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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78年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以來，中國高等教育領域發生了重大而又深刻的變化，這已是不爭的事實。然而，目前國際社科界關于中國高等教育對外開放政策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宏觀的層面上，甚至當一些人討論對外開放給中國大學帶來的影響時，其注意力也主要集中于“人才外流”問題和尚未回國的人員，而沒有關注那些已經回國的人員及其在中國大學形成的實際影響。開放政策對中國大學究竟有什么影響？我們應怎樣分析和正確評價這些影響？作者曾于1992年在中國國內26所不同類型的大學進行過實地考察，收集到大量的第一手的資料，本文擬結合調查情況，對此進行一些探討。
　　　　　　一、國際交流對科研、教學和管理的影響
　　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國高等教育界在50年代期間僅對蘇聯和東歐開放。1960年中蘇關系破裂以后，特別是在1966年至1976年期間，中國社會基本對外封閉，這給中國大學的發展帶來了很大的影響。因此在改革開放后，提高教師質量、改善師資結構成了當務之急。
　　從1978年起， 中國恢復向國外派遣留學人員。 開始主要選送的是40歲左右的中年骨干教師，派往日本、美國、加拿大、德國和英國等發達國家留學。出國時間一般在兩年左右。這些人基本上都按時回國，并成為了所在學校的骨干教師和主要科研人員。1982年以后，大學得到世界銀行和其他國際組織的資助，并開始選送年輕教師到國外攻讀碩士或博士學位。這批人中的一部分在獲得學位后回國，進入重點大學任教。直到1987年，留學人員，尤其是訪問學者的回歸率總體上較高。
　　表1列出了作者1992年在中國南方26 所大學訪問時所收集到的出國與回國人員的統計數據。從中可以看出，不同類型、不同地區和不同層次學校的出國人員數量和回歸率差別很大。一些學校，尤其是在廣東省的一些學校，派出了較大數量的教師出國，而且這些學校留學人員的回歸率也很高。例如廣州外國語學院有71％的教師是留學回國人員。這些學校的文化環境受外國的影響肯定比那些教師出國率不足5％的省、 市屬高校要大得多。國家教委直屬的學校有44％的教師到國外學習或研究過至少6個月。國家其他部委直屬院校留學人員占全體教師的18.75％，其回歸學者的比例是10.43％。
　　如果我們只注視那10所重點大學，就會發現這些學校里80％的教師在國外留學過半年以上。留學人員回歸率還受到他們原工作的地區和單位的很大影響。重點大學科研條件優良，工作環境較好，吸引了大批留學人員回國。同時，省、市所屬高等院校出國留學人員較少，使得留學人員回國后在學校受到了高度重視，他們事業發展前景美好，所以留學人員也有較高的回歸率。表1顯示出地方高校留學人員回歸率達72％，這個數據是令人鼓舞的。而沿海地區高校教師出國機會多，很多人被派送出國學習，因此也有較高的回歸率。
　　出國留學人員為什么回來？一些受訪的中年訪問學者對我們說，他們從來沒有想過不回國。他們對學校心存感激，認為國家花那么多錢把他們派出來很不容易，應該迅速回國，開展新的科研項目。他們一般年齡偏大，配偶與子女在國內。幾位年輕的學者則說，他們與國內資深望重的教授有著緊密聯系，這些教授能保證他們回國后有很好的發展機會，這是促使他們回國的一項重要原因。一些學者認為：他們在國外感受到了一些種族歧視，很難進入國外的主流社會，而在國內卻能得到較高的社會地位，在國內有一個較好的發展前途。這項發現與我們在美國的一項調查報告結果相關。
　　表1　 26所學校出國與回國人員統計表（1991年）

學校　　　　　　　　學校教 出國人 出國人 回國人 回國人 出國人類別　 學校名　　　 師總人 員總人 員所占 員總人 員所占 員回歸　　　　　　　　　　　數　　 數　 比例　　 數　 比例　　 率Ⅰ　華中理工大學　　2311　　810　 25％　 370　 16％　　 46％Ⅰ　中山大學　　　　1799　　800　 25％　 536　 30％　　 67％Ⅰ　南京大學　　　　2420　 1241　 51％　 NA　　 NA　　 NAⅠ　廈門大學　　　　1890　　529　 28％　 NA　　 NA　　 NAⅠ　成都科技大學　　1680　　297　 18％　 NA　　 NA　　 NAⅠ　廣州外國語學院　 340　　300　 88％　 240　 17％　　 80％Ⅱ　武漢測繪科技大學 879　　160　 18％　 100　 11％　 63.5％Ⅱ　武漢工學院　　　 821　　 49　　6％　　31　　4％　　 63％Ⅱ　武漢鋼鐵學院　　 800　　 53　　7％　　28　3.5％　　 53％Ⅱ　華中農業大學　　 693　　189　 27％　 105　 15％　　 56％Ⅱ　湖南大學　　　　1218　　200　 16％　 120　 10％　　 60％Ⅱ　中山醫科大學　　1500　　400　 26％　 200　 13％　　 50％Ⅱ　電子科技大學　　1025　　306　 30％　 149　 15％　　 49％Ⅱ　華西醫科大學　　2266　　447　 20％　 273　 12％　　 61％Ⅲ　鄭州大學　　　　1132　　 60　　5％　　41　3.6％　　 68％Ⅲ　河南大學　　　　1420　　 75　　5％　　25　1.8％　　 33％Ⅲ　湖南農學院　　　 961　　124　 13％　　42　4.4％　　 34％Ⅲ　湖南師范大學　　 552　　 40　　7％　　18　3.3％　　 45％Ⅲ　深圳大學　　　　 400　　 NA　　NA　　 NA　　 NA　　 NAⅣ　江漢大學　　　　 500　　 47　　9％　　30　　6％　　 64％Ⅳ　長沙大學　　　　 320　　 37　 12％　　20　　6％　　 54％Ⅳ　武漢廣播電視大學 130　　 22　 17％　　17　 13％　　 77％Ⅳ　孝感師專　　　　 250　　　5　　2％　　 5　　2％　　100％Ⅳ　衡陽師專　　　　 238　　　6　　3％　　 6　　3％　　100％Ⅳ　零陵師專　　　　 178　　　2　　1％　　 1　　1％　　 50％Ⅳ　惠州師專　　　　 223　　　6　　3％　　 6　　3％　　100％

　　注：學校類型Ⅰ表示國家教委直屬重點大學；學校類型Ⅱ表示其他國家部、委直屬重點大學；
　　學校類型Ⅲ表示省屬重點大學；學校類型Ⅳ表示市屬大學。國際交流對中國大學究竟有什么影響？下面擬從4 個方面進行一些具體討論。
　　　　1.對科研的影響
　　歸國學者在建立新的研究領域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許多人在國外就開始從事科研，歸國后繼續原來在國外的研究，許多新的科研項目是由歸國學者開展的。例如：華中理工大學的一些新專業大部分是在80年代早期由歸國學者建立的。學校提供人力、物力和資金來發展這個專業，還聘請了一些外國專家做顧問。例如他們的激光研究院和煤燃燒研究室在十年之內，發展成為國家重點實驗室，不斷得到國家的資助。南京大學固體物理實驗室、廈門大學物理和化學實驗室、成都科技大學的力學實驗室以及電子科技大學的微波中心都是具有廣泛國際聯系的國家級實驗室。
　　歸國學者可動員其他在國外的學者回國創建力量雄厚的科研基地。廈門大學一名42歲的博士后剛從美國回來，就得到一個15萬元人民幣的科研啟動資金。廈門大學還為她組織了一個博士后科研流動站。她通過這個科研流動站吸引了她在美國認識的三個博士后到廈門大學工作。另有一名國內的博士后、一名聲望很高的博士生導師、三名博士、五名碩士和五名研究生也加入這個科研集體。她們一起建立了一個實力雄厚而活躍的科研群體。在1992年她們獲得了一項60萬元人民幣的科研資助。她和另一位37歲的歸國學者都被破格晉升為教授。
　　電子科技大學的數據顯示出留學歸國人員所起的重要作用。該校已有143名留學人員回國，占全校教師的15％， 他們在七五計劃期間完成了135個（占全校總數的40％）科研項目，獲得了學校所有獎勵的30 ％。35位訪問學者承担了130個科研項目，而11名學位獲得者完成了46 個科研項目。在科研資金上，35名歸國訪問學者中有17人（占48％）得到了10萬元以上的科研項目，而11名學位獲得者有6 人得到了類似的科研資助。
　　相對而言，獲得學位的學者在申請橫向科研方面，比歸國訪問學者遇到的困難要多。那35位訪問學者比學位獲得者，更愿意也能夠承担應用科學研究。我們采訪的幾位大學教授曾經在英國或美國等國家研究室工作過，在國外他們就直接參與了一些項目研究。他們回國后從大型國營企業爭取到科研資金，還通過出售專利權獲得了優厚的酬勞。相比之下，學位獲得者更喜歡從事純理論研究而非應用研究，這使得他們在橫向科研項目競爭方面處于劣勢。
　　　　2.對教學的影響
　　歸國學者大多是所在單位的骨干教師。他們對學校課程改革產生了很大影響。他們結合在國外的學習和研究，開設了新的課程或新的實驗。據統計，在46人中，有15人回國后開設了2門以上的新課程， 另有15人開設了1門新課程，只有2人還沒有開設任何新課。在電子科技大學，78名歸國學者為本科生和研究生開設了111門新課程。 使得很多先進的國際性的教學內容進入了課程。
　　歸國學者還引進了新的教學方法和教材。華中理工大學一位教授在1979年出國研究生物力學這一新領域。校長對他許諾說，他回國后可以得到足夠資金建立一個新系。校長說話算數。他回國后在學校支持下建立了一個新系。學校還讓圖書館購置生物領域的期刊，支持這個系的教學和科研。同樣，大多數歸國學者對西方國家教學方法印象很深，尤其認為國外學術研討小組的學習形式很好，寫小論文、鼓勵學生課堂討論等能激發學生學習積極性。他們回國后在教學中經常有意或無意地運用這些方法。針對開新課缺乏教材的問題，他們就編寫新教材。比如：華中農業大學在1978年有8個系和12個專業，到1991有12個系、20 個本科專業和7個研究生專業。據該校主管教學的校長介紹， 大多數新系和專業是由歸國學者創建的。
　　　　3.對管理的影響
　　歸國學者對大學管理的影響雖然不象對教學、科研那樣明顯，但卻有迅速上升的趨勢。在我們調查的8所大學的46名歸國學者中，有19 人成為系、處級領導，有7人是教研室或實驗室主任。 湖北省教委高教處處長在與作者的交談中透露：位于湖北的重點大學中有1／4的重要領導和一半以上的教研室主任是歸國學者。此外，市場經濟的運行迫使高校也須參加市場競爭，那么歸國學者在西方工作或學習過的經歷有助于他們在大學管理中發揮更大作用。這預示著在不久的將來歸國學者進入校級管理層的可能性會大大增加。
　　歸國學者担任行政領導的趨勢對高校既有利又有弊。根據我們的調查，大多數學者回國后在行政工作上花的時間比以前多。他們意識到自己的科研工作會受到影響，但工作需要，不得不勉為其難。此外，行政職位使他們有機會擴展自己的關系網。這在長遠上有助于他們獲得新的研究課題、經費和出版著作。據一位歸國學者說，在國內發表文章和出版著作很大程度上靠知名度和關系，所以盡管他很后悔在行政崗位上花了大量時間，但他也承認從事行政工作有一些好處。
　　歸國學者對學校作出的貢獻，使得中國大學的領導對開放政策更加支持。他們認為歸國學者相對而言在以下方面具有一些優勢：一是外語水平較高，能熟練地閱讀和使用外文資料，能較快地了解國外科學研究的最新動態；二是視野廣闊，對國外同行的研究狀況較為了解；三是能較熟練使用先進的科學儀器設備；四是發展國際關系能力較強；五是工作開拓性較強，心胸較開闊；六是有一定的經濟基礎，有利于他們集中精力于教學和科研，而不是常担憂怎么樣去賺錢維持生活。
　　　　4.激發了教師之間的競爭
　　留學歸國學者一方面工作成績顯著，為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另一方面他們通過出國提高了社會地位，改善了生活狀況，增進了事業發展機會。隨著出過國教師和未過出國教師間差距的增大，教師間的出國競爭越來越激烈。社會上很多人認為教師出國就是“鍍金”，他們回國后人們會對他們刮目相看。許多留學歸國學者正是通過出國改善了他們的地位。從這個角度看，對外開放已成為平均主義濃厚的教育界邁向富裕和提高地位的快速跑道。
　　大學各系之間派送教師出國的競爭也很激烈。調查發現：許多學校在選派教師出國時，存在著自然科學教師優先于社會科學教師、從事科研的教師優先于從事教學的教師的傾向。同一所學校不同系之間的教師出國機會也是非常不同。比如：武漢測繪科技大學將大部分出國指標分配給五個主要系，以致遙感系有70％以上的教師出國留過學，而基礎課部卻只有極少數人出過國。出國機會的不同使得業已存在的不平衡更加深化。
　　出國機會的不平等引起的沖突是很明顯的。大家都爭著出國，因為出國與否極大地影響晉升職稱的速度、住房標準、收入水平和消費檔次。一般來說，留學人員，尤其是獲得學位后回來的，比沒出過國的教師升遷的要快。
　　競爭的另一源頭是“洋博士”受到國家特別照顧。國家為吸引他們回來，制定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比如特批科研項目、優先提供住房、創造良好的科研條件等。這些使“土博士”和中年教師心存不滿，他們認為自己為學校服務了這么多年，在住房和科研上應該得到平等的待遇。有所重點大學為吸引更多博士回國，準備興建一棟條件優良的歸國博士樓。然而當學校將此計劃在現有教師中進行討論時，遭到強烈反對。結果，博士樓始終沒能建成。
　　　　　　二、國際援助與中國大學的結構調整
　　資金和設備是學校重要的硬件。從1978年起，中國就努力引進外國資金和設備改變高校設備陳舊的局面。在一些國際援助組織的幫助下，大量先進的科學儀器設備涌入中國，同時也為很多人帶來了出國的機會，數千名外國專家由此得以進入中國傳播技術和知識。
　　世界銀行是中國大學的最大資助者。它給中國高校的首期8 個項目的貸款就達8.05億美元。國內28所重點大學籍助貸款派出了2471名教師出國留學，其中有1565名是訪問學者，有906人攻讀學位。 省屬大學資助工程安排了8700份留學獎學資助。農業教育一期和二期工程共提供了691份留學獎學金。
　　這些貸款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國家教委對高校的撥款，對高校如何使用自己的資金也影響很大。這是因為要得到外國貸款，大學必須提供配套資金，建造高質量的新設施來容納昂貴的、且多是精密的儀器設備。因為，世界銀行的貸款是有條件的，它要求國家教委和高校設定相應的投資安排。世界銀行為大學第二期貸款為1.45億美元，中國方面投資為11.5億人民幣。所有投資中有55.8％用于主要建筑，有34％（主要是外資）用于購買急需的設備。因此，不少新建筑在大學里出現，大學還利用貸款購買的設備建立了計算機中心、測量和分析中心等新實驗室。南京大學現代分析中心主任認為，如果沒有這些進口設備，中國將在許多國際學術領域無法與國外競爭，因為沒有這些標準的測量設備的幫助，國內學者的成果就不會為國外學者承認。不僅如此，這些新設備還對吸引學者從國外歸來具有一定的作用。
　　　　1.兩所學校的對比
　　能否得到世界銀行的貸款，對中國大學在80年代的發展至關重要。這里擬將武漢地區的A、B兩所大學的情況進行一些比較。表2 列出了這兩所學校的總體數據。兩校都是中央政府部委直屬高校，教師規模和學生數量等方面都差不多。根據武漢教育界的人士說，在80年代初，這兩所學校的學術水平也相差不大。A大學因為一些原因， 沒有及時申請到世界銀行的貸款，而B大學卻從世界銀行得到了500萬美元的貸款，這些錢在當時為該校提供了占全校設備總資產的50％的主要設備，為該校發展創造了非常難得的條件。
　　自此，兩所學校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B 大學利用貸款派出了相當多的教師出國留學，光是通過世界銀行貸款留學后回歸人員的數量，就相當于A大學通過各種渠道留學回歸人員的總數。B大學有18％的教師在國外留學，在校教師中有11％是留學歸國人員；而A大學僅有6％的教師在國外留學，在校教師中只有4％是留學歸國學者。B大學現有10名歸國博士，他們對學校的科研作出了重大貢獻；而A大學僅有2名歸國博士，他們都抱怨工作太多，任務太重。為了增大科研項目申報成功的概率，都想讓兩位博士參加項目研究，以致他們2 人不斷接到來自全校各種科研項目組的邀請。
　　　　2.世界銀行貸款對高校內部結構的影響
　　各個學校有權決定分配貸款的方式，不同的分配方式導致世界銀行貸款對受助學校的影響也不同。學校因其專業方向、領導者能力和觀念不同，做出的決定亦不一樣。有的學校把設備和資金集中用于少數科研室或系，通過創收獲取了很大的經濟效益；有的學校則將設備集中用于教學實驗室，而非科研所室，那他們所獲經濟效益就要少些；綜合性大學則大多將設備在眾多的單位中進行平均分配，影響面廣，但經濟效益卻很難顯現。
　　表2　武漢地區兩所大學的對比

　學校名稱　　　　 A大學　　　　　　　　　B大學　學生數量　　　　　3850　　　　　 4210　教師數量　　　　　821　　　　　　879世界銀行貸款　　　　沒有　　　　　 500萬美元1978后出國人數　　　49　　　　　　 160（有28人用世界銀行貸款　　　　　　　　　　　　　　　　　 出國留學）歸國人員人數　　　　31　　　　　　 100（世行貸款資助留學的有　　　　　　　　　　　　　　　　　 25人歸國）歸國博士人數　　　　2　　　　　　　10國家級實驗室　　　　沒有　　　　　 1設備固定資產　　　　43萬元人民幣　 82萬元人民幣（50％來自世界　　　　　　　　　　　　　　　　　 銀行貸款）七五期間科研資金　　20萬元人民幣　 50萬元人民幣國家級專家　　　　　1　　　　　　　5

　　盡管學校分配設備的方式不只是為了賺錢，然而在中國短缺經濟時期資源如何分配仍然影響了學校與學校之間、同一學校不同部門之間的競爭實力。一些單位能夠向外單位來使用高檔設備的人收取費用，所以擁有設備實際上就是掌握了財源。80年代科研領域競爭的商業氣氛很濃。各系和各實驗室都爭著從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各部委或工廠獲取科研資助，在這種競爭局面中，設備對于獲得資助和合同很重要。從事高水平科研的系或實驗室還可能成為博士點或重點實驗室，這就會從國家教委或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得到更多的資助。因此，這些設備優良的系或實驗室比起其他單位或其他學校的相似單位，其地位顯著會高一些。有些學校將設備分給新建的實驗室，而且給這些實驗室配備最好的教師，以加強學校整體競爭實力，這種做法使教師外流系的實力大大被削弱。因此，各學校、各單位都爭著獲得世行貸款設備的管理權。
　　　　3.貸款的使用策略
　　盡管世界銀行和其他資助者對資金的使用有自己的意向。但各高校根據環境的變化和自己內部結構情況可以調整貸款的使用方法。在我們所采訪的七所學校中，世界銀行貸款和設備的使用可分為集中方式和分散方式。
　　影響學校作出集中或分散使用貸款決策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如果一所學校已有幾個實力雄厚的科研部門或潛力很大的單位，這些部門或單位可以通過使用進口設備提高競爭水平，那么這個學校會選擇把資金分配給他們。其次，如果一所學校決定開設一個新的研究項目或研究方向，而新項目或方向卻沒有那個部門或單位能承担，但學校可通過從其他系抽調教師，組建最精干的隊伍。在此情況下，學校會把設備集中分給新建的實驗室，并重點投資。再次，為改善學校教學水平而非研究能力，而是集中將資助用于教學。因為，學校把設備和資金集中用于計算機中心或分析中心，全校各單位都可以使用這些設備。
　　分散使用資源的模式往往為多學科型科技大學或綜合性大學所采用。南京大學花了550萬美元建造了一個計算機中心和現代分析中心， 用了 200萬美元派送了30名教師出國學習和聘請了一些外國專家來校講學，其他的500萬美元被平均分給了各個單位。 該校實力最雄厚的化學系和物理系雖然得到了足夠資金，建造了自己的小型實驗室，如物理系得到了20多萬美元的實驗室建設資金。這種做法帶來的結果并不盡人意。例如分析中心就出現了一些問題。首先，分析中心主要是為了幫助教師從事科研，這樣一來專職實驗助理員沒有機會搞自己的研究。而且實驗室開放的時間也不是很方便，如實驗室在周末和假期不開放，而許多勤奮的教師卻想在這些時候使用設備。其次，實驗室教師的質量也不如起初計劃的高。因為分析中心的實驗員主要是為其他教師作科研實驗，所以水平高的科研人員不愿意在中心工作。最后，只好招收專科畢業生到實驗室工作。
　　廈門大學在使用世界銀行貸款時采用了集中但非創新的模式。前任校領導決定建立一個計算機中心和一個分析中心，這兩個中心主要用于教學。但是，該校實力最強的化學系想用這筆錢建造自己的科研中心。鑒于學校沒有得到預期申請的那么多錢，所以學校担心把大部分錢投入到化學系會引起其他系的不滿。于是，學校把75％的設備給了兩個實驗中心，另外25％分給了全校各個系，這樣一來每個系都有了一些計算機。
　　但是廈門大學后來改變了起初的決定，沒有把設備集中于兩個實驗中心。因為實驗室有限的開放時間給設備的使用帶來了麻煩。當然這是事出有因：首先，化學系認為該系的聲望是說服世界銀行給學校貸款的主要原因；其次，學校定購的很多設備主要是給化學系用的；最后，化學系正從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和其他一些機構得到很多科研資助，是學校的創收單位，所以該系需要更多設備。在這種壓力下，學校改變了做法，將世界銀行貸款的25％分給了化學系，將幾個重要設備從分析中心調配到化學系的實驗室里。
　　華西醫科大學采用的也是集中但非創新的模式。該校將大部分貸款用于改善教學質量。首先，他們象其他學校一樣也建立一個計算機中心；其次，改善了學校圖書室設備，增加了圖書；再其次，花6.5 萬美元買了一套先進的聲像設備，依靠這套設備建立了一個電化教學中心；最后，為分析檢測中心購買了一批新儀器的，這個中心既用于教學也用于科研。華西醫科大學這樣做的主要原因是：衛生部強烈要求將貸款用于教學而非科研。
　　成都科技大學把對外開放看作是學校飛速發展的重要時機。盡管學校規模不大、地處西南，但他們較早地與外國建立了廣泛的交流。在英國的幫助下，他們建立了一個國際會議中心，開展了一個相當規模的外國留學生培訓項目。建立了一所國家教委直屬院校出國留學人員外語培訓中心。在我們采訪期間，他們正與美國駐成都領事館洽談幾個合作項目。
　　成都科技大學使用世界銀行貸款的策略反映了他們果斷而有效率的工作作風。他們將世界銀行貸款重點投入到3個系，因為這3個系的科研在將來獲得突破和提高學校聲譽方面最有希望。學校還希望這3 個系的實驗室成為具有較強競爭力的國家級實驗室。這不免會引起其他系的不滿，為了改善這些系的反對態度，學校建了一個面向全校的分析中心。他們的策略對全校的發展是有利的，但也減少了其他系發展的機會。例如：計算機與自動控制系在10年以前并不比其他學校相關學科專業差，但由于沒有從學校得到資助，以致缺少科研資金，更可惜地是這個系爭取成為博士點以增強實力的計劃也沒實現。
　　電子科技大學采用的是集中使用資源的模式，因為該校沒有一個系能担負起促進全校發展的任務，所以他們不得不將大部分科研資金集中起來，建立了一個實力雄厚的新實驗室。這個實驗室由學校直接管理。為加強此實驗室的實力，他們從力量最強的系調出最好的教師到新實驗室工作。新實驗室里的條件現代化，設備非常先進，科研資金較多而且基本沒有本科教學任務。此外，他們分別花了180萬美元和150萬美元建造了一個計算機中心和一個分析中心，希望通過它們增強申請科研資助的能力。他們還建立一個微波與測量檢測中心。他們這樣做的主要原因有：第一，學校的微波與測量檢測中心已成為學校獲得科研資助的一個重要力量。第二，全校所有專業都與電子有關，所以微波中心雖然有自己的科研計劃和安排，但也可以被全校教師使用。如果是一所專業很多的學校，這樣做就不行了，因為一個專業實驗室的設備畢竟只能滿足少數專業系教師的需求。
　　顯然，學校采取什么策略有賴諸多因素：學校與主管部門的關系、學校的整體經濟實力、領導者的領導水平和學校內部系以及系與管理部門之間的關系等等。而且每種策略都有利也有弊。不管怎樣，我們必須承認有些原來較為一般的高等學校，在世界銀行貸款的資助下極大地改善了學校的科研和教學條件，甚至改變了他們的內部結構。
　　　　　　三、“人才外流”和“出國熱”對中國大學的消極影響
　　對外開放政策猶如一把雙刃劍一樣，對中國大學的影響方面也是既有利又有弊。其主要問題至少有二：一是“人才外流”影響了中國吸引海外留學生回國的計劃。自1986年以來很多留學人員滯留國外未能如期歸來。二是“出國熱”興起，影響了國內的教學和科研工作。不同的因素導致了影響深遠的“人才外流”。第一，國家給予了人們出國的機會，尤其是那些自費或從國外獲得獎學金的人容易出國留學。第二，出國者年齡減小了，在國內工作時間也縮短了。第三，大部分人已能夠把配偶和孩子帶出國。第四，大多數西方國家對中國人來定居放寬了限制。因為這些，也因為經濟原因，回歸率急劇下降。
　　由于許多學者滯留未歸，未能為中國高等教育和科學發展作出直接的貢獻，因此中國大學所付出的代價是相當高的。一項對北京青年教師的調查結果說明了問題的嚴重性。 根據這個調查， 自1982 年以來，26413名青年教師中已有5559人（占總數的22.6 ％）離開了他們的學校。在這批人中，有2036人（占離校人總數的34％）在國外。調查還發現：在一些外國語學校或藝術學校里，50％的青年教師已離職。
　　“人才外流”對教師、教學和科研影響很大。中國大學非常注意師資隊伍的結構，并努力保持老、中、青教師隊伍的合理分布。由于“文化大革命”時期沒有新生力量進入學校，也因為那個年代對教育不重視，以致“文革”后大學里的教師年齡、學歷、職稱、學科結構分布都很不合理。最嚴重的是缺乏中年教師（現在35歲至45歲）。為解決這個問題，政府和學校當局決定送1977年至1979年進大學和80年代早期獲碩士學位的那批人到國外學習，攻讀博士學位。國家和學校都期望他們回國后能在教學和科研方面成為帶頭人。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說，回國的留學人員在國內都干得很好。然而，不幸的是大部分留學生沒有回國，導致大學教師年齡結構日趨老化。比如：某大學數學系建立于“文革”以后，担負著全校八十多個班的數學課，還開設了研究生課程，同時也在進行科研工作。 為給數學系建立一支高水平的師資隊伍， 學校新添了40名研究生和青年教師，并選送了其中24人出國攻讀博士學位，但至今無一人回國。為吸引他們回來，學校一直為他們保留著編制，沒有進新人。結果，沒出國的16人承担了沉重的教學任務。
　　某醫科大學建立了一個新的遺傳醫學系（全國僅兩個）。這個系的主任是一個著名學者，50年代曾在前蘇聯獲得博士學位，并于80年代赴瑞典學習過兩年。該系最近不僅得到一項70萬元的科研資金，而且學校利用世界銀行貸款為他們購買了先進的設備。起初該系教師的年齡結構比較適當，有1個正教授、2個年齡較大的講師（有望提拔為副教授），1個年輕的講師，6個助教和3個實驗員。以他們的研究實力， 他們可申請為博士點，并可得到自然科學基金的資助。系主任還希望系實驗室被授予國家級實驗室。他們本可以得到這些榮譽和資助，但因2 個年齡較大的講師、一個助教和一個實驗員都出國未歸，結果因系教師年齡層次不齊，他們沒有被批準為國家實驗室。該系主任悲嘆這樣的現實：那些想到他實驗室工作的人，往往把這里當作出國的跳板，干1至2年就出了國。
　　實際上，“出國熱”對青年教師的影響比“人才外流”要嚴重得多。留學人員呆在國外只影響一小部分人，并且通過補充教師可以解決這些問題。但“出國熱”卻深深影響著成千上萬的國內人，尤其是青年教師、在校學生和那些承担著繁重教學任務的人。盡管，只有少數系因“人才外流”而丟失大部分人才，但“出國熱”卻在每所大學或多或少地存在著。總的說來，“出國熱”對沿海地區、重點大學以及工作量較輕的系和實驗室影響最大；科研人員比專門從事教學的教師受的影響要大；碩士學位獲得者比沒有碩士學位的人更易受影響。某大學有個系的兩個實驗室之間有著極不相同的情況。一個實驗室主任非常成功地增加了科研資金，他忙于研究，這個實驗室的青年人也忙得沒有時間考慮出國問題。然而，隔壁的實驗室的教師并不忙，科研資金也少，結果該實驗室青年人把時間主要花在學英語、考TOFEL上。 那些有“出國熱”的人有以下癥狀：一是他們不想承担認科研項目，害怕這些科研耽誤他們的時間；二是他們教學馬馬虎虎；三是他們瘋狂學習英語；四是他們熱心傳播外國信息，并與國外常有書信往來。
　　“出國熱”對大學造成了很大的壓力。首先，學校如果想招收最好的學生，那它們就必須與外國大學建立聯系，為學生提供出國留學的機會，如果沒有這些機會，最好的學生就不會來。例如：南京大學一位干部說，該校外語系與上海外國語學院在同一地區競爭最好的學生。除非南京大學可為此系建立對外交流，以此保證有20％至30％的學生有機會出國，否則生源質量就會下降。高考考生對那些建立了對外聯系的系是趨之若鶩，主要因為學生對出國感興趣。由于外貿大學和外貿專業與國外有聯系且能提供賺錢的機會，以致他們在國內的招生分數高居榜首。據報道，北京對外貿易與經濟大學的高考招生分數線比中國任何一個學校的分數都高。同樣，南京大學國際商學院的招生分數線是全校最高的，而且外貿專業更是高分中的高分。
　　（此文為壓縮稿，原文近3萬字， 曾發表于在洛杉磯召開的亞洲研究協會1993年年會。）
高等教育研究武漢50～56G4高等教育崔大偉/陳昌貴19981998對外開放是中國近20年來的一項基本國策，它的實施使中國大學發生了重大而深刻的變化。作者運用1992年在中國南方26所大學訪問所獲得的數據，分析了國際學術交流對科研、教學、管理的影響；國際援助與中國大學的結構調整；“人才外流”和“出國熱”對中國大學的消極影響。本文是作者承担的國際合作項目“改革開放與中國高等教育”的一項階段性成果。對外開放/國際援助/中國大學崔大偉（David Zweig），加拿大人， 香港科技大學副教授　　陳昌貴，華中理工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副所長 作者：高等教育研究武漢50～56G4高等教育崔大偉/陳昌貴19981998對外開放是中國近20年來的一項基本國策，它的實施使中國大學發生了重大而深刻的變化。作者運用1992年在中國南方26所大學訪問所獲得的數據，分析了國際學術交流對科研、教學、管理的影響；國際援助與中國大學的結構調整；“人才外流”和“出國熱”對中國大學的消極影響。本文是作者承担的國際合作項目“改革開放與中國高等教育”的一項階段性成果。對外開放/國際援助/中國大學

網載 2013-09-10 20:5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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