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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現代文學雜志研究的方法論思考
關于現代文學雜志研究的方法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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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637(2006)03—0142—04
  近年來現當代文學界報刊雜志研究的勃興,有著復雜的原因。有人手日稠,領域見窄,學者苦于尋找不到新的學科“增長點”的外在原因;也有中國傳統學術重材料、嗜考據學風,經種種途徑承傳到新文學研究領域的內部原因;而更主要的,則可能還是受到諸如艾斯卡皮文學社會學,哈貝馬斯“公共空間”理論,布迪厄“文學場”,以及日漸發達的有關傳媒和大眾文化研究的種種理論和實踐的影響①。在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下,現代文學的雜志研究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最顯著的成績,如王曉明研究《新青年》和文學研究會的《一份雜志與一個“社團”》,李歐梵研究《申報·自由談》的《批評空間的開創》,陳平原研究《新青年》的《思想史視野中的文學》,羅崗研究《學衡》的《歷史中的〈學衡〉》,以及收入陳平原、山口守所編《大眾傳媒與現代文學》一書中的一些文章。這些文章,從各自角度通過雜志研究對現當代文學的切入,均已在學界引起相當廣泛的反響。與此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現代文學的博士、碩士生將他們的論文選題對準了報紙副刊和文學雜志②。
  這些研究,面對的具體對象不同,所采取的著眼點和研究方法,以及最終要達到的研究目的,也頗有差異,但大要都不離將報刊置于現代文化史與文學史的匯流中,從文學生產和文學消費,編輯與出版,市場與體制,社團、流派與個人等等角度,去透視、分析體現于報刊編輯、出版及報刊文本內部的諸問題。盡管在很多情況下,這類研究都帶有鮮明的文學社會學色彩,但就所取得的成績看,最大的創獲,還在有關思想史和流派風格論的方面。
  關于文學史家研究報刊的原初意義,陳平原先生回憶說:“王瑤先生之所以強調研究者必須閱讀報刊,而不能僅限于作家文集,一是有感于現代作家常常根據時世變遷不斷修改自家作品,不能以日后的修訂本解說作家當初的精神狀態;二是閱讀報刊,可使研究者對那一代的文化氛圍有更為直接的了解。”并謂“這一思路延續下來,使得1980年代以后,北大的教授們率先走出單純的作家作品論,而從事于文學流派或文藝思潮的研究”③。陳平原先生這里敘述的,顯然只是北大一脈的傳統。而在北大之外,據嚴家炎等先生回憶,早在1961年集體編寫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時,“接受上下一致的要求担任主編”的唐弢先生,在其為編寫規定的五條原則的第一、二條就提出:“一、必須采用第一手材料。作品要查最初發表的期刊,至少也應依據初版或者最早期的印本,以防轉輾因襲,以訛傳訛。二、注意寫出時代氛圍。文學史寫的是歷史衍變的脈絡,只有掌握時代的橫的面貌,才能寫出歷史的縱的發展。報刊所載同一問題的其他文章,自應充分利用。”嚴家炎先生說:“據我查考,研究現代文學必須采用第一手材料,這是唐弢先生在1961年首次提出的,在此以前大家比較忽視”,唐弢先生因為喜歡搜集各種版本,所以對第一手材料特別看重。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給社科院文研所現代文學進修生開必讀書目時,就開了不少文學期刊和綜合性文化期刊。這份刊物目錄我在60 年代抄過來了。 到1978年王瑤先生要我給北大研究生開必讀書目,我就參考了唐先生指定的刊物目錄并作了一些補充和調整,首次在作品和理論資料之外,開進一批文學期刊(王瑤先生也很贊成)”④。現代文學學科奠基人有關文學報刊研究的這些觀點,以及由之體現的學術理路,對這一學科的發展顯然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其后,隨著新的理論資源的輸入,文學報刊的研究不斷獲得新的視野和新的動力,但在借以取得“第一手材料”,并“盡可能進入當時的規定情境與歷史氛圍”這個基本點上卻并沒有多少改變。
  然而,陳平原又指出,“將報刊作為文學及史學研究的‘資料庫’,或借以‘觸摸歷史’,與將報刊及出版本身作為文學史或文化史(新聞出版史除外)的研究對象,還是有很大的區別的”⑤,并云:
  比起具體的研究課題來,我更關心下列問題:假如大眾傳媒的文字、圖像與聲音,不僅僅是史家自由出入的資料庫,本身也成為獨立的研究對象,那么,從解讀相對來說前后一致的作家文集,到闡釋‘眾聲喧嘩’的大眾傳媒,研究者的閱讀姿態與理論預設該做何調整?另外,文學史家眼中的大眾傳媒,與傳統的新聞史家、文化史家或新興的文化研究者眼中的大眾傳媒,到底有何區別?⑥
  這些看法和問題的提出,事實上已為雜志研究區分出了不同的層面。第一層,也就是從最初的意義上來說,它只是一種“資料庫”,可供“史家自由出入”,從中取資,“或借以‘觸摸歷史’”;第二層,它是一種“獨立的研究對象”,作為“眾聲喧嘩”的大眾傳媒,可供包括“傳統的新聞史家、文化史家或新興的文化研究者”,去從不同層面,討論各自話題領域內的問題;第三層,它同時又是一種特殊的,與“相對來說前后一致的作家文集”不同的文學文本,可供文學史家從自己的角度,去做獨到的“解讀”和“闡釋”。這三個層面,從學術特點上來看似乎又分別對應著傳統的文獻學研究,(傳統或新興的)文化研究,和我們通常想象中的文學(文本)研究。
  第一個層面的工作,是中國傳統的文史之學,尤其是注重目錄、版本、校勘、考據的樸學,素來所重視的,其后又融入了現代實證思維和史料學的一些認識⑦,經現代文學研究的幾代學者的倡導和努力,正在逐漸走向規范化,或將最終成為一門類似古典文獻學的“現代文學文獻學”的一個部分⑧。第二層面的工作,在傳統的文化史、新聞史的研究中雖有涉及,但多限于粗線條的外部描述,很少揭示出作為大眾傳媒的報刊雜志,在其所處的特定歷史時空所獨具的、深層的意義;因而,近年來這一層面的工作,就主要是指一種伴隨著后現代思潮而來的新興的“文化研究”。在這個意義上,文學雜志這樣的“大眾傳媒”,實際上是被視作現代文化產業的一個鏈條,意識形態規訓、滲透的一種機制來對待的。這一思路,近期已較多地滲透到當代文學的研究中,而在現代文學領域里也產生了不小的影響⑨。在這一意義上,西方的理論資源,從法蘭克福學派到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從艾斯卡皮到麥克盧漢,從哈貝馬斯到布迪厄,都可以在雜志研究的舞臺上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然而,這樣做的一個結果,就是使文學研究再一次轉到了它的“外部”⑩,從而再一次使文學研究的“文學性”問題變得模糊起來。陳平原先生之所以有“到底有何區別”的追問,大約也正是感覺到了這種模糊。誠然,我們也可以用“開放學科邊界”的理由,為這種現象辯護,但說到底,“開放”意味的應是拓展,而不是丟失。從這一意義上說,不僅從理論上,而且從實踐中,去探索第三個層面的問題,即將雜志作為一種文學文本去研究的方式,就仍然是一種重要的,有待完成的工作。
  對此,學者們已有所思索,并且也積累了不少的經驗。譬如,有感于以往的文學史寫作只注意“文本”,而不去涉及“從各個方面圍住文學文本,向它施加各種各樣的影響”的事物的情況,王曉明指出,“今天重讀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歷史,就特別要注意那些文本以外的現象。也是重讀《新青年》,卻不僅讀上面發表的那些文章,更要讀這份刊物本身,讀它的編輯方針,它的編輯部,它那個著名的同人圈子……看清楚這份雜志……是如何出現,又如何發展;它們對文學文本的產生和流傳,對整個現代文學的歷史進程,究竟又有些什么樣的影響”(11)。羅崗說:“面對《學衡》,我們究竟被這本雜志吸引,還是僅對雜志中的某些文本或撰稿人感興趣?一本雜志中的各類文本的總和,并不等于雜志本身。編輯雜志的過程,就是根據編輯者的意圖,對進入雜志的各類文本進行重新編排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各類文本已經成為構筑新的、更大規模的‘雜志文本’的句段。”在引用王曉明在研究《新青年》的論文中提出的,要注意“從不同的方面圍住文學文本,向它施加各種影響”的各類事物的說法后,他接著闡釋說:“雜志便是這類事物之一,它影響文本的方式,大致可分為‘無形’和‘有形’兩類。前者如編輯要求作者修改文稿,或是親自動手刪改稿件……后者最明顯的莫過于‘編者按’。”這樣一來,他就順利地將我們對于文學雜志的注意,引到諸如欄目設置、“文章的刊發位置,文章與文章之間的搭配組合,甚至標題的編排、插圖的選擇和印刷字號的大小”等“一整套技術化的編輯手段”上去,而其最終目標,在于發現其中“反映的編者意圖和雜志的狀況”,“注意編者如何利用技術化的編輯手段,增添或減損文章內容,使之成為合適的句段,將其編織進更大的‘雜志文本’中”(12)。顯而易見,他們都將雜志研究的中心,指向了編輯問題。而這,也正在成為現代文學雜志研究的一項最引人注意的內容。
  “讀這份刊物本身”的說法,是極可注意的;“一本雜志中的各類文本的總和,并不等于雜志本身”的認識,也包含了真正的真知灼見。但是,由于他們說這些話時特定的話語針對性(即批評那種只滿足于列舉雜志上刊載的文章的文學史書寫),因而將雜志研究徑直導向編輯問題的做法,卻不免有將事情再一次簡單化之嫌。而這就又牽涉到如何看待“刊物本身”,以及能否將“進入雜志的各類文本”只看成“新的、更大規模的‘雜志文本’的句段”的問題。在王曉明和羅崗的說法中,受到強調的,顯然都是編輯的作用,明確指出編輯在“雜志文本”構成過程中的主體作用,這無疑是他們的一個貢獻。然而,“雜志文本”是否只是編輯的作品,卻是一個頗有疑義的問題。一本雜志中的各類文本的總和,固然并不等于雜志本身,但它也不等于一個各部分之間沒有任何獨立意義的有機整體。而“句段”的隱喻,顯然是在暗示著這種有機性和整體性的。如果說這樣的提法有什么缺陷,那就是它只強調了雜志文本編輯過程中編輯者的主體性,而有可能忽視了那些被編輯的文本本身的獨立性及其相互作用。在這一點上,正如陳平原所提示的,大眾傳媒與“前后一致的作家文集”的不同,正在其“眾聲喧嘩”的特點。在這眾多的聲音中,編輯的聲音,固然十分重要,但它卻不是唯一的聲音,或許一個好的編輯的理想,就是要像一個音樂家一樣,將由各種不同樂器演奏的聲音,編織成一個和諧的樂曲,但這樣的理想,在雜志的實際編輯中事實上很難實現,雜志之為雜志,或許就在于其“雜”,這是一個不可忽視的特點(當然,這里還可能存在許多具體的差異,比如刊物作為“大眾傳媒”的開放程度如何等,在這一點上,同人刊物與一般雜志顯然就存在很大的差異)。也就是說,雖然被編織進一個“新的、更大規模的‘雜志文本’”,出現在這個雜志中的各類文本,還是會有其相當的獨立性的,并且還有能力在“雜志文本”之外,于各自的聚合軸上匯聚起不同的語義聯想,與“雜志文本”一道,共同構成一個文學史的立體空間。除了受編輯意圖的影響,它們之間也會發生相互作用,甚而發生語義的交叉、碰撞、滲透的情況,因而,與其將進入“雜志文本”的各類文本,看成一個個“句段”,不如將它們看成是共處同一場域的語義單元,這樣我們也就有可能將雜志本身,不僅看作是一個公共話語空間,而且也看成是一個語義場,一個由社會、作者、編者、讀者共同參與構建而成的歷史文化聚結點。
  楊義先生之于文學報刊研究,除一再強調它在現代文學構成方式上的重要性外,尤其強調其對作家創作心態及文學風格流派之形成所產生的影響:“我們過去一直講,現代作家的成名有三級跳,第一級跳就是在報紙的副刊上發表豆腐干大小的文字,年輕人在報上題名,當然很高興了,這就刺激了他的寫作欲望,慢慢地他能夠在大型的刊物上(比如在《小說月報》上,在《文學》雜志上)發表比較長的作品,逐漸就成名了,這是第二級跳;第三級跳就跳到鄭振鐸、巴金他們主編的文學叢書上,有的就逐漸成為名作家了。這個三級跳中非常關鍵的問題就是報刊。”(13) “20世紀前期的報刊,除了商業經營類之外,有不少是同人刊物,或同人與商業相互依存和制約的刊物。這就使文學流派的滋生和發展,在編者追求刊物風格中獲得一個地盤,或一種物質化的精神紐帶”,“如果擁有刊物或報紙副刊來聯絡、培植和發現意氣相投的一群作者,沿著大體相近的文學方向和審美情趣進行探索和開拓,那么一個文學流派的發育成形已經是可以指望的事情了。”“把社團、刊物結合成全型的文學流派,這是新文學初期加強流派沖擊度的常見情形。但是隨著新文學發展逐漸成熟,作家需求以比社團較為松散的聯誼形式來發展各自的審美個性,主要以報刊而不是社團來維系流派的方式,獲得更為普遍的認可。”(14) 在這些論說中,雜志顯然是被當作一種動態的文學生態空間來看待的。而他在《中國新文學圖志》中用全部109篇文章中的48篇來寫報刊, 《京派海派綜論》(圖志版)中用超過一半的篇幅,通過當時期刊刊載的漫畫,展示“北京上海人生色彩”,更為這種生態意義上的研究,開拓了一條實際的道路。
  對于現代文學研究來說,如此傾心于報刊的研究,并不斷討論其方法與意義,也許只是近年來的事,雖然此前很早,已有阿英對近代報刊的重視,唐弢對現代期刊文獻的收藏搜輯,王瑤對閱讀報刊風氣的強調引導,但這一切,主要還是在傳統文史之學的意義上進行,雖然他們也都不同程度地注意到了報刊出版業的興起與“新文學”間的關系,但具體到討論一份具體的雜志,如何作用于現代文學思潮、流派的形成,如何創造“話語空間”,如何在讀者、作者和社會之間架起一道津梁,諸如此類問題的提出和探討,畢竟還是8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文學思維空間的拓展,”而成為一種學術風氣的。
  但這并不是說此前就沒有人做過樣的事,或對這樣的問題進行過深入的探索。實際上,我們只要把眼界稍稍越出我們的現代文學研究,就會發現,在這方面,我們的前人實際也已做過很有價值的工作,而其思想,至今仍然不乏啟示意義。1947年5月,盛澄華在《文藝復興》第3卷第3 期發表了《〈新法蘭西雜志〉與法國現代文學》一文,其緒論云:
  在未來的文學史中,文藝雜志將占據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恐已成為不可否認的事實。在過去的法國文學中,作為激發創作或批評的動力的,在一時代可能是一位高高在上的執政者,在另一時代可能是一些多才多藝的貴婦人們,王者的宮廷與巴黎的沙龍都曾作為鼓勵并左右一時代文學風尚的媒介。但這中間人的地位,在近代文學中卻由作家間自身的結合所產生的文藝雜志起而代之。自此,文藝的主題除這永恒的“人性”以外更不能不逐漸注意到“人性”所存在的環境社會;文藝的對象不再是宮廷與沙龍中的少數階級,而將是現社會中廣大的讀者。這兩種因素必然地擴展了現代文學的園地,造成了文學向所未有的廣度。什么是這一時代的動向?什么是這一時代下一個作家所應采取的態度?什么是這一時代下一般讀者的要求?如何在這社會因素,藝術因素,與心理因素之間去求得一種適度的平衡,則正是作為現代文學中創作家,批評家,與大眾讀者間的聯系的文藝雜志所負的最高使命(15)。
  這段說于半個多世紀前的話,在今天看來,對于文學雜志的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近年來,雜志研究的興盛,似乎正在印證盛澄華的預言。而他關于“媒介”變化在近代文學中所引起的反應的論說,雖然沒有直接提及作為一時代文化生活基礎的物質生產方式的改變對這一生活的直接作用,但他從“動力”、“媒介”,以及與之相聯的“主體”、“空間”著眼,透視到的文藝主題與讀者對象的變化,以及對于這種變化將對現代文學的“廣度”帶來的影響的論述,顯然已相當準確地觸及了現代文學研究不得不重視的一個問題。而他從時代、作家、讀者;社會、藝術、心理;創作家、批評家、大眾讀者;這幾重因素及其結合去看文藝雜志“所負的最高使命”的觀點,也為我們今天的文學雜志研究,提供了相當有價值的思路。
  只要研究雜志,就不得不去探討編輯、出版問題。探討它(從編輯到文本)是如何“在這社會因素,藝術因素,與心理因素之間去求得一種適度的平衡”,從而在一定時代的社會文化結構中,獲取自己的位置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對編輯意圖及其實現手段的考察,只是“雜志文本”研究的一種內容,而非其全部。歸根結底,文學雜志研究所要回答的,還是“什么是這一時代的動向?什么是這一時代下一個作家所應采取的態度?什么是這一時代下一般讀者的要求?”這類更具精神史意義的問題。在這一點上,編輯意圖只是可供考察的途徑之一,而至少與它同樣重要,并且更能提供豐富信息的,還有構成“雜志文本”本身的諸種因素(主要是那些由不同作者寫成的文章),以及圍繞這一雜志,由編者、作者、讀者構成的這個文化群落本身。
  因此,在我看來,研究一份文學雜志的任務,至少應該包括兩個大的方面:其一,社會文化生態考察;其二,精神史分析。前者就是要將雜志放在一個時代的大的社會文化背景里,通過透視其產生、發展、演變的環境性因素,分析其內在構成的諸種因素和各個環節,觀察其相互間的作用和適應方式,弄清作為一個文化群落的文學雜志在特定時代的文化生態系統中的地位和作用,并進而對這個時代的文化生態系統本身及其形成、發展規律,做出符合實際的判斷。而后者就是要在此基礎上,對“雜志文本”通過各種方式體現出來的社會的精神狀況,做進一步的分析,以期描畫出某一時代社會精神史演化的某一側面的軌跡。后一工作,既可以看作是文化生態考察的一種深度延伸,也可以看作是對它的一種超越和提升,因為人類文化活動,畢竟不同于自然生態,因而,對它的最終意義,最后動力的探究,最后都不得不深入到精神的領域。而這也正是作為文學文本的雜志,與一般大眾傳媒所不同的地方之一,同時,也就是文學的雜志研究,與“新聞史家、文化史家或新興的文化研究者”的雜志研究間可能存在的最重要的區別之一。
  然而,這樣說,并不是要貶低文化生態考察的意義。事實上,一種可靠的精神史分析,也只有在進行充分的文化生態考察的基礎上做出,才更具有認識時代、社會和人生的意義。就四五十年代之交的文學研究而言,洪子誠先生在《問題與方法》第五講中有關文學報刊與文學書籍出版問題的論述所提出的(16),顯然就是一個文化生態問題。40年代后期的文學情勢,誠如趙園先生說:“1945年至1949年,是一個流動、混融、原有的某些界限變得不確定的時期”(17),為將這時期文化生態意義上的變化更清晰地呈現出來,我們就不能不深入到當時具體的歷史環境之中,去具體地考察歷史的每個重要細節。就雜志研究來說,就是要通過對圍繞雜志的一些事物的考察和對雜志文本的細讀,具體了解包括40年代后期文化中心的遷移、變易,作家和文人集團的離合聚散,文學雜志的創刊停刊,以及由之引起和體現的文學地圖的改寫,文學精神的轉變,這類屬于文化生存環境及文學生長態勢的問題;考察雜志文本的具體編輯、構成情況,包括它的編輯者、出版方、作者、讀者的情況,和雜志內各類文學作品的發表情況及其發展水平;考察雜志內部各因素間的平衡、制約、激發等結構性功能與不同雜志間的“文本間性”關系問題,等等。
  只有在這樣的工作基礎上,我們才能順利地進入精神史分析的領域。通過對一些文學文本現象和細節的分析,挖掘屬于社會的潛意識層面的東西。前面已說到,文學的雜志研究與一般大眾傳媒研究的一個重要不同,就在于他們看待“雜志文本”的方式。對一個真正立于文學立場的研究者來說,文學雜志不僅是一個資料庫,一個話語空間,也是一個文學文本,一個充滿內外張力的語義場。當時雜志編輯所要處理、所已處理的一切,最終都凝定為一種文本形象,而研究者所要做的,就是從這種業已凝定了的文本形象中,盡可能地找出某些活的東西。而這其中最為重要的東西之一,或許就是它所存在的時代的文化生態狀況和它的精神變遷軌跡。
  注釋:
  ① 參陳平原:《文學史家的報刊研究——以北大諸君的學術思路為中心》,見陳平原,山口守編《大眾傳媒與現代文學》,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附錄。
  ② 僅從國家圖書館博士論文庫收藏的博士論文看,全部510余篇(2004年5月檢索)中國現代文學專業論文中,以報刊為研究對象的,就有18篇之多。這些論文的研究對象,分別是:《新青年》(2篇)、《論語》(1篇)、《晨報副刊》(2篇)、《語絲》—《現代評論》(1篇)、《小說月報》(4篇)、《大公報》(1篇)、《現代》(1篇)、《禮拜六》(1篇)、《學衡》(1篇)、《收獲》(1篇)、《文藝報》(1篇),此外還有兩篇屬通論性質。
  ③ 陳平原:《文學史家的報刊研究》,《大眾傳媒與現代文學》,第564頁。
  ④ 嚴家炎:《唐弢先生對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建設的貢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唐弢紀念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97、598頁。同樣的意思亦見于嚴家炎:《悼念文學史家唐弢先生》,《唐弢紀念文集》第228頁。此外,如嚴家炎先生這樣的說法,也見于林非、徐逎翔、卓如、鄭擇魁、許志英等先生的回憶。詳見林非《回憶唐弢先生的治學精神》、徐逎翔《唐弢同志二三事》、卓如《高高的橄欖樹》、鄭擇魁《憶唐弢師》,《唐弢紀念文集》第200、216、225、279頁;許志英:《文學所“三老”印象》,《歲月熔金:文學研究所50年紀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頁。
  ⑤ 陳平原:《大眾傳媒與現代文學·序一》,《大眾傳媒與現代文學》,第3頁。
  ⑥ 《文學史家的報刊研究》,《大眾傳媒與現代文學》,第567頁。
  ⑦ 參嚴家炎:《現代文學研究方法答問》、朱金順《試說新文學研究與樸學之關系》、樊駿《論中國現代文學史料的搜集與整理》,均見黃修已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方法論集》,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⑧ 由清華大學中文系、北京大學中文系、河南大學文學院、中國現代文學館、魯迅博物館五單位于2003年12月下旬共同發起的“中國現代文學的文獻問題座談會”,或將成為這一新的學科方向成立的一種標志。有關情況見“中國現代文學的文獻問題座談會專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4年第3期。
  ⑨ 參洪子誠:《問題與方法》第五講“文學體制與文學生產”。陳平原、山口守編《大眾傳媒與現代文學》序二:《東亞的現代化與文學和傳媒》(山口守),及收入同書的日本學者所寫的文章。
  ⑩ 關于這轉向的意義,及其與五六十年代“外部研究”的不同,洪子誠已有所反省。見《問題與方法》,第190~192頁。
  (11) 王曉明:《一份雜志和一個社團》,王曉明主編《批評空間的開創》,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187頁。
  (12) 羅崗:《歷史中的〈學衡〉》, 王曉明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論》第一卷,東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362~364頁。
  (13) 楊義:《從文學插圖談到京派、海派——2000年1月26日在日本名古屋大學的學術講演》,《重繪中國文學地圖——楊義學術講演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76頁。
  (14) 楊義:《京派海派綜論·結語》,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88~190頁。所謂“全型的文學流派”,是指同時具備他所概括的文學流派構成“五個要素”,即風格要素、師友要素、交往行為要素、同人刊物和報紙專欄要素、社團要素的流派。
  (15) 《文藝復興》第3卷第3期,1947年5月。
  (16) 洪子誠:《問題與方法》,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205~209頁。
  (17) 趙園:《研究現狀:問題與方法》,趙園、錢理群、洪子誠等《20世紀40至70年代文學研究:問題與方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4年第2期。
甘肅社會科學蘭州142~145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邵寧寧20062006
現代文學/雜志/文化生態/精神史分析
報刊雜志研究的興起,是近年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特點。本文從對現代文學報刊雜志研究原初意義的追溯做起,結合當代文化思潮,區分了報刊雜志研究的不同意義層面,簡要分析了在這一問題上的一些不同觀點,進而指出,研究一份文學雜志的任務,至少應包括兩大方面的內容,即社會文化生態考察與精神史分析。
作者:甘肅社會科學蘭州142~145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邵寧寧20062006
現代文學/雜志/文化生態/精神史分析
2013-09-10 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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