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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的生存論意義及對現代性的反省
大自然的生存論意義及對現代性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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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一時代與馬克思恩格斯所處的19世紀相比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19世紀的歐洲基本上屬于向大工業化資本主義的過渡時期,人類通過主體性力量所顯示的對于自然世界的征服和改造功能無疑還作為歷史的肯定性力量。因此,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為人類社會的現實矛盾大聲疾呼,另一方面對科學技術及工業化已經和將要給人類帶來的變化與福祉充滿信心。但是,對于人類的實踐活動已經和將要造成的生態惡變,他們仍然作出了許多發人深省的警示。恩格斯的那一段早已為我們熟知的告誡在今天讀起來越發真切感人,發人深省:“……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每一次勝利,在第一步確實都取得了我們預期的成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卻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結果,常常把第一個結果又取消了。……因此我們必須時時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像我們統治異民族那樣,決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相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統治,是在于我們比其它一切動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1 〕恩格斯的論述已經揭示了人對自然界改革與棲居的雙重關系;并且成了后來的思想家們對人類征服自然界所造成的惡果進行反思的濫觴。馬爾庫塞把現代人稱為“技術時代舒舒服服的不自由的奴隸”,這話說得真切。現代社會所助長的恰恰就是一種物欲化需要,它在一定程度上談化著人們對精神需要的追求。愈益獨斷的技術理性與工業理性分離了人與自然。但是,人離自然越遠,他越是感到精神上的焦慮與惶惑,這種失落是靠物性的滿足無法彌合的。實際上,現代人的“不自由”的精神狀態實際上都是源于他與自然之間愈益疏離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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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塞爾曾經指出,現代人之所以無法確定自己的生存狀態,在于現代技術理性與工業理性對日常生活世界的驚人的遮蔽與控制。 〔2〕正是這種遮蔽與控制隔斷了人與大自然的共在統一關系。
  人應該如何存在,靠傳統的哲學已無法使我們明了。長期以來,哲人已習慣于操作形上的、分析式的但卻缺乏生活意味的語言,恰如海德格爾所說,這種語言只是對“在者”的分析,注定切入不了“此在”的本真的生存論維面,相反,已越來越使人遠離其真實的生活世界。因此,要真正理解人的生存,就要靠“此在”自行顯現、出場,自己“在起來”;這就不能靠邏各斯式的分析,而是要憑靠海德格爾般的“詩化功夫”將“在”“喚神般地”呼喚出來。而哲學的“思”也就體現在這種“詩化功夫”上,它直達“在”的現身存在狀態,即“詩意地棲居”。就是說,人是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的。他和大地,亦即自然之間是不可分離的,這么看來,自然對于他來說本來就不是什么單純的主客體關系,自然并不是指某物或某個實體;說某物或某實體,就意味著一種占有性。自然作為“大地”對人而言,乃是一種神圣性的依托關系;自然的本義(質)就是神圣,〔3〕人是有死的存在, 他只是大自然的匆匆過客與寄存者,豈能占有自然。但這些看似自明的問題對于已經習慣于現代都市文明的常人倒產生一種徒然的驚疑。工業與技術所造成的重要結果就是都市文明的形成,而正是都市文明造就一種遠離自然的意識形態,它要求都市人必須習慣于在與自然相隔離的城市文明中生存,在這里,生存只是意味著某種“存活”。在這種境遇下,何以能夠領會到置身于大自然中的家園感呢?!
  親近大自然,意味著撫摸、沉潛與神交,意味著徜徉、置入與傾聽,更意味著領受、澄明與緘默;意味著不再把自然當成“他者”看待;意味著非對象化及物我兩忘——把自然內化為自我意識、因而也把自我對象化(不是異化)為自然的“合”的境界——這是生存維度上的意義溝通,沒有這種境界,何以叫作“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
  親近大自然所產生的是人與自然共在統一的生存論的價值互釋。并不存在單純的屬人的價值或者純粹自然的價值,屬人的價值同時就是自然的價值,且就是從共在的生存論中產生出來的。“詩意地棲居”本身就意味著能夠以一種面對大自然的率真的態度直面人世,坦坦蕩蕩、超然卓立,真誠地生活。如此一來,我們就注意到,我們所投入的種種充滿著勞煩、阻隔、對抗、利欲與心計的現實生活缺乏的就是詩意的人生,這樣的人生豈不太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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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問“這種理解屬于某種夸張嗎?屬于某種僅僅基于信仰的激情么?在20世紀即將結束的今天,人類已很難造出一種具有實體意義的神,我們只能關心自己,但因著關心自己,我們就不能不對自然產生必要的敬畏與崇服。僅就我們眼前所見,這幾年整體的生態意識在加強,社會發展模式正從單純的唯經濟主義發展模式努力向可持續發展模式轉換;各種關于環境保護的政策法規正逐步完善;大量環境污染現象已受到各種形式的警告與監督;世界各國首腦專門就環境問題聚會一堂,形成決議,簽發宣言;在民眾中正在形成一種自發的環境保護意識……但是,生存環境仍在惡變,人們遠未對環境保護達到高度的和普遍性的共識,民眾的環境意識仍然太弱太弱;已制定的環境保護法規并沒有得到強有力的實施;將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對立起來甚至持發展經濟必須付出環境破壞代價觀點的人仍然存在;將可靠的生存環境納入高度的物質生活條件之中進而強調精神與心理上健康協調的生活質量觀念直到本世紀60年代才提出來,但是,直到今天,在日常生活中,這一觀念仍然沒有獲得充分的理解與重視,在我們的詞匯中,“生活質量”出現的頻率仍然是相當低的。
  要很好地理解生態環境,不僅要充分理解它面對經濟發展的關系,而且更應當超越經濟范疇,從這一觀念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價值去理解。“可持續發展”直接意味著在實踐行為中環境保護與資源的保護性利用是發展經濟的內在前提。環境保護確實是由經濟發展所帶來的,但是,一旦環境問題凸現出來,就意味著它取得了對于經濟的優先地位,這就類似于科學技術作為特殊生產力之于一般生產力的關系,只是,科學技術是構成生產力的內在的第一性,而環境卻是使得這第一性是否具有現實性和長遠性的來自于外部的第一性條件。固然,從經濟學角度看,環境也是生產力,是生產力之可能的客觀前提因而是生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環境還有著生產力所不可表達的、直接有益于人類生存與發展因而反過來決定著生產力之現實可能性的普遍性意義。
  這就需要重新理解,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解構、批判人類中心主義。人類中心主義從根本上說是一種素樸的觀念,我們現在批判人類中心主義,并不是要動搖其素樸性,而是要通過對這一觀念所基于的社會發展境遇進行檢視審查,拆解其中所包含的虛妄的、因而必然在實踐中造成自身搖擺不定甚至帶來自我戕害的成分,從而給予新的定位。
  重新定位人類中心主義直接關涉到人性的自我改造。整個人類文明史迄今為止仍然是克服造成不可避免的自我異化狀況的自我批判、自我治療、自我學習、追求自明性的過程。在早先,人由于不滿意于自我意識沉陷于強大的對象自然,從而采取了種種非自然的(巫術的、迷信的、神學的),當然也是非我的方式,以對抗自然的強大。文藝復興以及啟蒙運動則借助科學技術的力量使主體自我意識從神性中挺立出來,人類中心主義由此獲得了確立,人首次以主體的資格與自然照面、言說。但是在現代,主體又陷入新的困境,自然存在完全不能與主體的無限的發展需要相匹配,而自然存在又必須是主體發展的前提,于是,人的發展陷入了生存與發展的悖論之中。要克服這一悖論,就必須修正主體的發展觀以及由這種發展觀所塑定的主體性本身。發展是有限的,發展并不是單純人的主觀上的無限需要的滿足;要解決人的發展,就必須首先解決這一發展的境遇與前提,即生存論問題。這樣一來,當代人的發展問題就不再是人本身的問題,而是生存論問題,后現代哲人所謂“人死了”、“主體性黃昏”等等,其真實的背景就在這里。
  注意到生存論問題,就會感覺到從近代以來所挺立的人類中心主義已經從一種自在的素樸觀念表現出日益嚴重的實踐性戕害——諸如生態、人口、發展失衡等等全球性問題,而且逐漸顯示出了不可逆轉的人性“惡”的層面。改造這種人性“惡”,就是改造人類中心主義觀念本身。
  這種改造注定是建設性的。反省人類中心主義意味著對現代性的自覺反思,但絕不意味著提倡非人類中心主義。提倡非人類中心主義,意味著拒絕一切現代文明,讓人類回歸到一種原始狀態,并且導致許多可怕的實踐性后果。在西方,許多恐怖組織,邪惡勢力包括種種邪教組織、販毒集團,正是打著非人類中心主義、甚至是反人類中心主義的旗號不斷制造社會性恐怖與災難。對現代性的文化意識的反省與對現代文明的拒絕是兩回事,前者是為了更好地適應現代生活,而后者則是對人類文化成果本身的否定因而是對人類進步及其人性合理性的否定。
  現代工業文明疏離了我們與大自然的聯系,但唯其如此才激發了人們對大自然的眷戀。也許,家園感是某種“不在感”,恰如荷爾德林所吟唱的:“人只有遠離家園,沉入無家可歸之境,才能體認自己的本真故鄉。”人類生來就是逆子,在家的時候不想家,竟感覺不到家的可貴;只有離家出走、浪跡天涯之時,心目中那神圣的對家園的崇敬與眷戀之情才油然而生并伴隨著人類那同樣永無歸期的浪跡生涯。
  這里確實顯示出了整個現代文明的悖論:人追求自由,必得陷入某種不自由,或者,人追求某種狀態的自由,就必得陷入別樣的不自由狀態;而現代文明的獲得差不多是在人與自然愈益疏離的狀況下所獲得的,以至于只有在一種詩性的浪漫情懷中才可體會出面對自然的親情。
  人只有在詩性的情懷中才可體會出對自然的親情且以一種“不在感”去體味那家園感,這恰恰是人類所處的異化的生存狀況的真實反映。馬克思曾把人和人、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以及最基本的關系,即人與自然之間“抗爭的真正解決”看作是“歷史之謎與存在之謎的最高解答”。現在,人與人之間的對立因為20世紀人類自我調整從而具有了一定的自律性和對話意識(雖然具體情形仍遠不如人意),但是,在這一時代,人類發展仍被一系列矛盾所深深困擾,其中,人與大自然環境的日益緊張的對立關系最為突出。由此看來,我們離馬克思所倡導的未來境界仍相距遙遠。
   〔責任編輯:張瀾〕*
  
  
  
學習與探索3哈爾濱66-68B1哲學原理鄒詩鵬19971997 作者:學習與探索3哈爾濱66-68B1哲學原理鄒詩鵬19971997
2013-09-10 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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