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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歷史話語的顛覆——福柯《知識考古學》的后現代歷史觀
傳統歷史話語的顛覆——福柯《知識考古學》的后現代歷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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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565.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8-0460(2001)02-0111-08
  米歇爾·福柯作為一個后現代主義者,對西方的現代性作了深刻的批評。現代歷史哲學是現代性的有機組成部分,所以他對現代歷史觀也進行了全面、系統的拒絕和批判。《知識考古學》既是他前期“考古學”理論的歸納和總結,也是他開始轉向譜系學方法的導言性論著。雖然他所關心的主題一直在變化著,但是,在這本著作中所闡發的許多歷史觀念是他一以貫之的。可以說,《知識考古學》比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后現代歷史觀。
  一、話語形成
  傳統編年史是典型的現代歷史觀。福柯首先對構成傳統編年史的基本話語單位采取了質疑的態度。諸如精神病理學、經濟學和醫學等話語單位是我們最為熟知和確定的,可是,它們是如何有效聚合起來的呢?傳統編年史的回答建立在以下相互聯系的、垂直分布的空間中的四個基本預設基礎上。福柯正是圍繞這四個方面的批判來揭示話語形成的規律性。
  第一,話語單位形成是由于陳述群參照的是同一話語對象,或者說由于存在著同一的話語對象(這個物)才可能形成話語單位(這個詞)。如精神病的話語單位,它之所以被稱為精神病,是由于存在著可以被歸結為以不同方式在某個體或社會經驗中顯現出來的叫“精神病”的對象。這些陳述群圍繞這個同一對象建立起來的整體,就構成了精神病話語單位。但是,這個被叫做精神病的對象,在“17或18世紀醫學陳述作為它們的對應物提出來的對象與出現在法庭判決或者治安措施中的對象不是同一的;同樣,精神病理學話語的所有對象從皮耐爾或是埃斯齊羅爾到布勒雷都已更改了;此處和彼處所提到的疾病已不是同一種疾病,所提到的精神病患者也不是同樣的”[1](P39)。不僅如此,精神病這個對象還關涉到憂郁癥或神經官能癥的話語,它們又構成了各自的對象,并且對它進行了改造,甚至將它徹底改觀。如果我們采用編年史方法對對象作起源考察,“當我們要更久遠地追蹤這種時間的線索時,卻一下子失去了足跡”[1](P49)。可見,對象本身是在多樣性、異質性不斷轉換的空間中形成的。話語對象不是先于話語而存在的,而是通過“在出現、界限和規格審定之間建立起的關系整體使這個形成得到保證”[1](P54)。因此,在分析話語對象形成的過程中,編年史所認為的詞與物如此緊密的結合就被拆散了。因為話語不僅是使用符號以確指事物,更為重要的是創造對象本身。
  第二,陳述形式的連貫。編年史認為陳述形式的連貫性可以確保話語單位的有效性,不同的陳述類型起著分割不同話語單位的作用,或者是由于存在超驗的主體或者由于心理主觀性這類統一的、連續的主體來保證陳述類型個體化。
  首先,作為主體的承担者的個體是如何確定的?即“誰在說話?在所有說話個體的總體中,誰有充分理由使用這種類型的語言?誰是這種語言的擁有者?誰從這個擁有者那里接受他的特殊性及其特權地位?”[1](P62)如在醫學話語中,醫生這個話語主體的位置實際上是通過一系列社會建制確定的。醫生身份包含著能力和知識的標準、機制、系統、教育規范,確保知識實踐和試驗的合法條件;包含與其他一些個體或群體的區分和關系的系統,以及其他一些特征。然而,這些社會建制本身是歷史的、處在不斷游戲變換中。
  其次,話語發揮陳述功能還需要話語“場所”。如醫生需要醫院、化驗室、圖書館等,這些“場所”的重要性也是不斷變化的,有的增加了其重要性,有的則降低了其重要性,并與其他學科如物理學、化學、生物學話語融為一體。
  最后,主體的位置由它相對于對象的各種不同的范圍或可能占據的處境所確定。還是以醫生為例,他在臨床話語中,依次成為提問、聽、觀察、感知、記錄和教育的主體。每一種主體身份陳述的類型各不相同,有描述、歸納、推理、因果性等陳述方式,所以,“陳述過程的各種不同形態不歸結于某個主體的綜合或統一的功能,而表現了主體的擴散。當主體使用某一種話語時,這些各不相同的形態則歸結為不同的身份、位置,主體能占據或接受的立場,歸結為主體言及領域的不連續性。”[1](P67-68)這樣傳統編年史把話語單位寄托在某種陳述類型統一的期望也落空了。不存在某種統一的、連貫的陳述類型作為話語單位的標準或規范,只有“分散的和異質的陳述的并存;支配它們分布的體系,它們相互依靠的支點,它們相互吸引或相互排斥的方式,它們承受的轉換,它們的換位,安排和替代游戲”[1](P42)。
  第三,概念的一致性。編年史的另一個前提就是由于存在著持久的一致性概念,圍繞這些概念建立起來的陳述群構成了同一個話語單位。福柯通過對概念形成的考察解構了這個神話。對于概念形成,人們通常的解釋模式有兩種:一種叫“理想性范圍”,認為概念形成是一個不斷向著前定的、先在的目標不斷完善的過程;另一種就是歷史實在論所特有的,把概念看成是有著某種神秘的經驗起源,即“觀念的經驗性發展”模式。這兩種模式都是利用連續性工具在機械認識論范圍內建立起來的一個同一演繹結構。而考古學則“設法對這些概念出現和擴散的作用進行分析”[1](P43),支配概念出現、循環、分解、重組、替代和位移的是陳述的總體布局。在陳述群構成的網絡中概念才得以形成,如一些舊概念消失、新概念出現,從舊概念中派生但與原來概念不相容的概念,舊概念循環中的異質性成分。概念形成一方面是一個充滿錯覺、偏見、謬誤、想象、隱喻化過程;另一方面那種恒久、一致性的概念系統并不存在。
  第四,同一主題。編年史還認為話語單位整體性還可以通過統一、連續、穩定的主題加以保證。如經濟學、精神病學、生物學等話語單位的存在是由于它們各自擁有主題而形成的分割。這從表面看來似乎是合情理的,但是只要進一步分析,也是站不住腳的。以生物學為例,從布封到達爾文所謂構成進化論主題的東西卻不是同一類別,我們根本不能夠把它們作為一個單位。因為“這個主題與科學相比,它更接近于哲學,與生物學相比,它更接近于宇宙學;……這個主題所假設的總比人們所知的更多”[1](P44)。實際上,主題是一些話語策略選擇的結果。話語策略確定了話語的可能的衍射點。這種衍射點造成了不同的陳述類型、概念可以進入同一陳述系統,互不相容的成分按同一方面和相同的規律組合,以及在這兩者基礎上,派生出對象、陳述形式、概念的一致性系統。主題不僅受到與它所屬的話語群的影響,而且還受到周圍話語的影響。話語策略的選擇還要滿足非話語實踐要求。如普通語法在教育實踐中的作用,財產分析在政府的政治、經濟決策及日常實踐中的作用等等。
  二、陳述形成
  正如句子是語語的基本單位,它從屬于文本,命題是邏輯學的基本單位,它從屬于演繹整體一樣,陳述是話語的基本單位,它從屬于話語形成規則。話語就是陳述的整體,或者說,“陳述是話語的原子”[1](P98)。要揭示話語形成,還必須進一步探討構成話語的基本單位——陳述。福柯在《知識考古學》中,把對陳述的描述放到十分突出的地位(注:德勒茲(Gilles Deleuze)指出,福柯在《知識考古學》中“似乎給予陳述以絕對至上的地位”。[2](P563))。
  第一,陳述與命題、句子和言語行為之間的關系。陳述與命題不是同一個單位。這是因為同一命題可能是完全不同的陳述。如,地球是圓的或者物種是進化的這樣的命題,在哥白尼前后和達爾文前后,都不構成相同的陳述。反之,一個簡單自律的陳述卻可能是不完整或未完成的命題。像羅素所說的集合悖論或自我指涉的語句,在自我指涉時,會產生悖論,它只有在次一級命題中才能被確定為真實的。對命題而言,陳述是一種“滯留”的東西。句子也不同于陳述。“相同的句子,但不一定是相同的陳述”[1](P110)。如果它出自不同人之口,則不是一個陳述。況且,不是句子卻可能是陳述。一幅畫、一張圖表、一個數學公式、一條曲線、某人的面部表情、云層分布等等,它們既不是句子,也不是通過語法規律連接起來的,但它們是陳述。對于語法來說,陳述是一個語言成分的體系,這種體系是我們或者能夠、或者不能夠識別某一句子的形式。陳述也不同于英國語言分析學派所說的“言語行為”。一方面,言語行為不是用來確定陳述,而是反過來被陳述確定;另一方面,言語行為只有在多個陳述被連接起來,而每個陳述各在其位的情況下,才能完成。因為“要完成一個‘言語行為’諸如:誓言、請求、合同、允諾、論證,通常需要不止一個陳述。這些行為在大多數情況下需要一些不同的格式或者相互獨立的句子”[1](P102)。對于言語行為來說,陳述是作為可見物出現的。我們在句子、命題和言語行為中都沒有找到陳述的單位,這是因為,陳述以其說是一個單位,不如說是一種功能。
  第二,陳述的功能。陳述功能的實施包括陳述對象、主體、共存范圍和物質性領域四個方面。它們又是和上述話語形成的四個方面即話語對象、陳述方式、概念形成和策略選擇一致的。福柯喜歡提及“鍵盤”例子。打字機上的鍵盤不是陳述,但是列在教科書上的鍵盤就是陳述。這種轉換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符號體系與一個“它物”即陳述對象存在著某種關聯。因為陳述的對象是一種對應空間,是由陳述本身派生出來的。“正是這個派生的對象被作為原始功能明確地限定在陳述變化線路的界限上”[2](P551)。從陳述的主體方面來看,由于陳述的主體不在語言的語義段中,所以陳述主體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句子中主語的語法成分。如“我很快樂”這個句子,它由我說出,或他人說出,或在小說中寫出,其陳述主體顯然是不同的。那么,陳述主體是否就是說出或寫出那個表述的作者呢?我們只要想一下演員在背誦臺詞、小說中主人翁和小說作者,就會發現陳述主體與說出的或寫出的作者,無論是在實體上還是在功能上都不相同。陳述主體實際上就是某些條件下可以由匿名的個體填補的位置,是這種可能的位置的游戲。正如命題真假由它的參照體系(或理論整體)來確定,句子的意義由語境來確定一樣,陳述發揮其功能必須有一個陳述共存范圍。任何一個陳述都是以其他陳述作為自己存在的前提。正是各種陳述構成的陳述共存范圍,使一個陳述成為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并且只有在其中的陳述游戲中才能發揮陳述的效果、功能和作用的分配。最后,陳述的物質性是指某種聲音,某個表層提供的符號,在某個可感知成分中形成的,某種記憶或者在某個空間中留下的印跡。它既包括發言的實體或支撐物,也包括書寫規則、使用和傳播的可能性。陳述的這種物質性使陳述被重復、傳播,同時成為人們操作、使用、轉換、分配、重組甚至毀滅的對象。
  第三,陳述的特征。針對傳統歷史哲學強調總體性、內在性和起源分析方法,考古學反其道而行之,提出重視陳述的稀少性、外在性和并合性的研究方法。所謂總體性就是元敘述的原則,一切文本都被歸于某一個共同意義或主題之中,諸如理性、人類解放、現代性等。運用它們作為歷史研究中取舍真假、有無意義的標準。借用符號語言來說,就是把所有能指歸為某一個宏大的所指之中。陳述稀少性就是要拆散和分割這種總體性,把陳述描述成一個欠缺的、局部的、異質的、支離破碎的和邊緣性的蹤跡。思想史對歷史的描述是建立在顯話語和隱話語、內在和外在對立基礎上的,它從已經說出的東西表層之下,尋找沒有說出的具有重大價值的東西如合目的性、無意識或結構之類。外在性旨在取消內外二重劃分,是一種策略選擇。它不承認陳述是隱藏著的,在已經說出的表層即實際語言的明顯性。對陳述的分析就是要針對某種外在性的擴散,即它們呈現在眼前,供人閱讀,有可能復用,可作種種用途或轉換,在它物之中而又非它物的這種特殊性。思想史研究的另一個武器就是對起源的回溯,即把對陳述描述歸結于某個遙遠的起源。顯然這是一個連續的線性回溯過程。并合性強調的是歧路、岔口,認為當我們試圖追溯那個起源時,我們所遇到的是一張地形圖一樣的網絡,根本不可能理清一條沒有分岔的線路來。以其歸結于某個起源不如看作是不同支岔并合而成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們把福柯的歷史哲學看作是地形學歷史[3]。
  三、考古學描述
  福柯在對話語和陳述的分析的基礎上,概括了考古學與傳統思想史的主要區別,認為存在著四種重大差異,即:“關于新事物的確定;關于矛盾的分析;關于比較的描述;最后是關于轉換的測定”[1](P176)。福柯通過這種區別完成了他對考古學的描述。
  第一,關于新事物的確定。總體化是傳統思想史的一個重要主題,它建立在一套價值等級的預設基礎上,即所謂新—舊事物區分,并且抑制后者張揚前者。新—舊事物區分和編年史時間先后相聯系。由于歷史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所以編年史的“后”要新于“前”。新—舊事物區分和獨創與平凡相關。天才的話語是具有獨創性的,而平庸者則對前者的模仿,前者為新,后者為舊。舊事物從屬于新事物。這樣,表面上人們使用多種多樣的能指、句子、命題、陳述,但實際上說的是同樣的所指、意義、真假判斷、話語,即歸結于新的、普遍的、宏大話語的東西。考古學拒絕總體化主題,認為編年史先后不能作為確定新舊事物的標準。同時,“也不能接受創造性陳述(它們呈現某些新的東西,傳播新穎的信息,可以說它們是‘主動的’)和模仿性陳述(它們接收和重復信息,可以說是‘被動的’)之間存在性質上的差異的說法”[1](P185)。考古學所說的新事物不是建立在新—舊價值等級基礎上,而是指對陳述規律性的描述。話語秩序不是編年史的時間先后,而是從屬于人們分析的話語、選擇的層次、即確定的范圍,從屬于陳述規律內在等級。這種規律性不是一成不變的,考古學所面對的是陳述規律性的同質范圍,而這些范圍本身又相互有區別。陳述規律的內在等級所指的就是在指導性陳述基礎上的派生樹描述,即“樹的根部,是在它們最廣闊的范圍中發揮形成規律的那些陳述,在樹的頂端,在一些枝杈之后,是那些使同質的規律性發揮作用的陳述”[1](P188)。
  第二,關于矛盾的分析。矛盾是傳統思想史一個竭力排斥、消除的因素。相反,一致性則既是它們理論預設,分析的結果,也是它們追求的目標。對付矛盾的辦法有多種多樣,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鴕鳥式”和“兔子式”。前者運用策略選擇來使種種異質性、差異性的主題邊緣化從而直接避免了矛盾。后者則把矛盾認作表層效果,通過不斷地向下挖掘,在某個深層上把矛盾變成一致,實質上,矛盾在更抽象更普遍的原則中被消融。對考古學來說,矛盾不是要克服的表面現象,而是需要描述的對象,要“對矛盾的不同類型、不同層次的分析。根據這些不同的類型和層次,我們測定出矛盾和它所具有的各種不同功能”[1](P196)。矛盾的不同類型包含:有些矛盾僅局限于命題或者論點之中而毫不影響它們成為可能的陳述體系;相反,另一些矛盾卻跨越了某種話語形成的界限,并且使那些不屬于同樣陳述條件的觀點相對立;以及在兩種情形之間,描述那些在話語形成本身中展開的矛盾和產生在形成體系的某一點上的矛盾,這些矛盾導致一些次體系出現,我們稱為內在矛盾的東西。矛盾的不同層次包括:對象的某種不相適合性;陳述方式的某種分歧;概念的某種不相容性;理論選擇的排斥性。矛盾的功能包括:一些對立確保陳述范圍的補充發展,即它們打開某些增長的、經驗的、驗證的、各種推理的序列,它們能使人們確定新的對象,促使新的陳述方式產生,確定新的概念或者改變已有概念的應用范圍,卻并不改變話語實證性的體系;一些對立促成話語范圍的重新組織,即它們提出一個陳述群在另一個陳述群中的可能的表達問題,提出可能把它們相互連接的吻合點的問題,提出它們介入一個更加廣泛的空間的問題;一些對立起著某種關鍵作用,即它們使話語實踐的存在和可接受性發揮作用,確定話語實踐的實際的不可能性和它的歷史歧點。
  第三,關于比較的描述。考古學強調比較的描述是要區別傳統思想共時性和歷時性分析,它是一種側向的、機動的對角線形式。[2](P546)即在眾多話語形成出現的同時性中進行比較,區別出不同時期的話語,話語特殊性以及揭示它們與非話語實踐的關系。它由三個方面組成:首先,比較方法是要揭示話語規律性分配在不同形式話語中,從而描述話語際網絡的外形。其次,考古學的比較是要揭示在不同話語形成特殊性、間距性中的相似性和差異性的作用。它有五個目標:指出不同話語形成的考古學同構性、確定話語形成的考古學模式、指出考古學同位性、指明考古學間距、建立考古學對應關系。最后,考古學還揭示出話語與非話語實踐之間的關系,這種關系不能簡單地歸結于因果聯系。考古學要力圖發現在話語實踐以及機構的、政治的、經濟過程等非話語實踐之間相互聯接的社會關系的整體性。
  第四,關于轉換的測定。所謂轉換的分析就是描述話語形成系統的不同成分是如何相互轉換的;話語形成體系的具有特征的關系如何相互轉換的;各種不同話語形成規則之間是如何轉換的;各種實證性之間的關系是如何轉換的。強調轉換就是強調思想史的斷裂性、不可通約性從而消解歷史進化論觀念。福柯在《詞與物》中指出文藝復興知識型、古典知識型和現代知識型之間就不是連續演進關系,而是一種類似格式塔式轉換。為了與結構主義劃清界線,他在《知識考古學》中用“認識閾”取代了知識型概念。認識閾本身是由區分、差距、巧合組成的整體,它像積木那樣,不斷地被組建起來又被拆散的圖形,各種圖形之間雖然可能存在著相同成分,但不同圖形之間卻不存在累積性、連續性、演變性和可通約性。
  四、福柯后現代歷史觀的啟示
  福柯的《知識考古學》對現代歷史哲學提出了許多有意義的見解。
  關于歷史的客觀性問題,福柯和解釋學一道反對傳統的歷史實在論的觀點,都否定存在著能夠判斷不同解釋的客觀性標準的那個給定的過去[4](P328)。伽達默爾把過去看成是經過存在的歷史性過濾(解釋)過的。福柯則認為那個所謂自然的、直接的、即刻給予的過去實際上是由闡釋性話語操作建構而成的。同時,話語與對象之間的關系根本不是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關系,對話語分析與并不是去發掘前話語的事物。一方面,成為話語對象的事物本身是話語建構而成的;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對象都有對應的“物”,如精神病、解放、自由、民主等本身就是話語、話語實踐和非話語實踐共同構成的。因此,“確定這些對象不參照事物的基質而是把它們同規律的整體聯系起來,這個規律的整體能使人們把它們形成為某一話語的對象,從而構成它們的歷史出現條件”[1](P59)。這樣,以描述話語對象的有規則的形成替代了對事物的探究。福柯正是通過對對象形成的考察拆解了傳統所認為的話語與事物之間的關系,這對歷史哲學中的實在論是一付消解劑。
  同時,福柯也反對解釋學把客觀性引向所謂深層結構的觀念,否認存在顯話語和隱話語的二元劃分。福柯確實認為傳統歷史觀中的客觀性是一個幻覺,但是我們不能認為他否認了真實的歷史。正如他確實反對歷史,但他否定的不是歷史本身而是傳統歷史哲學的歷史一樣,他反對的是傳統歷史哲學對客觀性的理解(注:當記者提到薩特所說的“對歷史的否定”時,福柯答道:“沒有任何一位歷史學家這樣指責我。對哲學家來說,存在著一種歷史的神話。……存在著哲學家的歷史學。哲學家的歷史學是一個大而廣的連續性空間,個體的自由和經濟或社會制約在這里相互交錯。當人們觸及這些重大主題中的某些主題時,如連續性、人類自由的實際應用、個體自由與社會制約的連接;當人們觸及這三個神話中的任何一個時,那些無畏的人們便會立即呼叫:這是強奸歷史或謀殺歷史。事實上,那些與馬克·布洛克和呂西安·費弗爾同樣重要的人們,那些英國歷史學家,早就結束了歷史的這種神話。他們用另一種方式操作歷史以及歷史的哲學神話。人們指控我扼殺了這種哲學神話,不錯,如果我能消滅它,我將非常高興。我想要消滅的正是它: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歷史。人們不能扼殺歷史,但能扼殺哲學家的歷史,這也是我一定要消滅的東西。”[7](P196-197))。實際上,“人類不過就是他們自身的歷史”,“我們除了歷史以外一無所有”[5]。而我們自己永遠只能從現有的知識型來認識歷史,而知識型本身也是歷史的,它沒有本質,沒有永恒性,也沒有內在的統一性,所以我們對歷史的觀看不可能是客觀的和一勞永逸的。所謂歷史的真實性決不是客觀歷史本來面目,只是“一些‘真實性的游戲’,或者說,一些真實的程序,真實性與建立它的程序不能分離”[6](P575);“實踐、過程和方法構成真實的程序,構成‘一部真實性的歷史’”[6](P576)。也就是說,歷史的真實性只能與產生它的程序相聯系才能理解,不存在超越這種程序的真實性。進一步地說,我們不能一般地談論歷史客觀性問題,不存在跨知識型的客觀性,只能在特定的知識型或認識閾中談論它才有意義;同時,客觀性不僅是話語實踐內部的一個事件,它還與權力機制這樣的非話語實踐相聯系。就是在這樣的范圍內談論歷史客觀性,也并不是為了重建那個過去,其“目的是為了向當代權力和知識體系挑戰”[4](P328)。在他看來,重建遙遠的過去是毫無意義的,當我把話語退回到“一個無限遙遠的起點,一個從未出現在任何一部歷史中的起點;而這個起點本身就可能是自己的一個空無”[1](P29)。
  《知識考古學》深化了他的《詞與物》中有關消解歷史主體思想,把歷史主體看作是一個變項,或者說是一個陳述變項的整體派生出來的功能,可以缺席、隱藏、自我委派或者自我分割。“《知識考古學》正是針對這種功能——主體展開分析,如,指出主體是一種依據類型和陳述的界限而不斷變化的位置或地位,而‘作者’本身在某種情況下也只是這些可能的地位中的一個。甚至,一個相同的陳述可能有許多的地位。”[2](P568)他自己把陳述主體歸為“一個確定的和空白的位置。它實際上可以由不同的個體填充”[1](P119),也就是說,主體只是話語的功能或建構材料以及可能的位置的游戲而已。
  福柯對思想史一直津津樂道的歷史線性變化發展模式進行無情的攻訐,認為西方主流傳統中的理性、進步觀念與瘋癲、犯罪一樣是特定社會話語和非話語實踐建構的,在不同時期會有不同的意義,歷史是知識—權力體系的轉換,它又會在一定條件下打破它,重建另一個知識—權力體系。我們不能抽象地說這種轉換是否存在著由低向高的進步。傳統思想觀念,與其說是建立在一個自詡理性的基礎上,不如說是建立在歷史想象力諸如河流的流動、生物生長的隱喻上。福柯考古學方法的一項任務就是要打破人們“把歷史看成重復不間斷的觀點和對社會生活的黃金時代的懷戀”[7](P246)的迷夢,要把現代思想史從對令人憎恨的、線性連續性的超驗的屈從中解放出來,在不斷變化的間斷性中去分析歷史,更多地談論斷裂、缺陷、缺口,目的是為了“分解由歷史學家的不厭其煩編織起來的所有這些網絡;它使差異增多,攪亂溝通的線路,并且竭力使過程變得更加復雜”[1](P218)。薩特評價說:“他用幻燈取代電影,用靜止的連續取代運動”[8](P195),這是一種電子綜合法,“這種電子綜合法輪流利用羅伯格格耶、結構主義、語言學、拉康和太凱爾派以證明歷史思考的不可能性”[8](P195)。
  福柯反對理性、進步的矛頭直指啟蒙以來現代性有關總體性、壓抑性的宏大話語霸權。理性的求真精神根本不是為了所謂人類解放、進步主題,只是另一種控制性力量而已。自啟蒙以來,理性通過掩飾和壓制多元性、差異性獲得前所未有的強制性的力量,一切話語都被整合成為它的力量。福柯的知識考古學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擾亂它,恢復話語的多元性、差異性和增殖性,給以被排斥、遺忘、邊緣化的主題如瘋癲話語、懲罚話語、性話語、街頭野史、不入流的作品足夠的關注。他用這些微觀話語對抗宏大話語的霸權,取消整體歷史優先權。如果說在歷史元敘述中,抽象的宏大敘事占據了歷史敘述的講壇,歷史成了大寫的History的話,那么,譜系學則是拆除了傳統的歷史講壇的微觀敘事,把單數、大寫的History拆散成眾多的、復數的、小寫的histories。正如安克斯密特描述的那樣,如果把歷史學看作是一棵樹,建立在實在論基礎上的傳統歷史是在描述一棵大樹的樹干的話,那么考古學則是在描述從樹枝上飄零下來的落葉,而并不關心它們在樹上位置情形,只關心目前的情形[8]。
  收稿日期:2000-11-14
《廈門大學學報》:哲社版111~118B6外國哲學余章寶20012001福柯是后現代主義的重要代表。《知識考古學》比較集中的闡述了他的后現代歷史觀。他拒絕傳統實在論的歷史客觀性,認為歷史客觀性只是話語建構而成的,不存在跨知識型的客觀性,只能在特定的知識型或認識閾中談論它才有意義;歷史主體只是一個變項,或者說是一個陳述變項的整體派生出來的功能和可能的位置的游戲而已。傳統線性連續的和進步的歷史觀是在現代知識型這種特定的框架中,將充滿斷裂、歧義、分岔的歷史重新裝配成的神話。福柯/后現代/歷史觀/《知識考古學》Foucault/postmodern/historical view/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Traditonal Historical Discourse Subverted:An Analysis of Fo-ucault's Postmodern Historical View in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YU Zhang-baoMichel Foucault,one of the key figures of postmodernism,exp-ounds his postmodern historical view in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He objects the objectivity of history that traditional realism emphasizes.The objectivity of history,in his opinion,is the result of construction by discourses and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objectivity across different types of knowledge.Any discussion of objectivity is meaningless unless it is done within a specific type of knowledge or epistemic domain.The subjects of history are just one variable or function,derived from the whole of statements,and a game of possible positions.The traditional historical view that history progressed in alineal,continuous manner,is nothing but a myth out of reassem-bling of pieces of history characterized by discontinuity,amb-iguity,and diversion in the peculiar framework of modern typeof knowledge.余章寶(1967-),男,安徽蕪湖人,廈門大學哲學系講師,哲學博士。 廈門大學 哲學系,福建 廈門 361005 作者:《廈門大學學報》:哲社版111~118B6外國哲學余章寶20012001福柯是后現代主義的重要代表。《知識考古學》比較集中的闡述了他的后現代歷史觀。他拒絕傳統實在論的歷史客觀性,認為歷史客觀性只是話語建構而成的,不存在跨知識型的客觀性,只能在特定的知識型或認識閾中談論它才有意義;歷史主體只是一個變項,或者說是一個陳述變項的整體派生出來的功能和可能的位置的游戲而已。傳統線性連續的和進步的歷史觀是在現代知識型這種特定的框架中,將充滿斷裂、歧義、分岔的歷史重新裝配成的神話。福柯/后現代/歷史觀/《知識考古學》Foucault/postmodern/historical view/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2013-09-10 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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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語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中國文學家、發明家。福建省龍溪(現為漳州市平和縣)坂仔鎮人,乳名和樂,名玉堂,後改為語堂。美國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碩士....
為傳統文化招魂
錢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原名恩,字賓四,江蘇無錫人,歷史學家,儒學學者,教育家。錢穆對中國古代政治制度有良好觀感,認為中國傳統政治非但不是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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