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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問歷史 面向未來  ——當代歷史小說創作研討會述要
叩問歷史 面向未來  ——當代歷史小說創作研討會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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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世紀末,中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步伐急劇加速。面對全球一體化的潮流,發自本土的“再造中華文明”的呼聲此起彼伏,而曾經掩映在新時期文學群星中的歷史小說如異軍突起,恰逢其時地做出了自己的回應,受到讀者與社會各界的關注。近年來,伴隨圖書市場和影視等傳播媒介的積極參與,歷史小說遍及城鎮鄉村、社會各個階層,可謂“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與此同時,作家和評論家對這個領域給予應有的重視、研究和探討,推動歷史小說創作的健康發展與繁榮,也愈加迫切地提到日程上來。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文學評論》編輯部主辦的“當代歷史小說創作研討會”于一九九五年六月十三日至十五日在北京舉行。這一領域的著名作家和評論家,文學研究所部分專家、學者,以及新聞報刊的編輯記者近四十人出席會議,會議曾得到瑞德公司的贊助。此次會議名家薈萃,濟濟一堂,總結了歷史小說創作近年來取得的成績,深入研究創作中出現的難點和問題,與會者各抒己見、暢所欲言,民主的學術空氣和認真的研究討論,使這次會議獲得成功。
    一 宏觀視角下的歷史小說創作
  歷史小說創作與當代文學的總體發展息息相關,特別是新時期以來,歷史小說呈現出越來越繁榮的景象,僅以80年代部分有影響的作品為例,獲得“茅盾文學獎”的有《李自成》(第二部),《少年天子》,《金甌缺》(1—4冊),另外像《九月菊》、《戊戌喋血記》、《白門柳》(2冊)、《莊妃》(3冊)、《天國恨》等也都是膾炙人口的作品,而且這種創作勢頭至今不減。會議主持人、《文學評論》副主編蔡葵說,這次會議主要請大家研討新時期以來歷史小說的創作經驗。他說,最近幾年,在市場經濟和社會變革迅速發展的形勢下,文學熱點不再集中于少量作品,與80年代相比,似乎處于無中心狀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表現歷史題材的小說越來越成為圖書市場的暢銷書;更耐人尋味的是歷史小說走俏,靠的不是大眾傳媒“炒”或評論界“捧”,而是廣大讀者對這類作品自覺的投入與關注,以及創作自身整體水平的穩定上升。他說,優秀的歷史小說應該“反映時代,塑造典型,感人肺腑,移人神志”,新時期許多歷史小說不僅具備這些特點,而且對以往的寫作格局有所變革。作家突破過去階級斗爭的單一視角,更多地采取宏觀的文化視角,筆力所及中華上下五千年,再現歷史風云,塑造典型形象,為精神文明建設積累了豐厚的傳統文化的底蘊。他還說,近年歷史小說包含的范圍越來越廣,但由于各種條件限制,這次會議主要討論傳統的歷史小說,而對革命歷史題材、“新歷史主義”小說等難以一一兼顧。他希望與會者充分估計歷史小說創作的成績和不足,討論創作中遇到的難點和問題,推動歷史小說創作躍上一個新的臺階。
  與會者高度評價新時期以來的歷史小說。評論家謝永旺認為,這是當代整個文學創作中具有較高水平的領域,無論就作品題材的深度和廣度,還是人物形象的塑造或表現風格多樣化等各方面來評價這一時期的文學,都離不開歷史小說創作所取得的成績。他特別指出歷史小說不僅在人物塑造方面取得了突破性進展,而且作家對歷史人物在人性、人情方面的挖掘與展示,使作品的藝術真實與歷史真實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他說,在這方面,雖不敢說作家走在史家的前面,但可以說,我們的作家沒有亦步亦趨地跟在史家的后面,而是有所超越。像徐興業的《金甌缺》,凌力的《少年天子》,劉斯奮的《白門柳》,姚雪垠的《李自成》,這些作品不僅從敘述語言到人物的愛憎,都突破了狹隘的民族觀念,而且對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描寫,也排除了革新還是保守的簡單化方式,突出體現重大沖突中人的精神世界,人格與人品崇高和卑微的分野。這些作品最動人的與其說是政治成敗,不如說是人格、人性的光芒。從文學接受的角度他認為,今人與古人的感情大不一樣,例如對武則天是忠于李唐還是擁護武周,擁護還是反對“青苗法”,今天看來不那么重要,唯有歷史人物當時的人格、操守依然令我們怦然心動、感慨萬端。
  評論家繆俊杰進一步分析了長篇歷史小說在當前整個文學發展態勢中的位置。他說,新時期許多作品產生轟動效應,最近依然新潮迭出,如“新寫實”以后的“新體驗”、“新狀態”、“文化關懷”小說、“六十年代作家群”等,都有各自的特點和成績,但在廣大讀者和群眾中反應較強烈的還是歷史小說。許多人都知道凌力的《少年天子》、吳因易的《唐宮八部》、唐浩明的《曾國藩》,熟悉其中的人物、掌故,這些作品成為一般讀者談論文學時重要的話題。他還舉例說明近年來其他門類的小說也沒有歷史小說這么高的產量:楊書案近年出版了十一部長篇,吳因易八大部,唐浩明三大部,據統計通俗文學近年出版的兩千多部長篇小說中,描寫歷史題材的也占多數。通過這些現象的分析,他認為,歷史小說繁榮的根本原因在于民族的反思。“文革”后哲學家從哲學方面,史學家從歷史方面對這場浩劫進行反思,文學則從歷史題材創作方面找到一種方式,或一種載體,從民族心理、文化意識和傳統觀念等各個方面,反思我們民族的優秀傳統與劣根性,這種民族反省的契機使作家和讀者在歷史小說領域達成某種共識。
  開闊的創作視角是歷史小說走向繁榮的重要途徑。《少年天子》的作者凌力不僅以自己的作品,而且以她對歷史小說獨特的見解拓寬了創作的疆界。她說,人們對歷史小說的界定從來莫衷一是,有“三實七虛”或“七實三虛”之說;不過她認為,她要寫的歷史小說是介乎歷史與文學之間,或稱為邊緣科學的一部分。現在國外也有用《史記》筆法寫歷史的史學著作,撰史者根據后來收集的豐富材料,盡量客觀、全面地用文學手法描述重大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不但受到學術界贊賞,更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與這種文學式的史論不同的是,歷史小說的作者把腳步稍微移過去,更偏重文學。作家一方面借鑒史學界敘述歷史的成功經驗,另一方面更注重對本土歷史與文化的重新審視。《曾國藩》的作者唐浩明說,從1984年開始,十多年來他一直“陪伴著曾國藩”。他說,如果有可能,他愿意從文化的角度重新寫這段歷史。他特別看中湘軍這支隊伍所表現出的不同于任何軍隊的文化氣味:他們白天打仗,鐵馬金戈,血肉橫飛;夜晚卻在帳篷里研讀兵法和四書五經,所謂“血性之人”講求的是人的精神思想,故有“戎馬書生”,“全憑忠奮”之稱。從文化的角度向歷史/文化的縱深開拓,固然有許多困難,但是他表示,元代劇作家王實甫死于修改《西廂記》,古人對藝術創作執著與堅韌的精神十分令人欽佩,今天真正的知識分子在文化建設中更應該有這樣的責任感和事業心。《曾國藩》受到海內外特別是華人的厚愛,從中他看到某種文化因素使我們民族有一種認同感,這也恰恰是中華民族五千年凝聚在一起的原因。
  歷史小說家自覺肩負發掘文化傳統、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的使命感,是歷史小說興盛的又一個重要原因。《孔子》的作者楊書案強調了歷史小說的現實性和小說家的責任。他說,由于歷史的斷層,他們這代人并沒讀過四書五經,但是近年走訪臺灣、東南亞看到傳統文化在當地熱烈的響應程度,更加體會歷史小說創作的意義。近年他寫了不少文化系列歷史小說,希望通過回顧歷史增強中華民族的自信心。他還表示,在文壇真正不能超脫的是他們這一代人,由于切身曲折的經歷,特別關心國家的前途和命運,關注文化傳統在民族精神建構中的意義。《唐宮八部》的作者吳因易也認為,他的歷史小說創作主要來自對歷史的反思。與此同時,他認為歷史小說創作需要一種自甘寂寞的精神,評論界對歷史小說的評論不如對其他中、短篇作品的評論那樣及時,因為評論家不僅需要讀作品,還要了解那段歷史。有的評論家說,寫一萬字的評論文章,需要看三十萬字的歷史小說,查閱三百萬字的歷史資料,比寫一般評論文章付出更多的心血。歷史小說家除了理解評論家的苦衷以外,也要勤于耕耘,不必過多考慮生前身后名。
    二 歷史敘述與文學真實
  歷史小說不是史學意義上的信史,而是講述歷史的文學。如何把握史實的可信性和文學的虛構性之間的關系,如何在歷史真實的基點上完成文學的虛構,如何把握歷史小說的審美特征,在創作中尋求歷史與文學有機的融合,這是會議討論的焦點之一。
  《文學評論》主編敏澤在發言中首先肯定當代歷史小說創作是一個很有成績的領域,作家本著對歷史、文化和人負責的態度,創作出一批水平較高的作品。談到歷史與文學的關系時他說,中國是一個信史發達得特別早的國家,文學與史學的不解之緣,不僅源遠流長,而且宋代之后,演義小說空前發達,在群眾中有深廣的影響。許多老百姓一個大字不識,但說起歷史卻如數家珍,而在五、六十年代,由于以“左”為特點的民族虛無主義的影響,禁區繁多,如錢謙益是叛徒,曾國藩是鎮壓農民起義的劊子手,袁世凱是竊國大盜等,而在歷史上庾信從南方到北方的東魏、北周做官,并沒人說他是叛徒,忠君思想很濃的杜甫還稱頌他的文章“老更成”。這十幾年是五四以來文學最繁榮的時期,每個時代進展到一定時刻,都要對歷史重新認識,重新闡釋,這是規律。他強調歷史小說家看待歷史事件既要入乎其內,細致地把握人物、事件;又要出乎其外,從歷史和當代的世界高度把握問題。例如,對于曾國藩這個人物,他對近代文化、軍事的影響是重大的,可以說他是那個行將滅亡時代的中流砥柱。但是他意識不到封建王朝必然滅亡,這是他的局限,也是他的悲劇。他還談到小說的結構問題,他說,《李自成》第一卷在結構上很講究,體現出藝術家的大手筆,反之,如果把帝王的一生都像寫編年史似的寫進小說,就不會取得這樣的成就。對于長篇來說,結構常常是形象塑造成敗,以及作品是否能真正進入藝術殿堂的很關鍵的因素。
  許多人在發言中談到,營造真實的歷史氛圍是歷史小說能否成功的關鍵。凌力說,寫幾百年甚至幾十年前的故事,要讓人相信,必須有一種氛圍,創作中特別難辦的就是營造這種特殊的歷史氛圍。她舉荀慧生、童芷苓、宋長榮扮演的紅娘為例,三位戲劇大師分別演紅娘時都已年逾花甲,卻活靈活現地表現出不同性格特點的紅娘,重要的是他們能把握藝術的分寸感,在舉手投足之間形成一種神韻,抵消了外形不相似的問題。今人寫歷史小說好比藝術家花甲之年扮紅娘,關鍵是神似。營造歷史的時代氛圍也是追求某種神韻,讓讀者明白你寫的是明代而不是晉代;同是寫清代的故事,要寫出清初、清代中葉,或者晚清不同的歷史氛圍,以求在大的形式上不出格。要做到這一點,首先作家自己心里得有一幅當時的風情畫,選擇語言也要精心,主要是人物的語言,往往一句現代語言把真實性都破壞了。她為此在創作中查閱了大量明清白話小說,清代劇本和清代案卷。蔡葵也就營造歷史氛圍談了自己的想法,他引述魯迅當年準備寫一部關于楊貴妃的歷史小說來到西安,“想不到連天空都不象唐朝的天空,費盡心機用幻想描繪出的計劃完全打破了,至今一個字也未能寫出”。由此可見,作家心目中是否能形成一幅當時歷史生活的形象的畫面,以及他(她)對歷史氛圍的把握和表現的程度,往往關系一部歷史小說的成敗。
  站在現實角度表現古人生活,仿佛將歷史云煙投射在現代屏幕,歷史與現實于是便有了千絲萬屢的剪不斷、理還亂的聯系。討論中大家認為,受“文革”前左的政治運動干擾,如何在表現歷史題材時處理好歷史與現實的關系,這個問題始終難以得到充分深入的討論,更不要說應有的解決。例如,過去小說家覺得現實題材不好寫,不如寫歷史小說“保險”;后來又為了回避“影射”之嫌,力圖表現一種純粹的歷史。在各種禁錮的束縛下,作家實際上回避的不僅是歷史的真實性,更是文學視為生命的作家真實的思想感情。實踐證明,歷史小說家無法回避現實,正如他們無法回避自己的思想感情,歷史小說正是以真實的創作主體為連接點,把現實所誘發的歷史感慨、閱讀歷史所生發的現實渴望和歷史自身融為一體。唐浩明說,1979年他讀研究生的時候,當時這批研究生經過“文革”的磨難,已是飽經世事滄桑的年齡。大家談到國家和民族的未來,都深切地感到應該對我們過去的歷史進行冷靜的思考,應該盡我們的力量和才智重新書寫我們所認識的歷史。他說,這種對歷史和文化的思考是引發他寫《曾國藩》的主要契機。著名紅學家、《風蕭蕭》的作者蔣和森談到在歷史小說中如何表現歷史的深沉感。他說,歷史最能給人以經驗教訓,但歷史也最容易被人遺忘。記得一位外國思想家曾經說過,那種歷史記載讀來乏味的國家是幸福的。我們的歷史讀來倒不“乏味”,春秋戰國群雄爭霸,東漢末年三分天下,打得很熱鬧,被編成連臺好戲,可是卻苦了老百姓,正所謂“亂離人不如太平犬”中國的歷史小說家應該把歷史的滄桑感,通過真實可信的人物形象和故事表現出來。《林則徐》的作者穆陶認為,現實社會與歷史難分難舍地連在一起,這就更強調作家對歷史事件作出正確的分析與判斷。他說,麥天樞、王先明的長篇歷史報告文學《昨天——中英鴉片戰爭紀實》使他開闊了對歷史社會思考的空間。現在有人說,英國用炮艦打開中國的大門,促進了中國的發展。對此他表示,任何時候都不能改變這場戰爭的侵略性質,即一個殖民主義國家向一個腐敗、落后國家的侵略性質。當時的滿清政府行賄遍布官場,受苦受難的是老百姓,清政府以收受賄賂為特征的腐敗至今遺風尚存。他說,他寫林則徐,就是要寫出那樣一個時代的悲劇以警醒后人。他還認為,歷史小說首先是小說而不是歷史,歷史需要歷史的真實,而小說需要文學的真實。比如吳梅村曾隱約透露歷史上的董小婉即后來的董鄂妃,實際也許可能性不大,但小說家可以寫得讓讀者相信,因為小說中的歷史人物經過虛構,可以表現作者自己的意圖。
  在強調虛構對于建構文學真實性意義的同時,評論家朱寨認為應該注意對歷史和文學持雙重尊重的態度。雖然在基本的史實和反映歷史題材的小說之間是有區別的,但就歷史小說創作而言,他更強調歷史的真實。比如小說《李自成》出版后,有人問搞評論的人為什么沒有馬上寫文章?他說,這就牽涉到真實是藝術的生命問題,傳統觀念把真實放在首位,他現在還是這樣認為。評《李自成》需要對歷史上的這個人有基本了解,對當時的歷史大概熟悉,需要借用歷史學家的判斷,如果在這些方面缺乏起碼的常識,怎么能寫呢?但是文學在歷史面前卻并非無能為力,無所作為。他舉電視連續劇《三國演義》為例,他說,經過改編后,諸葛亮去掉了“妖”的成分,也抹掉了曹操臉上的白粉,這就是還歷史以真實。評論家韓瑞亭強調了歷史精神與當代意識的結合,即把意識到的歷史內容與當代意識接軌。他說,歷史小說借歷史表達人們對現實的感觸,對歷史的反思是為現實發現人類、人生一些哲理性的東西,并用當代的思想照亮它。《金甌缺》完成于80年代,但最初醞釀于1938年,當時抗日戰爭剛開始,作家徐興業借寫北宋末年到南宋偏安這二十多年的歷史,澆當日胸中塊壘;還有《少年天子》、《暮鼓沉鐘》描寫滿清上層除舊布新的革新精神;《白門柳》表現社會動蕩時期知識分子的各種心態,等等。正是由于作家站在歷史與現實的連接點上,對歷史與現實的思考有深厚的積累,所以這些作品中像崇禎、福臨、孝莊太后、錢謙益、柳如是等歷史人物形象所具有的深度,超過一般當代小說。敏澤對此認為,強調歷史的真實性,并非要求作家們去重復歷史上那種處處“稽諸史實”的失敗教訓,而是說有了這個基礎,想象、虛構等才會有堅實的基礎,雖在意料之外,亦屬情理之中。作家只有準確地把握他所表現的時代的精神心理氣候特征及人物的個性特點,才能獲得歷史小說創作的成功。
  討論中,大家認為把握歷史真實還牽涉到作家評價古人的標準。《白門柳》的作者劉斯奮說,在歷史判斷和道德判斷中,道德判斷的激情往往激動著我們,我們要贊揚真善美,鞭撻假丑惡。但是當我們進入歷史,對有些問題就感到為難,古人有當時對事物的褒貶標準,如果沿用他們的標準就會陷入困境,但是對封建社會采用現在的標準也不行,因此道德判斷的激情對創作顯得無力。例如《白門柳》描寫明末清初中國知識分子在天崩地裂的社會轉折期的心態,創作中必須注意他們受到文化傳統、時代氛圍和社會發展階段三方面制約。例如,中國文化傳統給知識分子在思想上準備了許多退路:做官固然好,做不成官歸隱也清高,盡忠而死光榮,為盡孝活著也可以,飛黃騰達或淪為乞丐都有道理等等,文化的多義性造成思想的復雜性。對此他采取的方法是,放棄先入為主的肯定或否定的道德判斷,在這方面讓讀者自己去做結論,而把注意力轉移到事件,從中看到人類在社會前進中付出的代價。這個過程既是痛苦的,也是驚人的,因為歷史包含的文化意蘊很多是很美的,揭示文化之美,使作家把著眼點從道德判斷轉移到認識歷史與文化的豐富性,并以此作為自己的創作機制。評論家吳秀明主張對古代和當代的文本應求得一種精神上的連接,避免陷入實用主義的誤區。面對現實、面對未來的歷史是超時空的,例如顏廷瑞的小說《莊妃》中描寫古人、特別是女人怎樣對待困難,這種歷史哲學本身就具有當代性。以前把歷史只放在階級斗爭的框子里不對,如果現在都放在文化的框子里也不對,還是應該從歷史哲學的高度來關注歷史。他認為歷史小說家應該有一種氣勢和自信,因而使作品具有一種內在的感人力量,現在擺脫了階級斗爭的模式,作家似乎也少了某種氣勢和自信,有的作品顯出一股小家子氣,在這一點上,人們多贊賞《李自成》的大家氣勢。他認為,歷史小說對基本事實和基本史實的描寫應具有一定的規范,但小說家對此可以有兩種解決方式,一是求得與史料的認同,一是與史料主動對話,通過寫人和人情與史料溝通,顯然他更贊賞后一種,而且認為這并不包括一些不顧及史實的香港娛樂片。
    三 歷史敘述的多種審美取向
  新時期的歷史小說創作體現了題材嬗變帶來的多向度的審美追求。討論中大家肯定了歷史小說創作在題材多樣化方面的努力,并且普遍認為,近年的歷史小說既表現農民戰爭的壯麗場景,也書寫封建帝王的感情經歷,既展示封建社會上層人物的宦海沉浮,也描寫俚俗市井生活的涓涓細流。可以說,融匯當代人復雜情感的千古人生,豐富多姿的文化底蘊和難以盡述的歷史風流,使歷史小說的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獲得明顯提高。在東西方文化撞擊沖突、交流互補的世界潮流面前,中國作家也表現出積極與之銜接、呼應的時代氣魄。
  這樣的創作實績首先在于作家渴望不重復自己,對自身的創作潛力不斷發起新的挑戰,力求不斷有所超越與提高。《百年沉冤》的作者顧汶光說,小說家的作品必須一部不同于一部,關鍵是要有自己對歷史的哲學思考。如果十部小說大同小異,不如只寫一部,這當然會給自己帶來很大難度,但他表示值得一試。他寫《大渡魂》是要表現農民意識的狹隘導致農民起義的失敗。后來由于“文革”經歷的觸發,通過描寫袁崇煥死于萬人之口,揭示皇權形成的劣根性。目前他正在改寫《鐵膽芳魂》,記述明代末年的江西女詩人劉淑英“銷磨鐵膽甘吞劍,扶卻雙珠欲掛門”的英雄氣概,特別描寫她將戎馬倥傯與遵從禮教的兩種生活狀態集于一身,塑造一個與眾不同的封建女子的形象。與會者認為,正是由于作家的這種努力,使新時期以來的歷史小說經歷了不同階段,而且每個階段都有新的追求和發現,都具有特定的審美價值。《大爭霸》的作者行人認為,歷史小說創作的發展,最初以《李自成》為標志,表現了歷史小說創作的大家風范。例如作家善于駕馭古代的戰爭場面,他筆下的古代戰爭與現代戰爭完全不同,特別是描寫潼關戰役,寫交戰雙方的謀略,在某些方面甚至超過《三國演義》,而且從小說創作的整體形勢來看,這部作品對新時期的歷史小說發展也發生了重要的影響。后來《少年天子》注重寫人的感情,在對歷史人物的心理挖掘和感情描寫方面具有突破性意義。在此之后,又出現了許多優秀的作品,在弘揚優秀傳統文化、興邦治國方面,給社會和讀者以有益的借鑒。
  當作家處心積慮地尋求新的敘事角度,挖掘更為深刻或者更為邊緣的歷史內容的時候,一些評論家看重歷史小說對“民族記憶的修復”所產生的價值。評論家陳曉明說,歷史小說產生這樣大的影響,有這樣眾多的讀者,而在理論方面卻缺乏及時的總結,這不能不說是一大缺陷,在這種情況下,這個會議很有意義。他說,對中國民間社會原初記憶的修復,是90年代海外的熱門話題。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由于強調對知識分子和民眾的思想改造,沒有民間社會或者說干擾了它的自身發展,因此,歷史小說對歷史的重建也是在修復整個民族的記憶。他主張“民族記憶的修復”這種提法,意在改變對封建傳統簡單化的價值判斷。對中國文化的內在性需要進行認真清理,而且這實際上是在傳統經典和意識形態的邊緣對歷史的重寫。他認為,說到底,一切歷史都是當代的歷史,歷史小說不僅與歷史接軌,而且與當前的文化同構,因此約漢·巴斯說,最好的小說一只腳踩著現代的宇宙術,另一只腳踩著古代的通明術(大意)。評論家張頤武說,90年代全球化的進程改變了中國的形態,中國的歷史并沒有完全按照知識分子的想象發展,特別是伴隨東亞的崛起,人們嘗試重寫歷史,重新創造中國的本質,歷史小說的繁榮與這樣的背景密切相關。對此他特別強調重述歷史不能采取簡單化的方式,而應該重視交織雜糅的當下狀態,不應僅僅關注“大歷史”,而且也要注意邊緣的、普通人的“小歷史”。他說,金戈鐵馬的歷史固然重要,但小人物的瞬間歷史也不可忽視,從而讓現實生活中的每個人都能與歷史溝通,尋求創造新的生命共同體。
  關于歷史小說創作的選擇向度,評論家李樹聲強調歷史小說的哲學意識和精神境界。她認為,盡管歷史小說創作取得很大成績,但其中重要的是它與時代的緣分,比如《曾國藩》不可能出現在80年代,《傾城傾國》、《百年沉冤》等作品也不可能出現在80年代初期。今天的時代給了歷史小說家較為寬松的心靈自由度,這是歷史小說創作的良好契機。但是就創作本身來說,在對歷史哲學的深入建樹方面,它還不及一些當代題材的作品。由于缺乏對歷史的哲學觀照,有些歷史小說家不能站在時代的高度俯視或平視歷史,而是仰視歷史。還有一些男性作家在描寫歷史上女性形象的時候,沒有脫出“寶玉情結”,角度不準確。另外,她對“戲說”一類的影視文學作品不以為然,認為這樣的作品在貧氣與俗氣的調侃中造成人們對歷史的誤讀。她說,藝術自身有愉悅性,但更重要的是提倡崇高美好的精神境界。
  與上述看法稍有不同,一些論者在討論中強調了歷史小說的愉悅性與多樣化的關系。他們認為,中國是一個重視歷史的國家,許多老百姓沒有多少文化,但也十分關注歷史,盡管一些描寫歷史題材的影視作品質量較低,但是仍然有許多人愿意看。另外人們愛看黨史、軍史題材,愛看偉人傳記,希望了解偉人生活、性格的各個方面。人們對這方面有濃厚的興趣,并不是出于窺探隱私的癖好,而是希望通過藝術的再現,全面地了解偉人和歷史。因此,歷史小說創作不能不考慮廣大讀者的多種審美追求,以及作品在這方面的愉悅功能。文學所副所長董乃斌說,我國有三千多年文字記載的歷史,因此可供作家想象、馳騁的天地比那些歷史短暫的民族寬闊得多。過去陳翔鶴寫《陶淵明寫挽歌》、《廣陵散》以“影射”的罪名受到批判,現在這樣的禁錮解脫了。今天寫歷史小說不排斥影射,或者換成正面的說法是反思歷史,以歷史為借鑒,因為人們要求的不僅是一個故事,而且要求與現實結合起來。他還談到過去受“題材決定論”的影響,描寫階級斗爭的重大題材容易成功,《曾國藩》的出現是一個轉換。歷史小說也和現實題材的創作一樣,不在于寫什么,而在于怎么寫,不在于歷史現象是怎么樣的,而在于它為什么是這樣的,不僅表現,而且闡釋,所謂觀念新就新在這里。另外,除了有些歷史段落,如兩漢、魏晉南北朝的歷史,尚需挖掘,歷史小說還必須注重對民俗的挖掘。我們的歷史小說既需要像任光椿那樣的粗線條、大寫意,也要有高揚式的工筆畫,后一種寫法看上去瑣碎,但娓娓道來,給讀者一幅那個時代的風情畫。他說,目前歷史小說的風格尚不夠多樣,比如還缺乏一種游戲風格,即缺少一種詼諧、調侃和幽默的風格,如果歷史小說全部寫得那么嚴肅,也是一種框框。一部作品的幽默感往往體現小說家精神境界的高度和閱歷,生活本身也許是沉重的,能夠超越它的作家才能有幽默感。
    四 歷史觀念的演化及其影響
  與會者一致認為,歷史觀念的變化對歷史小說創作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討論中大家談到,歷史小說不同于史學家的史論,小說家對歷史的認識、對歷史真實性的要求,實際潛含著文學創作一些規定性的要素,比如對一些具有文學價值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懷有特殊興趣,對人物性格和事件情節產生豐富的想象和別具一格的點染鋪陳等等,都與歷史學家對歷史的關注點不大相同。因此,與其說歷史小說家的歷史觀念是文學側重史學的一種表現,不如說這種歷史觀念本身更偏重文學,特別是與新時期文學觀念發展變化的軌跡密切相關。新時期歷史小說創作突破了以往寫作的禁區,極大地增加了創作的包容量,使過去難以表現的歷史場景,如今紛紛躍上歷史小說家的筆端:帝王將相的政治抱負與雄才偉略,清明上河圖式的民間生活,才子佳人的花前月下、悲歡離合,以及農民革命的各種局限性等等,宏闊的敘事視角取代了兩極化的思維模式,作家對歷史題材的選擇不是根據非此即彼的簡單化的價值判斷,而是通過多側面、多角度的敘述,把中華民族豐厚悠久的歷史以更加豐富多彩、鮮明生動的形象展現在今日讀者面前。
  但是,歷史小說創作畢竟有與歷史密切相關的另外一面,與新時期在思想解放的旗幟下,其他題材領域的創作所取得的成果并不完全一樣,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在于,它要求作家從一定的哲學高度來認識并把握史實。在一定意義上,歷史觀念是歷史小說家創作的先導,是一面思想的旗幟。首先是如何站在今天時代的高度重新評價歷史。顧汶光強調作家必須具體地把握歷史發展的不同環節,他說,過去認為歷史上農民運動的失敗,主要是由于小農經濟的生產規模限制了農民的眼界,而對封建文化的影響有所忽略。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就指出,“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個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農民既受到封建地主階級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同時他們自身也不能不受到封建文化和統治階級思想的影響,這一點是歷史小說寫作在探討我國農民革命的局限性時不容忽視的環節。《醉臥長安》的作者馬昭強調歷史敘述中的理性精神,他說,對歷史以前有各種說法,有人說“歷史是一堆謊言”,有人說“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人說歷史是階級斗爭的歷史,也有人說歷史寫滿了“吃人”二字。人們對歷史不同的概括,聯系著不同的歷史著眼點,作為歷史小說家,面對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歷史究竟從哪里切入,怎樣看待我們民族動蕩不息的歷史,這的確是耐人尋味的問題。比如說農民起義具有歷史的合理性,但是也帶來不小的副作用;再比如應該怎樣評價袁世凱與中國改革進程的關系,等等,都值得我們深長思之。他主張歷史小說創作應該為歷史多輸入一點理性,關鍵是對歷史多一些思考,勇于正視歷史上一些也許并非光彩奪目的篇章,這不是對歷史采取虛無主義的態度,而是盡量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
  另外,對歷史的重新認識應該建立在對史料重新進行耙梳整理的基礎之上。討論中人們談到,歷史小說家由于無法親臨其境地體驗古人的生活,與當代創作相比有著“先天不足”。因此豐富的史料就成為歷史小說家一筆特有的財富,但是僅憑這一點還遠遠不夠。《莊妃》作者顏廷瑞說,歷史雖然經過多年沉淀,為我們留下大量的史料,但是必須看到那是經過歷代文人根據當時政治和時代的需要,帶著當時人的觀點和見解寫就的。因此我們今天首要的任務是對這些史料進行重新認識。例如對北宋王安石、司馬光和蘇軾這三個人物,過去往往根據歷史人物的政治傾向,以改革還是保守作為褒貶標準,于是閹割了歷史人物生動可感的形象。他在描寫這三個人物的時候,希望從人物自身的歷史活動來認識他們。他說,要把這三個人物寫好,除了寫他們的政見不同之外,還要對他們的人品、學問和道德文章等各方面做全面思考。會上還有一部分人談到,歷史敘述需要以亞歷史的內容作為歷史真實性的補充。他們認為,歷史小說創作要處理好“大歷史”和“小歷史”的關系,正史和野史的關系,特別是應該注重對歷史上民風與民俗的考察和描寫,這樣才能構成比較完整、豐滿的歷史敘述。《括蒼山恩仇記》作者吳越說,歷史有兩種,一種是客觀構筑的歷史,一種是文字記載的歷史,我們所看到的只能是文字記載的歷史。但是文字記載的并不是可靠的歷史,歷史小說家要恢復歷史的真實不僅要以信史為根據,也要通過常識做判斷。小說家在書寫大的歷史事件和人物的時候,也不能忽略歷史上的小人物,以及民間生活與常人之見為基點的亞歷史。吳越認為,《括蒼山恩仇記》就是這樣一部與眾不同的歷史小說,并且他相信自己在這方面所做的嘗試。
  文學創作中歷史觀念的變化,特別突出地表現在一批年輕的作者筆下。對此,謝永旺認為,應該看到新時期以來歷史小說的包容性,盡管一些“先鋒”性質的創作及其理論不符合自己心目中的歷史小說,但是其中的某些優點已經被表現歷史題材的領域所吸取,這在我們的現代文學史上已有先例,如施蟄存的《將軍底頭》等作品。張頤武、陳曉明和蔡葵在發言中說,從80年代中期莫言的《紅高粱》開始,一批“新歷史主義”小說應運而生,像蘇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妻妾成群》,葉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劉震云的《故鄉相處流傳》、《溫故一九四二》等等,這些作品與傳統的歷史小說相比,帶著更為明顯的重構歷史的痕跡,具有強烈的當代性和諷喻性,在這樣的歷史敘事中,以往敘述歷史重大題材時閃爍著的莊重嚴肅的光環暗淡了,小說家轉向對世俗以及卑瑣的人生及其人性的發掘,并以又一代人的感知去推測、描述他們心目中的歷史。一方面,這種創作態勢使歷史小說敘述的視角更為開闊,擴大了創作主體對歷史素材進行想象與藝術加工的范圍,拓展了把握歷史的深度和廣度,另一方面,這種歷史寫作也引起人們的思考和質疑。評論家陳駿濤認為,新歷史小說的興起,與80年代文壇流行的現代主義文學思潮有關,特別是一些先鋒小說家所寫的作品,如《宋朝的故事》、《武則天》等,作家通過描寫那個時代的一些生活場面來表現主觀的現代感受,因此作品中的歷史和歷史人物呈現出很大的隨意性。他說,新歷史小說對文壇的意義在于它們打開了一扇窗,提供了與以往不同的關注歷史的視角,但是也為我們布下重重迷霧,在歷史觀上投下歷史不可知論的陰影。對于通過歷史敘述來表達作家主觀的現代感受,評論家張志忠認為,盡管今天與歷史存在著一定的對應性,但是他主張歷史小說創作應該在直觀上跳出那種與現實的對應,返回歷史的起點。他說,他希望在歷史小說中看到的是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是歷史行進的真實蹤跡,從而獲得一種來自我們歷史自身的啟悟。
  文學研究所所長、《文學評論》主編張炯在發言中首先肯定了這次會議是一個高層次、有成果的學術會議。他說,隨著最近幾年長篇小說創作的繁榮,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歷史題材作品,應該承認小說家對不同風格和各種類型的歷史小說的探索,同時也要分析嚴格意義與寬泛意義上的歷史小說的不同價值。他特別強調要重視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史觀對歷史小說創作的指導作用。他說,歷史小說在新時期文學中之所以占有重要的位置,就在于作家遵循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特別是對于歷史人物的塑造,堅持“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在詳盡地占有史料的基礎上,充分展示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網絡,深入揭示各種人物的心靈世界,表現他們不同的思想性格,從而取得了較高的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我們不能因為以前曾有對唯物史觀的簡單化理解,今天又簡單化地翻過去,不承認唯物史觀對歷史小說的指導作用,任何片面偏激的作法都是不科學的,都會影響歷史小說創作的發展。他說,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典籍豐富的國家,也是一個重視歷史,注重傳統的國家。歷史小說除了一般的文學功能以外,還肩負著傳播歷史精神,發掘民族智慧,塑造民族靈魂的責任。歷史上的文人志士、才子淑女、文學家、政治家和科學家崇高的精神品格是我們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是我們今天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起點,歷史小說在表現這些方面可以說大有作為。目前,我們正處于世紀之交,全球一體化的進程不斷加速,與此同時,各民族也希望保持自己特有的文化特征。東方文化的崛起越來越引起世界的重視,我們也應該積極地參與這個歷史進程,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崇高的人文傳統,無情地揭露批判那些窒息民族發展的因素。他預祝在座各位為這個時代留下不朽的作品,為重鑄我們民族的靈魂投入自己的力量。
                      (董之林 整理)
  
  
  
文學評論京005-01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董之林19951995 作者:文學評論京005-01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董之林19951995
2013-09-10 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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