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與前瞻  ──“孔子誕辰2545周年紀念與國際學術研討會”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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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10月5~8日,中國孔子基金會在北京召開“孔子誕辰2545周年紀念與國際學術研討會”。近千名社會賢達和北京各大、中、小學校長、模范教師出席了10月5日上午召開的孔子誕辰2545周年紀念大會。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先生、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先生、中國孔子基金會名譽會長谷牧先生在紀念大會上講話和致辭。由中國孔子基金會、中華孔孟學會(臺北)、韓國儒教學會、日本的斯文會、美國的國際中國哲學會、德國阿登納基金會等9個學術團體聯合發起的國際儒學聯合會亦于10月5日下午召開的大會上宣告成立。國際儒學聯合會名譽理事長、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先生和國際儒學聯合會會長谷牧先生在成立大會上致辭。20個國家和地區的300余位研究儒學的專家、學者出席了6~8日的學術研討會,共提交170多篇論文,并圍繞“歷史的回顧與21世紀儒學的展望”這個主題,展開熱烈的討論,提出不少富有創意的見解,反映了近年來國際學術界研究儒學的新水平、新成果。現將主要觀點分述如下:
    一、儒學的現代價值
  儒學是一種歷史悠久的傳統文化。多數與會學者傾向于肯定傳統儒學具有現代價值,并能在未來社會生活中發揮積極作用。一些學者從分析儒學的性質和形態入手,強調儒學仍然保持著一定的活力,是一種“活”的歷史文化。山東社科聯劉蔚華教授認為,中國儒學是典型地反映了自給自足的農耕經濟條件下,適合于傳統社會結構需要的,安土重遷的,尊天命、敬王權、尚宗法、崇禮義、重倫理、興教化以及維護大一統的思想文化體系。它反映了亞細亞思維方式的內在特性,比較完整地繼承了中國古代的文化傳統,成為“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黃宣民研究員認為,上古禮樂文化是儒學的搖籃,而禮樂文化是從巫祝文化發展而來,所以,在儒學中仍有明顯的巫祝文化痕跡和影響。由于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傳統,所以成為中國最古老、悠久、博大而且最富影響的學派。貴州大學田光輝教授則認為,儒學是由不同地區、不同時代、多民族文化發展而成的綜合體系,是一種多樣性和同一性辯證統一的有機整體文化。重新審視儒學這一歷史文化現象,不難發現它的真正價值及其對中國社會發展的重要意義。討論中,有的學者強調,儒學在其歷史發展中已經積淀為民族自性,上升為民族意識,成為中華民族文化認同的一個主要標志。這也是儒學長久地保持活力的根本原因。
  儒學的現實價值取決于儒學滿足現代化和現代社會發展需要的程度。江西大學陳正夫教授強調,任何一個民族或國家都有自己的傳統文化,沒有自己的傳統文化就等于失掉自性,失掉獨立性。在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影響深遠、內容豐富、體系龐大,同中華民族、中國文化、中國民俗有密切聯系的儒學,自然是中國特色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南開大學劉文英教授也認為,在建設中國式的現代化的社會主義文化思想體系的過程中,最能代表中國文化的傳統性與民族性的儒學,是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至于經濟和科技的現代化,單純依靠儒學根本不可能實現,但現代化是一個極其復雜的整體性的社會工程,發展經濟和科技也有許多相關問題,儒學強調道德價值和群體價值雖有偏頗之處,但可以抵制市場經濟帶來的某些負面影響,把人們對利益的追求納入道德規范,因而儒學不是無所作為,而是可以發揮重要的特殊作用。人民大學張立文教授提出,怎樣協調、化解現代人與自然、社會、人際和人自身的四大沖突,“和合”是合理的價值導向和最佳的文化方式的選擇,而“和合‘正是儒家文化價值的基本取向,是中華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因此,儒學可以為現代人建構新的文化樣式提供重要的思想資源。韓國儒教學會趙駿河教授指出,西方文明是以民主政體和資本主義的經濟為基礎的。其宗教與文化是基于人性本惡的“原罪”和以金錢為主的拜金主義,以致在環境和道德領域里發生非常嚴重的問題。而儒學的價值觀在解決這一問題上可以得到十分恰當的發揮。鑒于把物質作為衡量價值標準的價值觀給人類帶來了不幸,我們應該恢復以人為中心的價值觀。21世紀的人必須持有孔子所提倡的以仁為核心的價值觀,才能享受豐饒的經濟和發達的科技所帶來的既平安又安樂的生活,建立和平地共生共存的世界。人民大學張踐副教授則對儒學中一向被視為消極因素的理論作了具體分析,凸顯了儒家文化中“消極因素”的積極作用。比如,“禮”是介于“法”與“道德”之間的中性約束系統,現代儒學研究由于忽視了“禮”的積極意義,造成社會與儒學自身雙重的困境:一方面社會對于大量不道德但又又不犯法的行為無可奈何,另方面學者舍“禮”而談“仁”,使傳統美德流于空談。尋找一條儒學介入社會的合理渠道,是重新振興儒學的當務之急。又如,現代商品經濟社會雖然可以給人們提供豐富的物質消費品,但如果不注意精神文化修養,使需求層次不斷提升,并不會自然地給人們精神上的快樂。在中國的歷史文化背景下,儒家的“寡欲養心”說能夠起到提升需求層次、緩解心理壓力、減少社會矛盾的積極作用,把功利的爭奪轉化成生活的藝術。復旦大學潘富恩教授則從哲學的高度探討了儒學的現代價值,認為21世紀的哲學主題將是人的存在問題,在這點上,儒家的仁智雙新之路將對人類文明發生深刻影響。
    二、儒學與東亞經濟發展
  東亞地區經濟騰飛,為重新評價儒學的社會功能和現代價值提供了新的思路。一些與會學者探討了儒學與東亞經濟發展的關系問題。陜西師范大學趙吉惠教授認為,亞洲經濟騰飛的實際令人信服地否定了馬克斯·韋伯關于儒學是現代化阻力因素的論斷。歷史發展到今天,儒學對于人類文明的發展,對于推動社會現代化,對于調整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人際關系緊張、心理失衡、道德偏離,都能起積極作用。儒學也是亞洲地區經濟騰飛的原因之一。四川聯合大學賈順先教授論述了儒學對日本、韓國、新加坡工業化的影響,指出:儒家思想至今仍是日本企業文化的主要內容,人即資本、和能生財以及忠誠三大觀念均來源于儒學;儒學在韓國工業化過程中始終作為重要的秩序原理而存在;儒學也是新加坡華人企業家成功的文化動力因素。據浙江大學李明友副教授研究判斷,儒家文化精神將進一步滲透到現代企業管理活動之中,成為企業文化的堅實內核。積極奮進、不斷開拓的企業精神是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在企業的具體化;“效力吾族,服務社會”將是未來企業的最高目標;“愛人”、“教人”、“安人”的人道精神將進一步完善企業的人情味管理;“和為貴”的精神將成為調節企業內部關系及人際關系的原則。日本筑波大學高橋進教授分析了日本企業經營與儒學思想之間的聯系,指出:日本企業的組織原理為“集團主義”、“終身雇用”和“年功序列”。集團組織構成的倫理基礎是“禮”、“和”及“忠恕(仁)”;終身雇用制導源于“孝”、“家庭主義”和“尚古”思想;年功序列主義則導源于“力行”觀念。二次大戰后,日本人的意識雖然相當程度上歐美化了,但日本人的日常生活的根底中仍濃厚地殘存著儒學教養和意識、情調,這些也是日本企業家的基本精神,構成“現代日本的經營風土”的底蘊。
    三、儒學與倫理道德
  儒家文化是倫理道德優先的文化。與會學者認為,在現代社會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失衡的情況下,從儒家倫理道德學說中汲取健康有益的思想,對于加強道德建設具有突出的現實意義。上海大學國際商學院陳增輝教授指出,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同時帶來了新的倫理挑戰與困惑,重建新道德已成為全人類的共同期盼。外國人士提出“需要回歸具有關心特征的早期時代的價值觀”。儒家思想則是建立這種價值觀的重要思想資料。河南省社會科學院崔大華研究員認為,儒家倫理道德精神對我國現代化進程中所必需的動力和秩序兩個主要條件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的精神因素:1.儒家倫理道德精神中的社會責任感、 歷史使命感的現代轉化,凝成為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根本精神動力;2.在我國現代化進程中, 有兩個重要因素引起秩序紊亂,即體制轉換過程中社會秩序的某種失控和價值觀念混亂帶來的行為失范。而儒家道德精神在實際上是回答個人與社會、社會規范與自然本性這兩個人生價值取向中根本問題時所顯示的道德意識、道德理論,都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這兩個消極因素的發展和消解其帶來的破壞性的社會后果。
  在探討儒學的家庭倫理觀時,與會學者最關心的是儒家倫理思想對現在和21世紀家庭是否能發揮作用。當代出版社默明哲副編審認為,21世紀家庭除了繼續發揮物質生產、人口生產、家庭教育等傳統功能外,還將具有精神生產功能。而21世紀又有許多沖擊家庭建設的因素,如核心家庭、單身家庭、“聯邦”式家庭乃至同性戀家庭的出現與增多。在解決家庭建設面臨的問題時,儒學的家庭倫理思想是大可發揮作用的。江西大學何植靖教授則認為,儒學的家庭倫理思想在未來新式家庭建設中的作用具有二重性,應吸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建立起嶄新的新式家庭倫理道德。韓國學者對儒家的家庭倫理表現出更淡厚的興趣。圓光大學劉明鐘教授認為.21世紀電子、情報社會的家庭發展有兩方面的可能性:其一,流行單身主義;其二,復活大家族主義。人在出生后,需經三次社會化才能成為一個人格體。其中,第一次社會化是在家庭生活中得到的,第二次社會化是從學校獲得的,第三次社會化是在工作中完成的。家庭教育是自我形成的根本。儒學的齊家思想在未來家庭中可以發揮重要作用。忠南大學金吉洛教授堅信,21世紀東西文化的高層次交流,能夠治愈現代技術造成的社會自我分裂的病理現象,可以期待儒學的家庭倫理起核心作用。只有建立以“仁”為本的、體現儒家根本精神的未來家庭倫理,才能與21世紀信息社會職住一致的集團家庭相適應。
    四、21世紀儒學的定位
  儒學的發展前景如何?它在未來世界文化中占據何種位置?這是與會學者普遍關心的問題。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吳光研究員認為,在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和西方人文主義思潮、社會主義思潮興起而中國與東方的封建社會制度衰落滅亡的歷史進程中,傳統的儒學確實走上了衰落式微的道路。但這并不意味著儒學與儒家文化的死亡,而是轉折與新生的開始。面對西方文化的重壓與社會現代化的巨大挑戰,儒學本身也有個改革與重建的問題。儒學重建的基本任務是:摒棄那些不適應時代要求的舊式倫理觀念,對傳統理論范疇體系作出新的簡擇、詮釋與更新,而著重闡揚儒學的道德人文主義理想,并創造性地吸收非儒學傳統中那些能為儒學所包容的人文主義思想資源,走一條“舊學新用,洋學儒用”的文化重建道路。儒學在新世紀文化中的正確定位應當是:不敢為天下先,而只分一杯羹,即在多元文化結構中保持其道德人文主義的一元存在,而匯入21世紀世界文化的主潮之中。日本東京大學溝口雄三名譽教授在追溯自己關于中國有獨自的現代化途徑的多元化世界觀的看法形成之后,進一步指出:有非常多的問題需要我們從原理方面加以根本性的重新思考。至今為止,人們對于這些問題都是以歐洲原理作為唯一普遍的準則進行思考的,一直不妥當地認為,亞洲原理是一種落后的或封建的壓抑性原理。而今則正在形成一種世界性的共識:中國具有其獨自的原理世界。我們不能僅限于謹慎地將此與歐洲原理作橫向并列,而應該將其視為可與歐洲原理相抗衡的另一種普遍原理開展我們的研究。21世紀想必會是以儒教原理為首,會同伊斯蘭原理、佛教原理及道教原理等一同作為主角而登上世界舞臺。其中,儒教原理作為原理的寶庫將會對人類文化做出重大貢獻。澳大利亞李瑞智教授認為,在世界各種精神文化的傳統中,儒家傳統是最獨特的。儒家思想如個人的精神實現感緊密地聯系到對國家社會的責任感上,社會繼承上一代精神后又傳遞給新一代,一個人的一生全環繞在社會秩序與結構中。諸多方面的事實說明,21世紀儒家文化將“不戰而勝”。
                        (責任編輯干春松)
                    (《哲學動態》1995年第1期)
  
  
  
哲學動態京8-11B5中國哲學史徐遠和19951995 作者:哲學動態京8-11B5中國哲學史徐遠和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0:4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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