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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現代主義思潮與人本主義心理學
后現代主義思潮與人本主義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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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本世紀中葉以來,伴隨著西方發達國家后工業社會的來臨,伴隨著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出現,在心理學上出現了一種與傳統心理學相對立的人本主義心理學運動。它反對行為主義心理學機械決定論,也反對精神分析性本能決定論,主張把現實社會的人作為心理學研究的對象,強調研究人類的現實經驗、價值和意義,關心人的本性、創造性潛能、人的自由與選擇。這些主張和后現代主義思潮在許多方面不謀而合。他們的研究傾向和對人性的看法反映了西方現代社會中人們心靈的困惑,反映了當代西方社會的思想動態。因此,探討后現代主義思潮與人本主義心理學的關系,對于弄清人本主義心理學思想的哲學起源和社會文化背景,開拓心理學研究的視野,探索學科滲透與交叉的思路,促進心理學與人文科學研究的進步,都具有重要意義。
   一、共同的思想特點
  后現代主義思潮和人本主義心理學是很難作為一個整體進行全面評價的,一方面它們的組織結構十分松散,另一方面每個人的思想觀點又頗有分歧。但對某些主要問題的看法它們又確有許多共同的特點。兩者雖然沒有因果上的淵源關系,但共同的思想傾向卻把它們聯為一體。這些共同特點是:
  (一)反對唯科學主義
  西方社會是靠發展科學技術而興盛起來的,在重視科學技術的同時,一種盲目推崇科技的作用,甚至把人當作機械或動物來研究的“唯科學主義”思潮也在泛濫。從而造成現代西方社會許多人深感人生的價值、意義喪失,心理疾病的發病率有增無減。面對這種現實,后現代主義者和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都強烈反對這種極端的、唯科學主義的傾向,而主張把“理解”作為研究人的基本標準。被稱為“解釋學之父”的狄爾泰認為,研究人的科學光用自然科學的方法是不夠的。對人性的思考只能用人文科學特有的方法,這就是“理解”。因為理解是把對象看成和你一樣有價值、有意義的主體。當代著名的德國解釋學家伽達@①(不清)爾把理解問題確立為解釋學的核心。在他看來,理解是理解者在解釋自我,在理解他人中來理解自我。這就需要有一種“視界的融合”,即消除各種文化、歷史條件等造成的隔閡,達到人際溝通。顯然,這是自然科學的方法所難以解決的。
  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關注的是如何通過心理治療,幫助病人恢復健康。他們發現,治療人的心理疾病,需要心理學家對病人有所理解,在理解的基礎上,做出某些哲學上的預先假設。例如,關于心理疾病的理論要對心身關系做出某種預先假設;對幻覺現象的診斷則包含著關于知覺的某些認識論上的假設;對心理治療的目標和技術手段的看法也包含著關于人性的哲學假設。心理治療學家面對著的不是嚴格科學意義上的生理疾病,而是各種關于價值選擇的道德問題,關于幸福與人性善惡的定義等。正如羅洛·梅所說:“如果心理學不能研究人類的全部經驗和困境,那么,作為一種科學的心理學的概念或許就是一個很大的錯誤。”[1]人本主義心理學家的這種觀點與后現代主義不謀而合。
  (二)堅持人文與社會科學方法
  “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法蘭克福學派的第二代理論家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把科學研究方法分為三類:(1)經驗分析方法──適用于自然科學;(2)解釋學方法──適用于人文科學;(3)經驗批判方法──適用于社會科學與精神分析。按照哈貝馬斯的看法,心理治療關心的是人類有機體的生物學和人類的符號世界。其中有許多關于人生的目標、價值和潛在的道德問題,是人的理性行為所特有的。因此應把心理學看作經驗──批判的科學。[2]
  實際上,作為生物進化和人類社會的產物,人既有自然性的一面,也有社會性的一面。心理治療學家有時也需要采用藥物或其它醫療來醫治病人的身體疾患,在這種情況下心理治療就要考慮腦生理學等自然因素,應屬于自然科學的范疇,需要使用哈貝馬斯所謂經驗分析法,因為它處理的是那些較少包含人生價值的自然事實。另一方面,心理治療又具有解釋學的特點。法國新精神分析學家拉康(J.Lacan)曾經說過,精神病學關注對個人生活的意義加以解釋,其目的在于按照當前的意義來重建病人的過去經驗。再者,人是有意識的、社會的人,他需要在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關系”中使人性得到不斷的升華和改善。而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象哈貝馬斯所說的那樣,進行理性的人際交往,應采用經驗批判方法。上述方法的多樣性是由人的特殊性決定的。
  人本主義心理學家在對人性的理解上也反對把人機械化和生物學化,主張運用多種方法。馬斯洛批評行為主義者把人的心理當作一件客體看待,盡管它有嚴格的方法論意義,卻阻礙了新技術、新觀點和新問題的發展。就是說,行為主義把心理學變成了抽象的、形式的和非人化的,從而限制了心理學的研究范圍。正是由于行為主義難以用嚴格的科學數據來解釋人的現實需要、意向、動機、價值和自由選擇等問題,導致人本主義心理學企圖在實證科學的限度之外另僻蹊徑。而這種探索又恰好和后現代主義思潮形成共識。
  (三)主張人際溝通與關系重建
  后現代主義者反對孤立地看待人,主張對人進行哲學上的“解構”(deconstruct),反對虛無主義和非人化地研究人,主張研究人的交往問題。通過協調人際交往,達到人際溝通。特別是虔敬派哲學家馬丁·布伯(M.Buber)強調重視“我-你關系”(Ithou-relationship)的主張,對現代人本主義心理學家有積極的啟示作用,這在羅杰斯(C.Rogers)的“交朋友小組”(encounrter group)中表現得尤為明顯。羅杰斯在50年代曾悉心研究過克爾凱廓爾和馬丁·布伯的思想,他在60年代撰寫的大量論文中認為,要使心理治療獲得成功,除了治療者“無條件的積極關注”之外,治療者與患者之間深刻的交往與一致感也是很關鍵的。在某種意義上說,治療就是一種真正的人與人交往的體驗。其實,這正是馬丁·布伯“我-你關系”思想在羅杰斯心理治療觀中的再現。布伯認為,與一個人真誠地交談而不必扮演某種“角色”,即兩個人在一種深刻而有意義的水平上相會,這種深刻的體驗有一種治療的效果。布伯把這一過程稱為“通過會面而治愈”(healing through meeting)。羅杰斯承認這一過程正是在治療關系最有效的時候體驗到的。[3]
  在這一點上,馬斯洛也表示贊同布伯的觀點。他認為布伯對“我-你關系”的描述構成了心理治療的一種新的范式。因此,在兩個人深刻交往的體驗中產生的“我-你知識”比客觀的“我-它型的知識”更有效。這是因為后者屬于醫學的范式,醫生把病人當作客體看待,而我-你范式則是以兩個平等個體之間的親密交往為基礎的,更適合于心理治療。
  (四)提倡人與自然的交融,反主客二分
  西方傳統哲學(包括近代哲學)都把主體與客體相分離。一方面注重對自然物的科學研究,另一方面把人當作獨立的主體看待。這種把主客體分離的研究傳統給西方社會帶來了近代科學的迅速發展和物質文明的繁榮,但也造成了西方人對物的依賴,以及物欲至上和唯科學主義的弊端,造成了人性的壓抑。在號稱民主、自由、科技高度發達的西方社會,許多人卻深感心靈的不自由,一種受物欲驅使的壓抑感。西方后現代主義思潮與人本主義心理學都與這一社會背景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
  德里達就是一個激進的反傳統文化的后現代主義哲學家。他認為西方文化中一再強調的自我同一性實際上從未真正地達到。因為傳統的觀念總是“把主體看成與獨立的客體世界相對立,從而把‘心’和‘身’對立起來”。[4]這樣產生的主體和人的概念是不現實的。在這一方面,大多數后現代主義者都主張,人與自然應該是和諧交融的,是“本質上具體化的并且實際上是與世界糾纏在一起的”。因此,主體不能與客體分離,人心必須融化在自然萬物之中。后現代主義的這種反對主客體分離的觀點在人本主義心理學中也有明顯的表現。人本主義心理學的先驅者K.戈爾德斯坦在其首創的“自我實現”概念中認為,“在正常和健康的有機體中,自我實現的傾向是發自內部的,而且要克服與世界發生沖突所引起的障礙”[5]。就是說,人只有在與內在自我、與環境、與世界的和諧關系中,才能達到自我實現。馬斯洛繼承并發展了戈爾德斯坦的這種觀點,在他對自我實現者的特征所做的描述中,其中有一條就是把人與自然視為渾然一體的存在。他說,“不僅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人的一部分,而且人必須與自然多少有那么一點同型(這就是說近似于自然),以便在自然中能夠存活。”[6]他們的這些主張正是和后現代主義一樣表現了對傳統的客體分離觀的一種反抗。
  (五)強調人的獨特性和多元性,反對絕對普遍性
  后現代主義哲學和人本主義心理學的另一個共同之處在于,他們都反對絕對的普遍性,認為人是有其獨特存在的個體。由于影響人的身心發展的先天和后天的因素不同,導致了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性和多元性。嚴格的科學理性要求研究人的普遍性和一致性,而后現代主義是在反科學理性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他們認為人性是獨特的也是多元的,沒有普遍適用的絕對真理,因而對科學原則的普遍性提出了質疑。法國后現代主義哲學家德里達從批判傳統的“言語中心論”出發,提出了“書寫語言學”。在他看來,人們對書本的閱讀,現象的了解等并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結構,而是一個不穩定的、開放性的、多義性的網絡,總是以新的意義代替舊的。另一位法國后現代主義哲學家利奧塔德(J.F.Leotard)則大聲疾呼,“讓我們向同一整體開戰,讓我們成為不可表現之物的見證人,讓我們持續開發各種差異并為維護‘差異性’的聲譽而努力”。[7]
  顯然,后現代主義者強烈反對西方傳統哲學強調的絕對普遍性,認為這猶如醫生把病情病因各不相同的患者用相同的醫學模式來治療一樣,其結果只能使人類喪失個體性,成為無血無肉、缺乏情感和意志的抽象的人。后現代主義者認為事物及其意義永遠處于變化發展之中,因此,差異性多于普遍性。人們應該從事物的不斷發展變化中尋求新的意義。
  在對待人性的看法上,人本主義心理學家和后現代主義者一樣,反對用生物決定論和刺激強化的機械論來說明人的本性。人本主義心理學家把人視為“正在成長中的存在”,認為人類是一種有能力指引和改變生命歷程的指導動機和計劃的獨特有機體。他們相信人的最佳狀態應該是前攝的(受以前活動影響的)、自主的、有選擇傾向的和易變的,因而是持續不斷地成長的。在這一朝向自我實現的發展過程中,一個人必須把他的功能完全發揮出來(羅杰斯),或在功能上完全自主(奧爾波特),他的自我必須是自動整合的和實現的(馬斯洛),必須有一種自我覺知感、核心感(羅洛·梅),必須有一個真實的存在(布根塔爾)。因此,成長過程決不僅僅是一種受生物學、發生學決定的傾向,或受外部強化的列聯。一個人如果否定了自己的心理成長和自我實現、也就意味著患上心理疾病了。[8]
  在心理治療問題上,人本主義心理學家也堅持作為不同個體的人的獨特性和差異性,反對用一成不變的決定論原則來治療人的不同病癥。例如,羅杰斯的患者中心治療基本上把自我概念視為一種解釋結構,認為自我的功能是在人的持續變換的經驗世界的組織中和在現實知覺中的一個格式塔或“內在參考框架”。通過對這個不斷變化的自我的了解和解釋,達到治療的成功。正如人本主義心理學會第一任主席布根塔爾(J.Bugental)所說,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關心的是個體,是那些特殊的、不可預測的東西,而不是研究正規的、普遍的和遵從的東西”[9]。而這正是由人的特殊性決定的。
  羅洛·梅把人視為一個有意義的實體。這種意義表現為,人具有選擇的自由,但并非總能意識到這種自由。心理治療的目的就是幫助病人真正認識自己的存在價值,能夠對自己的行為和未來進行自由選擇。但是,由于人的存在的多樣性,心理治療不能采用單一的模式。他說“對人進行心理治療的有效性依賴于我們對人究竟做什么樣的理解”。[10]由于人的復雜多樣性,導致我們對人的理解各有不同。據有關資料統計,迄今為止全世界各種大小不同的心理治療流派共有200余種,它們各自依據對人的不同理解采取不同的治療手段。這一點不恰好說明人類本身的復雜多樣性嗎?
   二、評價與借鑒
  后現代主義者和人本主義心理學家在對待人性的看法有許多共同之處,這是與當今西方社會進入后工業時代的現實密切聯系的。我國目前正處在向現代化邁進的過程中,社會經濟發展的進程明顯加快,給人的心理和精神生活帶來了許多新的問題,清醒地認識這個現實,積極地揚棄西方各種思潮,對于幫助我們加深了解人類的精神世界,盡快揭開心理“黑箱”的奧秘是有積極意義的。與此同時,我們還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以下幾點:
  1、后現代主義思潮與人本主義心理學都是西方發達國家社會發展的產物。它們反映的是西方社會人們的精神世界與心理現實。因此,研究和評價它們的理論觀點,必須立足于西方文化的根基與現實,不能盲目類比和追隨,也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否定。
  2、后現代主義思潮和人本主義心理學為我們研究現實的人提供了思想和理論啟示,但它們的觀點中有許多錯誤的東西。它們是在同一文化土壤里產生出來的,是西方社會文化危機的產物。例如,他們重視人的本性和價值,是因為西方現代社會把人過分機械化和生物學化,從而造成人性壓抑,它們的呼吁是對這種壓抑的反抗。但它們所強調的價值,是以虛無主義的自我為基礎的,并不能從根本上醫治西方社會的“現代病”。
  3、后現代主義思潮和人本主義心理學是對西方唯科學主義的反叛。它們反對把人的一切活動統統用實證的手段來研究。這對我們是有借鑒意義的。我們在向現代化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既要堅持“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是立國之本的基本原則,又要注意防止重蹈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道德價值衰落”的覆轍,在抓好經濟建設的同時,也要抓好精神文明建設,而精神文明的建設決不是單靠實證科學的手段所能解決的。
  注釋:
  [1][8]R. J. DeCarvalho:(1991),The founders of humanisticpsychology,Praeger Publishers,New York.p.129,p.82.
  [2]J. R. Royce和L. P. Mos:(1981),Humanistic Psychology:Concepts and criticisms,Plenum Press,New York.p.51
  [3]C.Rogers:(1973),My philosoph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how it grew .In 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1973.13(2),p.12
  [4]K. Baynes:(1987),Afterphilosophy-End or transformation,London,p.5
  [5]R.T.Massey:(1981),Personality theories:Comparisons andsyntheses,D. Van Nostrand New York,p.304
  [6]林方:(1987),《人的潛能和價值》,華夏出版社,p227-228。
  [7]王岳川:(1992)《后現代主義與美學》,北京大學出版社,p124
  [9]J. F. T. Bugental:(1967),challenges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McGraw-Hill,New York.p.9
  [10]R. May:(1967),Psychology and the human dilemma,D.VanNostrand,New York.p.8(作者單位:吉林大學社會心理學系)
           (責任編輯:趙連君)
  
  
  
長白學刊長春22-25B4心理學楊韶剛19951995 作者:長白學刊長春22-25B4心理學楊韶剛19951995
2013-09-10 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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