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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現代視野中的現當代西方哲學
后現代視野中的現當代西方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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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15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7071(2006)06—0048—05
  20世紀下半葉,西方哲學發生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后現代主義的出現。雖然人們對后現代主義本身的認識還停留在感性的階段,對這種哲學觀念的評價還難以取得一致的意見,但不可否認的是,后現代主義哲學為人們帶來的不僅是一種具有顛覆性的觀念,更有意義的是促使人們對以往傳統的重新反思,由此形成了對現代和當代哲學形態的重新定位。如果從后現代主義的視角來看西方哲學在20世紀走過的歷程,我們或許會發現一些以前未能看到的東西。在這里,我們就試圖按照后現代的思路,把20世紀的西方哲學發展分作現代、當代和后現代這樣三個階段(這當然不是物理時間上的劃分),把它們的主要特征分別描述為張揚理性、關注現實和重塑啟蒙。
  張揚理性的現代哲學
  把西方現代哲學的主要特征描述為張揚理性,這或許會引起不同哲學家的異議。的確,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形成的現代西方哲學,從一開始就存在著理性與非理性(甚至是反理性)的對立:康德哲學為后代留下的思想遺產顯然帶來的是理性的傳統,這就是實證主義的形成和發展;但同時,叔本華、尼采等人的思想也在以不同的形態甚至是更為強烈的沖擊力直接影響著現代哲學的形成,這就是生命哲學和意志哲學的出現。如今,人們通常把后一種哲學傳統看作是非理性主義的代表,由此說明人類思想文化中始終存在著理性與感性、邏輯與激情之間的二元對立。然而,如果從直接構成現代西方哲學的兩大思潮來看,它們更主要的是按照理性邏輯的方式展現了各自的思想進程。
  英美的分析哲學被看作科學理性的最大代表。這里的“科學理性”主要是指以自然科學的方式對思想的表達展開的邏輯分析,因此,語言和邏輯就在這種理性活動中成為一個重要標志。在早期的邏輯實證主義者看來,語言和邏輯是等同的,因為只有在語言中的邏輯才能成為哲學研究的對象,而邏輯本身的存在從性質上說本來就無法脫離語言。但劍橋和牛津的日常語言學派哲學家并沒有把語言與邏輯等同起來。在他們看來,如果把邏輯理解為狹義的現代形式邏輯,那么,語言中就應當還存在不同于邏輯的東西,而且比邏輯更為重要,這就是我們用語言要表達的思想。我們從賴爾和奧斯汀那里看到的他們對形式邏輯的疏忽,表面上被看作他們缺乏現代邏輯的訓練,但實際反映出的是他們對邏輯的不同理解。因為在他們看來,對語言的細微分析并不是必須借用現代邏輯的工具,我們對語言的日常用法本身就顯示出了語言自身的邏輯和意義。奧斯汀甚至把自己的語言分析活動比喻成為城市描繪一幅地圖,而語言的地圖其實反映的正是思想的地圖。賴爾在批評笛卡爾式的機器中的幽靈時,更強調日常語言的正確用法。其實,這些都反映出日常語言哲學家們的理性特征,即以概念分析和用法分析的方式追問語言中的邏輯。
  現代歐洲大陸哲學通常被看作是以人本主義為特征,有的研究者甚至直接稱之為非理性主義。這就使我們對歐洲大陸哲學可以被看作一種理性主義產生了疑慮。其實,仔細分析一下在現代歐洲大陸哲學中占主導地位的現象學,我們在其中很難發現類似叔本華、尼采式的生命哲學或意志主義哲學的痕跡,甚至被看作非理性主義代表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哲學在其中也沒有真正的位置①。無論是胡塞爾的現象學還是海德格爾的存在哲學,乃至后來形成的哲學解釋學(如果還包括受到精神分析學一些影響的法蘭克福學派即社會批評理論),它們都毫無例外地是以嚴格的理性精神闡發問題的。這里的“理性精神”就是指哲學家們都按照問題的邏輯或思想的邏輯展開論述,在思想的闡發上恪守達到共同理解的要求。胡塞爾提出的現象學的“本質直觀”雖然表面上給人以強調主體意識的印象,但實際上,他正是要通過打破傳統邏輯在思維方式上的局限性,對思維活動本身給出一個更為確實可靠的基礎。當他把這種研究活動稱作“邏輯研究”時,他心目中的“邏輯”當然不是狹義上的形式邏輯,而是在本質上規定著人類思維的純形式,即他的“純粹邏輯學”。這是通過他所謂的“本質還原”的方法實現的。
  海德格爾哲學思考的出發點是通過打破人們已有的二元思維定式,把存在者的存在本身看作一切哲學探究的基礎。我們讀《存在與時間》時,能夠清楚地了解海德格爾思想的邏輯展開過程,這就是從概述存在的意義入手,提出世界作為世界的存在與存在者“在之中”的存在的關系,最后揭示人的當下存在即“此在”的時間本性。著名的海德格爾思想解釋者比梅爾把海德格爾書中的闡述解讀為一個循環的思想進程:“對此在的分析是解答存在問題的前提,而存在問題的解答最終又回到此在的分析中,并重復這一分析。這樣做并不是隨意的,它基于這樣一種考慮,即時間性是領會此在的存在之地平線。因此,必須對時間問題本身作重新思索。這樣,我們才有可能把握存在本身的時間狀態——而這在《存在與時間》一書已出版的部分中是沒有予以討論的。”[1](P37) 由此可見,海德格爾的思想是一個完全的理性分析活動,“理性”的概念在他那里就是一個“邏輯”的展開過程,即“邏各斯”和“無敝”。
  我們把張揚理性描述為現代哲學的特征,一個重要的依據就在于,現代哲學家們都把語言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由于語言本身具有的可交流性和可理解性等特征,對語言的關注和研究其實就是對人類理性活動的研究。無論是英美的分析哲學家還是歐洲大陸的現象學家,他們都認為,語言問題對于哲學研究至關重要。在維也納學派看來,正是由于弄清了邏輯的本質,即看清了語言對認識的決定作用,哲學研究才真正轉向了對語言的分析;維特根斯坦在前后期對語言的不同態度,使得“語言哲學”才得以真正確立,日常語言學派對語言的分析也逐漸成為后來分析哲學家們的重要標準;蒯因則直接把這種理解稱作“語義上行”,即只有從語言分析入手,我們才能進入和理解一切的經驗事實問題。同樣,在胡塞爾看來,傳統邏輯之所以沒有真正解決我們的認識問題,關鍵就是由于傳統的邏輯學家對語言的認識還停留在了經驗階段,沒有從本質上尋求語言的形式特征;而在海德格爾那里,語言的重要性從他的早期到晚期逐漸彰顯出來:《存在與時間》中的“此在”正是通過時間性的鏈條或歷史性要求在語言中得以顯現的,語言的存在論基礎就是言談;而后他提出的“語言是存在的家”,成為海德格爾關于語言的經典表述,雖然“語言”在這里還負載著“存在”的沉重使命;到了晚年,他更多的談論語言問題,更多地把語言與詩歌、藝術作品等聯系起來,甚至力圖用語言的形式規定去尋求世界存在的意義。可以說,海德格爾晚年的大多數時間都是在與語言打交道,他對語言的論述使我們看到了一位語言大師的形象。
  關注現實的當代哲學
  我們這里對“現代”和“當代”的區分并不是一個嚴格的時間概念,而僅僅是為了便于說明不同哲學取向之間的差別。從以上關于現代哲學的論述中可以看出,我們把20世紀初到上半葉開始在西方哲學中產生重要影響的哲學家歸為“現代哲學”的范疇,因為與后來的哲學家相比,他們已經成為前輩,他們的思想甚至已經進入了哲學的傳統。如果僅從時間上來規定的話,我們可以把黑格爾之后到20世紀上半葉的西方哲學稱作“現代哲學”,而把20世紀下半葉以來的西方哲學稱作“當代哲學”。進一步地說,“當代”這個概念不僅代表著物理上的時間,更是意味著與我們當下的社會和生活密切相關,是我們可以通過感覺直接體驗到的現實存在。
  當代西方哲學家曾把西方哲學的歷史發展劃分為古代的本體論時代、近代的認識論時代和現代的語言哲學時代。如果我們把這種劃分繼續下去的話,當代哲學則應當進入了一個實踐理性的時代。我們從早期維特根斯坦的思想邏輯中可以得到這樣的證明。在《邏輯哲學論》中,維特根斯坦首先論述了世界的存在,這被看作是古代本體論的縮影;隨后從事實的存在進入到了對思想的分析,這可以看作是近代的認識論縮影;然后開始了對命題的分析,并且把哲學的任務規定為與語言的戰斗;但在最后,當維特根斯坦把他的哲學使命說成是為可以說的東西劃定一個界限的時候,他同時又提出了一個不可說只能顯示的世界。其實,這個不可說的世界就是在現實世界中顯示出來的東西。由于一切可以說的東西都可以用邏輯的語言表達出來,也由于維特根斯坦認為他已經在《邏輯哲學論》中完成了可以說出的東西,因此,對于不可說而只能顯示的東西當然就應當歸于可以說的東西之外,也就是落在了實踐的層面。這樣,從哲學自身的發展規律看,古代哲學重在本體論,近代哲學重在認識論,現代哲學重在語言哲學,而當代哲學則重在應用哲學,這就是哲學的實踐理性性質。
  在英美哲學方面,當代哲學家關注現實的突出情況主要體現為兩個方面:其一是社會政治哲學的復興,這帶動了當代哲學家與其他社會科學領域的專家的共同合作,使得哲學研究具有了更為積極的社會意義;其二是美國實用主義在當代英美哲學中的復興,這使得以往純粹的理論研究必須在經過了實踐的考驗之后才具有更為有效的作用。這些都是英美哲學家們的自覺行動。一方面,哲學家們也看到了邏輯經驗主義所面臨的困難,包括牛津日常語言哲學在內的分析哲學都必須首先解決如何使語言分析具有經驗的性質這個問題。這里的“經驗性質”不是針對邏輯或超驗之物而言的,而是指一種理論應當具有的在現實中的有效性問題。特別是語言分析本身就直接關涉到我們的日常活動,它就更需要對我們的現實生活有所貢獻;另一方面,現實社會中的政治、經濟、倫理、文化等具體問題,也對哲學家們提出了挑戰,按照以往的哲學理論已經很難解釋一些錯綜復雜的社會現象,這就需要哲學家們對緊迫的社會問題給出某種更為合理的解釋和說明。這就促使了當代哲學中的應用學科的產生,如政治哲學、社會哲學、應用倫理學以及各門具體社會科學中的哲學問題研究。應當說,在當代哲學中,目前最有活力,或者說影響最大的,還是這些具有應用性質的哲學分支。也正是由于它們的作用才使得哲學本身引起了更多人的關注,人類自我的價值問題才得到了真正的重視。
  實用主義的復興使得英美哲學家們把研究的目光開始更多地投向現實生活,更多地關注這個時代對人類提出的現實問題,如資源的匱乏、公平的缺失、戰爭的陰影、政治的動蕩以及技術的濫用,等等。以實用主義的眼光來看待這些問題,就是把人類的現實活動看作是一個有限時代的產物,屬于各種不同的文化共同體的人們相互作用的結果。這就要求哲學家首先放棄傳統的“神目觀”,即從上帝的超越式眼光看待世界的觀點,把人類理解為一群有限的生物,只能在有限的范圍內從事活動和思想;而且,所謂的普遍原則或定理只有在一定的共同體中才是有效的。也正是出于這種實用主義的立場,美國的分析哲學家們大多放棄了對世界的邏輯重構的概念,更多地是以自然主義的方法描述我們的認識發生發展過程,以及語言在社會生活中的具體作用。我們從蒯因、普特南、戴維森等人的思想中就可以明顯地感覺到這一點。同時,羅爾斯、羅蒂以及塞爾等人對現實政治問題的關注,也使得美國的實用主義哲學重新成為人們談論的熱門話題②。
  與美國的實用主義哲學家直接介入現實不同,當代歐洲大陸哲學家們對現實問題的關注總是以理論研究的形態出現的。法國的德里達和德國的哈貝馬斯就明顯代表了這樣的傾向。我們知道,德里達是以他的解構哲學而著稱的,但他的思想并不是一種純粹的理論思考,而是負載了很多現實的關懷。無論是他早期的還是晚年的著作,這些都竭力從對傳統哲學形而上學的批判中探求適合現代社會表達習慣的說話方式,而這樣的習慣就來自于我們的現實生活要求。德里達的思維方式完全符合法國哲學思想的傳統。我們前面曾指出,法國哲學的一個最大特點就在于重視感性的作用,一切理論的問題都需要從感性上加以解釋。所以,我們從當代法國哲學中更多的是看到關于聲音、身體、知覺、記號、行為等問題的討論,或者是關于人性、道德以及人類行為方式的描述。這些討論和描述構成了當代法國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充斥在從德里達、利科到拉康、利奧塔等人的著作中。
  我們把哈貝馬斯看作是當代德國哲學的代表,完全因為他是法蘭克福學派第三代人物中的佼佼者,也是能夠在英美分析哲學與歐洲大陸哲學之間嘗試溝通的重要人物。法蘭克福學派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使得當代德國哲學具有了實踐理性的色彩。一方面,德國哲學的思辨傳統使得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帶有明顯的理性特征,即他們注重從概念出發去討論現實問題,同時又希望能夠以合乎理性的原則去解釋現實并重建理論;另一方面,哲學家們所面臨的現實問題,也是法蘭克福學派提出自己理論的重要動力,是否能夠解釋現實問題就成為哲學家們形成自己思想觀念的主要標準。這些在哈貝馬斯的思想發展進程中都有明顯的表現。早在20世紀60年代,哈貝馬斯在老一代法蘭克福學派成員的影響下,對現實政治問題抱有濃厚的興趣,并力圖以理論解釋的方式參與現實政治問題的討論。他的早期著作都明顯地表明他的學術志向是與現實問題討論密切相關的,對西方社會的現實問題基本上采取的是理論批判的態度。到了20世紀80年代,由于西方社會開始處于相對穩定并逐漸發展的時期,哈貝馬斯的批判態度開始發生變化,從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轉向了對晚期資本主義的合法性作出論證。他在這個時期的一些著作就明顯地反映出他的理論觀點在面對現實問題上開始趨于保守。20世紀80年代之后,哈貝馬斯更加關心個人的道德意識發展以及社會的穩定問題,從倫理學的角度把社會的穩定歸結為個人之間的協調合作和建立共同的規范。這表明,進入晚年的哈貝馬斯把對社會的關注轉向了對個人內心以及人性的討論。他在這個時期的著作都試圖從維護人性的立場對社會的規范性問題提出辯護。應當說,正是出于對現實問題的深切思考,哈貝馬斯的思想才具有了深遠的影響。
  從上面的論述中可以看出,無論是當代英美哲學家還是歐洲大陸哲學家,他們的研究目光都投射在了現實。表面上看,這僅僅是一種研究視角的轉換,但實際上包含著西方哲學的深厚傳統。因為從古希臘開始,西方哲學從來不是哲學家在書齋中把玩的物件,不是象牙之塔中的冥想,而是與人類的現實生活密切相關。科學研究是為了探索自然的奧秘,而哲學則是為了探求人類自身的秘密。如果我們把純粹的理論理性看作是人類思維的至高能力,那么,我們所具有的實踐理性則更為明顯地充滿了人類智慧,是人類一切思維活動的直接表現。當代西方哲學中表現出的實踐理性智慧,應當說正是使哲學回到了她原本的含義,找到了哲學的安身立命之本。
  重塑啟蒙的后現代哲學
  如今我們都承認,“后現代”并不是一個物理時間的概念,因為我們很難從年代的劃分上區分出“現代”與“后現代”。“后現代”這個概念主要是意味著一種思維方式,即一種對待傳統以及處理現實問題的視角和方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特別是從對待傳統的不同態度上看,我們在這里把“后現代”的特征描述為“重塑啟蒙”。
  近代以來的啟蒙運動都是以張揚理性為主要特征的,充分地運用理性是啟蒙運動的基本口號,這也構成了現代哲學的主要特征。但在后現代主義者的眼里,啟蒙不以任何先在的標準或目標為前提,當然不會以是否符合理性為標準。相反,后現代哲學家們所謂的啟蒙恰恰是以反對現代主義的理性精神為出發點的。這樣,啟蒙就成為反對現代性所帶來的一切思想禁令的最好標志。雖然不同的哲學家對后現代哲學中的啟蒙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釋,但他們不約而同地把對待理性的態度作為判斷啟蒙的重要內容。
  從后現代的視角看,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合著的《啟蒙辯證法》(1944)就代表了當代啟蒙的一個開端。在他們看來,啟蒙的概念不僅是使人擺脫其自我原先的未成年狀態,而且是最終以主體的意識去支配、統治一切外在的、對象化的事物;在這個概念的支配下,理性的精神就以邏輯的、思辨的或分析的方式對人們本能的、先天的自我進行著一種貌似合理的統治。“隨著放棄以數學、機器、組織等物化形式報復忘記它的人們的思維,啟蒙精神也喪失了自己的現實性。啟蒙精神通過對一切個人進行教育,使未開化的整體得到了自由,作為統治力量支配事物并對存在和人們的意識發生作用。但是,真正的變革性的實踐是取決于反對社會盲目僵化思想的理論的。……只有當目前的實踐目的,表明是要達到的最遠的目標,并且達到‘國王的暗探和獻媚者弄不到絲毫消息’的地步,即統治的科學輕視的自然界被看成根源時,啟蒙精神才自我完成,自我拋棄了。”[2](P36—37) 正如法蘭克福學派對現代工業社會中的一切文化現象持有廣泛的批判態度一樣,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對啟蒙的態度就明確地抱有敵意。表面上看,他們贊同康德所確立的啟蒙思想,但從字里行間卻能夠感受到他們對從培根以來的理性至上精神采取了否定的立場。雖然他們并不一般地反對理性的作用,但在他們看來,西方的理性精神對個性的自由發展以及社會的進步很少起到積極的作用。所以,他們的啟蒙概念就具有了相當的否定意味。
  如果我們可以把啟蒙的精神看作是使人類認識到自身的自由價值的話,那么,海德格爾的哲學卻是告訴我們,人類的命運并非像兩千年來哲學家們所解釋的那樣可以或已經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相反,人類的存在是以人類所創造出來的東西為前提的,這樣的東西包括了語言、科學以及所有被物化的東西。可以用黑格爾的話說,人類的存在是“被異化了的”存在。只有意識到了人類的存在并不是像薩特所主張的那樣完全自由,那么,我們才可以在追問關于思的真理的道路上取得進展。所以,“將來的思不再是哲學了,因為將來的思,思得比形而上學更原始些,形而上學這個名稱說的是同樣的東西。將來的思也不會再像黑格爾所要求的那樣放棄‘愛智’這個名稱而自身變成絕對的知這樣形態的智慧。這個思正下降到它的前行的本質的赤貧狀態中去。這個思正凝聚語言以成簡單的說。語言是存在的語言,正如云是天上的云一樣。這個思正以它的說把不顯眼的溝犁到語言中去。這些溝比農夫用緩慢的步子犁在地里的那些溝還更不顯眼。”[3](P405—406) 海德格爾的這些思想對現代人來說應當具有發聾振聵的作用。與近代以來的啟蒙思想相比,海德格爾的思想是一種新的意義上的啟蒙,是對傳統哲學中對人的自主能力盲目樂觀的一種反動。
  我們現在通常把德里達和福柯看作當代西方后現代主義思潮的主要鼓吹者。的確,在德里達發表于20世紀60年代末的三本重要著作中,他不僅對20世紀前半葉的西方理性精神提出了挑戰,更重要的是對整個西方傳統理性提出了挑戰。他的《文字學》就充分反映出他對傳統理性的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強烈批判態度。他發現,傳統哲學中存在一種試圖以表象的方式獲得“在場”的企圖,試圖去掌握無法掌握的意義的起源。這種企圖就是以“語音中心主義”為標志,即認為話語優于文字,認為話語可以直接表達說話者的意圖和生存狀態。但在德里達看來,我們在進行理智的思考時面對的不是以語音為特征的語言,而是前人或他人留下的文字,我們只有在這些文字中才能找到他人的思想痕跡。以語音為特征的話語留在文字中就形成了邏各斯中心主義的特征。只有消除了這樣的特征,文字才能重新獲得自己的生命。他寫到:“文字本身,在不表音的時候,所暴露的是生命。它同時威脅到呼吸、精神,以及與之在精神相關的歷史。它是這些東西的終端、限度,是其麻醉的狀態。在字母的重復中,它使呼吸變得急促;它閹割或僵化了精神的創作性;在評論或注釋方面,它局促和狹小的空間,為少數勢力所保留。在存在的形成過程里,它是死亡和差異的原則。它之于語言,就像中國之于歐洲一樣。”[4](P26) 德里達的比喻雖然牽強,但卻揭示了言語與文字的區別。他對語言問題的這種關注,不僅反映了后現代的歐洲大陸哲學家對當代人類生存狀況即沉溺于語言的多樣性和數字化的生存方式所憂慮,而且是對整個西方文化引以自豪的邏各斯傳統或理性傳統的否定。因為理性的所有要求都是通過語言來表達和交流的,所以,對語言的關注實際上就是觸及到人類理性活動的最后根基。正是由于語言的這種重要性,后現代主義者從討論語言問題入手就不難理解了。
  盡管任何一種新的思維產生都會由于不同的原因而遭遇到各種敵意和攻擊,但對“后現代”的極端反應卻主要是由于對這種思想運動本身缺乏足夠的認識,而且這種情況還由于人們自以為對“現代性”有所了解而變得更為嚴重。其實,我們不必在意什么人被看作是“后現代”的哲學家或思想家,我們應當關心的是,“后現代”的思想為現代社會帶來的是一種新的啟蒙。這種啟蒙的意義就在于,否定關于真實世界的一切可能的客觀知識,否定語詞或文本具有唯一的意義,否定人類自我的統一,否定在理性探索與政治行為、字面意義與隱晦意義、科學與藝術之間的區別,甚至否定真理的可能性。總之,拋棄了近代西方文明大部分的根本思想原則。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可以把“后現代主義”看作是對近現代西方啟蒙運動的一種最新批判,是對18世紀以來的近代社會賴以確立的某些基本原則的批判,也是對以往一切批判的延續。歸根結底,這種啟蒙就是要打破一切對人類生活起著支配作用、占有壟斷地位的東西,無論它是宗教信念還是理性本身。
  [收稿日期]2006—04—13
  注釋:
  ① 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是否可以被稱作“非理性主義”,這里仍然是可疑的。
  ② 需要指出的是,羅爾斯和塞爾他們本人并沒有承認自己是實用主義者。這里把他們與實用主義者放到一起,僅僅是為了說明,當代美國哲學家并非“不食人間煙火”的圣賢,無論他們在哲學上采取什么樣的立場,都會把自己的哲學投射到現實生活中。美國哲學在這方面的另一個重要代表人物是喬姆斯基,他已經被公認為對美國現實政治的“持不同政見者”。
河北學刊石家莊48~52B6外國哲學江怡20072007
現代哲學/當代哲學/后現代哲學/啟蒙
后現代主義的產生為西方哲學帶來了一場思維方式上的革命。從后現代的視角觀察,現代西方哲學以張揚理性為特征,而當代哲學則更為關注現實問題。后現代主義的重要現實意義是重新定義和解釋了西方哲學傳統中的啟蒙概念,并以反對理性在人類生活中的霸權地位而成為一種新的啟蒙。
作者:河北學刊石家莊48~52B6外國哲學江怡20072007
現代哲學/當代哲學/后現代哲學/啟蒙
2013-09-10 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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