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思韻網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選擇語言   簡體中文
你好,請 登陸 或 注冊
首頁 人文思韻 傳奇人物 歷史思潮 時代作品 話題討論 國民思韻 民初捐助 賬戶管理
  搜索  
    人文精神 >>> 當代網絡名家選輯
字體    

對傳統與現代及其相互間關系的闡釋
對傳統與現代及其相互間關系的闡釋
網載     阅读简体中文版


  我國正在進行現代化建設,需要了解有關現代化的理論和概念,需要了解什么是“傳統社會”?什么是“現代社會”?什么是“現代化”?什么是“社會現代化”?什么是“個人現代化”?傳統向現代轉換的類型有幾種?世界各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換模式可分為幾種?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換一般需要經歷幾個過程?目前國內學術界對這些問題尚無系統的論述,致使許多人對如何實現現代化尚無清楚的認識。
    一、“傳統”與“現代”
  “傳統”一詞的拉丁文為“traditum”,英文為“tradition”。美國研究傳統社會的著名社會學家希爾斯認為,“傳統”的基本涵義是“世代相傳的事物”,亦“即任何從過去延傳至今或相似至今的東西”,具體地說,傳統“包括物質實體,包括人們對各種事物的信仰,關于人和事件的形象,包括慣例和制度”。[1]例如,歷史上遺傳下來的各種建筑、紀念碑、景觀、雕塑、繪畫、書籍、工具、風俗、信仰等,以及保存在人們記憶和語言中的所有象征符號及其體系等。希爾斯所說的“傳統”,與學術界所說的大文化概念相似,是包羅萬象的,也就是人類社會所創造的一切。
  傳統的實質就是崇尚過去的成就和智慧,崇尚蘊含傳統的制度,并把傳統社會的行為模式視為行動的指南。例如,對傳統文化的熱愛,對祖先和權威的敬重,對故鄉的懷戀,對家庭、家族或氏族部落的特殊情感,對宗教的虔誠等。傳統象征著社會秩序與和諧,因此,有人認為,“傳統是秩序的保證,是文明質量的保證”。[1]
  傳統具有兩個主要特征:
  其一是變異性。傳統在代代相傳過程中,不會完整保持其同一性。歷史上各種傳統都在不斷地發生變化,莊子曾說:“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2]并稱“時有終始,世有變化”。[3]無論何種傳統,都處在不斷變化之中,沒有不變的傳統。時有古今,地有南北,每一種傳統都會因時間的不同和空間的差別而發生質或量、內容或結構的變化。“即使只經過三代人這樣短暫的延傳,傳統也很可能經歷某些變化。它的基本因素被保存下來,并與其他起了變化的因素相結合”。“而在相繼的兩代人中,傳統的變化小得無法察覺,因而沒有引起重視”。[1]
  傳統不能依靠自身發展和變化,希爾斯說:“傳統依靠自身是不能自我再生或自我完善的。只有活著的、求知和有欲求的人類才能制訂、重新制訂和更改傳統。傳統之所以會發展,是因為那些獲得并且繼承了傳統的人,希望創造出更真實、更完善,或更便利的東西。”[1]
  其二,傳統具有持續性。希爾斯認為,信仰或行為模式“要成為傳統,至少需要三代人的兩次延續”。一個傳統能以某種形式延續很長的時間,“一神教的傳統至今已持續了二千五百年到三千年之久;公民身份傳統已持續了大約二千年之久;基督教傳統已有將近兩千的歷史”。[1]傳統的延續性是人類心理傾向的一種表現形式。世界上各民族的傳統并沒有如某些預言家所預測的那樣,迅速地消亡,是因為大多數人需要它們,缺少它們便不能生存下去。
  “現代”(modern)是相對于“傳統”而言的。“傳統/現代”是學者們所設的二元觀的表現形式之一,正如“世俗/神圣”、“工業/農業”、“民主/專制”一樣。其實,這種二分法把兩者完全對立起來是不科學的。
  與傳統相對應的“現代”,在時間上與“當代”的涵義是不同的。今日世界上的人類,每個人在年代學上是“現代”的人,但在實質上未必一定就屬于“現代”。有些國家的人們過著高度現代化的生活,有的卻過著原始的漁獵生活。即使在一個國家內,城鄉之間、地區之間、民族之間的差異也十分明顯。
    二、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
  學術界所說的“傳統社會”,通常是指工業化之前的社會,農業(包括漁獵)經濟占支配地位,它具有保守性、專制性、宗教性、封閉性、地域性、集體性、延續性等。所謂“現代社會”,指與工業化、信息化相適應的社會,它具有商品性、競爭性、民主性、科學性、世俗性、開放性等等。
  有些學者把傳統社會稱為“禮俗社會”,把工業社會稱為“法理社會”。禮俗社會的特征是不靠政權機構和法律條文維系,它是建筑在親情、傳統、血緣等關系之上的。在這種社會中,人們尊崇習俗,敬畏祖先。人際關系以家族為中心,大家相互關照,相互幫助,親情味濃郁。遵循世代相沿的傳統,善良淳樸,重義輕利。法理社會是在工業化條件下形成的,由于工業化對專業的分工要求越來越細,人與人的交往就勢必越來越疏遠,關系也就越來越隔膜。同時由于社會生產活動的日趨復雜,人際關系無法再靠傳統、血緣、親情來支撐,而必須建立起一整套的法律規章制度,從而通過強制性的契約明確每個人的社會角色及其職責。
  此外,還有一些不同的名稱,如美國人類學家雷德菲爾德(Redfield)把傳統社會稱為“民俗社會”(folk society),把現代社會稱為“都市社會”(urban society)。伯克(Becker)則把傳統社會稱為“神圣社會”(sacred society),把現代社會稱為“世俗社會”(secular society)。[4]
  西方一些學者主要從如下三方面分析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差異:其一,在傳統社會里,傳統的價值觀占據統治地位,人們向往過去,缺乏適應新環境的能力;在現代社會里,人們可以保留傳統的東西,但卻不做傳統的奴隸,敢于摒棄一切不必要的或阻礙文明繼續進步的東西。其二,在傳統社會里,世系門第是決定一切社會實踐的依據,這種制度是實行經濟、政治和法律控制的主要工具;在現代社會里,門第關系無足輕重,人的社會地位要靠努力工作和高度的進取心來獲得。其三,在傳統社會里,人們用帶有感情色彩的、迷信的和宿命的眼光看待世界,認為一切都得由命運擺布;在現代社會里,人們不聽天由命,而是勇往直前和富于革新意識,表現出強烈的企業家精神和對世界的理性與科學的態度。[5]
  臺灣學者文崇一對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差異進行了比較,并列表如下:960
    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差異
  附圖C4NA01.JPG
  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區別,最主要的E如下兩個方面:一是非制度化——制度化,二是非理性化——理性化。
  非制度化與制度化,是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主要差異之一。非制度化社會主要依靠人治來維持社會秩序,它通過權威、道德和習慣來管理社會,傳統的農業社會大多是非制度化型社會。制度化社會主要通過法治來維持社會秩序,它是通過大量的法律和規章制度來約束人們的行為,工業化社會一般都是制度化社會。非制度化社會的規范不僅有時間上的差異,也有地區的差異,而且不同群體社會階層也可能有差異,如士紳不同于平民,男人不同于女人,商人不同于農民。而制度化社會的法律和規范通常沒有地區和階層的差異。制度化可以有效地抑制個人的私欲和不法行為,是現代社會必然要經歷的一個過程,中國目前正處于非制度化型社會向制度化型社會過渡的時期。
  根據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觀點,傳統社會是非理性化的社會,而現代社會是理性化社會,并認為現代西方的社會和文化是世界歷史上最為理性化的原型。所謂“理性化”可以概括為一種原則,那就是按照一種統一的中心準繩,將所有的事物(尤其是信仰和行動)都納入一個統一的、前后一貫的邏輯系統之中,以最有效的科學手段來實現人們的理想目標。信仰的系統化就是根除邏輯上的不一致性,破除鬼怪和地方性神qí@①觀念,否定各類巫術。“信仰的理性化就是根除那些不能歸屬于一般性的判斷之下的個別判斷。行動的理性化則是根除那些按預期結果來看沒有道理的決定”。理性化是對行動的組織,旨在最大限度地實現各種目標。“理性化就是信仰的系統化;它也是行動的系統化”。[1]大多數西方的發展社會學家或現代化學家都在某種程度上繼承了韋伯的思想,他們提出現代化的內核就是理性化,因為按照韋伯的觀點,科技化、法制化、貨幣化、世俗化和多層化都是理性化的最典型的不同表現。因而,理性化被看成是整個現代化過程的事實和根本,而以往社會留下的種種傳統則成了理性或現代化的死敵。
  傳統社會的決策往往是建立在情緒基礎上,決策沒有科學理論作為根據,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少數人的情感和主觀看法。現代社會則講究決策科學化,任何決策都必須建立在科學理論或科學依據上,而科學理論能預測到某種行為的結果。
  把“非理性/理性”看做是完全對立的一對結構是不科學的。許多學者都認為,“人是理性的動物”,“理性”是人與動物相區別的主要特征。自人類社會形成以來,無論處于何種發展階段,無論是傳統社會還是現代社會,“理性”和“非理性”是并存的。“理性/非理性”是一般與個別、普遍與特殊的關系。理性是人類普遍具有的特性,每一個民族的制度和風俗都是理性的產物,都是適應該民族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體系;而非理性是人類的特殊性,它是人類在自身發展過程中動物本能的遺留。西方發達國家在工業革命以來各種破壞環境、破壞生態平衡的行為,就是非理性的行為。依強欺弱,以戰爭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等也是非理性的行為。中國傳統儒家思想主張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倡導“天人合一”、“萬物一體”之說,不破壞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這是理性的意識和行為。
    三、現代化的主要特征
  現代化理論盛行于20世紀50-70年代。許多學者都曾研究過現代化問題。不過,關于什么是現代化這一問題,學術界還沒有一致的意見。美國著名日本學專家賴肖爾1965年1月發表在日本《自由》雜志上的《什么是現代化》一文提出,現代化是在現代社會中正在進行著的重要變化。這一定義十分模糊。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則說,現代化是一個“包含了人類思想和行為各個領域變化的多方面進程”。[7]此一說法雖然較具體,但也不夠準確。西方社會學家一般認為:“現代化指的是發生在一個傳統的前工業社會向工業化和城市化轉化的過程中發生的主要的內容社會變革。”[8]這個定義從縱的社會狀態轉變上說明現代化過程的特征。
  華特(R.E.Ward)和洛斯陶(D.A.Rustow)是研究非西方社會現代化的專家,他們認為,“在邏輯與語源學上說,現代化指涉一長期的文化與社會的變遷,而這種變遷為該轉變中的社會的成員所接受,而視之為有益的、不可避免的或可求的。”[9]雷格斯(F.W.Riggs)也持類似的觀點,認為現代化是一“較高開發”的社會對一“較低開發”的社會的沖擊所產生的種種變遷的過程。他說:“現代化并不是指一種特殊的變遷,如工業化、西化,或希臘化,而是指一種‘歷史的相對性’的現象,指一個社會或國家,自愿或不自愿地所發生的一種‘形變之鏈’的過程,而這種形變乃在減少他自己與其他認為更進步、更強大或更有聲威的社會之間的文化的、宗教的、軍事的或技術的差距。”[10]
  中國現代化學家羅榮渠綜合國內外有關研究,把現代化涵義歸納概括為4個方面:①現代化是指在近代資本主義興起后的特定國際關系格局下,經濟上落后國家通過大搞技術革命,在經濟和技術上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的歷史過程。②現代化實質上就是工業化,更確切地說,是經濟落后國家實現工業化的進程。③現代化是自科學革命以來人類急劇變動的過程的統稱。④現代化主要是一種心理態度、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改變過程,換句話說,現代化可以看做是代表我們這個歷史時代的一種“文明的形式”。[11]
  有的學者還認為,現代化的概念還可以分為廣義和狹義的兩種。
  廣義的現代化主要是指自工業革命以來現代生產力導致社會生產的大變革,引起世界經濟加速發展和社會適應性變化的大趨勢,具體地說,這是以現代工業、科學和技術革命的推動力,實現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大轉變,使工業主義滲透到經濟、政治、文化、思想各個領域并引起社會組織與社會行為深刻變革的過程。
  狹義的現代化主要是指第三世界經濟落后國家采取適合自己的高效率途徑,通過有計劃的經濟技術改造和學習世界先進國家,帶動廣泛的社會改革,以迅速趕上先進工業社會、加速社會發展、縮小與發達國家差距的過程。[11]
  另有一些學者從以下8個方面勾勒現代化的主要特征:①在經濟方面,現代化是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信息社會的轉變。所謂工業社會并不排斥農業,只是使農業和其他產業工業化;信息社會也不是取消農業和工業,而是以信息技術改造農業、工業等全部產業。同傳統的自然經濟相比,現代化的經濟是以商品經濟為基礎的。發展商品經濟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②在政治方面,現代化是由專制制度、過渡型制度向民主制度的轉變。政治上的現代化本質上是民主化。但從專制制度向民主制度的轉變殊為不易,往往要經過半專制半民主的中間環節。民主的實現同其他領域的現代化一樣,都有著艱難的歷史過程。③在組織方面,現代化是由單一性的、不分化的社會組織向結構多樣化、功能專門化的轉變。社會成員的分工和協作在現代社會中得到高度發展,使社會生活更加豐富多彩,更加社會化和高效化。現代化也是社會組織管理、調節和控制的現代化。④在觀念方面,現代化是由宿命論、迷信和宗教熱忱向理性化、知識化、世俗化的轉變。人不僅在經濟上、政治上成為現實世界的主體,而且要在思想、思維方式、價值觀念上成為自己精神世界的主體。理性、知識、科學的力量和人的現世利益得到承認和尊重。⑤在活動方面,現代化是由壓制人的創造性向解放人的創造力和發揮人的潛能的轉變。這是由人的能力得不到發展,到片面發展,再到全面發展的過程。⑥在交往方面,現代化是由封閉的、地域性的人際關系向開放的、全球性的人際關系的轉變。現代交通、通訊、大眾傳播媒介的發展密切了各民族、國家和地區之間的交往。這種變化既是一定社會現代化的一個結果,也是社會進一步現代化的條件之一。⑦在生活方面,現代化是由農村為主體向以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為中心的轉變。⑧在能源方面,現代化是由以有生命動力源泉為主,向以無生命動力源泉為主的轉變過程。[12]
  在現代化過程中,傳統模式如何向現代模式轉換,是學術界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事實上,兩者是既離不開、也擺不脫的。“傳統與現代性是現代化過程中生生不斷的‘連續體’,背育了傳統的現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現代化的傳統則是自取滅亡的傳統”。[11]現代化的本質,是適應現代世界發展趨勢而不斷革新。但現代模式不可能建立在空中樓閣上,必須在傳統模式基礎上進行構建和創造。歷史上成功的現代化運動大多是一個雙向運動過程,即傳統因素與現代因素相反相成,既善于克服傳統因素對現代化運動的阻力,也善于使傳統文明轉換成現代文明。正如金耀基教授所說:“中國的現代化所意含的不是消極地對傳統的巨大摧毀,而是積極地去發掘如何使傳統成為獲致當代中國目標的發酵劑,也即如何使傳統發生正面的功能。”[13]
    四、社會現代化與個人現代化
  關于現代化的研究,大多是以一個或多個國家或社會作為分析的單位,但也有一些研究者特別關注“社會現代化”(societal modernization)與“個人現代化”(individual modernization)的關系。所謂社會現代化,主要是指整個社會在經濟、政治、社會及文化等方面的變遷;所謂個人現代化,主要是指社會中的個人在價值觀念、思想形態及生活習慣等方面的變遷。
  社會現代化與個人現代化的時代性質或屬性,學術界稱之為現代性(modernity)。人類學家曼寧·納什認為,“現代性”是一種社會的和心理的結構,它促進科學運用于生產過程。[14]因此,與社會現代化及個人現代化相對應,現代性又可分為社會現代性(social modernity)和個人現代性(individual modernity)。
  所謂社會現代性,臺灣著名學者楊國樞概括為:(1)民主化;(2)法制化;(3)工業化;(4)都市化;(5)均富化;(6)福利化;(7)社會階層流動化;(8)宗教世俗化;(9)教育普及化;(10)知識科學化;(11)信息傳播化;(12)人口控制化。[15]
  個人現代性是指現代化社會中個人所最常具有的一套認知態度、思想觀念、價值取向及行為模式。有的學者把個人現代性視為個人傳統性的反面,將個人傳統性視為個人現代性的反面,即把傳統性與現代性視為同一續譜的兩端,中國則有一中性點。
  這一次個人傳統性與現代性視為同一變項之相反兩端的觀點,顯然是受到現代化理論的影響。現代化論者常將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加以對立,認為在現代歷程中后者將會完全取代前者。這一觀點是不科學的。
  第一,在現代化的社會變遷歷程中,并不是所有的傳統思想、觀念及行為都以相同的速度轉變或消失,也不是所有的現代思想、觀念及行為都以相同的速度出現或增強。
  第二,一些學者指出,并非所有的傳統性文化特征或價值元素都會為現代性文化特征或價值元素所取代。[4]事實上,現代社會中某些傳統特質仍會繼續保存而未明顯衰退,即傳統性的部分內涵與現代性的部分內涵會同時并存。因此,無法把傳統性與現代性完全對立。
  楊國樞認為,個人傳統性與個人現代性的區別主要表現在如下幾方面:
  個人傳統性的特點:①遵從權威。即強調在各種角色關系與社會情境中應遵守、順從、尊重及信賴權威。權威的種類很多,在不同的關系與情境中,可有不同類型的權威,如父母、長者、丈夫、首長、領袖、道德、規范、傳統及校規。對這些權威遵守、順從、尊重及信賴的態度愈強,遵從權威的心態就愈強。②孝親敬祖。雙親和祖宗不但是一類權威,而且是傳統中國社會中最重要的一類權威,它對中國人的心理與生活的影響十分巨大。孝親即孝敬父母,尊重父母意見,不使父母担憂,供養父母及繼承父母志業,侍奉公婆等。③安分守成。前者強調自守本分,與人無爭,少知為妙,不做非分之事;后者強調逆來順受,接受現實,不求進取。④宿命自保。即自保與宿命,宿命即相信命運,屈服于命運,強調少管閑事以避免麻煩,保護自己家庭。自保即自利,利用關系以謀工作,把握機會做官發財,愿意賄賂以求方便,掩護家人以脫刑責。明哲保身,少管閑事,但求無過。⑤男性優越。表現范圍甚廣,包括在家庭中妻子應順從丈夫,工作中女人的效能被認定不如男人,在政治上女人的參與應少與男人,在性生活上女人的自由應少于男人。男主外,女主內。新娘是否處女很重要,而新郎是否處男則不重要。女兒的價值不如男孩。女子婚后應冠夫姓,女子不必受太多教育。
  個人現代性特點:
  ①平權開放。平權即上下平等,人民可以批評官吏,學生可與師長爭論,子女可以向父母理論,夫妻相互尊重。開放即政治改革者有集會演說的自由,教育講學自由不受政治干預。婚姻自由,離婚自由,等等。②獨立自顧。即在生活和行為上獨立自主,盡量少受別人影響。例如,少與鄰居打交道,不必花太多時間與家人相聚,妻子應按照自己的意思做決定,鄰居夫妻吵架不必去勸,結了婚不要與父母住在一起,交異性朋友不必告訴父母,為追求目標得罪別人也沒有關系,成年子女嫌的錢屬自己,等等。③樂觀進取。樂觀即樂觀的態度與信任的胸懷。如認為科技進步帶來光明的前途,民主政治最適合時代需要,只有自由貿易才能使經濟繁榮,眾多的社會問題會逐漸解決;相信大多數人都誠實可信。進取即積極進取的精神,如通過個人努力可以戰勝惡劣的環境,可以建立美滿家庭,盡量接受更高的教育,從工作中不斷學習新事物。④尊重感情。強調人際關系應以真實的感情(包括愛情)為主要依據,不能重視其他因素(如學歷、年齡差距,國籍不同,是否離婚等),男女只要彼此相愛,就可做朋友、同居或結婚。⑤兩性平等。男女兩性在教育、任職、社會地位等方面平等,夫妻雙方在人格獨立、外出工作、結交朋友等方面平等。[4]
  毫無疑問,現代性首先意味著對傳統性的突破和否定,由此而表現了歷史發展中的間斷性或階段性。但是另一方面,充分發展了的現代性還內在地包含著對傳統中積極因素的肯定和發掘,體現了歷史發展的連續性或一體性。社會生活中現代性對傳統性的這種肯定和保留,不是對原有傳統的完全恢復,而是對原有傳統的時代性“揚棄”,即在現代社會的性質和形態中包容和改造原先的形式或內容。
  關于社會現代化和個人現代化兩個層次的關系,學者們的看法各不相同。目前主要有三種不同的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先要從社會現代化做起,而后方能擴及個人現代化。例如,先通過政治力量的推動,使經濟逐漸發展與增長,最后方能導致個人觀念、思想、性格及行為的現代化;第二種觀點則認為,先要有個人層次的價值觀念與心理特質的轉變(個人現代化),然后方能促成經濟、政治及社會層次的變遷(社會現代化);第三種說法是社會現代化與個人現代化互為因果,而且不同國家在不同發展階段的情形有所不同。[4]
  上述三種觀點中,第三種觀點較為科學。社會是人的社會,人是社會的人。社會生活是由人的活動構成的。就社會作為整體而言,社會的現代化也就是人的現代化。首先是人的社會關系的現代化,人的現代化是在社會關系中實現的。社會的現代化和人的現代化是同一個過程。分別地看,社會現代化是社會各個領域普遍的、深刻的變化,包括經濟的現代化、政治的現代化,等等;人的現代化則是從人的觀念、素質、能力、活動、交往、享受等各方面表現出來的普遍的、深刻的變化。社會的現代化歸根到底是人的現代化,依賴于人的現代化。優越的自然資源如果沒有人的現代化,它就不能轉化為現代化的生產力,一些國家雖然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但它們并未成為現代化的國家。反之,一些國家雖然自然條件較差,但卻步入了現代化國家之林,這是同人的現代化聯系在一起的。惟有人才是現代化的真正主體,是創造現代社會生活的生氣勃勃的能動的力量。
  社會的現代化和人的現代化,乃是同一個現代化過程的兩個側面。我們不能簡單地要求先有現代的人,再去創造現代社會;也不能要求先有現代社會,再去造就現代的人。從總體的聯系上看,恰恰是形成著的現代人創造形成著的現代社會,這才是人類社會現代化的實在過程。[12]
    五、傳統向現代轉換的類型
  文化模式一經形成,便具有較強的穩定性,它能延續相當長的時間。文化模式的轉型與變異通常與社會生產的變革相聯系,由一種社會經濟過渡到另一種社會經濟形式,文化模式也隨著轉型。
  文化模式的轉型,主要有三種方式。
  第一種是內生型,它主要通過內部變革,主要是通過社會經濟的轉型引起文化模式的轉型,這種內生型的轉換時間較長,必須經過數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時間。早期的文化模式轉型,例如,由漁獵文化模式轉到游牧文化模式,由游牧文化模式過渡到農耕文化模式,主要是內生型。
  第二種是回應型。即在外力沖擊下,原有的文化模式做出反應而逐步轉型。主要是因為一些文化模式缺乏內部創新機制,沒有活力,無力從內部產生強大的動力,以促成文化模式的轉型。在發達、先進的文化模式的刺激下,通過內部機制做出反應,在內外作用下,文化模式逐步轉型。這種形式的文化模式轉型較前一種快,時間較短。有的學者將回應型的現代化稱之為“后發外生型”現代化。所謂“后發外生型”現代化,往往是先有現代化意識,后有現代化運動,即哪個國家首先對西方文明產生了科學的感性認識,便會在現代化進程中捷足先登,占據領先位置。回應型又可分為兩類,一是被動回應型,二是主動回應型。中國和日本的現代化或近代化過程都是在19世紀中葉開始,均屬于回應型或后發外生型。然而,結果卻大不相同。日本經過明治維新之后,發展迅速,很快進入現代社會。而中國卻經歷了曲折、漫長的過程。其原因有多種,從轉型的類型來看,中國和日本雖然均屬回應型,但日本屬于主動回應型,中國屬于被動回應型。
  第三種是同化型。這種形式主要是在新大陸發現之后,英、法等國在殖民地實行的文化殖民化產生的結果。即主要以殖民統治者的文化模式代替殖民地的文化模式。
    六、傳統向現代轉換的諸模式
  學術界關于文化模式轉型的研究,大多偏重于近代以來由傳統模式向現代模式的轉型。當代著名的美國經濟學家、現代化學家布萊克(C.E.Black)在1966年出版的《現代化的動力:歷史比較研究》一書從比較歷史的角度,對現代化的動力曾做過詳細的研究,把現代化分成七個模式,下面做簡要的介紹。
  第一個模式:通過內部變革產生的。
  他認為,這種模式是最早的現代化模式,可以英法為代表。英國由傳統模式到現代模式,從1649年至1832年,過程很漫,經歷了近200年的時間。而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重大轉型,則是在1932年與1935年。法國現代化時期是從1789年至1848年和1848年至1945年兩個時期。英法現代化的過程,是在自身的傳統文化基礎上發生的,是由內部發生的,沒有外力的干涉,這是他們的特點。布萊克所說這種模式可稱之為內生型。
  第二種模式:以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為代表,這種模式是由英、法在新世界殖民地化所引發起來的。
  表現在傳統與現代的斗爭,在美國主要是獨立革命與南北戰爭(1779-1865年)。加拿大(1791-1867年)、澳大利亞(1809-1901年)、新西蘭(1826-1907年)的現代化歷程是漸進的。這些國家的經濟與社會轉型并非以母國的傳統文化為基礎,而且由于地廣人稀,需要大量移民從事開發,故文化進步仍未進入定型狀態。但是自1930年之后,他們在經濟發展的層面上,特別是美國,不僅超出歐洲英法等國的層面,并且為世界最富有的國家。布萊克所說的這種模式可歸納到同化型或殖民化型。
  第三種模式:見于許多歐洲國家,西班牙、荷蘭、葡萄牙、波蘭、德國、比利時、盧森堡、瑞士、意大利、丹麥、挪威、瑞典等國,他們確立現代制度,比英、法遲,這些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主要是在英、法兩國的帶動和推動下形成的。
  這些國家雖然受英法兩國影響而進入現代化進程,但在許多方面超過英法。如西班牙與葡萄牙人的航海技術、荷蘭商人的商業造詣、波蘭與德國的科學成就,對于現代化均有顯著的成就。布萊克所說的這種模式,可以歸入回應型。
  第四種模式:這種模式主要是拉丁美洲的巴西、墨西哥、古巴等22個獨立國家的模式。
  這些國家由傳統模式向現代模式轉型主要是通過外力,特別是受西班牙、法國的影響較大。這種模式也可以說是回應型的。
  第五種模式:這種模式以中國、日本、俄國、伊朗、土耳其、泰國等國為代表。
  這些國家的現代化,有時雖受外力的干預,但有時又靠列強勢力的均衡,或靠本身的軍事力量,所以不曾完全受到帝國主義者的統治,能維持獨立的主權,以悠久的歷史經驗,發揮自身的效能,主動地從事現代化。這些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一方面保存本國的傳統,一方面吸收西方的文化的精華而棄其糟粕,很少主張不經選擇,盲目地全盤西化的。所以現代化的進程,往往遲緩而迂回。這種模式也可歸為回應型。
  第六種模式:包括34個獨立社會和29個依賴社會,如印度、菲律賓、埃及、印度尼西亞、約旦、蘇丹、越南、老撾、也門、馬來西亞、以色列、南非等。
  他們有優越的傳統文化和特殊的宗教信仰,他們力圖使自己的文化適應現代功能,保存自己的力量,以達到現代化的目標。這些國家也曾是殖民地國家,他們的現代化領導人曾在英、法等國受過教育,是西方化的知識分子。由于這些國家有較深厚的傳統文化,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進展緩慢。這種模式也可歸納為回應型。
  第七種模式:包括31個獨立國家和20個依賴社會,大多屬于非洲國家和地區,如尼日利亞、加納、肯尼亞等國。
  這些國家面臨現代性挑戰時,還沒有充分發展的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他們的傳統文化模式也還沒有發育成熟。這些國家的現代化領導人都在巴黎、倫敦受過教育,因而所采取的主要是殖民統治者的制度。由于這些國家的傳統文化模式尚未成形,因而一切從無開始,阻力較小,不需要走彎路,直接全盤采納現成的現代化模式。這種模式可歸納為同化型。[16]
    七、傳統向現代轉換的過程
  傳統文化模式向現代文化模式的轉換過程,各國有各國的特色,沒有完全相同的。黃文山認為,在世界各國和地區中,沒有兩個所經過的現代化過程全然相同,沒有兩個的資源與技巧有一樣的基礎,沒有兩個的傳統文化完全一致,沒有兩個的發展階段相同,沒有兩個的領袖模式或現代政策完全一樣。但他們的文化現代化所面臨的階段,幾乎是相同的。
  黃文山綜合了布萊克等人的觀點,認為傳統向現代轉換的過程,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現代性的挑戰與現代化的領袖的團結——無論哪個國家或社會,當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碰頭時,即面臨現代性挑戰,主張現代化的優秀分子,向主張保守傳統價值、不事變革的守舊分子進攻,要求改革。他們團結起來,為現代化進行斗爭。第二階段:文化的轉型——由原來的農耕文化逐步轉變為工業文化模式,由過去的世界觀、人生觀轉變到民族主義的世界觀,由大家族生活轉變到核心家庭,知識文化與社會文化也發生根本的改變。第三階段:文化的整合——經過整合,現代文化模式完全形成。此時,教育達到高度的水平,人力有了較高效能的使用,每人所得增加,生活水準隨著提高,社會安全和醫療有相當保障,空閑時間增多。這種社會,通常叫做“完全社會”、“進步社會”、“發展社會”或“自由社會”等。在這種文化模式中,由于完全以技術及物質為中心,個人變成元子化,傳統的社會組織萎衰化,個人與個人之間隔離化,道德衰落,社會和文化發生解體。第四階段:后現代時代——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有14個國家達到文化整合階段,其他多數社會則在過渡時期。在這一階段中,已經整合的社會又開始進入所謂“大轉變時代”、“危機時代”或“后現代時代”。高度現代化社會中的優秀分子對現代社會文化的各方面的價值與標準,進行批評。這一階段,科學技術均有空前的發展,但在文化上卻產生嚴重的失調,從而發生種種危機,從而形成“兩種文化”(科技與文化)的矛盾狀態。這時西方人開始對現代性本身的價值,產生了疑問。因此社會改革家又要求向另一個方向前進。后來發生計算機革命、武器革命和人權革命。這些革命被認為是后現代期的文化整合。布萊克認為,美國從1956年進入后現代時代,英法兩國從1960年進入后現代時代。[17]
  按照馬克斯·韋伯“理念類型構造”(idealtype construct)的方法,來分析“現代化”的歷史演進,則其過程可分為如下幾個方面:①在技術學的領域,由簡單的傳統的技術轉變到科學知識的應用。②在農業領域,由維持生活的耕稼轉向到農產品的商業生產。③在工業領域,由人力、動物力的使用,轉向以“工業化”方面,由人管制機器,從事商品制造,同時根據交換關系使商品進入到世界市場。④從生態學的角度來看,由耕稼的鄉村轉入以城市為中心的現代“都市文明”。
  這四種領域的歷程,同時引起整個社會的理念類型的結構的變遷:其一,結構的分化,或專門化與自治的社會單位之建立,在經濟、家庭、宗教價值體系和社會階層上均可見到。其二,整合。由于分化歷程發生作用,遂使古老的社會秩序日漸落后,因而引起社會特性之變遷。國家、法律、政治集團以及其他社會集團在這種整合上最為突出。其三,社會騷動。群眾的動亂與暴動的突興,各種宗教、政治、社會運動跟著起來,這反映著分化和整合不均衡。其四,均衡。“現代化”引起的社會動亂,最后也許要循著“中道法則”,使社會文化秩序進入均衡或“新均衡”。[17]
  經濟學家沃爾特·羅斯托主張,所謂現代社會就是具備有經濟上自我持續增長能力的社會。羅斯托的起飛理論認為,任何社會都會經歷經濟增長,而經濟增長一般都可分為五個階段,即傳統社會階段、起飛前聚集階段、起飛階段、趨向成熟的階段和高頻消費階段。在第一個階段上,對經濟的投資被人口增長以及不利于合理經濟活動的結構和心理態度所抵消。
  布萊克認為,早期的現代化理論過多地強調西方的影響和作用,盡管這種作用是應該重視的,但明顯的缺陷是忽視了對各類正在現代化的社會內部文化傳統的研究,而“現代化理論與其他任何變化理論的不同之處在于它應當把四個方面的內容作為研究領域。第一,它應當重視評價前現代社會中產生的有利于或阻礙現代化的各種因素。第二,它應當把反映在科學革命和技術革新中的知識進展看做社會變革的原動力,正是知識的進展使這類社會變革區別于過去的任何社會變革。第三,它應當著重于檢驗某個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科學的進步因素以及利用這些因素的能力。第四,它應當批判性地評價某個社會的領導者如何利用各種政策去改造傳統制度和觀念的遺產,目的在于在這樣的基礎上利用可行的政策來有選擇地向先進的現代社會借鑒,并推動現代化的進程”。[18]
  現代化中文化因素的探討必須與政治因素結合起來加以考察。文化因素是慢變因素,而政治因素是快變因素。只有大力鞏固對現代化進程的領導,加速政治結構的改革,才可能發揚文化因素的潛在的正面功能。韓國金日坤教授認為亞洲儒教文化圈的最大文化特征,是“家族集團主義的社會秩序”。[19]這種導源于本地區的固有的政治傳統,糅合了近代西方政治體制的混合型政治模式,比西方的國家政權更加集權化,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協作精神更是西方所沒有的。
  關于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不少學者也曾研究過。金耀基認為,中國的現代化大致循著三個層次的變遷:其一,器物技能層次的現代化。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接觸后,器物技能層次的文化首當其沖。洋務派提倡學習西方的“堅船利炮”技術,“師夷之長以制夷”。洋務運動以“開鐵礦、制船炮”為第一要務。這是任何“非西方”社會對西方挑戰的第一層反應。其二,制度層次的現代化。制度層次的現代化較器物技能層次的現代化又深了一層,因為制度的變遷較大地影響人的內部價值,所受的阻力也更大。中國制度上的現代化始于康有為和梁啟超等人發起的維新變法運動,而真正大規模的改革則是在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革命時期。中華民國的建立是中國亙古以來最為廣泛的制度變革,從政治、軍事到學術、經濟,都逐漸走向制度的現代化。其三,思想行為層次的現代化。思想行為層次的現代化是最難的、最緩慢的,因為它涉及信仰系統、價值系統和社會習俗等深層次的因素。這一層次的現代化始于五四運動。五四運動在“破”的方面上是相當深入的,但在“立”的方面卻貢獻無多。
  金耀基認為,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三個層次是中國對西方沖擊的實際反應程序,也是一般文化變遷的共有現象。這三個層次在事實上是不能清楚地分開的。[10]
  綜上所述,傳統與現代并不是對立的一對結構,兩者的關系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關系,而是辯證統一的關系。傳統文化是現代化的基礎,是現代化成功的保障,而現代文化又是未來的傳統文化。“傳統——現代——傳統——現代”,循環往復,生生不息。傳統文化不會消亡,現代化也不會終止。
  縱觀歷史,沒有傳統作為依托,現代化難以成功。新秩序在舊秩序基礎上有序地形成,完全脫離舊秩序而創立的新秩序將不會長久,即使建立也很難長久維持。因此,傳統是歷史上所達到的最新境界,而現代化是把傳統看做未來的開端。現代化之前必須有一個傳統作為基礎,現代化之后又將形成新的傳統。保留傳統就是為現代化打下更好的基礎,而現代化則是為新的傳統的形成準備了條件。現代化在實質上是傳統的制度和觀念在科學和技術進步的條件下對現代社會變化需要所做的功能上的適應。
  因此,研究現代化,首要任務是從各種社會內部的文化傳統本身出發,加強對文化傳統的研究,以確定在新的時代和條件下應當保留哪些有利于現代化的因素,拋棄哪些阻礙現代化的因素,保證變化通過變遷而獲得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京20~29C4社會學何星亮20032003“傳統/現代”是學者們所設的二元觀的表現形式之一,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有明顯的差異。現代性意味著對傳統性的突破和否定,但也包含著對傳統中積極因素的肯定和發掘。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變遷,可分為不同的層次,并因各個民族、各個國家的歷史及文化的差異而有不同的變遷模式。傳統文化是現代化的基礎,現代文化又是未來的傳統文化,循環往復,生生不息。傳統/現代/現代化/辯證關系/文化變遷何星亮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郵編 100081 作者: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京20~29C4社會學何星亮20032003“傳統/現代”是學者們所設的二元觀的表現形式之一,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有明顯的差異。現代性意味著對傳統性的突破和否定,但也包含著對傳統中積極因素的肯定和發掘。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變遷,可分為不同的層次,并因各個民族、各個國家的歷史及文化的差異而有不同的變遷模式。傳統文化是現代化的基礎,現代文化又是未來的傳統文化,循環往復,生生不息。傳統/現代/現代化/辯證關系/文化變遷
2013-09-10 20:42

歡迎訂閱我們的微信公眾賬號!
春秋茶館訂閱號
微信號 season-tea(春秋茶館)
每天分享一篇科技/遊戲/人文類的資訊,點綴生活,啟迪思想,探討古典韻味。
  清末民初歷史人物  民初人物
為元首清廉不阿至情至性
林森(1868年—1943年8月1日)字子超,號長仁。福建閩侯人。1868年出生于福建省閩侯縣尚干鄉,1884年于臺北電信局工作。1902年到上海海關任職,其間參加反清活....
孫中山的啟蒙者
近現代的嶺南,湧現出大批引領中國前行的先驅者,近代改良主義者,香港華人領袖何啟便是其中的一位。他不僅是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的老師,更是孫中山走向革命道路的思想導師。
資助民初精神網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發表評論歡迎你的評論
昵稱:     登陸  註冊
主頁:  
郵箱:  (僅管理員可見)

驗證:   验证码(不區分大小寫)  
© 2011   民初思韻網-清末民初傳奇時代的發現與復興   版權所有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聯繫我們    1616導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