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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禁區走向誤區  --對中國當代婚戀倫理小說的回顧與審視
從禁區走向誤區  --對中國當代婚戀倫理小說的回顧與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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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當代中國的婚戀倫理小說創作,之所以從禁區走向誤區,既有深遠的歷史成因,也有現實的環境影響,更重要的還是作者的素養追求。
  關鍵詞 當代 小說 婚戀倫理 審視
  婚姻愛情是文學藝術的一個古老而又永恒的主題。但凡涉及婚戀內容的文學作品,無不有意無意、或強或弱地折射出社會倫理的光暈,尤其是在中國這一具有悠久的封建傳統和獨特的性文化秩序的國度里,這一情形更為顯彰。
  在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歷程中,許多文學藝術家通過婚戀題材作品的創作,來探索社會倫理道德、婚姻家庭關系,以及人情人性等問題,作出了令人欽佩的貢獻。但是,毋庸諱言,從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國婚戀倫理小說的創作,出現過一個由蕭索落寞到尋覓失落、從禁區走向誤區的現象。這一現象的出現,既有深刻的歷史原因,也與社會的環境氣候、人們的思想觀念、作者的素養追求不無關系。
    一、傳統婚戀倫理作品的局限及影響
  在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中,雖然不少的作品反映了青年男女對自由、幸福、美滿的婚姻愛情的向往和追求,如《詩經》第一首就以睢鳩之鳴起興,表達出主人公在愛情追求上的熱切大膽;《西廂記》以一曲“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的絕唱,歌頌了男女青年自由戀愛、違禮任性的堅決果敢;悲金悼玉的曠世之作《紅樓夢》,則公開抨擊了封建禮法扼殺自由愛情的罪惡。但即使是描寫了情愛、性愛可以突破天地、生死之阻隔,跨越人神、異類之界限的優秀作品,亦仍然難以突破重視名教、囿于宗法、男權至上等封建樊籬。女性雖因深居簡出的生活環境,具有深刻的性苦悶、性壓迫的感受,但終因囿于自身的禮教因素、而常常處于被動地位;男性雖具有一定的階段性的主動精神,但一見鐘情的基礎則是對方具有沉魚落雁、羞花閉月之嬌容美貌,表現出來的是強烈的獵艷心理,追求的多是竊玉偷香式的肌膚之親。這種愛情就不能不常常授人以“淫佚之詩”、“淫奔之辭”等把柄和留下男尊女卑的深刻烙印。至于明顯屬于狎妓和玩弄女性的艷情作品,則很難說清它們能在批判封建倫常道德方面具有多少積極意義。
  中國的婚戀倫理是一座構建、矗立了數千年并具有獨特的性秩序的城堡。這一以男尊女卑為特征、以傳宗承嗣為宗旨的性秩序所派生出來的一整套封建禮教、倫常、道德,不知埋葬了多少人的青春與生命!在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中,雖然對這一婚戀倫理、性秩序提出過懷疑,進行過反叛,但終因封建統治者數千年的壓制,特別是清王朝長達一百二十年的掃蕩,從而使這種懷疑和反叛,充其量不過是幾聲根本無法穿越封建禮教城堡的厚壁壘的哀鳴、悲泣而已。
  真正向著這座古老的婚戀秩序堡壘發出強烈吶喊和巨吼并動搖其根基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在“五四”新思潮的激勵下,中國的知識分子迫切要求擺脫封建宗法思想、宗法制度的束縛,要求個性解放,爭取婚姻自由。這種反對封建禮教、爭取婚姻自由的思潮,體現在“五四”前后涌現的一大批以婚戀為題材的文學作品中,則明顯地呈現出四種理想層次:
  一是追求婚姻自主和個性解放。例如羅家倫的小說《是愛情還是苦痛》,寫“我”屈服于“父母之命”,與一個不曾相愛的姑娘結婚。婚后很痛苦,卻沒有勇氣反抗,只得以“盡人道”來平衡自己的心理,最后發出了“我一生的幸福,一半送給了家庭,一半送給了人道”的哀嘆。作品明顯地表露出對不道德的包辦婚姻的譴責和對自由婚姻的向往。
  二是傾吐“性的苦悶”和“生的悲哀”。當時許多女作家都接受了世紀末的頹廢思想及日本新感覺派“私小說”的影響,以自敘、自傳式的作品,一泄無余地傾吐“性的苦悶”和“生的悲哀”。廬隱的小說《海濱故人》、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均為代表作。
  三是宣揚閑情逸致和游戲消遣。代表這一層次的文學流派是形成于1908年前后,風靡于1921年左右的鴛鴦蝴蝶派。這一流派共同追求的社會效果是“高興時的游戲,失意時的消遣”、“看起來不費勁,作起來又容易”。作品的基本內容是才子佳人的哀艷悲劇。雖然許多作品也揭露了封建家庭的專制和包辦婚姻的不自由,但更多的是平庸無聊的男女私情和無法排遣的頹廢情調。
  四是鼓吹縱欲主義和原欲力量。這一層次的文學作品深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性愛學說的影響。例如穆時英的《南北極》中的多數小說都表現出一種流氓意識的瘋狂性,強調的是人的獸性和野性。在劉納鷗的《都市風景線》小說集里,剖析的都是人體內的強烈的潛在勢力或稱之為原始動力的“性”。
  上述以婚戀、性愛為題材的文學作品,大多程度不同地承繼了中國優秀古典文學中的那種反對封建宗法禮教與婚姻制度的叛逆精神,從不同的層次上展開了對舊道德的批判和對新道德的尋求。這一優良傳統無疑給了新中國成立后的文學創作、尤其是給近年來的婚戀倫理小說的發展以深刻的影響。但是我們又不能不看到,“五四”時期的婚戀小說,確也存在如第三層次那種過分張揚文學作品的娛樂、消遣功能的不足和第四層次某些媚俗、獵艷、追求感官刺激的嚴重缺陷。這些不足和缺陷,同樣給了中國當代婚戀小說以消極影響,而在近年興起的性文學熱中產生的某些作品,可以說在某些方面甚至走得更遠。
    二、“文革”前婚戀倫理小說禁區的形成
  新中國誕生后的前十七年,我國的婚戀倫理小說走過的是一條頗為尷尬的、曲折的發展道路。
  1950年,我國第一部《婚姻法》的頒布與實施,從法律上肯定了婚姻自主、男女平等的原則,結束了男權至上、一夫多妻的歷史,文壇上很快出現了一批歡呼、貫徹《婚姻法》的愛情作品。例如反對包辦婚姻、向往戀愛自由的《登記》、《解約》,痛斥畸型婚姻“十八姐姐三歲郎”的《強扭的瓜不甜》,張揚寡婦再嫁權利的《李二嫂改嫁》,以及批評門當戶對觀念的《春種秋收》等作品,都是從一個側面肯定了“五四”以來新文學對中國傳統的封建主義性秩序的挑戰,肯定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女性解放的新價值觀念。當然,這一時期的文學創作,較多地強調服從和服務于政治,因而婚戀小說的主要觀照點并不是愛情、婚姻本身,更是側重于作為宣傳政策和中心工作的特殊載體出現在文壇上。
  1949年8月至11月,上海文藝界發生了一場“可不可以寫小資產階級”的爭論。這場討論雖未直接涉及到婚戀倫理問題,但在1951年前后,卻引發了一場對所謂“小資產階級創作傾向”的批判。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肖也牧的小說《我們夫婦之間》、路翎的小說《洼地上的戰役》、方紀的小說《讓生活變得更美好罷》、以及電影《柳堡的故事》。
  《我們夫婦之間》透過一對青年夫婦(李克和張同志)進城之后一度發生矛盾最終又重新和好的故事,探索了全國解放后大批干部進城工作如何保持革命傳統和勞動人民本色這一重大課題。李克出身學生,張同志出身工農,兩人的愛情曾被人稱之為“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典范。可是進城之后,面對著街道兩旁的燈紅酒綠和舞廳里的搖曳的燈光,李克的心里產生了一種重溫一下學生時代那種浪漫生活的沖動。尤其是夫妻分居兩處,星期天丈夫去看妻子,妻子卻象打發一個問路的過客一樣對丈夫一揮手:“今天工作太忙,改日來吧!”這種極不正常的夫妻生活,使他們很快產生了隔膜和矛盾。小說的結尾雖然通過原則性的思想斗爭批評了李克,挽救了業已動搖的婚姻,但還是招致了一些人的尖銳批評。有人認為作品流露的是“小資產階級情調”,渲泄的是“低級趣味”,因此作者肖也牧“在客觀效果上是我們的階級敵人”。小說《洼地上的戰役》和電影《柳堡的故事》都因描寫了在那戰斗的歲月里,小戰士與房東姑娘的彼此愛慕而受到責難。接著,《讓生活變得更美好罷》這篇小說也因描寫了在動員男青年應征服兵役過程中,漂亮姑娘的說服工作更具有號召力而受到批判。這些批判,將一批寫愛情、寫人性的作品統統斥之為不健康傾向、低級趣味,實質上為這一題材的文學創作的禁區的形成定下了框架。
  到了五十年代中期,隨著“雙百方針”的貫徹和文藝界思想解放運動的開展,出現了一批敢于突破“人性”、“愛情”禁區的文藝作品,其中鄧友梅的小說《在懸崖上》通過一個年輕的技術員“我”在愛情生活道路上走到了懸崖邊的故事,批判了愛情上的見異思遷、喜新厭舊思想,鞭撻了玩弄異性感情的“愛情騙子”,歌頌了愛情生活中的高尚的道德情操。宗璞的小說《紅豆》通過青年知識分子江玖和齊虹在大革命的風暴來臨之時對于愛情的痛苦抉擇,表現了愛情生活的復雜性,揭示了祖國高于一切、革命高于一切的主題。陸文夫的小說《小巷深處》表現了新社會一代青年對于傳統貞操觀念的否定,歌頌了在舊社會里曾被壓在生活最底層的女青年徐文霞的思想上的覺悟和道德上的解脫。這一類作品都是通過家庭關系或婚戀生活,真實而深刻地描寫了人們豐富的感情世界,歌頌了美好的青春愛情,鞭撻了社會上的丑惡現象和丑惡靈魂。由于這些作家創作的立足點偏離了當時社會上日益簡單化、擴大化的階級斗爭,將筆觸探向了活生生的、復雜的人的感情世界,結果,隨著“反右派”斗爭的展開和思想解放運動的夭折,這些作家連同他們的作品一起被打入了另冊,一些作家還因此付出了鮮血和生命。
  五十年代末期至六十年代初期,隨著“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口號的提出,我們國家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文化生活便一概納入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軌道。文藝界的運動式的批判和政治性的扼殺愈演愈烈。前一階段在以婚戀倫理為題材的文學創作中始終存在的種種禁忌和束縛,逐步地被公開宣布為文學創作的“禁區”。一切涉及情愛、人性內容的作品,通通被貼上“專搞談情說愛”、“低級趣味”的標簽而遭到圍剿,愛情、性愛從此成為文學藝術家不敢問津的雷池。從“文革”前最后一部引起轟動的長篇小說《歐陽海之歌》到“八億人民八個戲”的“革命樣板戲”,幾乎所有的文學作品中都尋覓不出一點男女愛情的蛛絲馬跡了。這種性生態的荒蕪,可以說,在“文革”十年中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三、新時期婚戀倫理小說的探索與發展
  新時期的愛情、婚姻倫理小說,發展于社會意識形態急遽變化,傳統婚姻倫理觀念發生動搖的總的文化背景之下。這一時期作家的思想活躍開放,作品涉及的命題也十分廣泛,其中既有對“五四”以來反封建傳統的繼承,也有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對婚姻倫理的嚴肅探索,當然還有在探索的名義下夾帶著資產階級乃至封建主義的腐朽庸俗思想的反映,呈現出不同層次、不同水準以及不同傾向同時并存的局面。這是一個令人驚喜令人惶惑、色彩斑瀾而又爭議不斷的創作領域,但就主流而言,則又是積極健康而又富有新意的創作領域。新時期的婚戀倫理小說,依據作品所表現出來的不同的思想傾向,大致可以劃分為四個不同的品位層次:
  一是打破禁區,從倫理道德角度探討現代婚姻、戀愛、家庭問題。劉心武的《愛情的位置》充分肯定了愛情在現實生活中應占有的地位,從理論上闡發了革命者應有的愛情觀。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以恩格斯的名言“只有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作為其理論基礎,充分表現了男女主人公在無愛的婚姻中的痛苦掙扎與呼喊。張弦的《銀杏樹》通過一對男女青年一段沒有愛情的婚姻,揭示出這樣一個主旨:道德畢竟不能替代愛情。航鷹的《東方女性》描寫了在八十年代的時髦潮流中,一位二十歲的姑娘愛上一位有婦之夫的奇異愛情,提出了如何解決婚姻、愛情、家庭問題以及“第三者”插足問題。作品通過對富有東方女性美的知識女性林清芬的形象塑造,再現了中華民族固有的倫理道德觀和社會責任感,歌頌了婚戀生活中的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嚴肅的人生態度,同時也表達了對愛情生活中的喜新厭舊者和插足者的譴責。
  二是將爭取婚姻自由與政治批判的主題緊密結合起來,揭示了傳統意識和極左思潮對青年愛情的殘害、扼殺。張弦的《被愛情遺忘的角落》通過母女兩代三個女性在不同年代的愛情遭遇,即母親曾為自由戀愛而進行過的斗爭,荒妹不敢接受愛情的愚昧,存妮不會駕馭愛情的悲劇,揭露了封建意識如何憑借貧困的物質生活和不正常的政治生活,瘋狂地吞噬年輕的生命,扭曲善良的人性,壓抑美好的感情,昭示了在我們這個擁有人類古老文明的國度里竟出現了愛情荒漠的根本原因。馬烽的《結婚現場會》和陸文夫的《清高》,分別從鄉村和城鎮兩個角度,表現出貧困的物質生活和愚昧的精神意識對青年愛情的扼殺與制約。陳國凱的《我應該怎么辦?》通過由于畸形的政治造成子君有了兩個丈夫的愛情故事,描述了年輕一代撕心裂肝的悲劇遭遇。葉蔚林的《五個女子和一根繩子》更是寫出了黑暗、丑陋的傳統觀念對五個清純、善良、癡情少女的無情吞噬,唱出了一曲中國婦女艷麗而又凄婉的哀歌。
  三是反映普通百姓的生存狀態,對有缺陷、很現實也很溫馨的世俗婚姻的認可。陸星兒的《美的結構》寫一現代女性,當她意識到自己以“第三者”插足將危及他人家庭與愛情的安全時,及時克制住自己的感情,讓男女之情上升為一種“友誼”。作品喻示人們:由愛情和友誼所構筑的人生,才是“美的結構”。池莉的《煩惱人生》寫一位鋼鐵廠的技術工人,雖然感情生活不盡如意,面對身旁年輕女性的溫柔目光也會悵然若失,但他始終平靜地面對著“粗粗糙糙、潑潑辣辣,沒有半點身份架子”的老婆,品味著她給予他的質樸的愛、體貼和溫暖。馮驥才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描寫了一對高矮相差十七厘米的知識分子夫妻,在世俗人們的好奇、嘲笑、猜疑甚至中傷中,仍然柔情綿綿,融融相愛。
  四是宣揚人的自然屬性,以放縱的筆觸描寫男女之間的性欲、情愛。這類創作又可以分為兩種不同的主觀動機。一種是志在探索,但分寸把握不當。這類小說在表現當代青年蔑視傳統、熱烈追求理想愛情婚姻時,往往過分贊美男女主人公為了自身幸福而“無所顧及”的精神,忽視了愛情、婚姻中的義務、道德與責任。小說的矛頭指向,的確包涵著傳統的桎梏、世俗的觀念,卻也同時宣揚了實現自己理想時可以無視旁人的存在。例如《白渦》中的主人公高級知識分子周兆路,事業順利,家庭美滿。假若說他第一次與一位“有奢望的女人”私通時還戴著沉重的傳統精神枷鎖的話,而當他爭奪副院長位子成功后的再度幽會,卻已經是了無恥感、無所顧忌了。另一種是在反傳統的旗幟下美化利己主義者。作品藝術描寫的側重點是對現有的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盲目反叛,將合法婚姻幾乎都寫成是對人性、愛情的壓抑,而竭力渲染已婚男女之間的甜蜜的“婚外戀”。如《春天的童話》、《廢都》等。這些宣揚“婚外戀”的小說,往往給這種曖昧感情涂上了一層合理的光澤,使其雖不合法卻似乎合理;給一些傷害別人的婚外戀者制造種種美麗的借口,使其并不光彩的行為顯得情有可原,有的甚至成為一種高尚俠義的舉動;在藝術手段上或編寫曲折離奇的故事吸引讀者,或制造纏綿悱惻的氛圍感染讀者。總之,用層層華麗的包裝使其思想內涵變得隱蔽曲折,從而推動了婚戀倫理小說誤區的形成。
    四、婚戀倫理小說誤區形成的原因
  1985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以一個男人的性功能喪失而又恢復的故事,完整地描述了性苦悶、性饑渴、性臆想、性發泄這一人生性體驗的全過程,從而標志著新時期以愛情婚姻為題材的文學作品,將筆觸正面地從性的社會關系、倫理道德的層面推向了性心理、性行為的生理層面。稍后出現的《小城之戀》、《崗上的世紀》、《玫瑰門》、《白渦》、《伏羲伏羲》等,更是把這種以性心理、性行為作為直接審美對象的描寫推向了沸沸揚揚的地步。而到了1993年,《廢都》、《白鹿原》、《最后一個匈奴》、《熱愛命運》、《騷土》、《苦界》、《無雨之城》等一批嚴肅性的長篇小說,不約而同地將描寫的筆觸伸向了人的隱秘世界,而且由抽象審美的虛寫發展為具體細微的實寫,甚至是全裸式的撕開來寫,將性描寫大潮迅速地推上了顛峰,從而導致了婚戀倫理小說誤區的形成。
  面對著這股駭世驚俗的性文學大潮,喝彩者有之,唾罵者有之,稱之為探索者有之,斥之為墮落者亦有之。當然,更多的則是平靜地觀察和冷靜地分析。平心而論,這一創作誤區的形成,除了世界范圍的大眾性文化浪潮的沖擊和商品經濟市場效應下的文學自身的分流之外,主要的還在于作家們面臨責任與價值、良知與媚俗的兩難選擇的心理素質與主觀追求。婚戀倫理小說誤區形成的原因,至少有以下五種:
  1、游戲人生的生命態度。在許多新潮小說中,作者“以嬉皮士式的半是調侃半是悲酸的幽默,把人生扮一個鬼臉就算是文學的最時髦的創作”,或者以頹廢的人生觀、若無其事的態度、超脫道德的眼光來描述一群群青年男女之間開放的性觀念和性關系。如王朔筆下的“頑主”們,他們嘲弄一切,蔑視一切,公開承認自己的庸俗,將傳統美德中的高尚、道義、圣潔、美麗、尊嚴、友愛,一概化解成“一點正經也沒有”的“玩”。至于眾多的女“頑主”,要么是利用色相詐騙錢財的“痞子”,要么是犯罪團伙中男性的共同情婦。在他們眼里,所謂的愛情、婚姻,不過是對男女身體的相互借助和利用而已。
  2、孤獨痛苦的悲觀情懷。許多當代作家都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了叔本華的“欲求和掙扎是人的全部本質,人生是在痛苦與無聊之中象鐘擺一樣來回擺動”的人生哲學觀點,其筆下的藝術世界充滿孤獨、痛苦、爭斗和仇恨。《玫瑰房間》里的葉蓓,物質生活并不壞,可是精神生活卻很沉悶、孤獨和空虛,與丈夫曉明已無愛情可言。后來做服裝生意中了服裝老板的圈套失了身。可是這一切原來都是出于“她對自己空虛已久的生活的抗拒”和“對自己空虛生活惡作劇的報復心理”。
  3、感情饑渴的反叛意識。在許多作品營造的婚戀世界里,既沒有纏綿繾倦的柔情,也缺乏攝人心魄的熾情,更不見魂牽夢縈的純情和赤誠摯愛的真情,美麗誘人的婚戀外殼里填充的是無窮的惆悵、酸楚、困厄與無奈。《施洗的河》中的劉浪,無論是初遇如玉還是等待小緞,女人都曾掀起過他內心的某種激情;然而當這些女人到手之后,激情便隨著第一陣性欲的消褪而冰釋。《伏羲伏羲》通過一場嬸侄畸戀,深刻展示了人性扭曲過程和人生的困頓與無奈。他們長久忍受著性的饑渴與壓抑,終于有一天越過了嬸侄名分而結合在一塊。他們偷偷體驗著生命的歡樂,也在巨大的心理壓力下品嘗著恐懼。嬸侄兩人在情欲和倫理之間苦苦掙扎,卻始終沒能從丈夫與侄兒、親爹與堂兄的尷尬處境中掙脫出來。
  4、肉欲橫溢的低級趣味。以婚戀為題材的文學作品不能不涉及到性與情,但描寫性的目的應當是為了揭示人的社會關系,而決不只是為了表現人的動物本能。窮形極相地描寫性器官、性行為,只會是污人耳目,落入媚俗之末路。在“性大潮”中出現的一些作品,不能不被人斥之為肉欲橫溢。《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曾因缺乏內涵的自然主義描寫受到人們的嚴厲批評。《廢都》中的莊之蝶,一見女人就急于剝衣脫褲上床,剛與唐宛兒云雨未畢,又當著唐宛兒的面和柳月做愛;《光明的迷途》中的紫杉與其“哥哥”的亂倫;《白鹿原》中的田小娥與黑娃、鹿子霖、白孝文的交媾,等等,這些都當屬同一類惡俗描寫。
  5、商品社會的物化擠壓。何頓的小說《生活無罪》寫普通教師何夫,一次偶然碰到一個做生意的老同學,結果一條駱駝牌香煙和老同學家里的豪華擺設,馬上就讓他拋充了“人類靈魂工程師”的桂冠。坑蒙拐騙、偷稅漏稅、違法亂紀、黑吃黑便成了他“下海”后的基本生存之道。小說表現的是當今中國原始積累階段的商場黑道,但是它無意中具有了象征意義;這個社會的最基礎的文化秩序業已崩潰,而對金錢的奢望已經成為人們全部的生活夢想。小說描寫的社會現象,不能說它已完全等同于當今文學領域的現狀,但至少與婚戀倫理小說陷入誤區后的某些情形有許多驚人相似之處。在洶涌的商品浪潮的沖刷下,人們抵御不住物欲的引誘,于是,牟利因素的寫作動機便促使了作家和文學的分化。被物化的作家,便不再用藝術的眼光去觀察生活和掂量自己的作品,相反地更加努力使其寫作計劃符合商業規范。被物化了的作品,便成了經紀人手中的用來競價的一張變幻莫測的魔術牌,而且更加注重于如何去迎合低俗的消費性欲望。在這些人的筆下會生產出一種什么樣的精神產品就可想而知了。
  時代的推移,社會的變遷,勢必引起人們的價值觀念、思維模式、審美方式的改變,作為人學的文學也會隨之發生相應的位移,這是歷史的必然。但是,創作的自由并不等同于作家社會責任感、使命感的迷失和消解。頑強地恪守心靈的圣地,審美地觀照社會人生,準確地把握歷史脈搏,真實地反映時代主潮,以美好心靈熔鑄的文學作品給人們以積極向上的精神力量,始終應是作家、藝術家們安身立命的天職。只有如張承志在《以筆為旗》中所宣布的那樣,高揚信念、責任和良知的旗幟,決不隨波逐流,決不與世俗為伍,那么,新的婚戀倫理小說就一定會步出那片令人迷惘的“沼澤地”,就一定會產生為新時代增色的、具有永久藝術魅力和高度思想智慧的精品!
  
  
  
衡陽師專學報:社科版015-01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李陽春19951995 作者:衡陽師專學報:社科版015-01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李陽春19951995
2013-09-10 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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