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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的人:中國當代倫理學的邏輯起點
實踐的人:中國當代倫理學的邏輯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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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倫理學不是書齋里的學問,它必須“干預生活本身”。“那些主要不是干預生活本身,而是從事抽象真理的研究”[1](P6)的“道德形而上學”的探尋和對人的“終極價值關懷”的宣示,對于人們是危險的。真正的倫理學是自己時代道德精神的精華,它“要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并相互作用”[2](P121)。中國當代倫理學正面臨一個豐富和發展的良好機遇,因為它必須為正在從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中的人們提供道德價值選擇和行為評價標準。充分體現當今時代道德精神和社會發展大趨勢且具有廣泛的現實可行性和實際操作性,是它必須具備的內在規定性。但是,承担這種偉大歷史使命的中國當代倫理學理論體系得以成立且被群眾掌握、變為物質力量的關鍵和前提是首先必須確立起科學的邏輯起點。否則,中國當代倫理學理論體系的建構,干預生活本身等就是一句空話。筆者認為,“實踐的人”是中國當代倫理學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
   一
  邏輯起點是中國當代倫理學理論體系所由以出發的理論上的始基,是整個理論體系賴以成立的關鍵和前提。任何哲學理論體系都有自己的邏輯起點,并根據這一邏輯起點在思維的邏輯進程中逐步展開理論運思。如中世紀基督教哲學以“上帝”或“神”為邏輯起點,建立起龐大的經院哲學體系;歐洲近代經驗論和唯理論分別以“經驗”、“感覺”和“理性”為邏輯起點,用“經驗”、“感覺”和“理性”解釋、評判一切;黑格爾以“絕對精神”為邏輯起點,以三段論的形式,按照否定之否定的規律,讓“絕對精神”自我表現為邏輯、自然、精神等一系列階段,從而構筑了一個龐大的思辨唯心主義哲學體系;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以“物質”為邏輯起點,按照唯物辯證法的思維方式,科學闡述自然界、人類社會和思維世界運動、變化和發展的基本規律,從而構筑起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大廈。倫理學是哲學家族的重要一員,當代中國倫理學是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當代中國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也必須有自己的科學的邏輯起點。當代中國倫理學的邏輯起點應是“實踐的人”。
  長期以來,人們通常把道德和經濟基礎的關系作為我國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因而道德被解釋為對一定社會經濟基礎的反映,是由一定社會經濟關系所決定的社會意識形態,是調整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行為規范的總和。這種看法,一般說來是正確的。因為它揭示了道德作為社會意識形態組成部分的一般本質。但這種看法也有局限性。其一,它不能把道德同其它也是由社會經濟關系決定的、作為社會經濟關系在思想理論上的反映的社會意識形態如政治、法律等區分開來,道德作為特殊的意識形態,它與政治、法律相區別的特殊本質未能凸顯;其二,它把人淹沒在道德之中,使人成為道德的工具,好像是人為了道德,而不是道德為了人,道德作為主體人的主體性深層本質未能揭示,倫理學作為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實現人生幸福之學科,其學科主題未能彰顯;其三,倫理學作為哲學、價值學科所特有的學科性質和研究方法沒有得到很好地運用和表現。因此,上述關于道德本質的規定,“是關于道德的社會學的定義,而不是關于道德的倫理學的定義;是關于道德研究的方法論,而不是關于道德的本體論”[3](P261)。
  也有學者主張把行為作為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的邏輯起點,這種意見有其合理性。因為人的行為畢竟包含道德行為,如果把倫理學理解為關于道德現象的學問,那么,倫理學就是關于道德行為的科學。但是,這種意見也忽視了人的行為并不全是道德行為,因為,人的行為是指由人所作出的一系列動作,而道德行為是指道德主體基于自覺意識,依循一定道德準則而做出的,與他人意志有著本質聯系的,可以進行善惡評判的自愿、自擇的行為,可見,道德僅僅是人的某些特定行為的屬性。倫理學研究的道德現象也并不僅僅是道德行為現象,它還包括道德行為現象以外的其它現象。所以無論是從行為概念的外延,還是從倫理學的研究視域來看,這種看法在邏輯上都是不周延的。同時,行為也可以作為其它學科的研究對象,如經濟學,許多經濟學家就認為經濟學是關于人的行為的科學。所以,在這一意義上,如果不對行為作出科學的界定和說明,倫理學與其它學科就難以區別開來,它自身作為獨立學科存在的合法性就要大打折扣。
  正因為如此,我們就應該把“實踐的人”作為當代中國倫理學的邏輯起點。這樣做,既是企圖克服以上局限性,也是希望恢復倫理學作為人的生存、發展和精神完善化的理論反思之學科的本來面貌。
   二
  作為倫理學的邏輯起點的“實踐的人”是指什么呢?倫理學作為哲學的一部分,是一種特殊的人學,作為人學,它以“人”為邏輯起點是理所當然的。但是,以“人”為邏輯起點的哲學、倫理學在哲學、倫理學史上不乏其人。如古希臘時期最先寫下人學開端篇的普羅泰戈拉就把人擺在宇宙中心的地位,也把人作為哲學、倫理學的出發點。蘇格拉底也把人的問題從哲學、倫理學中凸顯出來,他以人為邏輯起點,審視人的生活狀況,洞察人的特性,厘定人生的目的和價值。有鑒于此,瑞士古希臘羅馬文化研究者安·邦納指出:“全部希臘文明的出發點和對象是人。它從人的需要出發,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進步。”[4](P28)歐洲近代哲學倫理學史上也有許多哲學倫理學家把人作為邏輯起點。如盧梭就明確地把人作為他的哲學倫理學研究的中心。狄德羅說,人是惟一的,一切必須從人出發而又復歸到人。施蒂納把哲學倫理學的研究對象歸結為“惟一者——自我”即人本身,他說:“我……將世界作為我心目中的世界來把握,作為我的世界、我的所有物來把握,我把一切都歸于我。”[5](P125)費爾巴哈認為,哲學倫理學必須以人為邏輯起點,“將人連同作為人的基礎的自然當作哲學惟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對象”[6](P184)。
  馬克思主義倫理學也是把人作為邏輯起點的。馬克思、恩格斯說:“我們的出發點是……現實的、有生命的人。”[7](P73)“在社會中進行生產的個人,——因而,這些個人的一定社會性質的生產,當然是出發點。”[14](P1)但是,馬克思主義倫理學在倫理學史上的空前的革命意義并不在于它把人作為邏輯起點,而在于它以歷史唯物主義為基礎,對“人”作了科學的規定,這個“人”是“實踐的人”即“現實的、活生生的人”,“在歷史中行動的人”。
   1.“實踐的人”首先是“現實的人”
  首先,“現實的人”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因此第一個需要確認的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由此產生的個人對其他自然的關系。”[7](P67)“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是“現實的人”形成的自然基礎。
  其次,“現實的人”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從事實際活動的人”就是“從事活動的,進行物質生產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質的、不受他們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條件下活動著的”人[7](P72)。這種人所從事的實際活動的基礎內容就是物質生產活動。因為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為了能夠從事科學、藝術、道德、宗教等活動,首先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而且這是這樣的歷史活動,一切歷史的一種基本條件,人們單是為了能夠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去完成它,現在和幾千年前都是這樣。”[7](P78-79)
  再次,“現實的人”是受“自己的生產力和與之相適應的交往的一定發展”[7](P72),即物質條件制約的人,任何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物質生活條件之中,物質生活條件是“現實的人”存在的必要條件。因為現實的人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而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就是他們得到的現成的和由他們自己的活動創造出物質生活條件的過程。所以,“現實的人”是由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的。“個人怎樣表現自己的生活,他們自己就是怎樣。因此,他們是什么樣的,這同他們的生產是一致的——既和他們生產什么一致,又和他們怎樣生產一致。因而,個人是什么樣的,這取決于他們進行生產的物質條件。”[6](P67-68)
  復次,“現實的人”“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的,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7](P56)。“現實的人”“不是處在某種虛幻的離群索居和固定不變狀態中的人”,不是“內在的、無聲的、把許多個人純粹自然地聯系起來的普遍性”,不是“從口頭上說的、思考出來的、設想出來的、想像出來的”“一種抽象的——孤立的——人的個體”即“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處在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發展過程中的人”[7](P73),是“為了進行生產,人們相互之間便發生一定的聯系和關系;只有在這些社會聯系和社會關系的范圍內”才能存在的人,是在現實性上,把本質表現為“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的人。這就是說,“現實的人”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歷史發展的人。
  最后,“現實的人”是“個人的存在”“同時又是社會的存在”。“現實的人”的存在具有內在的二重性。一方面,任何人都是一個個體的存在物。人的存在的個體性使人與人相區別。人把自己與別人區別開來時,他就意識到了自己是個體性的存在,“任何一個存在物只有當它立足于自身的時候,才在自己的眼里是獨立的,而只有當它依靠自己而存在的時候,它才算立足于自身。”[8](P82)作為個體的存在物,人總是從自己的存在和發展這一自明前提出發,去從事活動的。馬克思說:“個人總是并且也不可能不是從自己本身出發的。”[9](P274)人存在的個體性是由于人都是一獨立的自然機體所決定了的;另一方面,任何人又都是一個社會的存在物,就是說,任何人只有在社會中,成為一定社會的成員才能存在。“只有在社會中,人的自然的存在才成為人的屬人的存在”[8](P75)。人是社會的人。在社會之外的人,那種魯濱遜式的人,“孤立的一個在社會之外進行生產的人……是不可思議的”[10](P734)。總之,人的存在具有二重性。既是個體性的存在,又是社會性的存在,這種二重性在人身上是密不可分的,“人的個體生活和類的生活并不是各不相同的”[8](P76)。人就把這種二重性內在地具于一身。
   2.“實踐的人”是有道德需要的人
  “實踐的人”不僅是“現實的人”,而且是有道德需要的人,人的道德需要是人的本質需要,它正是由于人是“現實的人”而產生。因為“現實的人”的存在是二重性的存在,人的存在的二重性決定了人的需要或利益的二重性。作為個人的存在,人都有維持自己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即個人利益;作為社會的存在,人都有維持社會的存在和發展的需要即社會共同利益。因此,人的需要或利益也表現出二重性即個人利益的個體性和社會利益的整體性。這樣,人就有了一個如何處理他的利益或需要的個體性和整體性的關系問題。人的利益的個體性使人的道德成為可能,利益的社會性使人的道德成為必要,所以道德需要成為人的本質需要之一[3](P267)。因為道德作為調節人與人的關系及其行為規則的總和,恰恰是在個人與整體、個人利益與整體利益發生矛盾的時候和地方產生的。
  是什么原因把人變成了二重性的存在,并使道德需要成為人的本質需要之一呢?根源還在于“實踐的人”本身。前文已述,“實踐的人”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人的實際活動本質上就是勞動,而勞動不過是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過程,不過是解決人的需要與自然之間矛盾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人使自己與動物區別開來,使人成為人、個體的人,所以,馬克思說:“自由自覺的活動恰恰就是人的類的特性。”[8](P50)勞動也是社會中的勞動,是社會關系中的勞動,“人們在生產中不僅僅影響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響。他們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才能進行生產。為了進行生產,人們便發生一定的聯系和關系;只有在這些社會聯系和社會關系的范圍內,才能有他們對自然界的影響,才會有生產”[7](P344)。勞動使人成為社會的人。由此可見,勞動在確證人成為人時,也把人變成了二重性的存在,并把人的道德需要確證為人的本質需要之一。
   3.“實踐的人”是追求全面發展、自我完善即理想人格的人
  追求全面發展、自我完善是人類世世代代為之奮斗的美好理想。馬克思指出:“任何人的職責、使命、任務就是全面地發展自己。”[9](P330)他甚至把共產主義社會設計成“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11](P649)。所以,追求全面發展、自我完善是“實踐的人”作為人的職責、使命和任務,也是其根本目的。“實踐的人”把道德需要納入自己作為人的本質需要之中,其目的就是為了促進“人以一種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完整的人,把自己的全面的本質據為己有”,促進自己作為“人的本質力量的公開的展示”[8](P77-81),因而也就是追求全面發展、自我完善即理想人格,在這一理想人格的規定中,道德、倫理是其首要內涵。因為追求全面發展、自我完善的人是指在自己自由自覺的活動和同外部世界發生的全面的對象性關系的基礎上,歷史地充分地表現和實現自己本質力量、自由地展示自己真正人性的人。全面發展的人無疑是指能力、社會關系、個性得到普遍性發展的人,但是它首先是指人的道德、倫理的完善和發展。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視道德、審美在人的發展中的作用,他們在《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中指出:人的全面發展就是人在道德、體力和智力方面發生的非常良好的后果。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認為考察人的生活狀況也就是要看一看生活在一定條件下的人在道德、體格和智力等方面的面貌是怎樣的。道德、倫理的完善和發展是人的全面發展的必要條件,沒有人的道德、倫理的完善和發展,只有能力、社會關系、個性的普遍性發展,人的全面發展就是一句空話,“實踐的人”把道德需要納入自己本質需要也就成了毫無意義的事,其道德理想人格也無法實現。
   三
  把“實踐的人”作為中國當代倫理學的邏輯起點對倫理學意味著什么呢?或者說“實踐的人”對倫理學的意義何在?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是把“實踐的人”作為中國當代倫理學的邏輯起點的觀點得以成立的深層根據。
  第一,基石:“實踐的人”預制倫理學的理論建構。把“實踐的人”作為倫理學的邏輯起點,對于倫理學說的建構有著不容置疑的預制作用。英國學者萊斯利·史蒂文森指出:對于人的不同見解“自然就導致了我們應當是什么、以及我們能夠怎么做的不同結論。如果我們是上帝創造的,那么上帝的目的就規定了我們應當是什么,我們一定也要依賴他的幫助。如果我們是由社會所創造的,并且如果我們發現生活在某種意義上是不美滿的,那么在社會被改革之前,則是不會真正得到解救的。如果我們是完全自由的,能夠不逃避個人選擇的必然性,那么惟一現實的態度,就是正視我們的處境,在完全清楚我們正在做什么的條件下,作出我們的選擇”[12](P3-4)。顯然,史蒂文森在這里涉及了基督教倫理學、存在主義倫理學、以及他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的不同的邏輯起點。盡管他的理解從總體上說不正確,尤其是對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的理解是片面的,但是,他說出了一個帶有普遍意義的結論:邏輯起點不同及對作為邏輯起點的“人”的不同理解,導致了不同倫理學說對人應當做什么、能夠做什么,應當如何做的不同結論。這種預制作用具有普適性[13]。眾所周知,倫理學就是關于人應當做什么、應當如何做的實踐哲學。康德就認為,自然哲學討論的是所有存在的東西,道德哲學討論的是應當存在的東西。把“實踐的人”作為倫理學的邏輯起點,就規定著倫理學的未來邏輯進程,預制著人應當立足于自己的實踐,去追求自己的“應當”。因為人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受“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制約的人即“現實的人”,他就應該也不得不從他所處的社會條件、社會關系出發,去滿足自己的道德需要,追求全面發展和自我完善的理想人格。當代中國倫理學以“實踐的人”為邏輯起點,就判定了當代中國人應該以人和社會的辯證統一,以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基礎,以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德體系即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以“五愛”為基本要求的道德規范體系為規導,來進行自己的價值選擇和行為評判。
  第二,方法:“實踐的人”使倫理學從抽象到具體。“實踐的人”作為倫理學的邏輯起點的方法論意義集中表現在:“實踐的人”是哲學倫理學的范疇,是對具體的、經驗的人的抽象把握,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從抽象到具體的方法在科學理論意義上的合理抽象。
  作為一個學科邏輯起點的范疇只能運用理論思維的合理抽象方法。馬克思認為,任何科學的研究“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14](P99-100)。抽象的方法,就是以抽象思維為特征的、辯證的邏輯方法。整個辯證唯物主義哲學是以“物質”范疇為邏輯起點的,而這個“物質”范疇就是這種方法的運用。“物質本身是純粹的思想創造物和純粹的抽象。當我們把各種有形地存在著的事物概括在物質這一概念下的時候,我們是把它們的質的差異撇開了。因此,物質本身和各種特定的、實存的物質不同,它不是感性地存在著的東西”[15](P598)。同樣,為揭示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規律,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通過大量經驗材料的研究和概括,形成各種科學概念或范疇,并根據它們的發展所表現出來的連貫性,將它們邏輯地聯系起來,形成一個具體的理性的東西,這就是從抽象到具體的方法。《資本論》是以商品為邏輯起點,這是因為從商品分析開始,就是從客觀實在出發,而不是從主觀的虛幻出發,同時商品又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細胞”,它既是資本主義經濟中最簡單、最一般的規定,又包含著資本主義社會一切矛盾的胚芽,所以通過對商品的分析,就可以在以后的邏輯行程中逐次揭示出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矛盾。可見,《資本論》以商品作為邏輯起點,既是由其科學研究的對象的特殊性質所決定,同時又體現了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的根本要求。
  以“實踐的人”為邏輯起點對倫理學也具有同樣的方法論意義。眾所周知,當代人與那種具體發展還處于十分簡單的時候和地方,沒有客觀真實性和可能性而抽象的人不同,當代人由于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交往的普遍化而出現了全面的關系、全面的需求和全面的能力的體系,產生出個人關系和個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且已逐漸地被人們所認識,于是對“實踐的人”的理論抽象不僅有了可能,而且成為真正實際的東西。當然,在此,我們并不是要拋棄或否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分析方法。相反,我們正是要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方法,從“實踐的人”這個當代社會道德生活中的“細胞”開始,期望在未來的邏輯行程中逐次揭示出當代社會人的道德生活的一切矛盾。只有以“實踐的人”為邏輯起點,在邏輯思維行程中具體再現當代社會人的道德生活的一切矛盾的倫理學,才是符合從抽象到具體的辯證思維方法且具有生活氣息、受人歡迎的倫理學。
  第三,性質和宗旨:“實踐的人”范導倫理學返歸價值科學和人學主題。以“實踐的人”為邏輯起點,首先可以恢復倫理學作為哲學、價值科學的學科性質。倫理學是研究道德的學問,道德是一種相對獨立的特殊的社會價值形態,因而倫理學就應該是一門特殊的哲學性質的價值科學。價值是“表示物為人而存在”[16](P326),表示客體為人而存在,對人有意義、有用,是發生在主客體之間的一種意義關系。作為主客體之間的一種關系,價值是發生在勞動活動即實踐之中的,無論是物的價值,還是人的價值,都要通過主體的實踐來確證。實踐是一切價值的源泉。它不僅是檢驗認識真理性的標準,也是檢驗一定的物、人為人而存在,以滿足主體需要的價值的尺度。所以實踐不僅是價值發生的根據,也是價值有無、正負的檢驗標準。同時,價值不僅有一個發生和評判標準的問題,還有一個評判的根據問題。價值評判的根據就是根源于實踐的各種價值符號或價值形態,它們是價值的各種觀念凝結體。道德價值評判就是根據各種道德價值符號來進行的。人類道德生活中的道德原則、規范,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道德信念和理想,道德品質和道德人格等都是道德價值符號[3](P262)。倫理學研究的正是這些道德價值,因而倫理學是一門特殊的價值科學。道德價值是在人的道德生活、道德實踐中發生并得到驗證的,其主體是道德實踐中的人。倫理學研究的道德價值也是人的道德實踐中的價值,因此,倫理學理所當然地要把“實踐的人”作為邏輯起點。只有以“實踐的人”為邏輯起點,既為當代社會個人的生存、發展和完善提供道德價值標準和行為選擇目標,也為當代社會的發展確立終極價值理想和評價尺度的倫理學,才是作為價值科學而存在和發展的真正的倫理學。
  其次,把“實踐的人”作為邏輯起點可以恢復倫理學的學科宗旨。如前所述,倫理學是一門特殊的價值科學,她無疑是研究道德價值的。但是,價值發生于人的社會生活之中,而“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7](P56),價值的主體是人,人也是社會實踐的產物。所以,離開人的社會實踐,離開社會實踐的人,一切價值都無從談起。物也只是相對于人的價值。只有社會實踐才確立起價值,確立起價值評判現象及其評判標準。道德作為一種價值是人之為人所必須的。因為既然人是生活在社會中并且只有在社會中才能存在和發展的,那么他就必須獲得社會群體的認同,為社會群體所接納,成為其中的一員,即人必須社會化。“而道德既是人的社會化的重要內容,又是人的社會化的重要力量和方式;人們之所以要講道德,追求道德,并為此而約束自己的某種任性和偏執,或多或少地放棄甚至犧牲自己的個人利益,就在于舍此就無法求得自身的內在統一,肯定自身的價值,實現自身的發展和精神完善化”[3](P263)。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倫理學是一種如中國古代儒家所言的“為我”之學,如古希臘時期的人的身心和諧發展、自我完善、人的價值的實現、人的本性的張揚之學。因而,倫理學實質上又是一種特殊的人學,是關于人的生存意義和人生價值的理論表現,是對人的生存、發展和精神完善化的理論反思。它的這一主題要求它必須以“實踐的人”為邏輯起點。只有以“實踐的人”為邏輯起點,立足當代中國人的實踐,考察并從學理上反思其生存、發展狀況,厘定其精神完善化和全面發展的最佳路徑的倫理學才是本來面目的倫理學,才是對當代中國人有意義的倫理學。
鄭州大學學報:哲社版57~62B8倫理學龔天平20022002邏輯起點是當代中國倫理學理論體系所由以出發的理論上的始基,是整個理論體系賴以成立的關鍵和前提。中國當代倫理學的邏輯起點應是“實踐的人”。作為哲學、倫理學的范疇,“實踐的人”是對具體的、經驗的人的抽象把握,它首先是指“現實的人”,“現實的人”不僅在“現實性上”把本質表現為“一切社會關系總和”,受物質條件制約,從事實際活動的,有生命的個體的存在,而且是把個人性存在和社會性存在內在地具于一身即二重性存在的人。“實踐的人”也是本質上具有道德需要,追求全面發展、自我完善之理想人格的人。對于中國當代倫理學來說,“實踐的人”是預制倫理學之理論建構的基石,具有使倫理學從抽象到具體的方法論意義,還可以范導倫理學反歸價值科學的學科性質和人學學科的學科主題。實踐的人/邏輯起點/倫理學/中國/當代龔天平(1968-),男,湖北省公安縣人,湖南師范大學法學院倫理學研究所2000級博士生,湖北襄樊學院管理學系教師,主要從事倫理學、人的哲學研究。(長沙 410081) 作者:鄭州大學學報:哲社版57~62B8倫理學龔天平20022002邏輯起點是當代中國倫理學理論體系所由以出發的理論上的始基,是整個理論體系賴以成立的關鍵和前提。中國當代倫理學的邏輯起點應是“實踐的人”。作為哲學、倫理學的范疇,“實踐的人”是對具體的、經驗的人的抽象把握,它首先是指“現實的人”,“現實的人”不僅在“現實性上”把本質表現為“一切社會關系總和”,受物質條件制約,從事實際活動的,有生命的個體的存在,而且是把個人性存在和社會性存在內在地具于一身即二重性存在的人。“實踐的人”也是本質上具有道德需要,追求全面發展、自我完善之理想人格的人。對于中國當代倫理學來說,“實踐的人”是預制倫理學之理論建構的基石,具有使倫理學從抽象到具體的方法論意義,還可以范導倫理學反歸價值科學的學科性質和人學學科的學科主題。實踐的人/邏輯起點/倫理學/中國/當代
2013-09-10 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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