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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義與后現代主義的對立與融合
女性主義與后現代主義的對立與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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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源于女權運動的西方女性主義,歷經近百年的發展,現在已形成了傳統的三大理論流派與新的理論流派并存的局面。傳統的三大理論流派,即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和激進主義女性主義,在經歷了女性主義第一次浪潮和第二次浪潮之后,其生命力已經衰退;而女性主義第三次浪潮所催生的一大批新的理論流派,如第三世界女性主義、生態女性主義、后現代女性主義等等,則正蓬勃發展。在傳統與創新并存的女性主義中,后現代主義的激蕩猶如巨石擊水,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使整個女性主義努力在與后現代主義的關系之間重新調整自己的位置和目標,從而使其在關于男女不平等關系問題上開始轉向一個新的視角。本文擬對女性主義與后現代主義之間的關系在理論上作初步的概括性的分析。
      一、對女性主義產生重要影響的后現代主義理論
  “后現代主義”的概念目前國內外理論界眾說紛紜、沒有定論,但一般說來,人們大都承認它有兩個最基本的特點:第一,它是在反叛現代主義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它否定主客二分之類的傳統二元論思維模式,否認人的認識有一個確定的阿基米德點,不承認本質、規律、真理之類的形而上學概念,要求人們放棄傳統形而上學的問題和論爭,是反本質主義、反基礎主義和反邏各斯中心主義的;第二,它實現了對傳統哲學的語言轉向,主張語言不單是思想的工具,而且是思想本身或世界本身,否定傳統思想維方式對客觀性、實在性、統一性和神圣性的追求,強調多樣性和差異性,提倡相互理解和寬容,是語言學的和相對主義的。由它的這兩個特點可以看出,其中之一代表著它對整個西方思想傳統的消極的摧毀性的作用,其中之二則表示著它對未來和現實的積極的建設性的意義或向度〔1〕。 在這種兼具摧毀和建設兩重意義的后現代主義理論中,對女性主義產生重要影響的,主要是福柯、利奧塔和德里達等人的思想。
  福柯由于把一切都變成話語(discourse), 把知識當作各種權力話語交互作用的結果,一方面將西方文明傳統中那些看似自然的、普通的、合乎理性的原則、標準、程序以及慣用的方法等等,全都看作是由某些特定權力所組成和為某些特定利益服務的,從而從根本上動搖了理性的普遍性、必然性和權威性,另一方面完全將“人”看成各種文本的集合,使“人”變成一種沒有最終所指的單純能指符號的位移和置換,從而消解了西方近代(笛卡兒)以來一直占主導地位的具有理性本質、作為理性主體的“人”的概念,瓦解了西方文化傳統中處于支配地位的本質主義和普遍主義的基礎。利奧塔強調,科學和文學等都不過是按照一定“游戲規則”進行的話語活動,這些活動在20世紀以前都是在某個“宏大敘述”制約下,或參照某個“宏大敘述”而營構一套自圓其說的元敘述;但自從進入20世紀以來,一切元敘述都遭到了懷疑和批判,從而出現了“元敘述危機”;這就使得人們的話語活動以及由話語活動形式表現出來的各種科學和藝術的價值受到了動搖。德里達則把從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到黑格爾和列維一斯特勞斯的整個西方形而上學傳統歸結為“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并由此認為,事實上“邏各斯”作為這個傳統的中心并不是在其系統或結構之內,而是置身于其系統或結構之外,因而它作為“中心”乃是其系統或結構之外的中心;于是,整個西方形而上學傳統就被變成“無中心的”或“非中心的”,傳統形而上學原有系統或結構中的價值和意義的標準及主次關系都受到了顛覆。
  然而,福柯、利奧塔和德里達對整個西方思想傳統的這種“解構”和“顛覆”并不是絕對消極的,一方面,他們對傳統的這種“否定”本身反過來看也就是對被傳統思想方式所束縛的人們的“解放”,就是使人們在思想方式上達到“自由”;另一方面,他們與對傳統的“否定”相一致而強調事物的差異性、多樣性和多元性,推崇一種相對主義的認識態度和實用主義的實踐作風,主張人生的意義在于個人具有獨特個性的創造活動,提倡在人和世界之間建立一種和諧關系,使得他們在摧毀傳統的同時為新型人類現實生活的形成提供了富有建設性意義的良好條件和基礎。這兩個方面使他們對傳統的批判區別于虛無主義和悲觀主義。
      二、女性主義與后現代主義的對立
  一般說來,女性主義既是一個理論流派,又是一種政治實踐,而且它作為理論流派和作為政治實踐不可分離地聯系著。從理論上看,女性主義與后現代主義的對立,主要不是指女性主義作為一種以政治實踐為主要目標的理論思潮與后現代主義積極的建設性的意義或向度的對立,而是指其與后現代主義解構和摧毀傳統的意義或向度之間的緊張和矛盾。在這個意義上,女性主義與后現代主義的對立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女性主義與后現代主義在建設宏大理論的問題上態度不同。以利奧塔堅持反對“元敘述”為表征的后現代主義理論,否定自啟蒙運動以來依次占統治地位的各種宏觀話語,力主代之以多元的局部的真理觀,這實質上否定了建立任何宏觀社會理論的可能性。而女性主義從女性現實的社會境遇出發,仍主張構造一些具有總體性(totalizing)和普適性的跨文化的宏觀話語〔2〕, 強調構造宏觀社會理論不僅具有現實的可能性,而且具有理論的必要性。它認為,在現實中,女性雖然因國家、民族、階級等不同而有很多差異,但在父權制下的地位和處境卻具很大相似性,正是這種相似性為女性主義建立后現代主義所詬病的“宏大敘述”提供了可能性;在理論上,婦女解放作為人類解放的一部分雖然被利奧塔作為西方啟蒙思想傳統這一“宏大敘述”的重要部分而予以排斥,但婦女解放本身作為“衡量人類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卻是必需實現的,因而為完成婦女解放而建立大型的社會批判理論仍屬必要。故此,它對后現代主義反對建立宏大理論的傾向采取批判或至少保留的態度。如:南希·弗雷澤和琳達·尼科爾森批評指出,利奧塔“在倒掉哲學中玄學話語這盆澡水時,把大型歷史敘事這個孩子也倒掉了;在倒掉狹義的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這盆澡水時,把對大規模的不平等的社會分析理論這個孩子也倒掉了”;但事實上,這些被他視為不合法的孩子并未能被真正徹底地扔掉,他們而是又“委委屈屈地回到了利奧塔在后現代社會批判的那個類型中為他們重新安排好的位置上”〔3〕。
  其次,女性主義從以福柯為代表的后現代主義者對作為理性主體的“人”的解構中感到了極大威脅。福柯等人打破了西方啟蒙運動以來所宣揚的人是具有天賦權利的理性主體的神話,顛覆了人的主體性。而女性主義的傳統理論綱領則正建立在天賦權利論的基礎之上,而且,女性主義發展到今天,一個主要的一直未變的目標也正是改變幾千年來由于男權統治對女性壓迫而造成的婦女的邊緣化的地位,喚起婦女作為“人”的自我意識和主體意識,建立她們作為“人”的主體性。因此,在廣大婦女尚未達到自己之為“主體”的意識,尚未獲得自己作為“人”的主體性之前,以婦女解放為己任的女性主義拒絕接受福柯等人對“人”的概念的理論解構。某些女性主義者甚至將之視為后現代主義顛覆女性主義的一個“陰謀”:女性過去一直被當作歷史中被動的客體,現在她們清醒意識到了這一點,而恰在她們正想作歷史的主體而尚未做成之時,“主體性”概念竟然就被否定了。
  再次,女性主義覺察出福柯學說中對話語的過分關注對自己有著不可忽視的消極影響。福柯“一切都是話語”的思想導使某些女性主義者把婦女在現實社會中所受的一切具體實在的壓迫(例如暴力和強奸)都看作單純的話語,從而導致她們把改變壓迫婦女的現實社會制度的問題更多地、甚至干脆地就歸結為改變話語的問題,并使她們進而把話語局限于思想話語而只注重思想話語的批判與創新,滿足于一種學院派女性主義的地位,因而削弱了女性主義的政治實踐。這些女性主義者盡管對舊制度的批判也可謂激烈,她們之間的爭論甚至達到白熱化,但她們的這種批判和爭論基本上停留在理論話語的層面,不過是由概念到概念,由理論到理論的“話語喧鬧”,既不能對現實社會發生廣泛深遠的影響,也無法進一步指導未來的婦女解放運動。因此,瓦賴爾·布賴森提醒道:“必須謹防自我指認的精英論,因為它只能促進學術職業,而不能到達大多數女性那里。好的女性主義理論若要構成集體行動和理解的基礎,它就必須走出象牙塔而進入女性的心靈。女性主義不是一本只限少數人閱讀的書,在本質上,它是一本人人可以閱讀的書。”〔4〕
  第四,對于后現代主義所猛烈抨擊的本質主義和普遍主義,女性主義則將之作為自己理論和實踐的權宜策略。后現代主義認為,本質主義和普遍主義先驗地假定了自然和人類本性的不變性,沒有擺脫先驗決定論的纏繞,即使女性主義所強調的性別或性別差異概念也是因社會、文化和歷史背景不同而不同的。而女性主義雖然也看到,性別差異不是自然和人類自然本性方面的因素所規定的,而是依賴于階級、國家、民族、歷史等社會文化因素,并由此而將對性別的研究從生理的性(sex )轉移到社會文化性別(gender),將性別壓迫的根源歸之于生產、生育、性和兒童社會化四大機制(朱麗葉·米切爾:《婦女:最漫長的革命》);但是,由于女性主義在性質上主要是以改變根深蒂固的性別不平等狀況為目標的政治理論,緊迫的實際需要使之如果完全拋開本質主義和普遍主義就無從實現這一目標,因而女性主義仍不得不采用本質主義和普遍主義作為理論和實踐的基礎,盡管這一做法在后現代主義看來可能極成問題,在它自身卻是為達到政治目標所必需的權宜之策。 例如,60年代新左派中的女性因把“婦女權利”問題擴大到“婦女解放”問題而引起她們的男性同志的敵意和批判時,女性主義者(如舒立米斯·費爾斯通)就是將性別沖突上升為人類沖突中最基本的形式,看作人類一切其他沖突(包括階級沖突)之源,來回擊他們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為依據而力圖把性別問題當作次要問題包括在更基本的壓迫模式,即階級壓迫和種族壓迫模式之下的。
      三、女性主義與后現代主義的融合
  女性主義與后現代主義之間盡管存在上述緊張和對立,但兩者之間也有許多共同和相似之處:兩者都是有意顛覆現存傳統的理論思潮,兩者都具有努力按照理想計劃來改變現實社會的實踐特性,兩者都對現代社會由于崇尚科學和技術而引起的人的異化和物化狀況表示極大關心,等等。這些共同和相似之處使得女性主義與后現代主義又呈現出親和與融合的一面。
  在這方面,女性主義不但與后現代主義積極的建設性向度之間有著親和與一致,充分吸收和利用福柯、利奧塔和德里達等人倡導的事物的多樣性、  多元性和差別性,  否認它們之間的普遍性和同源性(homogenized)〔5〕的觀點;而且也從后現代主義消極的摧毀性向度中找到了與自己主導目標完全一致的有益思想,這就是,后現代主義對傳統思想的批判實際上正是在摧毀現存的“男性中心主義”的思維方式。福柯對傳統思想中理性地位的動搖,撇開對理性主體或主體性觀念所構成的消解,還摧毀了作為男性權力之象征的“人”(man )的觀念和以男性為主體而建立起來的排斥女性的傳統形而上學;利奧塔對傳統形而上學體系的攻擊,撇開對“宏大敘述”或一般理論所構成的威脅,還批判了按照男性思維方式和標準而建立起來的禁錮和壓迫女性的思想傳統。他們的這些思想雖然對女性主義力圖通過建立一般理論來喚起女性的主體意識、指導女性改變自己在社會歷史中的被動地位具有很大的負面影響,但它們同時也可以充當女性主義反對男性中心主義、消除男女不平等的有力理論武器。而德里達對“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批判,由于消解了西方傳統中本質與表象、言說與書寫、男性與女性等等之間的二元對立,顛覆了以前者作為標準(norm),后者作為變化(variation ),前者統治后者,后者服從前者為其內核的傳統二元結構,因而直接摧毀的并非是性別中立的(genderneutral )而是往往“反映著男性有限洞見”〔6〕的“男性中心主義”傳統, 從而打破了傳統的男性統治女性和女性服從男性的性別模式,把男女關系拉回到零度的平等的地位。這為女性主義的理論建設和政治實踐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正是在與后現代主義上述思想的親和和交融中,女性主義充分擴展了作為女性主義第二次浪潮以來最重要理論成果的差別概念。女性主義第二次浪潮已經把男女兩性差別的含義深化為:一方面不僅是指把女性排除在外和使女性屈從于男性的否定范疇,另一方面指女性在愛情、工作和家庭上具有不同于男性的要求、心理和經驗〔7〕。現在, 女性主義則更強調相同性或相似性的相對性和差別的絕對性,將差別概念的范圍擴展到使之不但包括女性與男性之間所存在的一切生理和心理的差別以及社會地位和文化的差別,而且包括這些差別之外女性與女性、男性與男性之間在階層/階級、國家、種族等方面的差別。女性主義對差別概念的這樣一種擴展使女性主義自身與后現代主義在以下幾個方面更趨于一致。
  一方面,女性主義理論研究呈現出多元性和多樣性。女性主義在西方作為一種學術制度早已得到普遍承認, 其學術研究也已漸臻成熟;80年代以來,女性主義雖然仍強調建立大型理論的必要性,建構宏大敘述的理論熱情卻逐漸減退,它的目標已不再是一味追求按照某個統一而宏大的設想建構一座理論大廈,而是更接近于一項以承認女性之間各種差別或差異為前提的集體計劃,一項由眾多子課題組成的大課題,這項計劃或課題就像一盤拼字游戲,各個部分都需要有人去填充和完成。這樣,它就改變了自身傳統中以白人中產階級婦女為中心的理論取向,使理論研究呈現出主題多樣、流派紛呈、殊異觀點共存的局面。這不但克服了傳統女性主義理論因白人中產階級女性的階級局限和文化差異而不能解釋廣大婦女、尤其是受性別壓迫最深的黑人婦女的經驗的復雜性和多樣性的局限,而且為女性主義理論研究增添了強大的活力。這樣女性主義不再一味追求統一,而是承認、接受、甚至歡迎差別,在理論方向上與后現代主義呈現逐漸合流之勢。
  另一方面,女性主義以一種新的以性別差異為基礎的男女平等觀取代了傳統的抽象的男女平等觀。傳統的“男女平等”觀念作為男權觀念下的產物,不僅要求女性應當向男性靠拢,而且其本身是抽象的、無法實現的烏托邦。女性主義現在由于認識到男性之間階級差別和種族差別的現實存在,認識到先有階級認同、民族認同而后才有性別認同,因而在女性應當同什么階級或種族的男性平等問題上就失去了統一的固定不變的標準。因此,女性主義開始以性別差異為基礎而把“男女平等”看成是在承認個體獨特性的前提下女性與男性的具體的平等,這種平等不是女性進入男性領域、用男性標準來要求女性的權益和衡量女性的解放,而是女性以其自身為標準而努力作好女人(being woman)。 這樣一來,女性主義在致力于男女平等的努力中就有了更為廣闊的空間和更為廣泛的手段和途徑,不再像過去那樣簡單地把所有男性都看作壓迫女性的敵人而要爭取達到與他們同等的地位,而是要使女性在作女人的過程中從眾多不同方式中找到最適合于自己的方式,因而男性中的許多人都可以充當女性的同盟或友伴。于是,與以往完全自治地組織起來,謹慎地對待男性提供的支持的單獨抱團的主張不同,女性主義現在明確地主張和要求與男性開展全面合作。
  再者,女性主義在社會政治實踐中逐漸擺脫了急于求成、力圖通過幾次運動就完成社會變革的急躁的和激烈的態度,能夠保持一種寬容、穩健和樂觀的心態,在新的平等觀念的指導下,于差異中求平等,于平等中彰顯個性和獨立。在被譽為自達爾文《物種起源》以來最重要著作的《圣杯與劍》中,美國杰出女性主義理論家理安·艾斯勒提出,男女關系已開始從以劍為象征的男性統治模式轉變為以圣杯為象征的伙伴關系模式;這種伙伴關系模式是一種消除沖突、對抗和權力等男性統治話語,推進愛、溫情、友誼等新的文化政治話語的模式;它完全不同于男性統治模式,是男女兩性所能達到的以性別差異為基礎的平等、和諧的良好模式,在其中,對話、互補和共識取代了矛盾、沖突和對抗;它崇尚自然,愛好和平,重視建設,是人類走出由男性統治模式所帶來的當今困擾全球的能源、生態和核危險等諸多危機的一條理想道路。這說明,女性主義已不再局限于從女性自身權益出發進行爭取男女平等的社會政治實踐,而是能夠著眼于整個人類的利益和命運來考慮自身的目標。這既是女性主義在社會政治實踐中逐漸走向成熟的標志,也可以看作是女性主義與后現代主義走向合流的一個證明。
  總的說來,女性主義與后現代主義的對立,從根源上看,主要是由于女性主義與后現代主義各自具有不同的革命對象和目標。后現代主義是西方思想理論發展的必然產物,它的主要目標是顛覆西方近代以來的傳統思想模式,對當代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制度雖有涉及,但并不是重點;而女性主義則是西方社會政治實踐發展的必然產物,它以改變現實社會中男女不平等狀況為目標,它在理論上的發展主要是為了滿足社會政治實踐的需要;因而女性主義與后現代主義之間的對立,實質上主要是局部與總體、滯后的局部實踐要求與激進的或超前的總體理論之間的對立。而女性主義與后現代主義的融合,由于它們兩者作為思想思潮本身都具有超越性和革命性,因而也就具有必然性,而這種融合則主要是女性主義在爭取婦女解放過程中逐漸吸納后現代主義在反對傳統形而上學思想模式過程中對“男性中心主義”傳統的消解和所提出的一些具有建設性意義的基本方法、理論和觀點。正是在女性主義與后現代主義的這種緊張和對立與親和和融合中,“后現代女性主義”、“生態女性主義”等新的女性主義流派才獲得了其產生的條件和存在的空間。
  注釋:
  〔1〕參見王治河:《后現代主義的建設性向度》, 《中國社會科學》1997年第1期。
  〔2〕參見:Modern Feminsit Thought,,p.199.
  〔3〕李銀河主編:《婦女:最漫長的革命》,三聯書店,1997 年,第135—136頁。
  〔4〕Valerie Bryson: Feminist Political Theory, Macmilian,1992,p.267.
  〔5〕Maggie Humm: The Dictionary of Feminist Therory,Harvester Wheatsheaf,1989,pp.50—51.
  〔6〕Valerie Bryson: Feminist Political Theory, Macmilian, 1992,p.263.
  〔7〕Mary Maynard:"'Race', Gender,  and the Concept of'Difference' in Feminist Thought", The Dynamics of 'Race' andGender: Some Feminist Interventions, ed. by Halen Afshar andMary Maynard, Taylor & Francis, 1994,pp.9—12.
國外社會科學京16~21D423婦女研究李霞19981998后現代主義作為一種理論思潮對當代女性主義的發展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本文試圖從總體上對女性主義與后現代主義間的關系略作理論分析,闡述女性主義與后現代主義的緊張和親和或對立和融合。女性主義/后現代主義聯系地址:武漢大學法學院社會學系 430072       作者:國外社會科學京16~21D423婦女研究李霞19981998后現代主義作為一種理論思潮對當代女性主義的發展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本文試圖從總體上對女性主義與后現代主義間的關系略作理論分析,闡述女性主義與后現代主義的緊張和親和或對立和融合。女性主義/后現代主義
2013-09-10 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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