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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我們這個時代的哲學:形而上學在當代的命運筆談  西方形而上學史的啟示
關注我們這個時代的哲學:形而上學在當代的命運筆談  西方形而上學史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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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504(2003)01-0010-13
  西方形而上學自從古希臘產生以來,經歷了漫長的歷史,它潛伏于米利都學派,發萌于埃利亞的巴門尼德,完成于亞里士多德。而在亞里士多德建成形而上學之后,立刻又面臨反形而上學傾向對形而上學的解構,即各種人生哲學(斯多亞派、伊壁鳩魯派、懷疑派、折中主義等等)將形而上學拉下“第一哲學”的寶座,直到新柏拉圖主義和猶太信仰結合成基督教神學,并在新的基礎上建成更為復雜的基督教經院形而上學。然而,經院形而上學同樣也包含著自身解體的種子,并從中孕育出了文藝復興和啟蒙思潮。歐洲近代哲學的主流則是在人道主義的基礎上重建形而上學和解構形而上學的沖突中展現出來的,17世紀的形而上學唯理論(笛卡爾、斯賓諾莎、馬勒伯朗士、萊布尼茨等)在休謨那里全軍覆沒,卻在18—19世紀的德國古典哲學中獲得了“勝利的和富有內容的復辟”(馬克思語)。黑格爾的形而上學通常被看做西方形而上學的集大成,同時也是最后一個形而上學體系,從此以后,西方形而上學就走在一條逐漸沒落和淡化的道路上,從馬克思、尼采到海德格爾和德里達,組成了布朗肖特所謂的“形而上學的葬禮行列”。但奇怪的是,每當有人宣稱形而上學已經完結的時候,就有另外的人指出他也有自己的形而上學(蒯因則看出任何拒斥形而上學的哲學家都有自己的“本體論的承諾”),因而雖然許多人被依次宣布為“最后一個形而上學家”,形而上學卻始終像一個“幽靈”一般揮之不去。
  分析形而上學在西方不斷產生又不斷覆滅的原因,我們可以看出,形而上學本身就是由兩個互相矛盾但又不可分離的要素構成的,一個是規范性,一個是超越性。形而上學首先是規范性。亞里士多德之所以建立了第一個形而上學,正是由于他在具有最典型的規范性的語言概念系統中確定了一切規范的根本基礎,即關于“是”的一整套精密規定,也就是“本體論”(“是論”)。但這種規范性正因為是一切規范性的根本基礎,所以它又不是一般的規范性,而是高于一切規范性的規范性,也就是“超越的”規范性,它需要一種提升,一種不斷向高處追求的力量。西方哲學自從泰勒斯以來就一直處于這種不斷提升的過程中,各種不夠高的規范性,如各種“始基”(水、火、氣、數、“種子”、原子等等),各種“相”(理念),被找到之后又被拋棄、被超越了。直到亞里士多德,才發現所有這一切都依賴于一個“作為是的是”,或“是本身”,這是最高的規范性。于是他著手來建立一門關于“是本身”的學問,分析各種不同的“是”以及“是之為是”,這就是“物理學之后”,即形而上學。
  因此形而上學本身一開始就包含著這兩個相輔相成的因素,即一種超越了的規范性和一種得到規范的超越性。規范性若不超越,它就是一般的甚至低層次的規范性,而達不到最高的規范性;超越性若不得到規范,它就是一種盲目的超越,最終會超越到不可規范甚至不可言說的神秘主義那里去,也無法建立形而上學。低層次的規范性不是完整的規范性,最終會是零散的、雜亂無章的,因而是沒有系統規范的;盲目的超越性也不是真正的超越性,最終會受制于某種尚不知道的低層次的束縛(如本能欲望之類)。規范性有賴于超越性才得以建立起來,否則就會陷入差異和雜多的泥潭中而無法成形;超越性只有借助于一定的規范才獲得自己的支點,才得以發揮作用,否則就會像在真空中扇動翅膀,一步都不能超升。所以這兩者是不可分離的,甚至就是同一個過程的兩個不同的方面。
  然而,這兩方面同時又是矛盾沖突的。規范性本身就是對想要超越它的一切沖動的削平和制止,否則規范就被沖決了、解構了。在最高規范中,一切超越的沖動都平息了,它所構成的體系就是一個最終的絕對靜止的體系(如黑格爾的體系)。反之,所謂超越性首先就意味著對現有規范的打破和超出,而在最高的超越性中,一切規范都不足以表達超越的最終目標,這就導致形而上學的整個解體。西方形而上學的歷史恰恰就是這樣一個規范性和超越性交替上升的歷史。每當人的思維由于超越現有規范而上達一個最高的規范時,形而上學就形成了;而當人的思維又發現了另外一個嶄新的超越維度而超出原先的最高規范時,反形而上學就出現了。但反形而上學同樣也必須在這一新的維度中尋求新的規范性,并經歷新一輪的從低級規范超越到高級規范的歷程,最后再次達到一種新的最高的形而上學規范,于是新的形而上學又再次建立起來,或者說“復辟”了。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形而上學是西方思想的命運,但這命運自身就包含著自身的否定,即形而上學本身包含有反形而上學的種子;反過來說,這反形而上學的種子正因為要反形而上學,所以必須提升到形而上學的層次,使用形而上學的概念,否則它根本動搖不了形而上學的地位,所以它不僅沒有反掉形而上學,反而推進了形而上學向更高層次邁進。
  形而上學與反形而上學的這種糾纏歸根到底是人性的矛盾糾纏。按照西方傳統的說法,“人是理性的動物”。在這里,“理性”就是“邏各斯”(Logos),這個希臘字本身含有規范、語言、表達的意思,所以這句話又被譯作“人是會說話的動物”。但說話這種活動本身又是一種能動的“聚集”活動,即把各種雜多東西集合在一起加以展示的活動(這一點對于西方的時間性的拼音語言來說更容易了解),因而它必然是對雜多東西的超越。所以希臘人表達理性除了邏各斯這個詞之外,還有“努斯”(Nous)這個詞,它第一次由阿那克薩哥拉作為哲學概念提出來,認為它是在整個世界之外能動地推動世界的精神力量;在柏拉圖那里則意味著精神的自動性和自發性。實際上,努斯和邏各斯在希臘人心目中是人的雙重本質,它們分別代表人的存在和語言,而按照海德格爾的說法,“存在是語言之家”,這雙方是一刻也不可分離的。人最根本的存在沖動當然是追求自己的自動自發的自由,但這種沖動與動物的本能不同,就在于它具有自由意志的一貫性,因而賦予了自由的自發沖動以規范性,體現在語言上就是誓言、諾言,最后是具有普遍的可理解性和邏輯確定性的社會語言。當人對自由的追求上升到要把握整個世界的規律這種形而上學層次時,人對語言規范性的探討也就提升到了形而上學的確定性層次。但與此同時,人的自由追求永遠也不會甘心于長期受到某種規范性、哪怕是最高規范性的束縛,當它在最高規范的幫助下實現了自己所可能有的一切目標之后,就開始想要對這種最高規范本身加以超越,以便進一步追求更高的目標了。而對這更高目標的追求本身又有自己的新的規范。這就是為什么形而上學和反形而上學永遠交織而不能一勞永逸地解除其矛盾的深層原因。
  由此我們也可以理解,所謂“后現代”的反形而上學傾向決不可能意味著形而上學從此以后就成為了歷史的垃圾,而恰好就是形而上學本身的一種發展方式。形而上學如同哈姆萊特的父王的幽靈一般,每隔一段時間就會重新出現,召喚一位歷史性人物來“重整乾坤”。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假如“后現代”思潮標志著西方形而上學沖動的徹底消失,假如“邏各斯中心主義”的覆滅使西方的邏各斯精神(包括邏輯精神)本身也遭到了徹底的覆滅,假如西方的努斯精神完全成了一種動物式的“怎么都行”的盲目沖撞,那將是人性的墮落和隳沉。我相信,西方后現代思潮的初衷決不會是這樣,而是想要更大地發揮人的自發性的自由本性,擺脫現有一切規范性的束縛,把人性提升到一個新的階段。他們的一些過激的提法,如對“人性”、“理性”等等基本規范的解構,只不過意味著他們對現有規范的不滿和突破,而這種突破將不會是沒有結果的,只是他們現在也許還沒有意識到這種結果而已。
  西方兩千多年的歷史告訴我們,形而上學深深植根于人性的本源之中,隨著人性的發展而發展,但它的發展方式是自我否定和否定之否定。所以,對于各個階段上的形而上學的創始人,我們都不能不懷著深深的敬意去研究他們、理解他們,為的是能真正超越他們。
  收稿日期:2002-10-15
  
  
  
求是學刊哈爾濱10~22B1哲學原理鄧曉芒20032003武漢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作者:求是學刊哈爾濱10~22B1哲學原理鄧曉芒20032003
2013-09-10 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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