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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1976年至今的先秦史研究
　　毫無疑義，本時期是先秦史研究開展得最好、取得成果最為豐碩的時期。歷史研究重新走上正常發展的軌道，從而使先秦史研究無論在理論的創新上，還是在研究領域的擴大以及研究水平的提高上，都取得了新的突破。此期發表的先秦史論著遠遠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時期。為了推動先秦史研究的開展，成立了中國先秦史學會和中國殷商文化學會。由它們及其它一些相近學科的學術團體組織的各種學術研討會定期或不定期地經常舉行，促進了對于一些學術問題的深入探討。隨著改革開放，國內先秦史學界與海外學者的學術交流亦開展起來。這些都是以往的先秦史研究從未有過的。
　　與先秦史有關的理論問題所取得的突破最為顯著。一個最突出的表現是，過去長時間開展的中國古史分期的討論已不再成為先秦史研究的熱點。除了“文革”剛結束時各家有一些重申自己過去主張的文章和著述，如趙光賢的《周代社會辨析》（人民出版社，1980年）、田昌五的《古代社會斷代新論》（人民出版社，1983年）金景芳的《中國奴隸社會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和何茲全的《漢魏之際封建說》（《歷史研究》1979年1期）外，以后，這樣的討論便基本沉寂下去了。一些人顯然是厭倦于這場討論的曠日持久而得不出最終結論，因而稱再進行這樣的討論為“大而無當”；也有一些人對這場討論進行認真的總結和反思，他們根據古史分期討論中多數人們對于三代社會一些具體歷史問題的看法，通過重新學習馬克思有關奴隸制或封建制的理論，提出中國古代未曾經歷過奴隸社會的論點，由是引起學術界對于中國古代社會形態的新一輪的討論。與此同時進行的關于“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討論，也與此項研究相互關聯。這個討論中引人注目的著作，可以舉出張廣志的 《奴隸社會并非人類發展必經階段研究》 （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以及吳大琨、胡鐘達、沈長云等人的論文，近年，則有晁福林的《夏商西周的社會變遷》（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目前，公開的和實際上贊同中國古代無奴隸社會的學者越來越多。當然，也有一些人仍然維持中國古代經歷了奴隸社會的看法，如胡慶鈞等人編寫的《早期奴隸制社會比較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但其論證的方法則與過去有所不同。無論是肯定或否定中國經歷了奴隸社會的學者，其對有關理論的探討都比過去有所深化，這顯然也應當歸結為先秦史學界思想解放的結果。
　　其次，由于破除了在歷史研究中單純注重社會經濟形態問題的弊端，人們在開展政治史、經濟史研究的同時，也注重對于社會史、文化史、地方史等方面的研究。尤其是社會生活史和家族史等過去少有人問津的領域，現在成了不少學者首選的課題。一些與國際史學界接軌的課題，如文明的起源、早期國家形式等，更多地受到人們的關注。歷史人物，特別是春秋戰國時期的思想文化界的人物，則與這個時期的思想史、學術史一起成為學者重點研究的對象。
　　在研究方法上，除繼續堅持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外，也開始借鑒西方史學與文化人類學的某些成果。這在諸如文明的起源、早期國家、家庭與社會結構等方面運用得更多一些。一些西方學者如英國史學家湯因比（A. J. Toynbee ）、 考古學家柴爾德（V. G.Childe）、格林·丹尼爾（G. Daniel），美國人類學家克拉克洪（ C.Cluckon）、塞維斯（E. Service ）和華裔學者張光直及他們的著作和論點常為人們所提及，這在“文革”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由于本期先秦史研究涉及的領域非常廣泛，著述非常之多，以下區分各專題和各時代，對有關成果具體進行分析。
　　（一）專題研究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國文明與國家起源問題。此課題既涉及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起源的時間，也涉及中國政治組織產生的具體途徑。鑒于過去不少西方學者和部分國內學者傾向于把商朝看做是我國文明史的開端，為了扭轉這種認識，一些學者依據考古資料提出將中國文明起源時間提前的主張。早在“文革”剛結束時，唐蘭就根據山東大汶口發現的陶文等資料，提出中國有六千年的文明史、大汶口文化已進入文明時期的主張（《中國奴隸制社會的上限遠在五六千年前——論新發現的大汶口文化及其陶器文字》，載《大汶口文化討論集》，齊魯書社，1979年）。稍后，李學勤在中國先秦史學術討論會上亦根據中國早期出現的青銅器、城市、文字等幾項因素，提出：／“把中國文明的形成從早商再上溯一個較長的歷史階段，看來是很可能實現的。”他并且號召人們“走出疑古時代”，實事求是地對中國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價（《重新估價中國古代文明》，載《人文雜志》增刊《先秦史論文集》，1982年）。在他們的倡導下，先秦史學界（包括考古界）興起了一個探討中國文明起源及中國國家產生的熱潮。有關著作可以舉出夏鼐的《中國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高光晶的《中國國家起源》（河南大學出版社，1989年），王震中的《中國文明起源的比較研究》（陜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以及李學勤主編的《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形態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和蘇秉琦的《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三聯書店，1999年）。以上著作多是從考古學角度對此問題進行探討的。由于在一些學者看來，文明的起源與國家的產生二者在時間上并不能完全畫上等號，并且中國早期國家組織并不都是與地域組織的出現相一致的，因此有學者開始借用國際學術界普遍使用的“早期國家”這個概念，以便將文明初期尚帶著濃厚血緣組織的國家形態與以后較為成熟的國家社會區別開來。謝維揚的《中國早期國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即是在這方面努力探討的結果。不過對于“早期國家”的具體含義，學者間似存在著不同認識。至于對中國早期政治組織即國家產生的具體途徑，人們的看法更顯分歧。值得注意的是謝維揚等人提出在中國原始社會向國家過渡期間有一個酋邦階段，國家是經由酋邦組織發展而來的論點。然而對于“酋邦”這一來自西方人類學的概念，學者間的認識仍不統一。另外，關于國家形成的標志問題，看法亦很不一致。
　　與此問題相關的是有關三代國家形態或國家政體的爭論。此亦是本期先秦史研究的一個熱點。自1980年林志純接連在《孔孟書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國城市國家制度》（《歷史研究》1980年3 期）和《從〈春秋〉稱人之例再論古代民主政治》（《歷史研究》1981年3 期）二文中提出中國古代為城市國家結構，各國實行的是民主政治的主張后，爭論達于高潮。中國先秦史學會的幾次討論都以之作為討論題目。到目前為止，有關中國上古時代國家政體的不同提法有城邦（或城市國家）、部族國家、方國聯盟、貴族專制政體、君主專制國家、等級君主專制國家，等等。較為引人注目的著述除上述林文之外，還可以舉出徐鴻修的論文《周代貴族專制政體中的原始民主遺存》（《中國社會科學》1981年2 期）、林＠①的論文《關于中國早期國家形式的幾個問題》（《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86年6 期）及張秉楠的《商周政體研究》（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趙伯雄的《周代國家形態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趙世超的《周代國野制度研究》（陜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和張榮明的《殷周政治與宗教》（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等專著。此外，何茲全的《中國古代社會》（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的前半部分也談到了這個問題。
　　有關先秦時期具體政治、軍事制度的論著亦不在少數，但多屬于斷代研究性質，此將在下文補充敘述之。通論先秦軍事制度的有陳恩林的《先秦軍事制度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及《中國春秋戰國軍事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
　　經濟史繼續受到一些學者的關注，然有關課題多集中在斷代研究領域，此亦將在下文述及之。屬于通論先秦經濟史有關專題的，80年代前期有金景芳的《論井田制度》（齊魯書社，1982年）和徐喜辰的《井田制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等討論井田制的專著。除此之外，爭論主要集中在商周時期是否大量使用青銅農具上，兩種對立意見主要發表于《農業考古》雜志。近年來興起的與經濟史有關的課題是對早期城市的研究，楊寬、曲英杰、張鴻雁等人從事這項工作。較有影響的著作可舉張鴻雁的《春秋戰國城市經濟發展史》（遼寧大學出版社，1988年）、 楊寬的《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和曲英杰的《先秦都城復原研究》（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社會史的研究重新受到人們的重視。其具體研究范圍包括家族、宗族、階級、階層等有關社會結構的內容，以及人口、居邑、婚姻、繼承、喪葬、祭祀、飲食、服飾等有關社會生活的內容。所謂禮制方面的研究，亦可歸入其中。這方面的著作數量頗多，舉其要者，一是朱鳳瀚的《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是書對商至春秋社會內各種類型的家族組織作了深入細致的研究，并對其演化規律與趨勢進行了有益的探討；在研究方法上注意了古文獻與古文字資料、田野考古資料的充分結合，同時注意了利用現代人類學的方法，可以說是歷來有關該項課題最有價值的著作。另一部是宋鎮豪的《夏商社會生活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是書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承担的國家重點研究項目《中國古代社會生活史》的首卷，涉及了夏商時代人們的生活環境、居宅、聚邑、人口、婚姻、交通、飲食、服飾、醫療、保健、宗教信仰等各個方面，其中有的內容是過去從未涉及的，因而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此外，屬于本專題范圍的還有楊希枚的《先秦文化史論集》（論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李衡眉的《中國古代婚姻史論集》（論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及趙雁俠的《中國早期姓氏制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等。尚有更多的屬于斷代研究性質的這方面的專門著作，將在下文述及之。
　　作為傳統課題的先秦民族史研究繼續受到人們的青睞。這方面的研究成果首先應提到作為國家七五規劃重點項目的《中國民族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該書由王鍾翰主編，其中先秦民族史部分由陳連開執筆。作者在這部分內容中以較大篇幅論證了中華民族起源的多元特點以及華夷對立格局的形成。此外，綜論先秦民族與民族關系的著作還有田繼周的《先秦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該書在使用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解釋先秦時期某些重大民族問題上做出了努力，但在對具體史料的詮釋上，似與某些以考證見長的傳統民族史著作存有一定差距。這種情況在其他一些民族學者的類似論著中亦有體現。
　　在先秦民族史這個課題下，實際上人們經常討論的是古代氏族部落的分布、遷徙或與其他部族分合的情況，有關著作可舉唐嘉弘的《中國古代民族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另一個較為熱門的話題是夏、商、周三族的起源。目前學者對夏、商、周族的發祥地的認識分歧甚大。不少考古學者也參與了此問題的討論，在其論著中大量引用考古資料，以圖對此問題有所突破。代表性的著作如鄒衡的《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不過，對于考古文化的分布是否可以完全與古代部族的分布“對上號”，學者間尚有不同認識。最近出版的李民、張國碩的《夏商周三族源流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則試圖從總體上對三族起源進行綜合考察，但其認豫陜晉相鄰地區為探索三族起源重點區域的觀點，仍有待進一步證明。
　　近年來，有關華夏民族即漢族前身的形成問題亦日漸受到重視，已有多篇論文及民族史著作論及此題，遺憾的是尚無一部專門論述華夏民族形成的專著問世。相比之下，對于“華夏”以外諸少數部族分別進行考察的著作卻不少見，如李白鳳的《東夷雜考》（齊魯書社，1983年）、逄振鎬的《東夷古國史論》（成都電訊工程學院出版社，1989年）、段連勤的《北狄族與中山國》（河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陳國強等人的《百越民族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等。此問題又與近年興起的古國史和地方文化史研究有關，詳情將在下文繼續論及。
　　在思想文化史方面，學者的興趣仍主要集中在先秦諸子的研究上面。由于近年提倡傳統文化，這方面的研究熱潮持續不斷。就孔子研究來說，成立了全國性的中國孔子研究會、孔子基金會，定期發行全國性刊物《孔子研究》，各地方成立的孔子研究會（所）或儒學研究中心亦不在少數。各種層次的孔子或儒學討論會經常舉行，有關著作層出不窮。僅出版的孔子傳記就有匡亞明的《孔子評傳》（齊魯書社，1985年）、張秉楠的《孔子傳》（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等多部。有關孔學或孔子思想體系的專門著作及論文集更不勝枚舉，甚至孔子弟子亦成為研究的對象，出版有《孔門弟子研究》（李啟謙著，齊魯書社，1987年）。這些著作多數給予孔子或孔學以較高評價，此現象似可看做是對“文革”期間“四人幫”大搞“批孔”的一種反動。其他諸子的研究雖不及孔子，但亦頗為可觀，如孟子、荀子、老子、莊子、惠施、公孫龍子、孫子等，皆有對之進行專門研究的著作或論文集問世。如張恒壽的《莊子新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為作者數十年研究之心得，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在先秦思想史研究中獨樹一幟的是劉澤華的先秦政治思想研究。他在1984年發表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南開大學出版社）中，雖亦以諸子為主要研究對象，但卻致力于發掘諸子思想與君主專制制度的聯系，表現出作者對于君主專制主義所持的批判立場。
　　由于“文革”前后的考古工作中發掘出大批戰國、秦漢的簡帛文字材料，促使先秦學術史的研究亦開展起來，這批簡帛中多有人們熟習的古代典籍，如帛書《周易》、《老子》、竹書《晏子》、《孫子》、《尉繚子》、《文子》之類，亦有不見于文獻記載的帛書《春秋事語》、《戰國縱橫家書》、竹書《孫臏兵法》之類，它們都給人們了解古代學術思想以新的啟迪。除有許多專家致力于這類著作的整理之外，亦有以之為資料從事古代學術史的研究者，其著作可以李學勤的《簡帛佚籍與學術史》（臺北時報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為代表。
　　近年來，在先秦史研究中逐漸趨熱的專題，還有夏商周三代，特別是西周年代學的研究。由于我國自西周共和以前無確切的歷史紀年，造成我國文明初期的歷史若明若暗。長期以來，學者孜孜以求弄清楚共和以前的準確年代，其中西周各王的歷年及周武王克商之年的判定又為眾人注視的焦點。然而研究的結果卻是學者間的各種認識更顯分歧，僅武王克商之年就有數十種不同說法。近年來，學術界加強了對此問題的研究，近兩次西周史學術討論會皆將此列為重點討論題目。有關西周年代學的論著不斷問世，其中較有影響者有趙光賢的《從天象上推斷武王伐紂之年》（《歷史研究》1979年10期）、《西周諸王年代考》（《先秦史論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等系列論文，何幼琦的《西周年代學論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李仲操的《西周年代》（文物出版社，1991年）。在推進西周及其以前的年代學的研究上，自然科學工作者張培瑜所作的《中國先秦史歷表》（齊魯書社，1987年）起了很大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這項研究受到國家科研領導機構的關注，為此專門將“夏商周斷代工程”列入國家重大科研課題，組織歷史學界、考古學界及自然科學界的專家聯合攻關。這項課題圍繞西周歷法、西周銅器斷代、商周之際年代的判定，夏商之際年代的判定對若干文獻及甲骨材料記載的日食、月食發生日期的測定等具體問題全面展開，已取得若干突破，其成果即將公布。
　　（二）在對先秦各時期的斷代研究上，亦取得很大進展，并有不少成果問世。引人注目的夏史研究，實際是從“文革”后才真正展開的。它的發動主要來自考古界對夏文化的探索。雖然這種探索在“文革”前即已在豫西一帶開始，但在學術界普遍引起重視并開展討論卻是在“文革”以后。目前學術界已基本認定：分布在豫西晉南一帶的、介于龍山文化與商代二里崗文化之間的二里頭文化即包含了夏代的文化。但對于夏文化開始的時間及與二里頭文化所包含的幾個文化層的對應關系，以及夏代早期夏人活動的中心地域等問題，尚有不同意見。隨著討論的深入，也有一些學者提出夏人早期活動的地域應分布在豫西晉南以外的地區。迄今為止，有關夏文化的討論會已進行過多次，匯集人們對夏文化或夏史研究成果的論文集也有多部出版，如1985年由先秦史學會編輯的《夏史論叢》（齊魯書社）、田昌五主編的《華夏文明》1 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先秦史學會與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共同編輯的《夏文化研究論集》（中華書局，1996年）等。個人撰寫的夏史著作則有孫淼的《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鄭杰祥的《夏史初探》（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等。目前，夏史研究似因考古資料的不足受到限制，人們期待著新的考古資料、尤其是夏代文字的出土而將夏史研究引向深入。
　　商史研究因有較充足的田野考古資料和甲骨文資料顯得更生動扎實一些。研究力量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為骨干，他們根據自己編輯《甲骨文合集》所掌握的資料，自80年代初以來即出版了《甲骨探史錄》（三聯書店，1982年）及《甲骨文與殷商史》1—3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986、1991年）共4部論文集。與此同時，他們中的不少人還出版了自己的專著，如常玉芝的《商代周祭制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殷商歷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彭邦炯的《商史探微》（重慶人民出版社，1988年）、《甲骨文農業資料考辨與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和楊升南的《商代經濟史》（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等。在他們之外，其他學者撰寫的商史著作還有宋新潮利用田野考古資料撰寫的《殷商區域文化研究》（陜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鄭杰祥的《商代地理概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以及黃天樹、方述鑫、彭裕商等人各自分別撰寫的有關卜辭分期斷代的著作。另有許多商史論文，則多散見于國內有關史學與文物考古的期刊以及有關的論文集中。特別是由中華書局編輯出版的《古文字研究》和由安陽師專編輯出版的《殷都學刊》，更多地收輯了商史研究的文章。至于商史研究的具體內容，除了傳統的商代王位繼承制、商代都邑及其遷徙、商代社會生產者（即甲骨文中的“眾人”）的身份等課題外，近來更集中在商代國家的政體或國家結構、商代的家族及宗族組織、商代的宗廟、祭祀制度等方面。這也是與上面提到的“文革”以后學者研究的新思路相一致的。由于70年代發現了殷墟小屯南地甲骨及殷墟婦好墓，極大地推動了甲骨分期斷代的研究，有關著述亦大量涌現。此屬于甲骨學的專門范疇，已有學者詳論及此（見朱鳳瀚《近百年來的殷墟甲骨文研究》，《歷史研究》1997年1期）， 這里不再贅述。
　　“文革”以后西周史的研究亦頗活躍。由于跳出了古史分期討論的狹隘圈子，人們的眼界和思路更加開闊了；同時，近年來提倡傳統文化，而傳統文化與周史研究的關系又更密切一些，這些都促進了周史研究的開展。到目前為止，僅全國性的西周史學術研討會就已進行過三次，每次參加的人數都在百人以上，并且都編輯出版了西周史的論文集。從各地學術期刊發表的論文情況看，有關西周史的研究文章也多于夏、商二代。西周時期專題研究的個人著作，除上面已經提到的朱鳳瀚的《商周家族形態研究》、趙伯雄的《周代國家形態研究》、趙世超的《周代國野制度研究》外，還可以舉出謝維揚的《周代家庭形態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錢宗范的《周代宗法制度研究》（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年）、錢杭的《周代宗法研究》（學林出版社，1990年）常金倉的《周代禮俗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3年）、呂文郁的《周代采邑制度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年）、葛志毅的《西周分封制度研究》（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陳漢平的《西周冊命制度研究》（學林出版社，1986年）、張亞初、劉雨的《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華書局，1986年）、李朝遠的《西周土地關系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李衡眉的《西周昭穆制度研究》（齊魯書社，1996年）、巴新生的《西周倫理形態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等，其覆蓋面幾達于所有專題研究的范圍，其研究的深度和系統程度亦超過了前代學者。這些著作大多屬于公開發表的博士論文，顯示了在周史研究領域中新一代研究者的成長。老一輩學者的著作，則有楊向奎的《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年），該書分“宗周社會”與“宗周的禮樂文明”上下兩卷，對西周社會的發展及其燦爛的禮樂文明進行了系統闡述，顯示了作者長期研究的功底。
　　本期西周史研究同樣體現了與考古發掘的密切關系。“文革”后出版的專門針對出土文物、特別是出土金文資料進行研究的著作不在少數。有的是作者長期研究的積累，如唐蘭的《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載《古文字研究》二輯，中華書局，1981年）及《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征》（中華書局，1986年）、李學勤的《新出青銅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有的則是專就某項新出考古資料進行研究的成果，如徐錫臺編著的《周原甲骨綜述》（三秦出版社，1987年）、尹盛平的《西周微氏家族青銅器群研究》（文物出版社，1992年）。周原甲骨及微氏家族青銅器群都是“文革”后出土的與周史研究有重大關系的考古資料，它們極大地開拓了人們認識西周歷史文化的視野。其它一些近年發現的西周文物考古資料，包括在陜西各地及在北京琉璃河，山西曲沃，河北元氏，河南平頂山、南陽、三門峽，山東曲阜、濟陽、長清等地不斷發掘出土的西周銅器墓葬及文化遺址，也都大大豐富了人們對西周歷史的認識，有關研究文章不斷涌現。尤其是最近，旅居海外的著名古史專家楊寬集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寫成了長達60余萬字的《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彌補了國內學者長期沒有一部系統的西周史的空白。這部書包含了作者過去發表的《古史新探》及其它一些論著的內容，也包含了作者新近對于西周歷史發展進程的系統考察，作為斷代史，直可與其過去發表的《戰國史》相媲美。
　　相比之下，東周時期，即春秋、戰國的歷史研究要顯得薄弱一些（戰國諸子研究除外），其中春秋史的研究又不如戰國。可以舉出的少數幾部春秋戰國史的專著，一是李學勤的《東周與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8年）。該書基本可以算作是一部考古學論著，主要內容是利用作者積累的考古材料對這一時期列國的文明發展逐一進行勾勒，但對歷史研究仍具有重要價值。再則是繆文遠的《七國考訂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及《戰國策考辨》（中華書局，1984年）。前者在明人董說《七國考》的基礎上，爬梳鉤稽，廣搜資料，對原書作了精心考訂和補充；后者則專門致力于《戰國策》各篇年代及其中人物、史實的考訂。如蘭永蔚《春秋時期的步兵》（中華書局，1979年）、黃中業《戰國變法運動》（吉林大學出版社，1990年），則可歸入春秋戰國專題研究的范疇。此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童書業的遺著《春秋左傳研究》，雖題名為對《左傳》一書的研究，實際考察的卻主要是西周春秋時的史事，全書采取札記形式，當是作者長期對這一時期歷史鉆研的心得體會。
　　應當說，本期春秋戰國史的研究還是有所深化的，那就是這種研究主要采取了國別史和地方文化史研究的形式。實際上，先秦國別史或地區文化研究的對象大多是春秋戰國時期的列國，如果把這部分研究算進去，春秋戰國史的研究成果還是可觀的。當然，國別史或地方文化史的研究也包括對更早時期的古國與各地遠古文化的追溯。
　　（三）先秦古國史與地方文化史的研究。近年來，這方面的研究可以說是方興未艾。促使各地方歷史文化研究升溫的，首先要歸因于各地方文物考古工作的新發現。許多屬于古代非中原范疇的省區近年都有重大的考古發現。稍早一些時期的文化遺存如成都平原的廣漢三星堆遺址、江西新干大洋洲的商周青銅器遺存；稍晚一些的如湖北隨縣曾侯乙墓編鐘、河北平山中山王墓、陜西鳳翔秦雍城遺址和秦公大墓等，它們都曾引起人們對研究地方文化或有關古國歷史的極大興趣。此外，這種研究似乎也與各地方對于自己經濟文化發展的關注有關，因此，一些地方古國文化的研究開展得較早一些，取得的成績也較大一些。如楚文化的研究，早在80年代初期就已開展得有聲有色了。首先是湖北，其以《江漢論壇》雜志為陣地，系統刊發了多組楚史研究的文章，同時組織了多次包括歷史、考古、文學等各學科在內的楚文化研討會。接著湖南、河南、安徽的學者也加入楚史研究的行列，使楚文化的研究更顯熱烈。目前這幾個地方已分別出版了多部楚史研究的論文集，同時還涌現了像張正明的《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楚文化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何浩的《楚滅國研究》（武漢出版社，1990年），劉彬徽的《楚系青銅器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這類對楚史和楚文化研究較為深入的著作。
　　隨之開展起來的，還有齊魯文化、秦文化、晉文化、燕趙文化、吳越文化、巴蜀文化等方面的研究。許多地方成立了相應的地方文化研究會，發行專刊，或在刊物上開辟專欄，同時出版了大量地方文化及古國史的著作，如齊魯文化方面的《東夷文化史》（逄振鎬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齊國史》（周閣森等編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魯國史》（郭克煜等著，人民出版社，1994年），秦文化及秦史研究方面的《秦史稿》（林劍鳴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秦集史》（馬非百著，中華書局，1982年），晉文化方面的《晉國史稿》（李孟存、常金倉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燕趙文化方面的《燕史紀事編年會按》（陳平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趙國歷史文化論叢》（論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吳越文化方面的《勾吳史集》（張永初主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百越民族史》（陳國強等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百越民族文化》（蔣炳劍等著，學林出版社，1988年），巴蜀文化方面的《古代的巴蜀》（童恩正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78年）、《巴蜀史跡探索》（鄧少琴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三星堆與巴蜀文化》（論文集，巴蜀書社，1993年），等等。一些著名學者早年所作的地方史論著，如王獻唐的《山東古國考》（齊魯書社，1983年）、蒙文通的《巴蜀古史論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等也得以印行。總之，這些年地方古國史與古文化的研究已蔚然成風，其成績大大超過了以往各時期的總和，此實從一個方面反映了先秦史研究的深化。
　　　　　　四　問題與展望
　　20世紀的先秦史研究無疑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進入21世紀時，我們卻面臨著更大的任務。僅就上面列舉的一系列先秦史專題及斷代研究的課題而言，就有許多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如在斷代史方面，對于夏朝和夏文化的研究，基本上還處于探索階段。夏代的文字至今尚未找到；連夏族的起源地和夏朝的起始年代，也還眾說紛紜。當年王國維說：“夏自太康以后迄于后桀，其都邑及它地名之見于經典者，率在東土”（《觀堂集林》卷10：《殷周制度論》），可是今天許多人們卻認為夏的活動中心自始至終都在豫西、晉南，此實可謂東西異轍。商史研究，雖然幾十年來學者在甲骨學的許多具體領域內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了許多成績，可是正如學者早就指出的那樣，我們至今還沒有一部從歷史學角度撰寫的大型商史著作。西周史研究幸好有了最近出版的楊寬的《西周史》，但春秋史研究卻還沒有一部可以代替1949年前童書業《春秋史》的著述。最后，就整個先秦史而言，實在也應該有一部大型的通論先秦各個朝代歷史的著作。聞學者中有人正在進行這項工作，我們期待著它的早日問世。專題研究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為對于某些重大理論問題存在意見分歧，但卻找不到取得共識的方法。如有關中國文明產生的途徑，許多論者總是首先把眼光放在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或某些工藝技術的改進上，然而美籍華裔學者張光直卻認為，中國青銅時代文明的產生，在生產工具上并沒有明顯反映出由野蠻時代到文明時代這一重大歷史變化，通過技術進步而實現文明的突破只是西方歷史發展的模式，在中國，由野蠻時代到文明時代的變化主要體現在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變化上（張光直《考古學專題六講》11—12頁，文物出版社，1986年）。關于三代國家形態或國家政體，如前所述，也有多種不同看法，而最主要的兩種認識，即所謂城邦制度論與所謂專制君主制兩種說法，在目前看來似亦找不到協調的辦法。再如商周社會性質問題，目前似乎少有人再堅持把商周社會說成是奴隸制社會了，然而這樣的社會到底應稱作什么社會？是否可以將其歸為封建社會？前封建社會？“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社會？或別的什么社會（如以前雷海宗所稱的“部民社會”）？仍是一個有待探討的問題。思想文化史方面，有關孔孟和儒家思想的評價，更是一個長期有爭議的問題，并且看來在短時期內難以取得一致意見。還有夏商周的年歷，雖說國家已將其作為重點課題研究并已取得一些突破，可涉足研究此項課題的人都很清楚，需要解決的問題實在太多，其最重要的商周時代實際的歷法、歲首問題，目前在學者中尚看不到取得一致意見的跡象。即使這個問題解決了，還有對于商代前期和夏紀年的更進一步的仔細推算。此皆先秦史研究存在問題之犖犖大端者。若論具體歷史問題，則每一專題下又都可以列舉出若干項來。鑒于先秦史研究對于考古資料的依賴，而新的考古資料還會不斷出土，它們都可能給今后的先秦史研究提出新的問題或開辟新的研究領域，如是，先秦史有待解決的問題正無有窮盡。
　　毫無疑問，進入21世紀的先秦史研究同樣面臨著思想理論與學風建設這個根本問題，只有在端正理論與搞好學風的前提下，才能完成新時期的研究任務以至迎接新情況的挑戰。在這方面，以下幾點值得特別重視：
　　（一）要繼續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指導研究歷史，反對教條主義和公式主義。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指引下，在許多問題上突破了教條主義的束縛，開展對馬克思主義的重新學習，從而取得了先秦史研究在許多方面的新成績。但這種理論上的突破應當說還只是剛剛起步，目前先秦史研究在思想理論上所面臨的主要任務仍然是進一步解放思想，繼續克服“左”的僵化思想的束縛。前幾年在一些人中間出現了所謂“史學危機”、“信仰危機”，這固然是由當時的社會大氣候造成的，但也與我們應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歷史不深入、不生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教條主義的束縛有關，因為那些僵化的東西說服不了年輕人。實踐證明，只有清除了教條主義與公式主義的灰塵，才能更好地發揮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實踐也證明，馬克思主義仍然是我們分析歷史、認識古代社會的有力的思想武器。近年來一些學者往往借鑒西方史學及文化人類學的理論、方法考察某些歷史問題，這當然是有益的。但作為一種科學的完整的思想體系，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導地位沒有也不可能被代替。事實上，某些西方史學（或人類學）的觀點之所以被人們所接受，正是因為它們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存有相通之處。例如國家形成的標志，許多西方學者實際也是從公共權力及地域組織的出現這兩個基本點進行考慮的。關于家庭（或家族）的各種類型，現代人類學對之的區分頗細，但兩種最基本的家族類型，即核心家族和伸展家族，實際上也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提到的現代個體家庭和家長制大家庭。而馬克思和恩格斯當年在談到母權制向現代個體家庭過渡的中間階段產生的家長制大家庭時，特別強調了其中包含的家庭奴隸制內容，這一點對我們研究商周社會結構來說，無疑是應加以重視的。
　　（二）正確處理世界歷史發展的統一性和中國歷史發展的個性之間的關系。從30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誕生之日起，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主要強調了世界歷史發展的共性，這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無疑是正確的。但他們中一些人確實有忽略中國歷史發展個性的傾向。過去進行的中國社會史論戰及古史分期討論都有這種現象。今天進行這方面的反省也是必要的，因為它與我們今天強調世界各民族多元文化的發展及強調認識中國的國情，包括認識中國歷史文化的特色顯然是不協調的。我們應該正確認識和處理好歷史發展的統一性與中國歷史發展的個性兩者間的關系。當前，在有關中國文明的起源、早期中國國家結構、政治體制及整個先秦時期的社會經濟形態等問題上，都體現出處理好這兩者間關系的重要性。我們既不否認世界歷史發展的共同規律，也反對抹煞中國歷史發展的鮮明個性。
　　（三）加強先秦史研究與社會的聯系，加強對現實生活的投入。在這方面，先秦史研究過去的經歷給我們積累了寶貴的經驗與教訓。我們認為，歷史研究對現實的干預，主要就是提供給人們認識社會深層次結構以理性的武器。當今中國社會正面臨著改革大潮，其中政治、經濟體制的改革，很多都涉及傳統中國政治經濟結構積累下來的各種問題。這些傳統，自然有許多是要上溯到先秦時期的。通過對先秦政治經濟結構的解剖，可以看到它們在以后的歷史積淀。另一方面，先秦又是我國傳統思想文化發軔的時期，對于先秦思想文化的研究，有助于深刻理解當今社會的各種思潮，理解我們民族的心理和意識，從而在現實生活中注意發揚我們民族的優良傳統和揚棄某些民族文化中的糟粕。作為以先秦史為專門研究對象的史學工作者，有責任站在時代的前列，有意識地選擇與現實關系密切的課題。也只有這樣，才能促進先秦史研究的繁榮，更好地實現史學工作者的價值。
　　（四）辨證地認識史學研究與運用考古資料之間的關系。增強與考古學、民族學、文化人類學的聯系，多途徑地搜集歷史研究的素材和多角度地開展歷史研究，這對于先秦史學界來說，應是早就形成的共識。特別是對考古資料的重視，在學者中更是蔚然成風。但現在仍有一些妨礙史學工作者對于考古資料進一步有效利用的因素。其主要問題似乎并不在于對考古資料的輕視，而在于對文獻史料的輕視或缺乏鉆研。一些人對于他們所碰到的考古資料與文獻記載看似相矛盾的地方，往往采取簡單地否定文獻記載的做法；或者為了“印證”某項考古資料，任憑主觀意志，隨意使用一些有問題的文獻，而不愿對文獻的真偽、時代進行認真考察，也不對記載有歧異的文獻進行相互比較、對勘和慎重決定取舍。這種態度看似對考古資料重視，實則是對考古工作和歷史研究都不負責任。過去，在一些從事先秦史研究的學者中存有研究古史到底應該以文獻為主還是以出土實物資料為主的爭論，現在看來，這兩種說法都有片面之處，正確的態度應該是文獻記載與考古資料的有機結合，要緊的是在“結合”二字上下功夫。這實際也牽涉先秦史學工作者的學風建設問題。
　　此外，還有加強與海外先秦史學者的學術交流，利用自然科學成果和現代科技手段等問題，不擬細述了。目前的局面無疑有利于這些活動的開展。我們現在已經擁有一大批具有較高素質的中青年史學工作者，又具有前所未有的外部研究環境，只要認真努力，勤于思考，把握方向，明確任務，是一定能夠在新的世紀開創出先秦史研究的新局面的。
　　因為材料不齊的緣故，本回顧未包括港、臺地區及海外華人的先秦史研究的成果，這方面的情況可參閱朱鳳瀚、徐勇編著的《先秦史研究概要》一書有關章節（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江的左半部右加云
　　
　　
　　
歷史研究京168～181K21先秦、秦漢史沈長云20002000沈長云，1944年生，教授。河北師范大學歷史系　050091 作者：歷史研究京168～181K21先秦、秦漢史沈長云20002000

網載 2013-09-10 20:4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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