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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王』的失落與后現代主義文化發展
『哲學王』的失落與后現代主義文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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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 本文勾畫從傳統哲學理性到后現代主義哲學的歷史脈絡,闡釋“哲學王”觀念的消解、失落及其后現代主義文化演進、發展,指出在后現代主義時代,后哲學文化是一種沒有“王”的時代,一個思想的新紀元正向我們走來。
  關鍵詞 “哲學王”,后現代主義,后哲學文化
  * * *
  (1)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 哲學被設想為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一切科學知識門類都在哲學的統轄之下,哲學家被稱作“王”(k-ing),因為在柏拉圖看來, 統治這個世界的君主必須具備哲學的精神和智慧。兩千多年來,從古希臘哲學直到笛卡爾和康德所確立的近代和現代哲學,這一思想似乎被作為一條定則,即哲學是為科學真理和道德原則奠定普遍性和必然性的標準,哲學的任務和目標是為一切知識和文化設定“阿基米德點”,以指導人類的生活。由此,科學家們往往把哲學當成一切知識的基礎,普通的民眾往往把統治者或政治家看成擁有哲學智慧的“圣人”。然而在進入20世紀末期,當“哲學王”在高高的“象牙塔”上一覺睡醒時,忽然發現整個世界變了模樣:人類已經進入信息社會和后工業時代,在逐步興起的相對主義和多元主義的浪潮聲中,他的“臣民”和“武士”們紛紛離他而去,各自追尋自己的幸福和利益去了;象征至上權威的皇冠已黯然褪色,那指點江山的權杖已化為朽木。“哲學王”從布滿灰塵的寶座上頹然跌倒,腦中一片迷茫……
  (2)其實,從一開始哲學原本沒有這么高的權威, 從事哲學研究的人也不是什么“王”。按照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中的理解,人們開始哲理探索是起源于對自然萬物的驚異,是為了擺脫愚蠢,解除迷惑;顯然,人為求知而研究哲學,并無其他實用的目的,求知是人類的本性;只因人本自由,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為別人的生存而生存,因而哲學是唯一一門自由的學問。就“philosophy”(哲學)的字源上講,它由“愛”(或“追求”)和“智慧”兩個詞組成。可見,哲學的原來意義是“愛智慧”,即熱愛自然和人生的智慧,而不是占有智慧,不讓別人分享。“愛智慧”,意味著在精神領域中,無限地追求、探索和希望。在古希臘雅典城邦中,人人皆可成圣賢,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廣場上、大廳里談論哲學,發表不同意見,進行平等對話。你可以說世界是“水”做的,他可以說宇宙起源于“火”,我也可以說“邏各斯”統攝著萬物。直到某一天, 來了一批自詡擁有智慧的“智者”(prophe-ts),揚言要教人以智慧,甚至以教授哲學來收取報酬,使哲學成為職業化的謀生手段;更有甚者,柏拉圖竟以學習哲學可以做“王”來蠱惑人心。于是,哲學開始變味了。
  (3)為了當“王”,或得到錢財,不少人對哲學趨之若鶩。 他們拉幫結派,設立講壇,傳授弟子,制訂門規,一時間山頭林立,旌旗招揚,各派“思想宗師”帥眾弟子紛紛出山,意欲“普度眾生”,拯民于水火;而那些弟子們也打著“宗師”的招牌,證明自己掌握了法寶,并以此相互認同,黨同伐異。盡管哲學門派各異,宗旨不同,但他們都自稱是掌握了萬物始基、懂得社會管理的“哲學王”。然而在那個時代,“哲學王”并不比尋常百姓聰明多少,哲學的意義和范圍也不甚明了,邏輯、數學、物理、醫學、生物學、占星術、政治學、教育學等統統包括在哲學這個大家庭中。
  (4)天無二日,地無二主。 由于北方蠻族入侵和教會哲學的產生,西方社會由希臘時期過渡到羅馬時期,逐步開始了長達千年的基督教文化的統治時代,“哲學王”被迫淪為神學的“侍女”。為了取悅于教皇,他不得不去講那些荒謬但也透出幾分哲理的笑話,諸如“針尖上能站幾個天使?”“天堂里的玫瑰有沒有刺?”等等。神學家們舉杯慶賀奪取了權杖,而昔日的“哲學王”也不甘心自己的失敗,暗地里磨刀霍霍,圖謀反叛。他通過唯名論和唯實論的爭論,拐彎抹角地啟迪人們的心智,希冀有朝一日能重掌權柄。
  (5)近代西方的數百年中,一場文藝復興,一場宗教革命, 一場啟蒙運動,再來一場狂飆突進,反叛的戰火從意大利燃起,如燎原野火迅速燒遍整個歐洲大陸。培根開創的經驗論,笛卡爾開創的唯理論,把宗教神學踢下了寶座,使其匍匐在自己的腳下。“哲學王”又重振昔日的威風,昭示天下:只有科學和理性才是判斷真善美與假丑惡的標準,哲學是一切科學知識的基礎和中心,一切知識的真實性、客觀性和必然性只有通過哲學論證才有保障。然而自然科學卻不太聽話,要求獨立門戶,自開山門。于是哲學大家庭開始分崩離析,哲學自身也專業化、系統化了。先是數學、物理學、化學、醫學、生物學等紛紛掙脫出來,然后哲學又被康德按知、情、意劃分為真、美、善3種學問,即知識學、美學、倫理學。當然“哲學王”也說,一切文化中只有自然科學最可靠,它是其他學科學習的典范,而自然科學也維護“哲學王”的權威,稱哲學是自然科學的基礎。
  (6)20世紀開始,情況有了變化。 后康德哲學中又逐步沖殺出兩路大軍:即科學主義思潮和人文主義思潮。前者是英美實證分析哲學,要求知識的可證實性和可檢驗性,要求意義與所指對象的一致性,認為只有經驗世界才是知識的對象,至于形而上學、道德學、美學、歷史學等人文學科則不屬于嚴格精確意義上的知識。這是一種狹義的知識理論。后者是大陸理性哲學,要求擴大科學的范圍,把形而上學、倫理學、藝術學、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等人文的和社會的學科統統納入科學的范圍。這是一種廣義的知識理論。這兩大思潮盡管在傳統、方法、風格上有所差別,但本質卻是相同的,即它們都主張一種邏輯中心主義,都宣稱自己研究的是超歷史、超人類的永恒不變的真理、結構和標準;并且,它們在批判對方的同時,又相互借鑒于對方,把對方的存在當成是論證自己合法的手段和工具。當然,這種描述只是指兩大思潮的發展前期。
  (7)隨著科學哲學從早期的邏輯實證主義(如馬赫、弗雷格、 摩爾、維特根斯坦、石里克、卡爾納普、賴欣巴赫、艾耶爾、費格爾等人的思想),發展到蒯因和古德曼的邏輯實用主義,波普的批判理性主義,庫恩、拉卡托斯和費耶阿本德的歷史社會學派,塞拉斯和普特南的科學實在論,以及羅蒂的新實用主義,并且隨著人文哲學從尼采、克爾凱戈爾、海德格爾、薩特開創的存在主義,胡塞爾開創的現象學,施萊爾·馬赫和狄爾泰開創的(并由海德爾和伽達默爾發展的)解釋學,索緒爾、萊維—斯特勞斯、皮亞杰開創的結構主義,向后存在主義、后現象學、后解釋學和后結構主義的轉變,使得西方思想發生根本性的轉折。在這種思想的轉折中,歷來注重情感和生命意識并具有批判懷疑傳統的法國思想界,在近幾十年來群星璀璨,思潮迭起,大有讓德國思想界黯然失色之勢。其中,拉康的精神分析學、福柯的知識考古學、利奧塔德的后現代知識理論,尤其是德里達的解構主義,對于批判邏各斯中心主義,促進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的融合,昭示一個新的思想時代即后現代主義時代的到來,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8)二次世界大戰后,由于計算機科學、大眾傳播學、 生物工程學等新興學科的迅猛發展,人類逐步由工業社會走向后工業社會和信息社會,歷史的發展已經呈現多極化的趨勢。并且,這個世紀開始以來產生的自然科學的新世界觀,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海森堡的測不準原理、玻爾的互補性原理,以及哥德爾的不完全性定理等,改變了由牛頓和伽里略奠定的近代自然科學的觀念。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加上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的彼此挑剔、互不相讓的爭吵,以及各自營壘中非理性主義“地下黨們”的暗中破壞,“哲學王”的天機漸被泄露:原來哲學追尋的目標完全是虛幻的——在這個世界中,原本就沒有什么中心,絕對不變的真理遠非世人所能把握的;并且,“哲學王”凌駕眾生之上,不食人間煙火,百姓亦對他敬而遠之。俗稱“識時務者為俊杰”,“哲學王”開始反省自己,漸漸懷疑、否定自己了。“理論的王國是灰暗的,只有生活之樹常青。”“哲學王”從觀念世界的“象牙塔”里走出來,外面是充滿陽光、生機勃勃的“生活世界”。面對著活生生的自然和社會,“哲學王”褪下了皇袍,扔掉了權杖,大聲呼喊:“我是凡人,我只要凡人的幸福!”
  (9)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這就是后現代主義時代, 在后現代主義時代,后哲學文化是一種沒有“王”的文化。在這種文化的大家庭中,哲學與其他學科一樣平等,各有各的角度、立場、方法、功能和目標,誰也不比誰更高一籌,誰也別想找一個“阿基米德點”把地球單挑起來。因為這個世界是多極的和多元的,我們既可以說世界沒有中心,也可以說世界處處是中心,你可以從不同的維度、視角和參照系來觀測它,并形成不同的結論,所以,費希特說,你是什么樣的人,你就選擇什么樣的哲學。尼采說,有各式各樣的眼睛,也就有各式各樣的哲學。這樣看來,所謂哲學,也就是不同的人從不同的坐標系來觀察人生、世界和社會時,所形成的不同理解、觀點和看法。這樣一種哲學觀點狠狠打擊了哲學試圖做“科學之王”的雄心壯志。
  (10)在后現代主義文化中,生活是經驗性的、歷史性的,不同膚色不同種族的人民生活于不同的地域共同體中,服務于自己的國家和民族。他們彼此之間交往、溝通、對話、理解,以一種相互諒解、通情達理、寬容大度的態度對待對方。他們之間的關系不再是一種單向的“我”與“他”的主客體(subject-object)關系,而是一種網絡的反饋式的“我”與另一位“我”的互主體(intersubject)關系。他們在探討自然、人生和社會的道理時,可以發表各種意見,只有說服沒有壓服,只有對話沒有訓話。在這樣一種文化中,沒有什么預設的目的、本性和中心,人類只是在歷史的經驗生活過程中,不斷地更新、創造、豐富、提高自己。并且,人們不斷超越各自狹隘的地域共同體的觀念,在與其他共同體的接觸和交融中,不斷地達到一種嶄新的歷史性的視野融合,這就是普遍的世界共同體的觀念;和平、繁榮、共存和發展,是世界共同體的基本主題。
  (11)在后哲學文化的視域里,我們發現:柏拉圖倡導的“哲學王”的理想不復存在,傳統哲學中的邏輯中心主義和基礎主義已被揚棄,一切知識的合法性來源于某種元學科、元敘事或追尋某種超人類的東西(如神、絕對或至善)的想法將得以克服。雅斯貝爾斯說:世界是一本未完全讀懂的書,因為原稿丟了。而德里達說:這部上帝寫的書從來沒有存在過,存在的只是它的“蹤跡”(trace)。這樣, 哲學不再是一種真理的體系或大全,而只是一種活動、應用、實踐和對話;哲學立場不再是一種生產性的、獨斷論的和一元化的,而是一種非建構性的、批判性的和綜合性的文化立場;哲學方法不再是一種絕對的和單向度的,而是一種多元主義和相對主義的思維方式。在后現代主義哲學家看來,舊形而上學一元論的真理觀只是一種“神目論”,即以為人類只是許多泡在盛有維持液的大缸中的“缸中之腦”,依靠思維把握世界,思維和語言內在地與對象符合,實際上這種情形根本不依賴任何觀察者,只有上帝才能看見。后現代主義哲學家反對這種唯一的真實的對象關系和唯一正確的描述理論的說法,而認為語言與實在的對應關系太多,不存在唯一正確的對應關系。基于這種理解,后現代主義哲學家更加注重語言研究和語言的交往功能,追求開放、自由、寬容的對話結構,反對方法的單一和思想的僵化;提倡學科間的取長補短、互通有無;要求消解人文學科與自然學科、平民文化與精英文化的界限。他們認為,知識不是永恒的,而是歷史性的;科學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發展變化的;道德價值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
  (12)后現代主義哲學文化是一種沒有王位或王位空缺的文化,傳統的哲學“王位文化”的合法性在當代社會里受到了批判和詰難。海德格爾對構成哲學“內核”的“理性”概念進行了發問:什么是理性?理性之為理性是在什么地方,通過誰決定的?理性已經自稱是哲學之王了嗎?17世紀法國思想家帕斯卡爾曾說:由于每個人都不正當地想使自己成為世界的中心,勢必導致覬覦絕對自我王位的覬覦者之間的無窮爭斗。而在今天的后現代主義者看來,他們是在為一個并不存在的王冠而爭斗,實際上既無中心亦無世界,唯有游戲;在這場游戲中,人人都是國王,王位只是在玩笑中游戲者彼此授予的東西。維特根斯坦認為,哲學作為語言游戲,是沒有根據的,它既非理性的,也不是非理性的,它就如同我們的生活一樣。由此,他提出了一個深刻的問題:沒有王后,還能下國際象棋嗎?它還叫象棋嗎?羅蒂把這個問題變成了:沒有與實在相符合的真理概念,還能研究哲學嗎?答案是確定的,德里達回答說:哲學只是一場無底的棋盤上的游戲。從尼采的“上帝之死”到福柯的“人之死”都昭示著:西方思想在從“專制集權”(哲學王的絕對權威)經歷了“君主立憲”(哲學王位的假設)之后,已經進入了“共和政體”的時代,在這個時代王位空缺已成為常態。
  (13)如果哲學取代神學是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結果,那么后哲學文化取代傳統哲學的統治地位,將是后工業社會和信息社會中一場新的思想啟蒙運動;不同的是,在后神學文化中哲學成為文化之“王”,它居高臨下,統攝群學;而在后哲學文化中哲學只是文化大家庭中普通的公民,它與文學、詩歌等其他學科的界限已不存在,成為隱喻性的,或是一種“教化哲學”,并且哲學和哲學家都不再是大寫的,而將成為小寫的。在這場新的思想啟蒙運動中,小寫的哲學家作為一種新型的知識分子,既是文化人,也是社會人、經濟人和政治人;他們不固步自封、因循守舊,而是銳意進取、不斷開拓;他們不拘囿于個別知識領域,而對人類社會的各種事務具有廣泛的興趣。“英雄崇拜”的時代已經過去,“哲學王”的理想是一個難以實現的夢想,“知識分子”(intel-lectual)只是社會共同體里的普通人;知識分子之所以是“知識的”,僅在于他們更懂得如何成為一個“人”,更懂得如何遵循社會的“游戲規則”。后現代主義時代的人,都應該是這一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他們將共同承担對社會、對歷史以及對自己的責任。
  (14)“哲學王”失落了,并在自我反思的睿智中“涅pán@①”;但它正如在烈火中燃燒的“鳳凰鳥”,在后現代主義文化里獲得了新生。當然,我們要看到,“后哲學”這只“鳳凰鳥”還是一只雛鳥,在剛剛掙脫傳統哲學的襁褓時還很不成熟,在它走出黯淡的思辨王國,面對豐富多采的大自然和活生生的生命世界的刺目陽光時,難免感到有點暈眩和茫然。我們不想否認,當代西方的現代主義哲學思潮,在一定意義上反映了某些思想家的“危機”意識,和一種處于邊緣(或中間)地帶的“彷徨”心理。一方面,他們看到了傳統哲學的缺憾和未來哲學的曙光;另一方面,他們對舊哲學痛加鞭撻,甚至全盤否定,即“破”字有余;再一方面,他們沒有找到一個穩定的哲學基點,滿足于某種語言游戲和“解構”(deconstruction),而“立”字不足。這就使他們的思想由于沒有根基和歸宿,而易于陷入否定一切真理和知識的極端相對主義,處于一種失落漂浮和玩世不恭的狀態,并潛藏著一種走向虛無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危險傾向。當然,我們在批評后現代主義哲學文化消極一面的同時,亦要吸收其積極合理的一面;并要留意到,或許正是從這積極的方向,在地平線的那一邊,一個思想的新紀元正在向我們走來。
   (責任編輯 錫山)
   Influence Loss of "Philosophy Kings" and
   Post-modernistic Culture's Development
   Fan Jin
  Abstract Based on a depi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historyfrom the traditional philosophical rationality to post-modernistic philosophy,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expoundsthe disintegration, loss of influence of the "Philosophykings" concept and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ost-modernistic culture and then points out that in the era ofpost-modernism, the post-philosophical culture is featured bythe loss of "kings" and that a new epoch of ideology isapproaching.
   Key words Philosophy Kings, post- modernism, post-philosophical culture*
  本文于1995年12月收到。作者系《光明日報》社理論部主任編輯,哲學博士。北京 100050。*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般下加木
  
  
  
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47-51B6外國哲學范進19971997 作者: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47-51B6外國哲學范進19971997
2013-09-10 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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