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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的現代化與傳統文化
南非的現代化與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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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南非結束了種族主義統治,成立了新南非。這為回顧和總結南非現代化的進程提供了一次機遇。
  從19世紀60—80年代開始的南非現代化,到本世紀90年代,經歷了一百二、三十年的歷史,使南非成為非洲大陸經濟最發達的國家,但南非的現代化卻是殘缺不全的。一方面是白人的高度現代化的社會,另一方面是黑人的貧困落后的自給社會。
  南非是個多種族(多民族)的國家。非洲黑人2190.8萬人, 占74.8%,是多數民族;白人(荷裔布爾人和英裔)548.7萬人,占14.1 %,在1994年以前是統治民族;“有色人”(混血種人)330.7萬, 占8.5%,亞裔人101.1萬,占2.6%〔1〕。
  為什么在一國之內,在同一現代化進程中,黑白兩種人,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景觀呢?有的學者把它歸之于黑人傳統的“保守主義”,這似乎是合乎邏輯的解釋,但卻是值得推敲的。
      一
  南非的現代化開始于19世紀60—80年代,是世界現代化的第二次浪潮(第二次裂變)的重要成員。與南非同時起飛的還有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埃及、土耳其、中國這類尋找防御性現代化而又屢屢受挫的國家。
  南非現代化起飛于鉆石和黃金的發現。
  在第二次現代化浪潮中,南非、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可以歸入一類。它們的共同特點是:白人移民和土著居民共存,是由白人移民統治的國家;由開發礦產而起飛。自從1849年美國加利福尼亞發現金礦之后,全世界掀起了一次又一次“黃金熱”。1851年,澳大利亞發現金礦,1861年和1865年在新西蘭的奧塔戈省和坎特伯里省發現金礦。成千上萬的歐洲人和亞洲人涌向澳新兩國,僅1852年一年就有10萬人到達悉尼和墨爾本。黃金的開發給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帶來了巨額財富。1851—1861年澳大利亞的黃金產量約占世界總產量的40%,約值1.24億英鎊。黃金的開采帶動了農業和畜牧業的發展,促進了現代交通業、電信業和工業的興起。
  繼澳新旋風之后,南非括起了又一次“黃金熱”。南非的黃金儲量遠非澳新所可比擬。南非先是1867年在格里夸蘭和1870年在金伯利發現鉆石,繼而1886年在蘭德發現大型黃金礦床。在格里夸蘭發現鉆石的五年內,每年有60萬英鎊的鉆石出口,到1910年鉆石出口值達到1500萬英鎊。黃金的增長更快,1890年有1000萬英鎊的黃金出口, 1910 年達到4500萬至5000萬英鎊〔2〕。這便是南非歷史上的所謂“礦業革命”,它的影響也像對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一樣是多方面的和深遠的。
  首先,是吸引了大量外來投資和技術人員。根據柯廷的計算,按人口計算的外來投資,在第二次大戰前南非是非洲大陸最高的,平均為56英鎊,南北羅得西亞為38英鎊,……比屬剛果為13英鎊,其他熱帶非洲國家均不超過10英鎊〔3〕。另據估計,1881—1934年間, 南非金礦的投資60%來自國外〔4〕,主要是歐美。 大量的白人技術人員(包括技術工人)涌入蘭德礦區。19世紀90年代,在德蘭士瓦的20萬白人中,約有1/3是外來人。
  在礦業的帶動下,南非的基礎設施建設(公路、鐵路、港口和市政)得到了飛速發展。開普敦、德班、伊麗莎白和東倫敦等港口的建設規模擴大、設施完善,從這些港口通往金伯利和約翰內斯堡的鐵路相繼建成。鐵路線的長度由1869年的110公里擴大到1989年的1700公里, 1899年的3300公里,1905年的4190公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7300公里的省際公路和眾多的鄉村道路也已建成〔5〕。
  在礦業的推動下,礦區迅速城市化。例如1866年金伯利還不存在,1877年已擁有18,000人,1900年已達166,000人。 礦區和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長,為農業創造了新的市場和機會。南非政府在犧牲黑人農民的條件下,采取了許多支持白人農業發展的措施。如1913年頒布《土地法》,推行保護關稅政策,建立各種農產品市場,進口先進的農機具,短短幾年使白人農場的產品不僅可以滿足南非的需求,而且還可出口。1909年開始出口玉米,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出口肉類和蛋,1920年出口奶制品〔6〕。
  經濟起飛階段,南非制造業的起步具有重大意義,這是非洲其他殖民地未曾有過的。許多制造業部門被建立起來,例如果醬罐頭、肥皂、臘燭、釀造、小型發動機、風車、水泵、閥門、擠壓設備、液壓鉆床的制造,以及生產長統靴、鞋子和衣服的部門。制造業的增長是顯著的,到1918年它雇傭的工人達124,000人,其中44,000人是白人。
  從60—80年代鉆石和黃金開采起,到1994年南非新政府成立的一個多世紀中,南非現代化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7〕
  第一個階段是現代化起步和打基礎的階段(1860—1950年)。從鉆石黃金開采起始,在本階段,礦業、農業和制造業是南非經濟現代化的三大支柱。1911—1950年期間,農業和礦業交替成為南非經濟的第一大部門,制造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例穩步上升,但到1950年才處于第二位。〔8〕
  第二階段是以發展重化工業為特征的(1950—1980年)。南非政府早在1928年就組建了南非鋼鐵公司,1934年生產了第一批鋼鐵。但把重化工業作為實現現代化的支柱產業,那是1950年以后的事。重化工業的發展被認為是一個國家現代化登上新臺階的標志。
  1950年南非政府成立了Sasol公司, 負責從煤炭中提煉石油和天然氣。先在距維爾京17公里處搞了第一個工程,年生產6000萬加侖的石油和石油產品,可滿足南非需求的2/17。后來又在奧倫治河搞了第二個工程,煤化石油可以供應南非需求的40%。南非的煤化石油技術處于世界先進行列,引起了國際上廣泛的關注。
  1952 年南非鋼鐵公司在比勒陀利亞附近的范德拜爾帕克(vanderbijl park)開辦了一個新的鋼鐵廠,產量占全國鋼鐵生產量的2/3 以上。1980年粗鋼產量達到900萬噸,產品出口到歐亞美50多個國家。
  化學工業和鋼鐵工業的發展為軍事工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1963年聯合國宣布對南非實行武器禁運以后, 軍火工業得到了急速發展。1964年成立了主營軍火生產的南非國家軍火公司,并在全國設立9 家子公司。60年代末南非實現了軍火自給,80年代已有部分軍火出口,并能制造導彈和原子彈。
  重化工業及其相關產業的發展,使制造業在國民生產中的比重上升,1960年上升到第一位,1979年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5%。農業和礦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例1979年分別下降到8%和13%〔9〕。但這兩個部門的產量和產值在第二階段仍是增長的。因此,在此階段,南非農業、工業和國防的現代化向前推進了一大步。但是,南非在現代化過程中所積累的各種矛盾和問題日益顯露,進入80年代,南非現代化進程受阻。
  第三階段,80年代以來南非現代化受阻和走向變革。進入80年代,南非經濟由發展轉向停滯和下降。年均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低于年均人口增長;90年代初經濟形勢更為嚴峻。1990年的國民生產總值比1989年下降0.15%,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計算下降2.7%,1991年又比1990 年分別下降0.6%和3.6%。
  南非經歷一百余年的現代化,雖然成了非洲經濟最發達的國家,如同第二次浪潮中同時起步的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作比較,它的發展速度又是相對緩慢的。1983年澳大利亞的國民生產總值為6,525.67億美元,人均10,151美元;新西蘭分別為242.41美元和7, 671 美元, 而南非僅有740.40億美元和2,566美元〔10〕。澳新兩國已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而南非仍停留在發展中國家的水平,至多是個中等發達國家。
  為什么會產生如此巨大的差異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關鍵的一點是,澳新兩國較好的處理了種族問題和地區發展平衡問題,而南非政府在現代化過程中一貫堅持并變本加厲的推行種族歧視政策,造成了白人的現代化社會和黑人的自給經濟社會并存的局面。
  一方面是占全國人口17%的白人,擁有全國領土面積的80%,這個地區交通發達,工業集中,城市繁榮,生活舒適,創造了全國總產值的95%。另一方面是占有全國總人口70%以上的黑人,只占有全國土地的11.7%。這個地區先叫“土著人保留地”,后叫“黑人家園”,交通閉塞,很少和幾乎沒有工業,電力供應缺乏,許多村鎮晚上漆黑一片,棚戶林立,許多人沒有棲身之地,長期停滯不前,只創造了全國生產總值的3.33%(1975年)。
  即使在農業領域也是兩種經濟并存。一方面是白人的高效的現代化農業,1975年黑人區域外的26%的白人農戶控制著90%的農田,5 %的大農場控制著40%的耕地。白人農業實現了高度機械化和生物技術現代化。1970年代末,培育了世界上第一流的高產玉米品種,比原品種的產量提高一倍多。為了抵御干旱,保證牲畜的飼料供應,南非制成了以尿素為基礎混以密糖塊狀的飼料,受到世界的普遍重視。據統計,白人大農場生產了全國商品農產品的40%。另一方面是黑人的低效的傳統農業。他們的產品僅占農業總產值的不足6%,而且黑人農業中僅有10 %是在市場出售的,其余均用于維持家庭生計。黑人農產品的自給率呈逐年下降的趨勢。據統計,黑人農業的谷物產量在1918至1975年間沒有增加,而人口從1936年至1975年卻增加了三倍。靜態的農業產量當然養活不了日益增長的人口,非但不能為城鎮提供剩余農產品,反而還要從白人農場輸入食品。
  一國之內,在現代化過程中為什么會兩種社會經濟制度長期并存呢?
      二
  現代化是以工業化為核心的包括經濟、政治、文化諸方面的從自然經濟社會向現代化社會過渡的過程。
  南非的現代化屬于外源型。它在現代化的起動階段,不僅與內源型的歐美諸國的起動條件不同,也不同于同屬外源型的東亞各國。
  第一,從啟動的文化背景來看,南非沒有統一的同質文化,而在異質文化對本土傳統文化的沖擊和挑戰中,南非有不同質的文化應戰,即土著黑人文化和已在南非生存長達兩百余年的布爾人文化(阿非里卡人文化)。
  第二,從啟動前的社會經濟結構來分析,在原有經濟結構內部可以說并不存在資本主義因素。19世紀60年代在開普和納塔爾存在的微弱的資本主義因素是英國約4—5000名移民帶來的。 這些移民在英國當局的支持下,帶著他們有價值的技術,在當地發展了手工業和商品農業。即使如此,霍巴特·豪頓(Hobaot Houghton )仍然認為:“開普殖民地總的特征是:農村人口稀少,大多數從事畜牧業和自給農業,與母國(即英國—引者注)的資本主義農業的迅速前進相比,是太貧困了,缺乏任何可以說得上的農業,以致不能吸引外國資本。”〔11〕
  布爾人和非洲人占據的內地比開普和納塔爾更落后,借用斯圖亞特·瓊斯的話來說:“今日南非共和國的主要部分當時還被組織在部落制和封建制之中。”〔12〕在南非現代化過程中,這兩種生產方式本應都被現代化的生產方式所替代,然而實際上是布爾人的農業逐步現代化了,而黑人的部落制自給農業依然停滯不前。何故?
  當代研究南非經濟的專家們認為,黑人農業生產力低下,應歸咎于黑人文明的保守主義。豪頓寫道:“非洲農民沒有使他們的家庭實踐現代要求。普遍的保守主義、土地占有制度與某些社會習慣,例如洛博拉(Ukalobola,彩禮)相結合,使過時的農耕方法長期保存。”〔13 〕斯密茲(Thorrington smith)以夸祖魯的農業為例, 把黑人的保守主義列舉為五個方面:
  1)部落結構:部落結構不適應市場經濟,把土地視為社會公有,只作為一種生產食品的投入;
  2)把婦女視為農業的主要勞動力;
  3)以占有牲畜作為積累財富的主要形式的習俗;
  4)村社土地制度。
  5)在農業中男勞力的缺乏。〔14〕
  部落制度及黑人傳統文化,對黑人未能跟上現代化的步伐當然有一定影響,但它決不是造成白人經濟和黑人經濟巨大鴻溝的全部原因,甚至不是關鍵因素。
  在南非經濟起飛前,布爾人的經濟與黑人經濟并無根本差異,都是一種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當時的一份報告指出:“落后的布爾農民的整個生存基礎是安排在自給自足之上的。”〔15〕而且在南非經濟起飛的初期,面對礦區為農業提供的前所未有的市場,對白人農民和黑人農民機會都是均等的,據拜德(Bundy)和霍斯特(van der Horst)研究得出的結論:“在1870—1886年間,某些非洲農民似乎比他們的大多數白人競爭對手更快地適應了抓住市場的機會。”〔16〕
  白人經濟和黑人經濟的巨大鴻溝關鍵在于平等機會的消失。而平等機會的消失是南非政府實行的種族主義政策,如果要從傳統文化尋找原因的話,那就是布爾人的傳統文化在起作用。
  從1642年荷蘭侵入南非以來,荷蘭及一些西歐國家移民的后裔,統稱為布爾人。他們在南非長期生活中,同講荷蘭語、信仰荷蘭改良教,并形成一種共同的意識形態:歧視黑人的種族主義。他們認為自己是“上帝的選民”,高人一等,黑人是“哈姆的子孫”,天生要過劣等人的生活〔17〕。在現代化初期的平等競爭中,許多布爾人在市場競爭中敗北,成為“貧窮的白人”。因此,在1910年南非聯邦政府成立以后,把布爾人的種族主義文化傳統變成了一整套的政府的政策。
  1913年制定的《土著土地法》及其以后的修正案,把非洲人趕進了狹窄的土著保留地,該地總數約900萬英畝, 而且禁止非洲人在土著保留地外購買土地。這個法律及其修正案不僅限制了非洲人的土地權利,凍結了土地數量,使人口日益增長的非洲人的農業狀況日益惡化,而且使非洲遠離市場,把他們及其后代凝固在村社之內。
  1924年赫爾佐格執政時期,在種族主義思想指導之下,推行所謂“文明勞動”政策。他的聲稱:“‘文明勞動’應該由那些生活水平符合通常歐洲人所能接受的標準的人來從事;從事‘非文明勞動”的人,他們的目的僅限于滿足野蠻人和不發達人民所懂得的那種維持生命所不可少的需要。”〔18〕在這一政策的指導下,所有政府機關和工礦企業的技術性工作和職員均由白人担任,而黑人只能干粗活和臟活。這又設置了一道黑人奔向現代化的障礙,同時從職業上保障了白人的特權,避免了黑人的競爭。
  現代化經濟的發展,不論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都是社會經濟結構轉換的過程,即從傳統的自給經濟向現代經濟結構轉變。勞動力的遷移是社會經濟結構整體轉移的一部分。南非現代化過程中的一個突出的矛盾現象是,南非現代化一方面需要大批廉價勞動,南非政府采取一些措施,迫使黑人外出做工;另一方面布爾人的種族主義則要保持白人與黑人的分離,南非政府又采取種種措施限制黑人的自由流動。
  南非政府除頒布《土著土地法》,剝奪他們獲得土地的權利外,還強迫黑人用現金交納人頭稅,驅使黑人外出務工,流向經濟發達的工礦地區。1911年制定《土著勞工管理法》,規定工人中斷合同為非法,以防止非洲工人,特別是礦工的流失。這些從部落制下招來的黑人工人,發現礦區城鎮和部落地區的生活方式差異如此之大,以致許多人考慮在新的環境中定居。黑人在城鎮中定居數量的增長顯然不符合布爾人的種族主義觀點,并威脅著他們的實際利益。于是,南非政府便出臺了一系列控制黑人在黑人城鎮定居的法律。1923年《土著人(城區)法》出臺,規定在白人城鎮周圍劃定非洲人居住區,與白人居住區相隔離,把沒有工作的非洲人趕出城鎮。1948年國民黨上臺,正式實行種族隔離制度。“種族隔離”(Aporthird)是阿非里卡語, 意為“分別的存在和發展”。1943年3月26 日國民黨開普頓機關報《市民報》首先使用這個詞,1944年1月25 日國民黨領導人馬蘭正式宣布:“為確保白人種族的安全和基督教文明,必須真誠地維護種族隔離和監護的原則。 ”〔19 〕1948年國民黨制定的競選綱領聲稱:“種族隔離政策,以公道和司法的基督教原則為基礎。這種政策的目的是保存和保衛純粹的白種的歐洲居民,也保存和保衛各土著種族(目的在于把他們的社會變成自給自足的社會),并鞏固民族尊嚴、民族自尊和全國各種族間的互相尊重。”〔20〕不管用什么樣美好的詞句來包裝,這個綱領表明,南非政府奉行種族主義,并保存南非黑人為“自給自足為基礎”的落后的部落制度。
  國民黨政府于1950年出臺了《集團居住法》,限定一個地區只能居住一個種族的居民,其他種族的居民必須在限期內撤走。1952年又頒布《土著人法》,廢除了過去各地實行的通行證法,代之以全國統一的“土著人身分證”,所有16歲以上的非洲人(包括婦女)都必須隨身攜帶身份證。1951年頒布的《班圖權力法》和1959年的《促進班圖自治政府法》,公然否認南非是一個統一體,把南非人為地分成白人南非和10個“黑人民族國家”。依據這兩個法律,占南非人口總數的近1/2 的城鎮非洲人,也被劃歸各個“黑人家園”,一旦某個家園獨立,該家園在城鎮的黑人即喪失南非國籍,而成為在白人區內的“外來人”。企圖用這樣一些法律把白人和黑人從政治上、地域上徹底隔離開來。
  南非政府吸引和限制黑人勞力的這兩方面的措施,便形成了南非勞動力流動移民制度。生活在黑人地區的非洲人因經濟壓力,不得不到白人地區作工,但他們在白人區被嚴格禁止獲得永久居住權,家屬必須在農村,于是他們只能工作一段時間再返回家鄉一次,如此往返來回,便形成了流動勞動制度。
  這個制度對黑人地區經濟的發展極為不利。
  第一,白人區招收勞工是有選擇的,選擇的標準便是年齡和受教育的程度。1951年流動勞工約65萬人, 他們在現代化經濟中70 %以上為20歲至44歲的成年男子〔21〕。因此,黑人農村繁重的勞動都落在了老人和婦女肩上。這就是前引南非學者說的農業勞動中男子比例低的根源。在這些流動勞工中,大多數是受過教育的,留在農村的老人和婦女所受教育不多,或者完全沒有受過教育,這就直接影響了勞動力水平和新技術引進、推廣和應用。
  第二,農業的現代化需要資金的積累和投入。這些移民勞工應是黑人家庭收入和投入的主要承担者。可是,在種族主義統治下,黑人工人,特別是流動移民勞工的工資大大低于白人工人。(見下表)
  非洲人和白人工人平均工資之比〔22〕
部門   1960  1975  1977采礦業  1:15.5 1:8.0  1:7.6制造業  1:5.5  1:4.8  1:4.4建筑為  1:5.6  1:4.9  1:5.2
  在黑人工人收入低下的情況下,他們只能匯回收入的20—25%。這點匯款只能維持家庭的最低生活,談不上積累和向農業投入。
  第三,最嚴重的影響是使部落制度凝固成一種不變的生活方式。在一個非洲人的一生中,兒童時代是在父親外出的條件下留在農村,接受傳統的教育。當他成人結婚之后,向部落的首領申請一份份地,而后外出當流動工人。年老以后不能再做流動勞工時,他就成為傳統的繼承者和維護者。南非政府的立法賦予部落酋長以土地分配權,讓他們及其親屬在部落享有特權,成為部落制度的堅定維護者。
  布爾人的種族歧視的文化傳統不僅體現在政府的立法中,而且體現在各項經濟措施之中。
  南非的交通,在非洲是最發達的。但它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鐵路公路集中在白人工礦區和白人商品農業區,而不經過黑人居住區。交通系統使黑人遠離發達的商品市場,在與白人競爭,黑人農民處于極為不利的地位。要致富,先修路,沒有現代的交通焉能實現經濟的現代化。
  在南非,國家廣泛地控制著農產品市場。據估計1967—1990年間,87%的農產品都是通過“國家市場局”(state Marketing Boads )出售的。由白人官員掌握的這個機構被稱為具有“非敵意的種族偏見”的機構。白人農場主和黑人農民在出售農產品時,在價格、條件和時間方面都不利于黑人。
  南非對農業投資的比例增長率很低,在1946—1972年間,僅3.6 %,居各行業之末。〔23〕。而農業投資,絕大部分一直是用于鼓勵發展白人農業。弗蘭克爾估計, 1910 —1936 年間, 國家投入白人農業為22400萬蘭特,投資于黑人農業僅125萬蘭特,兩者的比例是197:1。
  南非工業經濟地理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布局極不合理。制造業幾乎局限于全國總面積的3%的地區,主要是開普頓、德班、 伊麗莎白港和約翰內斯堡——比勒陀尼亞四個地區。在3%的領土內擁有工廠總數的76.1%和職工總數的74.1%。黑人地區的工業極不發達。1970年,9 個非洲黑人家園總共僅生產了南非總產值的3%,這里卻居住著全國近2/3的人口。〔24〕。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本來是各國在現代化過程中常見的一種現象,但南非的地區經濟的發展不平衡卻是種族主義政策的結果,并一直在促使其差距的擴大。
      三
  從南非現代化和傳統文化一百余年的相互關系來看,布爾人的傳統文化,他們所說的要保衛的“基督教文明”,實際上是他們在南非殖民時期形成的“白人至上論”、“黑人低劣論”等種族主義觀點、思想和意識,并以這種意識為指導形成的形形色色的種族主義政策。
  現代化的過程是以經濟發展為中心,伴隨著政治的、社會的和文化的變化。沒有政治的、社會的和文化的相應變革,要保持經濟的長期持續發展是不可能的。即使在一定時期內經濟發展了,而最終還是要停滯乃至下降的。南非就是一個實例。南非利用得天獨厚的礦產資源使經濟得以起飛,利用大戰及戰后的有利條件,利用廉價的黑人勞動力,利用重化工業的開辟使經濟發展延續到80年代初。據統計,1911—1979年間,南非生產總量每年平均增長為3.8%。〔25 〕種族主義政策造成的各種矛盾全面激化,生產開始停滯不前。
  種族主義政策使南非人口的大多數長期處于落后和貧困狀態,結果是狹小的白人市場再也無力驅動經濟的發展,銷售不暢。
  歧視性勞動政策和教育政策造成熟練勞動力和技術力量嚴重不足,制約著工農業生產的發展。
  種族主義政策造成的種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日益激化,致使政治沖突不斷。種族主義政府依靠暴力鎮壓黑人的反抗,形成震驚世界的慘案。
  在國內外反對種族主義政策的聲浪中,外來投資減少,國際經貿萎縮。
  客觀經濟規律是無情的。南非經濟衰退乃至崩潰的境地,使種族隔離制度走入了死胡同,種族主義政策愈益難于推行下去了。不僅非洲人反對它,要求改弦易轍,就是曾經支持過這一政策的英裔白人,乃至布爾人工商業者也嘗到了種族主義政策對他們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損害的苦果,轉而贊成改革,廢除種族隔離制度。
  1994年,新南非的誕生是合乎規律的歷史性事件。
                    (責任編輯 孔祥驊)*
  注釋:
  〔1〕South AFrica Foundation, South AFica, 1993, P10.
  〔2〕UnESCO:《General History oq AFrica》, Vll, P412.
  〔3〕P. Curtin等:《AFrican History》, P500.
  〔4〕iill Natlroae:《The south AFrican Economy》, OxFord uni-Cape twon, P. 144.
  〔5〕同注〔1〕,P414.
  〔6〕UnESCO:《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Vll, P.417.
  〔7〕關于南非現代化的分期,目前尚未見到全面論證的著作, 只在各種經濟史中,見到對南非經濟發展的分期。如Stuat jones (斯圖亞特·瓊斯)在《The south AFrican Economy 》(南非經濟)一書中,將南非經濟分為五個時期。
  〔8〕另說,1939年已處于第二位,此處所用數據見Stuat Jones: 《The south AFrican Economy》, P25.
  〔9〕前引Stuat Jones, P25.
  〔10〕《國際時事百科》,第523-524頁。
  〔11〕Wilson, M and Thompon, 1:《The oxFord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1971,P. 1.
  〔12〕Stuat jones:《The south AFrican Economy》,P23.
  〔13〕Stuat Jonts:《The south AFrican Economy》,P117 -118.
  〔14〕同上,P118。
  〔15〕G·Parker and P PFukani:《History oq Aouth AFrica 》, London. 1975, P148.
  〔16〕Stuat Jones:《The South AFrican Economy》,P68.
  〔17〕路易·約斯著:《南非史》,第68頁。
  〔18〕South AFrica: Time Runing Out, Univeritg oq ColiFornia, 1986, P84.
  〔19〕E·赫爾曼和H·利弗編:《1929—1979年的種族關系》, 1980年版,第138頁。
  〔20〕巴利茨基:《種族主義在南非》,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年,第95—98頁。
  〔21〕Stuat Jones:《The south AFrican Economy》,P115,124.
  〔22〕同上,P52。
  〔23〕Stuat Jones:《The south AFrican Economy》,P89.
  〔24〕同上,P29。
  〔25〕Stuat Jones:《The south AFrican Economy》,P25.
  
  
  
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滬72-78K5世界史艾周昌19961996 作者: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滬72-78K5世界史艾周昌19961996
2013-09-10 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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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民初歷史人物  民初人物
傳統官僚翰林總統
徐世昌(1855年10月24日-1939年6月5日),字卜五,號菊人,又號水竹邨人、弢齋。祖籍浙江寧波鄞縣。清末民初,曾為北洋政府官僚。1918年,徐世昌獲段祺瑞控制的安....
教育專家大學思想啟蒙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鶴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並曾化名蔡振、周子餘,浙江紹興山陰縣(今紹興縣)人,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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