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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現代·知識分子·當代使命  ——論利奧塔的“知識分子之死”的理論實質
后現代·知識分子·當代使命  ——論利奧塔的“知識分子之死”的理論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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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8862(2003)06-003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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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西方哲學發展的理論背景考察,“知識分子”乃是基于本體論實體思維方式前提下所構建的一個神話。這一神話涉及到了知識分子的氣質、特征、職責以及使命諸方面的問題。從“知識分子”的氣質來看,“知識分子”在同現實社會活動的相互關系中保持著“清高”、“孤寂”的品性;從“知識分子”的特征來看,“知識分子”乃是“普遍理性良知”的代言人,替天行道,體現為“獨立性”;從知識分子的職責來看,“知識分子”是“漫漫長夜的守更人”(曼海姆語),具有同“現存”保持一段距離的“判斷”能力,承載著本質性的責任;從“知識分子”的使命來看,“知識分子”追求著“純粹”的理想價值目標,有著超越性的批判任務。
  “知識分子”的神話仰賴于西方哲學對哲學界定的理論框架。“長久以來,在西方,哲學家們一直面臨知識分子角色的誘惑,把自己變成權威的代表,自柏拉圖以來2500年,不屈從于這種誘惑的人為數不多”。(注:轉引李惠國主編《重寫現代性》,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第3頁。)這表明作為“科學之科學”的哲學家本人常以“知識分子”自居。用福柯的觀點解釋,知識乃是一種權力結構,而將知識與權力融為一體實現“圓滿結合”的就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從外觀角度看似乎是敘述“知識”,實質上是某種“權力”的化身。“知識分子”將“知識的權力”加以轉換而成為人格的權威。對“知識分子”而言,其角色是“知識的權力”與“人格的權威”合為一體。正如利奧塔富有見地地指出的那樣,知識分子是某種普遍主體(universal subject)的人格,“‘知識分子’更像是這樣的思想家,他們把自己居于人類、人性、民族、人民、無產階級、創造物或其他諸如此類的地位。也就是說,他們把自己等同于被賦予普遍價值的主體,并從這個角度分析形勢,開出處方,為主體的自我實現,或至少是這種實現過程的進展,提出建議。”(注:J-F.利奧塔:《政治著作選》,明尼蘇達大學出版社,1993,第3頁。)
  從哲學的歷史角度分析,哲學家總是在力圖給“知識分子”形象不斷增添神圣光環的過程中,日益彰顯出“知識分子”那種“超脫”、“高高在上”的智者地位。蘇格拉底的游說是力求在相互映襯的對話或追問中體現“知識分子”的理論洞察,柏拉圖的哲學界定是通過知識等級的分列以論證“知識分子”(哲學王)的特有使命,指認“理念”乃是“知識分子”的旨趣所在。笛卡爾對“形而上學之樹”的隱喻暗示了只有哲學家(知識分子)的“我思”的意識具有先天的明證性與真理性。至于黑格爾對常識思維方式、表象思維方式與哲學思維方式的理性差別也表明他對“知識分子”“崇高”地位的確證。在他看來,只有“知識分子”這樣理性的主體才能在歷史的發展中直觀到其內在的邏輯。由此可見,“知識分子”的神話根植于對古典“形而上學”的崇拜,根植于對哲學過分拔高式的贊美,根植于對人的理性的無限抬舉,其實質在于對哲學家本人的神化。恰如利奧塔本人所言,“自從柏拉圖以來,科學的立法問題就一直同立法者的立法問題密不可分。”(注:J-F.Lyotard:The Post 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f Knowledge,University of Minnesota,1988,P.8;P.9;P9.)“知識分子”作為“立法者”本身總是通過自己給自身的立法以指證自身的權威性,達到其為科學的立法的目的。“在這種情況下,合法化就是與科學話語打交道的‘立法者’借以權威化的過程,立法者借此成為權威以便確立固定的條件決定一個陳述是否可以進入科學話語的行列。”(注:J-F.Lyotard:The Post 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f Knowledge,University ofMinnesota,1988,P.8;P.9;P9.)“知識分子”神話的形成有著多方面的條件因素。其一,“知識分子”的神話角色必須具有被賦予的權威主體的存在資格,這意味著“知識分子”具有“代言人”的性質;其二,必須有元敘事或元語言的存在,這表明存在著具有綜合性的同一特征的普遍語言;其三,必須假設知識分子的“元語言”是恒定正確的,“元敘事”的意義是不變的。一旦上述條件事過境遷,那么古典乃至現代的“知識分子”的神話就要受到致命性的顛覆,與之相應的“知識分子”的神圣性就要受到質疑。據此,“知識分子之死”不僅是可以想象到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說,利奧塔的工作就是要證明“知識分子”神話的前提似乎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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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利奧塔看來,“知識分子之死”是同對知識合法性的解釋取向相一致的。“知識分子”的神話之所以破滅的原因在于,以往對知識合法性的解釋已遭到后現代知識狀態的否棄。“知識分子”神話的假設前提首先表現在對知識的傳統理解,這就是將知識看作是普遍的、必然的、確定無疑的、具有重復性的特征;同時還表現在對知識合法性的理解,這就是將知識的合法性看作是合理性,它作為一個實證的過程,可以通過重復性的觀察,得到類似于“知識分子”的這樣專家的認可,達成共識而使自身具有了合法性的根據。可看出,在“知識”與“知識分子”的相互關系中,二者是互為印證的。“知識分子”對自身的確證是通過對“知識”的確證實現的,即“知識分子”身上的神圣光環是以“知識”的神話為前提的。
  “知識分子之死”的根源在于以往對知識合法性的論證已經過時,這是因為在不同境遇下對知識合法性的理解有了根本的變化。“當許多社會進入我們通稱的后工業時代,許多文化進入我們所謂的后現代時,知識的地位便發生了改變。”(注:J-F.Lyotard:La Condition Post Modern,Les Editions de Minuit,1979,P.15.)在后現代的狀態中,知識以“信息”形式出現,并且正在無止境地擴充著、膨脹著。“知識不再以知識本身為最高目的,知識失去了它的‘傳統價值’”(注:J-F.利奧塔:《后現代狀況》,湖南藝術出版社,1996,第36頁。),知識已經變成了為人隨意處置的“消費對象”。與上述歷史情形相適應,“元語言”的知識已消解了,“元敘事”的知識處在深刻的危機之中。利奧塔指出,知識地位的變化必然影響到對知識的規定,進而導致知識合法性的危機,其結果必然危及到包括敘事知識在內的整個知識體系的合法性地位。
  利奧塔指出,后現代知識狀態改變了傳統知識分子的形象,而后現代知識話語的異質性使“知識分子”的功能正從普遍性轉向專門性、技術性。隨著普遍的知識分子的神話賴以生存的兩大基礎——德國的思辨哲學與法國的啟蒙主義思想在20世紀50年代后現代社會的罹難,現代知識分子的神話也就失去了現實土壤與知識背景。“英雄圣賢、宏災巨難、偉大的探險、崇高的終極”這些原動力全消失了。在這個意義上,后現代知識敲響了教授時代的喪鐘,因為在傳遞現有知識方面,一個教授與信息庫系統是沒有什么區別的。面對后現代這一知識狀況,利奧塔得出了不應該再有“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已經死亡的結論。
  “知識分子”作為某種職業的群體角色也并非是某種特定職業所限定的。馬克斯·韋伯從專業角度分析了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規定。曼海姆在他的《意識形態與烏托邦》中提出了知識分子是“漂流階層”的理論。他認為,知識分子不是一個特殊的階層,他們的共同特點不在利益,而在他們所受的教育,而教育則使本來來自不同階層的人超越了本階級的利益,從而也超越了本階級的局限,成為不依附于任何階級的利益或意識形態的漂流群體,這使得知識分子的價值取向也具有了超越性,能從普遍性的、綜合的角度思考社會問題。普遍性與超越性正是知識分子的根本特點。而在當今社會,特殊的群體和階層常常只能發揮一種特殊的社會功能,他們所代表的價值很難說具有超越的普遍性。知識分子的情況更是如此。
  “知識分子”之所以已經死亡,是因為進入后現代狀態的“知識”已經排除了元語言。語言一旦失去了“元”的特征,那么只是“句子的一個片斷,信息的一個碎片,一個字出現了,它們馬上和另一個‘單位’聯系了起來。沒有推理,沒有論點,沒有中介”(注:包亞明:《后現代性與公正游戲——利奧塔訪談、書信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161頁。)。“知識”已經失去了總體性,同一的板塊坍塌了,這樣構想的“共識”已不復存在了。知識充滿著異質性的特征,差異到處存在,分歧不斷產生,境遇隨時遷移,一切都在漂流之中。“知識分子”在這樣后現代的知識背景下,他們能夠做什么呢?只能啞口無言或者默默地從事些力所能及甚至瑣碎的工作,“知識分子”身上的神圣光環業已褪去,留下的只是極其平常的、專門性的技術工人的命運。
  在后現代社會中,一面是科技知識的高歌猛進,另一面是精神文化的崩潰和“知識分子”的漂泊不定感的蔓延,“知識分子”的命運岌岌可危。應該看到,在后現代社會中,“知識”是分裂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把握知識的總體。傳統社會中作為真理的代言人,担當暗暗黑夜中守更人角色的“知識分子”無疑都是屬于建構、講述元話語、元敘事的普遍主體,他們正是憑借其元話語與元敘事而獲得大眾導師、啟蒙領袖的中心地位。他們或致力于建構無所不包的知識體系或以普遍價值、絕對價值的闡釋者自居,以人類良心、社會正義的代表自詡。而在后現代,這些都已成為神話,“知識分子”所立足的地基不斷坍塌,“理性”消失了,真理隱退了,正義喪失了標準,價值失去了主體,知識失落了尊嚴,作為“上帝的寵兒”的“知識分子”正在變成非存在的對象,知識分子的地位和存在價值發生了危機。法國后現代哲學家福柯認為,“以真理和正義之宗師的身份言說”的角色,或那種“好像代表了我們大家的意識和良知”的“知識分子”已經退出了歷史舞臺。利奧塔的理論與福柯不謀而合并更加激進。在利奧塔看來,啟蒙的和解放的英雄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在專門領域里工作的專家。隨著現代性的衰微,傳統啟蒙主義意義上的那種担當意義、“兼濟天下”的知識分子逐漸消失了。在他看來,20世紀60年代某種批判的暴力在學術界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隨后而來的是所有現代國家中教育機構的無情衰落,這些都足以說明“知識分子”及其傳播已不再運作著某種權威;而這種權威正是知識分子登上講臺時所需要的。在一個把“成功”視為節約時間的世界中,思考是一種不可避免的錯誤,因為它浪費時間。由此,利奧塔所揭示的元敘事、元話語的消解對于“普遍主體”與“普遍知識分子”無疑是釜底抽薪之舉。這樣,不同類型的知識與話語的多元獨立就使元話語的獨霸地位面臨厄運。當代學者康菲諾(Michael Confino)也認為,專業化、多樣化的大分工造成了新型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他們成為精于“學科分類”的專家,而不再執著于思想之道,思想成了他們一份早已逝去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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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奧塔所宣稱的“知識分子之死”蘊含著極為豐富的社會歷史與文化的內涵。從尼采所宣布的“上帝已經死了”到福柯所說的“人已經死了”,以至發展到利奧塔所疾呼的“知識分子之死”,這是一個合乎發展邏輯的思想遞進過程,盡管這一進程滲透著“后現代”的理論色彩。“上帝”顯然是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理性的化身,是“形而上學”的幽靈。人無法容忍這種殘酷的“監護者”角色的“上帝”的存在。隨著“上帝”的隱去,人似乎成了自己的主人。然而人的主體性仍然需要加以“消解”,使其喪失其“中心”的意義,人的逐漸“邊緣化”使“人類逐漸消失了”,(注:福柯:《事物的秩序》,1970(英文),第386頁。)“人的死亡”標志著人的良知形象——“知識分子”已經退出歷史舞臺。“知識分子”的命運同“上帝”的命運是一樣的,因為神是超驗型的“代言人”,而“知識分子”是經驗型的“代言人”,人自身根本不需要“代言人”。
  利奧塔所言“知識分子之死”的看法是一種“宣告”,同時也是一種“呼喚”。應當看到,利奧塔在對后現代知識狀況及“知識分子”地位和價值審思明辨的基礎上,對此表現出了極大的關心和憂慮,并為重新定位知識分子而作出的努力是不應抹煞的。利奧塔對普遍性、專制性“知識分子”的解構,目的在于徹底消解傳統認識論,使認識由一元轉向多元,由整體轉向片斷,由一極轉向多極。在擺脫傳統權力—知識模式的基礎上,來建構后現代知識觀與認識論。在當今這樣一個多元化的社會中,何謂“知識分子”和“知識分子”何為是一個值得爭議的問題。“知識分子”越來越發現知識本身的孱弱,不再是掌握知識的人,而成為被知識所掌握的人,他處于一種精神分裂和欲望的失控狀態之中。科技知識的高歌猛進造成了“知識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識分子”的漂泊不定感。令人担憂的是,如果“知識分子”無法維持自身的尊嚴和新理想的風格,轉而成為現實利益的追逐者和一心為己的信徒,并愿為商品廣告提供最具才華和誘惑力的話語,進而為商品浸漬一切并成為拜金主義的鼓吹者,那么,“知識分子”終將淪為社會經濟的傳聲筒,成為企業集團的附庸,甚至成為心靈精神的異化者。當然,他們出售的不是體力,而是知識與良心。所以,西方思想呼吁,真正的“知識分子”今天處境危險,有獨立思想,為社會未來發展嘔心瀝血的“知識分子”幾乎絕跡。當然,以思想作為自己存在證明的“知識分子”,也有可能徹底放棄自己憂國憂民的心懷,而進入巧舌如簧的語言游戲中,在失去終極關懷的冷漠而無所駐心的思絮出售中,完成自己從“思想者”向“雅皮士”的轉化,從而成為一種多功能知識分子的“文化評論家”。(注:王岳川:《后現代主義文化與美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第53頁。)但這種“知識分子”是否還可稱作“知識分子”卻頗令人懷疑。
  利奧塔宣告傳統后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已經死亡了,這就意味著知識分子職能的“缺失”。然而利奧塔又認為,當“知識分子”這種普遍主體退位之時,具體的“知識分子”將登堂入室。但這并不意味著作家只能寫小說,畫家只能畫畫,自然科學家只能做實證研究。這種具體的知識分子承担著一項新的責任,就是把真正的“知識”活動與導致現代性的妄想狂區別開來。正是現代性的妄想狂導致人們對普遍性、總體性的欲求。利奧塔似乎在委婉地告誡現代主義之后的“知識分子”謹言慎行,明智豁達,知其可為與不可為,不要再對統治天下的普遍性有任何譫妄。(注:《國外社會科學》1996年第2期。)
  可以說,利奧塔力圖適應后現代知識的新狀況,用一種具體的、務實的“知識分子”理論代替原先那種超越然而空幻的普遍知識分子神話。利奧塔為了其“知識分子”理論而奔走呼號、身體力行。據說有一次,他在電視臺作題為“沒有講臺的講臺”的演講時,要求在播放過程中,聲道與屏幕影像不同步。這樣,在人們可以聽到他的講話時,卻看不到他本人的形象。利奧塔之所以這樣做,其用心良苦無外乎破壞對權威的信賴、對普遍性的厭惡,從而使“知識分子”摘下神圣的光環,走下講臺,遠離萬眾矚目的中心。利奧塔本人敢于甘為少數派,抑制成為全知全能的知識分子的誘惑,正是他為新型“知識分子”所做出的典范。中心將不會消失,它會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現。對消解活動的無止境追求,對道德倫理和社會責任的欣然承担正是利奧塔為新型“知識分子”所提出的任務。
  從學理的邏輯方面分析,利奧塔“知識分子已死”的斷言不僅是從后現代這一維度上對“知識分子”的歷史命運與現代處境的理論反思,而且對重新理解“知識分子”精神有著重要意義。“知識分子”主體作為社會結構中舉足輕重的構成要素,從其起源來看他就代表著“真理”,同時又兼負傳播“真理”的重大職責與價值訴求的使命,盡管這一職責與訴求常受到來自社會結構中其他因素的擾亂、侵襲或遮蔽。從歷史上來看,最早的“知識分子”(哲人)產生于智者階層的興起。“知識分子”(哲人)關注于智慧(理念)的超脫氣質,抵御功利性的淫浸,把握著精神的“閑暇”,進而構建了“知識分子”的理念形象。在這一點上“知識分子”同“理念”是一體的。“知識分子”有其自身的“普遍原則”,他在眾多選擇中,不僅要“愛吾師”,而且更“愛真理”;他以“普遍原則”為生,以“先驗理念”為榮,為自己持守的“理想”而忘我地辯護;知識分子是生活在“理想性”存在中并以此為“旨趣”的人。因此,“知識分子”就其原初的規定而言乃是“超驗真理”的化身。
  影響“知識分子”之歷史命運的一個決定性因素,在于“知識分子”規定背后所隱匿的“知識”與“權力”的關系。從今天的理論角度回溯的話,福柯所言“知識”與“權力”的內在聯結以及這一聯結的變化形式,使得“知識分子”的理念意蘊有了持續性的變化。福柯指出“知識”與“權力”是一種共生體結構,這就明確指出了這一關系的內容演變,構成了“知識分子”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宿命”。事實上,最初“知識分子”的理念形象是由知識(智慧)所擁有的自身權力決定的。這一“權力”隸屬于知識(智慧)的內在規定,是由“閑暇”、“自由”、具有獨立性的“知識分子”理念本身所賦予的,這就必然彰顯出“知識”的超脫本性。其后,“知識分子”的處境就變得不太美妙了,用湯因此的隱喻性語言表達,“知識分子”更像一個“聯絡官似的階層”,他受制于各方面因素的限制,而主要受“意識形態”因素的限制,“知識分子”的“政治化”過程由此開始。“意識形態”的“權力”盡管外在于“知識”,卻成為知識“產生”乃至“評價”的最重要尺度。于是,尼采曾大聲疾呼并反對的“哲學家”已經成為了“學者”,“教授”成了“受雇者”的情形出現了。“這樣‘教授們’和他們的雇主國家的互相滿足的合作舞臺就布置好了,他們彼此需要對方,沒有知識的權力無疑是沒有頭腦的;而沒有權力的知識則是無力的。”(注:(英)齊格蒙·鮑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論后現代道德》,學林出版社,2002,第262-263頁;第267頁。)“知識分子”由“向權勢說真話”轉變成“替權勢說‘真’話”的專業人士了。這樣,“知識分子”已經不再“自由”,外在的權力規定使得“知識”發展空間極度的縮小,“自由”的呼吸忽然變得急促起來。隨著技術化、市場化的過程展開,“知識分子”的生存變得愈加艱難。“知識”的產出受其“獲利”的影響,促使“知識分子”的“理念”、“自由”的規定變得一錢不值。市場的巨大的看不見的權力決定著“知識”是什么,也決定著需要什么樣的“知識”。外在的權力因素似乎有了“客觀性”,由“意識形態”轉移到市場中具有功利傾向的“使用者”。于是,葛蘭西所言的市場經濟社會中的“有機知識分子”悄然登場,成了誘人的“時尚”;薩義德所憂慮的“技術上形式主義”業已彌漫在“知識”的領域之中;海德格爾所說的“當代技術”的“座架”已經牢牢操縱著無所不包的“知識”的重復性生產過程。“知識分子”淪落了,這種“淪落”的景觀恰切地構成了當代知識分子現實處境的基調色彩。
  然而,“知識分子”的內在規定與當代使命盡管有時會被暫時地“遮蔽”,但卻無法消解“知識分子”對“獨立的品格”、“自由的精神”的操守與追求。福柯所說的“不屈不撓的博學”,意味著知識分子不僅是超然于專業之外的“博學”的思想家,而且是“不屈不撓”執著于自身的信念與理想,承載著為之獻身的道義重托的獻身者。在當代社會中,必須在新的時代精神的條件下對“知識分子”存在的合法性給予辯明。用曼海姆的觀點表述,“知識分子”必須是“自由”的,他們是“本來面目的人”(注:(英)齊格蒙·鮑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論后現代道德》,學林出版社,2002,第262-263頁;第267頁。),洞察謊言和意識態形態的人,將固有思想做相對考慮并降低其價值的人,瓦解世界觀的人。“知識分子”總是追求“超驗價值”,關注于“普遍的原則”,側重于“業余的”精神,保持著“客觀”的“態度”,有其特有的精神敏感力與道德自省力。這意味著“一定程度異化的似乎是知識分子永久的命運;他永遠做不到‘和別人一樣’。批判精神和不受束縛永遠是他的標志,因此他總是在一個社會中但又不屬于這個社會。一定程度的脫離正是知識分子角色的先決條件”(注:(美)劉羅斯·科塞:《<理念人>——一項社會學的考察》,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第392頁。)。可以說“知識分子”的“理念”意味著他追求“先驗價值”,始終如一地做出獨立性的判斷,担負著人類的責任,傳遞著真理的聲音。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利奧塔對“知識分子之死”的闡述有著時代的震憾力。
  從現實的角度考察,利奧塔所說的“知識分子之死”的觀點值得進一步引發出對“知識分子”精神的內在反思。從某種意義上說,“現代性”的膨脹的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知識分子”群體對時代精神的判斷力、穿透力的萎縮,“知識分子”具有的崇高意識與“高貴”氣質受到了物欲的沖擊和抑制,“知識分子”的社會良知與人文境界受到了世俗化的功利性浸染。在這種情形下對“知識分子”群體的理論反思日益顯出巨大的意義,利奧塔的觀點在這一點上無疑是一劑思想的清醒劑。
  
  
  
哲學動態京37~42B6外國哲學陸杰榮20032003遼寧大學哲學系 遼寧沈陽 110039 作者:哲學動態京37~42B6外國哲學陸杰榮20032003
2013-09-10 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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