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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現代話語錯位與知識分子價值選擇
后現代話語錯位與知識分子價值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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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爭“后”(Post)恐先的時代。
  西方的后現代主義思潮在世界文化意識領域掀起了一陣“話語轉型”旋風。這無疑在人們的思維方式和價值信仰上,造成了傳統與現代意義話語的斷裂。就西方而言,后現代思潮僅僅造成了傳統與現代的話語沖突,而在中國這一漢語語境中,則在傳統話語式微這一縱向危機之上,疊加上西方文化這一橫向沖擊,使走向“現代化”的中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價值中斷和文化話語錯位。
  一.后現代語境的文化話語錯位
  也許,人類在倡言“精神”以后,發現至境的終難企及,理想實現遙遙無期,于是將追求“精神家園”的熱情置換成追求“肉身之床”的世俗性。由此而來的結果是:肉體日重而精神日益虛無。肉身安定了,而精神無所依。于是,性、暴力和權力成為當代文學藝術刺激大眾消費欲望的“核反應堆”。某些作家去肉麻地談論性與暴力時所表現出的“勇氣”,令歷代“禁書”失色。文化在大眾傳媒的操縱下,迅速走向肉身化、快餐化。人們在當下感官滿足中沉沉浮浮,隨流而去,不知所終。
  這種沉重的肉身與虛無的精神的巨大反差,造成了當代文化話語的緊張。于是,在一種文化的多元景觀中,人們可以看到當代人意識的多元狀態:
  主流話語的宏觀獨白。在后現代主義消解權威中心論的巨大顛覆活動中,突破了獨斷論的優點地位和僵化觀念的束縛,人們可以將自己的思想觸角伸向自己所陌生和渴求的任何精神領域。然而,這種后現代文化思維的多元性、否定性和相對性推到極端,則導致了文化中的價值判斷和知識心性標準失去依據,甚至,借后現代之論為自己的道德相對主義張本,進而以惡為美,在多元開放“怎么都行”的遮掩下,消解人的內在精神尺度,瓦解人的人性尊嚴和人文精神情懷,使人成為物和物之物。這種多元取向,使權威話語失去往日的神圣和中心地位,使主流話語在各方“會談”中成為眾多聲音中的一種而已。甚至,當中心被消解,其他“邊緣”成為新的中心時,主流話語的聲音盡管仍在言說,但正在失去聽眾,不管是再張揚“國學熱”,或者是“××節”的熱鬧,人們卻行色匆匆:無暇顧及。主流權威話語在眾多活語的“多音和鳴”中,仍然是主音,然而它不僅存在客觀獨白的現實接受問題,而且,在強健的商品話語的市場操縱中日益顯得蒼白。
  商品話語的市場操縱。無論怎么說,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在加速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都顯出了巨大的活力。在商品的市場推銷中,文化日益從象牙塔中走出來,打上了商品的烙印。文化日益大眾化,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純文學與俗文學的界限基本消失。商品化進入文化意識使著藝術作品正在成為商品,甚至文化理論和知識觀念也成為了商品。今天,商品化的邏輯浸漬到人們的思維,也彌散到文化的邏輯中去了。至此,當代文化消費化了,消費本身成了目的,人們只有進入文化的包裝之中才存在,也只有在這種文化包裝中,才會成為名牌式的歌星、舞星、球星、丑星、影星。文化包裝使文化生產和消費政治化了,從而使文化從過去那種特定的“文化圈層”中擴展出來,打破了藝術與生活的界限。文化徹底置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并成為眾多消費品中的一類。不僅如此,文化反過來還日益成為物質產品乃至企業形象的廣告和包裝。“‘93深圳文稿拍賣會”上,大款們一擲萬金,并非要買一篇二千字的散文,而是要賣一種形象。至于一本書一百萬元之類,更是顯示了商品意志的盲目和商人意志的獨斷。“炒文化”在今天已經成為一種時髦,這種時髦的后邊卻是文化的衰敗和商品的泛化。
  鄉村話語的原始復歸。在城市文化日益走向大眾世俗審美之中時,廣大的鄉村文化卻并沒有看到現代主義或后現代主義的“歡欣的游戲”,相反,處于轉型期的農村仍在解決溫飽問題。但是,由于社層組織的中斷,農民實質上回到個體生產的狀態。于是,在一部分人富起來之后,由于宗法意識作崇,錢成了法,錢就是權,賭博迷信的東西又開始抬頭,甚至成為一種精神寄托的“新宗教”。我以為知識精英們在大談“話語操作”、“本文的游戲”中不要忘了還有八億農民,他們遠遠沒有現代化,遑論后現代?離開中國的現實去一味移植、追逐西方的“后”什么主義,必定是無根之木,無本之學。
  知識話語的失禁與失語。文壇從來也沒有象今天這樣熱鬧,文人從來也沒有象今天這樣寂寞。文人在世紀轉捩點上,在政治經濟文化的轉型時期,既有內在精神撕裂感,又有新的整合感,即有語言失禁的“無邊的后現代言說”,又有世俗生活感官的滿足;既有對過去理想“烏托邦”失落的悵惘,又有對當下消費意識的認同和奢望;既有對孤獨的玩味和顧盼,又有對形、色、聲等強勁生活節奏的強烈追逐。知識分子在后現代知識狀態與知識分子角色認同問題上遭遇到困境。這種困境一方面表現為對經濟的通貨膨脹難以應付并日益受窘于經濟的匱乏;另一方面文化信息的膨脹使知識者在語言欲望的生產與再生產中,發現自己已經喪失了主題,失去了對象,失去了意義本身,于是從滔滔不絕的言語終歸于沉默──失語,知識分子在文化擴張和文化頹敗時代,看到了文化的危機,也看到了多元多種話語的交織與錯位他力圖給文化危機的一種意義解答,然而,他已開不出藥方。更嚴重的是,這個群體已陷身于迷惘之中:當他回首歷史,歷史已在后現代語境中被壓成為一個“薄片”,而他卻無力透視它;當他展望未來,打算執行一種預言功能,歷史的主體已然模糊,他看到,歷史的選擇總是被選擇,而且,歷史的選擇總是一再犯錯誤。因此,選擇的主體意識突出在每個知識者的面前。當“常人”走向后現代(時尚)時,真正的知識分子開始撤退,張揚“走出后現代主義”。這種撤退,使知識者內部,出現了嚴重的分化。
  二.現代化價值與知識分子的分化
  一般而言,走向“現代化”的模式轉換有其大體相近的歷程:十九世紀的西方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是“肺病模式”,這是一種沉重勞作以換取利潤的工作模式;二十世紀上半葉則是“精神分裂模式”,這是因為觀念扭轉造成傳統與現代錯位使然;二十世紀后半葉,(所謂后現代時期)則是以股票為標志的“游戲賭博模式”,這是一種喪失了誠實的勞作和心靈的重負以后,標榜“機遇”的文化心態模式。
  上述三種模式一方面標示出文化心態的轉型,另一方面也呈現出知識話語和知識者話語操作的轉型。進入后現代時期以來,隨著知識話語的轉型,知識分子在后現代文化氛圍中的地位發生了大動蕩。知識分子從啟蒙者的地位退到了社會的邊緣,從來也沒有象今天這樣貧困、孱弱和尷尬。知識分子發現知識的瘋狂增長使自己不再成為掌握知識的人,而日益成為被知識所掌握的人。他已經從博學之士成為一個狹窄領城內的“專家”,并因自己處于物質增漲而精神貧乏的商品文化時代而深感失落。
  后現代知識轉型的顯著特征:科技知識向人文科學步步進逼,使人文科學處于整個社會商品文化的邊緣。這樣一來,科技知識高踞于人文知識之上,人們關注現代科技發展遠遠超過了關注人生意義和價值情懷;科技日益膨脹,阻斷了人們心靈空間的相互理解,以及交往和自由解放的興趣(哈貝馬斯),科技知識如今已經成為人文知識、意義追問是否合法的仲裁人(利奧塔德)。終于韋伯所加以防范的“工具理性”開始躋身于“人文理性”之上,從而將大千世界乃至整個文化知識系統壓縮成數量化的共同尺度,并摒棄或割裂那不易尺度化的人文科學,使當代人以精神心性的失落為代價去換取物質利益的“機遇”。
  我并不否認科技的發展拓展了人類的生存空間,擴大了人的視界和自然意識,增強了人對自然的控制和利用。然而,根本問題亦接踵而至;現代知識全、專、精,現代人卻空前地感到自己的渺小和無助;精神與人生分離,代溝使人的溝通受阻;科技知識日益浸漬人文科學的地盤,并對人文價值置若罔聞,造成現代人有豐富的“知識”,卻缺乏領悟人生意義的“智慧”和應付現代復雜情況所需的整體思維。甚至,因為人文精神的缺乏,今日市場經濟中依仗權勢進行壟斷與操縱,不講信譽而全無規則的撈搶投機的非理性心態,實在是令真正的企業家搖頭扼腕。可以說,人類安身立命和價值情懷等根本問題變得空前尖銳,這一切皆肇因于人文知識分子的精神價值已不再成為社會文化中心,整個知識體系的范式發生變化使轉型的知識分子視界發生錯位,傳統的命題和觀念在新潮迭起中黯然失色。
  現實的狀況使人們清楚地看到,以啟蒙為已任的知識分子已經從人文精神的高峰跌入商品經濟的大海,徹底沖垮了其“啟蒙引路人”的地位,精神的“永恒性”在經濟地位的大面積傾斜中變成了“精神的無用性”。而知識分子在大而無當地講授人的尊嚴、精神的價值、文化的高雅的同時,感到自己強打精神的窘迫和虛脫。知識分子因經濟地位的失落和“話題”失落而無力與社會、現實和后現代思潮對話,文化和文學藝術在喪失主體的自語甚至失語中進入一種變賣“歷史和語言”以成全后現代的調侃,抵毀精神價值的文化“策略”。
  在商品意識浸漬一切的今天,有思想深度,有價值情懷,高瞻遠矚的知識分子少得瀕臨滅絕,個中原因在于,高度發達的消費社會整個氣氛是反智的,只能產生商業化的流行文化的“學匠”和“快餐文化”,而不利于真正的思想家的生存與發展。商品社會鼓勵的是能創造出適銷商品的專門技能和立竿見影的經濟效益。對長遠的價值厘定,對精神人格成型等需要長時間方能臻達的境界加以漠視。這樣,隨分工越來越細,人們的視界就越來越窄。真正具有廣闊視野的知識分子因經濟的困頓被擠出社會的中心,而游離于社會的邊緣,僅僅成為文化商品化的旁觀者,只能在自由民主已經獲勝,意識權力話語已經消解,歷史已經終結,主體已經死亡的謊言中嗟嘆無聊而已。
  當知識分子成為社會邊緣人時,大量的反文化和偽審美的精神垃圾就不斷投放市場,文化藝術漸漸地迷失了本性,成為危害和瓦解人類精神價值和靈性意義的偽精神活動。在社會需要知識分子為其樹立精神“新尺度”時,知識分子本身卻發生了分化。對這一分化的宏觀把握,將有助于對走向現代化之途中人的現代化的認識,而且,也將有助于對知識分子群體心靈歷程的透視。
  知識分子分化層次分析屬于知識社會學中知識分子形態學范圍。按西方通例,知識分子一般可分為權力話語知識分子、技術知識分子、人文知識分子。
  權力話語知識分子,主要為統治者的利益服務,以權力話語行為思想問題的基本方式,關心國家政治斗爭熱點,渴望成為政府首腦的智囊團一員。在社會功能上,與政治、時勢相伴隨,其命運也因某一政治集團盛衰而消長,典型特征是:“時代傳聲簡”,“代政府立言”。
  技術知識分子,主要為科技發展和利益獲取服務,以工具理性作為看待世間萬物的尺度,關注事實,實業和科技推進。這種技術學者和權力官僚學者一樣,不問人生意義問題,只問知識本身的有用性和商品利潤的增值性。在社會功能上,他們集中體現了“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并在嚴格的專業化和職業化中體現出高度的社會發展熱情,它的典型的特征是:以標準化、工具化、操作化和程序化為唯一標準,將生活的各方面加以技術化、電腦化,對人文理性加以排擠,企圖壟斷人類生活和社會事務的方方面面,并已經造成了技術統治的冷冰冰的非人化傾向。
  人文知識分子。這類知識分子體現著人類的自我意識和社會批判意識。他從個體出發去體察社會,從小我之中去反映人類大我。他關注生命意義、意義重估等價值判斷問題,并為人的整體發展立法和制定理想藍圖。在社會功能上,人文知識分子不依附他人或任何科技組織,他是完全獨立的,并在這獨立人格精神中完成對社會的批判。他的典型特征是“担當社會知識的代言人”,完成“啟蒙”和靈魂“喚醒”工作。
  今天,權力話語知識分子和技術知識分子依附于國家和科技,而有施展抱負的大場景。而人文知識分子,如前所述的因置身于后現代文化困境中,出現了重大的分裂。
  第一種,是真正的人文知識分子,他們在經濟困頓窘迫之中仍然清貧自守,仍然獨守一方精神凈土對現實展開批判。他們關注人本體及其發展問題,追問“啟蒙”、“教育”、“凈化”的當代意義問題。他們清楚地知道,當知識分子不再為真理而戰,就喪失了存在的權力;當知識分子隱入沉默而不再進行文化思想批判,民主就不復存在,專制就悄然弄影。因此,知識分子的危機正好說明這個社會在走向現代化進程中,已經出現了文化的危機、情懷的危機、價值的危機和意義的危機。因此,真正的知識分子不僅意識到自己所担當的重任,而且看到了文化的悖論:當代知識分子自己成為問題的一部分,人文知識分子的批判意識成為了批判的對象,在這種情況下,知識分子的自覺問題(后啟蒙),以及在現代社會中的角色與能力問題成為其自我反省的中心。與當政者擁有權力,商人擁有利潤不同,知識分子僅僅擁有的社會資源是知識心性,知識的本性是永遠指問新的(未來),而知識分子也就必然以尋求未知事物甚至不可能存在之物為自己的徽章。
  第二種是滑行在我國體制轉軌縫隙的語言游戲者。這種游戲者不再直面真理、價值等問題,而是從思想向語言逃亡,背離思想,背離意義。這種“知識權力”知識者日益失落了主體人格的鄉愁和在社會抗爭中尋找意義和希望,偏離了真正的人性存在經驗之錐,使語言成為人與人、人與世界阻隔疏離。語言背離了真理,而變異為謊言。謊言在維護大眾游戲機制中實現了謊言的本體化,即“謊言”不再是本來生活的背離和扭曲,而且成為現實生活“真實”本身。權力話語通過語言造成的失禁,而語言反過來通過謊言塑造世俗幸福的神話并連帶地帶來道德價值的淪喪。人文知識分子的首位要素“語言”已然處在危險中。新的一代知識分子如果不準備重蹈覆轍,則必須重新審視和書寫自己的歷史,這意味著必須尋找一種真正具有創新和解放意義的“新語言”,才有可能重新書寫真正的人的歷史。
  第三種人文知識分子是向古代傳統的撤退,他們寫著閑適的小品文,玩味著學術話語,尚清談風,這當然對專業學術推進有一定的作用,但總體上看,在世紀末的語境中,此風尤不可長。這種清談本質乃是背對重大的理論問題,是對人文知識分子困境的一種逃離,他們得到了具體專業某方面的深度,但卻無視整個人文價值系統所面臨的逃戰,也不準備回答這種挑戰。
  當然,最不可取的人文知識分子,就是那種忘記了知識者的天命而沉醉于重錢物質所帶來的感官享樂之中,甚至自我玩弄肉身狀況,而消解精神家園。這類人實際成了知識分子的叛逆,已經自己脫離了知識者的群體。他那一點錯誤百出的可憐知識,只是為活著這一卑微的愿望所支配。當然,他們也就不在我們的討論之中。
  總體上說,文化危機所造成的話語錯位,由話語錯位導致人文知識分子的分化,已經成為當代文化學關注的重要問題。因為人文知識分子的危機寓言了一種總體連鎖性危機。如果現在再不認真討論并著手解決這一問題,其后果將是不可設想的。
  就后現代語境中的知識分子而言,其危機指涉了價值意義危機。這一危機必將在正直的人文知識分子(而不是大腕或大款們)獨立不倚和睿智冷靜的價值批判和意義追問中產生轉機。因為充滿銅臭物欲的世界肯定不屬于人類的未來,同時,還因為人類最終必將從物質人走向精神人。盡管人類自我矯正和啟蒙轉向是個仁慈但充滿太多絕望的愿望。但真正的人文知識分子,絕不將目前的“邊緣”處境看作絕對的現實,他們向往可能性,仍然通過心靈和筆在喚醒自己的同時努力喚醒他人,在批判社會的同時,讓深陷物欲泥淖、利欲薰心的人們迷途知返。真正的知識分子與世俗者的根本區別在于,他永不把自我和現在視為中心,而為社會和“未來”則敢于犧牲個人的眼前利益。
  在后烏托邦時代,尋找“精神家園”并守護它,這就是在后現代思潮中,真正知識分子的回答和選擇。
          (作者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戰略與管理9京115-120H1語言文字學王岳川19951995 作者:戰略與管理9京115-120H1語言文字學王岳川19951995
2013-09-10 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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