尋“那歡喜自己的男人”,她在“天還沒亮”的昏暗中,固執地一級一級跑上山去,并在空無一人的高處放聲痛哭。那種決絕的姿態,猶如屈原《九歌》中那感天動地的“山鬼”!這樣的“倔強”一直把阿毛平靜地送到生命的盡頭。她那無與言說的巨大孤獨和面對孤獨的從容、超拔,顯示的正是那種生自遙遠的“父性鄉土”的生命野性。阿毛之死恰是莎菲“悄悄的活下來,悄悄地死去”那絕望卻不妥協的誓言的承兌。
  正因為“父親”既是“莎菲”反抗黑暗的“同盟”,又是這“反抗”的力量之源,幾乎關聯了“她”最主要的生存需要,“父親”,也就必然成為“她”永遠的眷戀。對于孤獨寄居都市的莎菲,回憶“故鄉”,就是想起“父親”。她甚至渴望他陪伴在自己的病床邊,并“悄悄的朝著窗外嘆息”。對于精神崩潰,瀕于自殺的伊薩,人世的留戀只有“父親”。《暑假中》的嘉瑛,則還渴望故鄉“有個哥哥(“父”之代名)”,帶來一群“少年”,“在太陽光下,月亮下,星星下大家圍著坐起來,聽風吹落葉,聽溪溝的潺潺流水……”;似乎“父親”還意味著愛情和安寧……
  二
  “五四”“弒父時代”剛剛過去,子君那“女兒”對抗“父親”的宣言——“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仍然激動人心,丁玲就悄悄地重塑了“父親”的形象,達成了父女的和解,并使“父親”成為“女兒”生存、抗爭的同盟和力量所在。事實上,在丁玲筆下,正是這充滿“力”和“愛”的“父親”,才孕育、促成了這“女兒”——“現代女性”“莎菲”的誕生。無獨有偶,同時代的梅行素(茅盾:《虹》)——“新女性”群中“最具代表性的形象”(注:趙園:《艱難的選擇》,第265頁,第272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也有這樣一個“起點”上的父親。盡管梅父較為冷峻,曾不顧女兒意志把她許配給人,但當女兒決意反抗丈夫時,他堅定地與女兒“同盟”,甚至“掩護”出逃夫家的她在自己家中長期避居,顯示出“父親”作為男性的通達和力量。作者描述這位父親的筆調也是相當愉快而幽默的,并無“五四”文學對待封建之“父”的譴責態度。更令人驚訝的是,此時梅行素的處境與莎菲極其相似:在“市儈”卻又有“誘惑力”的丈夫柳遇春(對應“凌吉士”)與軟弱而多情的情人韋玉(對應“葦弟”)之間,猶疑、困惑、痛苦、掙扎并最終“出逃”。
  當“五四”的“逆女”們與“父親”在背后悄悄握手時,當年的“逆子”們卻正對“他”進行著有史以來第一次正面的、徹底的清算。高老太爺與覺慧(巴金:《家》)之間絕無調和可能的父子對抗,不僅激動了當時的熱血青年,還在其后得到了歷史的認可,使得這種“家”中的“父親”形象一直在周樸園(曹禺:《雷雨》)、蔣捷三(路翎:《財主的兒女們》)等人物身上延續下去。
  看來,是“女兒”發現了具有人性光輝的、并與己有著血緣和“歷史”關聯的“父親”的。盡管這個“父親”的形象從未占據過歷史的主要畫面,僅僅是在“大革命后”一瞬即逝,并且只是因“莎菲”的一段懷想,甚或一個閃念,以梅行素追求“個性解放”長路中的第一個“驛站”而“微小”地存在,但畢竟給現代文學史上單一的“父親”形象抹上了另一筆色彩。這個形象,因為與“主流”的差異而顯得格外獨特。而其“創造者”,也因此顯出特別的敏銳和膽識。正是在這個意義上,1927年的丁玲,從《夢珂》開始,第一個重塑作為“力”者、“愛”者的“父親”形象,就顯得非同凡響。
  丁玲的早期作品,是“從來不給男性形象以任何光彩”的,(注:錢蔭愉:《蒼茫集.叛逆“閨秀”:丁玲與現代女性寫作》,第100頁,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但卻唯獨賦予“父親”以“力”和“愛”的人性光輝。那么,對此時的作者丁玲來說,為什么是她那幼年即喪的“浪子”父親,而不是二十年相依為命的“革命”母親進入她這些“自我表白型心理小說”(注:[日]中島碧:《丁玲論》,收《丁玲研究資料》,袁良駿編,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的藝術視野?一定是她發現了“父親”能夠提供“母親”所不能提供的東西。
  “他”首先提供的是“女性”所缺乏的“力”。
  力——這是經過“五四”洗禮的知識女性,在大革命失敗后,于幻滅中尋求自救所最迫切需要的。當“個性解放”等口號的思想之“力”早已在子君的死亡中衰弱,曾為盟友的“逆子”們的現實之“力”也已消失,而一直作為幾千年的受難者、弱者形象代表的“母親”也無“力”提供保護和支持時,(注:以上參見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的地表》第17至20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逆女”們只能從“父親”處獲取“力”了。這似乎是急切自救于“黑暗”中的唯一,也是最方便快捷的選擇。
  顯然,丁玲首先是從自己父親的“傳說”(注:參見沈從文:《記丁玲》,《沈從文別集》第45-49頁,岳麓出版社1992年版。)中獲取“父親/力”這樣一種對應性概念的。但問題不在于丁玲的個人經歷和情感在多大程度上參與了小說中“父親”形象的塑造,而在于這個形象一旦置于文本,置于“莎菲”的現實世界時,所生發的另一番意味。當“她”把“他”作為自己唯一的“同盟”,力量的源泉來反抗黑暗時,“父之戀”已經參與了尚在“萌芽期”的“現代(新)女性”的精神建構。
  更重要的問題是,“選擇”父親這一行為絕不是丁玲個人的。從更深的層面來看,“父親/力”這一對應性概念,更多地來自傳統的文化心理、現實的社會(家庭)結構模式:“父親(男性、陽剛)/母親(女性、陰柔)”。所以,當“現代(新)女性”需要“力”時,丁玲和茅盾不約而同地選擇了這種暗合著普遍審美心理的模式。否則,人們怎能想象,“莎菲”那“放浪子的血液”是來自“母親”?而那位具有“堅毅的品性”,“眉目間挾著英爽的氣分”的“女強人”梅行素,竟然是在“母親”的教養中成長的?那樣的“母親(女性)”形象在中國文學史上只能是“巫婆”、“女妖”,她們的存在往往是“空穴來風”,沒有“歷史”的,并且只能使人產生一種“怪異”的丑感。
  在這里,作家們為“現代(新)女性”的存在找到了“歷史”根據和現實支持。“她”,必然是在有“父(男性)”無“母(女性)”的、單一的“他”性空間中,沐“陽剛”之光成長起來的;否則,怎能以“合法”身份走向這“空間”以外的世界并經受風吹雨打?但這種“戀父/弒母”的極端方式,本質上反映的卻是幾千年沉淀在人們心理中的“男性(強、主)/女性(弱、奴)”的兩性關系模式。這必然影響到成長于其下的“現代(新)女性”的愛情意識。對經“五四”洗禮的一代女性來說,理想的現代愛情,是最直接地包含著“自由”、“平等”、“解放”等“進步”理念的,是確立自我主體意識,真正成為“現代女性”的重要標志;它必然成為自己“首要”的追求。但“五四”落潮后急邃變化的社會現實,使她們的理想破滅了。怎么辦?如果說,沅君在《隔絕》中所謳歌的“五四”式“愛情同盟”此時早已成為破碎的夢幻,那么,只有從這夢幻中走出來,重新認知自己和世界的關系,理性審視他人和自我,才有可能重建和諧的兩性關系。然而,“現代(新)女性”作出的卻是另一種選擇——依照“舊”的“強/弱”、“主/奴”模式來同構自己與異性的關系:“征服/被征服”;較之原來,只不過是“男女彼此交換了位置”(注:趙園:《艱難的選擇》,第265頁,第272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而已。于是,才有了“莎菲”那種“執拗的女性優越心理”(注:錢蔭愉:《蒼茫集.叛逆“閨秀”:丁玲與現代女性寫作》,第100頁,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和梅行素們“雄強”的外表。這使得文學史上的“現代女性”和“新女性”形象首先便是以愛情上的“大膽”而“奪人耳目”,而其“現代”內涵卻易被遮蔽。那種方式當然不是“個性解放”、“女性解放”的正途。她們都落入了自己最要反對的兩性關系的舊有模式中。在這個意義上,極度的“父之戀”情結扭曲和限制了“現代(新)女性”的精神發展。當“她”高揚、伸張自己的主體意識時,卻忽視了也是作為主體的“他”的意志。這就背離了真正的現代意識。
  如果把這種套用舊有模式的思維方式歸咎于歷史的“局限”,承認它也具有某種“革命”的意義,那么,可以相信,隨著“閱歷”的增長,“現代(新)女性”在愛情意識方面有著較大的超越的可能性。但是,對“莎菲”來說,“父之戀”情結之于“她”的影響遠不止于帶來愛情意識的“偏激”,而是深刻波及到“她”的整個生存意識。因為,“父之戀”暴露了“女性”最根本的弱點——脆弱。它可能降低“莎菲”認識自我、女性存在處境的清醒度,并消解將自我反思、自我審視的理性精神一貫到底的勇氣,從而使其精神成長可能開辟的空間受到限定。這一點,才是“父之戀”情結對“現代女性”的精神成長產生深遠影響的關鍵所在。但也正是這一點所表現出來的“生存自覺意識”,使作為“現代女性”的“莎菲”與作為“新女性”的梅行素們有了精神上的分水嶺。
  三
  “父之戀”暴露的“脆弱”,來自這一代覺醒女性的根本處境——孤獨。這孤獨,首先是現實生存意義上的。對此,“莎菲”早已透徹而清醒地咀嚼過了。“她”似乎故意要在極境中檢驗自己,在生命、愛情、死亡的每個方向都逼近其縱深的最黑暗處,看自身是否有足夠的理性力量去超越這份孤獨。而那聲震撼了一個時代的文壇,“充滿了對社會的卑視和個人的孤獨的靈魂的倔強”(注:丁玲:《一個真實人的一生》,收《丁玲研究資料》,袁良駿編,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的“絕叫”,從反面傳達了“她”對這場“探險”中的自己的“驕傲”。在“愛情探險”中,“她”到達了尚無人企及的“性愛”極地,并在“兩性戰爭”中孤姿高昂,無與倫比。而在“生命探險”中,“她”不止一次地直抵“死亡”,并以孤傲而決絕的姿態在這極地中徘徊。文學史上的“新女性”群中,還沒有一個人敢于像“莎菲”那樣高蹈在懸崖的邊緣,并在“女性自我”和“自我”精神上達到這種高度。但當“莎菲”面對女性自身的“歷史”——“無歷史”時,深刻的“父之戀”便暴露了“她”作為“女性”根源處的脆弱。當從現實生存四顧無人的大孤獨中,本能地回過頭從“歷史”盡頭去追尋最后的依托時,“她”只能看到一個影像式的“父親”。“她”別無選擇地眷戀著“他”。因為,在“她”的現實生存中,后者不僅能提供“力”,使“她”每一次上“路”都從“他”那里得到原發性的精神支持;還能提供第二種東西:徹底的、純粹的“愛”——而且,這“愛”是“母愛”絕對無法替代的。
  在作為中國近代文學史上,“大膽地從女主人公的立場尋求愛與性的意義”的“第一人”(注:[日]中島碧:《丁玲論》,收《丁玲研究資料》,袁良駿編,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的作家丁玲筆下,“父之戀”的出現,首先使“莎菲”“愛情探險”的“現代性”有了某種“非現代”的復雜內涵。在這場具“歷史”意義的、與作為對等的“異性”的交鋒中,“莎菲”似乎占了上風,并以有些夸張的姿態張揚了作為“女性自我”的主體。但“她”在“兩性戰爭”中的“勝利”恰恰是以“父(男性)女(女性)同盟”為重要“武器”的。兩相對照,后者“男女同盟”的存在便暗中消解著前者“兩性戰爭”的意義,從而使“莎菲”的“勝利”多少顯出了虛幻的景象。在這里,正是“父愛”所包含的血緣關系遮蔽了男(父親)女(女兒)之間的兩性差異,使作為“女兒”的“女性”在面對作為“父親”的“男性”時,不需同時面對必然隨對方“異性”而來的“威脅”。因此,在“兩性戰爭”中,“女兒”的“同盟”非“父親”莫屬。更重要的是,由于兩性的“性”差異消失,這里的“男女同盟”在作為襯托“兩性戰爭”的唯一背景的情況下,可以輕易轉換成“男女同性”,使得一種以抹平“性”鴻溝為代價的、“兩性和諧”的關系圖式得以可能誕生。這將不僅僅是違背了“莎菲”的初衷的問題。這樣一種關于兩性關系的烏托邦式的想象,與剛剛才被現實粉碎的沅君一代女性作家筆下那種絕對無“性”的“愛情同盟”,有何等的相似!歷史的惰性是可怕的。若是沿著它下滑,這一代剛從“他們”中分離出來,在艱難、痛苦中才確立了作為“他者”的“自我”的“女性”,精神成長不僅會停滯,而且會倒退。但“莎菲”畢竟已是“莎菲”,終于是不肯退回去。“她”深知“女性自我”對本身存在的致命重要性,所以才敢于在這樣的極地中去考驗自己作為“女性”可以承受的“孤獨”極限。不過,在這場極地的“兩性戰爭”中,“父之戀”終于使“孤獨”的“她”,輕易地依靠了作為“他者”的“父”的力量,從而喪失了“她”對自己扭曲的“女性自我”意識做最深刻的反省的可能。于是,“莎菲”的“性別”成長也就只能終止于此。也許,這就是“莎菲”的突出代表者,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個具有性別的自覺的人物”(注: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第109頁,第121頁,第25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莎菲,在終于得到“好豐儀”的凌吉士的吻后,絲毫不敢再停留在那仍然“迷人”的懷抱中,而以對方“靈魂卑劣”的道德借口,倏然終止了這場曠世“性愛”的原因吧?她不是在這一吻之后“一腳將他踢開”,(注: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第109頁,第121頁,第25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而是因為內心臨近那幾千年的禁地——“女性性愛”,感到了一種原始恐怖,自己首先落荒而逃!同樣,“父之戀”情結,在“莎菲”的“生命探險”中,也必然制約其極地的“孤獨”體驗,限定其“自我”主體精神成長的高度。本來,在這場探險中,“她”至少在哲學意義上已將這份“孤獨”逼近了“死亡線”,并試圖在這“死亡”的體驗中用“孤獨”穿透“自我”。不是么?長臥病床的莎菲,在“肺病”的不斷惡化中似乎更有一股孤絕的力量;獨閉公寓的伊薩,則在不停地書寫強烈的自殺沖動中反倒重新活下來。誰又能說默然自沉于永久黑暗的阿毛不曾比常人更深刻地生活過呢?所以阿毛之死才那么令人震撼!但是,當“她”終于到達“死亡”的邊緣,“父之戀”帶著“愛”的面目降臨了,使“她”終于停住了沉重的腳步,究竟再不愿也不敢涉足那極地的孤獨。阿毛臨死前雖然拒絕了跟老父回家,但阿毛老爹趕到她病床邊的這個深情場景,多少緩解了她那由巨大孤獨所帶來的生命痛楚,使她不致于絕對孤獨地走向這生存的極點——死亡。伊薩到底從“死亡線”上撤回,也無不與日記中反復渲染的“超過一切父親的愛”的“父愛”有關。畢竟,死亡“依其本質就是我自己的死亡”。(注: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第288頁,第288頁,陳嘉映、王慶節譯,三聯書店1987年版。)對死亡之絕對孤獨的清醒面對,是現代人的理性力量所能達到的極致。而在這里,“父之戀”虛偽地成為“莎菲”拒絕向“死亡”這種“獨特的存在之可能性”(注: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第288頁,第288頁,陳嘉映、王慶節譯,三聯書店1987年版。)探究的借口。盡管“她”常常被逼到死亡絕境,但那虛幻的“父之戀”往往“安慰”或“拯救”了“她”——就在每次“往下一躍”的那一瞬間。在“父之戀”那“愛”的籠罩下,“莎菲”喪失了逼視自己內心最痛處的勇氣,遏止了“她”作為“現代人”的“自我”意識的伸張。
  這一切,便是“莎菲”表現于“父之戀”的孤獨和脆弱。
  “父之戀”,才是“她”精神成長難以跨越的極地。
  至此,“莎菲”精神世界結構中一組獨特而有重要意義的對應關系出現了:“戀父——孤獨/脆弱”。這是“她”的一個心靈密碼。事實上,在丁玲早期作品中,“力者、愛者的父親”總是與“孤獨的女兒”同時出現的。女兒(女性)是那么孤獨、脆弱,時時幻想有一個“父親(男性)”可做依靠,并與她一道承載起她的愛與憤,生與死的重負。這其實是弱者的心態。到此為止,“莎菲”終于無法跨越自己內心的“父之戀”所設定的極地,沒有成長為具有充分、健全的“女性自我”和“自我”意識的“現代女性”。“她”仍然只是“父親”的“女兒”,是“男性”屬下的“女性”,尚處于走向主體人的圓滿過程中的“萌芽期”。但是,較之“她”的“五四”甚至同期的“新女性”姐妹,“莎菲”所達到的“現代”精神的高度超越了她們所有的人。即使對自身的“父之戀”情結,“她”也有著深刻的感知。所以,“她”才將“父親”絕對欄隔在自己的現實生存之外,使其對已永遠只是一個“影像”,一個難以告別的“歷史起點”。因而,“莎菲”的“父之戀”也就永遠只是止于“戀”。這就給“她”終將超越這個“父之戀”的極地帶來了可能性。
  不過,超越它,對剛誕生不久就陷入黑暗中的“現代女性”,是艱難的。“父之戀”,是此時所有的“女兒(女性)”無奈的文化和歷史選擇。正是在這里,顯示了作為男性作家的茅盾和作為女性作家的丁玲的不同:梅行素在走出由“父親”送行的第一個“驛站”的同時,也就走出了“父之戀”的玫瑰幻影。這顯然帶有明顯的“歐化”想象。而女作家丁玲則更真實地展示了“莎菲”的歷史和文化處境:剛剛“浮出歷史地表”(注: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第109頁,第121頁,第25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的女性們,何處為家?
  收稿日期:2001-01-02
《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97~10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王進20012001本文從一個特定的角度分析了丁玲筆下的“莎菲”形象,并試圖由此剖析中國“現代女性”的精神內涵,展示一代“覺醒”女性成長的艱難歷程。莎菲/現代女性/“戀父”情結/精神建構Sha Fei/modern women/electra complex/spiritual connotationBEHIND THE BACK OF "SHA FEI":ELECTRA COMPLEXWANG Jin(Humanities College,Shanghai Teachers University,Shanghai,200234, China)This article analyzes from a specific perspective"Sha Fei(莎菲)"described by Ding Ling and attempts to anatomize the spiritual connotations within the "Modern Women"peculiar to China,fully displaying the arduous process of the growth of a generation of awakened women.王進,女,湖南人,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碩士生。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上海200234 作者:《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97~10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王進20012001本文從一個特定的角度分析了丁玲筆下的“莎菲”形象,并試圖由此剖析中國“現代女性”的精神內涵,展示一代“覺醒”女性成長的艱難歷程。莎菲/現代女性/“戀父”情結/精神建構Sha Fei/modern women/electra complex/spiritual connotation
2013-09-10 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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