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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841年，唐武宗會昌元年，六月慶陽節，剛做上皇帝不久的唐武宗李炎設齋請僧人、道士講法，只賜給道士紫衣，并下令僧人不得穿著。一個明確的信號已經發出了：新皇上并不喜歡佛法，很快，在武宗為帝的短短六年時間里，一個接一個的對僧人們發難的敕令由皇帝簽署、發布。災難一個接一個的降臨到佛教徒的頭上：會昌二年（公元842）唐武宗開始沒收寺院財產；會昌三年，唐武宗下“殺沙門令”；僅因為謠傳有藩鎮的奸細假扮僧人藏在京師，京兆府在長安城中打殺而死的裹頭僧就有三百余人。會昌四年，敕令盡拆大型寺院、佛堂，勒令僧尼還俗；會昌五年，唐武宗又對滅佛的成果進行了鞏固，勒令全國東西二都可以留寺兩所，每寺留僧30人，天下各節度使治所留寺一所，留僧從5人-30人不等。其它寺廟全部拆毀，僧尼全部還俗。此次滅佛的成果是，為唐王室收繳了良田數千萬頃，強迫還俗的僧尼26萬人，拆寺4600所，可謂“戰績輝煌”，但對僧尼們來說無異于一場少有的浩劫。

在各種對于會昌滅佛原因的分析中，矛頭紛紛指向了皇帝身邊的幾個道士。佛道沖突被視為永昌滅佛的主要原因之一。

道教在唐朝的地方達到了無比尊崇的地步，原因是李唐王朝把老子李耳視為自己的祖先，而老子又是道教三清之一。道教與皇權的結合是自然不過的事情，有唐一代，道風盛行，從皇室成員、王公大臣乃至平民百姓都和道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宗教意義上的道教始于張道陵首創“五斗米”道，這是天師道的前身，以龍虎山為基地，天師道逐漸奠定了道教正宗的地位。因其尊崇老子為道教始祖，因此，天師道最受到皇室的青睞，歷代天師都享盡尊榮。同樣受到重視的還有道教的另一個派別茅山道教又稱道教上清派，有唐一代茅山人才輩出，王遠知、潘師正、白云道士司馬承楨、李含光、吳鈞等都和受到皇家的封賞。

唐朝大部分時期是佛道并重的，兩派宗教勢力為了贏得官方的支持，明爭暗斗由來已久。到唐朝中期，雙方勢力爭執不下。道教雖然在皇帝面前多次占了上風，讓佛教勢力吃了幾個小虧，但是在民間信徒和擁有的資產來看，佛教明顯是處于優勢地位。

唐武宗篤信道教，早在藩王時代就和道士趙歸真交好。趙歸真（？～846）為唐代道士。曾在敬宗朝（825～826）充兩街道門都教授博士，出入宮掖，人呼趙煉師。向敬宗“說以神仙之術，宜訪求異人以師其道。”①武宗好道術修攝之事，對趙歸真更為寵信。據《舊唐書・武宗本紀》載：開成五年（840）九月，武宗初即位，便召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修金道場，武宗到三殿，“于九天壇親受法”。

從舊唐書的描述來看，這個趙歸真的修煉法門當屬道教天師道的流派，而且是以修煉外丹見長。外丹是早期道教中的重要內容，它由方士求丹之術而來，專講丹汞之學，張道陵就曾經在龍虎山煉丹。但是，讓人奇怪的是，顯然這位趙歸真并非龍虎山的嫡系弟子。因為他隨后就舉薦了羅浮道士鄧元起、衡山道士劉玄靖。對于鄧元起，史書描寫并不詳細，只寫了他精于長生之術，劉玄靖也語焉不詳。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們是因為宣稱能夠使皇帝長生而迎合了皇帝的需要，此時是會昌五年的春天。這三名道士受到了皇帝的高度重視，為他們封官，目的就是要讓他們能夠煉出真正的仙丹。讓人疑惑的是，這三名顯然直接來自民間的道士，在道教系統中地位并不高。作為全國道教的領袖，龍虎山和茅山對于這樣的事情反應如何？并不能查到相關的記錄。可是，當時道教的整體運做模式已經在向佛教靠拢，建設專門的道觀，專業的道士群體，并且有屬于道觀的田地等資產。他們主要的獲得社會支持的來源是舉辦道教的儀式，唐玄宗就對于這種道教的宗教儀式有著狂熱的興趣。這三名受皇帝重用的道士并非屬于這個系統之內。

但是，正是這三名非主流的道士引發了一場針對佛教的行動，這其間的微妙實在讓人很難理清。我們甚至無法根據當時的史料推測，天師道和上清派對于這樣的一場滅佛行動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持著一種什么樣的態度。不過，可以看到的是趙歸真的好事并沒有持續太久，會昌六年，皇帝服用了他煉制的丹藥身亡，趙歸真等人也被處死，一場轟轟烈烈的滅佛運動到此結束。獲得利益的顯然是道教各派和世俗的皇家勢力，也留下了非常多讓人無法推測結果的問號。

網載 2013-09-10 20:5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