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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道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鄧拓與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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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年僅24歲的鄧拓就完成了第一部《中國救荒史》（署名“鄧云特”），被列入商務印書館著名的“中國文化史叢書”之中。他曾二度入獄，在國民黨的黑牢里磨礪人生。他在26歲那年就當上《晉察冀日報》總編輯，轉戰抗日根據地，開始“毛錐十載寫縱橫” 的書生辦報生涯。他37歲成為《人民日報》總編輯，“筆走龍蛇二十年”，成為中共黨報史上最出色、最富有個人魅力的人物之一。
他才華橫溢，對自己的信仰堅定不移，不是那種熱衷功名利祿之徒，由于《三家村》雜文受到鋪天蓋地的大批判，和他不幸的結局，他的影響也遠遠超出了新聞界。
他一生最為人稱道的是他1960年代初針砭時弊的那些雜文，雖然沒有直截了當地對當時的政策提出批評，更沒有質疑一個烏托邦之夢的合理性，但他身上的平民情懷、書生意氣還是使他口無遮攔，說出了許多真話。“莫道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這位忠心耿耿的黨內秀才注定了為自己的議論付出生命的代價。
從1942年提出“毛澤東主義”、1944年主編第一部《毛澤東選集》到1966年自殺前夕留下的遺書中，鄧拓依然袒露自己的這一顆心“永遠是向著敬愛的黨，向著敬愛的毛主席”。他一生追隨毛澤東，至死不改。但這不表明他對毛的認識始終如一，沒有變化，從50年代私下說“伴君如伴虎”、批評毛“翻手為云”到60年代寫下《專治“健忘癥”》等一系列雜文，實際上他從1950年代中期以后就逐漸看透了毛澤東。遺憾的是，他最終沒有超越時代給予他的局限，沒有超越忠君情結，他的心靈沒有能在黨文化的桎梏下解放出來，只落得自殺的下場。
一
1942年7月1日，鄧拓在《晉察冀日報》發表親自執筆的社論《紀念“七一”，全黨學習和掌握毛澤東主義》，他稱贊毛澤東是“杰出的偉大政治家和戰略家、偉大理論家”，“毛澤東主義”的思想方法、政治科學理論、軍事科學理論等作了全面的概括。“毛澤東主義”就是“毛澤東思想“的最早說法，這無疑是中共歷史上最早系統闡述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文獻之一。作為一個虔誠的共產黨人，鄧拓此時對毛澤東、對毛澤東主義的信仰、膜拜、贊美都是由衷的，發自內心的，不打一點折扣的。
王若水說，“鄧拓曾在延安時代提出過‘毛澤東主義’的概念，那時也有別人這樣說，但被毛否定了。” 但“毛澤東主義”無疑為不久后出籠的“毛澤東思想”作了理論上的預熱。
1944年5月，鄧拓在騾背上辦報的極為艱苦的抗戰環境下，主持編輯出版了第一部五卷本的《毛澤東選集》，在《編者的話》中，他以我們熟悉的這種“革命語言”、充滿深情的說：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工人階級，中國革命的人民，在長期曲折復雜的斗爭中，終于找到了天才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我們的毛澤東同志，是近三十年在各種艱苦復雜的革命斗爭中久經考驗的、完全精通馬列主義戰略戰術的、對于中國工人階級與中國人民解放事業抱無限忠心的、堅強偉大的革命家；他真正掌握了科學的馬列主義的原理原則，使之與中國革命實踐結合，使馬列主義中國化。過去革命斗爭的經驗教訓了我們：要保證中國革命的勝利全黨同志必須徹底的團結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之下。”（《鄧拓文集》第二卷220 頁，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
這套最早的毛選是晉察冀日報社出版的。這個時期，他是毛澤東思想的忠實信徒，是中共得心應手的工具，他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敬仰是由衷的、發自肺腑的。他主編的《晉察冀日報》，為普及毛澤東思想、強化邊區的意識形態控制篳路藍縷，立下了汗馬功勞，以一介書生而受到毛澤東的賞識不是偶然的。
1949年以后，鄧拓主持極為重要的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8年半，和毛澤東有過一段蜜月時期，特別是1956年春天中共“八大”前夕。據王若水回憶：
“這一時期，鄧拓很受信任。他曾被提名為八大的中央委員，因為以《人民日報》重要地位，總編輯是應該有這個位置的。但是他表示謙讓，說這個位置應當留給別人。有一個時期，還傳說鄧拓要去給毛主席當秘書，也被他謝絕了。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當時鄧拓私下說了一句：‘伴君如伴虎。’
但中共中央還是決定讓鄧拓列席政治局會議，以便多了解中央精神，及時在報紙上宣傳貫徹。”（《新發現的毛澤東》下冊，明報出版社2002年版，522頁）
二
可惜好景不長，當1957年初，當后來被譽為“陽謀”的鳴放運動起來后，鄧拓主持的《人民日報》阻止報社一些人卷入鳴放的浪潮，還發表了不贊同鳴放的文章。毛澤東很惱火，1957年4月10日，在中南海召見了《人民日報》的編委，“鄧拓匯報。毛多次插話批評，口氣很重。”“過去我說你是書生辦報，不對，應當說是死人辦報。”527毛當面批評《人民日報》的幾個副總編輯為什么不起來造鄧拓的反。甚至有意讓當時只有30歲的王若水當總編輯。毛甚至劈頭蓋臉痛罵鄧拓，“我看你像漢元帝，優柔寡斷。你要是當了皇帝，非亡國不可！”
鄧拓提出辭職，表示早有此意，完全誠心誠意。毛打斷他：“我就不相信你那么誠心誠意！你只知道汽車進、汽車出，養尊處優。” （《新發現的毛澤東》下冊，529頁）
鄧拓離開《人民日報》后，有一次王若水和一個同事去看他，“談到1957年被批評的事，他仍然耿耿于懷，激動地說：‘將來歷史一定會做結論的！’” （《新發現的毛澤東》下冊，541頁）
鄧拓個人因此而扼了罵，并從此逐漸失去毛的信任，乃至只能離開《人民日報》。他自己并不感到后悔，“反右”之后，“鄧拓曾私下說，幸虧《人民日報》當時‘按兵不動’，不然，還不知道報社有多少人犯錯誤、被打成右派呢。”（《新發現的毛澤東》下冊，540頁）
即使在這次中南海挨罵之后，1957年5月，鄧拓還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雜文《廢棄“庸人政治”》，開篇即說：
“看到最近發生的一些事情，我突然領悟了一個道理，這就是唐朝的陸象先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的確，我們有的同志，不知道為什么，天天忙忙碌碌，做出一些大可不必做的事情。他們不管對什么都不肯放手，都要抓，而且抓得死死地。”
他指出，“凡是憑著主觀愿望，追求表面好看，貪大喜功，缺乏實際效果的政治活動，在實質上都可以說是‘庸人政治’。”
接著，他引用陸游的詩句“庸醫司性命，俗子議文章。”將“庸人政治”與誤人的庸醫、相提并論，批評“那些天天怕出亂子，天天喊叫‘放不得’的人”是“庸人自擾”、“瞎操心”。（《鄧拓全集》第三卷，568、568—569、570頁）
曾彥修感慨“鄧拓竟把無條件的‘天王圣明’政治，叫作‘庸人政治’”，“在他看來，一切主觀主義，不可一世的夸大奇才，其實不過是真正的庸人而已。”（《鄧拓文集》第三卷，486頁）矛頭所指應該是很清晰的，毛澤東看到這樣的文章會高興嗎？難怪此文一發表，鄧拓就被迫向胡喬木作了檢討。他在遺書中還專門提及此事。
對毛澤東，他內心深處并不是沒有自己的看法。“鄧拓也是最早看透毛的少數黨內干部之一。他有一次邀請胡績偉去潭柘寺散心時說毛這個人‘翻手為云，覆手為雨，自己講過的話，可以翻臉不認賬’。”（《新發現的毛澤東》下冊，540—541頁）
1957年底，毛澤東將吳冷西從新華社調到《人民日報》任總編輯，鄧拓改任社長，實際上是靠邊站，不讓他管事了。不久（1958年8月），他就告別工作多年的《人民日報》，去了北京市委。1959年2月，在報社為他舉辦的歡送會上，他當場吟誦了《留別人民日報諸同志》一詩：
筆走龍蛇二十年，分明非夢亦非煙。
文章滿紙書生累，風雨同舟戰友賢。
屈指當知功與過，關心最是后爭先。
平生贏得豪情在，舉國高潮望接天。
這首詩到了“文革”初被上綱上線，進行批判。鄧拓為此在遺書中還要孜孜進行辯解。王若水晚年回憶，“文革”之初，陳伯達進駐《人民日報》后曾找他談話，給予“鼓勵”，也有是意要他揭發鄧拓——
“我的內心展開了激烈的思想斗爭。長時間內，我隱隱感到鄧拓那首《留別人民日報諸同志》的詩流露了一種不滿的情緒。批判‘三家村’時，報社有些大字報提到了這首詩對報社人員的影響，但沒有提到這一點，大概他們沒有看出來。鄧拓對我很好，我不忍揭露他。但是我又覺得，這是對毛主席的不忠誠，是辜負了毛主席對我的關懷，為此又譴責自己沒有把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終于，我寫了一個材料交了上去。不久，《紅旗》雜志的林杰在一篇文章里引了這首詩。我聽說毛看到后很震驚。1957年他批評《人民日報》編委會不起來造鄧拓的反，想不到報社的人居然還和鄧拓‘風雨同舟’！
今天談到這件事，我的內心是很負疚的。當時我也負疚，但負疚的不是揭發這個行動；恰恰相反，我悔恨自己的動搖和對毛的不忠，因為循于私情而遲遲不揭發。盡管這樣，我還是沒有揭發鄧拓說的那句‘將來歷史一定會做結論的’ ！”（《新發現的毛澤東》下冊，561—562頁）
三
從1961年3月9日到1962年9月2日，鄧拓在短短一年半中就在《北京晚報》的《燕山夜話》專欄，發表了152篇雜文。從1961年到1964年，他還在自己主編的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刊物《前線》開辟“三家村札記”專欄，與吳晗、廖沫沙合作以“吳南星”的筆名發表雜文隨筆，其中他寫了大約18篇。這些雜文都是在“大躍進”之后、餓死幾千萬人的大背景下發表的，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對當時的社會弊病進行了辛辣的嘲諷，雖是借古諷今，卻遮掩不住批判的鋒芒。
《“偉大的空話”》批評將“偉大的空話”普遍化，到處搬弄，并信手引用了鄰居孩子一首通篇空話的《野草頌》：
“老天是我們的父親，
太陽是我們的保姆，
東風是我們的恩人，
西風是我們的敵人。……”
他很担憂孩子成天寫這類東西，將來會變成什么樣子。（《鄧拓文集》第三卷，498頁）
《專治“健忘癥”》指出，得了“健忘癥”的人“常常表現出自食其言和言而無信，甚至于使人懷疑他是否裝瘋賣傻，不堪信任。”并從古代醫書上抄錄了兩個特效藥方。（《鄧拓文集》第三卷，511頁）
……
“……我的《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的出現，確實同當時的社會思潮和社會背景有關系的。大家都熟悉的“單干風”、“翻案風”，我就不說了。
……例如，大家強烈譴責，認為是最惡毒攻擊黨的《偉大的空話》。我完全沒有把那個孩子的詩和毛主席關于東風壓倒西風的英明論斷聯系起來。主席對于世界形勢的這一精辟論斷，我在各種講話和文章中有二十多次加以闡述，有歷次稿件可查。事實上，那個孩子的詩，并不是以闡明東風壓倒西風為主題的，我當時正聽到一個政治工作會議的傳達，腦子里只考慮到政治宣傳方面如何克服標語口號式的作品，要求更具體更生動，聯系活思想、活材料，做到有血有肉。但是，因為是雜文，句子總想俏皮些，帶點刺兒，這是出亂子的劣根之所在。
又如《專治“健忘癥”》。我是根據兩封讀者來信（是從晚報編輯部轉來的，應該查得到）寫的。其中癥狀的敘述便是概括來信人說明的情況，有一個說他常常受到別人的責備，非常痛苦。為什么要提到巫醫呢？我認為像卜卦、算命一樣，讓讀者知道有這種騙人的把戲，就不會上當。……
再如，《說大話的故事》、《一個雞蛋的家當》和《兩則外國寓言》，意思很明顯，不應該引起誤解。《說大話的故事》是聽見當時又有的地方弄虛作假、謊報情況而寫的。《一個雞蛋的家當》是針對當時有些社隊又出現搞投機買賣和進行剝削的行為而寫的，文字表達的意思比后一篇更為明顯。《兩則外國寓言》寫在蘇修二十二大之后，所講的競技人的吹牛和山雀的夸口，顯然是把“古巴事件”以來赫魯曉夫之流的嘴臉，比做“在西方貴族老爺及其子孫們的交際場合中司空見慣”的一樣。……
文章的含意究竟如何，我希望組織上指定若干人再作一番考核。《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中，我寫的文章合計一百七十一篇，有問題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質的問題？我相信這是客觀存在，一定會搞清楚的。（《鄧拓文集》第五冊，428—429頁）
實際上，包括《“偉大的空話”》、《專治“健忘癥”》在內的許多雜文中，鄧拓以隱晦曲折的形式對浮夸風、烏托邦空想主義等進行諷刺，乃至是不無尖銳的批評。但這并表明他已經最終擺脫毛澤東思想的束縛，徹底告別對毛澤東的膜拜、仰視、愚忠心態。在寫下這些雜文之前不久，他在《政治學習》1960年第一期發表過《學習和運用毛澤東思想是我們勝利的保證》，在《前線》1960年第二十期發表過根據一次講話整理的《在農業生產第一線上貫徹實現毛澤東思想》等文章。自始至終，他都籠罩在毛澤東的巨大陰影之下，他的不滿、他內心的真實看法，除了私下偷偷表露一點，再多也只能通過含沙射影、含蓄隱蔽的方式，在舊體詩和雜文中有所傳達。而這一切無疑都是大逆不道的。“文章滿紙書生累”，他的命運也因此只能以悲劇收場。
三
1966年5月17日深夜，面對鋪天蓋地的大批判，面對“叛徒”的罪名，54歲的鄧拓在寫完遺書以后，在他生命的盛年永遠放下了那支寫過《三家村札記》和《燕山夜話》的筆。他在留給彭真、劉仁及北京市委的遺書中他寫道：
“……許多工農兵作者都說：“聽了廣播，看了報上刊登鄧拓一夥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話，氣憤極了。”我完全懂得他們的心情。我對于所有批評我的人絕無半點怨言，只要對黨對革命事業有利，我個人無論經受任何痛苦和犧牲，我都心甘情愿。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永遠是這樣。”（《鄧拓文集》第五卷，427—428頁）
在遺書的最后他說：
“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本應該在這一場大革命中經受得起嚴峻的考驗。遺憾的是我近來舊病都發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給黨和人民增加負担。但是，我的這一顆心，永遠是向著敬愛的黨，向著敬愛的毛主席。”
（《鄧拓文集》第五卷，432—433卷）
這是否是鄧拓的真心話已經并不重要，他曾謝絕出任毛澤東的秘書，私下還說過“伴君如伴虎”的話；在遭到毛澤東當面責罵之后，他也沒有心服，留下了“將來歷史一定會做結論的”這樣的話；他在胡績偉面前指責毛澤東“翻手為云，覆手為雨”。這一切都表明他對毛澤東有著清醒的認識，而不是一直糊涂。如果缺乏這樣的認識，他就不可能寫出那些有光彩的雜文，從《廢棄“庸人政治”》到《專治“健忘癥”》，哪怕他以如此曲折隱晦的方式批評毛澤東，也是冒著相當風險的，這一點以他在中共黨內的歷練，他不可能不知道，但他還是這樣說了。從一點看，鄧拓是有一定勇氣的，只是不幸誤入“革命的歧途”，加入了這個不能批評、容不得任何不同意見的政治集團，他命運的悲劇才不可逆轉。
作為一個虔誠的共產黨人，他的信仰、經歷都使他很難最終掙脫精神枷鎖，他在遺書中還是要違心地高呼“我們敬愛領袖毛主席萬歲！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之類的口號。并在寫給妻子丁一嵐的遺書中，懇切地盼望受他牽連、已離他而去的家人“永遠做黨的好兒女，做毛主席的好學生，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堅持革命到底，為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奮斗到底”。
十三年后（1979年），“文革”的神話已破滅，毛澤東從神壇上開始走下來，當丁一嵐讀到他的遺書，不知又有什么感想？
傅國涌 2010-10-22 04:3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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