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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現代主義與人文精神的重建
后現代主義與人文精神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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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 15 [文獻標識號]A [文章編號]1000—5374(2000)03—0319—05
  當意大利藝術家瓦隆里(1511—1574)在400 多年前第一次提出“文藝復興”這個概念時,他也許根本沒有想到,文藝復興雖然拿出了公元前2世紀的詩人特倫斯的詩“我是人,凡是人的一切特性, 我無不具有”為主要口號,但這決不是古希臘思想的簡單回歸,而是預示了一個新的時代方向。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這是一次人類從來沒有過的最偉大的、進步的變革”[1](第354頁)。瓦隆里更想不到的是,文藝復興運動用人性將神性打下了擂臺、動搖了宗教拜物教后,卻帶來了新的資本主義的經濟拜物教和科學主義的科技拜物教。而所有這些,又不同程度反過來制約了人文精神的張揚。從這個意義上說,新的人文精神的重建就和文藝復興運動類似,它決不能被看做是文藝復興的人文精神的回歸和重建,而是代表了一個新的時代方向。
      一
  后現代主義是人文精神重建的當代基礎。
  在當代,現代化運動使科學和經濟得以突飛猛進的發展,文藝復興的人文精神的追求卻導致了現代科學主義,而現代主義漠視了宗教拜物教卻導致了經濟拜物教和科學拜物教,走向了人文精神的反面。面對現代化產生的許多負面影響,面對人的生物性能力和社會承受力的減弱,面對精神的囚禁和自我解放的矛盾,面對工業化、現代化、生態環境對人類尊嚴和價值的挑戰,人文精神失落了。
  原因并不復雜,人文精神發展是社會發展的集中反映。所以,在古代英雄時代,產生了悲壯、偉大、崇高、理想、意義等精神追求;在近代,與工業化和科學理性的勝利相對,產生了對規律、秩序、規范等的精神追求;在現代,隨著現代化和科學主義、經濟主義的發展,世界漸漸變成了后現代主義物理學家格里芬所講的“機械的、科學化的、二元的、家長式的、歐洲中心論的、人類中心論的、窮兵黷武的和還原的世界”[2](第5頁)。在這種世界中,根本沒有人的精神的位置。加上由于現代化運動導致的競爭加劇,使得人們社會壓力加大,人們變得更為現實、更為實際,對物質的關注,使得人們漸漸淡忘了或顧不上精神的需求。
  然而,正如馬克思所言,精神是人類的本質需要,人和非人的一個重要界標恰恰就在于是否具有精神生活。也就是說,精神是人類的必須的本質的需求。這種精神的空場勢必導致人類新的精神饑渴。于是,人類精神被機械化、決定化、教條化、公式化、模式化,人文精神被束縛起來。弗洛姆在20世紀50年代曾指出,在這種情景中,人的行為竟同機器一樣。結果,精神走下神壇,理性走向感性,精神日益膚淺,這越來越成為當代精神發展的一大顯著特點。于是也就有了《畫說資本論》、《漫畫中國文化》、《漫畫西方哲學》等(這當然不是為了兒童)。于是,在對白話小說“今譯”之后,又有了對一些通俗小說的注解。這種工作居然又被冠以“開創性”的并賦予其“補白”的重大意義。在這種情況下,電視人都可以成為明星人物,而精神就是電視精神,名人就是歌星影星,其他只有訴諸別的媒體才有可能知道的所謂名人就不要怪大家不知。一句話,只有當精神具有好看(時裝等)、好玩(電子游戲等)等功能時,精神才真正“世界化”、“普遍化”了。有人將這種現象稱為“精神的俗化”。精神也成了一種單調的快餐文化。
  這種“精神的俗化”,既表明在當代人類對精神的需求仍然像飲食一樣難以擺脫;同時也表明,在當代,精神只有在感性化“加工”后才能被更多的人“消費”。它的意義在于,可以使精神生活從多年一直被知識分子和其他有閑群體“專門消費”的狀況中走出來,使更多的人甚至沒有多少知識背景的人都有機會消費這種高級產品。但同時,精神也被貧乏化了。
  問題是,一方面,確實存在著一些精神產品可以被直觀化、感性化。有些精神活動和感性活動本來就是一體而難以分離的,如審美,審美是生命活動。過去有人認為審美是屬于精神的、靈魂的、理性的,是和欲望、情欲對立的。現在證明這種觀點是片面的。過去有人批判唯心主義美學,將美和人分離,現在證明這也是十分不妥的。伏爾泰說過,在撒哈拉沙漠,黑女人覺得黑男人是最美的,雄蛤蟆會認為世界最美的是雌蛤蟆,魔鬼會說,頭上長角、腿上長刺是世界上最美的圖形。另一方面,也應滿足不同消費層次的需要,如果有讀者需要更高的精神形式,當然應該予以滿足。當然,任何一種精神產品都有它最恰當的表達方式。對一些精神產品來說,雖然可以將其直觀化、簡單化,但可能卻不是其最好的表達方式。因此,還應有一些專門化的表達,不管它有多繁難。除此之外,精神的直觀化、表象化、庸俗化也容易迎合人們的低級趣味,目前中國面臨的掃黃打非任務的艱巨就說明了這一點。
  當代人類的精神發展也是當代人類心理需求的結果。1993年,俄羅斯《哲學問題》就此問題進行了一次大討論。不過,它們的問題更集中、更典型,主要討論的是當代和未來人類能不能脫離書籍而生活。試想想,如果人類連書籍都不能擺脫,那么,當然也就不可能脫離精神而生活。這種不能脫離不僅是生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因為人不能離開語詞而生活,人不能離開文化而生活。當然,文化有許多形式,文化的基礎之一就是書。不同的是,讀書需要學習,需要知識準備,不管如何加強可讀性和可觀性,也不會似電視和其他形式那樣生動直觀。不過,書籍雖然沒有電視等傳媒生動,但要想獲得系統的知識還非書籍不可。于是,為了滿足人類直觀快捷地獲取知識的需要,當代人類正在通過電腦及互聯網掀起一場傳媒學的革命。
  在這種情況下,人類沒有了家園,只能冷冰冰地面對無情的客觀世界。法國還原論的生物學家雅克·莫諾承認,“現代科學的主要模式在深刻的人類精神需求和價值觀面前無能為力”。他指出,如果人類只能接受科學主義的精神,“那么人們最終必須從其千百年的夢想中覺醒;只有這樣,才能認識到他是完全孤獨的孤立的。現在,他最終真正認識到,他像一個吉普賽人,生活在一個異化世界的邊緣。這個世界聽不到他的音樂,無論對于他的希望,還是對于他的痛苦或罪惡,這個世界都無動于衷”[3](第106頁)。
  后現代主義者們對這種狀況下精神的困境十分不滿并憂心忡忡,在商業化和反商業化的矛盾中,在嚴肅與通俗的矛盾中,在意識形態化與非意識形態化的矛盾中,在文學功能和哲學功能的矛盾中,在政治控制與民主精神的矛盾中,在拜金主義與詩意關懷的矛盾中,在科學主義和人文精神的矛盾中,他們轉到了另一極端。
  他們反絕對,反權威,反本質,反本體論,反理想,反崇高,反道德,反秩序,反規律,反決定論,反中心,反真理,反意義。正如萊恩所說:“今天,被我們稱之為正常、健全、自由的瘋狂滲透了我們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關系中,所有的參照系都意義不明、含糊不清。”
      二
  后現代主義對于人文精神的重建有重大的意義。它對于立足于現代化運動基礎上產生的現代主義的人文精神簡單化、模式化予以了嚴厲地批判(注意,現代主義并不像傳統理解的那樣抹殺人文精神,它不過是使人文精神簡單化、表象化、感性化)。與現代主義相反,后現代主義認識到,精神是世界上最復雜的現象,并力圖恢復精神原本的復雜面目。這一點,有些學者也認識到了。他們認為:“后現代主義與復雜性有著不解之緣”,并認為“后現代主義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復雜的一種思潮”[3]。這種復雜性不僅表現在他們對精神實質的認識上, 也表現在他們對后現代主義理論的態度上。可以說,沒有一種主義像后現代主義那樣。因為任何一種主義都會有某種邊界、某種統一的規范,但后現代主義沒有,以至于很難把他們歸入某一思想體系中。大多數后現代主義者都觀點迥異,同其它別的主義不同的是,這里也不存在誰說服誰的問題,大家可以各持己見,也不試圖去確立什么(比如后現代秩序)。“為確保思想霸權、方法霸權永遠不再建立”,為了“使王位的空缺成為常態”[2](第2頁),激進的后現代主義者往往對建構一種新哲學、新思想體系、新世界觀持非常謹慎的態度,怕自己在批判現代主義精神的基礎上犯與現代主義同樣的錯誤。
  后現代主義對現代主義哲學中流行的二元論和還原論也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在后現代主義看來,二元論和還原論是一種“祛魅的哲學”,它導致了整個世界和“自然的祛魅”,這種世界和“自然的祛魅”使得豐富的精神世界被徹底消解,消解成了無血無肉的“空洞實在”。在這種情況下,精神的本質被解構成一個個簡單的、最小的基本粒子。在這些粒子中,沒有了任何色彩、聲音、生命,也自然就沒有了精神的任何位置。在這種情況下,精神至多只被理解為副現象的。
  著名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蓋爾曼教授對此有深刻的認識。他說:“用較低層次的理論來解釋較高層次的現象的過程,通常被稱為‘還原’(reduction)。我沒聽說過哪個嚴肅的科學家相信, 存在著不是起源于基本物理力的特殊的化學力。雖然一些化學家可能不喜歡這么說,但事實確實如此。從理論上講,化學可以從基本物理學導出。從這一意義上說,我們都是還原主義者(reductionists), 至少在物理和化學方面是如此。但是,在允許化學現象發生的特定條件下,化學比基本粒子物理更特殊這一事實,意味著為了導出化學定律,哪怕是在理論上導出,必須將那些特殊條件的信息代入基本粒子物理方程。沒有這一思想,還原的概念就是不完善的”[4](第112頁)。
  后現代主義者們認識到,這樣一來,整個世界以及人類的全部意義就都被消解了。實際上,許多物理學家自己也都持這種看法。美國著名的宇宙學家史蒂芬·溫伯格在其聞名遐邇的著作《最初三分鐘》中就稱,“宇宙越看似容易理解,它就越是似乎毫無意義”[2](第8頁)。所以他認為,人類要生存下去,就必須創造出自己的意義。但是他認為,現有的還原論的物理科學并不能有助于此。這是十分明顯的。從還原論的角度看,一切都不過是粒子的組成:美女、愛情、歡樂、悲哀、生死……所以大可持一種無所謂的態度。
  邏輯實證主義者伯蘭特·羅素也認為:“人是原因的產物,這些原因不能夠預知其所產生的結果;人的起源、希冀、愛和信仰,都只不過是分子偶然排列的結果”[2](第8頁)。
  后現代主義作為一種觀察和認識世界的后現代世界觀     (Weltanchauung),主張徹底消解一體化的精神世界, 倡導一個多元的精神世界,反對一切形式的精神壓迫,追求一種精神無度的、狂歡性的精神解放和個性自由。后現代主義清楚地認識到,精神的自由是而且必須是精神的多元化的自由。沒有多元化的精神,絕不可能是自由的精神和解放的精神。
  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艾根(M.Eigen)教授的研究證明, 精神是物質不斷多元化的漫長地質進化的產物,且本身就是多元化的。艾根認為,在宇宙的早期進化中,世界是簡單的,也很單一的,物質所內含的信息也很少,在這種情況下,由于非線性(誤差)導致的新質的產生十分困難,即使產生出來,也很難穩定下來,大多消失了。因為信息儲存很少,所以,具有新質的物質在自復制所產生的任何新的東西因不適應環境而消亡的時候,其自身也由于信息喪失而難以存活下來。正是由于非線性作用產生的新質逐漸存活并多起來,信息的涵量增大并不斷積累下來。所以,進化才持續了下來,而且隨著物種多元化、多樣化,物種也越來越復雜,特種所含信息量也越來越多,所含信息量也被大大保存(消亡率大大降低)。特別是當人類產生之后,精神(包括語言和文化)也產生了出來,而精神的產生既是世界多元化的結果,也是世界進一步多元化的重要原因。
  后現代主義在思維方法上也開始從分析范式走向系統范式。這是因為,現代主義所處的是分析的時代,占主導地位的是分析范式。而后現代主義所處的則是綜合的時代、系統的時代,占主導地位的是系統范式。
  后現代主義的系統范式給出了一種重要的生態觀。首先,后現代的生態觀是一種與現代分析科學的認識論模式完全不同的整體的思維方式。當然,后現代生態學家也會使用分析方式,但卻是為了服從于整體的需要。其次,后現代生態觀提供了一種新的實在觀。如后現代主義者小西奧多·C.富萬在《生態系統和環境》一書中指出的,“后現代的實在觀點來源于生態學對世界形象的描繪:世界是一個有機體和無機體的密切相互作用的、永無止境的復雜的網絡”[2](第132頁)。再次,后現代生態學提供了一種新的價值觀。如弗雷德里克·弗雷指出的,“在生態學家的世界中,價值不是以人類為中心的……后現代的生態學的一系列價值觀與以往現代科學觀點為特征的操縱的和普羅米修斯的價值觀截然不同。與之相應,適應于生態意識的價值觀是一種適度的、自我節制的和完整的價值觀”[2](第133頁)。
      三
  但是,讓后現代主義來真正担負起人文精神重建的重任也有些勉為其難。
  從本質上說,后現代主義將人文精神轉向了人們的宗教情結,將文藝復興從前門驅逐出去的宗教又從后門放了回來。
  后現代主義對現代科學產生的“自然的祛魅”(將一切活性還原為基本粒子)十分反感,認為這樣一來就“從根本上否認了自然具有任何主體性、經驗和感覺。由于這種否認,自然被剝奪了其特性一即否認自然具有任何特質。……因而,宇宙間的目的、價值、理想和可能性都不重要,也沒有什么自由、創造性、暫時性或神性。……如果所有的人類活動都是無意義的,那么作為其活動之一的科學,必定也一樣毫無意義。”而且,正如社會心理學家詹姆斯·阿爾科克所言,在這種情況下,“‘精神科學’,即人們常說的靈學(parapsychology),在字面上是矛盾的。假如科學的真正實質是唯物論的,精神的科學怎么可能存在呢”?[2](第168頁)
  問題十分明顯,精神發展可以對社會發展產生巨大的效應。而且,精神的這種作用往往是雙向的和同時出現的。如沒有宗教和宇宙觀,人們對生和死不會思考(科學是不會考慮這個問題的,當愛因斯坦聽說他最好的朋友貝索去世后,曾安慰其家人說,在我們這些研究理論物理的人看來,人的生死實際是無所謂的),也沒有精神自律,而有了宗教又會產生偏執和狂熱。德國的納粹,證明了信念、精神等對社會發展有重大影響。
  宗教當然也內涵有人文精神。但宗教并不就是人文精神,或宗教并不能簡單地取代人文精神。后現代主義則走向了一個極端,似乎只要一談人文精神的重建,就必須要回到宗教那里。國內最近也有一些學者借后現代主義這股風倡導宗教改革,認為宗教改革是改變民質,實現中國改革的關鍵。還有人將馬克斯·韋伯關于資本主義新教倫理的那套見解照搬了過來,認為宗教對人文精神的改造將極大推進中國的經濟改革。
  后現代主義總體上說重破壞而輕建設,因此,盡管它為當代人文精神打開了缺口,但本身卻并不能完成人文精神重建的任務。這一點,后現代主義者們也認識到了,所以,有一些后現代主義者從“破壞”走向了“建設”,其主要代表就是羅蒂、霍伊、格里芬等。但是,由于他們為了避免所謂的“思想霸權”而持的謹慎態度,所以不大可能形成一種真正建設性的理論。
  后現代主義在許多方面尚難達成共識,除了在系統范式上形成較為一致的觀點外,在許多細節問題上分歧種種。
  后現代主義雖然意識到了物質的糾纏可能會影響人文精神的追求,但卻走向了極端。和現代主義偏重于物質的傾向相反,后現代主義對人文精神的關注偏重于純粹的精神活動,也將物質和意識的關系對立起來。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科學主義導致的許多問題主要發生在發達國家,對于許多發展中國家來說,存在更多的是對科學的缺乏。在那里,尚不存在由科學主義引發的人文精神問題,或由科學主義引發的人文精神問題微乎其微。在那里,更多的問題是由于缺乏科學導致的,因而更多的問題可能是如何依靠科學增進物質財富的問題,而不是首先去解決什么由科學引發的精神危機的問題。這種觀點忘記了物質是精神發展的基礎。
  因此,盡管在當代,隨著物質和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隨著第三產業和第四產業的興起,對于精神的需求包括對藝術的追求比歷史任何時期都要強烈。但所有這一切不能也不可能脫離物質現實的發展,而且只有通過物質發展的基礎才能真正持續發展。也就是說,精神的發展不僅反映了社會的發展程度以及社會發展對精神的需求程度,而且和人們的物質發展水平緊密相關。
  后現代主義不僅僅作為超現代的面目而出現,更多的是以反現代的面目出現(激進后現代主義)。在這種情況下,后現代主義在人文精神的追求上也大多走向了現代主義的反面。一方面,后現代主義在批判現代主義時更多的是摧毀了舊有的精神規范卻沒有形成新的精神規范,結果,后現代主義的出現導致了當代精神的嚴重失范。另一方面,后現代主義對現代主義的批判使后現代主義更多的是走向了虛無,因而產生了許多消極因素。
  后現代主義雖然看到了特定意識形態可能對人文精神的重建產生消極影響,但他們由此想完全拋開意識形態來論及人文精神又是十分不現實的。他們沒有充分認識到人文精神同一定意識形態的必然聯系,從而將人文精神的重建和意識形態分割開來。
  長期以來,一些資本主義國家主要以精神的非意識形態性來批判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發展中國家精神發展的意識形態戰略。反過來,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發展中國家則以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的非中立性為基礎,對精神的非意識形態傾向進行了堅決的批判。這些都對精神的自我發展、自主發展十分不利。
  實際上,精神發展不僅和人們的社會發展水平、發展需求緊密相關,還和政治發展的需要緊密相關。在特定國家和社會環境中,統治階級為了統治和維護統治的要求,也需要精神這一有利的工具。所以,精神發展除了具有多樣化的意識形式外,還具有特定意識形態的意義。也即,精神除了體現一般的非意識形態的社會需求外,也體現特定政治需求的意識形態性,是意識形態性和非意識形態性的統一。
  而且,后現代主義缺乏重建人文精神的物質力量和現實力量。面對當代精神發展的困境,破壞性的后現代主義與建設性的人文精神產生了極大的矛盾和對立。在這一過程中,后現代主義不得不屈服于環境,不得不屈服于時代精神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后現代主義所能做的只能是走向社會批判,這種批判有兩個方面,既涉及對現代化的理性或科學主義的批判,也涉及到對后現代自身的批判,甚至包括后現代主義的自我批判。
  盡管如此,后現代主義為人文精神打開了第一個缺口,雖然沿這個缺口走下去可能會倒向虛無(像激進的后現代主義表現的那樣),但也可能從這個缺口走向一個新的人文精神發展的黎明——正如建設性的后現代主義所孜孜以求的那樣。
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319~323B6外國哲學趙凱榮20002000進入20世紀下半葉以來,現代化運動的許多負面影響越來越明顯,由此引發了人們對人文精神的重新關注。后現代主義正是在此基礎上應運而生。目前,有兩種占主導地位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后現代主義是一條死路,它最終只能走向虛無,對人文精神的重建無益。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后現代主義是解決當代一切問題的良藥,是人文精神重建的唯一道路。實際上,這兩種觀點都有失偏頗,因為他們并沒有真正理清后現代主義與當代人文精神重建的復雜關系,而這才是問題的實質。后現代主義/人文精神/重建  post—modernism/humane spirits/rebuildingPost—Modernism & Rebuilding of Humane Spirits  ZHAO Kai—rong  School of Humanities,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Hubei,China  ZHAO Kai—rong(1962—) , maie, Doctor, Associate professor,School of Humanities,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Marxistphilosophy.Since 1990s,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the movement  ofmodernization have gradually been surfacing, leading to thereconsideration of the humane spirits, and giving birth topost—modernism. At present, concerning post—modernism, thereare two major views, one says that post—modernism is the roadto ruin, ultimately to nihilism. The other points out thatpost—modernism is cure—all that is able to solve all theproblems of the present, and is the only way to rebuildhumane spirits. In fact, the views above—mentioned are one—sided, for they have not recognized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between post—modernism and humane spirits, and this is thekey to the right understanding of post—modernism.趙凱榮,武漢大學 人文科學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  趙凱榮,(1962—),男,內蒙古烏拉特中旗人,武漢大學人文科學學院哲學系副教授,哲學博士,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 作者: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319~323B6外國哲學趙凱榮20002000進入20世紀下半葉以來,現代化運動的許多負面影響越來越明顯,由此引發了人們對人文精神的重新關注。后現代主義正是在此基礎上應運而生。目前,有兩種占主導地位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后現代主義是一條死路,它最終只能走向虛無,對人文精神的重建無益。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后現代主義是解決當代一切問題的良藥,是人文精神重建的唯一道路。實際上,這兩種觀點都有失偏頗,因為他們并沒有真正理清后現代主義與當代人文精神重建的復雜關系,而這才是問題的實質。后現代主義/人文精神/重建  post—modernism/humane spirits/rebuilding
2013-09-10 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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