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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現代化過程中國家問題的思考
關于現代化過程中國家問題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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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D0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8860(2007)02-0080-06
  1. 國家既是一個抽象的大觀念①,又是一個與觀念有關的具體存在的實體:這個國家實體包括一切與國家有關的行政官員和公職人員,國家所辦的各種經濟實體,國家的軍事力量,以及國家所占有的生產資料,包括土地、礦山等資源。德國學者博贊克特甚至認為,“國家是一個包括了決定人類生活的所有機構設施——從家庭到行會、到教會、到大學——的整體,它包容了所有這些機構,不僅是作為這些機構的范圍之總和,而且是作為賦予政治整體以生命和意義的結構”[1] (P131)。這樣的定義范圍當然過大,但從界定國家的實體性意義而言,還是具有其獨特的重要性,因為國家并不僅僅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它也是一個與社會有著密切聯系的實體。由于國家這個特殊實體的存在,國家的稅收有很大一部分被“國家”自身消耗了。也由于國家的這種實體性特點,國家具有自己的利益。所以,國家與個人之間,國家與社會之間便產生了長期的、結構性的矛盾。但在人類的發展過程中,任何一種取消國家的嘗試都未能取得成功,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國家、社會與個人之間的復雜關系是人類文明的產物。因此,由于國家存在的弊病而試圖否認國家的極端主張,本質上都缺乏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客觀認識。
  2. 國家政權是一種強制性力量,對于這種強制性的來源本文不準備展開討論。我想在這里強調的是這種強制力量的強弱問題。這一問題取決于諸多因素:國家整體力量的大小,國家的富裕程度,政權機構的組織效能,中央統治集團對下層機構的控制能力,等等。國家政權主要代表統治集團的利益,但完全依靠暴力維持一個國家的存在是一種風險很高、代價很大的方式,這樣的國家不可能長期維持下去。因此,任何一個能夠在較長時間內維持自己生存的國家,都必須在主要維護自身利益的前提下,為其他社會集團保有生存的空間,建立一種在當時條件下得到社會默認的大體公正的社會秩序,以便取得在暴力之外的統治的合法性。按照建構主義的看法,任何一個國家政權,它的結構和行為的最終邏輯都具有特定的文化和歷史基礎。正是這種文化和歷史內涵使國家的制度、法律及其運行方式在一個社會共同體中獲得合法性。[2] 換言之,強制性是國家的屬性之一,但僅有強制性并不能構成一個國家的合法性。國家政權既有統治社會、維護一定社會秩序的功能,又有掠奪臣民財富的能力,還有抵御外侮、保障本國安寧的功能。國家的存在還具有使現存社會秩序具有合法性的重要屬性。歷史上各種形態的國家,只能建立在與其所具有的生產水平和能力相適應的基礎上,超越了這種基礎的國家政權,都很難長期生存。反過來,凡是能夠長期存在的政權,都基本上能夠適應自身存在的社會發展水平,也能較為合適地發揮國家政權的主要功能,保持社會的和諧。正如黑格爾所說,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一般而言,一個國家政權一旦建立,總是要自覺地將能夠有效進行統治的經濟形式延續下去,并且不希望它發生根本的改變。因此,工業化以前國家的主要目標是維持現狀,反對任何打破社會平衡的力量。
  3. 現代化過程中的國家作用問題。現代化對國家提出了新的要求,不僅國家的屬性必須從王朝國家轉化為民族國家,而且還要承担發展的任務,這是與傳統國家的最大不同之處。因此,現代國家實際上面臨著兩方面的挑戰:外部環境的挑戰與內部發展的挑戰。它要在全球化的沖擊下生存和發展,就必然要建立一個有利于民族經濟發展的市場體系,保護自己的幼稚產業,根據本國的情況制定長遠的戰略規劃,發展本國的教育事業,提升科技水平,給國民提供基本的現代文明生活保障,有較為先進的軍事力量,能在國際事務中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從歷史的角度看,從19世紀開始,全球幾乎所有的國家都試圖通過整合行政機構、法律體系和教育制度而更加緊密地控制確定的領土范圍,他們希望在地圖上規劃并調查他們資源和稅收的范疇,并通過更加連續的方式來利用這些資源,并排外性地要求其民眾對它的忠誠。這與前現代國家只是在某種特定狀況下提出的類似要求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同時也與現代國家始終面臨著全球性的競爭壓力有關。也因為這個原因,國家問題成為了現代化的一個基本問題,無論什么樣的主張,如果忽視國家建設的問題,或者把這一問題置于無足輕重的位置,那么,這樣的主張一定是禍國殃民的。事實上,中國自1840年以來的令人屈辱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現代國家建設滯后的問題,因為滿清的國家政權并不具備有效動員全國力量來應付現代化挑戰的能力。
  4. 由于要承担發展的任務,社會要求現代國家所具備的功能大大地超出了傳統國家的范疇。現代國家必須具有極大的動員自身資源的能力,以便應付現代化對國家問題帶來的挑戰。同時,它必須關注自己在世界體系中的位置,爭取一個合理的、有利于自己發展的政治經濟秩序。這也意味著,現代國家政權的整個體系面臨著一個重新建設的問題,它無法簡單地對原有國家機器進行繼承。從現代經濟的角度看,國家已經成為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第三種力量,國家主導著市場,尤其是本民族國家市場的運作模式,并在實際上成為現代國際經濟活動中的主角。1990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國家競爭戰略理論奠基人波特在其大作《國家競爭優勢》中,以其深厚的學術功力和前瞻性研究明確提出,在國家層面,競爭力的惟一意義就是國家生產力,而國家經濟的升級需要生產力的持續成長。顯然,一個現代國家已經成為發展過程中最重要的甚至是關鍵性的因素,它要維護自身的生存,就必須全力以赴地發展自己的生產力,強化自己的國家競爭力。在這一過程中,“所有關于下一代的教養、公道的促進、國家防衛等等支出都是對于現有價值的消耗,而目的是在于生產力的增長。一國的最大部分消耗,是應該用于后一代的教育,應該用于國家未來生產力的促進和培養的”[3] (P123)。而這樣從長遠的角度增強國家競爭力的任務,是根本無法通過市場本身去完成的。因此,現代國家必須同時應對兩方面的挑戰:在國際層面為本國爭取較好的發展環境,在國內為市場運轉提供切實的保障。從某種意義上講,現代國家是一個民族現代化事業最重要的主導力量,離開了現代國家,一個民族的所謂發展只是一句空話。
  5. 現代國家在提高自身能力的同時,整個社會也面臨著對國家權力如何制約的問題。因此,民主與法治是必不可少的兩個環節。但民主并不必然帶來和平與發展,一個民族并不必然與另一個民族共同分享自由。如何通過民主方式發展,或者是增加一個民族的財富,是一個無法單純從理論解決的問題。馬基雅維里一個革命性的主張乃是,共和國欲維持其政治自由,必須持續擴張并取得財富,而這又有賴于將一般平民整合到政治軍事領域之中作為最重要的資源。這個政治參與的主張,相對于古典共和主義傳統,賦予了平民遠為重要的政治作用。[4] (P12)換言之,民主不僅是政治發展的重要指標,也是一個現代國家動員民眾起來與其他國家競爭的最好方式之一。著名的海權論提出者馬漢就認為,為了使本國民眾所獲取的好處超越尋常的份額,有必要竭盡全力排斥掉其他競爭者:要么通過壟斷或強制性條令的和平立法手段,要么在這些手段不能奏效時,訴諸直接的暴力方式。換言之,對外掠奪與奉行本國的民主制度不僅不沖突,甚至是互補的。一個現代國家,如果能夠在國際市場上分配到足夠多的市場份額和資源,對于其化解國內矛盾,推行民主制度顯然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就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美國而言,其對外的擴張與國內政治民主的結合堪稱完美。美國發展的歷史充分證明了美國發展的外向性。20世紀上半葉,美國擺脫了傳統的孤立主義外交原則,形成了更加積極的對外政策,并隨著實力核裂變似地急劇增長而要求日益擴大外向空間。難怪美國第26屆總統西羅德·羅斯福自稱“我是一個擴張主義者。我簡直不明白一個人怎么能夠不成為擴張主義者”[5] (P81)。杜魯門比羅斯福雄心更大,不愿意與蘇聯合作而共分天下,決心在與蘇聯的對抗中爭奪和擴大勢力。我國學者龍民指出,軍事是美國文明的基因和擴張之劍,是美國國際地位、世界影響和對外戰略的核心支柱,美國的軍事轉型不僅僅是作戰能力升級換代的軍事戰略問題,更是國家大戰略的選擇。經濟、軍事與擴張的循環,就是美國大戰略的內在動力和運轉機制。“戰爭在美國歷史上是始終存在的。”美國戰爭史專家米利特和馬斯洛斯金的這句話,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軍事因素充分參與了美國興起、擴張和成為世界惟一超級大國的歷程。
  對近代以來大國興衰的研究表明,一個國家要取得長久的成功,需要兩個基本條件。第一,具有強大的國家總體行動能力,這指的是在必要時戰勝競爭對手的能力。一國的富裕不等于該國的強大,一國所具備的潛力也不意味著該國一定能走向強大。第二,在內政與外交之間形成互補的良性循環:搞好內政是外交成功的基礎,成功的外交又幫助政府提高處理內政的能力。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是確保形成這種良性循環的前提條件。
  200年來,美國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國家,也最為典型地體現了這兩項基本條件。美國學者扎卡利亞對1890年前后的美國進行了對比,認為聯邦政府的權力和使用社會資源能力的強弱,決定了美國對外擴張的成敗。從1865至1889年間,美國共有22次擴張的機會,只成功6次。從1890至1908年間,美國共有32次擴張的機會,成功了25次。這是因為1890年前,美國聯邦政府尚未強大到足以支撐擴張的程度;而1890年后,美國各州的權力向華盛頓集中,華盛頓的權力則向白宮集中,一個強大的聯邦政府開始形成。
  因此,完全可以說,美國發動的戰爭造就了強大的聯邦政府,強大的聯邦政府帶來強大的國家總體行動能力,并運用這個能力發動戰爭。從這個意義上說,戰爭造就了美國。[6] 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學者也從自身的經歷深刻地體會到了這一點,他們指出,在發達國家中,國家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它支配相當一部分資產,調控經濟,根據社會的戰略利益分配財富,安排社會保障,保證科學和文化的發展,關心公民的道德面貌。沒有積極的、強有力的國家和一個高效合理的官僚制度,一個現代化的、文明和快速發展的社會是完全不可能的。[7]
  6. 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國家建設與經濟建設一樣,都是最關鍵的因素。而對后起現代化國家而言,國家建設的分量已經超越了經濟建設,成為最關鍵的因素和最重要的發展主導力量。事實上,為了使政府更負責任,為了使發展更見成效,人們已經在努力尋找可靠的方法來評估國家的表現。這就是所謂的社會總效率的問題,即將一些社會指標,比如平均壽命、嬰兒死亡率、文盲率等,與政府為解決這些問題的支出行為進行分析,從一個社會的平均收入與社會公益的公共支出方面的關系來推斷出“社會效率”,西方一些學者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在2000年前后,非洲國家的效率盡管比以前進步,但與其他國家相比還是更缺乏效率。[8] 而發達國家,也就是經合組織的成員國,在這方面的效率最高。這從另一個角度證明,國家本身有一個現代化的建設問題,國家現代化程度越高,其社會效率也就越高。國家效率問題顯然并不僅僅是一個機構和組織的硬件建設問題,它同樣也是一個觀念和制度相協調的軟件問題。一個國家只有充分利用自己的原有資源,融進現代化的觀念,才能使各種現代化的組織機構真正有效地運作起來。事實上,每一個民族都有一個將現代化的組織機構、管理原則與自己的民族傳統契合起來的問題。如果沒有尋找到這樣的一個契合點,那么即使形式上建立了現代的國家機構,這樣的機構也不可能真正具有效率,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很可能比原有的機構對社會的危害更大:因為它往往擁有了很大的執行的權力,但卻不是為了社會而是為著自身的利益而運轉。
  7. 現代國家政權建設的內在矛盾性。西方政治學認為,政治現代化包括兩大命題:(1)就國家方面而言,現代化意味著國家力量的增長、政治體系能力的提高;(2)從社會方面來看,現代化意味著社會力量的增長,它對政治體系的參與和影響的擴大,這主要表現為民主化。然而,這兩項任務之間卻存在一種深刻的內在矛盾。現代國家政權的建立主要是各類社會精英通過不同的方式,或是自己發起或是利用民眾的力量,推動和建立起來的。無論是民主國家還是威權國家,現代國家政權的建立本質上都是精英推動的結果。因此,現代國家的建設問題,本質上屬于一種少數人參與的事務,這與政治動員方面多數人的參與恰好構成了一種相反的路徑。因此,一個現代國家內部在重視民眾的參與與重視社會各界精英的見解之間,必須有一個合理的相互承認的界定權利的范圍。阿爾蒙德明確地提出了這兩個命題。他認為,政治發展指的是國家的發展和國家的民主化。他把政府的能力(或權力)與人民參政情況(民主化)這兩個方面視為衡量現代化水平的四個主要變量中的兩個。前者包括政府機構從社會吸取資源的能力(這些資源包括稅收、勞力、物資等)以及政府規定人民社會生活的能力(如要求人們工作、規定工作時間、確定工資、控制犯罪、管理交通等),后者指的是社會普通成員參加政府決策的程度。“政府的權力和效能,和公眾對政府影響的程度,是兩個衡量政治發展的標準。”“一個政治和經濟都較發達的國家,其政府能力、人民參政程度……都是比較高的。”值得注意的是,阿爾蒙德指出了政府能力的優先性,因為“要人民參政首先必須政府具有能力。如果沒有辦事的方法,參與辦事也就毫無意義”。[9] (PP362-363)總的來看,一個社會的國家建設問題最終取決于社會精英的共識和努力。國家建設問題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個十分精細的工程,所以,參與這一建設的工程人員,必須具有相應的專業知識。美國憲法被認為是目前世界上設計與運作都十分成功的范例。因為美國的開國者繼承了英國思想家洛克的自然法學說,以憲法為最高級的根本大法,認為憲法是為保障個人的自由與權利而產生的“不可變更”的“自然、正義的法律”,故立法機關根據具體社會條件的發展而制訂的新法,與憲法不可同日而語,而且必須以憲法為準則。為了保持憲法的權威和穩定性,美國的制憲者設計了復雜而苛刻的修憲程序。他們一方面賦予民意機關制定法律的權力,另一方面又授權司法機關在審查案件時可依據憲法條文與精神來解釋并適用法律的權力。這后一項權力的重要性不僅表現在正面肯定適用法律方面,尤其表現在亦可根據司法機關自身的合憲性理解或解釋來否定具體法律的有效性。這就是說,司法機關可以在法律頒布之后以合憲性的標準來作事后審查,否定其有效性。這一系列復雜而又精巧的設計,除開美國社會建立之初具有良好的法治氛圍外,美國憲法的最初設計者基本上都出身于律師精英階層顯然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
  8. 現代國家促使人們對國家認識發生了改變。事實上,人們通常所提到的國家主義是針對兩個參照系而言的。其一,以個人為參照系,指的是在主權國家內個人與國家的關系要以國家為中軸;其二,以全球為參照系,強調的是在國際社會中主權國家與人類共同體的關系要以國家為中心。下面,我們著重談談以個人為參照系的國家主義。
  以個人為參照系的國家主義也可稱為國內政治意義上的國家主義。這種國家主義推崇國家理性,認為國家有獨自的利益,為了追求和維護國家的利益,國家(或國家的代表)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形式。國家的權威是毋庸置疑的,它擁有全面的、最高的權力。這種國家主義觀點最早見諸馬基雅維里、布丹、霍布斯等人的論著中,正是這些思想家奠定了近代主權國家觀念的理論基礎。
  以黑格爾為代表的絕對主義國家觀以更理論化的言語表達了對國家的崇拜。黑格爾認為,國家意指精神在其歷代的進程中所曾達到的最高化身。在它之上,再不可能有任何精神的發展。只有在國家領域里,理性才能認識自己,從而得到充分自由;國家代表著完善的整體,是合理的,體現最真正的自由,并達到了一般意志和個別意志的同一。因此,國家以自身為目的,它是那種展開了其實際的現實性的一般性,唯獨在一般之中個人才能獲得拯救,因為無論個人要獲得什么樣的精神的實在性,只有通過國家才能獲得。由于個人只有在國家的生活中才能享有廣闊的生活,保持為自由和理性的主體,所以個人感恩戴德地服從國家權威是個人基本的義務。[10] (P160)一般人往往認為黑格爾是政治專制主義的先驅,但如果從歷史的角度看,黑格爾無非是將國家對一個民族發展的重要性提到了一個理論的高度而已。實際上,自黑格爾以后,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沒有一個國家在發展的過程中減少了自身的規模和作用,杰弗里·K佛賴伊以英國為例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盡管英國是現代自由主義的發源地,自由放任是很多英國思想家,尤其是亞當·斯密等人的主張,但英國政府的客觀發展,卻似乎完全與此背道而馳。在1790—1910年間,英國政府的公共開支一般在國民生產總值的13%左右,從未超過23%,但是從1920年開始,這一開支從未低于24%,而1946年以后則從未低于36%。[11] (P2)
  9. 中國的國家建設面臨著經濟迅猛發展以來的一個最重大的挑戰,即國家的建設與政治的民主化在歷史的機遇中難以協調進行。一個穩定的國家體系框架有利于政治民主的發展,而政治民主的發展又有利于國家的現代建設,這本來是一個很好的良性互動模式,但這一模式需要的很多外部和內部的因素,對中國而言卻是難以企及的。民主有一個自然的趨勢,即在一般情況下,它驅使人們更多地關注本地區的利益和小集團的利益,有利于分權而不是集權。因此,在現代社會中,民主很容易導致區域化和地方化的勢力發展。在任何一個較大的國家轄區內,如果現代國家的建設還不十分完備,那么,這樣的民主導致國家的分裂幾乎是一種必然的后果。不僅一些多民族的國家如此,就是美國這樣的民主大國,也由于一些國家建設的任務尚未完成,利益的協調出現麻煩而最終通過一場慘烈的南北戰爭才解決問題。因此,中國這樣的多民族大國,如何在國家建設中,使民主成為國家建設的動力而不至于成為分裂的禍根,是一個必須引起所有學者關注的問題。
  10. 現代國家既是一個基本的概念,又是一個重要的實體。前面已經談到了作為實體的國家的重要性。對于一個國家的實體而言,它包括幾乎一切為政府工作和服務的成員。加上這些成員的家屬,現代國家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一個舉足輕重的力量。我國西漢時期,官民之比為1∶7945;而唐高宗時,官民之比已經增加一倍,為1∶3927;元成宗時,官民之比為1∶2613;清康熙時,官民之比已經高達1∶911。而我們今天的情況怎么樣呢?據《瞭望》周刊報道:“全國從財政預算支付工資的人……到1991年已經增加到3400萬人,每年都以100多萬人的速度遞增。如果再加上以工代干和各機關招聘的吃財政飯的人在內,機關人員總數已臨近4000萬。”當時全國人口尚不足12億,就按12億算,我國的官民之比已經高達1∶30。[12] 這樣一個龐大的實體,對于一個國家的發展而言,顯然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但并非一切國家的工職人員對于國家的發展趨向都有相同的作用。一般而言,國家的構成成員可分為大致上的兩部分:權力圈的成員與非權力圈的成員。實際上,人們對政府官員和文教、醫療等國家工職人員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很少有人將這些人群歸于國家的政府官員。而構成國家的機構也可以大致分為權力部門與一般部門。當然,一般政府部門都擁有一定的權力,但一般部門的權力質量與核心權力部門的質量有著本質的差別。因此,對國家權力的限制,主要應該圍繞國家的權力部門進行。然而所有國家的工職人員也有利益上的一致性。因此,如何處理好這樣一個已經十分龐大的國家體系的現代化問題,對中國而言是一種巨大的挑戰。
  然而,從不遠的將來考慮,中國國家建設面臨的最大挑戰是政治民主化與國家對自身領土的控制難題。一個合法的民主政權與控制全國各級組織的權威之間的矛盾,世界上沒有一個大國是能夠簡單或輕易解決的。任何一點決策上的偏差,都會造成災難性的后果。一個缺乏民主與法治的國家不能夠完成一個民族的現代化任務,而一個丟失領土的國家,無論它有多少理由,都是一個失敗的國家,而一個失敗的國家是不可能領導一個民族進行現代化建設的。
  注釋:
  ①從亞里斯多德的“國家是自然的”,柏拉圖的“正義原則”,盧梭提出國家是人民的“總意志”,可以看出,關于國家的抽象概念的爭論是十分豐富的,在某種意義上,整個政治學的中心議題就是關于國家的爭論。
江蘇行政學院學報南京80~85D0政治學陳曉律20072007
現代國家/發展/民主化/國家統一
  A Modern State/Development/Democratization/Reunification of the Country
Reflection on the State in Modernization
  CHEN Xiao-lu
  ( History Department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Since a modern state is a leading force in modernization, i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asks to build state power in modernization. Historically, a democratic state will not exclude wars against other countries since a nation does not necessarily share freedom with another nation. We must focus closely on the inner contradictions between democracy progress and reunification of the country.
現代國家是各國現代化事業的主導力量,如何搞好國家政權本身的建設是一國現代化過程中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從歷史的角度看,民主國家并不排斥對外戰爭,一個民族并不必然與另一個民族分享自由,我們必須高度關注民主進程與國家統一之間的內在矛盾。
作者:江蘇行政學院學報南京80~85D0政治學陳曉律20072007
現代國家/發展/民主化/國家統一
  A Modern State/Development/Democratization/Reunification of the Country
2013-09-10 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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