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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臺灣現代派文學研究管窺
臺灣的臺灣現代派文學研究管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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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109.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398(2002)03-0112-09
  臺灣現代派文學是一種吸取外來文化資源而生成的本土文化現象,蘊含著后發現代化地區文學現代性建構的悖論。現代派文學的成長、調整與發展,伴隨著不斷的詮釋、論爭和批評過程,臺灣及海外就產生了很多現代派文學論述,這些成果已經成為這個領域研究的重要參照和思考起點;任何論域的研究都包含著學術積累的過程,因此,梳理與辨析這些觀點各異的論述就很有必要。
      六十年代臺灣現代主義?
  90年代,本土化論述和后殖民主義話語高揚,現代派文學被看作是“臺灣親西方的殖民地文化的表征之一”,[1]臺灣出現過一篇《60年代現代主義文學?》的文章,對60年代臺灣是否存在過人們普遍引為常識的現代主義文學表示質疑。[2]
  質疑有兩點:一是現代主義在臺灣不只限于60年代,現代派作家并未在60年代以后就停止創作,相反,一些現代主義成熟之作正是出現在60年代之后,認為現代主義終結于70年代的看法是不對的;二是臺灣現代派文學不等同于西方現代主義。現代主義本源于深刻的西方現代社會危機,是西方歷史和文化發展的精神產物,它要叛逆的是西方資本主義的異化體制,要反抗的是啟蒙現代性帶來的技術理性和人性異化。而60年代的臺灣既無布爾喬亞的平庸墮落可供顛覆震撼,也沒有發達的技術理性可與之抗爭,根本缺乏與西方社會相對應的孕育現代主義的物質和精神背景,臺灣現代派文學與西方現代主義理應有所不同。該文致力于搜尋臺灣現代派與中國古典文學傳統間的關系,從各種文類中摭拾出眾多例證,以證實臺灣現代派的古典血統。
  單純地看,這篇有關60年代現代主義的長篇大論不過是談論了現代派與古典文學的密切關聯,可是90年代中期的這個論述顯然不這么單純。它對臺灣現代主義的回眸,實際上是從現代派與民族文學傳統的關系回應人們對臺灣現代派文學持久的批判與質疑——尤其是七八十年代以來本土主義崛起后一種越來越激烈的偏頗的指責,而此文針對將臺灣現代主義視為西化典型和殖民主義附加物的偏見,其策略是:揭開現代派的古典底牌。
  將臺灣現代派看成西方現代主義的影子,這種降格的認識歪曲了臺灣現代派文學的真實性,使臺灣現代派似乎只能扮演亞流的缺少原創價值的克隆角色;而原教旨主義的解讀從西方原生現代主義取得合法指標,判斷臺灣現代派的真偽。以上兩種臺灣現代派文學的解讀方式異中有同,都忽略了文化傳遞中必然的變異和文化新質產生的契機。因此,60年代臺灣現代派文學不是西方現代派的贗品或仿造物,就成了現代派辯護者所堅持的立場。但是,因担心被潑上西方后殖民文化的污水,而回避從西方現代文化中接受過啟蒙和影響的事實,也并不可取。重要的是從60年代那些被認定為臺灣現代派的作家和文本里,從一個價值觀念混亂、缺乏奇里斯瑪權威的時代氛圍里,真實地看到的文化現象和文學精神。
      對臺灣現代派文學的質疑與批判
  的確,在臺灣現代派小說論述中,這種批判、質疑乃至徹底否定現代派的聲音一直不絕于耳。70年代鄉土文學的文學現念與創作實踐有力地挑戰了60年代的現代主義思潮,正如陳映真在回顧鄉土文學論戰時所說的:“1970年‘臺灣鄉土文學’的提起,是針對1950年以降支配臺灣文學20年之久的、模仿的、舶來的‘現代主義’文藝思潮的批判和反論。”[3]在鄉土文學論戰中,人們從不同的文學立場和觀念不斷質疑臺灣現代派小說的合法性。概括地說,那一時期對現代派小說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1、現代派脫離了臺灣現實,所謂回到藝術回到主觀自我本質上是逃避現實;2、現代派是全盤西化,脫離了民族文學的傳統。這也是人們否定臺灣現代派的兩大理由。此后,臺灣文學批評無論是貶現代派還是褒現代派,亦或是較客觀的研究都難以回避這兩個根本質疑,它直接牽涉到后生性現代主義的合法性問題。
  葉石濤從現代派的失根和飄零心態批評其不能扎根于臺灣本土現實,不能算是真正的臺灣文學,只是一種過客的文學;陳映真有保留地肯定西方原生的現代主義,卻旗幟鮮明地否定臺灣的現代派。他認為西方的現代派是對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異化現實的反映和批判,“《果陀》是一出對現代人的精神內容做了十分逼近的少數作品之一”。[4]晚近的《資本主義與西洋文學》演講更詳細地表達了這一觀點,他甚至認識到:“現代主義的語言很晦澀,沒有邏輯,思想跳躍,從原理上來說,這是文學家和藝術家,為反對資本主義既成俗套化的語言模式而有對于語言、邏輯的顛覆。”[5]盡管他十分不滿西方現代派在精神上的絕望、無聊與頹靡,但認為“它忠實地反映了這個時代,是無罪的。”然而,陳映真對臺灣的現代派則缺乏這種理解與同情。在他看來,臺灣的現代派存在兩大致命的缺陷:其一,它在性格上是亞流的,因為它缺乏客觀基礎,戰后臺灣資本主義的發展并未達到發達資本主義的水平,不具有現代派的生存土壤。因此所謂臺灣現代派必然只是對西方的模仿,“不但是西方現代主義的末流,而且是這末流的第二次元的亞流。”其二,臺灣現代派是形式主義的、蒼白的,“看不見任何思考底、知性底東西。”這種現代派是沒有生命的,甚至連逃避現實都談不上。有意味的是,陳映真在60年代末已經從后殖民批評的角度批判臺灣現代派,第三世界文學中后生的現代主義現象,“先天的就是末期消費文明的亞流的惡遺傳”,其亞流性“表現在它的移植底、輸入底、被傾銷底諸性格上。”
  陳映真的論敵陳芳明同樣從后殖民批評的角度界定臺灣現代派的性質,“現代主義在臺灣的傳播,無疑證明了帝國主義又一次有力的擴張……現代主義對臺灣作家的強烈影響,可以視為殖民文化支配的象征。”[6]自相矛盾的是,陳芳明一方面指陳臺灣現代派是帝國主義文化殖民的產物,是臺灣文化受殖民主義支配的象征:另一方面又為它辯護,認為現代主義的洗禮前所未有地提升了臺灣文學的技巧與想象能力,認為以往人們誤解、曲解了白先勇、七等生和王文興,而僅僅從負面的角度評價臺灣現代派,“絕對無法辨識現代主義文學的精神風貌。”(注:需要強調的是:陳芳明與陳映真在文學意識形態立場上存在根本的對抗;陳芳明把中國大陸的臺灣文學史書寫視為“一種變相的新殖民主義”,這種觀點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是絕對荒謬的。)
  彭瑞金的論述明顯是在回應陳映真對現代派的猛烈撻伐,他對現代派的根本評價與陳映真并沒有太大的分別:“西化派和現代主義文學也只是插在花瓶里的一朵鮮花,不曾在土地上生根,終究要枯萎的。”[7](14)這種看法與葉石濤更為相近。彭瑞金一方面指責臺灣的現代主義在接受西方現代派時忽略了其歷史環境背景,“只是干啞著喉嚨嘶哄;荒謬、苦悶、迷失、頹廢、死亡,其實連誠實的反映自己的時代都沒有做到。”另一方面,又把“現代文學社”和現代派詩歌以及一般的現代主義者分離開,認為陳映真的指控對現代派詩人或許恰切,但對“現代文學社”的主要小說家“卻絕大部分不適合。”因為他們的創作雖然也標榜現代主義,但這只是“存心把現代主義當個幌子。”[7](112)“并未認真執行現代主義的移植工程,他們只不過利用歐美文學跑龍套而已,在師法若干西方文學的形式表達技巧后,仍發展了屬于自己的文學。”在剝離了形式技巧與思想的關系后,彭瑞金大大方方地把“現代文學社”的主要小說家收編到現實主義的麾下,“他們是反映現實反映時代的寫實作家。”[7](108)這種收編并非獨創,許多現實主義批評家在主動或被動承認現代派的合法性時,都采用了這一論述策略,法國的加洛蒂是個典型,他把現實主義無邊化,如此凡是優秀的作家如卡夫卡等都是現實主義的。應該注意的是:彭瑞金的收編隱含著一種隱蔽的邏輯:現代主義是西方的,所謂臺灣的現代派要么是怪胎,要么是假現代真寫實。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彭瑞金收編的名單里,沒有王文興這個最頑固最極端的現代派,這肯定不是不小心的遺漏,因為這份名單在彭氏文中開了多遍。就像他拒絕接納晦澀前衛的現代派詩人那樣,他也拒絕了王文興,這一拒絕顯示出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在美學上的對抗性,也顯示出彭氏的論述終究囿于現實主義的美學成規,未能對臺灣現代派小說藝術達到真切的理解。彭氏的論述否定了陳映真等人對現代派脫離現實的指控,認為現代派小說反映了屬于他們自己的“某個現實的角落”。但彭氏最終還是自相矛盾地從其狹隘的本土主義立場否定了現代派小說的合法地位和生命力。
      后發型現代主義的觀照視野和理論難題
  呂正惠的《現代主義在臺灣》是一篇關于臺灣現代主義文學的重要論述,[8]其重要性體現在:其一,它從文藝社會學的角度考察臺灣現代文學的歷史脈絡和現實背景、系統全面地討論了“臺灣現代文學與五四傳統”、“臺灣現代文學與本土傳統”、“現代主義與政治冷感”、“現代主義與臺灣的現代化”、“現代主義與開發中國家的知識分子”、“現代主義與現代化中青年人的自我認同問題”幾個相關的關鍵問題;其二,他從文化社會學和文學社會學的角度,分析臺灣現代派的復雜性,并把現代派看作特殊歷史際遇中的知識分子精神困惑與文化認同焦慮的表征。這一基本認識有可能使人們改變以往那種對現代派流于浮表的批評;其三,他提出不能以西方的觀點來看待第三世界的現代主義文學問題,“我們應該發展出全面的第三世界的現代主義的社會學來探討第三世界在文學發展上的困境。”[8](35)
  這個觀點對我們認識西方以外的后發性現代主義尤其重要。
  西方世界的現代主義思潮,總體上是西方社會文明危機和文化病變的產物,是一種充滿荒誕性卻又不乏尖銳理性反思的警世性的文學浪潮。近期全球性的現代性反思過程中,一種普遍的傾向是將19世紀末開始出現的美學現代主義放在“現代性”的框架中來看,如丹尼爾·貝爾將現代主義闡釋為由工業激進與知識專門化引起的意識危機,即資本主義文化沖突的產物,現代主義被看作是資產階級在文化上的逆子。他洞察到資本主義的兩種動力:經濟沖動力和文化沖動力之間的分裂、沖突和敵視,資產階級在經濟領域奉行積極進取的個人主義,而在道德與文化趣味上卻日趨平庸保守,對文化領域激烈實驗性的個人主義提防又畏懼,經濟領域所要求的組織方式同現代文化標榜的自我實現之間出現了斷裂。現代主義正是這種從資本主義精神中裂變出來的反資產階級價值趣味的文化力量,它以極端個人化的形式實驗方式批判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現代主義是一種對秩序尤其是對資產階級酷愛秩序心理的激烈反抗……至少在高級文化層,它正是資產階級自身不共戴天的敵人。”[9]現代主義由此走向了資產階級價值觀的反面。本雅民、布萊希特則側重于把現代主義宣說成一種正面攻擊布爾喬亞體制的前衛政治運動,阿多諾、霍克海默把現代主義當作一種針對壟斷資本主義和文化工業的抗衡活動;人們對現代意識的危機上溯至18世紀甚至文藝復興,認為隨著人文主義的興起,破除了教權皇權的真理神話,卻又帶來了融合視界的消解和科技理性世界里的文化懷鄉渴求,因此,西方現代主義不妨可看作一種將人類從文化工業和技術理性的異化世界中解放出來的美學救贖。從這個意義上說,現代主義承傳了浪漫派以來的批判精神。問題在于,丹尼爾·貝爾等人所代表的基于西方社會脈絡發展出的西方話語適合于詮釋第三世界的現代主義文學嗎?
  張誦圣曾經從貝爾的觀念出發,把臺灣的現代派小說界定為一種對中產階級保守平庸的美學趣味和藝術意識形態的反動。現在看來,如果不能說這是個假問題,那么至少有些無的放矢或者有些見外。呂正惠提出應該發展出全面的第三世界的現代主義的社會學來探討第三世界的現代派文學,是有建設性意義的,然而,他僅僅提出了建議,第三世界的現代主義的社會學是怎樣的?其理論基礎、分析工具與西方現代派理論有何區別?在呂氏的論述里語焉不詳。這顯然是個巨大的理論難題。值得追問的是,西方文論在闡釋我們的現代主義時是否完全無效?呂氏一方面承認有第三世界的現代主義,另一方面又說臺灣的現代詩部分相當像西方的現代派,而現代小說則“非常不象西方的現代小說”[8](24)白先勇就不像,他本質上是個現實主義者;王禎和的現代主義成分比白先勇多,但其作品真正有價值的是帶有自然主義傾向的現實主義內容;王文興就很像,他“生錯了地方受錯了教育”,他的《家變》是最典型的現代派作品,因為這部作品突出地表現了一種西化意識。與彭瑞金的看法有些接近,他同樣從現實主義的角度拒絕以王文興和現代詩為代表的臺灣現代派文學,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在美學意識形態上的沖突并沒有減弱。按呂正惠的邏輯,所謂“第三世界的現代主義”或我們的現代主義卻在這種分辨中,被完全消解了:一部分被歸入現實主義陣營,另一部分極端分子被排除在現代派真品之外,而成為一種錯誤或者贗品,或者只是一種在臺灣的西方文學。如此,其所謂的“第三世界的現代主義”如何可能?我們有足夠的理由向呂正惠提出這個疑問。但不能因這一論述上的矛盾與自我拆解而輕視呂正惠對現代主義的意見,諸如現代派與政治的關系、與傳統包括五四新文學傳統和臺灣本土傳統的關系、與社會現代化的關系等等,至今仍是我們研究的重要命題。尤其是他把60年代的現代派思潮與現代化過程中青年知識分子的自我認同問題聯系起來考察的視野,以及主張從臺灣特殊的歷史命運來理解現代派的觀點,都具有啟發意義。當然,他的一些判斷可能有些簡單化,比如“臺灣現代主義是對五四精神的背離”。當時國民黨的文化政策禁止五四新文學尤其是左翼文學的傳播,這是不爭的事實。然而,卻無法阻擋現代文學作家群對五四新文學作品的私下閱讀與接受。所以臺灣現代派與五四新文學并不是他所斷言的只有某些表面的類似,而是有其十分密切的內在關聯。對這一精神脈絡的梳理也十分必要,它有助于人們理解20世紀中國文學的分流與整合的文學史規律。曾親自參與“現代文學”社的旅美學者李歐梵的研究就把這條表面上斷了的線索重新連接了起來。
      臺灣現代派文學的歷史尋蹤
  李歐梵對臺灣現代主義文學的描述顯示出一種自由主義式的文學史眼光,他自然合理地把它安放在中國現代文學架構中,將流浪、漂泊的臺灣現代主義文學與五四以來的中國現代文學接上了血脈,讓出發于60年代的臺灣現代主義文學以及包括由它延伸、漂流至海外的現代漢語文學,坦然回歸中國文學大家園。馬森曾說起在臺及海外的漢語作家的憂慮,既無法被“本土意識”過強的臺灣文學論者接納,在大陸論者的筆下又被劃歸“另類”,似乎這些作家只能囚渡在陸島之間之外,精神上無處安身,[10]這樣的憂慮源于切身的歷史傷痛和文化鄉愁,放逐離散的痛苦分裂與悲哀、愛恨交織的心靈掙扎,強烈地存在于白先勇、聶華苓等人的作品中,貫穿于他們的整個文學生命。因此,李歐梵的文學史論述為臺灣現代主義找到了精神源頭,他在陳述了李金發、戴望舒的詩歌業績后,繼而觀察由紀弦從大陸帶去的現代主義星星火種如何燎原于五六十年代的臺灣,他把30年代上海的《現代》“無軌列車”一路駛過去,越過朝代的更嬗,也越過冰冷的海峽,一直抵達《文學雜志》和《現代文學》,憑著他敏感的歷史嗅覺,從王文興在《現代文學》第二期編后記里“旁若無人、意興湍飛的大話”聞出當年陳獨秀“新青年”的激進味道來。在那里,作者不僅是文學史家,也是歷史的親歷者,他在臺大外文系讀書時正好與白先勇、王文興、歐陽子、陳若曦同學,見證并介入了一個臺灣年輕文學人頗具野心、銳意創新的文學時代。[11](147)而白先勇明確意識到在“文革”期間,“大陸文學,一片空白。因此,臺灣這一線文學香火,便更有興滅繼絕的時代意義了。”[12]關于現代詩,李歐梵也發表了相似的看法,他認為,“在1953年創辦的《現代詩》雜志,顯然又使1930年那點微末的遺緒復活起來。”[11](139-140)
      文學場域中的臺灣現代派文學論述
  與李歐梵的研究理路不同,專門研究臺灣現代派小說的旅美學者張誦圣則把現代派小說放到臺灣文學場域的變遷中作結構性分析定位。從被選入王曉明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論》的《現代主義與臺灣現代派小說》,就大體能看出她的基本觀點和研究理路。她的《現代主義與本土對抗:當代臺灣中文小說》和晚近在臺出版的《文學場域的變遷》都是討論臺灣現代派小說的重要著作。在她看來,現代派是“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或非政治性的。”[13](16)這里的自由主義明顯與胡適、雷震的政治自由主義不同,它是非政治性的。在70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中,現代派因此從意識形態的紛爭中超身而出,成為旁觀的“第三者”。(注:必須指出,這個判斷與事實有些出入,現代派主將王文興當時因發表《鄉土文學的功與過》等演講而深深“插足”這場論戰中,如何旁觀?)這是她對現代主義的第一個定位;其次,現代主義是一種高層文化,或知識分子的精英文化,這一界定在理論界十分普遍;第三,臺灣現代主義是一種另類文化,這種另類文化與主導文化、反對文化共同構成當代臺灣的文學場。這種結構及結構變遷的分析有助于人們在臺灣當代文學的整體格局中把握現代主義的文化指歸和價值歸趣,張氏對臺灣現代派小說經典文本的認定也具有參考意義,“白先勇的《孽子》、王文興的《背海的人》、王禎和的《玫瑰玫瑰我愛你》,以及李永平的《吉陵春秋》等,應該是我們討論現代派總成果的重心所在。”[13](20)這一看法很有見地,它一方面企圖把研究臺灣現代主義文學的重心從60年代轉移到80年代以降成熟的現代派小說文本上,說明現代主義思潮發生在60年代,卻在80年代后真正開花結果;另一方面也提示他們以往對現代主義小說的研究存在太多的不足,在1988年她如是說,“到目前為止,還只有學院派的少數論者對它們有肯定的評價。”今天看來,情況雖然有所改觀,卻沒有根本的改變。據王文興自己的估計,認真讀過《背海的人》的人不會超過十個,而李永平這個名字在中國大陸知者更是寥寥。這一領域的確還有許多未曾挖掘或挖掘很不充分的寶藏。
  當然,張誦圣的論述也有兩個問題:其一,上文已指出,張氏援用了貝爾的觀點,認為臺灣現代主義是對平庸的中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超越,《家變》是典型的例證。然而,這一例證也暴露了“中產階級”概念的某種虛設性。說《家變》反抗平庸或許沒有疑問,現代主義美學本身就以個人化的藝術創新挑戰遲鈍、平庸、僵化的審美趣味和藝術成規,但將《家變》中的“父親”看成中產階級則顯然不甚恰當;其二,她的文學場分析還未完全進入結構內部或時代的文化思潮內部,文學場借諸于皮埃爾·布迪厄的概念,所謂權力場是指各種政治經濟因素的關系空間,各種力量都在這個空間角斗,因此“場”實際上是個充滿矛盾張力的結構性概念。文學生產自身構成了一個文學場,但它只是社會權力場內部的文學場,占據被統治的地位。在文學場內部,各種勢力同臺競技,爭奪文學生產的許可權與文學合法性的壟斷權。布迪厄的《藝術的法則》從社會學角度深刻分析了資源和權力配置機制對文學生產的制約性。在他看來,作家藝術家的行為和思想的矛盾,只有放在權力場里進行結構性研究才能得到解釋。張的研究目前正朝向但尚未達到這種目標。
      其他學院學者的批評
  對具有獨創性或追求藝術實驗性的現代派小說的深度研究,確如張誦圣所言必須仰賴一些學院派批評家的努力。與非學院批評家比較而言,以顏元叔為代表的學院派批評家偏重于文本分析而輕宏觀的思潮論述,重學理批評而輕意識形態批判。這既是其優點也是其短處。顏元叔開風氣之先,把臺灣現代派文學的批評引入學院的學術視域之中。他的《白先勇的語言》、《筆觸·結構·主題——細讀於梨華》和《苦讀細品談<家變>》是學院研究現代派小說的起點。呂正惠晚近如是評價顏元叔當年對臺灣現代主義研究的貢獻:“60年代中期,現代文學在臺灣的發展已達高峰,無論在詩,還是在小說方面都有了可觀的成就。但是,這一成就,到底如何,優缺點何在,卻還未有人進行嚴肅的、全面的評估。顏元叔所想嘗試的,就是這樣的工作。”[14]從顏元叔到歐陽子、張漢良、鄭恒雄再到后生代的易鵬、廖淑芳,都一如既往地關注臺灣現代派小說的文體和語言。典型的成果有歐陽子的《王謝堂前的燕子》對白先勇作品《臺北人》的新批評式解讀;張漢良、鄭恒雄對王文興《背海的人》的語言分析,(注:張漢良《王文興<背海的人>的語言信仰》、鄭恒雄《文體的語言基礎》,參見當代臺灣文學評論大系《小說批評》卷。)廖淑芳的《七等生文體研究》等。的確,現代派小說的現代性首先表現在語言文體的創造性和個人性,這種形式的革命并非一種純粹形式主義,它關涉到人們感知世界方式的變革。學院派的語言文體多借助于新批評和西方現代語言學的理論與方法,顏元叔和歐陽子的新批評式的文本細讀功夫讓人驚嘆,打開了人們通往現代派小說內部的通道,這種語言研究是文學性的、審美鑒賞的。張漢良的《王文興<背海的人>的語言信仰》從語言分析上升到精神哲學的層面,達到形式分析與意識形態批評的微妙結合。他在論文結尾時總結說:“巴別塔傾塌之后,語言就紛雜無比,不再透明,未來的語言也不可能透明。身為開口說話的人類,我們永遠有眾聲喧嘩的困擾。王把語言當成一種信仰,追尋模擬的語言。這種作法恰似天啟,而且也有神學的含意。”[15]這個分析超越了純粹性審美鑒賞所達到的高度,從鑒賞跨入哲學意味的把握,而且這種把握又內在于語言分析之中。張漢良的批評方式或可稱之為一種“形式的意識形態”批評。當然,學院派的語言研究也存在一個局限,有時過度注重語言學理論的闡揚,文學反而變成了語言理論的例證或注解。
  晚近學院已經成為臺灣當代文學研究的重鎮,一改過去那種只重古典經典而輕當代文學的傳統。這也是本文說顏元叔60年代的嘗試是開風氣之先的原因。學院派對現代主義的研究已經從傳統的新批評單一模式轉向多元的論述:劉紀惠用比較文學的方法開拓出跨藝術的研究理路,對現代詩、小說、電影、繪畫、雕塑作整合性考察。[16]的確,現代主義是世界范圍的跨藝術思潮,各種藝術門類之間存在深度的關聯與影響,視覺現代性對臺灣現代派小說與詩歌的影響不可忽視;張錦忠以易文-左哈爾的“復系統”理論討論《現代文學》的翻譯文學對臺灣文學尤其是小說的現代主義轉向的意義。的確,翻譯文學也是一種獨立的文學創造,J·貝爾沙尼等著的《法國現代文學史》就列專章給予討論,把法國的翻譯文學納入到法國文學史中。可見,張錦忠的研究很有價值,可惜他忙于為翻譯文學正名,過于依賴“復系統”理論,而忽略了翻譯文體如何影響了臺灣現代派小說的語言形式這一更為重要的命題;[17]邱貴芬用后殖民批評企圖重新闡釋后發性現代主義的現代性問題,臺灣現代派因其發生時間落后于西方現代主義,總被批評為一種模仿、冒牌或克隆的現代派,這種影響的焦慮的確長期存在,為回應以往人們對后生的臺灣現代派的文學身份的長期懷疑,擺脫模仿的焦慮,在《落后的時間與臺灣歷史敘述》一文中,邱氏借用李歐梵關于華人社會普遍存在的“雙重時間”概念“顛覆西方進展敘述的時間觀”。邱貴芬以現代主義時期李昂、施叔青、聶華苓等人作品中的多重時間性為證,提出所謂“另類時間的救贖”策略。其表述有些玄奧,其實質仍然是影響焦慮下的一種自我性的證實,印證臺灣現代派敘述的正是我們自己的歷史,而非對原生現代主義的復制;江寶釵的《論<現代文學>女性小說家》以女性的視角和主題學方法系統討論《現代文學》時期女作家的小說:廖柄惠的《臺灣文學中的四種現代性》以王文興《背海的人》為例討論臺灣文學現代性的復雜性:另類現代性、單一現代性、多元現代性與被壓抑的現代性等等。
  與顏元叔、歐陽子所代表的新批評的文本研究相比,晚近學院派的現代派小說論述出現了一些新的傾向,他們不再局限在孤立的文本內部,而更關注與文本密切相關的文學思潮與現象,更注重回應人們對現代派文學提出的一系列疑問。2001年《中外文學》的白先勇、王文興兩個專號集中展示了學院派的作家與文本研究的新貌:柯慶明的《情欲與流離》、梅家玲的《白先勇小說的少年論述與臺北想象》從空間的流離與主體建構的新角度討論白先勇現代認同的形成,朱偉誠的《白先勇同志的家庭羅曼史與國族想象》探討《孽子》情欲/女性認同與國族想象的關系,將酷兒論述、精神分析學和身份批評相結合,頗有新意;林秀玲的《南方澳與<背海的人>》用人類學田野作業的方式實地考察了王文興作品中的“深坑澳”,這份報告似乎在回應人們以往對王文興脫離本土的批評,發現了藝術世界主義的王文興其實也具有地方性的另一面。饒博榮的《龍天樓情文兼茂,不是敗筆——王文興對官方歷史與反共文學的批判》討論了現代主義的政治性,明顯有改變以往那種現代主義回避/逃避政治的習見的意義。
      結語
  綜上所述,臺灣的臺灣現代派文學研究大體存在四種類型:其一,批判與否定現代主義;其二,為現代主義辯護;其三,擱置意識形態與美學觀念上的爭執,而專心從事文本研究;其四,臺灣現代主義文學的歷史尋蹤與文學史定位。否定現代主義的傾向又大體包括三種話語:現實主義話語、本土主義話語、后殖民主義話語。這三種觀念互相交織,它們在政治意識形態上可能存在某種巨大分野和尖銳對抗,但無論是從現實主義美學出發否定現代主義,還是站在所謂的本土立場拒絕現代主義,抑或從后殖民主義角度認定現代主義是西方文化殖民主義的產物,他們都否定臺灣現代主義文學的合法性。而現代派的辯護者顯然必須回應否定者的種種理由,他們的回應往往是:通過論證臺灣現代派文學與中國傳統以及臺灣現實之間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來努力說明其屢遭質詢的本土性質。在“現代主義在臺灣”話題引起的長久爭議的背后,隱藏著一個重要的理論難題,那就是后發性現代主義的合法性問題。(注:這一問題不僅僅局限在現代主義文學中,也不僅僅產生于文學領域,它甚至是后發現代化地區人文知識生產所普遍遭遇的困惑。)所謂“冒牌的現代派”、“偽現代派”、“生錯了地方受錯了教育”等等,都視后發現代主義為原生性現代主義的摹本,時間上的落后就成為臺灣現代派一種先天的殘缺。現實主義的美學成規與本土主義的意識形態偏至找到這種先天殘缺的種種現實根據,在全球化和后殖民主義語境里,對臺灣現代派的批判有時甚至被賦予了反抗文化帝國主義侵略的意義。對文學關懷現實和建立自主性的呼吁無疑是正確的,但把現代主義僅僅看作西方的文學專利恐怕有些原教旨主義的意味。這種美學意識形態上的偏至往往以“土壤論”作為最可靠的支持。然而,無論是被動或主動現代化的后發現代化地區的現實土壤、文化狀態都早已不可能如人們所預設的那樣純粹,真實的現狀是:本土與西方、傳統與現代、現實與觀念已然交織成復雜多元犬牙交錯的文化狀態,現代主義本身內在于其中,成為本土現實的一個構成元素,是我們自己真實處境的一部分。所以,與其受“現代主義”名聲所累,去證偽或證實臺灣的現代派,不如擱置這種爭議,直接進入文化與文學思潮的內部,分析現代主義以何種方式又如何構成人們尤其是知識分子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收稿日期:2002-05-15
華僑大學學報泉州112~12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朱立立20032003臺灣現代派文學的產生與發展伴隨著不斷的詮釋、論爭和批評過程,概括而言,臺灣的臺灣現代派文學研究有四種話語:批判與否定現代主義,為現代派辯護;擱置意識形態與美學觀念爭執的形式批評;現代主義在臺灣的歷史尋蹤與文學史定位。在有關臺灣現代派文學長久爭議的背后,隱藏著一些重要的理論難題: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美學沖突;后發性現代主義的合法性問題。臺灣文學/現代主義/話語/后發現代性/Taiwan literatwre/modernism/words/sequel to modernitgTaiwan Studies on Modernist literature of Taiwan in the Author's Restricted View  ZHU Li-l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Fujian Normal Univ.,Fuzhou,Fujian 350007Taiwan literature of modernist school emerge and develop in company with unceasing processes of annotation and debate and criticism.In relation to Taiwan studies on modernist literature of Taiwan,four kinds of words can be summarized.These include:criticize and negate modernism;speak in defence of modernist school;formal criticism while ideological and aesthetic disputes are laid aside;and historical tracing of modernism in Taiwan and its positioning in history of Taiwan literature.Some important difficult probloms are concealed behind the long time disputes on Taiwan literature of modernist school:aesthetic clash between modernism and realism;legitimacy of the sequel to modernism.福建師范大學 文學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朱立立(1965-),女,安徽潛山人,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博士,主要從事臺灣文學研究。 作者:華僑大學學報泉州112~12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朱立立20032003臺灣現代派文學的產生與發展伴隨著不斷的詮釋、論爭和批評過程,概括而言,臺灣的臺灣現代派文學研究有四種話語:批判與否定現代主義,為現代派辯護;擱置意識形態與美學觀念爭執的形式批評;現代主義在臺灣的歷史尋蹤與文學史定位。在有關臺灣現代派文學長久爭議的背后,隱藏著一些重要的理論難題: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美學沖突;后發性現代主義的合法性問題。臺灣文學/現代主義/話語/后發現代性/Taiwan literatwre/modernism/words/sequel to modernitg
2013-09-10 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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