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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西方古典哲學到現代哲學的轉折
從西方古典哲學到現代哲學的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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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西方哲學發展的現代轉折的含義
  不同傾向和派別的哲學家對近代西方哲學發展的評價往往是大不相同的,但他們都會承認,在現代和近代西方哲學之間存在著重要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區別,這意味著西方哲學的發展在近現代之間發生了重要的、甚至是根本性的轉折(或者說轉向或轉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根據對西方社會和哲學發展史的深刻分析,揭示了19世紀中期馬克思主義的產生實現了哲學上的革命變更。19世紀中期以來的許多西方哲學流派也大都對傳統的歐洲哲學采取幾乎是根本性的批判態度,要求改變它的發展方向,并紛紛把自己的哲學理論的提出當作是開辟了哲學發展的新方向。從那時以來,哲學上的各種轉向(例如,語言的轉向,生活世界的轉向,人本主義的轉向,釋義學的轉向,等等)之聲不絕于耳。它們的意義往往有重要區別。究竟何種轉向更加深刻,更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這不僅在馬克思主義者和非馬克思主義者之間有著完全不同的回答,在西方哲學家內部,也難于達成共識。
  但是,在對傳統的歐洲哲學采取批判態度并要求改變哲學發展的方向上,在對哲學問題的提法和回答上,他們之間仍然存在著共同之處。正是這種共同之處把西方現代哲學和古典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區分開來,從而成了西方哲學發展的新轉折的主要標志。為了對現代西方哲學有較為客觀和深入的了解,當然需要對各家各派的理論進行具體的研究和分析,揭示它們各自的特征以及它們之間的差異。但同時也應研究它們的共同之處,特別是那些使它們與古典哲學區別開來的地方。也就是了解西方哲學由“古典”和“現代”的轉化在整個哲學發展上所具有的重要的、可謂劃時代的意義。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對現代西方哲學作出較為公正和實事求是的評價。
  對于西方古典哲學(特別是以德國古典哲學為頂點的西方近代哲學)向現代哲學的轉化,我國哲學界由于受左傾教條主義的影響,長期以來往往抱著一種簡單否定的態度。這主要表現在如下兩個流行的看法上。第一,認為從“文藝復興”時期開始到黑格爾為止的西方哲學反映了處于資本主義發展的上升時期、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和進步性的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符合唯物主義和辯證法要求的合理的和積極的因素。至于自此以后的西方哲學,則主要是作為已失去了革命性和進步性的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它們無非是為處于西方資本主義的危機和沒落時期的資產階級的反動利益和要求作辯護,從而不可能包含合理的和積極的因素,在理論上表現為純粹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第二,認為只有馬克思主義哲學才克服了它以前的西方哲學的種種缺陷,繼承和發揚了西方哲學的優秀遺產和進步傳統。并由此而實現了哲學史上真正的革命變更,開辟了哲學發展的新方向。至于現代西方哲學恰恰相反,它們拋棄了西方哲學的優秀遺產和進步傳統,而發揮了其消極、落后以至反動的方面。因此,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現代西方哲學處于根本對立的地位。這兩個看法是密切相關、互為表里的,它們也都不是憑空提出的。人們無論從理論上或歷史現實上都可以為其找到為之印證的理由。然而,這些理由有的只有局部的、特殊的和相對的意義,不能作為提出上述兩個看法的充分根據,否則,就只能是以偏概全,真理可能轉向謬誤。
  隨著左傾教條主義的得到清算和克服,哲學界現在已很少有人再支持上述看法。越來越多的人從原則上肯定現代西方哲學同古典西方哲學一樣存在著合理的和積極的因素,有的人還對現代西方哲學作了較多的研究,甚至企圖把這種研究與對中國傳統哲學以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結合起來。然而,如果對西方哲學從傳統(古典)到現代的轉折所具有的可謂劃時代的意義沒有深刻的認識,就不能從根本上改變過去習慣了的那種看待現代西方哲學的思維模式,就不能真正了解現代西方哲學的真實含義,從而也不能如實地認識現代西方哲學與古典西方哲學以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內在聯系。
  為了了解西方哲學由傳統到現代的轉化的意義,首先就需要分析和研究古典西方哲學、特別是近代西方哲學的成敗得失。
    二 西方哲學在近代的轉折和進步
  西方哲學在其長期發展過程中已經發生過幾次重大的轉折。如果說從多姿多色的古希臘羅馬轉向神學一統天下的中世紀猶如從白晝進入黑夜,那末從中世紀轉向“文藝復興”可謂開始了新的黎明。的確,對于從“文藝復興”到黑格爾這一段時期的近代西方哲學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及它們在整個西方哲學發展史上所處的重要地位,除了少數非理性主義哲學家外,很少有人會表示懷疑。盡管由于哲學立場不同,人們對這一時期的哲學的取舍和評價標準在某些方面必有差異,但對這一時期的哲學所具有的人文和科學精神的進步意義,他們都以各自的方式作了肯定。
  這一時期的歐洲哲學的人文精神突出地表現為理性主義精神。當時的許多先進思想家,對作為中世紀封建專制主義的意識形態,以貶低理性、抬高信仰為特征的傳統的宗教和神學,以及以基督教神學為基礎的經院哲學,都進行了淋漓盡至的揭露和批判,并論證和謳歌了人本身所具有的理性能力。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家們(特別是人文主義者)就已把具有理性的人當作他們關注的中心,把尊重和發揚人的個性、促進人性的解放當作他們的理論出發點。他們號召人們沖破傳統神學(特別是基督教禁欲主義)和經院哲學的禁錮,把注意力由彼岸的天國返回到現實的人間。在17-18世紀的歐洲哲學中有著各種派別(例如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經驗論和唯理論)的分野。但它們在提倡理性、限制信仰上有著很大的一致。笛卡爾的理性主義哲學體系固然是以頌揚人的理性為根本特征。培根等人的經驗主義哲學體系也同樣以尊重理性為前提。18世紀的法國唯物主義者和啟蒙主義思想家對理性主義的原則更作了進一步的發揮。他們都把理性當作是人的本質,并把是否符合理性當作衡量是非善惡甚至美丑的根本尺度。以致在一定意義上可以把這一時代當作理性的時代。以黑格爾為最后代表的德國古典哲學則可謂處于這一時代的頂峰。
  作為近代西方哲學的人文精神的體現的理性主義精神,與隨著自然科學的興起而出現的科學精神是互為表里、彼此促進的。當時的自然科學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它們從神學以及以神學為基礎的經院哲學的束縛下解放出來,開始成為真正的科學。科學家們已不再援引神力(天啟)去洞悟某種神秘的本質,而是憑借人本身固有的意識、理性能力(經驗和思維)去認識他們所面對的客觀世界。當時先后興起的各門自然科學都是作為主體的人的意識、理性對作為客體的自然界的研究。這種研究的成果有時達到了可以用精確的數學公式表達的程度。哥白尼、刻卜勒、伽里略和牛頓這些科學大師的發現為近代自然科學提供了光輝的范例。
  自然科學從神學和經院哲學的侄梏下的這種解放促進了哲學獲得同樣的解放。哲學已不再像在中世紀那樣是神學的婢女,而是人本身的意識、理性的產兒。上帝的萬能被代之以理性的萬能。凡人所需要了解的一切均可通過人本身的理性獲得像數學推理一樣清晰和精確的理解。總之,自然科學的勝利同時也意味著理性的勝利。
  近代西方哲學在從當時形成和發展起來的自然科學獲得其所需的論據和知識材料的同時,也為自然科學的發展提供了指導。這具體表現在它們對實驗自然科學的成果從哲學上進行了總結和概括,不僅以之為基礎而重新提出和發展了唯物主義的自然觀,更為自然科學以及人的全部現實生活制定了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原則,這對自然科學以至整個社會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培根提出的經驗歸納法和笛卡爾制定的理性演繹法正是這種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典范。他們以后的許多西方哲學家,特別是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從康德到黑格爾的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哲學家,對認識論和方法論問題作了更為深入和具體的論述。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對認識的辯證法作了相當深刻的揭示和論述。康德對主體的能動作用的強調成了西方哲學發展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黑格爾的辯證法則可謂集古典西方哲學的辯證法的大成。
  這種在實驗自然科學基礎上對認識論和方法論問題的深入和具體的研究意味著這一時期的哲學家已普遍地把自己的理論建立在反省思維的基礎上,從而克服了古代哲學所特有的素樸性和直觀性。這標志著西方哲學的發展發生了一次被稱為認識論轉折的重要的轉折,使西方哲學的發展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盡管當時的哲學家仍把世界的本質、人與世界的關系問題當作關注的核心問題(而這也正是哲學作為人的一種精神活動所必然要研究的基本問題),但他們的哲學在理論形態上已與建立在感性直觀和猜測基礎上的古代哲學以及把人與世界的關系歸結為人與上帝的關系并使人完全處于從屬地位的中世紀哲學有了重要區別。這突出地表現在他們大都自覺地把作為認識主體的人與作為其對象(客體)的世界區分開來,也就是把心靈和肉體、精神和物質、思維和存在區分開來,并由此來探討主體如何認識和作用于客體,客體如何作用和呈現于主體。哲學基本問題現在已非常明確地表現為主客、靈肉、心物、思有之間的關系問題。正像恩格斯提出的那樣,思維對存在、精神對自然界的關系這個全部哲學的最高問題雖然早已存在,“但是,這個問題,只是在歐洲人從基督教中世紀的長期冬眠中覺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來,才獲得了它的完全的意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220頁)。而研究和解決這個問題的基本途徑是理性的反思。這意味著由認識論轉向所開辟的哲學的新時代是理性的時代,或者說是反思的時代。
    三 近代西方哲學的缺陷和矛盾
  但是,近代西方哲學在取得光輝奪目的進步時,即已包含了嚴重的缺陷和矛盾,由此孕育著深刻的危機。這主要表現為:對理性的倡導由于走向極端而變成了對理性的迷信,由相信理性萬能而造成了理性的獨斷。用理性主義精神構建的哲學體系往往變成了有強烈獨斷論傾向的思辯形而上學體系。認識論的轉向雖然以反省思維克服了古代哲學的素樸性和直觀性,卻又因其將主客心物等絕對分離而陷入了二元論。而二元論往往導致獨斷論或懷疑論。
  當歐洲人從中世紀的長期冬眠中覺醒以后,先進的思想家們紛紛撥開神學的迷霧,重新開始探索古代的先哲們即已提出并進行過較為籠統的研究的關于人所面對的現實世界的本質、人與這個世界的關系等哲學的基本問題。在文藝復興時代,哲學家們所關注的主要是如何使人從神學禁欲主義的禁錮下解放出來,面向現實人間生活。對人文精神的倡導是當時哲學的主旋律。理性在當時實際上被理解為具有廣泛含義的人性。而世界在人的目光下也同樣具有豐富多彩的特性。甚至在英國唯物主義哲學家培根那里,人和世界大體上仍是活生生的。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在培根那里,“物質帶著詩意的感性光輝對人的全身心發出微笑。”(《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3頁)。然而,在往后的發展中,人和世界都被狹隘化了。人的理性成了失去血肉的思辯理性,人的存在成了思辯理性的化身,世界成了由人的理性所構建的世界。當著哲學家用這樣的理性去構建關于人與世界的哲學體系時,這種哲學往往成了思辯形而上學。理性的被片面化和絕對化是這一切轉變的主要動因。
  理性的被絕對化與17世紀以來理性精神在各個領域的勝利直接相關。例如,以理性為基礎的數學和實驗自然科學的光輝成就,使許多西方思想家相信理性具有無上權威。他們由此把理性當作一種普遍有效的尺度和萬能的手段,似乎一切都可以而且應當由理性來建立。一切都可以而且應當由理性來判決,一切科學都是由理性概念構成的,也都以是否符合理性的要求來作為其真偽標準。一切社會現象和社會問題也都應由理性來衡量。社會秩序應當是理性的秩序。理想的社會只能是理性的社會。而一切思想和文化體系也同樣應當是理性的體系。
  近代西方哲學家們正是在理性的這種五彩光環照耀下從事哲學活動的。他們以為,哲學家的任務是去發現那些最普遍的、絕對可靠的、自明的理性概念或者理性原則。只要他們在這方面取得了成功,他們就可以用以構造出關于整個世界的圖景,推演出全部知識體系、甚至存在體系。因此,一旦這樣的哲學體系被建構出來,它就應當成為一切科學的基礎和真理的標準,就具有凌駕于一切科學之上的無上地位。換言之,哲學被當成了“科學的科學”。
  這種由絕對化的理性概念建構出來的哲學體系是一種具有強烈的獨斷性的思辯形而上學體系。它在理性派哲學家那里表現得最為突出。笛卡爾之從他所謂絕對可靠的“我思”出發推演出他的全部哲學體系開了這種傾向的先河,斯賓諾莎之主張用幾何推理為典范推出人類全部體系是對笛卡爾的進一步發展。萊布尼茨和沃爾夫的體系從康德以來就被認為是獨斷論的典型形式。康德批判了他以前的歐洲的理性派哲學家,認為他們在沒有詳細探討人的理性認識的性質和適用范圍以前就肯定理性認識的可靠性和確定性,擴大了它的使用范圍,因而陷入了獨斷論。黑格爾用他的辯證思維的方法對思辯形而上學、特別是其獨斷性作了更為深刻的批判。然而,無論是康德還是黑格爾,本身就沒有擺脫思辯形而上學。根本原因即在他們同樣是運用思辯理性去建立關于存在和認識的無所不包的形而上學體系。
  帶有思辯和獨斷傾向的遠不止是理性派哲學家,近代西方的大部分哲學家可謂都如此。他們無不企圖構建出一個內容廣泛、甚至無所不包、能描繪出整個世界的圖景的形而上學體系。然而,當時的自然科學雖已開始成為科學并已有很大發展,但其所提供給人們的關于自然界的知識仍然是片斷的、局部的、殘缺不全的,對世界的許多方面和許多事物它們還遠未涉及,因而還遠不能提供關于整個世界的圖景。為了描繪出這樣的圖景,他們無法根據客觀事實,只好依靠理性思辯,因而他們的體系必然是具有獨斷傾向的思辯形而上學的體系。
  近代西方哲學家從他們應用絕對化了的理性去建立形而上學體系來說,必然走向思辯形而上學;從運用這種理性去建立認識論和方法論來說,則必然落入二元論。二者又是一致的。因為其形而上學體系是通過認識論和方法論建立起來并主要表現為認識論和方法論。這意味著其思辯形而上學是一種具有二元論傾向的理論。
  近代西方哲學家的二元論傾向的基本特點在于:當他們把主客心物思有靈肉等區分開來后,未能看到它們之間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轉化的關系,而把它們完全分襲和絕對對立起來了。笛卡爾之把心物當作兩個相互獨立的實體是這種二元論的最典型的形式。其實,在不同程度上具有這種傾向的遠不只是笛卡爾等少數哲學家,當時絕大部分哲學家都未能避免。
  其所以如此,與當時自然科學發展的狀況是密切相關的。當時自然科學剛從神學的桎梏下解放出來,往往帶上神學的痕跡。笛卡爾物理學之最后歸順神學,牛頓關于第一推動力的思想就是突出的例證。它已有一系列光輝的成果,但還遠未擴及意識和精神領域,不能說明意識的起源和性質,從而也不能說明它們之間的相互依存和轉化。物質的基本屬性是廣mào,意識的基本屬性是思維;物質不能產生意識,意識不依賴物質,這在當時的科學和哲學中幾乎是眾所公認的。18世紀法國唯物主義者曾提出意識是物質的屬性,但也因不能對此作出科學解釋而缺乏說服力,未能改變哲學中心物分離的狀況。總的說來,意識和精神領域在很大程度上仍受神學的制約。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的自然科學家雖然已不滿足于古代科學對自然只是進行一般的、籠統的研究,而進到進行分門別類的研究,即研究自然的各個局部、方面和過程,但這種研究也只能說是剛剛起步,遠不足以使他們得以進行新的綜合和概括。因此他們沒有、也不可能看到這些局部、方面、過程之間的聯系,看到世界的整體性及其運動和發展。這樣勢必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以孤立和片面為特征的形而上學思想方法在當時必然占支配地位。自然科學中的這種狀況影響到哲學,使這一時期的哲學同樣受到這種思想方法支配。雖然許多哲學家都把以主客、心物關系為核心的認識論問題當作哲學的中心問題而進行了相當深入和具體的研究,但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使他們不能正確解決主客心物等的關系問題。也就是不能把這種關系看作對立統一關系,而是把它們分裂開來和對立起來,在不同程度上陷入了二元論。
  思辯形而上學傾向和二元論傾向使近代西方哲學遇到了一系列難以克服的矛盾。其中如下兩點就是較為突出的。
  第一,近代西方哲學家大都把制定符合科學精神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作為己任。他們在這方面雖然獲得了巨大成果,但最后卻又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困境。例如,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理性知識從何而來呢?以休謨為代表的經驗派哲學家把自己局限于主體所及的感覺經驗范圍,因不了解主客心物感性理性等等之間的依存和轉化關系,只好拒絕作答,由此陷入了懷疑論。以笛卡爾為代表的理性派哲學家則借神學的余蔭,以人人具有天賦觀念或天賦的認識能力來作答,陷入了獨斷論。而一當天賦觀念之類被駁倒,勢必同樣陷入懷疑論。康德企圖用主體的先天綜合能力在科學范圍內統一經驗和理性,但又認為科學只能及于現象世界,從而進一步肯定了現象世界和自在之物世界、事實世界和價值世界、自然領域和社會倫理領域、純粹理性和實踐理性之間的分裂。從費希特到黑格爾等康德以后的德國唯心主義者企圖借助“絕對自我”、“絕對精神”,來克服各種二元分裂現象,但他們不過是把主客心物等關系問題歸結為意識內部關系問題。18世紀法國唯物主義者及費爾巴哈等人提出了反映論,但由于他們的反映論是消極的、被動的,未能肯定主體的能動性,因而也未能正確解決主客心物等的關系問題。
  總之,實現了西方哲學中的認識論轉向的近代西方哲學實際上卻以在認識論上的失敗而告終。
  第二,近代西方哲學是以提出應當以人、而不是神作為哲學的中心而開始其發展歷程的。文藝復興時代的思想家們在倡導人文精神時,既強調人的理性,更強調人的全面發展。絕大多數近代西方哲學家都要求擺脫基督教神學和經院哲學以及其他一切絕對的傳統和權威對個人發展的任何束縛,主張思想解放。他們大力倡導發揮人的個性和創造性,尊重人的自由和尊嚴。然而,近代西方哲學的發展卻使他們事與愿違。主客、心物、靈肉的分裂使人要么淪落為一架沒有血肉、更沒有靈魂的機器(特別是在一些機械唯物主義者那里如此。正像馬克思說的,這種唯物主義變得“敵視人”);要么成為形而上學體系中的一個環節。在思辯唯心主義哲學家那里,這種情況更為嚴重,在此,人無非是體系中作為“動物”中一個類的“人”概念的外部表現。人的本質不是存在于人的現實存在中,而是存在于體系中的“人”概念中。這正像柏拉圖理念論中人的理念是原型,而具體的人是模本一樣。于是,人的主體性和創造性,人的自由和人格的尊嚴都被消解于思辯體系中了。人們在擺脫了神學和經院哲學的束縛后,現在卻又受到思辯形而上學體系的束縛。
  對近代西方哲學存在的問題,中外哲學家還有“本體論的思維方式”、“本質主義”等其他各種提法。這些提法的所指與我們上面所講的大體相同,只是角度和著重點有所區別。本體論的思維方式指的是把本體(存在本身、先在的本質或者說實體)當作事物的具體和特殊的存在及其各種特性的基礎。本體(實體)概念是體現事物的存在及其特性的本質屬性的概念。哲學思維的任務就是揭示和闡明本體概念,然后據以推論出其他一切。本質主義是一種泛指認為事物的本性、甚至其存在取決于其本質屬性的觀點。它往往把事物的理性概念當作其本質屬性的體現,從而企圖從理性概念的體系推出存在的體系。因此,無論是本體論的思維方式或本質主義,都是以把理性概念絕對化并用以作為哲學的出發點為基本特點。
  按照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觀點,近代西方哲學的缺陷主要表現為唯物主義不徹底,而且基本上是機械的,形而上學的;其辯證法往往與唯物主義相分離而為唯心主義哲學家所發揮;在對認識論的研究中由于把經驗或思維片面化、絕對化而走向了懷疑論或獨斷論,并歸根到底轉向唯心主義;在社會歷史領域內唯心主義始終占支配地位。這種對近代西方哲學的缺陷的表述是符合近代西方哲學的實際情況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方面作過許多深刻的論述。這些論述過去一直是、現在仍然是所有愿意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研究西方哲學的人所必需認真學習和記取、并用以作為指導的。不過,由于左的教條主義的影響,這些論述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被人簡單化和僵化了,以至往往遠離了它們的原義。鑒于上面提到的對近代西方哲學的缺陷的提法也完全符合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而且較易與西方哲學家的提法銜接,所以近年來中國哲學界也越來越多地使用這些提法。
    四 近代西方哲學的終結
  不管使用什么提法來表述近代西方哲學的缺陷和矛盾,都會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從文藝復興到黑格爾的近代西方哲學在取得了一系列偉大成就以后,又倒退到了它原來的出發點上。不過現在它的地位改變了。它已失了過去那種呼喚人的覺醒、維護人的自由與尊嚴、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的朝氣蓬勃的精神,而轉到了它過去所反對的東西的方面。換言之,它在否定了自己的對方后,現在輪到自己該被否定了。這意味著西方哲學的發展現在必需實現新的轉折。
  這一轉折是怎樣實現的呢?這包括了近代哲學怎樣走向終結和現代哲學怎樣形成兩個不可分割的方面。這兩方面的問題(特別是對它們的是非如何評價)歷來都曾引起各派哲學的激烈爭論。由于對它們的回答直接影響到對現代西方哲學的評論,因此很值得對它們重新認真加以研究。
  對近代西方哲學之走向終結,既應當看作是一種根本性的變更,又應當看作是一種自然的發展。
  說它是根本性的變更,是因為從文藝復興(更確切地說是從笛卡爾)到黑格爾的近代西方哲學模式已完成了它的發展歷程而需要從整體上加以否定了。正如我們上面所指出的,這一哲學模式的基本特點是從主客心物思有二元分立出發運用理性來構建形而上學的體系。盡管這一時期的哲學家們的哲學觀點互不相同,有時甚至處于尖銳對立的地位(例如這一時期的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經驗論和唯理論之間的對立),但它們的基本理論預設和理論框架大體類似。即使像對二元論及作為其邏輯結果的獨斷論和懷疑論作了尖銳批判、并試圖通過提出“實體就是主體”的命題而克服主客分立的二元論的黑格爾,最終也不僅未擺脫這種理性獨斷和二元分立的本體論思維模式,反而建立了一個集這種模式的大成的思辯形而上學體系。正因為如此,這一時期的哲學家既具有共同的成就,也存在共同的問題。我們上面提到的近代西方哲學的缺陷和矛盾不只是屬于某一哲學家或某一哲學派別的,而是屬于從笛卡爾到黑格爾的整個時代的。
  如果上面的說法是對的,人們在評價這一時代的哲學時,就不宜孤立地來肯定或否定某一流派或思潮,而應把它們放在整個時代的哲學模式的背景下來作分析。這樣,古典西方哲學的終結就遠不只是某個特殊的哲學流派或某種特殊的哲學理論(不管它表現為唯物主義還是唯心主義,經驗論還是唯理論)的終結,而是整個這一時代的共同的哲學思維模式的終結,這是一種格式塔式的轉型,或庫恩所謂范式(模式)的變換。
  其所以說是一種自然的發展,是因為這種變更既合乎哲學和思想文化本身發展的邏輯,又符合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換言之,這種變更既有思想和文化(特別是自然科學)發展的根源(認識根源),又有社會歷史根源。
  促使古典西方哲學走向終結的思想文化根源涉及到諸多方面。其中除了哲學本身發展的內在要求外,自然科學的發展狀況是一個最重要的因素。近代西方哲學無論是就其成就或缺陷來說,都與同時代的自然科學息息相關。近代西方哲學發展模式之取代古代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近代對自然的研究超越了古代那種對自然進行一般的、籠統的研究的水平,進到了對自然的各個局部和過程進行具體的、分門別類的研究,從而開始正式形成為科學。這種研究對促進人對自然界的深入的認識和使人從與自然的關系中取得更多的自由,都起過極其重要的作用。但這種研究以認識主體與其對象(客體)相分離、認識對象與其周圍的事物相分離以及主客均處于靜止不變的狀態為前提,從而必然導致二元分立和把認識絕對化的思維模式。這正是造成近代西方哲學存在上面提到的那些缺陷的重要原因。然而,到了19世紀中期,西方自然科學的發展已開始明顯地顯露出新的范式轉換的征候。這特別表現在當時一系列自然科學已開始從自然事物的運動變化和發展中、從它們與其他事物的聯系中對它們進行系統的、整體性的研究。細胞學、能量守恒和轉化定律和生物進化論以及其他重要科學發現都突破了原有的科學研究模式的界限。在這種情況下,哲學上的形而上學思維模式也必然要被新的模式取代了。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當自然科學對生物和非生物的研究“已經進展到可以向前邁出決定性的一步,即可以過渡到系統地研究這些事物在自然界本身中所發生的變化的時候,在哲學領域也就響起了舊的形而上學的喪鐘。”(《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9頁)。
  促使近代西方哲學轉型的社會歷史根源同樣是多方面的。而且由于人們在政治和哲學上的立場不同,對社會歷史根源的分析必然大相殊異。即使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或西方哲學家內部也往往意見相左。也有的人寧愿回避關于哲學的社會歷史根源問題。但是,對于如下幾點情況,各種不同立場的人似乎都是難以簡單否定的。
  第一,哲學作為一種文化形式與社會歷史條件有密切的聯系。任何時代的哲學,不管其理論形態多么抽象,歸根到底都要受到現實的社會歷史條件的制約,為現實社會的某種需要服務。從歸根到底的意義上說,哲學領域所發生的各種變化在不同程度上都可以從社會和政治關系的變化中找到它們的根源。對這一點,不少西方哲學家也是非常強調的。德國著名存在主義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就明確地說:“哲學既離不開政治,也離不開政治的后果,”“任何偉大的哲學都離不開政治思想。”(引自Schillp編《雅斯貝爾斯的哲學》英文版第70頁)因此,在分析近代西方哲學的終結時,必需考慮其社會歷史條件。
  第二,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包括近代哲學在內的全部西方古典哲學有著根本的區別,是對全部近代西方哲學的一種范式變換,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提出,正像它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所一再指出的那樣,不是他們個人的隨意創造,而是適應當時歐洲社會發展的需要,即已開始形成為一支獨立的階級力量的無產階級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爭取自身解放的需要。馬克思早年就明確地指出了他的哲學的階級背景。他說:“哲學把無產階級當做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地,無產階級把哲學當做自己的精神武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頁)人們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可以有不同的態度,但是,他們總得承認馬克思主義哲學具有它的創始人所指出的那種社會歷史背景。近代西方哲學的終結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產生基本上是同時發生的。它們也必然具有與之相對應的背景。
  第三,19世紀中期(大致以1848年德國革命為標志)歐洲社會歷史已發生了重要的變革。當時經濟危機的出現,社會和階級予盾的激化,思想文化上的墜落,已極大地動搖了人們對資本主義的理性社會的信念,打破了他們對理性萬能的幻想。人們也必然要重新審視作為這種信念和幻想的基礎的理性主義哲學。由于近代西方哲學廣義地說都是屬于理性主義的范疇,人們對理性主義哲學的懷疑就不只是涉及某一近代思潮或哲學家,而是涉及到建立在二元分立和把理性絕對化基礎上的這種近代西方哲學的思維模式。對理性普遍失去信念的社會背景必然導致理性主義哲學的危機。
  總之,無論從思想文化(包括作為文化形態之一的哲學本身)或社會歷史條件說,西方哲學發展到19世紀中期已到了一個轉折關頭。以二元分立和將理性絕對化為特征的近代哲學思維模式被取代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五 現代西方哲學的形成
  近代西方哲學思維模式的終結為一種新的哲學思維模式、即現代西方哲學的形成開辟了道路。不過,無論是舊的終結還是新的形成都不是突然發生和立即完成的,兩者之間存在著一個相當長的轉型過程。而轉型期的哲學往往具有不徹底、新舊混雜、甚至折衷的特點。這為對它們作出各種不同的解釋都提供了可能性。它們也都可能是持之有故、言之有理的。人們之所以對近現代哲學的轉型在性質和發生的時間上有不同看法,與此有密切關系。
  19世紀中期(甚至可以往前推到19世紀30年代黑格爾逝世)以后的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內,西方哲學出現了一段可謂動搖和混亂、冷落和凋零的歲月。在素有哲學之鄉之稱的德國,隨著黑格爾學派的解體,以往哲學中的理性主義傳統被拋棄了。德國的所謂有教養的階層在很大程度上拋棄了哲學而熱衷于牟取實際的利益。大學里有各種各樣的哲學體系相互競爭,但它們往往都是由過了時的哲學殘渣雜湊而成的,在公眾中沒有多大影響。在英法等國,哲學也失去了昔日的興盛。然而,這種冷落和凋零似乎并不能籠統地說就是西方哲學的沒落,更不意味著哲學的絕對荒蕪,而是轉型期往往難以避免的暫時的沉寂。因為新的哲學思維模式無論是就其提出和被人接受來說,都需要有人們一段時間的反思和比較。在這段舊的哲學模式已破、新的模式尚未成熟的時期內,人們顯得對哲學冷落或提出一些奇談怪論,都是很正常的現象。
  然而,就在這段冷落、動搖和混亂的時期內,甚至更早一些時候,已有一些哲學家在醞釀新的哲學思維的模式了。
  尚在19世紀上半期,當以黑格爾為代表的理性主義在歐洲大陸還占統治地位的時候,就有一些哲學家(其中最突出的是德國哲學家叔本華和丹麥哲學家克爾凱郭爾)公開站在非理性主義立場上向傳統的理性主義挑戰。他們認為,哲學應當突破以理性主義為基礎的傳統認識論的模式,應由以往認識論(無論是經驗派或理性派)所強調的對外部世界的研究轉向對人本身的內心結構的研究;由對主客二元分立的關系、思維和存在的關系的研究轉向對主體本身的內在結構的研究;由倡導感覺經驗或理性思維的可靠性轉向肯定人的內在的心理體驗和非理性的直覺;由對普遍的人性,即人類共同本性以及普遍的自由、平等、博愛的頌揚轉向對它們的否定,轉向對個人的獨特個性、生命、本能的強調。這也就是要求沖破以往哲學家用普遍的、絕對的理性概念(不管是哲學的、神學的還是科學的)編織的束縛人的獨特的生存和個性的羅網,恢復和維護人的本真的存在,發現和發揮人的內在的生命力和創造性。在他們的這些思想中,已可窺見后來出現的現代西方哲學中的所謂人本主義哲學思潮或者說非理性主義哲學思潮的雛形。
  另有一些哲學家(特別是英法實證主義者)則著重批判傳統哲學的思辯形而上學,強調哲學應當以實證自然科學為基礎,應成為自然科學的方法論和認識論。他們由此既反對以黑格爾為代表的理性派思辯唯心主義,也反對17-18世紀那種企圖給出關于整個世界的圖景的唯物主義,認為它們都把哲學變成了超越人的現實生活和經驗的形而上學,而后者束縛和限制了科學的發展。但他們反對哲學探索自然的本質尋求事物的客觀規律,認為哲學應以描述經驗事實為限,以取得實際效用為目標,他們大體上繼承了以休謨為典型代表的經驗派哲學的傳統,不過,他們不滿意休謨的懷疑論,更不滿意舊的經驗論由于缺乏實證自然科學根據而帶有的思辯性。他們要求建立一種排除思辯形而上學追求實證(經驗)知識的可靠性、確切性的哲學。他們由此開創了現代西方哲學中的所謂科學主義思潮。
  盡管19世紀上半期,特別是40年代以前,歐洲哲學中占主導地位的尚是以理性和主客心物二元分立為基礎的傳統哲學,特別是德國古典哲學,上面所說的兩股哲學思潮(特別是非理性主義思潮)尚未引起西方輿論界的充分注意,未成為具有強大影響的哲學學派,但它們卻已無可逆轉地預示著西方哲學的重大轉向。
  19世紀40年代以后,由于歐洲各國的社會歷史條件發生了重大變化,哲學發展的形勢也發生了相應變化。以黑格爾為代表的理性主義哲學傳統被人拋棄了,上述兩種思潮倒是越來越得勢,以至于形成為一百多年來在西方世界影響最大的思潮。這期間,在西方產生了數不勝數的哲學流派,其中也有些流派仍帶有明顯的思辯唯心主義特征,它們往往與一些古典的唯心主義哲學流派或宗教哲學關系密切,甚至是由后者脫胎而出的。在一定意義上可以把它們當作這兩種思潮以外的第三種思潮,即宗教和思辯唯心主義思潮。但這些流派的理論影響相對說較小,而且它們大都與上述這兩種思潮有較密切聯系,甚至就是它們的變種。因此,19世紀中期這兩種思潮的正式形成,標志著西方哲學發展到了一個與古典哲學有重大差別的新階段,一百多年來西方哲學的發展大致上都可歸屬于這個階段。
    六 現代西方哲學的墜落和超越
  從追問關于世界的本質和本原、建立關于整個世界的圖景的哲學體系的傳統的哲學思維模式的觀點看,從立足于心物主客二元分立、并把由此而產生的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等等的對立當作哲學發展的基本路線的立場看,上述兩種哲學思潮的出現和流行,的確意味著哲學上的一種墜落。它們不僅的確拋棄了以往哲學的唯物主義傳統,而且也否定了這個傳統賴以存在的基礎。因為它們不僅明確無飾地反對各種唯物主義哲學理論,而且還在反對二元分立的要求下根本取消作為劃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標準意義下的關于主客、心物、思有的關系問題。從唯心主義是一種認為世界的本質、本原是精神,物質是由精神派生的學說看,絕大部分西方哲學家也都反對唯心主義。但從唯心主義是一種從作為主體的人出發來看待人和作為人的對象的世界并認為現實世界是由人本身所建立的世界的學說來說,這兩種思潮大體上都可歸屬于唯心主義,不少西方哲學家公開稱自己的哲學為唯心主義。因此,在評價現代西方哲學時,如果把是否歸屬唯物主義作為其是非的根本標準,那對它們的評價只能是否定的。與此相關,如果誰試圖在現代西方哲學中尋找唯物主義因素,并把是否具有這種因素當作評價它們的根本尺度,那必然會脫離現代西方哲學發展的實際趨勢,把它們自己認為應當否定的東西當作肯定的東西。看來,這似乎是一條不宜走而且走不通的路。
  對否定了傳統哲學思維模式的現代西方哲學是否應當由此而從根本上加以否定呢?這實際上涉及到是否應當堅持傳統的哲學思維模式的問題。如果堅持,那必然否定。即使人們有對現代西方哲學采取實事求是、具體分析的愿望,只要他們仍然堅持傳統的哲學思維模式,那這種愿望就永遠只能是一種無法付諸實現的愿望。這就是為什么這些年來雖然許多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都作過這種表示,但一涉及對現代西方哲學的具體評價,就往往望而卻步的原因。
  然而,對傳統哲學思維模式的這種堅持,并不意味著堅持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盡管馬克思主義哲學與現代西方哲學之間有著原則性的區別,但它們都實現了對傳統哲學思維模式的超越。馬克思早在<費爾巴哈論綱>等早期著作中即已明確地否定思辯形而上學,肯定作為主體的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強調哲學應以人為目的,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現代西方哲學通過了漫長而曲折的道路,也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類似的主張。因此二者之間可謂殊途同歸。一句話,它們同是屬于現代哲學思維模式。因此,如果堅持傳統的哲學思維模式,那在否定現代西方哲學的同時也否定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看來,這種堅持不是哲學上的進步,而是一種倒退。
  從19世紀中期西方哲學的發展出現范式(模式)轉換以來,一百多年過去了。在這漫長的歲月中,它又經歷了多種多樣的變遷。大大小小的思潮和流派此起彼復,使人目不暇接。它們的理論特征又彼此相異。各種思潮和流派內部也多不純一。就對它們的具體的思想評價說,往往是真理與謬誤并存,進步與倒退交織,革命與反動同在。抱著完全相反的立場和觀點的人都不難從其中找到自己所需的例證。因此,對于現代西方哲學對傳統西方哲學的超越,很難籠統地對之作出是非評說。然而,至少它們如下的幾種趨向是值得研究和思考的。
  第一,作為對傳統思辯形而上學、特別是其本體論的超越,大部分現代西方哲學流派都放棄了建立無所不包的哲學體系并把哲學置于科學之上成為科學的科學的企圖。這種超越在外表上似乎是對哲學的一種消解,因為它大大地限制了哲學的范圍和職能。然而這并不是一種倒退,而是一種進步。隨著自然科學的發展,它們越來越不需要哲學來代行其職能。再讓科學服從哲學只會束縛科學的發展。哲學只應去作它自己該作的事情。后者究竟是什么,諸家之說不同(例如,幫助樹立正確世界觀,作為對智慧的訓練,作為對意義的澄明和解釋,作為科學方法論,等等)。但這是另一個問題。
  第二,作為對是傳統理性主義的超越,許多現代西方哲學家(特別是所謂人本主義哲學思潮的哲學家)對人的非理性的精神活動(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人的情感、意志活動)進行了多方面(包括它們的性質和作用)的研究。這些研究有時有走向另一個極端的傾向(例如有的人夸大了情感意志的作用,走向了唯意志主義和反理性主義),但他們畢竟擴大和加深了人們對人的精神活動的認識,而那些未經理性改裝和凝固化(其中可能包括著各種扭曲)的本真的精神活動可能是通向人的現實生活世界的門戶,對它們的研究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第三,作為對傳統認識論的超越,現代西方哲學家大都企圖排除作為這種認識論基礎的二元論傾向。這并不是完全否定主客、心物、思有等等之間的差別和關系,而是要求將二者看作是一個不可分割的、統一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起主導作用的則是作為主體的人的創造活動。康德曾企圖借助主體的先天綜合能力來超越經驗論和唯理論的對立,實現他所謂哲學中的“哥白尼倒轉”。然而,他又在現象和自在之物之間、理論理性和實踐理性之間劃了一道鴻溝,反而加劇了二元論傾向。不少現代西方哲學家則企圖進一步強調主體的能動作用來克服康德的不徹底性。在如何解釋這種能動性上他們之間眾說紛紜,其中有的說法可能荒謬,但也有一些不無真理成分。有的人甚至提出了與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相當接近的思想。
  第四,作為對傳統人道主義的超越,現代西方哲學家(特別是人本主義哲學思潮的哲學家)大都對近代以來西方社會中人的異化現象作了揭露和批判。近代西方哲學是以倡導人文精神開始的,然而卻因其思辯形而上學和二元論的思維方式而使人被物化并從而失去其本真的個性而告終。當現代西方哲學家從哲學上重新研究人時,他們首先要求的是恢復人的本真的存在,重新認識人的存在及其活動的價值和意義。雖然各家各派在這一方面觀點不同,但他們大都強調要把人看作是完整的人,看作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人不是哲學體系中的某個環節或組成部分,而是整個哲學的核心。任何哲學問題都是因人的存在及其活動而獲得意義。傳統哲學的失誤歸根到底是由于它們實質上“遺忘”了人。它們的失落是人的失落。而哲學的重建的根本途徑說到底是人的回歸。從一定意義上說,現代西方哲學家所說的各種哲學轉向歸根到底是向人的轉向。現代西方哲學家關于人的哲學意義的種種說法自然存在著許多矛盾和謬誤,但也有不少真理的火花,是很值得研究的。
  總的說來,現代西方哲學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必然繼續是一個引起激烈爭論的領域。黑格爾曾說過,人們不能在岸上學會了游泳再下水,只有通過下到水中實踐才能學會。同樣的道理,對現代西方哲學的是非功過,也不能只是信賴權威的現成結論,唯有通過自己對它們進行認真的學習和研究,才能知其究竟。
  注:
  本文系作者為《現代西方哲學》新版重寫的《緒論》中的一節。
  
  
  
河北師院學報(社科版)石家莊056-066B6外國哲學與哲學史劉放桐19951995 作者:河北師院學報(社科版)石家莊056-066B6外國哲學與哲學史劉放桐19951995
2013-09-10 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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